在这次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中，美国和欧洲至今仍陷于危机而无法自拔，美国消耗巨额资金进行救市，虽然稳定了不断下滑的经济，但却陷于高失业率中。而欧洲的债务危机，至今仍有越演越烈之势。反观中国，却率先摆脱危机，走出危机，进入新的一轮发展之中。中国在和美、欧为首西方世界实力此消彼长间，在毫无准备中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一些人开始有点洋洋自得和自我膨胀。在对外关系中，逐步改变过去一向隐忍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在世界的舞台上，开始以充满自信和强硬之态捍卫自己所谓核心利益，不断四面出击。并且在对美外交上，也一改过去委曲求全之态，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进行对抗。随着中国的不断自信和强硬，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感觉到，奥巴马上台时的主动向中国示好，并没得到应有回报，相反中国在多个和美国相关重要议题上要么默不作声，要么暗中对抗。2010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开始进行调整，改变过去所谓接触政策，开始用敲打中国方式和中国对话。借中国和邻国存在领土争端，公开围堵和遏制中国。天安号和延坪岛事件发生，不但打破东北亚已有的和平局面，并且目前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中国突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加，中国战略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随着美国所谓重返亚洲，中国在亚洲陷于极度孤立之中，并且面临战争的威胁。2009、2010年的中国外交从巅峰滑落到谷底，呈现冰火两重天的较大反差。相反一向让中国看不起的印度，却成了国际政治中宠儿，被大国争相讨好。当中国带重礼主动上门示好时，印度却不冷不热。虽然不少人将中国今日外交困局归结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和公开遏制政策，但我们自己是否也有需要反思和检讨的地方？中国外交部有关人士不无委屈感慨，当世界抱怨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过于自信和强硬时，国内民意却觉得中国外交不够强硬。要认清和解开今天中国外交困局之迷，就有必要全面回顾从2008年至今，中国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往来和纠纷，从中探询中国外交困局症结所在。
一、 中法、中德关系
之所以将法德列在一起探讨，就因为从2008年至今，中国和法国、德国关系变化都非常相似。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因为小布什政府强悍的单边外交、军事政策，将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推到一起，中国和法国、德国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随着比较理解中国、力主和中国友好的希拉克和施罗德下台，新一代法德领导人默克尔和萨科奇上台后，中法、中德仍延续过去的友好关系。可随着2008年默克尔和萨科奇先后会见达赖，中德、中法关系从巅峰跌到谷底，经历前所未有困难。虽然现在中德、中法关系已经恢复，但双方之间形成裂痕是很难马上愈合的。回顾中德、中法关系这三年间的起伏、跌宕，会见达赖问题已经成了中法、中德关系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很大障碍，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建立成熟稳健的对欧关系，也无法真正稳定的中法、中德关系。虽然西藏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绝不容许他人干涉，但把会见达赖等同于支持西藏独立和干涉中国内政，以牺牲中国和欧洲大国重要关系，来孤立和打击达赖，对中国是否代价太大？达赖有着极为复杂的多面性，对于信教藏人，达赖有着神的一面。对流亡藏人和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和最高统治者。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达赖是不折不扣政治人物和分裂分子。而对于西方世界的人民和政府，达赖又是带着诺贝尔和平奖光环热爱和平的宗教人士。达赖这种多面性，很有迷惑性，中国对达赖强硬政策，很难让本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理解。在会见达赖问题上，中国对美对欧不同处理方式，也很难让法、德等大国理解和信服。在中美关系稳定的时候，中国尚且能够承受中欧关系冷淡和恶化代价。在中美关系不稳时，中国可能就无法同时承受对美、对欧关系恶化。中国对待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的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全面检讨和调整的时候。既然达赖是以和平、仁爱的宗教人士名义出访各国，只要达赖和外国领导人见面不涉及西藏问题，或者即便涉及到西藏问题，只要相关国家不公开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独立，中国政府不妨谈化达赖出访。在美国公开围堵、遏制、孤立中国的背景下，再不计成本反对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无疑将更加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中。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高调反对达赖，也炒热了达赖和西藏问题，抬高世界对达赖和西藏问题的注意力，增加达赖影响力。中国应该加强和达赖和流亡藏人沟通，减少他们对中国政府敌意，多采取些怀柔手段，下大力气多做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工作，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部分极端分裂分子。这不但有助于减少达赖出访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减少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对国内藏族同胞和信教藏人影响。一味强硬政策，只会加深流亡藏人对中国的敌意。
二、 中英、中澳关系
过去两年，中英、中澳关系的起伏也非常相似，都因为两国间一起普通司法案件造成两国关系的逆转，虽然现在中英、中澳关系已经改善，但双方因争端产生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现在回过头看过去一年纠纷产生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在处理相关问题上，态度过于生硬，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演变成中英、中澳的政治事件。如果处理好，完全可以在维护中国司法主权同时，又不损坏中英、中澳关系。在中澳之间的胡士泰案件中，如果中国在事件之初，能及时公布案情，严格保证胡士泰的辩护权，而不是草率让国安局介入调查，将一起普通商业贿赂案件演变成间谍案件。胡士泰案件也只会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不会演变成损坏中澳关系的政治事件。从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文档，作为第一位能流利说中国话的外国领导人，陆克文从刚上台时，希望充当中西方沟通的桥梁，到竟然煽动美国对中国强硬，期间变化显然受到中国处理胡士泰案件方式的深刻影响。
在中英之间阿克毛案件中，英国首相布朗希望通过该案获取自己的竞选资本而高调介入。英国人虽然不敢否认阿克毛贩毒的事实，却一再强调其存在精神病。在中法、中德关系相继恶化之后，中国就应该慎重处理对英关系。在阿克毛案件中，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大部分英国乃至欧洲民众反对死刑现实，慎重对待英国的要求。英国要求在阿克毛死刑复核期间，在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我认为这种要求本不为过，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也应该同意英国的要求。如果鉴定确有精神问题，给予阿克毛进行改判，不但无损中国司法主权，反而有助改善西方人对中国司法的成见。如果鉴定阿克毛确无精神疾病，特别是我们能够让英方派出精神疾病专家参与鉴定，也堵了英国人的嘴。
回顾中英、中澳关系波折，我们国内一些部门，显然将国内一套搬到国际上，造成了一些本不应该出现外交矛盾。在小布什深陷伊拉克战争无暇他顾之时，稳定和友好的中美关系，减缓中英、中法、中德、中澳关系变坏对中国的冲击。但中国同时和多个西方国家产生外交纠纷，也为今天中美关系变坏埋下伏笔。如果中国过去没有同时和西方几个主要大国产生纷争，仍然保持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就能极大牵制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减缓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为遏制和敲打的过程。
三、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是中国仅次于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一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有助于东亚和平稳定。东亚未来在于中日之间是否能和平友好，如果中日能和平友好，东亚就能步欧洲一体化后尘，建立东亚共同体，未来东亚共同体就可能形成中日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但是，中日能否真正互信和和平友好，仅凭两国政治家的良好愿望是无法建立的，它受到中日两个民族的历史恩仇、领土争端和美国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是中国除中美关系之外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日能否和平共处，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能决定的，也不是中国政府一味希望友好能实现的，它不但受到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对华政策和对华友好意愿的左右，也受到中国民众民意左右，有时中国政府单方面善意反而事与愿违。
我认为，中日关系中最大障碍就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日本一直认为是二战是败于美国和前苏联，并不是败于中国。对中国的道歉和反省也是三心两意，口是心非。由于中国在取得抗战胜利后，很快陷于内战，内战之后又是和美国发生朝鲜战争。这使得日本的战争罪行和军国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和摧毁，反而日本借朝鲜战争，很快从战败困境中走了出来，成为朝鲜战争和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虽然建立和平宪法，但这种和平宪法是在美国人强迫下建立的，并非日本对侵略战争彻底反思的结果。日本借被原子弹轰炸一事，将自己从侵略者打扮为受害者，从而淡化或者故意逃避自己战争罪行。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曾经世界强国的中国，整个近现代史就是被日本欺辱的历史，中华民族几乎被日本亡国灭种。在中国付出惨痛代价取得抗战胜利后，因中国自己内战和之后冷战，让日本逃脱惩罚，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仇恨深植在大部分中国人内心深处。冷战时期，中国主动免除对日战争赔偿，虽然感动一些日本人，但却深深伤害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历史问题不但是日本的心理包袱，也是中国人自己心理包袱。钓鱼岛问题不但涉及中日两国领土、领海争端，更牵扯到中日两国的历史恩仇。在中国历史情怀作用下，这一领土、领海纠纷被成倍放大，成了中日之间一道迈不过的坎。
过去三十年，在邓小平搁置争议的原则下，中国为了自己发展和改革开放，有意淡化了钓鱼岛问题，而日本却趁机将钓鱼岛置于自己严密控制之下，并企图以此为基点将大片海域窃为己有。为了控制钓鱼岛，日本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将美国拉进其中，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美国对钓鱼岛政策从模糊到明确，公开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不过让日本事与愿违的是，日本的苦心积虑，不但没有强化其对钓鱼岛的控制，反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仇恨。钓鱼岛问题处理不好，完全会将中日两国带进全面对抗的局面中。这次中国政府的强硬反映，就清楚反映这一点，这也是在民意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
中日之间要和平友好，共创亚洲新时代，就必须迈过钓鱼岛这个坎，找出解决问题方法，或者尽量达成避免钓鱼岛问题引爆中日两国全面冲突的原则。这次中国应该利用菅直人和前原诚司政权否认存在钓鱼岛争端和拉拢美国强占钓鱼岛的难得机会，以全面对抗的决心和勇气，不断突破日本对钓鱼岛的绝对控制，逼迫日本承认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迫使日本承认中国的原则，回到中日友好轨道上来。这不但有助消除中日两国发展互信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的最大障碍，也能剪除美国围堵中国最大帮手。如果日本拒绝中国善意，中国虽然惹不起美国，但却有痛击日本的实力。中国可以没有日本，但日本却难以承受和中国全面对抗的代价。并且制服日本，也有助于中华民族走出历史悲情。日本民族向来就是只服强权的民族，忍让和善意换不来中日之间的长久友好。中国应该用坚强决心和勇气迫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抉择，究竟是接受中国原则，搁置钓鱼岛问题，扫清中日关系最大障碍，共创东亚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时代；还是继续绑在美国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车上，充当美国围堵中国的马前卒和炮灰。中国一定要打消日本如意算盘，一方面经济上从中国获利，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便车；另一方又在安全上紧密依靠美国，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
四、中俄关系
对俄罗斯关系，应该是中国对外关系中，仅次于对美、对日关系之外的最重要双边关系。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全面转向对华遏制政策；对日关系也因钓鱼岛事件，由好变坏，对俄罗斯的关系对中国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中美、中日关系基本正常时，中国对俄罗斯态度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特别是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时，中国对俄罗斯要求道义支持的呼声，一直保持沉默。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俄罗斯面对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挤压，以及公开干涉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俄罗斯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孤立地位。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邻国，面对俄罗斯的困境一直扮演一个冷漠的旁观者。随着俄罗斯经济恢复，基本结束车臣战争，和美国公开对抗和较量信心和实力越来越足。虽然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力量和美国差距越来越大，但俄罗斯基本保持冷战时期的核打击力量，和美国仍然保持着恐怖核平衡。美国虽然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却无和俄罗斯公开进行军事冲突的胆量，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充分暴露美国这一底线。在奥巴马上台后，迅速调整对俄政策，俄罗斯也顺势而为，改善和美国关系。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国成了美国孤立和遏制对象，不得不品尝俄罗斯曾经喝过的苦酒，而俄罗斯现在却成了旁观者。
美国在中、俄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为中、俄发展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基础。在中美俄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和俄罗斯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美国的遏制和围堵。所以中国应该放弃对美国幻想，和俄罗斯真正结盟，道义上公开支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反对美国和北约的东进政策和冷战思维。和俄罗斯联手，将美国势力从中亚驱逐出去，逐步协力将美军从阿富汗挤出去。中俄应该以更积极态度，携手介入伊核和朝核问题。核扩散不但不符合美、欧利益，也不符合中、俄的利益。但目前伊核和朝核问题无法解决的关键是，美国在压迫伊朗和朝鲜去核的同时，却不愿意给予伊朗和朝鲜基本安全保障，相反在伊朗和朝鲜周边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中俄两国应该协调立场，公开批评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公开要求以色列公开其核计划，接受核查，抢占核问题的道义高点。公开指出伊核和朝核问题无法解决关键在于美国不愿给予两国基本的安全保障。中俄两国应该以向伊朗和朝鲜提供常规武器和安全保障为由，换取两国放弃核武器。这不但能防止美国借核问题搞垮伊朗和朝鲜，进而直逼中俄边界，也从根本上符合美欧的利益。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只要中俄两个世界大国真正结盟，美国除了平等对待中俄两国，尊重两国利益，将别无选择。
五、 中印关系
在中国眼里，印度就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对手，虽然印度至今占着中国的藏南，收留着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尽管印度国内一直炒作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和追赶目标，至今无法忘记1962年的惨败，但中国却一直对此不屑一顾。在印度核试验之后，中国加紧对印度的围堵和遏制，不但极力扶持印度宿敌巴基斯坦，利用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和邻国的恐惧，逐步把势力伸进印度周边邻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再加上中国传统盟友缅甸，中国对印度形成了“珍珠项链”的包围圈。中印之间关系充分反映了在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仍然是国际政治的基础构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但有了长足发展，国家整体实力和军事力量都有了较大提高。印度在9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改革，逐步成为步中国之后，第二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并开始具有超过中国的可能。由于面临中国的围堵，印度利用和俄罗斯的传统友谊，不断快速发展军事力量，开始具有威胁中国安全的能力。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印度最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印度开始成为美欧的宠儿。在今年中国对美、对日关系变坏的时候，印度趁机在藏南问题上不断宣示主权，并大肆增兵，中国在四面楚歌中，感受到印度的威胁。为了改变四面受敌情况，中国不得不步美、英、法之后，携重礼登门向印度示好。
一时间，印度从中国围堵和遏制对象，变成美国围堵、遏制中国C型包围圈重要一环，和强大力量。中国和印度这种围堵和被围堵角色的不断变化，十分值得中国反思。中国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在美国围堵和遏制下，感到重重压力，不得不在所谓核心利益上，委曲求全和不断退让，所以中国更应该理解印度的感受。另一方面，在美国强大压力下，中国也无资本再去插足南亚事务，围堵和遏制印度。毕竟中印之间隔着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印度军事力量再强，也很难对中国形成有效威胁，中国大可谈化对印度发展军事的关注。既然中印之间领土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中国应该和印度达成“搁置争议、发展合作”的原则，除了保持和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外，尊重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从南亚地区全面撤退。我相信，只要中国有足够诚意，并赋予实际行动，印度会感受到中国善意。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之间的合作益处远大于对抗和领土之争。并且中国主动撤回对印围堵和遏制，尊重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也会消减印度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冲动，毕竟印度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在发展经济道路上，还有很长路要走。
六、 中国和东南亚及中越关系
越南是中国继日本之外，最难以原谅的国家，也是中国周边存在争议国家中，实力最弱的国家。虽然中国政府极力想谈化中越之间历史恩仇，但越南不但有对中国有恩将仇报的历史，还现实占着中国在南沙的大量岛屿。只要南沙问题不解决，中越之间就无法建立真正友好关系，中越之间最终将难免一战。并且南沙问题是中国继台湾问题后，最重要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甚至还可能超过台湾问题。因为海峡两岸毕竟血浓于水，作为有大一统观念的中华民族，台海统一将是迟早之事，可南沙问题却是时不我待。在美国重返亚洲，公开干涉南海问题时，中国在美国压力下，在南海问题上作一定忍耐和退让也是必要。在中国外交调整完成，适应和抵住美国的围堵和压力之后，南海就应该是中国亮剑的第一个地方，收回中国应有领土应该是中国崛起重要标志。否则，随着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越南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印度，军事上也强大起来，最终迫使中国接受领土、领海被占的事实，不但中国民众情感上难以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也会颜面扫地。
过去中国不惜巨资援助非洲和南亚时，却对我们身边的东南亚邻国关心不多。现在中国已经和老挝、柬埔寨、泰国达成修建高速铁路协议，逐步从经济上将越南排除在外，这无疑是正确之事。中国在从其他地区收缩的同时，应该加强对东南亚国家援助和渗透。打通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交通障碍，修建中国——老挝——柬埔寨——泰国，以及中国——缅甸——印度洋的公路、铁路，逐步将这些东南亚国家纳入大中华经济圈中，率先在这些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中国不但可以通过带动东南亚发展，特别是缅甸、老挝、柬埔寨经济发展，从而使中国西南各省也得到发展。打通中国西南部到印度洋出海口，也减少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经济命脉的钳制。中国加大对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的援助和经济合作，必将分化东南亚联盟，孤立和遏制那些对中国不信任、甚至敌视的国家，比如越南。也可拉拢、压迫那些对中国三心二意，企图在中美之间两头讨好、牟利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尼和新加坡，这也可有效防止东盟被美国拉拢和利用，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棋子。中国在发展和东南亚国家关系时，一定要吸取过去对越南和红色高棉援助教训，中国一定要充分利用当地华人华侨，维护他们的正当政治、经济权益，劝告和压迫一些东南亚国家废除歧视华人华侨的法律和规定。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就来到东南亚，已经深深融入当地，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了对抗中国，一直对当地华人华侨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作为崛起的中华民族，维护自己海外侨胞正当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应该是今天中国义不容辞责任。并且这也可有效防止那些得到大量中国援助的东南亚国家成为第二个忘恩负义的越南。
七、 中国和朝、韩关系
朝鲜核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并发展到今天濒临战争边缘，关键在于美国一方面压迫朝鲜去核，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予朝鲜基本安全保障。而中国和朝鲜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道路上的分道扬镳，也使得中朝之间所谓友好关系名不副实。朝鲜在中国的背弃和美国威胁中，越来越感到极度孤立和恐慌。当我们看清这个背景，才就能理解朝鲜今天一系列极端行为，今天得朝鲜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朝鲜对中国地缘政治价值开始突显出来。虽然朝鲜不断给中国造成困扰，但正是因为朝鲜存在，才牵制美国另一个强大盟国——韩国。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充分理解朝鲜苦衷，改变过去不敢指出朝核问题实质和不敢批评美国的立场。中国应该公开要求美国放弃对朝鲜的军事威胁政策，指出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才是解决朝核问题和消除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中国敢于为朝鲜主持公道，远比对朝鲜提供援助，更能让朝鲜感激和信任。如果中国不敢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朝鲜正当利益、替朝鲜说法，所谓中朝友谊就是极为脆弱和虚假的。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尴尬处境，实际上也是朝鲜对中国不信任的深刻反映。为了消除朝鲜和韩国疑虑，一旦美国愿意从朝鲜半岛撤军，中国应该联合俄罗斯，为朝鲜和韩国提供安全保证，鼓励双方进行撤军，将精力放到发展经济上。
为了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中国应该改变目前不敢主持公道的外交政策。对于朝韩双方摩擦，中国应该以更积极态度介入其中，缓和、调解双方矛盾。中国要想在朝韩双方间发挥影响，就要取得双方信任。中国要想同时取得朝、韩信任，敢于主持公道是极为关键的。在这次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应该严厉谴责这种破坏半岛和平的行为，但也应该支持朝鲜要求进行核查的合理要求，如果韩国拒绝中朝要求核查的呼吁。在原因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明确向韩国指出，中国无法谴责朝鲜。如果中国以一种更负责的态度和敢于担当精神介入天安号事件，中国不但可以取得朝鲜信任和感激，也会得到一部分韩国民众理解，这也许会避免朝鲜进一步采取过激行为，最终发生延坪岛事件。如果中国能联合俄罗斯积极参与天安号事件调查，指出其中存在的疑问，也可有效制止韩国报复的冲动，避免韩国在敏感地区大肆进行军事挑衅。从某种方面说，半岛问题演变到至今，和中国模糊的半岛政策，缺乏负责和敢担当精神极为有关。
中国在积极参与半岛事务时，也应该明确向韩国指出，在韩国维持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时，中国很难放弃对朝鲜支持，也很难对朝鲜施加太大压力，因为美韩的军事同盟对中国本身也是个威胁。中国对韩国开诚布公，不但有助于韩国理解中国困境，也有助韩国反思美韩军事同盟究竟是给韩国带来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八、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好坏可以直接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面。中国这次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近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基本稳定，其中和美国在911事件后，战略重心转为反恐是极为有关的。中国显然对今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一事重要性缺乏清醒认识，随着奥巴马上台，逐步纠正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错误政策，美国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将战略重心转为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就当仁不让的成为美国首要目标。中国虽然对中美关系有着基本认识，但对中美关系实质仍存在定性不准、认识不清的问题。我们过去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那去，坏也坏不到那去”，正是这种模糊和肤浅定位，以为中国只要保持忍耐和克制，就可以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获得和平崛起机会。实际上，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矛盾，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所谓民主国家，美国一方面在世界上大力宣扬和推行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自己推行霸权的幌子。作为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中国注定就会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和遏制对象。二是地缘政治矛盾，美国不但把美洲作为自己后院，实际上美国把亚太地区也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美国不但在二战中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打败日本，并且在又打了两场二战后最大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为此也付出惨重代价。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提高，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势必要求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崛起空间，这就注定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无法避免和美国发生摩擦和冲突。我们虽然极力宣扬和平崛起，但中国的崛起，不可能困在美国划定的第一岛链内，所以我们和平崛起的宣言，不但骗不了别人，也难以说服自己。从地缘政治角度说，美国注定就是中国崛起最大障碍和对手。随着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经济大国，经济上不可避免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中美之间关系又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紧密经济关系又遏制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阎学通教授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假朋友的“非友非敌”关系，而我认为，这种定性也不很准确，中美关系应该是“亦敌亦友”的既对抗又合作复杂关系。只用认清中美关系实质，才会打消我们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认清美国才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和对手，才会使我们在处理对其他国家关系时，更为审慎和谦虚，避免像目前这样四面出击，最终使自己陷入极度孤立之中。面对强大而对中国充满敌意的美国，中国应该放弃冷战时期不结盟的过时政策，在当今世界上寻找对抗和牵制美国的同盟者，弱者只有相互团结，才可能抗衡强者。
过去美国一直采取经济和军事两个大棒敲打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经济深陷经济危机中，美国采用经济、贸易手段威胁或制裁选择越来越小，这点在这次中美汇率之争中更为清楚。所以美国转而用军事来威胁和敲打中国，今后美国对中国使用军事威胁手段可能会越来越频繁。今天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了抗衡美国底气，但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我们在处理对美关系上，仍然要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保持忍耐和克制，尽量减少和消除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因素。比如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排放大国，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共同点和共同利益，中国在自己非核心利益上，应该尽量照顾美国的利益和面子，化解美国对中国敌意。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却十分高调，俨然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带头和西方国家抗衡，搞得奥巴马十分尴尬。我想也许就是这次会议刺激，才使奥巴马政府下决心调整对华政策。
中国对美国的忍让和克制，并不一定就是一味退缩。中国在涉及自己核心利益问题上，也应该果断出击，清楚表明中国底线。比如这次日本拉拢美国在钓鱼岛海域大搞军演，公开进行针对中国军事演习，在这种涉及主权和国家尊严问题上，中国应该强硬反击，针锋相对进行反军演。中国强硬态度将会迫使美国进行认真反思，美国是否愿意为中日领土之争和中国发生海上战争，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强硬态度将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军事误判。
对台军售已经成了中美之间无法解开的结，中国在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时，总以虚张声势的暂时中止对美军事交流来报复美国，这不但无法遏制美国对台军售，也让美国摸清中国底线，使中国处于极度尴尬中，无法对内对外交代。所以中国有必要调整对美国对台军售反制手段。既然中国无法制止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中国虚张声势的抗议只会越来越让美国肆无忌惮对台军售。中国不妨放弃停止对美军事交流来抗议美国，而是应该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方法来教训美国。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就应该以相同性能武器出售给伊朗和朝鲜。这不但让美国无话可说，也可让美国真实感到中国反制措施的威力。并且中国还可以将以色列和韩国拉进来，让他们劝说美国对台军售，否则中国的反制措施必将伤害以色列和韩国的利益。
在美国越来越多使用军事手段威胁中国时，中国如何快速发展抗衡美国的军事力量，就成了中国崛起的重要保证。今天中国已经开始建造航母，甚至有报道说，中国将建四艏航母，我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战略可能出现致命错误。作为还有一亿人尚未脱贫的中国，和美国进行全方位军备竞赛是极为错误的。作为有着十一个航母战斗群老牌海上大国美国，中国现在大力发展航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难追赶美国。一旦中美发生海上军事冲突，中国的海军可能会重蹈日本海军失败的覆辙。中国应该认真借鉴俄罗斯经验，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军事实力和战略空间受到很大损失，美国虽然对俄罗斯进行围堵和遏制，但一直不敢直接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挑衅。就在于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本继承了前苏联的核威慑力量，正是俄罗斯的核打击力量，使得美国在俄罗斯最虚弱时候，也不敢对俄罗斯轻举妄动。而反观中国，中国虽然也是核大国，但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却构不成对美国有效威胁。这也是前驻韩美军司令敢狂言，如果中国敢第二次出兵朝鲜，将把中国打回一百年的原因。这同样也是，美国敢三番五次派遣航母到中国周边海域耀武扬威的原因，甚至放言只要中国攻击美国航母，就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所以中国想快速发展可以抗衡美国的军事力量，消除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应该集中一切力量发展核威慑能力，这将是中国追赶美国军力的捷径。只要中国具备有效毁灭美国两到三次核威慑力量，美国对中国在核武器上，甚至常规军事力量上的巨大优势将毫无意义。所以中国应该重点发展核武器，以及战略导弹和战略核潜艇。一旦中国具备和美国像抗衡的军事力量，美国将不得不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尊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核心利益。消除美国对中国军事威胁，台海统一将指日可待。所以中国对待美国政策，应该以忍耐和克制为主，在非核心利益上，可多做些妥协退让，在核心利益上，要敢于把握时机，果断出击。中国对美政策就应是软中带硬，柔中带刚，张弛有道。
以上仅是从外交层面分析中国今天外交困局的根源和对应之道。俗话说“外交是内政延续”，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和亚洲的孤立地位，和中国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尽管中国一再宣扬不同政治制度也可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仍对中国充满不信任，甚至敌视，中国一些僵化的政治理念和粗暴施政手段必然会反映到对外关系中。西方民众对中国体制不理解，将制衡中国和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发展成熟稳健友好关系，也决定着中国很难真正融入到世界里，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影单行孤。
Kmtwb
2010年岁末
2010年12月31日星期五
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
西方的發達和中國的落後都是歷史的瞬間
我這裏所說的“瞬間”是相對于人類歷史長河而言的，它大約是幾百年時間。也就是說，人類歷史自從進入文明期以來的數千年中，中國在大部分時間裏都是先進的，19世紀以後才出現了200來年的落後。而整個西方，在大部分時間裏是落後的，只是近幾百年裏才先進和發達。現在，中國開始恢復生機，西方開始走向衰落。而西方的走向衰落，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
西方的發達建立在剝削、壓迫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基礎上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以上是《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旨在說明，資產階級曾經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到了某個階段後繼續發展的障礙。前期，是它發展的動力，後期則是其發展的障礙。
這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在剝削和壓迫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基礎上。它的發達，是以其他國家和民族不發達為條件的。它和被它剝削、壓迫的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是“零和”關係。西方的殖民掠奪、販賣黑奴、屠殺原住民等，都是在做這樣的“零和遊戲”。西方用它的武力和先進科學技術，強迫其他國家給它提供無償的資源，或者做極不公平的買賣，甚至是罪惡的買賣（譬如販賣鴉片）。這樣，就使得被它奴役的國家、民族越來越貧窮落後，而西方自己則過上了越來越奢侈浪費的生活。現在，公開的掠奪行不通了，西方就通過由它們制定的遊戲規則，用國際貨幣發行權等，繼續做著這種不公平的買賣。
西方資產階級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把產業轉移到生產成本低的國家，使得本國的製造業空殼化。西方自己的國民則從事諸如金融、股票等不能創造財富的產業，賺取國際通用貨幣，享受廉價商品的消費。可以想見，西方的國民作為一個共同體，全民剝削發展中國家。
總之，西方在科學技術上十分發達，但在社會觀上卻十分落後。因為西方價值觀的本源就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這說明西方在科學上早已發展成為人類，但在社會觀上還處於動物界。但是它們犯了一個錯誤，即動物界的叢林法則是永恆的，而人類則不然。當另一部分人類終於清醒和發展起來時，就不甘於繼續做西方口中的食物。這就是西方走向末路的開始。
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的崛起，將使得西方的好日子難以為繼
毛澤東說過：“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毛澤東的這句話非常深刻。擴展起來講就是：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以壓迫和剝削亞非拉不發達的國家為基礎發展和發達的，它也必將隨著這些國家的崛起而告終。
西方為什麼那麼害怕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崛起？這是因為，一旦這些國家崛起，就要致力於改變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它們繼續巧取豪奪就不容易了。世界上的資源是有限的，當崛起的國家也能享受高質量的生活時，西方人就得自己幹活，就難以維持過去曾經有的奢侈生活。關於這一點，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奧巴馬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明確宣佈：“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當然，它不是關心全世界人民，它是關心美國人、西方人。在世界資源和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中國人佔有的份額多了，美國和西方佔有的份額就相對少了。如果不僅是中國，還有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還有印尼、委內瑞拉、伊朗、東盟等等都發達了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西方佔有的份額只能越來越少。它們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西方為什麼喜歡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銷它們的制度？當然不是為了這些國家的人權和民主，而是為了控制和扶植這些國家的親西方派，以便做到，即使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了，也仍然是它們的附庸，它們仍舊可以享受這些國家發展的成果。大量事例表明，只要聽話，它們才不管這些國家屬於什麼樣的制度呢？沙特聽話，即使是王權制度也支持；伊朗不聽話，即使是民選政府也打擊。
現在，中國開始崛起了，美國和西方就天天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處心積慮地遏制中國。實際上，無論哪國崛起，在美國和西方看來，都是對它們的“威脅”。因為崛起的國家要和它們分食吃，還可能打破它們制定的規則。“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在美國、西方感覺自己的“食物”不足以維持奢侈生活時，它們發動戰爭就是可能的。對此，我們不能放鬆警惕，並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來應對。
中國的發展不可阻擋，中國的價值觀有利於世界
中國在持續領先世界各國一千多年後，昏睡了200年，60年前醒來了，開始復興和崛起了。
中國崛起趕上了全球化。這個全球化的到來主要是西方的功勞，它成就了西方，也給它們帶來了噩夢。西方以為，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會永遠昏睡，沒想到這些國家一個個醒來了。
中國的崛起走得完全是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開始，面對一窮二白，中國通過農業為工業積累資金，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基礎和國民經濟基礎，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
近30年來，中國利用全球化的條件，用中國人民勤勞的雙手努力創造財富，與各國做生意，互通有無。中國積極支援那些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堅持互利雙贏。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和投資不附加政治條件，並且幫助它們進行基礎建設，修路、架橋、辦民族產業。中國的做法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西方靠殖民、戰爭、屠殺、掠奪起家，中國靠自力更生、勒緊褲腰帶起家。西方靠不公平的遊戲規則榨取，中國靠互利雙贏發展。
中國所走的道路植根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傳統。歷史上的中國就以世界大同為理想，以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為貴為處事待人的準則。在中國強大的時候，也不掠奪周邊國家，不掠奪那些在自衛戰爭中擊敗的國家和民族，不掠奪那些臣服的藩屬國。所謂“進貢”也是象徵性的，還禮要大大多於“進貢”的份量。鄭和七下西洋，傳播了中華文化，卻沒有征服、佔領任何一塊地方。
現在，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還缺少國際上的話語權。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強大和軟實力的增強，中國的這些價值觀和理念必將走向世界和影響世界。各國在中西方價值觀的比較中將會看清那種價值觀更有價值，更適合自己的發展。
現在，西方避免衰落沒有別的辦法，想靠發動戰爭是不行的，因為現代戰爭很危險，弄不好就會毀滅人類，大家同歸於盡。只有老老實實幹事，不要再想著不勞而獲、弱肉強食，而應該在社會觀上也趕快進化成為人類。但是，西方願意進化嗎？
西方的發達建立在剝削、壓迫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基礎上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以上是《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旨在說明，資產階級曾經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到了某個階段後繼續發展的障礙。前期，是它發展的動力，後期則是其發展的障礙。
這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在剝削和壓迫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基礎上。它的發達，是以其他國家和民族不發達為條件的。它和被它剝削、壓迫的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是“零和”關係。西方的殖民掠奪、販賣黑奴、屠殺原住民等，都是在做這樣的“零和遊戲”。西方用它的武力和先進科學技術，強迫其他國家給它提供無償的資源，或者做極不公平的買賣，甚至是罪惡的買賣（譬如販賣鴉片）。這樣，就使得被它奴役的國家、民族越來越貧窮落後，而西方自己則過上了越來越奢侈浪費的生活。現在，公開的掠奪行不通了，西方就通過由它們制定的遊戲規則，用國際貨幣發行權等，繼續做著這種不公平的買賣。
西方資產階級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把產業轉移到生產成本低的國家，使得本國的製造業空殼化。西方自己的國民則從事諸如金融、股票等不能創造財富的產業，賺取國際通用貨幣，享受廉價商品的消費。可以想見，西方的國民作為一個共同體，全民剝削發展中國家。
總之，西方在科學技術上十分發達，但在社會觀上卻十分落後。因為西方價值觀的本源就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這說明西方在科學上早已發展成為人類，但在社會觀上還處於動物界。但是它們犯了一個錯誤，即動物界的叢林法則是永恆的，而人類則不然。當另一部分人類終於清醒和發展起來時，就不甘於繼續做西方口中的食物。這就是西方走向末路的開始。
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的崛起，將使得西方的好日子難以為繼
毛澤東說過：“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毛澤東的這句話非常深刻。擴展起來講就是：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以壓迫和剝削亞非拉不發達的國家為基礎發展和發達的，它也必將隨著這些國家的崛起而告終。
西方為什麼那麼害怕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崛起？這是因為，一旦這些國家崛起，就要致力於改變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它們繼續巧取豪奪就不容易了。世界上的資源是有限的，當崛起的國家也能享受高質量的生活時，西方人就得自己幹活，就難以維持過去曾經有的奢侈生活。關於這一點，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奧巴馬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明確宣佈：“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當然，它不是關心全世界人民，它是關心美國人、西方人。在世界資源和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中國人佔有的份額多了，美國和西方佔有的份額就相對少了。如果不僅是中國，還有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還有印尼、委內瑞拉、伊朗、東盟等等都發達了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西方佔有的份額只能越來越少。它們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西方為什麼喜歡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銷它們的制度？當然不是為了這些國家的人權和民主，而是為了控制和扶植這些國家的親西方派，以便做到，即使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了，也仍然是它們的附庸，它們仍舊可以享受這些國家發展的成果。大量事例表明，只要聽話，它們才不管這些國家屬於什麼樣的制度呢？沙特聽話，即使是王權制度也支持；伊朗不聽話，即使是民選政府也打擊。
現在，中國開始崛起了，美國和西方就天天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處心積慮地遏制中國。實際上，無論哪國崛起，在美國和西方看來，都是對它們的“威脅”。因為崛起的國家要和它們分食吃，還可能打破它們制定的規則。“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在美國、西方感覺自己的“食物”不足以維持奢侈生活時，它們發動戰爭就是可能的。對此，我們不能放鬆警惕，並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來應對。
中國的發展不可阻擋，中國的價值觀有利於世界
中國在持續領先世界各國一千多年後，昏睡了200年，60年前醒來了，開始復興和崛起了。
中國崛起趕上了全球化。這個全球化的到來主要是西方的功勞，它成就了西方，也給它們帶來了噩夢。西方以為，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會永遠昏睡，沒想到這些國家一個個醒來了。
中國的崛起走得完全是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開始，面對一窮二白，中國通過農業為工業積累資金，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基礎和國民經濟基礎，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
近30年來，中國利用全球化的條件，用中國人民勤勞的雙手努力創造財富，與各國做生意，互通有無。中國積極支援那些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堅持互利雙贏。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和投資不附加政治條件，並且幫助它們進行基礎建設，修路、架橋、辦民族產業。中國的做法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西方靠殖民、戰爭、屠殺、掠奪起家，中國靠自力更生、勒緊褲腰帶起家。西方靠不公平的遊戲規則榨取，中國靠互利雙贏發展。
中國所走的道路植根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傳統。歷史上的中國就以世界大同為理想，以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為貴為處事待人的準則。在中國強大的時候，也不掠奪周邊國家，不掠奪那些在自衛戰爭中擊敗的國家和民族，不掠奪那些臣服的藩屬國。所謂“進貢”也是象徵性的，還禮要大大多於“進貢”的份量。鄭和七下西洋，傳播了中華文化，卻沒有征服、佔領任何一塊地方。
現在，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還缺少國際上的話語權。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強大和軟實力的增強，中國的這些價值觀和理念必將走向世界和影響世界。各國在中西方價值觀的比較中將會看清那種價值觀更有價值，更適合自己的發展。
現在，西方避免衰落沒有別的辦法，想靠發動戰爭是不行的，因為現代戰爭很危險，弄不好就會毀滅人類，大家同歸於盡。只有老老實實幹事，不要再想著不勞而獲、弱肉強食，而應該在社會觀上也趕快進化成為人類。但是，西方願意進化嗎？
2010年12月15日星期三
我所知道的高铁
1。高铁的核心技术确实中国还没有掌握。轴承这些，国内开始试制，钢材生产线都还在建设当中。380的转向架都是中国设计，国外制造。但是在350以上的机车上，确实中国有很多专利，三分天下有其一。
2。国外不是没有能力做350的高铁，而是日本、德国都受限制于最初的高铁网络。以日本为例，当初的高铁设计道路转弯半径是4KM。后来随着技术进步，日本在核心技术上都有所提升，但是高铁只能做到280，再快，转弯就飞出去了。德国也如此，最高速度难以超过350。西方国家要改动铁路线路，那是难以想象的，拆迁谈判那得累死人，何况高铁周围都是人口稠密区。所以西方高铁在建成后，并没有对更高速度的研发，不是没能力，而是没市场，没利益。只要给他时间和实验条件，他很快能做出350以上的高铁。
3。中国在引进高铁上很狡猾，新推出350标准高铁。结果，欧洲发现，除了核心的东西，其他配套的技术都没有。日本引以为傲的高铁运营经验变为0，因为他的经验是250左右的。中国参与进来，在周边技术攻关。结果形成了350技术，中国、欧洲日本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这就好比当初IBM推出PC，作为最大的采购商新制定规则，强制升级，结果占有优势的欧洲日本发现在新规则下面，自己并不占优。给了中国加入的机会。
4。中国的380高铁转弯半径是9KM，单纯论线路，跑700都没问题。当然有没有这样的机车，能耗是不是最经济另说。也就是说，未来高铁技术发展，中国很快都能应用。欧洲就是发现了这个玄机，这次赚得不理想，也愿意合作。因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他还可以赚。假设十年后，中国的高铁需要提速到450的运行速度，他们机会又来了。核心的东西还得找他们。中国从350技术能做出500以上的机车，但是不是最好的。能耗各方面一般不会有西方的好。柴油机车早就不是高科技，中国还要和GE合作生产。因为同样的速度跑起来，人家的就是省油。
5.380技术是强搞上去的，不太经济。486的速度，那是做广告。
6。中国又是刷新速度又是搞高铁大会，有很深的经济考虑。实际是在强化350的技术标准。其他各国想搞高铁的，都被撩拨得心痒痒，开口就是350以上。日本、德国都不能拿出全套技术和专利，还得和中国一起搞。不强化350标准，假设用300标准，日本、德国都可以拿出全套技术全包，而且都有成功运行的线路。中国就只能靠边站。
7。欧洲看清了这点，所以和中国组团合作，集体忽悠。核心技术在他那里，其他技术中国有。中国还能提供金融支持和廉价的建造成本，不赚白不赚。而日本，在核心技术上稍微差欧洲一点，引以为豪的运营经验在350标准下等于0，还想独吃。所以很着急，不惜代价攻击350/380标准。
8。铁道部的所谓亚欧高铁网，是忽悠无极限。画了一个大连通的饼，实际是要别的国家在上高铁时候考虑互联互通问题，当然要做到互相连通，只能用目前的中国350标准。实际是在强化市场标准的主导地位。中泰线路其实就是压越南，越南想用完全的日本或者欧洲技术，很显然，以后互联互通是个问题。考虑长远只能用350标准。
总之，高铁这东西，捧的有点过头，砸的太过分。客观说，通过强制的提升到350标准，中国在未来的世界高铁市场上，争取到了一张大大的椅子。欧洲人也赢得了一个高铁迅速发展，大卖核心设备的机会。日本由于其封闭性战略，苦闷中。
2。国外不是没有能力做350的高铁，而是日本、德国都受限制于最初的高铁网络。以日本为例，当初的高铁设计道路转弯半径是4KM。后来随着技术进步，日本在核心技术上都有所提升，但是高铁只能做到280，再快，转弯就飞出去了。德国也如此，最高速度难以超过350。西方国家要改动铁路线路，那是难以想象的，拆迁谈判那得累死人，何况高铁周围都是人口稠密区。所以西方高铁在建成后，并没有对更高速度的研发，不是没能力，而是没市场，没利益。只要给他时间和实验条件，他很快能做出350以上的高铁。
3。中国在引进高铁上很狡猾，新推出350标准高铁。结果，欧洲发现，除了核心的东西，其他配套的技术都没有。日本引以为傲的高铁运营经验变为0，因为他的经验是250左右的。中国参与进来，在周边技术攻关。结果形成了350技术，中国、欧洲日本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这就好比当初IBM推出PC，作为最大的采购商新制定规则，强制升级，结果占有优势的欧洲日本发现在新规则下面，自己并不占优。给了中国加入的机会。
4。中国的380高铁转弯半径是9KM，单纯论线路，跑700都没问题。当然有没有这样的机车，能耗是不是最经济另说。也就是说，未来高铁技术发展，中国很快都能应用。欧洲就是发现了这个玄机，这次赚得不理想，也愿意合作。因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他还可以赚。假设十年后，中国的高铁需要提速到450的运行速度，他们机会又来了。核心的东西还得找他们。中国从350技术能做出500以上的机车，但是不是最好的。能耗各方面一般不会有西方的好。柴油机车早就不是高科技，中国还要和GE合作生产。因为同样的速度跑起来，人家的就是省油。
5.380技术是强搞上去的，不太经济。486的速度，那是做广告。
6。中国又是刷新速度又是搞高铁大会，有很深的经济考虑。实际是在强化350的技术标准。其他各国想搞高铁的，都被撩拨得心痒痒，开口就是350以上。日本、德国都不能拿出全套技术和专利，还得和中国一起搞。不强化350标准，假设用300标准，日本、德国都可以拿出全套技术全包，而且都有成功运行的线路。中国就只能靠边站。
7。欧洲看清了这点，所以和中国组团合作，集体忽悠。核心技术在他那里，其他技术中国有。中国还能提供金融支持和廉价的建造成本，不赚白不赚。而日本，在核心技术上稍微差欧洲一点，引以为豪的运营经验在350标准下等于0，还想独吃。所以很着急，不惜代价攻击350/380标准。
8。铁道部的所谓亚欧高铁网，是忽悠无极限。画了一个大连通的饼，实际是要别的国家在上高铁时候考虑互联互通问题，当然要做到互相连通，只能用目前的中国350标准。实际是在强化市场标准的主导地位。中泰线路其实就是压越南，越南想用完全的日本或者欧洲技术，很显然，以后互联互通是个问题。考虑长远只能用350标准。
总之，高铁这东西，捧的有点过头，砸的太过分。客观说，通过强制的提升到350标准，中国在未来的世界高铁市场上，争取到了一张大大的椅子。欧洲人也赢得了一个高铁迅速发展，大卖核心设备的机会。日本由于其封闭性战略，苦闷中。
高鐵的速度是發展中的中國之典型表徵
12月3日，在京滬高鐵棗莊至蚌埠間的先導段聯調聯試和綜合試驗中，由中國南車集團研製的“和諧號”380Ａ新一代高速動車組在上午11時28分最高時速達到486．1公里。這是繼今年9月28日滬杭高鐵試運行創下時速416．6公里之後，中國高鐵再次刷新世界鐵路運營試驗最高速。”
------新華社
在新華社播出這條消息後，國內幾大門戶網站上網友對該消息的評論居然是負面多於正面。這實在有些讓人不可理喻。抱怨高票價者有之；說486.1公里並非最高速度者有之；言中國高鐵“大躍進”者有之；懷疑中國高鐵安全性者有之；懷疑國產化達85%者有之；更有人打出中科院某教授的謝爾夫力效應，將最近幾年西南地區的地質災害與中東部高鐵的發展聯繫到一起。作為一名中國人，我覺得自己必須為中國的高鐵說幾句公道話。
一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只能發展以鐵路運輸為主的交通運輸方式
實在不好意思，這裏要借用一下精英在面對國內問題時的“萬金油”——中國國情。哎，情非得已。中國的國情分為N多層面，而決定中國只能發展以鐵路為主的交通運輸方式的國情主要有以下：
1.本就規模龐大而且依然在日益增長的客運基數；
2.在區域經濟發展層面中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高於西部地區;
3.中國現階段的戶籍政策和高房價以及數千年以來形成的鄉土情結與上述兩者之間在客運需求上面的矛盾；
4.在客運（其實不僅在客運方面，貨運方面亦然）的經濟性上，相對於公路，空運，鐵路是最經濟的運輸方式。
5.中國鐵路交通技術的儲備相對於大飛機技術要高得多。同時，鐵路交通技術的系統化，集成化，為中國經濟由低端製造向高端產業延伸提供了一條相對比較好走的一條捷徑。
矛盾決定需求，中國現階段在交通運輸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東部各區域日益增長經濟聯繫與交通運力不足的矛盾。中國龐大的客運基數與近乎天文數字的貨運量早就使得中國的鐵路系統不堪重負。在客運高峰期這種矛盾更是表現的十分突出。例如春運時期往往同時又是北煤南運的高峰期。這一矛盾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二 高鐵是中國客運發展的必由之路
縱觀全球，在長途客運方式的選擇上，歐洲以鐵路和公路為主；日本以鐵路和公路為主；俄羅斯亦然；而唯獨加拿大和美國以飛機和公路為主。那麼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一點差別，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以鐵路為長途客運方式，而只有地廣人稀的北美地區因為私人汽車普及程度較高及高速公路這一基礎設施優良而採用了飛機加公路的客運方式。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在客運方面，中國的鐵路其實一直是在虧本運行。面對本就因為壟斷和糟糕的服務而備受指責的鐵道部，我不得不說，客運的根本矛盾還是在於鐵路運力不足。那麼高鐵的發展對中國都有哪些有利的方面呢？
1.實現客運和貨運的分離。從而使本就十分緊張的鐵路貨運能力得到釋放，鐵路企業可以有更多的運力來投入到貨運上來，加強了物流的經濟性和高效性，同時也可以滿足客運對高效舒適的需求。在長途客運方面，公路無論是在運量方面還是在經濟性方面也不如高鐵。
2.高效，經濟的交通方式加強了各經濟區域之間的聯繫，如長三角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武漢兩型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圈及南方的珠三角經濟圈，這幾大經濟圈的經濟總量可以占到全國經濟總量的70%以上。從目前高鐵開通的情況來看，也主要是將這幾大經濟圈聯繫起來。經濟圈之間的聯繫主要是人流和物流外加資訊流，高鐵開通後，人流和物流均可以得到滿足。
3.如上，高鐵的發展為中國由低端製造向高端產業鏈延伸提供了一條相對平坦的捷徑，從而為實現產業升級佔領了一個起碼的戰略制高點。
高鐵技術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大技術模組：土建施工，電氣控制，機械製造，特種材料，無線通信。而這幾大模組對與其相關行業的產業鏈的拉動無論從科學技術上還是從經濟增長上都是百利而無一害。只有這些極具科技含量的產業發展，才能帶動對知識性人才的需求。事實上，在當前科技運用領域，我們能與世界比肩的貌似只有資訊技術這一塊。我們的科技短板依然在各個傳統行業例如基礎材料，煉鋼冶金等等行業。個中原因無非是長期以來不重視，看不到長遠需求，等到了需要的時候現實往往又是一時拿不出手，從而不得不花高價向國外購買產品，進而形成惡性循環，阻礙了中國的產業升級。而高鐵的發展將極大的帶動這些行業的發展，高鐵的技術密集程度在傳統行業當中應當僅次於飛機製造。當然，後續的一些相關政策也要跟上，不能搞成汽車產業，我們的需求養肥了國外的汽車巨頭，我們反而成了人家的打工仔。
我想中國高鐵專案的實施（至少現在還不能算完全成功，姑且稱其仍在實施當中吧）應當是借鑒了當年的“運十”飛機項目和汽車產業項目失敗的前車之鑒。特別是汽車產業的失敗足以讓中國ZF看清在事關龐大產業鏈升級的戰略行業，既不能完全任由某幾家企業進行全面市場化，又不能閉門造車，固步自封在技術基礎儲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一味堅持自主研發。
說到這裏肯定會有人拿自主研發說事了，並且會拿當年的兩彈一星作為例子。那麼我就事先堵一下這些人的嘴。兩彈一星，火箭製造，軍用飛機這是關乎國家安全的高度戰略產品，而並非要最終面對市場的商品。這些產品要麼買不到（比如導彈火箭），要麼不好買（比如軍用飛機），所以這些行業我們就算勒緊褲腰帶也只能搞自主研發，就算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搞出來的東西就算和國外比差一點，但絕對有比沒有要好。而像汽車，鐵路機車，民用飛機等民用產品我暫且稱之為關乎國家發展的戰略行業，而不是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行業，這些產品最終是要進入民用市場的，要經得起市場競爭的。既然要進入自由市場，那麼在研發製造的時候就必須考慮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其中時間成本更重要。因為在技術儲備嚴重不足的前提下一味的搞自主研發，最終的結果是我們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終在面對國外產品時將全面喪失競爭力。像這種民用產品不是有總比沒有好，而是優比有更有發言權。既然是要進入民用市場的產品，那麼就是商品，而商品講究的就是品牌效應。那麼也就是說，這類產品必須要先形成商品品牌，一開始國產化率低一點不要緊，但必須要先佔領市場，在佔領市場後再逐步對產業鏈進行逆向整合（目前中國的絕大多數行業都是走的這條路，特別是通信產品，機電產品）。因為一件搞出來後就沒有市場的產品就算再自主研發，每一個零件都是國產，那又有什麼用呢？更別談後續發展了。
那麼從目前來看，至少中國高鐵的品牌知名度還是不錯的，已經先後有多個國家有引進意向了，那麼從佔領市場這一點來說，還是做得不錯的。畢竟中國高鐵的技術優勢和成本優勢擺在那裏的！
三 理性看待中國高鐵目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1.高票價問題。這是目前國民對高鐵最嚴重的質疑之一。線民更是屢屢爆出高鐵空車運行的新聞。首先空車運行就算是事實，肯定也只是極個別現象。即使是在目前依然相對較高的高鐵票價情況下，高鐵的上座率不會比民航飛機低。票價問題只是市場對新產品表現出來的高預期值而已。就如同80年代的電話，90年代的手機，如今的IPAD一樣。隨著市場的發展，票價自然會降下來，特別是在收回期初建設成本後。不能因為暫時的高票價就否定高鐵的發展，更不能因為高鐵企業暫時的虧損就認為中國發展高鐵是一種錯誤。要知道歐洲的空客公司在經歷了長達17年的虧損之後才實現盈利，韓國的三星電子在液晶面板產業也是在享受了國家15年補助之後才完成了對整個產業鏈的整合，從而具備與日本夏普，三洋競爭的實力。像這種高端產品一旦最終勝出，贏得的不僅僅是某個產品，而是整個產業鏈，而這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中國來說是最最重要的。
2.懷疑中國的高鐵是在忽略安全性的前提下搞“大躍進”。這類人其實是將中國目前普遍存在的不問工程質量，只問工程效率的質疑轉移到高鐵上而已。我從不否認目前中國的工程建設是存在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大樓，一般的大橋，高速。而像水電站，特大橋樑和隧道，鐵路這些工程卻極少爆出在運營後存在工程質量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鐵路施工質量在世界上絕對可以排NO1。再說說動車組本身的安全性，動車組列車在中國運行已經將近4年的歷史了，那麼，在這4年的時間裏面，我們是否可以找到動車組本身曾經出現過危及乘客生命安全的例子呢？沒有！無非就是一些車內空調損壞，洗手間龍頭感應等等一下小問題。有人因為高鐵的速度遠超一般動車組的速度而懷疑其在超高速下的穩定性，這類問題從全世界範圍內來看，包括法國，德國，日本等高鐵牛國，列車在高速運行下的穩定問題在技術層面不存在任何問題，更多的是鐵路系統的管理問題。國外屢屢爆出的高鐵脫軌往往都伴隨著列車相撞的事故，而這是屬於鐵路管理問題了。最後，再說說中國鐵路的管理，中國鐵路在其他方面的管理我雖然不敢恭維，但在安全性的管理上，我絕對要給一個字：贊。事實上，中國鐵路的安全性完全可以比肩中國民航的安全性。中國民航的安全性在國際上是絕對一流的，同樣，我們極少聽到中國的鐵路相撞事故，近些年唯一一起因為人為因素而發生的相撞並且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事故貌似就時09年的郴州火車站內兩列列車相撞事故，造成30多人死亡。而其他類似列車出軌，側翻等等事故多半是伴隨著不可測的自然災害因素。比如大風（新疆地區），突發泥石流（09年江西列車側翻事故），暴漲的河水對鐵路橋梁的衝擊（今年四川的列車出軌事故），這類問題已經不僅僅屬於鐵路管理的範疇了。當然，我說這些並非就是說中國的高鐵在安全性上並非鐵板一塊，無懈可擊。安全風險和隱患處處存在，正如我們對飛機安全性的質疑遠高於對公路安全性的質疑一樣，而實際上卻是飛機的安全性遠遠遠高於公路的安全性。我只是不想因為對高鐵的安全性的質疑變成某些人口中阻礙中國發展高鐵的口實！
3.所謂高鐵動車並非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而僅僅是在進口的動車組外面刷了一層漆之說。我真的不敢相信所謂的精英為污蔑中國的高鐵真是極盡了扯淡這一本事。還有說高鐵僅僅是多串了幾個大功率的電機，哥的門牙都要笑掉了。哎，反正我只知道國外運營的高鐵最高都沒有超過380的（那些說法國高鐵達500公里的腦殘，那是試驗速度，而並非商業運營速度，兩者最主要的差別就是一個要載客運行而另外一個是不能載客運行的）。關於是否為自主知識產權之爭交給大家吧。在下不在多言了！
鳥人於上海
2010年12月14日
------新華社
在新華社播出這條消息後，國內幾大門戶網站上網友對該消息的評論居然是負面多於正面。這實在有些讓人不可理喻。抱怨高票價者有之；說486.1公里並非最高速度者有之；言中國高鐵“大躍進”者有之；懷疑中國高鐵安全性者有之；懷疑國產化達85%者有之；更有人打出中科院某教授的謝爾夫力效應，將最近幾年西南地區的地質災害與中東部高鐵的發展聯繫到一起。作為一名中國人，我覺得自己必須為中國的高鐵說幾句公道話。
一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只能發展以鐵路運輸為主的交通運輸方式
實在不好意思，這裏要借用一下精英在面對國內問題時的“萬金油”——中國國情。哎，情非得已。中國的國情分為N多層面，而決定中國只能發展以鐵路為主的交通運輸方式的國情主要有以下：
1.本就規模龐大而且依然在日益增長的客運基數；
2.在區域經濟發展層面中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高於西部地區;
3.中國現階段的戶籍政策和高房價以及數千年以來形成的鄉土情結與上述兩者之間在客運需求上面的矛盾；
4.在客運（其實不僅在客運方面，貨運方面亦然）的經濟性上，相對於公路，空運，鐵路是最經濟的運輸方式。
5.中國鐵路交通技術的儲備相對於大飛機技術要高得多。同時，鐵路交通技術的系統化，集成化，為中國經濟由低端製造向高端產業延伸提供了一條相對比較好走的一條捷徑。
矛盾決定需求，中國現階段在交通運輸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東部各區域日益增長經濟聯繫與交通運力不足的矛盾。中國龐大的客運基數與近乎天文數字的貨運量早就使得中國的鐵路系統不堪重負。在客運高峰期這種矛盾更是表現的十分突出。例如春運時期往往同時又是北煤南運的高峰期。這一矛盾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二 高鐵是中國客運發展的必由之路
縱觀全球，在長途客運方式的選擇上，歐洲以鐵路和公路為主；日本以鐵路和公路為主；俄羅斯亦然；而唯獨加拿大和美國以飛機和公路為主。那麼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一點差別，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以鐵路為長途客運方式，而只有地廣人稀的北美地區因為私人汽車普及程度較高及高速公路這一基礎設施優良而採用了飛機加公路的客運方式。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在客運方面，中國的鐵路其實一直是在虧本運行。面對本就因為壟斷和糟糕的服務而備受指責的鐵道部，我不得不說，客運的根本矛盾還是在於鐵路運力不足。那麼高鐵的發展對中國都有哪些有利的方面呢？
1.實現客運和貨運的分離。從而使本就十分緊張的鐵路貨運能力得到釋放，鐵路企業可以有更多的運力來投入到貨運上來，加強了物流的經濟性和高效性，同時也可以滿足客運對高效舒適的需求。在長途客運方面，公路無論是在運量方面還是在經濟性方面也不如高鐵。
2.高效，經濟的交通方式加強了各經濟區域之間的聯繫，如長三角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武漢兩型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圈及南方的珠三角經濟圈，這幾大經濟圈的經濟總量可以占到全國經濟總量的70%以上。從目前高鐵開通的情況來看，也主要是將這幾大經濟圈聯繫起來。經濟圈之間的聯繫主要是人流和物流外加資訊流，高鐵開通後，人流和物流均可以得到滿足。
3.如上，高鐵的發展為中國由低端製造向高端產業鏈延伸提供了一條相對平坦的捷徑，從而為實現產業升級佔領了一個起碼的戰略制高點。
高鐵技術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大技術模組：土建施工，電氣控制，機械製造，特種材料，無線通信。而這幾大模組對與其相關行業的產業鏈的拉動無論從科學技術上還是從經濟增長上都是百利而無一害。只有這些極具科技含量的產業發展，才能帶動對知識性人才的需求。事實上，在當前科技運用領域，我們能與世界比肩的貌似只有資訊技術這一塊。我們的科技短板依然在各個傳統行業例如基礎材料，煉鋼冶金等等行業。個中原因無非是長期以來不重視，看不到長遠需求，等到了需要的時候現實往往又是一時拿不出手，從而不得不花高價向國外購買產品，進而形成惡性循環，阻礙了中國的產業升級。而高鐵的發展將極大的帶動這些行業的發展，高鐵的技術密集程度在傳統行業當中應當僅次於飛機製造。當然，後續的一些相關政策也要跟上，不能搞成汽車產業，我們的需求養肥了國外的汽車巨頭，我們反而成了人家的打工仔。
我想中國高鐵專案的實施（至少現在還不能算完全成功，姑且稱其仍在實施當中吧）應當是借鑒了當年的“運十”飛機項目和汽車產業項目失敗的前車之鑒。特別是汽車產業的失敗足以讓中國ZF看清在事關龐大產業鏈升級的戰略行業，既不能完全任由某幾家企業進行全面市場化，又不能閉門造車，固步自封在技術基礎儲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一味堅持自主研發。
說到這裏肯定會有人拿自主研發說事了，並且會拿當年的兩彈一星作為例子。那麼我就事先堵一下這些人的嘴。兩彈一星，火箭製造，軍用飛機這是關乎國家安全的高度戰略產品，而並非要最終面對市場的商品。這些產品要麼買不到（比如導彈火箭），要麼不好買（比如軍用飛機），所以這些行業我們就算勒緊褲腰帶也只能搞自主研發，就算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搞出來的東西就算和國外比差一點，但絕對有比沒有要好。而像汽車，鐵路機車，民用飛機等民用產品我暫且稱之為關乎國家發展的戰略行業，而不是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行業，這些產品最終是要進入民用市場的，要經得起市場競爭的。既然要進入自由市場，那麼在研發製造的時候就必須考慮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其中時間成本更重要。因為在技術儲備嚴重不足的前提下一味的搞自主研發，最終的結果是我們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終在面對國外產品時將全面喪失競爭力。像這種民用產品不是有總比沒有好，而是優比有更有發言權。既然是要進入民用市場的產品，那麼就是商品，而商品講究的就是品牌效應。那麼也就是說，這類產品必須要先形成商品品牌，一開始國產化率低一點不要緊，但必須要先佔領市場，在佔領市場後再逐步對產業鏈進行逆向整合（目前中國的絕大多數行業都是走的這條路，特別是通信產品，機電產品）。因為一件搞出來後就沒有市場的產品就算再自主研發，每一個零件都是國產，那又有什麼用呢？更別談後續發展了。
那麼從目前來看，至少中國高鐵的品牌知名度還是不錯的，已經先後有多個國家有引進意向了，那麼從佔領市場這一點來說，還是做得不錯的。畢竟中國高鐵的技術優勢和成本優勢擺在那裏的！
三 理性看待中國高鐵目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1.高票價問題。這是目前國民對高鐵最嚴重的質疑之一。線民更是屢屢爆出高鐵空車運行的新聞。首先空車運行就算是事實，肯定也只是極個別現象。即使是在目前依然相對較高的高鐵票價情況下，高鐵的上座率不會比民航飛機低。票價問題只是市場對新產品表現出來的高預期值而已。就如同80年代的電話，90年代的手機，如今的IPAD一樣。隨著市場的發展，票價自然會降下來，特別是在收回期初建設成本後。不能因為暫時的高票價就否定高鐵的發展，更不能因為高鐵企業暫時的虧損就認為中國發展高鐵是一種錯誤。要知道歐洲的空客公司在經歷了長達17年的虧損之後才實現盈利，韓國的三星電子在液晶面板產業也是在享受了國家15年補助之後才完成了對整個產業鏈的整合，從而具備與日本夏普，三洋競爭的實力。像這種高端產品一旦最終勝出，贏得的不僅僅是某個產品，而是整個產業鏈，而這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中國來說是最最重要的。
2.懷疑中國的高鐵是在忽略安全性的前提下搞“大躍進”。這類人其實是將中國目前普遍存在的不問工程質量，只問工程效率的質疑轉移到高鐵上而已。我從不否認目前中國的工程建設是存在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大樓，一般的大橋，高速。而像水電站，特大橋樑和隧道，鐵路這些工程卻極少爆出在運營後存在工程質量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鐵路施工質量在世界上絕對可以排NO1。再說說動車組本身的安全性，動車組列車在中國運行已經將近4年的歷史了，那麼，在這4年的時間裏面，我們是否可以找到動車組本身曾經出現過危及乘客生命安全的例子呢？沒有！無非就是一些車內空調損壞，洗手間龍頭感應等等一下小問題。有人因為高鐵的速度遠超一般動車組的速度而懷疑其在超高速下的穩定性，這類問題從全世界範圍內來看，包括法國，德國，日本等高鐵牛國，列車在高速運行下的穩定問題在技術層面不存在任何問題，更多的是鐵路系統的管理問題。國外屢屢爆出的高鐵脫軌往往都伴隨著列車相撞的事故，而這是屬於鐵路管理問題了。最後，再說說中國鐵路的管理，中國鐵路在其他方面的管理我雖然不敢恭維，但在安全性的管理上，我絕對要給一個字：贊。事實上，中國鐵路的安全性完全可以比肩中國民航的安全性。中國民航的安全性在國際上是絕對一流的，同樣，我們極少聽到中國的鐵路相撞事故，近些年唯一一起因為人為因素而發生的相撞並且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事故貌似就時09年的郴州火車站內兩列列車相撞事故，造成30多人死亡。而其他類似列車出軌，側翻等等事故多半是伴隨著不可測的自然災害因素。比如大風（新疆地區），突發泥石流（09年江西列車側翻事故），暴漲的河水對鐵路橋梁的衝擊（今年四川的列車出軌事故），這類問題已經不僅僅屬於鐵路管理的範疇了。當然，我說這些並非就是說中國的高鐵在安全性上並非鐵板一塊，無懈可擊。安全風險和隱患處處存在，正如我們對飛機安全性的質疑遠高於對公路安全性的質疑一樣，而實際上卻是飛機的安全性遠遠遠高於公路的安全性。我只是不想因為對高鐵的安全性的質疑變成某些人口中阻礙中國發展高鐵的口實！
3.所謂高鐵動車並非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而僅僅是在進口的動車組外面刷了一層漆之說。我真的不敢相信所謂的精英為污蔑中國的高鐵真是極盡了扯淡這一本事。還有說高鐵僅僅是多串了幾個大功率的電機，哥的門牙都要笑掉了。哎，反正我只知道國外運營的高鐵最高都沒有超過380的（那些說法國高鐵達500公里的腦殘，那是試驗速度，而並非商業運營速度，兩者最主要的差別就是一個要載客運行而另外一個是不能載客運行的）。關於是否為自主知識產權之爭交給大家吧。在下不在多言了！
鳥人於上海
2010年12月14日
2010年12月12日星期日
对于西方媒体对中国对苏丹、几内亚等国的支持的攻击的回应(转载)
国际媒体疯狂炒作中国政府对苏丹、几内亚等国的支持，作为中国支持非洲邪恶政权的证据。
而实际上关于苏丹、几内亚，中国做的比西方国家做得好多了，只是西方媒体不报道而已。
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橡树村说得很详细了。
我说一下与本文相关的我知道的情况。
一、苏丹
苏丹内战，造成了极为悲惨的惨状，我觉得死伤的人数不会低于两三百万，可能死亡的人数都不止两三百万。
但是你知道苏丹内战最激烈、人道主义灾难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根本不是在中国前去开采石油的时候，而是在美国公司在开采石油的时候——当时国际媒体根本不关心苏丹国内的数百万平民的死亡。
苏丹内战在1955年苏丹独立前后爆发，断断续续打了数十年，其中最激烈的时候是1983年之后的十多年间的第二次苏丹内战。
当时苏丹北方的阿拉伯政权，打击南方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推行宗教压迫。然后南方军队首领加朗起义，反抗北方的压迫。加朗此人在坦桑尼亚的军校中学习毛泽东游击战的，和老卡比拉（后来当上民主刚果总统）、穆塞维尼（后来当上乌干达总统）是同班同学，利用游击战打得北方穆斯林军队落花流水。
内战中苏丹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老百姓不是被屠杀杀死就是饿死，尸横遍野。
而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后，美国对苏丹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继续支持苏丹政府。当时苏丹统治者Gaafar al-Nimeiry就是受到美国的力挺。
国际媒体对苏丹的惊人惨状也视而不见。
为什么呢？当时美国正在苏丹勘探石油。
1978年，美国雪佛龙公司在苏丹发现石油，然后投入资金进行开发。
1983年内战全面激化后，雪佛龙公司有员工被杀，然后停止开发。
然后在美国公司的支持下，苏丹政府为了保护油田的安全，对周边地区原住民进行清洗和屠杀。
美国确实是在苏丹发现了石油，但是苏丹的石油开采成本过高，美国觉得不划算，最终还是停止了开采。
然后美国开始指责苏丹的专制统治，但也只是谴责一下而已，没有太多举动，国际媒体对苏丹的饥荒还是从1993年那张照片才开始有所关注。
饥饿的苏丹那张照片是1993年拍摄的，此前一年苏丹政府刚刚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M-41、M47、M-60坦克。
雪佛龙公司最终在1992年把区块卖给苏丹政府，然后苏丹政府把油田划为小块，开始寻找下一家愿意开发的公司。接下来两三年里，苏丹政府找到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进行了长期谈判。中国1995年开始和苏丹政府签署合同，同意中国公司进入苏丹勘探石油，1997年中国的中石油公司开始开采石油。
与此同时，1997年美国柯林顿宣布全面制裁苏丹（此前美国怎么不制裁）。
中国开采的石油区块，就是当年美国人发现石油的地方——当然中国进行了重新勘探。为什么中国开采划算呢？听说因为苏丹石油的地质构造，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构造相同，中国的设备都是现成的，因此成本很低（美国没有开采过这种构造的油田，这类油田开采成本很高）。
此后，苏丹内战还在继续，南方反政府军队继续攻城略地，把北方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人道主义危机继续蔓延。
但是2001年，美国为了反恐需要，就取消了对苏丹的制裁，以换取苏丹政府同意打击宾拉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苏丹是基地组织的巢穴，后来1996年苏丹政府将其驱逐，同时把他们离开的飞机飞行时间告诉了美国，但是柯林顿没有下定决心将其击落）。
2002年，最后的克尼尔-迪、卡波埃塔等重镇相继被南方军队攻克。北方只剩下朱巴一座孤城未被攻克。后来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苏丹政府和南方最大的反政府武装首领加朗于2002年搭成停火协议，北方放弃朱巴，撤出南方，双方停火。
然后接下来就没有大的战役了，局势趋于稳定。
中国政府在其中做了很多的斡旋工作，而且投入巨资改善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条件。
中国的油田在南北交界处，地盘属南方，但是受北方控制。据说根据斡旋，中国把石油收入一分两半，一半给北方，一半给南方。那些指责中国石油美元支持了北方政权的人，请你们看到中国给北方政权的钱只有一半，南方拿到了另外一半。
数十年来苏丹南北民族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因为干旱南下，抢夺南方黑人的土地。中国投入巨资改善灌溉条件，发展农业技术，使得南北两方的人民都能改善生活。
中国还在苏丹投入巨资发展工业，发展石化产业，现在苏丹每年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就业机会大量增加。
此后，2003年，在南方获胜的鼓励下，西南方的达尔富尔也出现了两个大型的反政府武装。
然后就是达尔富尔冲突了，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长期激战。在联合国的谴责下，2004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开始部署在达尔富尔，2005年，苏丹北方政府和两个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只有小规模的民兵之前的冲突了（阿拉伯民兵和达尔富尔黑人民兵），没有打的战役了。
苏丹的达尔富尔内战，规模远远不如1983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人道主义灾难也远远不及，但是却得到了欧美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当年他们对南北战争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可以以此攻击中国支持种族屠杀。
但是，2005年1月，联合国公布达尔富尔问题调查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的确发生了大规模的强奸和对平民的屠杀，但是并不符合种族灭绝的定义，更像是苏丹政府与地方武装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波及平民，而缺乏种族灭绝的一些必要元素。
很多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出口武器给苏丹，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但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调查，中国的确向苏丹出口武器，不过从2003年到2007年间，中国只提供了苏丹8%的武器装备！
2009年6月，英国媒体人Collette Valentine和Ali Gunn从达尔富尔返回英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描述。他们说，他们确实看到了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的种族灭绝，和一些人权机构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现在，中国也在达尔富尔投资改善当地的民生，这些人权机构就完全看不到了。
第二，几内亚
几内亚盛产铝土矿，但是自己却没有冶炼能力。西方的大公司在几内亚大量开采铝土矿，然后运走。
《黑暗大布局》这本书也提到，40年来，西方人不停地开采采几内亚境内的铝矿，几内亚人民却根本没赚到半毛钱。2007年，矿工们一个月的薪资，相当于一袋米的价格，仅够让一个家庭生活两星期。其它的开销和剩下的那两星期该怎么过活，根本没人管。西方大公司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运走铝土矿，当地人却过得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进入几内亚后，开始在当地建设水电站、冶炼厂，这样几内亚出口的就不是铝土矿了，而是工业产品，当地人有了更多的产值，更多的工作，更多的税收，经济开始发展起来。西方公司自然不满意。
是的，中国是在支持其军政府——其实现在的军政府是几内亚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了。
但是西方国家支持的政府是什么货色呢？
1958年几内亚独立后，在独裁者杜尔的统治下，
1960年，杜尔开始以国内有人要政变为由杀人，
1961年，几内亚教师要求同工同酬，结果被几内亚政府宣布为叛乱，遭到残酷镇压。
而当时的几内亚独裁政府，是美国支持的。杜尔曾称肯尼迪为最好的朋友。
（当然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和苏联也处得不错。不过他和苏联好的时候，和西方也没有闹僵，西方大公司继续开采几内亚的铝土矿。）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杜尔继续强化其独裁统治，国内基本上是黑色恐怖，政府随意杀人，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屠杀，甚至连足球比赛踢输了，都被视为反革命阴谋，都能引起清洗和屠杀。
首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泰里从1964年开始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长达八年，在1977年被杜尔活活饿死。
1977年杜尔关闭国内所有的农贸市场，以国有公司代替，农民和农妇游行，杜尔下令开枪屠杀，打死无数人。
为了逃避杜尔的残酷统治，五分之一的几内亚人逃亡邻国。
1984年，杜尔在美国克里夫兰接受心脏病手术，死在了手术台上。直到他去世，这个小小的国家有五万人被处决。
在杜尔统治期间，几内亚的铝土矿全部被西方大公司控制，铝土开采为独裁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着这个暴政政权。
杜尔去世后，孔戴依靠军权篡夺了接班人的地位。
在孔戴统治期间，几内亚继续维持独裁专制统治，老百姓继续饥寒交迫，西方大公司继续掠夺几内亚的铝土矿。
2008年孔戴去世，松帕雷接任，六个小时后，卡马拉上尉发动政变，推翻了松帕雷的独裁统治。
卡马拉上尉上台后，
在政治上稳定秩序，实现民主，宣布在2010年举行大选，
在经济上发展工业，引进中国公司，开办水电站、冶炼厂，进行矿产深加工，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外交上一边倒地倒向中国。
卡马拉统治期间，是几内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宽松、经济增长的时期。
但显然支持中国，发展本国工业的卡马拉令西方人厌恶。于是国际媒体开始发动了。
原本卡马拉允诺2010年不参加大选，但是2009年改口说要参加，以孔戴时期的总理为首的一帮人组织大规模的示威，要求卡马拉下台，卡马拉下令开枪，然后就被国际媒体大肆炒作，疯狂炒作作为中国罪行的一个罪状。
当然了，最后2010年大选的适合，卡马拉还是没有参加。
参加的是塞卢达莱因迪亚洛和阿尔法孔戴两人。
而实际上关于苏丹、几内亚，中国做的比西方国家做得好多了，只是西方媒体不报道而已。
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橡树村说得很详细了。
我说一下与本文相关的我知道的情况。
一、苏丹
苏丹内战，造成了极为悲惨的惨状，我觉得死伤的人数不会低于两三百万，可能死亡的人数都不止两三百万。
但是你知道苏丹内战最激烈、人道主义灾难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根本不是在中国前去开采石油的时候，而是在美国公司在开采石油的时候——当时国际媒体根本不关心苏丹国内的数百万平民的死亡。
苏丹内战在1955年苏丹独立前后爆发，断断续续打了数十年，其中最激烈的时候是1983年之后的十多年间的第二次苏丹内战。
当时苏丹北方的阿拉伯政权，打击南方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推行宗教压迫。然后南方军队首领加朗起义，反抗北方的压迫。加朗此人在坦桑尼亚的军校中学习毛泽东游击战的，和老卡比拉（后来当上民主刚果总统）、穆塞维尼（后来当上乌干达总统）是同班同学，利用游击战打得北方穆斯林军队落花流水。
内战中苏丹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老百姓不是被屠杀杀死就是饿死，尸横遍野。
而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后，美国对苏丹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继续支持苏丹政府。当时苏丹统治者Gaafar al-Nimeiry就是受到美国的力挺。
国际媒体对苏丹的惊人惨状也视而不见。
为什么呢？当时美国正在苏丹勘探石油。
1978年，美国雪佛龙公司在苏丹发现石油，然后投入资金进行开发。
1983年内战全面激化后，雪佛龙公司有员工被杀，然后停止开发。
然后在美国公司的支持下，苏丹政府为了保护油田的安全，对周边地区原住民进行清洗和屠杀。
美国确实是在苏丹发现了石油，但是苏丹的石油开采成本过高，美国觉得不划算，最终还是停止了开采。
然后美国开始指责苏丹的专制统治，但也只是谴责一下而已，没有太多举动，国际媒体对苏丹的饥荒还是从1993年那张照片才开始有所关注。
饥饿的苏丹那张照片是1993年拍摄的，此前一年苏丹政府刚刚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M-41、M47、M-60坦克。
雪佛龙公司最终在1992年把区块卖给苏丹政府，然后苏丹政府把油田划为小块，开始寻找下一家愿意开发的公司。接下来两三年里，苏丹政府找到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进行了长期谈判。中国1995年开始和苏丹政府签署合同，同意中国公司进入苏丹勘探石油，1997年中国的中石油公司开始开采石油。
与此同时，1997年美国柯林顿宣布全面制裁苏丹（此前美国怎么不制裁）。
中国开采的石油区块，就是当年美国人发现石油的地方——当然中国进行了重新勘探。为什么中国开采划算呢？听说因为苏丹石油的地质构造，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构造相同，中国的设备都是现成的，因此成本很低（美国没有开采过这种构造的油田，这类油田开采成本很高）。
此后，苏丹内战还在继续，南方反政府军队继续攻城略地，把北方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人道主义危机继续蔓延。
但是2001年，美国为了反恐需要，就取消了对苏丹的制裁，以换取苏丹政府同意打击宾拉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苏丹是基地组织的巢穴，后来1996年苏丹政府将其驱逐，同时把他们离开的飞机飞行时间告诉了美国，但是柯林顿没有下定决心将其击落）。
2002年，最后的克尼尔-迪、卡波埃塔等重镇相继被南方军队攻克。北方只剩下朱巴一座孤城未被攻克。后来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苏丹政府和南方最大的反政府武装首领加朗于2002年搭成停火协议，北方放弃朱巴，撤出南方，双方停火。
然后接下来就没有大的战役了，局势趋于稳定。
中国政府在其中做了很多的斡旋工作，而且投入巨资改善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条件。
中国的油田在南北交界处，地盘属南方，但是受北方控制。据说根据斡旋，中国把石油收入一分两半，一半给北方，一半给南方。那些指责中国石油美元支持了北方政权的人，请你们看到中国给北方政权的钱只有一半，南方拿到了另外一半。
数十年来苏丹南北民族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因为干旱南下，抢夺南方黑人的土地。中国投入巨资改善灌溉条件，发展农业技术，使得南北两方的人民都能改善生活。
中国还在苏丹投入巨资发展工业，发展石化产业，现在苏丹每年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就业机会大量增加。
此后，2003年，在南方获胜的鼓励下，西南方的达尔富尔也出现了两个大型的反政府武装。
然后就是达尔富尔冲突了，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长期激战。在联合国的谴责下，2004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开始部署在达尔富尔，2005年，苏丹北方政府和两个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只有小规模的民兵之前的冲突了（阿拉伯民兵和达尔富尔黑人民兵），没有打的战役了。
苏丹的达尔富尔内战，规模远远不如1983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人道主义灾难也远远不及，但是却得到了欧美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当年他们对南北战争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可以以此攻击中国支持种族屠杀。
但是，2005年1月，联合国公布达尔富尔问题调查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的确发生了大规模的强奸和对平民的屠杀，但是并不符合种族灭绝的定义，更像是苏丹政府与地方武装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波及平民，而缺乏种族灭绝的一些必要元素。
很多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出口武器给苏丹，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但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调查，中国的确向苏丹出口武器，不过从2003年到2007年间，中国只提供了苏丹8%的武器装备！
2009年6月，英国媒体人Collette Valentine和Ali Gunn从达尔富尔返回英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描述。他们说，他们确实看到了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的种族灭绝，和一些人权机构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现在，中国也在达尔富尔投资改善当地的民生，这些人权机构就完全看不到了。
第二，几内亚
几内亚盛产铝土矿，但是自己却没有冶炼能力。西方的大公司在几内亚大量开采铝土矿，然后运走。
《黑暗大布局》这本书也提到，40年来，西方人不停地开采采几内亚境内的铝矿，几内亚人民却根本没赚到半毛钱。2007年，矿工们一个月的薪资，相当于一袋米的价格，仅够让一个家庭生活两星期。其它的开销和剩下的那两星期该怎么过活，根本没人管。西方大公司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运走铝土矿，当地人却过得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进入几内亚后，开始在当地建设水电站、冶炼厂，这样几内亚出口的就不是铝土矿了，而是工业产品，当地人有了更多的产值，更多的工作，更多的税收，经济开始发展起来。西方公司自然不满意。
是的，中国是在支持其军政府——其实现在的军政府是几内亚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了。
但是西方国家支持的政府是什么货色呢？
1958年几内亚独立后，在独裁者杜尔的统治下，
1960年，杜尔开始以国内有人要政变为由杀人，
1961年，几内亚教师要求同工同酬，结果被几内亚政府宣布为叛乱，遭到残酷镇压。
而当时的几内亚独裁政府，是美国支持的。杜尔曾称肯尼迪为最好的朋友。
（当然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和苏联也处得不错。不过他和苏联好的时候，和西方也没有闹僵，西方大公司继续开采几内亚的铝土矿。）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杜尔继续强化其独裁统治，国内基本上是黑色恐怖，政府随意杀人，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屠杀，甚至连足球比赛踢输了，都被视为反革命阴谋，都能引起清洗和屠杀。
首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泰里从1964年开始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长达八年，在1977年被杜尔活活饿死。
1977年杜尔关闭国内所有的农贸市场，以国有公司代替，农民和农妇游行，杜尔下令开枪屠杀，打死无数人。
为了逃避杜尔的残酷统治，五分之一的几内亚人逃亡邻国。
1984年，杜尔在美国克里夫兰接受心脏病手术，死在了手术台上。直到他去世，这个小小的国家有五万人被处决。
在杜尔统治期间，几内亚的铝土矿全部被西方大公司控制，铝土开采为独裁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着这个暴政政权。
杜尔去世后，孔戴依靠军权篡夺了接班人的地位。
在孔戴统治期间，几内亚继续维持独裁专制统治，老百姓继续饥寒交迫，西方大公司继续掠夺几内亚的铝土矿。
2008年孔戴去世，松帕雷接任，六个小时后，卡马拉上尉发动政变，推翻了松帕雷的独裁统治。
卡马拉上尉上台后，
在政治上稳定秩序，实现民主，宣布在2010年举行大选，
在经济上发展工业，引进中国公司，开办水电站、冶炼厂，进行矿产深加工，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外交上一边倒地倒向中国。
卡马拉统治期间，是几内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宽松、经济增长的时期。
但显然支持中国，发展本国工业的卡马拉令西方人厌恶。于是国际媒体开始发动了。
原本卡马拉允诺2010年不参加大选，但是2009年改口说要参加，以孔戴时期的总理为首的一帮人组织大规模的示威，要求卡马拉下台，卡马拉下令开枪，然后就被国际媒体大肆炒作，疯狂炒作作为中国罪行的一个罪状。
当然了，最后2010年大选的适合，卡马拉还是没有参加。
参加的是塞卢达莱因迪亚洛和阿尔法孔戴两人。
2010年12月8日星期三
美國同事對毛澤東看法改變-網友寒梅厲害
這是網友寒梅在國外工作期間和一個天主教徒關於毛澤東及共產主義信仰展開的對話，寒梅進行了整理，我將其整理後的記錄發在這裏，供網友們討論。
作者：寒梅
換了一個工作團隊。跟幾個同事“曠日持久”的爭論了近兩個月，關於毛澤東。 其中一位最“頑固”的， 漸漸的，他有些懷疑自己一直以來的認為。導致他最後轉變的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紀念白求恩》。把我們幾次爭論整理了一下，貼在下面。
同事：毛的共產主義是災難。共產主義失敗了。沒有人再相信它。
我：我不這樣認為。
同事：它不能繼續了難道這不是最好的證明嗎？中國正在經歷問題。
我：中國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的問題。
同事：但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
我：我認為我們還不是，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他們有共產主義信仰。
同事：這是我對毛和共產主義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共產黨員們有共產主義信仰？
同事：不能接受他們強迫所有中國人都相信共產主義。
我：我不認為存在強迫。
同事：但毛要建立共產主義國家。
我：這點我不反對。
同事：這就是強迫。他剝奪了上帝賦予人們的權利，選擇的權利。
我：這種權利曾經在中國存在過嗎?
同事錯愕。
我：這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不是嗎？上帝賦予人的權利，在中國，對中國人來說，共產黨之前也從來沒有擁有過。 用上帝賦予的權力去質疑中國是不公平的。
同事：沒有感受過上帝的慈愛，這是中國人的不幸，我為中國人感到難過。
我：我只是在說一個事實。大部分中國人不知道上帝。
同事：這不是上帝的問題。
我：那麼是誰的問題？
同事：上帝始終存在，不能因為沒有發現就質疑上帝。
我：我不是在質疑上帝。但事實是中國人沒有被上帝指引過，被不相信上帝的共產黨指引了，被毛指引了，突然發現了完全不同於上帝說的世界，假如上帝是慈愛的，慷慨的，能不能接受中國人的發現?
同事怒：你在懷疑上帝。
我：不，我期待上帝能夠接受中國。
同事：中國先要信上帝。
我： 難道上帝是有選擇的去保佑那些他認為好的孩子？
同事怒：這簡直是瘋狂！對不起，我不想再進行這個話題。
同事：你和我認識的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同。
我：因為我不反對共產主義和毛。
同事：我想是這樣。
我：我有什麼理由反對呢？毛和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是進步。
同事：毛讓自己成為最大的獨裁者，不是嗎？沒有人可以反對他。
我：為什麼要反對他？我並不認為毛是獨裁者。
同事：沒有“為什麼”，他必須可以被反對。他擁有最大的權力，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如果瘋狂，世界就是災難！ 中國發生的一切證明他就是瘋狂的。（同事聲調越提越高）
我：別激動。。。。我並不反對你說的一切。反對，容易做到。但反對能不能起到作用才是重要的，不是嗎？ 布希總統要打仗，選民們誰能阻攔？伊拉克戰爭的結果，現在不是每個人都在承擔著嗎？
同事：布希是我們選出來的總統，我們必須相信他支持他。
我：如果這是理由，毛不是被紙的選票選出來的，而是中國人用生命的選票選出來的。
同事愣住，片刻：但這也不是他可以擁有最大權利的理由。
我：什麼才可以是理由？我不否認毛擁有最大的權力。 美國權力最大的是誰？ 是總統嗎？ 不是，對嗎？ 比較，應該是相同職位的比較才合理，不是嗎？
同事：我不能同意你說的。
我：總統的決定，和總裁的決定，哪個對你影響大？ 是總裁，不是嗎？在中國，我是說毛的時代，總裁和你都是為國家服務。
同事：這簡直不可思議。我，根本反對中國那樣的方式。
我：中國為什麼會選擇那樣的方式？
同事：毛擁有最大的權力而不被監督是不能接受的。
我：假如中國人不反對呢？
同事：什麼？
我：你可以反對上帝嗎？
同事：上帝啊，你在說什麼？
我：我在說毛為什麼得到中國人信任。
同事：你在告訴我毛在中國是上帝？這完全是瘋狂。
我：對於中國受壓迫的人來說，是這樣。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時候，上帝的聲音也在中國傳播，但中國人選擇了毛。我相信上帝是慷慨的。
同事：中國人把毛當作上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對於中國人來說毛可能比上帝更具體。
同事怒：這是罪惡。
我：你不能要求不知道上帝的也按照上帝旨意去做。
同事：沒有找到上帝的指引，這是中國人災難。
我：我們的災難100多年前就開始了，上帝來到中國的時候。
同事：什麼？！
我：100多年前，上帝的確曾經派使者到過中國，傳播文明和上帝的聲音，但是非常不幸，中國人還沒有感受到上帝之前，首先面對了武器和搶奪。當然你們仍然把這一切歸罪於中國人。中國人的苦難過去100多年就沒停止過，直到毛的出現。中國人選擇了毛，用追隨和犧牲。
同事：但這不是上帝的選擇。
我：中國人需要上帝的時候，上帝在哪兒？
同事憤怒+震驚：上帝啊！我不敢相信你提出這樣的問題！
同事：我可以理解毛在中國人心裏有不可取代的位置。但是，他應該把自己置於監督之下。
我：我不反對。讓我問一個問題，總統，大法官，和美國所有的政治家們，可不可以是沒有信仰的人？
同事：不可以。
我：只要總統堅信上帝，你就不會認為他會作出違背上帝旨意，或者道德願望的事情？
同事：基本來說，是這樣。
我：那麼，宗教信仰是高於一切的，不是嗎？
同事：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美國所有政治的一切，包括對總統的監督，都是處在宗教信仰之下，沒有什麼可以超越上帝的，不是嗎？
同事：是的。
我：國家所遵從的宗教信仰是不能和選民的宗教信仰衝突的，對嗎？
同事：這是必須的。
我：毛政權成立時，中國基本是個沒有統一信仰的國家。
同事驚訝：什麼？
我：讓中國人擁有信仰，這是毛進行的艱苦的努力，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直到今天，他仍然接受著指責。毛政權剛成立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腦子裏，既沒有上帝，也沒有準確理解的共產主義。
同事：我的上帝！
我：你也震驚，不是嗎？那就是中國的現實。請坦率告訴我，你，我想是整個西方看我們，中國人沒有信仰是災難，有了信仰不信上帝也是災難，對嗎？
同事沈默不語。
我：我不認為毛是拒絕監督的。 但比監督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或者人必須是有信仰的，不是嗎？
同事點頭：是的。
我：我也希望毛建立政權的時候建立了美國這樣的三權分立，但是，毛面對著幾乎是廢墟的國家，大部分人不僅不知道信仰，而且還是文盲。唯一能領導中國人做事情的只有毛領導的共產黨，你覺著那種情況，三權分立怎麼建立？
同事：難以想像（那種情況）。
我：是的。不知道上帝就不知道上帝賦予的權力。 批評毛讓中國人民信仰共產主義這不公平，毛帶給中國巨大進步之一，就是他告訴中國人信仰是多麼的重要？ 毛很偉大，當大部分中國人都象上帝一樣敬仰他時，他並沒有把眾人的敬仰變成宗教，而是鼓勵大家把共產主義作為信仰，用科學的方法去看世界。
同事驚訝。
我：當然毛並不排斥，他建立了三種互相監督，在共產主義信仰之下，以適合中國的方式。
同事：我很感興趣。
我：他讓每個城市的單位，農村的村莊都有兩套一樣組成的領導團隊。比如一個工廠，有廠長就要有書記，農村有村長，就要有村支書，兩個並行的領導不能是同一 個人，這是兩種相互之間的監督。還有第三種權力是監督這兩個的，就是人民可以監督領導的權力。這一切的前提就是，共產主義信仰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同事：但是毛的權力？誰來監督他？
我：問得好。你覺著一個國家，可以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經常更替嗎？
同事：不！那是災難。
我：毛一直面對這個問題。他要堅持社會主義，我也認為社會主義適合中國，在這一點上，毛是獨裁的，但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同事：我不認為我會認同，但你說的也許有道理。
同事：我不反對毛也許做了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事情。但是如果僅僅從得到的好處去判斷，這同樣是瘋狂的。
我：我可以贊同。制度的公平和合理更重要。我認為如果這樣說，你應該更認同毛的做法。他在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
同事：這是我要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毛剝奪中國人的自由。
我：自由是相對於制度下的，不是嗎？
同事：不，自由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沒有任何制度或個人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我：是這樣嗎？如果是40年前，我們今天這樣談論，FBI要來找我們麻煩了----辦公室裏不能擺放或談論任何關於共產主義的東西。這條法律好象現在還沒被廢除？
同事錯愕。
我：我們可以選擇下午一點上班嗎？我們可以不跟老闆請假離開嗎？我們可不可以拋棄團隊精神？我們在辦公室沒有自由，不是嗎？ 當然多長時間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多少分鐘休息一下，我們只有這樣的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不是嗎？
同事：我不反對。但我的中國朋友告訴我，毛的時代，中國人連這種自由都被剝奪了。必須穿一樣的衣服，唱一樣的歌曲，只能聽毛的話，絕對的服從。我的朋友經歷過毛的時代。
我：我沒有這種幸運，沒有經歷毛的時代，的確很瘋狂。我也反對這樣。我不反對統一的規則秩序和紀律，我支援規則秩序和紀律之下的自由，但我反對絕對的自 由。我認為毛的時代，做到了統一的規則秩序和紀律，但是忽略了這之下的放鬆。毛說過，既要統一意志，又要個人心情舒暢，顯然沒有這樣做好。我反對沒有做 好，但我不反對毛。
同事：毛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我：是的。毛也曾經說過，小孩就要玩，釋放天性，不要被束縛。
同事：不！很難相信這是毛說的。
我：毛有巨大的同情和寬容，他不願意被壓迫，也不願意看到任何不公平的壓迫，包括父母壓制孩子。
同事：我很難相信毛是這樣的。那麼他為什麼強迫全國都一樣？
我：我不認為那是毛做的。要瞭解這些，必須瞭解中國文化。告訴我，如果工作中感覺被壓制，會是總裁嗎？不是，對嗎？很多時候是直接上級。看，美國和中國並沒有不同。任何政策和工作，最高的領導和屬下人員之間，總是有其他的人存在，共產黨叫做幹部。
同事：你是說，是執行毛的政策的人，造成了那一切？
我：我認為是的。
同事：但是毛有責任。
我：當然。但我不首先指責毛。我認為中國需要改造文化，尤其官場文化。毛做了努力，他對幹部很嚴厲，他迫使共產黨員只能在共產主義信仰下無私的工作。但這也導致毛之後，首先反對毛的，不是普通人民，而是毛的幹部。
同事：令人吃驚。
同事：你怎麼看毛時代的貧困？
我：毛時代有什麼理由富有嗎？
同事笑：我怎麼沒想到？
我：如果毛時代是讓中國由富變窮，這是毛的問題。但中國本來什麼都沒有，甚至是負數，是毛把中國變成的正數，我對毛沒有任何怨言。
同事：毛為什麼限制農民離開土地？
我：我理解是為了保障。中國工業不發達，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中國農民最多，很少受到教育，毛一直在努力改變他們，投入很多。我相信你聽到過毛時代正面的？
同事：當然，教育和醫療都是免費的。 但是毛建立了一黨執政。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我也不能接受。但我到了美國後，我理解了。
同事驚訝：抱歉，你在說什麼？
我：告訴我，民主黨和共和黨有什麼不同嗎？
同事：似乎沒有。
我：民主黨員和共和黨員宗教信仰有什麼不同？
同事：確切說，也沒有。
我：民主黨和共和黨員中有共產主義者嗎？
同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這就是我的理解。執政的，無論幾個政黨，他們必須是宗教信仰沒有衝突。
同事：是的。
我：或者美國政治制度本身，就限制了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從政，對嗎？
同事：不，我們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我：你為什麼不能接受共產主義？
同事：因為共產主義是瘋狂的。
我：不管它是什麼，你的確是不能接受。大部分美國人也不能接受。
同事：是事實。
我：中國的一黨執政有什麼難理解的呢？當然是統一信仰的人組成的團隊才可以管理好國家。
同事：但美國人擁有的民主權利，中國人沒有。
我：我同意。可以選擇總統，可以批評總統。但可以批評總裁嗎？對美國人來說，選民主還是共和有什麼區別呢？毛時期的中國人可以給單位領導提意見而不用擔心失去工作。我們可以給總裁提意見嗎？美國政府工作人員不是有條法律，不能反對攻擊上級嗎？民主權利呢？
同事：但毛限制了人民選擇的權利，讓中國只能成為共產主義國家。
我：確切說，是社會主義。那是中國人民通過犧牲的選擇。
同事：我可以理解是人民選擇了毛，但不能因為人民選擇了一次，毛就剝奪了他們第二次的選擇。
我：毛並沒有剝奪。 那麼你能告訴我印第安人在哪里？ 如果國家的制度可以多次選擇，原來在美國的印第安人呢？他們選擇的權利呢? 美國為什麼只能成為今天這樣子？為什麼不能選擇回到印地安土著？
同事：我們是被上帝保佑的土地，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是對的，是制度最好的國家。
我：但原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呢？因為不是上帝挑選的孩子，他們現在只能生活在保護區，不是嗎？可以給他們第二次選擇嗎？當然這不是好的比喻，我只是想說，一個國家制度的選擇，往往很長時間內，只能選擇一次。毛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國人的選擇。
同事：簡直是瘋狂的比喻。
同事：不管怎麼說，選舉是民主的，相對于毛的共產主義。
我：我認為監督最重要。選票不是監督。
同事楞。
我：你投票選出的議員，你知道誰在他的工資支票上簽字嗎？你不知道。
同事：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因為你相信你們的制度是完美的。你可以投票選出總統，選出議員，你為你擁有的權力高興，我也會的。但是，你有投票的權利，卻沒有參與總統或者議員決策的權利，汽油漲價了，你可以自由去遊行抗議，如果被抗議者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會因為你的抗議改變嗎？不會。我們每天生活在無數的規則中，我們只有服從才能生活工作少些麻煩，所有這些規則，哪些是選民可以參與制定的？毛的主張之一, 就是讓人民有參與制定規則的權利，儘管他沒有制定選舉制度。
同事沈默，想了一會兒：毛的時代，中國人是自由的嗎？
我：用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不是。不僅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
同事：你是說，還有另外的標準？
我：是的。確切說不是標準，是感覺。 自由是感覺，幸福也是感覺，不是嗎？
同事：我想我不得不同意。
我：團隊讓我們必須服從統一規則和行動，但我們仍然覺著很自由，是嗎？
同事：是的。
我：因為團隊精神讓我們更有效的工作，反過來保障了我們。美國人服從規則很難嗎？
同事：根據情況。
我: 規則和紀律，在毛之前中國人對這些是陌生的。毛的共產主義運動讓中國人知道了有組織和紀律要服從。
同事：你曾經告訴我，中國人以前就喜歡集體的訴求？
我：是的。因為個體總是脆弱的。從前的聯盟會因為某個共同認知臨時團結在一起，而不是被上帝或者某種精神信仰感召，直到毛的共產主義出現。 毛告訴中國人，首先是信仰，然後才是自由。
同事：共產主義下的自由？
我：是的。
同事：難以置信。
我：哪里的自由不是相對的呢？自由是永遠的、毫無條件的第一位嗎？你可以接受藐視上帝的自由嗎？
同事：不。
我：你認為紐約街頭的乞討者，他們是需要自由呢？還是更需要一塊三明治？
同事：當然是三明治。
我：對流浪漢演說自由，很可笑，是嗎？他們已經自由的無家可歸了。
同事：當然。
我：所以你認為自由很重要的時候，別人可能並不認為這樣。
同事：請解釋。
我：毛政權之前，在中國農村，絕大多數人自由的象野草一樣生存，自生自滅。國家什麼都不能提供給他們，什麼都沒有。
同事：上帝！
我：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很快讓這個國家有了秩序，讓每個人都知道還有國家和政府可以依靠，給他們提供幫助和保障。當然，也讓中國人知道了服從政策和紀律。你覺著這個階段，是自由重要? 還是服從管理重要？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
我：毛試圖建立一個制度，保證每個人都有飯吃，讓每個人都不為明天擔心。
同事：你知道我為什麼反對共產主義嗎？ 平衡，自由。
我：我理解。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美國那些大財閥們願意跟你平分財富嗎？
同事：當然他們不會願意。
我：那麼你願意跟美國的窮人分享財富嗎？當然也不會，但你期待更富，這算不算要求向上的平等呢？我是說，很少有向下要求的平等。平衡自由是相對的。想像毛剛建國時，他面對少部分人很富，大多數很窮。
同事：他需要重新分配？
我：這正是毛做的。共產黨的確拿走了少部分人的財產，但沒有私吞，而是為了全體人民，可以理解嗎？
同事：但我疑問的是那以後。人應該是自由的，發展也應該是自由的。
我：中國剛剛從完全自由過來，如果僅僅是從富人那裏拿走財富簡單分一下，一切還和從前一樣，和強盜分贓有什麼不同嗎？ 毛的重新分配不是讓每個人平均分享富人的財富，而是為了建立一種秩序和保障。如果不這樣去理解毛和共產黨，就會得出相反的結論。確實有人認為毛和共產黨是 強盜。
同事沈默。
我：很少一點錢，要做很多的事情，人的自由就會置於集中管理之下。每個進步都會付出代價。我認為這是毛時代有些人感覺沒有自由的原因，這樣的感覺很自私，不是嗎？秩序建立就是限制自由。
同事思考。
我：當然，對被拿走財富的富人來說，也許是不公平的。但舊的中國，大多數人一無所有，連國家的制度和保障都看不到，這是更大的不公平，那些富人們難道不是問題的一部分嗎？我相信，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今天的美國，美國人也會起來革命的。
同事猶豫著：。。。是的。 你告訴我一些我從來沒聽到過的。
同事：你怎麼看毛毀滅了中國文化。
我：我不這樣認為。毛其實是創造了新的文化，當然也確實是消滅了一些舊的文化。比如，共產黨中國之前，中國農村有的地方如果一個寡婦戀愛了，她就可以被同族的人商量一下，綁上石頭，沉到水塘裏淹死。
同事驚呼：上帝啊，這不是真的。
我：但這在那時候是可以被接受的。沒有法律可以懲罰寡婦的族人。 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的婦女是沒有地位的。
同事：什麼？！
我：如果我出生在那時候，我不會有機會讀書，我不能自由戀愛，我可能17歲就要嫁給我不認識的男人，嫁人前我要聽父親的，嫁人後要聽丈夫的，總之，我要聽男人的。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誰。
同事的眼睛越睜越大：上帝啊，你說得這是真的？
我：文化，在共產黨中國之前，對大多數人來說太奢侈了。 舊的中國，大部分中國的農民沒有土地，沒有飯吃，他們是文盲。他們不懂得什麼是權利，他們習慣了在最底層生活，見到當官的就害怕，覺著自己象螻蟻一樣低 賤，他們遭遇苦難就只認為上輩子做了錯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還有權利改變什麼。他們不知道上帝，他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更令人悲傷的是他們接受這樣 的命運。
同事：上帝啊！
我：是的。那個時候，父母可以賣掉兒女。
同事眼睛瞪成了鈴鐺：你說什麼?
我：我在告訴你一段歷史，毛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下，喚醒了窮人的意識，他們從毛那裏知道了自己也有改變命運的權力，就是鬥爭。毛就是有這樣大批的人追隨犧牲才取得了政權。毛讓他們知道了他們是國家的主人，毛給整個國家找回了尊嚴。
同事：你告訴了我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中國。
我：中國窮人多，很多。毛解放了他們。毛確實強調文化的舞臺讓給普通的勞動者，就是那些被解放的窮人們，社會地位總是和文化地位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嗎？
同事點頭：是的。
我：這也許導致看不上勞動者文化的人，或者只喜歡傳統文化的人，對毛不滿。
同事：我認為我可以接受毛做的。
我：瞭解毛，必須要瞭解毛之前的中國。毛之前中國人沒有多少科學知識，很多求神問卦的迷信，被毛取消了。
同事：你認為這是強迫嗎？
我：也許是。但是中國需要進步，不是嗎？ 毛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進步是巨大的，他讓中國人改變了。舊的中國，大多數人麻木的生存，不知道法律，規則，紀律這樣現代文明的東西，毛把這些帶給了中國人。
同事：但是毛讓中國人都信共產主義。
我：沒有人為中國人解釋過自然的世界，或者“我是誰”。中國人只有用迷信，神話傳說，生死輪回來解釋世界。毛把中國社會帶到一個新的境界，給中國人解釋世界，鼓勵去科學的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同事沉思。
我：當然我也希望當初給中國人指引的是上帝而不是毛。但是上帝把這個機會推倒了毛面前。 其實，如果忘掉了是否信上帝，毛對世界的解釋和上帝沒有不同。
同事：毛是怎麼解釋的？
我：比如對你來說，上帝是什麼？是誰？在哪兒？
同事：上帝可能不是一個人，或許他只是超力量，他創造這個世界，以某種力量控制這個世界，讓我們以這樣的方式生存。
我：毛是這樣解釋的，他沒有說那種超力量是上帝，他說那是未知的，但相信存在著規律，可以去探索。無論是信仰上帝，還是毛說的，我們都同意探索未知，或者 上帝的力量，不是嗎？因為上帝有時候會讓我們遭受苦難，如果對未知的規律，或者上帝的力量瞭解的越多，我們越能尊重上帝，減少傷害，也更能體現上帝的憐 憫，不是嗎？
同事：聽起來這很有道理。所以說，毛並不反對上帝。
我：請忘掉毛是不是反對上帝，毛是尊重上帝創造的這一切的，當然他是換了一個角度。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毛也解釋世界。
我：是的。上帝讓我們信他，告訴我們“我是誰”，世界為什麼這樣的時候，也在規定著我們在他的指引下思考，不是嗎？
同事：當然。
我：上帝給我們帶來智慧，讓我們有“知道”的權利，不是嗎？
同事：是的。
我：毛把共產主義信仰帶給中國，但是並沒有把這個信仰作為上帝，而是毛非常注意啟發人們的智慧，讓人民科學地認識世界，自然的和社會的。你如果看毛的文章，他很多在談論這些。
同事：但毛認為只有創立了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是科學的？
我：不，任何針對自然世界的科學研究，毛都認可。針對社會科學的，毛的確認為馬克思更科學。
同事：這是問題。
我：是的，這是問題。也是西方和中國衝突的根本原因之一，我認為。
同事：我似乎看到了問題。但你描述的毛，也讓我看到了不同以前的地方。
同事：我仍然覺著不可思議，你在美國接受了教育，但不反對中國一黨執政。
我：我覺著我要感謝美國。
同事：什麼？
我：讓我從新的角度認識了毛。
同事：不可思議。
我：西方很多人一直認為共產黨什麼都不信，一群逃出籠子的惡魔。
同事有些尷尬：也許。
我：但毛是有著純粹和堅定信仰的人。 你也許想不到，毛對共產黨的要求，他帶給中國人民的思想，認識，和上帝對我們的期待差不多。
同事吃驚。
我：說到信仰，毛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貢獻。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群象清教徒一樣的人，中國共產黨員。
同事：我沒理解錯嗎？共產黨是宗教組織？
我：他們不是，但是毛對共產黨的要求和約束，我認為近似於宗教。
同事：你這麼說，我覺著我比較容易理解。
我：共產黨不是宗教。它的目的不是去宣傳它的教義。
同事：它的目的是什麼？
我：為人民服務。中國很貧窮，要建設社會主義，毛認為只有像清教徒一樣有堅定信仰無私的共產黨領導人民去努力，才可能完成。
同事驚詫：什麼？！ 這太荒謬。每個人都有個人需求。
我：你覺著上帝的使者可以把個人需求置於上帝之上嗎？
同事：當然不能。
我：這是毛要求黨員做到的。不能把共產黨員想像成普通人。他們必須忘掉一切為了個人的東西。上帝是怎麼要求他的教徒的？不能有欲望，不能在乎衣食，不能抱怨，不能有違背上帝旨意的自由，不能貪圖享受，如果受到懲罰，也必須漠視肉體的痛苦。這也正是毛對黨員要求的。
同事：上帝啊，如果黨員能這樣做到，我想我也會向他們致敬。
我：毛時代的黨員就是這麼去做的。
同事：但我不相信人可以完全做到無私，只有上帝的使者們。
我：毛時代的共產黨員們，甚至一些普通人，如果不看他們的信仰是共產主義，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奉獻精神，很象上帝的使者。
同事：我很難把這些和毛聯繫起來。太不可思議了。
我：上帝的使者可以通過傳播上帝的愛得到滿足。毛對幸福的解釋，也是這樣，超越了物質，純粹精神的滿足。
同事：我不能相信這是毛。
我：我為什麼是在美國重新認識了毛？ 來美國前，我認為美國是個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國之後才發現美國是個宗教信仰至上的國家。美國人民堅信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選的，美國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選 的寵兒。為此美國人民自傲驕傲，熱愛這個國家。 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傳教者們，穿著樸素簡單，吃最簡單的食物，他們眼睛裏是真誠樸素堅定的，他們讓我想起了中國老電影裏的共產黨員。中國原來也有 這樣的一群人，忘我，無私，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難，可以獻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國的傳教者們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國的共產黨員們是在共產主義信仰 下，更具體地說，在毛的指引下。
同事：我想我有點被感動，如果這一切是真的。這不是我原來印象中的毛。
我：毛的確令人不可思議。上帝可以讓我們去感覺幸福，但不能帶來幸福。我們可以感謝上帝帶給我們的世界，但上帝不能幫我們改變世界， 一切要靠我們自己。 知道嗎？毛也告訴中國人類似的話。
同事：難以置信。
我：你能告訴我，在你心中，上帝，父母，誰是你絕對服從的？
同事：你知道我是虔誠、保守的天主教徒。
我：中國的傳統文化血緣最重要。上帝是怎麼說的？即使我們都進了天堂，不管是父母還是兄弟，誰和誰都不認識了，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在上帝那裏喜樂著，不是 嗎？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的概念，我們相信輪回，這輩子和上輩子都有關係。 你知道嗎？是毛，讓中國人知道了，還有可以超越自己身邊一切去相信的東西，信仰。
同事：不可思議！
我：上帝說人不能懶惰，要勤勞。毛告訴中國人勞動光榮。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到達過這樣一個階段，每個人即有信仰，也自覺服從共同遵守的規則，中國人也從來沒 被指引“我們的主，天上的父讓我有擁有這樣的權利”，但是毛讓中國人意識到自己鬥爭的權利。毛從來不強迫人接受他，他總是在講道理。 如果我告訴你，毛講得很多道理其實是在強調一個人應該怎麼去做才有意義，才幸福高尚，如果每個人都按照毛說的去做，其實和上帝要求我們做的沒有太大差別， 你相信嗎？
同事：我在掙扎，我不能接受毛在中國人心裏可能是上帝的角色。。。但也許這更接近事實。
我：毛不是上帝。我只是說，在中國人找不到上帝指引的時候，毛傳遞了幾乎相同的精神。 毛非常懂得信仰的作用，讓人不被眼前利益困擾。我想要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麼我不反對毛建立的一黨執政， 如果這個黨是堅定信仰下一群一點私心都沒有的人，會產生腐敗嗎？
同事：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性會降低很多。但怎麼保證會有這樣一群人？
我：毛要求黨員們必須是堅定的信仰者，有清教徒一樣的樸素和獻身精神。
同事：我尊敬樸素和獻身的人。
我：假如信仰沒有了，或者追求個人利益了，一切都會改變。如果上帝的傳道者們，有一天抱怨上帝沒有給他們足夠的個人自由，沒有讓他們有豐盛的食物，沒有讓他們過上富足的生活，讓他們承受了太多的苦難，你怎麼認為呢？
同事：災難。這些人有罪惡！
我：監督，可以是不在宗教信仰下的嗎？
同事：我認為不可能。謝謝。你讓我重新思考毛。
同事：告訴我，你怎麼看毛迫害了很多他的同志？那些殘酷的東西讓我覺著窒息。
我：你是說文化革命？
同事：是的，文化革命，毛的運動。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你怎麼看中世紀宗教清洗中那些教徒？宗教的歷史上，死了很多人。
同事愣了一下：那是一個階段。
我：如果同情毛運動中那些被迫害的人，你從宗教角度去看，可能感覺完全不同。對毛的文化革命，我曾經和你一樣，很厭惡。讓我轉變的是到美國以後，確切說，是接觸了基督教以後。
同事：非常有趣。請繼續。
我：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早期基督教的懲罰，如果背叛了上帝，或者他的信仰，不能逃避懲罰和罪惡，甚至肉體的消滅。宗教的懲罰，比毛的運動要血腥殘酷的多。
同事：那是早期。
我：是的。 當你把共產黨員想像成某種信仰的教徒的時候，他們就有為了信仰必須承擔一切苦難的使命，苦難是他們的選擇。他們不能象普通人那樣嚮往精神自由和肉體享受，他們必須為他們的信仰和理想作出無條件的犧牲。想想那些為了宗教獻身的人們，你會同情還是尊敬？
同事：我想是尊敬。
我：那些因為苦難而抱怨、怨恨上帝的呢？
同事：懦夫。
我：當我讀了基督教的懲罰，再看毛，我沒有不理解了，甚至覺著毛要溫和的太多，你看過毛的書嗎？他從來不提倡肉體消滅，而是精神改造，毛很符合現代基督的精神。
同事：你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我把文化革命，看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那些信仰者為了真理的鬥爭。
同事：我不確定我能贊同，但你告訴了我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
同事：你讓我對毛的宗教很感興趣。
我：毛沒有宗教。他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
同事：抱歉。我正是這個意思。你讓我看到我從來沒聽說過的，毛的一面。
我：是。我也看過一些關於毛的書，政治的，權力的，心理的，他們把毛寫成暴君，權力貪戀者，心理變態。
同事：是的，所以你說的毛讓我感到驚訝。
我：毛是個很哲學的人。你讀過毛的書嗎？
同事：沒有。
我：知道白求恩嗎？
同事：不知道。
我：加拿大人。毛寫過一篇紀念他的文章，你不妨看看。我會email給你。
第二天一早，同事一到辦公室就找到我。
同事：我只想說非常感謝你。
我驚訝：怎麼回事？
同事：我昨天晚上看了你傳給我的那篇文章，毛的文章，《紀念白求恩》。 我沒有想到，毛會寫出這樣的文章。
接著同事拿出列印的紙，大聲朗讀了起來：
“Comrade Bethune's spirit, his utter devotion to others without any thought of self, was shown in his grea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his work and his great warm-heartedness towards all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Every Communist must learn from him. There are not a few people who are irresponsible in their work, preferring the light and shirking the heavy, passing the burdensome tasks on to others and choosing the easy ones for themselves. At every turn they think of themselves before others. W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contribution, they swell with pride and brag about it for fear that others will not know. They feel no warmth towards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but are cold, indifferent and apathetic.” 同事繼續：“Now we are all commemorating him, which shows how profoundly his spirit inspires everyone. We must all learn the spirit of absolute selflessness from him. With this spirit everyone can be very useful to the people. A man's ability may be great or small, but if he has this spirit, he is already noble-minded and pure, a man of moral integrity and above vulgar interests, a man who is of value to the people. ”
讀完後,同事對我說：“我很震驚。如果你不告訴我這是毛寫的，如果我把裏面所有共產主義或意識形態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讀，我會以為我在聆聽上帝宣講。 毛說的這些，和我曾經在教堂聽到過的幾乎完全一樣。”
同事伸出手來，“我真得非常感謝你。你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毛，我想我開始尊敬他了。 我更感謝的，我突然心變得很開闊了，我覺著整個世界的門在朝我打開，共產主義和毛已經不再是我心裏的障礙，我更瞭解了中國，我非常高興，我可以擁抱這些， 我想就可以擁抱一切。” 同事笑了，笑得非常燦爛。從我認識他以來，每次總是看到他紳士的、彬彬有禮的微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笑的這麼徹底，像綻裂開的花。
作者：寒梅
換了一個工作團隊。跟幾個同事“曠日持久”的爭論了近兩個月，關於毛澤東。 其中一位最“頑固”的， 漸漸的，他有些懷疑自己一直以來的認為。導致他最後轉變的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紀念白求恩》。把我們幾次爭論整理了一下，貼在下面。
同事：毛的共產主義是災難。共產主義失敗了。沒有人再相信它。
我：我不這樣認為。
同事：它不能繼續了難道這不是最好的證明嗎？中國正在經歷問題。
我：中國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的問題。
同事：但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
我：我認為我們還不是，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他們有共產主義信仰。
同事：這是我對毛和共產主義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共產黨員們有共產主義信仰？
同事：不能接受他們強迫所有中國人都相信共產主義。
我：我不認為存在強迫。
同事：但毛要建立共產主義國家。
我：這點我不反對。
同事：這就是強迫。他剝奪了上帝賦予人們的權利，選擇的權利。
我：這種權利曾經在中國存在過嗎?
同事錯愕。
我：這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不是嗎？上帝賦予人的權利，在中國，對中國人來說，共產黨之前也從來沒有擁有過。 用上帝賦予的權力去質疑中國是不公平的。
同事：沒有感受過上帝的慈愛，這是中國人的不幸，我為中國人感到難過。
我：我只是在說一個事實。大部分中國人不知道上帝。
同事：這不是上帝的問題。
我：那麼是誰的問題？
同事：上帝始終存在，不能因為沒有發現就質疑上帝。
我：我不是在質疑上帝。但事實是中國人沒有被上帝指引過，被不相信上帝的共產黨指引了，被毛指引了，突然發現了完全不同於上帝說的世界，假如上帝是慈愛的，慷慨的，能不能接受中國人的發現?
同事怒：你在懷疑上帝。
我：不，我期待上帝能夠接受中國。
同事：中國先要信上帝。
我： 難道上帝是有選擇的去保佑那些他認為好的孩子？
同事怒：這簡直是瘋狂！對不起，我不想再進行這個話題。
同事：你和我認識的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同。
我：因為我不反對共產主義和毛。
同事：我想是這樣。
我：我有什麼理由反對呢？毛和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是進步。
同事：毛讓自己成為最大的獨裁者，不是嗎？沒有人可以反對他。
我：為什麼要反對他？我並不認為毛是獨裁者。
同事：沒有“為什麼”，他必須可以被反對。他擁有最大的權力，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如果瘋狂，世界就是災難！ 中國發生的一切證明他就是瘋狂的。（同事聲調越提越高）
我：別激動。。。。我並不反對你說的一切。反對，容易做到。但反對能不能起到作用才是重要的，不是嗎？ 布希總統要打仗，選民們誰能阻攔？伊拉克戰爭的結果，現在不是每個人都在承擔著嗎？
同事：布希是我們選出來的總統，我們必須相信他支持他。
我：如果這是理由，毛不是被紙的選票選出來的，而是中國人用生命的選票選出來的。
同事愣住，片刻：但這也不是他可以擁有最大權利的理由。
我：什麼才可以是理由？我不否認毛擁有最大的權力。 美國權力最大的是誰？ 是總統嗎？ 不是，對嗎？ 比較，應該是相同職位的比較才合理，不是嗎？
同事：我不能同意你說的。
我：總統的決定，和總裁的決定，哪個對你影響大？ 是總裁，不是嗎？在中國，我是說毛的時代，總裁和你都是為國家服務。
同事：這簡直不可思議。我，根本反對中國那樣的方式。
我：中國為什麼會選擇那樣的方式？
同事：毛擁有最大的權力而不被監督是不能接受的。
我：假如中國人不反對呢？
同事：什麼？
我：你可以反對上帝嗎？
同事：上帝啊，你在說什麼？
我：我在說毛為什麼得到中國人信任。
同事：你在告訴我毛在中國是上帝？這完全是瘋狂。
我：對於中國受壓迫的人來說，是這樣。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時候，上帝的聲音也在中國傳播，但中國人選擇了毛。我相信上帝是慷慨的。
同事：中國人把毛當作上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對於中國人來說毛可能比上帝更具體。
同事怒：這是罪惡。
我：你不能要求不知道上帝的也按照上帝旨意去做。
同事：沒有找到上帝的指引，這是中國人災難。
我：我們的災難100多年前就開始了，上帝來到中國的時候。
同事：什麼？！
我：100多年前，上帝的確曾經派使者到過中國，傳播文明和上帝的聲音，但是非常不幸，中國人還沒有感受到上帝之前，首先面對了武器和搶奪。當然你們仍然把這一切歸罪於中國人。中國人的苦難過去100多年就沒停止過，直到毛的出現。中國人選擇了毛，用追隨和犧牲。
同事：但這不是上帝的選擇。
我：中國人需要上帝的時候，上帝在哪兒？
同事憤怒+震驚：上帝啊！我不敢相信你提出這樣的問題！
同事：我可以理解毛在中國人心裏有不可取代的位置。但是，他應該把自己置於監督之下。
我：我不反對。讓我問一個問題，總統，大法官，和美國所有的政治家們，可不可以是沒有信仰的人？
同事：不可以。
我：只要總統堅信上帝，你就不會認為他會作出違背上帝旨意，或者道德願望的事情？
同事：基本來說，是這樣。
我：那麼，宗教信仰是高於一切的，不是嗎？
同事：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美國所有政治的一切，包括對總統的監督，都是處在宗教信仰之下，沒有什麼可以超越上帝的，不是嗎？
同事：是的。
我：國家所遵從的宗教信仰是不能和選民的宗教信仰衝突的，對嗎？
同事：這是必須的。
我：毛政權成立時，中國基本是個沒有統一信仰的國家。
同事驚訝：什麼？
我：讓中國人擁有信仰，這是毛進行的艱苦的努力，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直到今天，他仍然接受著指責。毛政權剛成立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腦子裏，既沒有上帝，也沒有準確理解的共產主義。
同事：我的上帝！
我：你也震驚，不是嗎？那就是中國的現實。請坦率告訴我，你，我想是整個西方看我們，中國人沒有信仰是災難，有了信仰不信上帝也是災難，對嗎？
同事沈默不語。
我：我不認為毛是拒絕監督的。 但比監督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或者人必須是有信仰的，不是嗎？
同事點頭：是的。
我：我也希望毛建立政權的時候建立了美國這樣的三權分立，但是，毛面對著幾乎是廢墟的國家，大部分人不僅不知道信仰，而且還是文盲。唯一能領導中國人做事情的只有毛領導的共產黨，你覺著那種情況，三權分立怎麼建立？
同事：難以想像（那種情況）。
我：是的。不知道上帝就不知道上帝賦予的權力。 批評毛讓中國人民信仰共產主義這不公平，毛帶給中國巨大進步之一，就是他告訴中國人信仰是多麼的重要？ 毛很偉大，當大部分中國人都象上帝一樣敬仰他時，他並沒有把眾人的敬仰變成宗教，而是鼓勵大家把共產主義作為信仰，用科學的方法去看世界。
同事驚訝。
我：當然毛並不排斥，他建立了三種互相監督，在共產主義信仰之下，以適合中國的方式。
同事：我很感興趣。
我：他讓每個城市的單位，農村的村莊都有兩套一樣組成的領導團隊。比如一個工廠，有廠長就要有書記，農村有村長，就要有村支書，兩個並行的領導不能是同一 個人，這是兩種相互之間的監督。還有第三種權力是監督這兩個的，就是人民可以監督領導的權力。這一切的前提就是，共產主義信仰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同事：但是毛的權力？誰來監督他？
我：問得好。你覺著一個國家，可以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經常更替嗎？
同事：不！那是災難。
我：毛一直面對這個問題。他要堅持社會主義，我也認為社會主義適合中國，在這一點上，毛是獨裁的，但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同事：我不認為我會認同，但你說的也許有道理。
同事：我不反對毛也許做了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事情。但是如果僅僅從得到的好處去判斷，這同樣是瘋狂的。
我：我可以贊同。制度的公平和合理更重要。我認為如果這樣說，你應該更認同毛的做法。他在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
同事：這是我要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毛剝奪中國人的自由。
我：自由是相對於制度下的，不是嗎？
同事：不，自由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沒有任何制度或個人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我：是這樣嗎？如果是40年前，我們今天這樣談論，FBI要來找我們麻煩了----辦公室裏不能擺放或談論任何關於共產主義的東西。這條法律好象現在還沒被廢除？
同事錯愕。
我：我們可以選擇下午一點上班嗎？我們可以不跟老闆請假離開嗎？我們可不可以拋棄團隊精神？我們在辦公室沒有自由，不是嗎？ 當然多長時間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多少分鐘休息一下，我們只有這樣的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不是嗎？
同事：我不反對。但我的中國朋友告訴我，毛的時代，中國人連這種自由都被剝奪了。必須穿一樣的衣服，唱一樣的歌曲，只能聽毛的話，絕對的服從。我的朋友經歷過毛的時代。
我：我沒有這種幸運，沒有經歷毛的時代，的確很瘋狂。我也反對這樣。我不反對統一的規則秩序和紀律，我支援規則秩序和紀律之下的自由，但我反對絕對的自 由。我認為毛的時代，做到了統一的規則秩序和紀律，但是忽略了這之下的放鬆。毛說過，既要統一意志，又要個人心情舒暢，顯然沒有這樣做好。我反對沒有做 好，但我不反對毛。
同事：毛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我：是的。毛也曾經說過，小孩就要玩，釋放天性，不要被束縛。
同事：不！很難相信這是毛說的。
我：毛有巨大的同情和寬容，他不願意被壓迫，也不願意看到任何不公平的壓迫，包括父母壓制孩子。
同事：我很難相信毛是這樣的。那麼他為什麼強迫全國都一樣？
我：我不認為那是毛做的。要瞭解這些，必須瞭解中國文化。告訴我，如果工作中感覺被壓制，會是總裁嗎？不是，對嗎？很多時候是直接上級。看，美國和中國並沒有不同。任何政策和工作，最高的領導和屬下人員之間，總是有其他的人存在，共產黨叫做幹部。
同事：你是說，是執行毛的政策的人，造成了那一切？
我：我認為是的。
同事：但是毛有責任。
我：當然。但我不首先指責毛。我認為中國需要改造文化，尤其官場文化。毛做了努力，他對幹部很嚴厲，他迫使共產黨員只能在共產主義信仰下無私的工作。但這也導致毛之後，首先反對毛的，不是普通人民，而是毛的幹部。
同事：令人吃驚。
同事：你怎麼看毛時代的貧困？
我：毛時代有什麼理由富有嗎？
同事笑：我怎麼沒想到？
我：如果毛時代是讓中國由富變窮，這是毛的問題。但中國本來什麼都沒有，甚至是負數，是毛把中國變成的正數，我對毛沒有任何怨言。
同事：毛為什麼限制農民離開土地？
我：我理解是為了保障。中國工業不發達，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中國農民最多，很少受到教育，毛一直在努力改變他們，投入很多。我相信你聽到過毛時代正面的？
同事：當然，教育和醫療都是免費的。 但是毛建立了一黨執政。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我也不能接受。但我到了美國後，我理解了。
同事驚訝：抱歉，你在說什麼？
我：告訴我，民主黨和共和黨有什麼不同嗎？
同事：似乎沒有。
我：民主黨員和共和黨員宗教信仰有什麼不同？
同事：確切說，也沒有。
我：民主黨和共和黨員中有共產主義者嗎？
同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這就是我的理解。執政的，無論幾個政黨，他們必須是宗教信仰沒有衝突。
同事：是的。
我：或者美國政治制度本身，就限制了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從政，對嗎？
同事：不，我們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我：你為什麼不能接受共產主義？
同事：因為共產主義是瘋狂的。
我：不管它是什麼，你的確是不能接受。大部分美國人也不能接受。
同事：是事實。
我：中國的一黨執政有什麼難理解的呢？當然是統一信仰的人組成的團隊才可以管理好國家。
同事：但美國人擁有的民主權利，中國人沒有。
我：我同意。可以選擇總統，可以批評總統。但可以批評總裁嗎？對美國人來說，選民主還是共和有什麼區別呢？毛時期的中國人可以給單位領導提意見而不用擔心失去工作。我們可以給總裁提意見嗎？美國政府工作人員不是有條法律，不能反對攻擊上級嗎？民主權利呢？
同事：但毛限制了人民選擇的權利，讓中國只能成為共產主義國家。
我：確切說，是社會主義。那是中國人民通過犧牲的選擇。
同事：我可以理解是人民選擇了毛，但不能因為人民選擇了一次，毛就剝奪了他們第二次的選擇。
我：毛並沒有剝奪。 那麼你能告訴我印第安人在哪里？ 如果國家的制度可以多次選擇，原來在美國的印第安人呢？他們選擇的權利呢? 美國為什麼只能成為今天這樣子？為什麼不能選擇回到印地安土著？
同事：我們是被上帝保佑的土地，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是對的，是制度最好的國家。
我：但原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呢？因為不是上帝挑選的孩子，他們現在只能生活在保護區，不是嗎？可以給他們第二次選擇嗎？當然這不是好的比喻，我只是想說，一個國家制度的選擇，往往很長時間內，只能選擇一次。毛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國人的選擇。
同事：簡直是瘋狂的比喻。
同事：不管怎麼說，選舉是民主的，相對于毛的共產主義。
我：我認為監督最重要。選票不是監督。
同事楞。
我：你投票選出的議員，你知道誰在他的工資支票上簽字嗎？你不知道。
同事：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因為你相信你們的制度是完美的。你可以投票選出總統，選出議員，你為你擁有的權力高興，我也會的。但是，你有投票的權利，卻沒有參與總統或者議員決策的權利，汽油漲價了，你可以自由去遊行抗議，如果被抗議者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會因為你的抗議改變嗎？不會。我們每天生活在無數的規則中，我們只有服從才能生活工作少些麻煩，所有這些規則，哪些是選民可以參與制定的？毛的主張之一, 就是讓人民有參與制定規則的權利，儘管他沒有制定選舉制度。
同事沈默，想了一會兒：毛的時代，中國人是自由的嗎？
我：用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不是。不僅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
同事：你是說，還有另外的標準？
我：是的。確切說不是標準，是感覺。 自由是感覺，幸福也是感覺，不是嗎？
同事：我想我不得不同意。
我：團隊讓我們必須服從統一規則和行動，但我們仍然覺著很自由，是嗎？
同事：是的。
我：因為團隊精神讓我們更有效的工作，反過來保障了我們。美國人服從規則很難嗎？
同事：根據情況。
我: 規則和紀律，在毛之前中國人對這些是陌生的。毛的共產主義運動讓中國人知道了有組織和紀律要服從。
同事：你曾經告訴我，中國人以前就喜歡集體的訴求？
我：是的。因為個體總是脆弱的。從前的聯盟會因為某個共同認知臨時團結在一起，而不是被上帝或者某種精神信仰感召，直到毛的共產主義出現。 毛告訴中國人，首先是信仰，然後才是自由。
同事：共產主義下的自由？
我：是的。
同事：難以置信。
我：哪里的自由不是相對的呢？自由是永遠的、毫無條件的第一位嗎？你可以接受藐視上帝的自由嗎？
同事：不。
我：你認為紐約街頭的乞討者，他們是需要自由呢？還是更需要一塊三明治？
同事：當然是三明治。
我：對流浪漢演說自由，很可笑，是嗎？他們已經自由的無家可歸了。
同事：當然。
我：所以你認為自由很重要的時候，別人可能並不認為這樣。
同事：請解釋。
我：毛政權之前，在中國農村，絕大多數人自由的象野草一樣生存，自生自滅。國家什麼都不能提供給他們，什麼都沒有。
同事：上帝！
我：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很快讓這個國家有了秩序，讓每個人都知道還有國家和政府可以依靠，給他們提供幫助和保障。當然，也讓中國人知道了服從政策和紀律。你覺著這個階段，是自由重要? 還是服從管理重要？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
我：毛試圖建立一個制度，保證每個人都有飯吃，讓每個人都不為明天擔心。
同事：你知道我為什麼反對共產主義嗎？ 平衡，自由。
我：我理解。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美國那些大財閥們願意跟你平分財富嗎？
同事：當然他們不會願意。
我：那麼你願意跟美國的窮人分享財富嗎？當然也不會，但你期待更富，這算不算要求向上的平等呢？我是說，很少有向下要求的平等。平衡自由是相對的。想像毛剛建國時，他面對少部分人很富，大多數很窮。
同事：他需要重新分配？
我：這正是毛做的。共產黨的確拿走了少部分人的財產，但沒有私吞，而是為了全體人民，可以理解嗎？
同事：但我疑問的是那以後。人應該是自由的，發展也應該是自由的。
我：中國剛剛從完全自由過來，如果僅僅是從富人那裏拿走財富簡單分一下，一切還和從前一樣，和強盜分贓有什麼不同嗎？ 毛的重新分配不是讓每個人平均分享富人的財富，而是為了建立一種秩序和保障。如果不這樣去理解毛和共產黨，就會得出相反的結論。確實有人認為毛和共產黨是 強盜。
同事沈默。
我：很少一點錢，要做很多的事情，人的自由就會置於集中管理之下。每個進步都會付出代價。我認為這是毛時代有些人感覺沒有自由的原因，這樣的感覺很自私，不是嗎？秩序建立就是限制自由。
同事思考。
我：當然，對被拿走財富的富人來說，也許是不公平的。但舊的中國，大多數人一無所有，連國家的制度和保障都看不到，這是更大的不公平，那些富人們難道不是問題的一部分嗎？我相信，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今天的美國，美國人也會起來革命的。
同事猶豫著：。。。是的。 你告訴我一些我從來沒聽到過的。
同事：你怎麼看毛毀滅了中國文化。
我：我不這樣認為。毛其實是創造了新的文化，當然也確實是消滅了一些舊的文化。比如，共產黨中國之前，中國農村有的地方如果一個寡婦戀愛了，她就可以被同族的人商量一下，綁上石頭，沉到水塘裏淹死。
同事驚呼：上帝啊，這不是真的。
我：但這在那時候是可以被接受的。沒有法律可以懲罰寡婦的族人。 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的婦女是沒有地位的。
同事：什麼？！
我：如果我出生在那時候，我不會有機會讀書，我不能自由戀愛，我可能17歲就要嫁給我不認識的男人，嫁人前我要聽父親的，嫁人後要聽丈夫的，總之，我要聽男人的。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誰。
同事的眼睛越睜越大：上帝啊，你說得這是真的？
我：文化，在共產黨中國之前，對大多數人來說太奢侈了。 舊的中國，大部分中國的農民沒有土地，沒有飯吃，他們是文盲。他們不懂得什麼是權利，他們習慣了在最底層生活，見到當官的就害怕，覺著自己象螻蟻一樣低 賤，他們遭遇苦難就只認為上輩子做了錯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還有權利改變什麼。他們不知道上帝，他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更令人悲傷的是他們接受這樣 的命運。
同事：上帝啊！
我：是的。那個時候，父母可以賣掉兒女。
同事眼睛瞪成了鈴鐺：你說什麼?
我：我在告訴你一段歷史，毛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下，喚醒了窮人的意識，他們從毛那裏知道了自己也有改變命運的權力，就是鬥爭。毛就是有這樣大批的人追隨犧牲才取得了政權。毛讓他們知道了他們是國家的主人，毛給整個國家找回了尊嚴。
同事：你告訴了我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中國。
我：中國窮人多，很多。毛解放了他們。毛確實強調文化的舞臺讓給普通的勞動者，就是那些被解放的窮人們，社會地位總是和文化地位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嗎？
同事點頭：是的。
我：這也許導致看不上勞動者文化的人，或者只喜歡傳統文化的人，對毛不滿。
同事：我認為我可以接受毛做的。
我：瞭解毛，必須要瞭解毛之前的中國。毛之前中國人沒有多少科學知識，很多求神問卦的迷信，被毛取消了。
同事：你認為這是強迫嗎？
我：也許是。但是中國需要進步，不是嗎？ 毛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進步是巨大的，他讓中國人改變了。舊的中國，大多數人麻木的生存，不知道法律，規則，紀律這樣現代文明的東西，毛把這些帶給了中國人。
同事：但是毛讓中國人都信共產主義。
我：沒有人為中國人解釋過自然的世界，或者“我是誰”。中國人只有用迷信，神話傳說，生死輪回來解釋世界。毛把中國社會帶到一個新的境界，給中國人解釋世界，鼓勵去科學的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同事沉思。
我：當然我也希望當初給中國人指引的是上帝而不是毛。但是上帝把這個機會推倒了毛面前。 其實，如果忘掉了是否信上帝，毛對世界的解釋和上帝沒有不同。
同事：毛是怎麼解釋的？
我：比如對你來說，上帝是什麼？是誰？在哪兒？
同事：上帝可能不是一個人，或許他只是超力量，他創造這個世界，以某種力量控制這個世界，讓我們以這樣的方式生存。
我：毛是這樣解釋的，他沒有說那種超力量是上帝，他說那是未知的，但相信存在著規律，可以去探索。無論是信仰上帝，還是毛說的，我們都同意探索未知，或者 上帝的力量，不是嗎？因為上帝有時候會讓我們遭受苦難，如果對未知的規律，或者上帝的力量瞭解的越多，我們越能尊重上帝，減少傷害，也更能體現上帝的憐 憫，不是嗎？
同事：聽起來這很有道理。所以說，毛並不反對上帝。
我：請忘掉毛是不是反對上帝，毛是尊重上帝創造的這一切的，當然他是換了一個角度。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毛也解釋世界。
我：是的。上帝讓我們信他，告訴我們“我是誰”，世界為什麼這樣的時候，也在規定著我們在他的指引下思考，不是嗎？
同事：當然。
我：上帝給我們帶來智慧，讓我們有“知道”的權利，不是嗎？
同事：是的。
我：毛把共產主義信仰帶給中國，但是並沒有把這個信仰作為上帝，而是毛非常注意啟發人們的智慧，讓人民科學地認識世界，自然的和社會的。你如果看毛的文章，他很多在談論這些。
同事：但毛認為只有創立了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是科學的？
我：不，任何針對自然世界的科學研究，毛都認可。針對社會科學的，毛的確認為馬克思更科學。
同事：這是問題。
我：是的，這是問題。也是西方和中國衝突的根本原因之一，我認為。
同事：我似乎看到了問題。但你描述的毛，也讓我看到了不同以前的地方。
同事：我仍然覺著不可思議，你在美國接受了教育，但不反對中國一黨執政。
我：我覺著我要感謝美國。
同事：什麼？
我：讓我從新的角度認識了毛。
同事：不可思議。
我：西方很多人一直認為共產黨什麼都不信，一群逃出籠子的惡魔。
同事有些尷尬：也許。
我：但毛是有著純粹和堅定信仰的人。 你也許想不到，毛對共產黨的要求，他帶給中國人民的思想，認識，和上帝對我們的期待差不多。
同事吃驚。
我：說到信仰，毛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貢獻。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群象清教徒一樣的人，中國共產黨員。
同事：我沒理解錯嗎？共產黨是宗教組織？
我：他們不是，但是毛對共產黨的要求和約束，我認為近似於宗教。
同事：你這麼說，我覺著我比較容易理解。
我：共產黨不是宗教。它的目的不是去宣傳它的教義。
同事：它的目的是什麼？
我：為人民服務。中國很貧窮，要建設社會主義，毛認為只有像清教徒一樣有堅定信仰無私的共產黨領導人民去努力，才可能完成。
同事驚詫：什麼？！ 這太荒謬。每個人都有個人需求。
我：你覺著上帝的使者可以把個人需求置於上帝之上嗎？
同事：當然不能。
我：這是毛要求黨員做到的。不能把共產黨員想像成普通人。他們必須忘掉一切為了個人的東西。上帝是怎麼要求他的教徒的？不能有欲望，不能在乎衣食，不能抱怨，不能有違背上帝旨意的自由，不能貪圖享受，如果受到懲罰，也必須漠視肉體的痛苦。這也正是毛對黨員要求的。
同事：上帝啊，如果黨員能這樣做到，我想我也會向他們致敬。
我：毛時代的黨員就是這麼去做的。
同事：但我不相信人可以完全做到無私，只有上帝的使者們。
我：毛時代的共產黨員們，甚至一些普通人，如果不看他們的信仰是共產主義，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奉獻精神，很象上帝的使者。
同事：我很難把這些和毛聯繫起來。太不可思議了。
我：上帝的使者可以通過傳播上帝的愛得到滿足。毛對幸福的解釋，也是這樣，超越了物質，純粹精神的滿足。
同事：我不能相信這是毛。
我：我為什麼是在美國重新認識了毛？ 來美國前，我認為美國是個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國之後才發現美國是個宗教信仰至上的國家。美國人民堅信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選的，美國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選 的寵兒。為此美國人民自傲驕傲，熱愛這個國家。 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傳教者們，穿著樸素簡單，吃最簡單的食物，他們眼睛裏是真誠樸素堅定的，他們讓我想起了中國老電影裏的共產黨員。中國原來也有 這樣的一群人，忘我，無私，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難，可以獻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國的傳教者們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國的共產黨員們是在共產主義信仰 下，更具體地說，在毛的指引下。
同事：我想我有點被感動，如果這一切是真的。這不是我原來印象中的毛。
我：毛的確令人不可思議。上帝可以讓我們去感覺幸福，但不能帶來幸福。我們可以感謝上帝帶給我們的世界，但上帝不能幫我們改變世界， 一切要靠我們自己。 知道嗎？毛也告訴中國人類似的話。
同事：難以置信。
我：你能告訴我，在你心中，上帝，父母，誰是你絕對服從的？
同事：你知道我是虔誠、保守的天主教徒。
我：中國的傳統文化血緣最重要。上帝是怎麼說的？即使我們都進了天堂，不管是父母還是兄弟，誰和誰都不認識了，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在上帝那裏喜樂著，不是 嗎？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的概念，我們相信輪回，這輩子和上輩子都有關係。 你知道嗎？是毛，讓中國人知道了，還有可以超越自己身邊一切去相信的東西，信仰。
同事：不可思議！
我：上帝說人不能懶惰，要勤勞。毛告訴中國人勞動光榮。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到達過這樣一個階段，每個人即有信仰，也自覺服從共同遵守的規則，中國人也從來沒 被指引“我們的主，天上的父讓我有擁有這樣的權利”，但是毛讓中國人意識到自己鬥爭的權利。毛從來不強迫人接受他，他總是在講道理。 如果我告訴你，毛講得很多道理其實是在強調一個人應該怎麼去做才有意義，才幸福高尚，如果每個人都按照毛說的去做，其實和上帝要求我們做的沒有太大差別， 你相信嗎？
同事：我在掙扎，我不能接受毛在中國人心裏可能是上帝的角色。。。但也許這更接近事實。
我：毛不是上帝。我只是說，在中國人找不到上帝指引的時候，毛傳遞了幾乎相同的精神。 毛非常懂得信仰的作用，讓人不被眼前利益困擾。我想要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麼我不反對毛建立的一黨執政， 如果這個黨是堅定信仰下一群一點私心都沒有的人，會產生腐敗嗎？
同事：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性會降低很多。但怎麼保證會有這樣一群人？
我：毛要求黨員們必須是堅定的信仰者，有清教徒一樣的樸素和獻身精神。
同事：我尊敬樸素和獻身的人。
我：假如信仰沒有了，或者追求個人利益了，一切都會改變。如果上帝的傳道者們，有一天抱怨上帝沒有給他們足夠的個人自由，沒有讓他們有豐盛的食物，沒有讓他們過上富足的生活，讓他們承受了太多的苦難，你怎麼認為呢？
同事：災難。這些人有罪惡！
我：監督，可以是不在宗教信仰下的嗎？
同事：我認為不可能。謝謝。你讓我重新思考毛。
同事：告訴我，你怎麼看毛迫害了很多他的同志？那些殘酷的東西讓我覺著窒息。
我：你是說文化革命？
同事：是的，文化革命，毛的運動。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你怎麼看中世紀宗教清洗中那些教徒？宗教的歷史上，死了很多人。
同事愣了一下：那是一個階段。
我：如果同情毛運動中那些被迫害的人，你從宗教角度去看，可能感覺完全不同。對毛的文化革命，我曾經和你一樣，很厭惡。讓我轉變的是到美國以後，確切說，是接觸了基督教以後。
同事：非常有趣。請繼續。
我：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早期基督教的懲罰，如果背叛了上帝，或者他的信仰，不能逃避懲罰和罪惡，甚至肉體的消滅。宗教的懲罰，比毛的運動要血腥殘酷的多。
同事：那是早期。
我：是的。 當你把共產黨員想像成某種信仰的教徒的時候，他們就有為了信仰必須承擔一切苦難的使命，苦難是他們的選擇。他們不能象普通人那樣嚮往精神自由和肉體享受，他們必須為他們的信仰和理想作出無條件的犧牲。想想那些為了宗教獻身的人們，你會同情還是尊敬？
同事：我想是尊敬。
我：那些因為苦難而抱怨、怨恨上帝的呢？
同事：懦夫。
我：當我讀了基督教的懲罰，再看毛，我沒有不理解了，甚至覺著毛要溫和的太多，你看過毛的書嗎？他從來不提倡肉體消滅，而是精神改造，毛很符合現代基督的精神。
同事：你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我把文化革命，看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那些信仰者為了真理的鬥爭。
同事：我不確定我能贊同，但你告訴了我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
同事：你讓我對毛的宗教很感興趣。
我：毛沒有宗教。他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
同事：抱歉。我正是這個意思。你讓我看到我從來沒聽說過的，毛的一面。
我：是。我也看過一些關於毛的書，政治的，權力的，心理的，他們把毛寫成暴君，權力貪戀者，心理變態。
同事：是的，所以你說的毛讓我感到驚訝。
我：毛是個很哲學的人。你讀過毛的書嗎？
同事：沒有。
我：知道白求恩嗎？
同事：不知道。
我：加拿大人。毛寫過一篇紀念他的文章，你不妨看看。我會email給你。
第二天一早，同事一到辦公室就找到我。
同事：我只想說非常感謝你。
我驚訝：怎麼回事？
同事：我昨天晚上看了你傳給我的那篇文章，毛的文章，《紀念白求恩》。 我沒有想到，毛會寫出這樣的文章。
接著同事拿出列印的紙，大聲朗讀了起來：
“Comrade Bethune's spirit, his utter devotion to others without any thought of self, was shown in his grea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his work and his great warm-heartedness towards all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Every Communist must learn from him. There are not a few people who are irresponsible in their work, preferring the light and shirking the heavy, passing the burdensome tasks on to others and choosing the easy ones for themselves. At every turn they think of themselves before others. W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contribution, they swell with pride and brag about it for fear that others will not know. They feel no warmth towards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but are cold, indifferent and apathetic.” 同事繼續：“Now we are all commemorating him, which shows how profoundly his spirit inspires everyone. We must all learn the spirit of absolute selflessness from him. With this spirit everyone can be very useful to the people. A man's ability may be great or small, but if he has this spirit, he is already noble-minded and pure, a man of moral integrity and above vulgar interests, a man who is of value to the people. ”
讀完後,同事對我說：“我很震驚。如果你不告訴我這是毛寫的，如果我把裏面所有共產主義或意識形態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讀，我會以為我在聆聽上帝宣講。 毛說的這些，和我曾經在教堂聽到過的幾乎完全一樣。”
同事伸出手來，“我真得非常感謝你。你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毛，我想我開始尊敬他了。 我更感謝的，我突然心變得很開闊了，我覺著整個世界的門在朝我打開，共產主義和毛已經不再是我心裏的障礙，我更瞭解了中國，我非常高興，我可以擁抱這些， 我想就可以擁抱一切。” 同事笑了，笑得非常燦爛。從我認識他以來，每次總是看到他紳士的、彬彬有禮的微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笑的這麼徹底，像綻裂開的花。
2010年12月7日星期二
在中國搞顏色革命還是保持中國紅色道路
在中國搞顏色革命還是保持中國紅色道路？
http://www.nytimes.com/2010/12/07/opinion/07iht-edli.html?ref=global
（發自上海）12月10日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空空的席位，又將成為西方政治家和評論員譴責中國獨裁體制的理由了。
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給了中國的異見人士，他代表著在西方的一批人的觀點：相信在東歐發生的顏色革命也能同樣引領中國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道路。
在這一點上，他們完全無視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的本質。他們所尋求的革命，如果發生了，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改觀而只會帶來更多的自由和責任。這使他們完全錯過了在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另一場革命。
現有的中國政治體系的不透明性和幕後決策傾向，總是使中國政府的一些微妙但重要的信號在傳送過程中丟失了，就像中國共產黨在十月份召開的全體會議上就出現了這種問題。顯然，西方只集中關注了在這次會議中最重大的成果：指定繼承人習近平的晉升。可是一項更有影響的政治發展卻被徹底忽視了：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
表面上，公報裏好像充斥著官方的陳詞濫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刺耳宣言的回歸，但是這不僅僅是個空洞的口號，字裏行間裏體現了一貫的發展和政治戰略，尋求一種非常困難的平衡：即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如何通過市場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以確保社會公正和和平。這是中國在全球秩序中相當平和崛起的戰略支點。
懷疑論者可能會理直氣壯地質問，這個戰略是否能實現其目標嗎？他們指出了不平等的擴大、腐敗、社會不安和國際衝突等問題。但是他們忘了問一個假設：“如果顏色革命確實發生了，橫掃了中國並顛覆了中國的一黨統治政體後怎麼辦？”
欣喜若狂之後將會發生什麼呢？後共產主義中國會賦予中國人民更多自由和繁榮嗎？會少些民族主義並且成為更加負責任的力量嗎？
儘管問題重重，短期內，現在的一黨專政中國在兩個重要方面維持著現狀。第一，它是中國自由市場發展模式巨大成功的發起者和保護者。有史以來最諷刺的事情是，當今世界最市場導向的黨派是中國的共產黨。確實，中國經濟的成功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領域的生存，但是它同時也保證了社會平穩以及帶給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民生改善、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
第二，與最近認為中國獨斷專權的認知相反，中國共產黨並不尋求全球性的霸權和地區性的支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國家利 益上的，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優越感的宏大工程。理由非常簡單，因為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而在經濟上的取得的成就就是中國共 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這促使了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範圍內實行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對於維持現狀，中國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它為什麼要改變這個狀態呢？
當 然，懷疑論者會反擊指出中國日益嚴重的民族主義，中國政府有被迫挑戰西方創造的現狀的跡象。但是這是一種對民族主義呼聲和攻擊性的概念混淆。因為實際上， 相對于大量存在於中國的互聯網上的那些民族主義的激昂陳詞，中國政府大體上的外交政策是相對保守和限制的。是不是應該有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顏色革命，誰又能 保證這條道路的延續性？尤其是如果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在後共產黨政權時代掌權怎麼辦？
所以只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發展就能給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繁榮，堅持走這條道路還會讓中國在全球舞臺上展現和平和負責任的姿態。
這其實是讓很多西方觀察家們都覺得諷刺、矛盾和迷惑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自由市場發展的衛道士，他們在用社會主義保護自由和繁榮; 中國共產黨還是能保證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溫和姿態的唯一政權。
要想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深入考察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現代中國國家的本質。
從外部考察中國的人通常會看到一套死板的儒家式等級制度。他們容易忽略的是在儒家道德體系中深刻的平等主義價值觀。
“耕者有其田”這一最原始的共產主義價值觀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幾乎所有的王朝一開始，新皇帝都會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然後平均分配給人民。這是每個新王朝獲得道德權威的方法。隨著時間推移，土地會再次集中到地主手中，這個王朝會被推翻，再次開始新的迴圈。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可以看做是這種迴圈的又一開端。
第二個方面是現代中國的本質本身。西方的民族國家形成來源於推動和保護“自由和繁榮”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國從來就沒有這種資產階級。它被西方的軍事強權生拉硬拽進了現代中。中國民族國家是在20世紀由知識份子領導的農民階級建立的。是平等主義和共同體主義，而不是自由和繁榮，構成了它的道德基礎。
現代西方眾所周知的對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尊重，從來都不屬於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構成的核心。相反，中國的國家主權是暴力反抗外國侵略的產物。只有知道這些歷史背景才能明白，鄧小平30年前推動的變革有多麼的不可思議。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作為平民中的先鋒，用其道德權威做杠杆，抑制中國人的平等主義衝動，並引領了個體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的快速、史無前例的擴大。
進一步來說，來自西方強權的屈辱性征服和之後日本的侵略，賦予了中國一種無可爭議的角色，讓它能對外保持溫和保守的民族主義。
維持這一道德地位，加強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口號宣傳，對於中國繼續走這條道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西方和中國內部一些人士大力倡導的西方選舉式民主，只會導致殘暴的民粹主義以及它的孿生兄弟極端民族主義。
現在，對自由和私有財產的尊重已經到達了中國歷史的巔峰狀態。中國如此快速、和平地崛起是史無前例的，就讓中國繼續走下去吧。如果這意味著奧斯陸的座席會在數十年甚至數代的時間中保持空著的狀態，那就讓它這樣吧。另一種選擇的結果要糟得多。
作者簡介：
李世默（Eric Li）是上海一家業內領先的風險投資公司的創始人兼常務董事。他是Aspen研究所的Henry Crown項目成員，以及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和公共政策學院的博士研究生。
http://www.nytimes.com/2010/12/07/opinion/07iht-edli.html?ref=global
（發自上海）12月10日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空空的席位，又將成為西方政治家和評論員譴責中國獨裁體制的理由了。
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給了中國的異見人士，他代表著在西方的一批人的觀點：相信在東歐發生的顏色革命也能同樣引領中國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道路。
在這一點上，他們完全無視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的本質。他們所尋求的革命，如果發生了，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改觀而只會帶來更多的自由和責任。這使他們完全錯過了在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另一場革命。
現有的中國政治體系的不透明性和幕後決策傾向，總是使中國政府的一些微妙但重要的信號在傳送過程中丟失了，就像中國共產黨在十月份召開的全體會議上就出現了這種問題。顯然，西方只集中關注了在這次會議中最重大的成果：指定繼承人習近平的晉升。可是一項更有影響的政治發展卻被徹底忽視了：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
表面上，公報裏好像充斥著官方的陳詞濫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刺耳宣言的回歸，但是這不僅僅是個空洞的口號，字裏行間裏體現了一貫的發展和政治戰略，尋求一種非常困難的平衡：即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如何通過市場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以確保社會公正和和平。這是中國在全球秩序中相當平和崛起的戰略支點。
懷疑論者可能會理直氣壯地質問，這個戰略是否能實現其目標嗎？他們指出了不平等的擴大、腐敗、社會不安和國際衝突等問題。但是他們忘了問一個假設：“如果顏色革命確實發生了，橫掃了中國並顛覆了中國的一黨統治政體後怎麼辦？”
欣喜若狂之後將會發生什麼呢？後共產主義中國會賦予中國人民更多自由和繁榮嗎？會少些民族主義並且成為更加負責任的力量嗎？
儘管問題重重，短期內，現在的一黨專政中國在兩個重要方面維持著現狀。第一，它是中國自由市場發展模式巨大成功的發起者和保護者。有史以來最諷刺的事情是，當今世界最市場導向的黨派是中國的共產黨。確實，中國經濟的成功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領域的生存，但是它同時也保證了社會平穩以及帶給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民生改善、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
第二，與最近認為中國獨斷專權的認知相反，中國共產黨並不尋求全球性的霸權和地區性的支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國家利 益上的，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優越感的宏大工程。理由非常簡單，因為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而在經濟上的取得的成就就是中國共 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這促使了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範圍內實行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對於維持現狀，中國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它為什麼要改變這個狀態呢？
當 然，懷疑論者會反擊指出中國日益嚴重的民族主義，中國政府有被迫挑戰西方創造的現狀的跡象。但是這是一種對民族主義呼聲和攻擊性的概念混淆。因為實際上， 相對于大量存在於中國的互聯網上的那些民族主義的激昂陳詞，中國政府大體上的外交政策是相對保守和限制的。是不是應該有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顏色革命，誰又能 保證這條道路的延續性？尤其是如果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在後共產黨政權時代掌權怎麼辦？
所以只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發展就能給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繁榮，堅持走這條道路還會讓中國在全球舞臺上展現和平和負責任的姿態。
這其實是讓很多西方觀察家們都覺得諷刺、矛盾和迷惑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自由市場發展的衛道士，他們在用社會主義保護自由和繁榮; 中國共產黨還是能保證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溫和姿態的唯一政權。
要想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深入考察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現代中國國家的本質。
從外部考察中國的人通常會看到一套死板的儒家式等級制度。他們容易忽略的是在儒家道德體系中深刻的平等主義價值觀。
“耕者有其田”這一最原始的共產主義價值觀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幾乎所有的王朝一開始，新皇帝都會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然後平均分配給人民。這是每個新王朝獲得道德權威的方法。隨著時間推移，土地會再次集中到地主手中，這個王朝會被推翻，再次開始新的迴圈。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可以看做是這種迴圈的又一開端。
第二個方面是現代中國的本質本身。西方的民族國家形成來源於推動和保護“自由和繁榮”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國從來就沒有這種資產階級。它被西方的軍事強權生拉硬拽進了現代中。中國民族國家是在20世紀由知識份子領導的農民階級建立的。是平等主義和共同體主義，而不是自由和繁榮，構成了它的道德基礎。
現代西方眾所周知的對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尊重，從來都不屬於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構成的核心。相反，中國的國家主權是暴力反抗外國侵略的產物。只有知道這些歷史背景才能明白，鄧小平30年前推動的變革有多麼的不可思議。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作為平民中的先鋒，用其道德權威做杠杆，抑制中國人的平等主義衝動，並引領了個體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的快速、史無前例的擴大。
進一步來說，來自西方強權的屈辱性征服和之後日本的侵略，賦予了中國一種無可爭議的角色，讓它能對外保持溫和保守的民族主義。
維持這一道德地位，加強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口號宣傳，對於中國繼續走這條道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西方和中國內部一些人士大力倡導的西方選舉式民主，只會導致殘暴的民粹主義以及它的孿生兄弟極端民族主義。
現在，對自由和私有財產的尊重已經到達了中國歷史的巔峰狀態。中國如此快速、和平地崛起是史無前例的，就讓中國繼續走下去吧。如果這意味著奧斯陸的座席會在數十年甚至數代的時間中保持空著的狀態，那就讓它這樣吧。另一種選擇的結果要糟得多。
作者簡介：
李世默（Eric Li）是上海一家業內領先的風險投資公司的創始人兼常務董事。他是Aspen研究所的Henry Crown項目成員，以及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和公共政策學院的博士研究生。
2010年11月24日星期三
國與國之間是相互平等的，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美國自己心知肚明。
國與國之間是相互平等的，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美國自己心知肚明。
可是，美國就是美國，在其霸權於全球普遍不得人心之後，居然公開聲稱要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企圖領導亞洲。
[10月28日，作為亞洲行的開場白，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夏威夷發表演說，稱美國應在該地區發揮領導作用。儘管希拉蕊虛偽地強調美國並沒有遏制中國的意圖。但美國心中很清楚，美國可以領導亞洲，但是美國不能領導中國！
沒有中國的亞洲還叫亞洲嗎？
美國謀求領導亞洲的戰略政策，表明美國的戰略重心向亞太調整。美國曾與東亞地區有很深的淵源，由於中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尤其是近十幾年來，中國積極推動 東亞地區的交往與合作，在中國與東盟(10+1)、東盟與中日韓(10+3)峰會下，東亞形成了一個沒有美國的地區合作框架。在此情況下，美國既擔心中國 要構建一個排除美國的東亞體系，同時又不願意與中國直接對抗。
可以這樣說，東亞地區的緊張和衝突背後往往有美國的影子。美國希望通過給東亞撐腰來制衡中國，可是東盟十國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已經多次拒絕美國的邪惡要求。因為，東盟需要美國，但或許東盟更需要中國！
曾幾何時，美國自以為相對於中國具有巨大的優勢從而帶來其心理上極大的國家自豪感，這種國家自豪感讓每一個中國人感到陣陣涼意只能仰面面對美國。具有極強自尊心的中國人怎能甘居人後而時時仰面美國！
幾十年的奮鬥和磨練造就現在的中國，儘管中國在很多方面並不如美國，並且有的方面差距還很大，但是中國在努力追趕，中國的追趕具有正加速度，美國也在前進，可是美國的加速度或許是負數，此消彼長，中國一定有追上並超越美國的那一天！
聰明的美國人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他們非常清楚。但是，美國現在走進了前蘇聯式的邏輯怪圈並且很難自己走出這個怪圈：美國很強大，當中國稍微對美國構成所謂的威脅時，美國必須加倍應對這個威脅，確保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事實上，美國所認為的來自中國的威脅純粹是美國自己臆斷出來的。中國領導人在眾多國家場合都在宣稱中國永不稱霸，中國的強大不對他國構成任何威脅。對此美國從來也不相信，這或許就是美國杯具的開始！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依靠著國家自尊心和自豪感團結在一起的。 美國的民族自尊心，其核心思想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比其他國家先進、強大，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值得驕傲，我們無論做什麼都是正確的。美國建國後的兩百多年裏 的確發展得非常好，美國相對於其他民族的強勢，頭一百年體現在相對於印第安人，後一百年範圍更大更廣體現在相對於地球上其他幾乎所有國家。
美國文化中的凝聚劑，就是強勢文化。美國人的自尊心，就來自于這種強勢的唯我獨尊的心理及優越感。其核心是一個 回圈邏輯：我們先進、強大，這證明我們是上帝選中的子民；因為我們是上帝選中的子民（上帝保佑美國），所以我們做什麼都是真理，可以不擇一切手段的掠奪資 源、能源和利潤；而掠奪來的資源、能源和利潤，又支撐著我們的先進和強大。
如果別的民族也跟美國一樣強大，例如發展中的中國，甚至比美國更強大，例如發展成功後的中國，那美國該怎麼辦呢？悖論由美國自己製造出來了！，
當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時候，其實只不過是在航太這一個方面稍稍比美國領一點，整體水準其實跟美國仍有較 大差距。然而美國人的反應是非常激烈的，認為絕對不可接受，將蘇聯的行為視為對美國的嚴重挑戰。美國政府立刻斥資265億美元展開登月計畫，而蘇聯發射一 顆人造衛星的成本僅僅為40億美元。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由此可見，實際上美國人對於這樣的悖論是不接受的，他們的態度就是拒絕考慮比美國更強大的文明的可能性，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超過對方，重新奪回最先進國家的位置。
現在，中國的快速崛起就是是在取消美國人的特殊性，在說明其他民族也可以跟美國一樣先進和強大的，是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的。這是美國人絕對不可接受的，被認為是本世紀美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因為這其實跟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一樣，是在嚴重腐蝕和打擊他們自尊心存在的基礎。
美國的戰略家在闡述對付蘇聯的戰略思想的時候，曾經這樣說：美國人每往核武庫裏面放一顆核彈，蘇聯人就得往他們的核武庫裏面放兩顆；美國的經濟實力明顯比蘇聯強，那麼長此以往，美國人必然能從軍備競賽裏面勝出。
在中國跟美國的博弈裏面，這個邏輯稍微改頭換面，同樣適用：中國人每花一美元來追趕美國，美國人就得花兩美元來 確保優勢（美國人不像中國人一樣可以享受後發優勢）；考慮到的中國的人力成本明顯比美國低，美國甚至得花四美元、五美元才夠；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達到了美 國的1/3，美國僅僅為了阻止美中之間的差距縮小就得花十二分的力氣；而且1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基本上將跟美國比肩，那麼中國不需要幹什麼，只需要各 個方面全力追趕美國，努力讓自己跟美國一樣先進和強大，達到一種平起平坐的態勢，那麼美國就已經感到莫大的威脅和挑戰了，為了刻意保持自己的先進強大這個 光環所承受的經濟負擔就會很重了。
載人登月，美國當年登月耗資265億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相當於2400億人民幣。而中國的載人航太計畫，從 無到有，目前也僅僅花了600 億人民幣。就算中國的登月計畫耗資跟這一樣多，也不過600億人民幣。美國人僅僅為了在各個方面保住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得花費4倍於中國的資 金。
2007年1月，中國進行了反衛星試驗，美國隨後也進行了海基反衛星試驗；2010年1月，中國進行了中程反導試驗，美國也立刻進行了中程反導試驗；中國剛剛修建了武漢高鐵，美國也立刻著手修建高鐵……。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美國的危機意識的確很強，這沒有錯。但是，美國的危機意識如果是為了確保自己的全球霸權，這最終一定是個杯具！
美國人似乎處處要證明美國比中國棋高好幾籌，即使這意味著花費比中國多得多的資金也不遺餘力。如果中國能努力的保持目前這樣的快速、平穩的發展，經濟實力逐步趕上美國，那麼僅僅為了保持彼此的相對位置不變，美國的開支就會是中國的好幾倍。
長此以往，美國財政會被這場全面的競賽壓垮。美國現在的巨額外債就是其真實寫照。可悲的是，我們現在還看不到美國有任何改變！
一個國家如果容不得他國強大，即使這個國家現在很強大，這個國家的思維終究是“小人國”思維，終將會落得衰敗的下場；一個民族如果容不得其他民族強大，這個民族狹隘的思維終將讓人不齒，這樣的民族不會受人尊敬。
美國是不是這樣的國家呢？美國自己清楚！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
美國太累了！美國不僅要霸權於全球，美國還要領導亞洲，美國還在圍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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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是歷史的必然，任何外部勢力也無法阻擋！
美國應該改變自己了！先做好自己的事吧！
所以，美國領導亞洲只不過是美國自封而已。就算美國可以領導亞洲，但也不能領導中國！離開中國的亞洲還叫亞洲嗎？
可是，美國就是美國，在其霸權於全球普遍不得人心之後，居然公開聲稱要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企圖領導亞洲。
[10月28日，作為亞洲行的開場白，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夏威夷發表演說，稱美國應在該地區發揮領導作用。儘管希拉蕊虛偽地強調美國並沒有遏制中國的意圖。但美國心中很清楚，美國可以領導亞洲，但是美國不能領導中國！
沒有中國的亞洲還叫亞洲嗎？
美國謀求領導亞洲的戰略政策，表明美國的戰略重心向亞太調整。美國曾與東亞地區有很深的淵源，由於中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尤其是近十幾年來，中國積極推動 東亞地區的交往與合作，在中國與東盟(10+1)、東盟與中日韓(10+3)峰會下，東亞形成了一個沒有美國的地區合作框架。在此情況下，美國既擔心中國 要構建一個排除美國的東亞體系，同時又不願意與中國直接對抗。
可以這樣說，東亞地區的緊張和衝突背後往往有美國的影子。美國希望通過給東亞撐腰來制衡中國，可是東盟十國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已經多次拒絕美國的邪惡要求。因為，東盟需要美國，但或許東盟更需要中國！
曾幾何時，美國自以為相對於中國具有巨大的優勢從而帶來其心理上極大的國家自豪感，這種國家自豪感讓每一個中國人感到陣陣涼意只能仰面面對美國。具有極強自尊心的中國人怎能甘居人後而時時仰面美國！
幾十年的奮鬥和磨練造就現在的中國，儘管中國在很多方面並不如美國，並且有的方面差距還很大，但是中國在努力追趕，中國的追趕具有正加速度，美國也在前進，可是美國的加速度或許是負數，此消彼長，中國一定有追上並超越美國的那一天！
聰明的美國人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他們非常清楚。但是，美國現在走進了前蘇聯式的邏輯怪圈並且很難自己走出這個怪圈：美國很強大，當中國稍微對美國構成所謂的威脅時，美國必須加倍應對這個威脅，確保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事實上，美國所認為的來自中國的威脅純粹是美國自己臆斷出來的。中國領導人在眾多國家場合都在宣稱中國永不稱霸，中國的強大不對他國構成任何威脅。對此美國從來也不相信，這或許就是美國杯具的開始！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依靠著國家自尊心和自豪感團結在一起的。 美國的民族自尊心，其核心思想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比其他國家先進、強大，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值得驕傲，我們無論做什麼都是正確的。美國建國後的兩百多年裏 的確發展得非常好，美國相對於其他民族的強勢，頭一百年體現在相對於印第安人，後一百年範圍更大更廣體現在相對於地球上其他幾乎所有國家。
美國文化中的凝聚劑，就是強勢文化。美國人的自尊心，就來自于這種強勢的唯我獨尊的心理及優越感。其核心是一個 回圈邏輯：我們先進、強大，這證明我們是上帝選中的子民；因為我們是上帝選中的子民（上帝保佑美國），所以我們做什麼都是真理，可以不擇一切手段的掠奪資 源、能源和利潤；而掠奪來的資源、能源和利潤，又支撐著我們的先進和強大。
如果別的民族也跟美國一樣強大，例如發展中的中國，甚至比美國更強大，例如發展成功後的中國，那美國該怎麼辦呢？悖論由美國自己製造出來了！，
當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時候，其實只不過是在航太這一個方面稍稍比美國領一點，整體水準其實跟美國仍有較 大差距。然而美國人的反應是非常激烈的，認為絕對不可接受，將蘇聯的行為視為對美國的嚴重挑戰。美國政府立刻斥資265億美元展開登月計畫，而蘇聯發射一 顆人造衛星的成本僅僅為4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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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實際上美國人對於這樣的悖論是不接受的，他們的態度就是拒絕考慮比美國更強大的文明的可能性，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超過對方，重新奪回最先進國家的位置。
現在，中國的快速崛起就是是在取消美國人的特殊性，在說明其他民族也可以跟美國一樣先進和強大的，是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的。這是美國人絕對不可接受的，被認為是本世紀美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因為這其實跟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一樣，是在嚴重腐蝕和打擊他們自尊心存在的基礎。
美國的戰略家在闡述對付蘇聯的戰略思想的時候，曾經這樣說：美國人每往核武庫裏面放一顆核彈，蘇聯人就得往他們的核武庫裏面放兩顆；美國的經濟實力明顯比蘇聯強，那麼長此以往，美國人必然能從軍備競賽裏面勝出。
在中國跟美國的博弈裏面，這個邏輯稍微改頭換面，同樣適用：中國人每花一美元來追趕美國，美國人就得花兩美元來 確保優勢（美國人不像中國人一樣可以享受後發優勢）；考慮到的中國的人力成本明顯比美國低，美國甚至得花四美元、五美元才夠；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達到了美 國的1/3，美國僅僅為了阻止美中之間的差距縮小就得花十二分的力氣；而且1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基本上將跟美國比肩，那麼中國不需要幹什麼，只需要各 個方面全力追趕美國，努力讓自己跟美國一樣先進和強大，達到一種平起平坐的態勢，那麼美國就已經感到莫大的威脅和挑戰了，為了刻意保持自己的先進強大這個 光環所承受的經濟負擔就會很重了。
載人登月，美國當年登月耗資265億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相當於2400億人民幣。而中國的載人航太計畫，從 無到有，目前也僅僅花了600 億人民幣。就算中國的登月計畫耗資跟這一樣多，也不過600億人民幣。美國人僅僅為了在各個方面保住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得花費4倍於中國的資 金。
2007年1月，中國進行了反衛星試驗，美國隨後也進行了海基反衛星試驗；2010年1月，中國進行了中程反導試驗，美國也立刻進行了中程反導試驗；中國剛剛修建了武漢高鐵，美國也立刻著手修建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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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危機意識的確很強，這沒有錯。但是，美國的危機意識如果是為了確保自己的全球霸權，這最終一定是個杯具！
美國人似乎處處要證明美國比中國棋高好幾籌，即使這意味著花費比中國多得多的資金也不遺餘力。如果中國能努力的保持目前這樣的快速、平穩的發展，經濟實力逐步趕上美國，那麼僅僅為了保持彼此的相對位置不變，美國的開支就會是中國的好幾倍。
長此以往，美國財政會被這場全面的競賽壓垮。美國現在的巨額外債就是其真實寫照。可悲的是，我們現在還看不到美國有任何改變！
一個國家如果容不得他國強大，即使這個國家現在很強大，這個國家的思維終究是“小人國”思維，終將會落得衰敗的下場；一個民族如果容不得其他民族強大，這個民族狹隘的思維終將讓人不齒，這樣的民族不會受人尊敬。
美國是不是這樣的國家呢？美國自己清楚！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
美國太累了！美國不僅要霸權於全球，美國還要領導亞洲，美國還在圍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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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是歷史的必然，任何外部勢力也無法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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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國領導亞洲只不過是美國自封而已。就算美國可以領導亞洲，但也不能領導中國！離開中國的亞洲還叫亞洲嗎？
從承德祝聖看梵蒂岡對華“占團廢會”圖謀的破滅
作為一名中國天主教會的旁觀者，近年來，筆者如同一個觀賞名角兒演出的票友，欣賞著中梵博弈這幕精彩的大戲。偶爾看到會心處，也 會擊節讚歎一回。今年年中時，傳聞已經數度延期的中國天主教第八屆代表會議將于年內召開，筆者就明白，在接下來的半年裏，梵蒂岡不會讓我失望。果不其然， 就在前幾天，2010年11月20日，河北承德教區，由唐山教區方建平主教主禮，衡水教區封新卯主教、滄州教區李連貴主教、保定教區安樹新主教、呼和浩特 教區孟清祿主教、遼寧教區裴軍民主教、聊城教區趙鳳昌主教、北京教區李山主教等襄禮，將當選了一年多而至今未得教廷回復的郭金才神甫祝聖為正權主教。這是 中國天主教今年祝聖的第10位主教（教會中很多人稱郭主教為今年第十一位，那是把今年4月初的內蒙古巴盟教區的杜江也算進去的緣故，但杜江是從地下主教公 開就職，不舉行祝聖禮，故筆者不將其列入祝聖主教之內）。相比于前面9位主教祝聖時的風平浪靜，郭主教的祝聖卻再一次引發了教廷和國內天主教會中的異己勢 力的猛烈攻擊。筆者認為，之所以會產生此種情況，原因在於郭主教的祝聖，擊中了教廷的死穴，是教廷不能承認之重，它標誌著教廷在與中國天主教會爭奪即將召 開的第八屆全國代表會議的領導權方面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也標誌著教廷多年來執行的對華“占團廢會”戰略受到了重創（尚不能說此戰略已經失敗）。
“占團廢會”是筆者于2007年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是筆者對教廷對華戰略的一個概括。目前，中國天主教中樞領導機構共有一個： 中國天主教愛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二者並稱“一會一團”。所謂“占團廢會”，就是教廷希圖通過讓它所屬意的主教盡可能多地進入主教團並在其中擔任領導職 務，進而廢掉愛國會，最後達到全面控制中國天主教會，在華恢復聖統制的一種策略。
也許對中國天主教有所瞭解的人會對此策略感到奇怪：2007年6月30日，教皇本篤十六發表對華牧函，在指責愛國會是“與教義不合的機構”的同時，也明確表示對於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不能承認其為主教團”。那麼，既然如此，教廷為什麼又要佔據主教團呢？
這就要從天主教會的體制說起了。愛國會是中國天主教特有的、由廣大神長教友組成的愛國愛教組織，它是黨和政府與廣大信教群眾之間 的橋樑與紐帶，在中國天主教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正是因此，教廷將之視為在華恢復聖統制的最大阻礙，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近年來教廷及其國內的黨徒 們對愛國會一直進行著不遺餘力的攻擊。主教團是天主教固定機構，不管教廷是否承認現在的主教團，將來，它都不得不面對認可主教團的問題。由於天主教“宗徒 治理”的特性，如果說教廷要在華恢復聖統制，其最有力的載體，就是主教團。因此，雖然教廷口頭上不承認主教團，但近年來對佔據主教團的部署，卻從未停止。
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1、先行委任主教。今年先期祝聖的9位主教中，除海門沈斌、江西李酥光兩位外，都是教廷先行委任後經過形式上的“選舉”產生的。 而事先未經教廷委任，由教區自行選舉產生的沈、李兩位主教，在當選後即受到教廷無理阻撓，最後在中方堅持下，才於今年給予承認。在此過程中，中方表現出了 極大的善意和耐心，二位主教的祝聖數度延期，直到教廷認可後才舉行祝聖。因此，僅就近兩年中方對梵的態度看，已經是極為忍讓了。
2、追認“非法主教”。對一批從前自選自聖的“非法主教”給予追認。但這種追認的方式是極為屈辱的。如對唐山劉景和主教、前幾天 去世的石家莊蔣陶然主教、長治靳道遠主教、杭州曹湘德主教，就追認他們為“無任所主教”，並稱“你們的罪、罰、虧已得到寬免。”也就是說，他們是有罪的、 不合格的、有虧欠的。只是因為教皇皇恩浩蕩，才寬恕了他們，但是，所謂“無任所主教”，是說他們雖蒙教皇恩典，得賜主教之名，但對所在教區沒有治權。這樣 的“認可”，實質上是打壓之後的羞辱。在此，筆者要特別提出劉景和主教。本次承德祝聖，原定由劉景和主教主禮。因為老人家已年過九旬，沒有主持兩個多小時 典禮的體力，最後改由他的接班人、方建平主教主禮。事後，國內部分異己勢力就借題發揮，說劉老主教堅決拒絕主持“非法祝聖”，並因此被政府“免職”。如果 筆者對中國天主教沒有瞭解，很可能認為劉老主教是所謂的“忠貞主教”。可是，筆者恰恰知道，劉老主教是老一輩自選自聖主教，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事業作出 了巨大貢獻！早在數月前籌備郭主教的祝聖時，就提出請他擔任主禮，當時劉老主教一喏無辭。難道僅僅數月之間，老人家就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異己勢 力現在對老人家恭敬有加，一口一個“劉主教”，當年劉老主教“非法”的時候，何嘗見他們如此恭敬啊，難道真是“覺今是而昨非”了？最為可笑的是，這些人還 捏造所謂劉老主教的“身邊人”說政府為請劉老主教主禮而給他送錢，被老主教拒絕。想那劉老主教今年已經91歲了，既不愁吃穿，更不經商做生意，一個91歲 的老人要錢何用？用錢去收買這樣一位老人？捏造這個謠言的人，不是當別人都是天真，就是自己太天真了。
3、打擊愛國愛教力量。2006年昆明馬英林主教祝聖時，筆者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過，教廷阻止馬英林主教祝聖，不是著眼于一個區 區的邊陲教區，而是為了阻止他進入主教團。今次教廷阻止郭主教，也是如此。也許有人會說，沈斌、李酥光主教也受到阻撓，最後教廷也承認了他們，因此，這個 理由不能解釋為什麼教廷最終沒有認可郭金才。其實，這其中還是有區別的。海門沈斌主教是現任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副主任，是青年一代骨幹，於2009年3 月2日當選正權主教。教廷隨後以沈“道德有虧”為由表示不能承認，卻從未拿出過絲毫證據。結果，中方表示不能再等，並將祝聖從今年的4月29日提前到4月 21日，教廷遂于祝聖前兩天緊急承認了他。李酥光助理主教為人謙和，在教區內深得人望，但因為老主教吳仕珍沒有請示教廷就在教區內將李主教選了出來，被教 廷認為不敬，也拖了一年多才認可。相對于以上兩位主教，教廷對郭金才主教更為重視。早在20多年前，郭主教就與現在的馬英林主教、李連貴主教和信德的張士 江神甫並稱天主教“河北四傑”，現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秘書長，也是天主教界3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被認為有大將之才。因此，教廷縱然能夠認可沈、李兩位 主教，也一定要全力狙擊郭主教，原因也就是要阻止他進入主教團。
通過以上方法，目前，中國天主教會只有幾位主教尚未得到教廷認可，還是所謂“非法主教”。教廷就是要把主教團內的領導職務全部置 換成清一色的“合法主教”。這樣，“不能認可其為主教團”的主教團就成了聖統制的主教團。同時，使用激將法，通過攻擊愛國會，激怒中方，讓“非法主教”們 進入愛國會中央領導層，這樣，教廷就能糾合它的黨徒進一步加強對愛國會的進攻，從而廢掉愛國會。這就是教廷“占團廢會”策略的精義所在！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也就可以明白教廷攻擊承德祝聖的原因，也能夠對中方堅定推進承德祝聖的意義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了。郭金才主教在 “八大”前祝聖，表明中方已經對教廷“占團廢會”策略有了高度的警惕，同時，也表明中方對這兩年的善意忍讓換來的卻是教廷的步步緊逼已經忍無可忍。郭主教 的強勢祝聖，就是對“占團廢會”策略的反制，堪稱中方在中梵博弈中的一次大手筆，充分表現了中方在關鍵時候的大智慧，一舉扭轉了前兩年的被動困局，再次取 得了博弈的主動權，樹立了中國天主教會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路線的正氣。郭主教的祝聖，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天主教內愛國愛教力量的士氣，堅定了他們走 “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路線的決心。
在本文行將收結的時候，筆者又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據稱是一位參與承德祝聖禮其中一位主教的教區神甫寫的，稱主教們是受到“脅 迫”， 他寫此文“是希望提醒眾人，脅迫的妥協是有問題的。”一讀之下，不禁齒冷。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了，不過是延續教廷前幾天的說法而已。筆者不由想到了今次 主禮的方建平主教。方主教是2000年在北京自選自聖的，當時教廷和國內異己勢力也是一樣的如喪考妣。結果呢？到了2002年，教廷就承認了他的主教位。 到了今天，方主教去主禮郭主教的祝聖，竟也“受脅迫”了呢？只是“至聖聖父”要主教們不受“脅迫”倒也確實難。你現在不去，結果過幾年，“至聖聖父”再如 認方建平一樣把郭金才給了，那時節，大家怎麼見面？還要不要共事了？所以說，要講到“脅迫”，那還是“至聖聖父”從前做下的例子“脅迫”了主教們。
文章中說“中國的教友信仰很淳樸，知道聽教宗的、主教的。這些「脅迫」、「非法」、「困擾」的字眼，到底要把教友引向何方。”中國的教友確實淳樸，所以才能被教廷和某些兩面主教們玩弄于股掌之中。
2010.11.22－23
在本文完成時，筆者看到教廷發表了《有關承德舉行的主教之祝聖的聲明》。一讀之下，不禁齒冷。筆者找出了2006年馬英林、劉新紅兩位主教祝聖後和王仁雷助理主教祝聖後教廷發表的《宗座聲明》，參而閱之，頗覺有趣。
此次《聲明》第一條稱：“聖父知道這個消息，深感遺憾”，稱承德祝聖“令人悲痛”。這也是慣例，王仁雷主教祝聖後教廷《聲明》中也說“教宗得知消息，深感悲痛。”這是很自然的，“占團廢會”的圖謀被中方識破，已無施展餘地，“聖父”欲不“悲痛”，其可得乎？
《聲明》第二條稱，主教們去為郭主教祝聖是被迫的。這一點，筆者在前文已經談到。如果說“被迫”，那也是被“聖父”逼的。如方建 平主教，自己就是自選自聖出身，不過兩年，“聖父”就認可了他。當初方主教被祝聖時，“聖父”又何嘗不說主教們是被迫的？結果呢？那麼，如果主教們不去祝 聖郭主教，“聖父”“悲痛”完了再去認可他，這些主教們又情何以堪？
最令筆者感到有趣的，就是第三條。說是“無論如何，此事所帶來的悲痛影響首先觸及郭金才．若瑟神父本人，因為按教律而言，此項主 教祝聖使他在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前陷於非常惡劣的處境，也使他面臨嚴峻的處分，尤其按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所規定的處分。”看來承德祝聖確實令“聖父” “悲痛”了，所以“聖父”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以至於郭主教已經面臨1382條規定的處分了。只是作為一名天主教的旁觀者，如果筆者記憶無誤的話，按現行 《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原文是“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均處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絕罰”。請看條文，明明白白講的是受祝聖 者與祝聖者，“均處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絕罰”。那麼，為什麼在今次的《聲明》中，教廷卻不顧《法典》的明文規定，單單把郭主教挑出來而不及于祝聖他的主教 呢？這種曖昧的行為表明，教廷看到了郭主教祝聖的重要性，試圖通過此種方式煽動國內教會中的異己勢力向郭主教發難。因為教廷知道，如果一舉對9位主教發 難，非但沒有得逞的可能，而且也不符合它“占團廢會”的策略。然而，教廷這種看人下菜碟的手段，恰恰暴露了它在表面的宗教糾紛之下的政治圖謀，也再一次印 證了中方此次的大手筆確實擊中了它的軟肋。在此，筆者想起了2006年馬英林主教祝聖後教廷發表的《聲明》中，也稱“這是對教會的共融一項極嚴重的損害， 此事件所引發基於《天主教法典》上的處罰，已經出現。”那會兒“已經出現”了，到現在也沒個說法。況且，即使教廷真出絕罰，又待如何？中國天主教就拱手將 領導權讓出？教廷未免過於天真。
《聲明》第四條稱“此項祝聖不僅沒有為承德的天主教徒帶來益處，反而把他們置在更敏感和艱難的境況中。”第五條講承德祝聖“且得 罪了聖父、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這些都是套話，得罪“聖父”是沒辦法的，如果想不得罪“聖父”，也容易，在華恢復聖統制即可，那樣“聖父”肯定開心，只 是這樣的事，是做不得的，因此，“聖父”說不得也只好得罪一下了。至於說得罪中國教會，那是教廷拉大旗做虎皮了，不過也暗含煽動之意，只是看著總覺得無 力。說到得罪普世教會，更是笑話，筆者留意了幾天，並沒見哪國天主教會出來抗議啊。不過話又說回來，“聖父”向來是“朕即教會”的，他就代表了普世教會， 得罪了他，自然也得罪了普世教會罷。
筆者在《聲明》的第六條看到了一種類似哀怨的情緒，說“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7年頒佈的牧函中表示，聖座隨時準備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領導人作互相尊重和建設性的對話，目的為克服種種困難，使關係得以正常化。”意思在說，我這麼要跟你正常化，你怎麼就辜負我啊。可是，如果我們審視一 下2007年牧函發表後教廷對華所採取的行動，就可以，在那張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是一把步步緊逼的刀子。三年來，教廷搶先任命了多位主教，迫使中方通過 形式上的選舉確認它所想要的人選。同時，教廷還不遺餘力地打壓愛國愛教力量，多位愛國愛教骨幹當選多時，教廷一直不予回復，且以莫須有罪名干擾他們祝聖。 最為可笑的是，教廷所舉的理由都是“傳聞”，連個證據都不需要。如此“對話”，其本質是逼降。
《聲明》最後一條稱“全球天主教徒都在密切關注中國教會所走的艱苦路途。”其用意不過是延續當年牧函中所謂普世為在中國之苦難教會祈禱一樣，聊示“兄弟們你們鬧罷，我們在精神上支援你們呢”的意思而已。
通觀《聲明》，一言以蔽之：技止此耳。
“占團廢會”是筆者于2007年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是筆者對教廷對華戰略的一個概括。目前，中國天主教中樞領導機構共有一個： 中國天主教愛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二者並稱“一會一團”。所謂“占團廢會”，就是教廷希圖通過讓它所屬意的主教盡可能多地進入主教團並在其中擔任領導職 務，進而廢掉愛國會，最後達到全面控制中國天主教會，在華恢復聖統制的一種策略。
也許對中國天主教有所瞭解的人會對此策略感到奇怪：2007年6月30日，教皇本篤十六發表對華牧函，在指責愛國會是“與教義不合的機構”的同時，也明確表示對於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不能承認其為主教團”。那麼，既然如此，教廷為什麼又要佔據主教團呢？
這就要從天主教會的體制說起了。愛國會是中國天主教特有的、由廣大神長教友組成的愛國愛教組織，它是黨和政府與廣大信教群眾之間 的橋樑與紐帶，在中國天主教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正是因此，教廷將之視為在華恢復聖統制的最大阻礙，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近年來教廷及其國內的黨徒 們對愛國會一直進行著不遺餘力的攻擊。主教團是天主教固定機構，不管教廷是否承認現在的主教團，將來，它都不得不面對認可主教團的問題。由於天主教“宗徒 治理”的特性，如果說教廷要在華恢復聖統制，其最有力的載體，就是主教團。因此，雖然教廷口頭上不承認主教團，但近年來對佔據主教團的部署，卻從未停止。
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1、先行委任主教。今年先期祝聖的9位主教中，除海門沈斌、江西李酥光兩位外，都是教廷先行委任後經過形式上的“選舉”產生的。 而事先未經教廷委任，由教區自行選舉產生的沈、李兩位主教，在當選後即受到教廷無理阻撓，最後在中方堅持下，才於今年給予承認。在此過程中，中方表現出了 極大的善意和耐心，二位主教的祝聖數度延期，直到教廷認可後才舉行祝聖。因此，僅就近兩年中方對梵的態度看，已經是極為忍讓了。
2、追認“非法主教”。對一批從前自選自聖的“非法主教”給予追認。但這種追認的方式是極為屈辱的。如對唐山劉景和主教、前幾天 去世的石家莊蔣陶然主教、長治靳道遠主教、杭州曹湘德主教，就追認他們為“無任所主教”，並稱“你們的罪、罰、虧已得到寬免。”也就是說，他們是有罪的、 不合格的、有虧欠的。只是因為教皇皇恩浩蕩，才寬恕了他們，但是，所謂“無任所主教”，是說他們雖蒙教皇恩典，得賜主教之名，但對所在教區沒有治權。這樣 的“認可”，實質上是打壓之後的羞辱。在此，筆者要特別提出劉景和主教。本次承德祝聖，原定由劉景和主教主禮。因為老人家已年過九旬，沒有主持兩個多小時 典禮的體力，最後改由他的接班人、方建平主教主禮。事後，國內部分異己勢力就借題發揮，說劉老主教堅決拒絕主持“非法祝聖”，並因此被政府“免職”。如果 筆者對中國天主教沒有瞭解，很可能認為劉老主教是所謂的“忠貞主教”。可是，筆者恰恰知道，劉老主教是老一輩自選自聖主教，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事業作出 了巨大貢獻！早在數月前籌備郭主教的祝聖時，就提出請他擔任主禮，當時劉老主教一喏無辭。難道僅僅數月之間，老人家就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異己勢 力現在對老人家恭敬有加，一口一個“劉主教”，當年劉老主教“非法”的時候，何嘗見他們如此恭敬啊，難道真是“覺今是而昨非”了？最為可笑的是，這些人還 捏造所謂劉老主教的“身邊人”說政府為請劉老主教主禮而給他送錢，被老主教拒絕。想那劉老主教今年已經91歲了，既不愁吃穿，更不經商做生意，一個91歲 的老人要錢何用？用錢去收買這樣一位老人？捏造這個謠言的人，不是當別人都是天真，就是自己太天真了。
3、打擊愛國愛教力量。2006年昆明馬英林主教祝聖時，筆者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過，教廷阻止馬英林主教祝聖，不是著眼于一個區 區的邊陲教區，而是為了阻止他進入主教團。今次教廷阻止郭主教，也是如此。也許有人會說，沈斌、李酥光主教也受到阻撓，最後教廷也承認了他們，因此，這個 理由不能解釋為什麼教廷最終沒有認可郭金才。其實，這其中還是有區別的。海門沈斌主教是現任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副主任，是青年一代骨幹，於2009年3 月2日當選正權主教。教廷隨後以沈“道德有虧”為由表示不能承認，卻從未拿出過絲毫證據。結果，中方表示不能再等，並將祝聖從今年的4月29日提前到4月 21日，教廷遂于祝聖前兩天緊急承認了他。李酥光助理主教為人謙和，在教區內深得人望，但因為老主教吳仕珍沒有請示教廷就在教區內將李主教選了出來，被教 廷認為不敬，也拖了一年多才認可。相對于以上兩位主教，教廷對郭金才主教更為重視。早在20多年前，郭主教就與現在的馬英林主教、李連貴主教和信德的張士 江神甫並稱天主教“河北四傑”，現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秘書長，也是天主教界3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被認為有大將之才。因此，教廷縱然能夠認可沈、李兩位 主教，也一定要全力狙擊郭主教，原因也就是要阻止他進入主教團。
通過以上方法，目前，中國天主教會只有幾位主教尚未得到教廷認可，還是所謂“非法主教”。教廷就是要把主教團內的領導職務全部置 換成清一色的“合法主教”。這樣，“不能認可其為主教團”的主教團就成了聖統制的主教團。同時，使用激將法，通過攻擊愛國會，激怒中方，讓“非法主教”們 進入愛國會中央領導層，這樣，教廷就能糾合它的黨徒進一步加強對愛國會的進攻，從而廢掉愛國會。這就是教廷“占團廢會”策略的精義所在！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也就可以明白教廷攻擊承德祝聖的原因，也能夠對中方堅定推進承德祝聖的意義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了。郭金才主教在 “八大”前祝聖，表明中方已經對教廷“占團廢會”策略有了高度的警惕，同時，也表明中方對這兩年的善意忍讓換來的卻是教廷的步步緊逼已經忍無可忍。郭主教 的強勢祝聖，就是對“占團廢會”策略的反制，堪稱中方在中梵博弈中的一次大手筆，充分表現了中方在關鍵時候的大智慧，一舉扭轉了前兩年的被動困局，再次取 得了博弈的主動權，樹立了中國天主教會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路線的正氣。郭主教的祝聖，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天主教內愛國愛教力量的士氣，堅定了他們走 “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路線的決心。
在本文行將收結的時候，筆者又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據稱是一位參與承德祝聖禮其中一位主教的教區神甫寫的，稱主教們是受到“脅 迫”， 他寫此文“是希望提醒眾人，脅迫的妥協是有問題的。”一讀之下，不禁齒冷。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了，不過是延續教廷前幾天的說法而已。筆者不由想到了今次 主禮的方建平主教。方主教是2000年在北京自選自聖的，當時教廷和國內異己勢力也是一樣的如喪考妣。結果呢？到了2002年，教廷就承認了他的主教位。 到了今天，方主教去主禮郭主教的祝聖，竟也“受脅迫”了呢？只是“至聖聖父”要主教們不受“脅迫”倒也確實難。你現在不去，結果過幾年，“至聖聖父”再如 認方建平一樣把郭金才給了，那時節，大家怎麼見面？還要不要共事了？所以說，要講到“脅迫”，那還是“至聖聖父”從前做下的例子“脅迫”了主教們。
文章中說“中國的教友信仰很淳樸，知道聽教宗的、主教的。這些「脅迫」、「非法」、「困擾」的字眼，到底要把教友引向何方。”中國的教友確實淳樸，所以才能被教廷和某些兩面主教們玩弄于股掌之中。
2010.11.22－23
在本文完成時，筆者看到教廷發表了《有關承德舉行的主教之祝聖的聲明》。一讀之下，不禁齒冷。筆者找出了2006年馬英林、劉新紅兩位主教祝聖後和王仁雷助理主教祝聖後教廷發表的《宗座聲明》，參而閱之，頗覺有趣。
此次《聲明》第一條稱：“聖父知道這個消息，深感遺憾”，稱承德祝聖“令人悲痛”。這也是慣例，王仁雷主教祝聖後教廷《聲明》中也說“教宗得知消息，深感悲痛。”這是很自然的，“占團廢會”的圖謀被中方識破，已無施展餘地，“聖父”欲不“悲痛”，其可得乎？
《聲明》第二條稱，主教們去為郭主教祝聖是被迫的。這一點，筆者在前文已經談到。如果說“被迫”，那也是被“聖父”逼的。如方建 平主教，自己就是自選自聖出身，不過兩年，“聖父”就認可了他。當初方主教被祝聖時，“聖父”又何嘗不說主教們是被迫的？結果呢？那麼，如果主教們不去祝 聖郭主教，“聖父”“悲痛”完了再去認可他，這些主教們又情何以堪？
最令筆者感到有趣的，就是第三條。說是“無論如何，此事所帶來的悲痛影響首先觸及郭金才．若瑟神父本人，因為按教律而言，此項主 教祝聖使他在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前陷於非常惡劣的處境，也使他面臨嚴峻的處分，尤其按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所規定的處分。”看來承德祝聖確實令“聖父” “悲痛”了，所以“聖父”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以至於郭主教已經面臨1382條規定的處分了。只是作為一名天主教的旁觀者，如果筆者記憶無誤的話，按現行 《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原文是“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均處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絕罰”。請看條文，明明白白講的是受祝聖 者與祝聖者，“均處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絕罰”。那麼，為什麼在今次的《聲明》中，教廷卻不顧《法典》的明文規定，單單把郭主教挑出來而不及于祝聖他的主教 呢？這種曖昧的行為表明，教廷看到了郭主教祝聖的重要性，試圖通過此種方式煽動國內教會中的異己勢力向郭主教發難。因為教廷知道，如果一舉對9位主教發 難，非但沒有得逞的可能，而且也不符合它“占團廢會”的策略。然而，教廷這種看人下菜碟的手段，恰恰暴露了它在表面的宗教糾紛之下的政治圖謀，也再一次印 證了中方此次的大手筆確實擊中了它的軟肋。在此，筆者想起了2006年馬英林主教祝聖後教廷發表的《聲明》中，也稱“這是對教會的共融一項極嚴重的損害， 此事件所引發基於《天主教法典》上的處罰，已經出現。”那會兒“已經出現”了，到現在也沒個說法。況且，即使教廷真出絕罰，又待如何？中國天主教就拱手將 領導權讓出？教廷未免過於天真。
《聲明》第四條稱“此項祝聖不僅沒有為承德的天主教徒帶來益處，反而把他們置在更敏感和艱難的境況中。”第五條講承德祝聖“且得 罪了聖父、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這些都是套話，得罪“聖父”是沒辦法的，如果想不得罪“聖父”，也容易，在華恢復聖統制即可，那樣“聖父”肯定開心，只 是這樣的事，是做不得的，因此，“聖父”說不得也只好得罪一下了。至於說得罪中國教會，那是教廷拉大旗做虎皮了，不過也暗含煽動之意，只是看著總覺得無 力。說到得罪普世教會，更是笑話，筆者留意了幾天，並沒見哪國天主教會出來抗議啊。不過話又說回來，“聖父”向來是“朕即教會”的，他就代表了普世教會， 得罪了他，自然也得罪了普世教會罷。
筆者在《聲明》的第六條看到了一種類似哀怨的情緒，說“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7年頒佈的牧函中表示，聖座隨時準備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領導人作互相尊重和建設性的對話，目的為克服種種困難，使關係得以正常化。”意思在說，我這麼要跟你正常化，你怎麼就辜負我啊。可是，如果我們審視一 下2007年牧函發表後教廷對華所採取的行動，就可以，在那張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是一把步步緊逼的刀子。三年來，教廷搶先任命了多位主教，迫使中方通過 形式上的選舉確認它所想要的人選。同時，教廷還不遺餘力地打壓愛國愛教力量，多位愛國愛教骨幹當選多時，教廷一直不予回復，且以莫須有罪名干擾他們祝聖。 最為可笑的是，教廷所舉的理由都是“傳聞”，連個證據都不需要。如此“對話”，其本質是逼降。
《聲明》最後一條稱“全球天主教徒都在密切關注中國教會所走的艱苦路途。”其用意不過是延續當年牧函中所謂普世為在中國之苦難教會祈禱一樣，聊示“兄弟們你們鬧罷，我們在精神上支援你們呢”的意思而已。
通觀《聲明》，一言以蔽之：技止此耳。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未來中國不會成為“亞西方”
中評社北京10月15日電／環球時報今天發表題為“別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神秘化”的社評指出，諾貝爾和平獎授給劉曉波，表現了西方干預中國政治進程的 強烈願望。他們經常教育中國要進行政改，而他們嘴裡的政改是要中國對國家政治體制做一次“大翻修”。對於今天起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西方學者和 政治家數日前就迫不及待地“建言”。他們恫言：再不接受西方體制，中國將在死胡同裡崩潰。
大概走遍中國，很少能碰到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人。中國已經改革三十年了，改革雖是從經濟領域發起的，但能跟政治一點不沾邊嗎？中國的官員取消終身制， 近年來推行的官員問責制，國家政務公開的一系列措施，對依法治國的層層努力……我們還可以說出許多許多，難道這些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嗎？
西方會說，這些都是行政體制改革，而非政改。西方要的政改，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而無數學者指出，這種“競爭性民主”最成功的國家大多在歐美，推行這種制度的第三世界國家，很多都搞亂了，吃了社會動蕩、甚至爆發戰爭的大虧。
社評說，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中國確實在這麼做，是西方存心在“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設置了概念鴻溝。由於西方的話語霸權，這種觀念也滲透到中國社會的一些層面。現在是該把這一切戳破的時候了。
政治從來不是孤懸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物，當中國經濟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改革變化時，中國政治的環境及內涵也隨著發生了變動。今天中國政治的主要口 號、方針政策、推行工具及路徑、官員結構等等，都發生了相當深刻的變化。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一名官員，他受過什麼教育，提拔要經過哪些程序，他做官有多 大風險，擔不擔心輿論對他的看法，他一旦做錯了事會有什麼結果，這一切與三十年前的一名官員早已大為不同。
再說一名中國普通老百姓，他通過什麼了解信息，有多少言論自由，能在多大範圍內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受了委屈向誰申訴，他掙得了財產會不會被剝奪，這一切與三十年前一名普通中國人也有了天壤之別。
中國的官和民都變了，雖然仍有貪官、庸官出現，還要繼續變，但誰能說這些年的中國政治體制原地踏步呢？實際上中國該變的變了，想不變也留不住。有些不該變的，或暫時還變不了的，無論什麼力量催都變不動，或只能慢慢變。這是有十三億人口的巨大中國真實的政治故事。
社評指出，中國需要繼續推動政改，包括聽西方人士的建議，從西方民主政治中汲取有益經驗。中國人真心這麼想，但必須毫不含糊地指出：西方的政治體制不 是中國政改的前進目標，中國壓根兒就沒打算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家，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實際是人類各種文明成果的 熔爐。但中國從沒有成為某一種文化的亞文化，未來中國也不會成為“亞西方”。
第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是漸進式的，這同樣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說“政改”這個詞時心裡所想的。中國不想搞“大翻修”，不想讓革命撲倒改革。中國人 民珍惜穩定，搞垮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也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在中國公眾眼裡，他是個庸人、罪人。有蘇聯的前車之鑒，中國決不會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
現實點吧，西方人。讓我們互相尊重對方，讓我們做朋友。
大概走遍中國，很少能碰到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人。中國已經改革三十年了，改革雖是從經濟領域發起的，但能跟政治一點不沾邊嗎？中國的官員取消終身制， 近年來推行的官員問責制，國家政務公開的一系列措施，對依法治國的層層努力……我們還可以說出許多許多，難道這些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嗎？
西方會說，這些都是行政體制改革，而非政改。西方要的政改，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而無數學者指出，這種“競爭性民主”最成功的國家大多在歐美，推行這種制度的第三世界國家，很多都搞亂了，吃了社會動蕩、甚至爆發戰爭的大虧。
社評說，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中國確實在這麼做，是西方存心在“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設置了概念鴻溝。由於西方的話語霸權，這種觀念也滲透到中國社會的一些層面。現在是該把這一切戳破的時候了。
政治從來不是孤懸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物，當中國經濟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改革變化時，中國政治的環境及內涵也隨著發生了變動。今天中國政治的主要口 號、方針政策、推行工具及路徑、官員結構等等，都發生了相當深刻的變化。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一名官員，他受過什麼教育，提拔要經過哪些程序，他做官有多 大風險，擔不擔心輿論對他的看法，他一旦做錯了事會有什麼結果，這一切與三十年前的一名官員早已大為不同。
再說一名中國普通老百姓，他通過什麼了解信息，有多少言論自由，能在多大範圍內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受了委屈向誰申訴，他掙得了財產會不會被剝奪，這一切與三十年前一名普通中國人也有了天壤之別。
中國的官和民都變了，雖然仍有貪官、庸官出現，還要繼續變，但誰能說這些年的中國政治體制原地踏步呢？實際上中國該變的變了，想不變也留不住。有些不該變的，或暫時還變不了的，無論什麼力量催都變不動，或只能慢慢變。這是有十三億人口的巨大中國真實的政治故事。
社評指出，中國需要繼續推動政改，包括聽西方人士的建議，從西方民主政治中汲取有益經驗。中國人真心這麼想，但必須毫不含糊地指出：西方的政治體制不 是中國政改的前進目標，中國壓根兒就沒打算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家，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實際是人類各種文明成果的 熔爐。但中國從沒有成為某一種文化的亞文化，未來中國也不會成為“亞西方”。
第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是漸進式的，這同樣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說“政改”這個詞時心裡所想的。中國不想搞“大翻修”，不想讓革命撲倒改革。中國人 民珍惜穩定，搞垮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也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在中國公眾眼裡，他是個庸人、罪人。有蘇聯的前車之鑒，中國決不會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
現實點吧，西方人。讓我們互相尊重對方，讓我們做朋友。
2010年10月10日星期日
對華偏見，西方就像井底之蛙
西方對中國的許多偏見是根深蒂固的。這次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異議人士”劉殖民，無非又是這種偏見的一次表現，背後還有一種對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崛起的極度恐懼。因為這種崛起已勢不可擋，西方話語霸權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終結。
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而崛起的，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按著西方和“異議人士”的願望行事的話，中國的命運可能不會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也早就解體了。中國今後還會走自己的路，並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未來。正因如此，我們對此事不必太在乎，讓偏見者繼續生活在偏見無知中吧。
這還使我想起了去年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時，一位德國漢學家對我敍述的一件事：他編譯了一本中國作家的文集，想在德國一家主要報紙上發表評論文章，介紹這本書。但報社的編輯告訴他，除非是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否則德國讀者不會有興趣。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中國人說“孤掌難嗚”，也就是說理解是雙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釋，另一方根本不願意聽，那麼理解之橋永遠也不可能建成。這裏的關鍵是西方有沒有真正瞭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願，然後是這種意願的強度如何。依我之觀察，西方希望瞭解中國的願望長期以來遠遠低於中國希望瞭解西方的願望。
但話又說回來，這對中國就一定是壞事嗎？我想不，我甚至覺得如果西方願意選擇把自己蒙在鼓裏，就讓他們繼續蒙在鼓裏吧。由於我們對西方的瞭解遠遠大於西方對我們的瞭解，所以我們得以趨利避害，博取眾長。而西方一直飄飄然，真以為歷史發展到了終點，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卻陷入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和經濟困境。
當 然，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瞭解中國的願望正在迅速上升，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中國自己也越來越不在乎西方的偏見了。西方國家最終是承認實力 的。你發展起來了，西方就會開始想方設法地瞭解你。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趨勢開始顯現。比如，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已是世界第一，隨之出現的就是世界汽車工業 開始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這一趨勢正隨著中國的崛起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遊、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等。以後還會擴大到政治領域，直至西方話語霸 權徹底壽終正寢。
法國學 者高大偉去年2月在《亞洲時報》曾發表一篇評論文章，把拒絕客觀看待中國的西方勢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這樣寫道：“中國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轉變。這一轉變 影響深遠。……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國的文藝復興開放呢？如果西方認為自己沒必要向中國學習，沒必要學習中國古老的智慧、美學和價值 觀，如果面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還是拒絕質疑自己對經濟和政治現代性的臆斷，那麼西方真可能成為最後一隻井底之蛙。”▲ (作者是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而崛起的，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按著西方和“異議人士”的願望行事的話，中國的命運可能不會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也早就解體了。中國今後還會走自己的路，並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未來。正因如此，我們對此事不必太在乎，讓偏見者繼續生活在偏見無知中吧。
這還使我想起了去年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時，一位德國漢學家對我敍述的一件事：他編譯了一本中國作家的文集，想在德國一家主要報紙上發表評論文章，介紹這本書。但報社的編輯告訴他，除非是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否則德國讀者不會有興趣。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中國人說“孤掌難嗚”，也就是說理解是雙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釋，另一方根本不願意聽，那麼理解之橋永遠也不可能建成。這裏的關鍵是西方有沒有真正瞭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願，然後是這種意願的強度如何。依我之觀察，西方希望瞭解中國的願望長期以來遠遠低於中國希望瞭解西方的願望。
但話又說回來，這對中國就一定是壞事嗎？我想不，我甚至覺得如果西方願意選擇把自己蒙在鼓裏，就讓他們繼續蒙在鼓裏吧。由於我們對西方的瞭解遠遠大於西方對我們的瞭解，所以我們得以趨利避害，博取眾長。而西方一直飄飄然，真以為歷史發展到了終點，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卻陷入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和經濟困境。
當 然，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瞭解中國的願望正在迅速上升，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中國自己也越來越不在乎西方的偏見了。西方國家最終是承認實力 的。你發展起來了，西方就會開始想方設法地瞭解你。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趨勢開始顯現。比如，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已是世界第一，隨之出現的就是世界汽車工業 開始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這一趨勢正隨著中國的崛起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遊、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等。以後還會擴大到政治領域，直至西方話語霸 權徹底壽終正寢。
法國學 者高大偉去年2月在《亞洲時報》曾發表一篇評論文章，把拒絕客觀看待中國的西方勢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這樣寫道：“中國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轉變。這一轉變 影響深遠。……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國的文藝復興開放呢？如果西方認為自己沒必要向中國學習，沒必要學習中國古老的智慧、美學和價值 觀，如果面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還是拒絕質疑自己對經濟和政治現代性的臆斷，那麼西方真可能成為最後一隻井底之蛙。”▲ (作者是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西方縱容袒護中國民族分離主義的原因
2010年伊始，美國總統奧巴馬罔顧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堅持會見達賴喇嘛，引發了中國輿論和民意的強烈憤怒。從2008年拉薩3•14事件開始，中間經2009年烏魯木齊7•5事 件，德國、法國、波蘭、捷克、丹麥、日本、澳大利亞……一個接一個的西方國家像商量好似的接連上演反華“秀”，他們不是指責中國“鎮壓少數民族和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為中國民族分裂運動提供場所，就是允許中國民族分裂主義運動的頭面人物竄訪，並由最高政治領導人會見他們。現在，西方合力打造中國民族分離主 義“精神領袖”的圖謀昭然若揭，利用一切場合和各種傳播手段，為分裂主義頭面人物提供攻擊中國民族政策，宣揚“藏獨”和“疆獨”的講臺。西方之所以這樣做，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會根源。
一、肢解中國疆土 實現霸權戰略
從國際戰略學和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分析，國土面積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代表因素之一。在當代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面積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少部分國家在100萬平方公里到300萬平方公里之間。再往上從300萬平方公里到700萬平方公里之間是一個空白帶。而700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國家共有六個，按面積大小（單位：萬平方公里）依次為：俄羅斯（1707）、加拿大（997）、中國（960）、美國(940）、巴西（854）、澳大利亞（763）。
世界歷史上，凡想要充當世界一“極”的國家，都必須有可觀的面積作基礎，如果先天不足，也必須後天補足。而這需要從兩方面運作，一是不斷擴大自己的面積，使自己成為疆域大國；二是乘機肢解對手的領土，使對手與自己的領土面積對比值盡可能地小。美國是在擴張成為兩洋國家以後，才取得強國地位的，俄羅斯是在領土跨越歐亞兩個大陸後躋身列強行列的。而那些不能保住足夠的領土面積者，最終都淪為二、三流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國和法國都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分裂對手的疆土，從來是西方列強實現自己霸權戰略常用的手段。20世紀末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讓西方嘗到了甜頭。蘇聯（原面積2240萬平方公里）解體後淪為世界二流國家（1707多萬平方公里，占原蘇聯領土面積的76%）；南斯拉夫（原25萬餘平方公里）解體後剩下的塞爾維亞（88萬平方公里，含科索沃，只是原來南斯拉夫的三分之一）淪入小國行列。在國際關係史上，肢解對手這種手段的運用屢見不鮮。一次大戰、二次大戰時期西方國家都曾這樣幹過。日本在侵華戰爭中也對中國這樣幹過。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東方大國，將佔據21世紀中心舞臺的前景，對西方來講是一種恐怖的噩夢。借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之手削弱中國實力，成為西方的陰險戰略。
日本是鼓吹肢解中國最倡狂的國家。早在1887年， 日本軍國主義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七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爾）、甘肅。司 馬遼太郎說，國家有適當的尺寸大小，像法國般大小最適當吧！…… 只靠北京一個政府，要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另一個“中國觀察家”宮崎正弘在《中國大分裂——席捲日本的恐怖衝擊波》一書中，稱中國90年代後將分裂成16個小國，演變為一個聯邦。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宣稱：“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讓中國分疆裂土是遏制中國崛起的陰險辦法之一。中國新疆面積160多萬平方公里，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再加上所謂“大藏區”包括的青海省72萬平方公里；四川甘孜州（15.3萬平方公里）；阿壩州（8.4萬平方公里）；甘肅甘南州（4.5萬平方公里）；雲南迪慶州（2.4萬平方公里）的藏區；共380多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現有總面積的2/5。如果分裂中國的險惡陰謀得逞，中國將喪失西部重要戰略安全空間和21世紀中國發展至關重要的能源礦產資源，退出從地緣戰略來說至關重要的“世界島”中心地帶。這是西方陰險的地緣政治戰略考慮。
二、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
西方支持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中國制度的天生偏見，在西方政治學裏，中國現有制度即是“原罪”。他們認為中國制度的集權性質決定了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必然是專制性質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反華戰略是把中國解體與中國制度的顛覆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的，在西方眼裏，中國民族分裂主義運動不僅是民族問題，還是反政府運動，中國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支持中國民族分裂運動就是支持中國的反政府、反體制運動，這正是西方大力支持中國民族分裂主義的重要 原動力之一。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西方對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打砸搶燒暴行，硬是視而不見，指鹿為馬地指責中國當局鎮壓和平示威。西方的判斷公式是：有人傷亡肯定是專制鎮壓的結果，不讓外國記者第一時間去現場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由於政治偏見作祟，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消息都被西方的有色政治眼鏡有選擇 地精心過濾了。原本非常明確的中國民族分裂問題的對與錯，在套用西方政治公式的解讀中被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了。“很多核實新聞的原則，一旦涉及到中國問 題，就一律被‘忘卻了’。”
為了分化西化中國，西方正在合力打造中國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精神領袖”，撮合中國海外反體制運動合流。在西方的鼓勵下，台獨、藏獨、疆獨“三獨”正在合流。報載《澳大利亞報》記者謝裏丹曾向熱比婭建議：多在“人權”、“文化自治”和“民主”等方面做文章，更容易得到西方的廣泛支持，進而使熱比婭成為“像達賴喇嘛那樣在西方世界廣受歡迎的精神領袖”。
三、衡量中國事務的西方價值標準
用 西方的價值標準觀察衡量和苛求中國事務，也是西方替中國民族分離主義辯護的重要原因。政治學理論指出：政治認知是政治主體對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活動及其規律的認識、判斷和評價，即對各種政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西式自由民主人權是發達國家與社會輿論自認為比廣大發展中國家“優秀”的制度基礎和道義旗 幟。
西方社會在民主人權領域，對第三世界國家具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強烈優越感，自認為有責任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民主人權福音的傳教傾向。如果說政治偏見是西方政治家歪曲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西式民主人權觀則是一些西方人同情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重要情感因素。將 少數民族權利作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西方標榜的“普世價值”原則。歐盟國家制訂了一系列關於確立少數民族人權權利的法律，歐安組織還專門設立了少數 民族問題高級官員制度。許多西方人以西式民主政治和人權制度的理念和標準，來評判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問題，絲毫不考慮歷史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國情差別，其在民族與人權問題上強加於人也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已出現“唯人權主義”現象。中國政府為制止非法遊行和宣傳鼓動採取的必要措施，為制止暴力恐怖行為採取的果斷措施，都被西方指責為是違反民主人權的行 為。特別是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往往披上宗教文化外衣，打出宗教自由和維護民族文化的旗幟作掩護。中國政府對假宗教名義煽動暴亂的不法分子的處理，更是觸動了 西方“唯人權主義”者的神經。每當中國發生騷亂和暴亂，西方傳統右翼分子會竭力鼓噪，借機發洩其對“集權國家”的仇恨和鄙視，如去年邀請熱比婭竄訪日本的 自民党右翼議員衛藤晟一，就是否認二戰中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始作俑者。
而一些標榜左派的自由派人士則往往是人權問題的急先鋒，特別是綠黨和社民黨、工黨這些標榜左翼政黨的某些人物，以人權和綠色作為品牌符號，有時往往比傳統右 翼跳得還凶，好像不這樣就不能體現出他們的個性。他們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基於“自由主義”思潮，支持任何“反政府異見分子”成為職業。
德國綠黨干涉中國事務的歷史已有二十多年。1986年，該党政治家佩特拉”凱利在聯邦議院首次提出“西藏動議”，並和達賴喇嘛成了“至交”。德國前外長菲舍爾也來自綠黨，在任期間曾與達賴會面。羅特曾被德國媒體稱為“東突克勞迪婭”，她在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後馬上跳出來指責中國。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前後，德國綠黨小動作不斷。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後，綠党主席羅特在接受德意志廣播電臺採訪時說，“這是了不起的、美麗的奧運會，但只是表面的”，“西藏問題絲毫沒有解決，維吾爾人的狀況很糟；國際互聯網繼續受到封鎖”。7•5事件後，綠黨在新一屆歐洲議會上又對中國少數民族政策說三道四。
四、西方媒體的選擇性報導
在西方國家中，西方壟斷傳媒把持著對中國事務評判的話語權。傳播學“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暗示了這樣一種媒介觀，即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也就是說，傳播媒介對外部世界的報導是一種有目的的取捨選擇活動。傳播媒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報導方針，從現實環境中“選擇”出他們認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進 行加工整理，賦予一定的結構秩序，然後以“報導事實”的方式提供給受眾。在現代社會裏，由於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資訊的主要管道，不管這種“再構成”是 對現實環境的客觀反映還是歪曲的反映，都會影響到人們對周圍環境的認識和判斷。
由於政治認知，西方媒體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報導更喜歡采信民族分裂主義者的消息來源。而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慣于採用刻意歪曲和斷章取義的手法，攻擊和誣衊中國的民族政策，對西藏和新疆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只談對其有利的方面，隱去對自己不利的客觀真相。
眾多西方人對中國民族問題的來龍去脈並不瞭解真相，由於西方媒體的有選擇性報導，他們無從知道中國官方的立場態度和解釋說明，在主流政治認同和先入為主觀念 引導下，極易偏聽偏信中國民族分裂分子的蠱惑宣傳，特別是民族分裂分子的頭面人物打著“宗教領袖”、“人權旗手”、“民族母親”、“非暴力主義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旗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一 般來說，西方人不習慣閱讀“嚴正聲明”、“暴亂真相”這類公文文本形式的“硬”新聞報導，潛意識中具有強烈的反說教情緒，對個性和自我判斷的欣賞與把玩到 了自戀的程度，因此更感性化，容易被一些煽情性和情節性的報導宣傳所蠱惑，例如《愛的十個條件》等表面“軟”而毒很深的宣傳品。現在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和 他們的西方支持者越來越多地採用各種多媒體手段和網路形式來使其宣傳效果最大化。
五、獵奇理念，商業炒作，吸引眼球
在 西方國家，新聞媒介刊播的內容經常被當作滿足社會資訊需求的商品，除了要符合主流政治認同的因素外，西方媒體高度商業化，在極端市場取向的作用下，“市場 賣點壓倒一切，發行量、收視率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進賬才是硬道理，只要‘讀者需要’、‘觀眾喜歡’，該報的可以不報，不該報的可以爆炒”，因而失去了職業 操守。西方大眾傳媒在中國民族問題上，唯恐天下不亂。捕風捉影，大肆渲染，惡意炒作，著眼點則是為了吸引眼球，增加賣點，擴大發行量和廣告量。一些西方媒體在3•14事件和7•5事件的報導上連連出醜，極其不負責任，不加考證，隨意編排的問題被中國線民和海外留學生不斷曝光，使其一貫標榜的公正客觀形象在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中大打折扣。
“做人別太CNN” 的俏皮話成了對此現象的絕妙諷刺。同時，在中國民族分離問題的報導上，西方媒體以負面報導為主的新聞傳播理念被發揮到淋漓盡致。這也是中國民族問題被西方 輿論不適當放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壞消息才是好新聞”，越是反常的、負面的、突發的、聳人聽聞的事情才越有新聞價值。衝突和反常往往成了記者、編輯作出新聞判斷時優先考慮的因素。
六、政治作秀和撈取選票
西 方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使政治家對自己的政治立場站隊分外注意，不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家不可能獲得選舉勝利。在中國民族分離運動被西方強行與所謂 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捆綁之後，西方政治家某種程度上被自己的制度和輿論挾持了，就像許多西方領導人訪華時似乎不談人權問題回國後就沒法交待一樣，熱比婭正是 在美國國務卿賴斯的要求下被保外就醫前往美國的。
西方政治家為保持所謂“政治正確”的形象，在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問題上，雖然明明知道會得罪中國，但為了表現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堅定，以便不失去選票，也要打腫臉充胖子，會見分離主義代表人物。例如，為熱比婭竄訪澳洲出了大力的澳大利亞工党議員麥克爾•丹比，之所以如此賣力，重要原因是其2010年將進行議員職務的連任競選，這是他吸引眼球的競選熱身活動。
七、多元體制，混水摸魚
西方社會標榜三權分立、體制多元。這也成為其干涉別國內政的擋箭牌和藉口。目前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政府敢公開否定中國對西藏和新疆的主權，但是，利用議會、政黨、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則可以幹官方不好公開幹的事。西 方國家的議會可以討論本屬中國內政的少數民族問題並通過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在西方國家的議會中，總會有一些頑固的反華議員，在一切涉華問題上與中國作 對，而不論其政府，所屬黨派的對華官方立場如何。近年來，歐美國家的議會和歐洲聯盟的議會通過了多項干涉中國西藏事務和新疆事務的決議。由於多黨制，地方 政府和中央當局常有由不同政黨執政的情況出現，某些地方政府公開違反中央當局的官方外交立場也不會受到追究。
而即使是執政黨，也可以打著政黨獨立的幌子，發表和組織與本黨組閣的政府的官方立場不同的言論和政治活動。西方國家各種非官方組織多如牛毛，形形色色，其活 動都不會接受官方的定調。西方國家的媒體更不會按照官方外交立場去評判國際事務。許多西方國家的難民制度不僅允許外國反政府分子留居，甚至還會提供定期資 助。這就為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提供了鑽空子的機會。利用這種體制，在與中國有著友好關係的國家裏也可以以政治流亡名義獲取留居權，建立常設反華社團，不斷散 布反華輿論，挑撥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離間中國人民與這些國家人民的感情。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幾乎都設有這類主張民族分離的海外組織的分支機搆。據筆者 在歐洲某國的不完全調查，外國當局和組織的資助是他們生存的重要資金來源。如果不定期鬧點事，資助就可能縮小乃至停止。
結語
對於大部分歐美發達國家來說，其在基本價值觀方面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但在經濟和貿易上，歐美發達國家又離不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市場。在政治上，隨著新興國家的不斷崛起，歐美發達國家又不得不理智面對現實。
所以，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歐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兩副面孔，一方面，可以出於利益需要和現實考慮，對發展中國家大談合作，乃至建立“夥伴關係” ；另一方面，又會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綱，時不時板起一副教師爺的面孔，給發展中國家上自由民主人權課。
美 國以世界的“燈塔”自居，竭力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對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和民族問題動輒干涉。而歐洲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政策，以及戰爭與和平的 立場，往往比美國要相對現實與溫和，有時甚至與美國拉開的距離還很大，但當事關西方根本價值觀的時候，有時卻會比美國叫的還凶。
在 “民主”、“人權”這些問題上，西方國家有著根本價值觀和利益的一致。例如法國總統薩科奇自上臺以來就沒有消停過，不是製造花邊新聞，就是搶奪“救市”領 導權；前年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大搞小動作。這固然與薩科奇愛出風頭的性格有關，更與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關。不要以為這只是薩科奇個人的噱頭愛好，大前天 是默克爾，前天是薩科奇，昨天就跳出來陸克文，今天又是奧巴馬，後天還會冒出個喬治某某，乃至什麼兒太郎也會出來湊熱鬧，這是一個本性問題，而不是它不明 白什麼是對方的核心利益，此時它關注的只是無論如何要“秀”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既有給人看吸引眼球以增加選票的成分，也是本能的真實表露。
西方國家從2008年的“3•14”到2009 年的“7•5”，又到2010年 初短短兩年時間裏，像接力賽一樣，輪流出頭袒護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現在，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一個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出頭挑戰了中國核心利益，其他西方國 家暫時不做聲，並由此得到中國的友好對待；過一段時間，另一個西方國家又出面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前一個遭到中國譴責的西方國家，又趁此與中國改善關 系；這樣，西方國家不斷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又不必擔心被中國長期懲罰。默克爾先鬧、薩科奇和奧巴馬看著，薩科奇鬧時，默克爾趁機與中國恢復關係；今年 待到奧巴馬鬧事，薩科奇又以中國老朋友的面目出現要求中國的新訂單了。中國絕不能被他們輪流尋開心！這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兩國雙邊關係性質的問題， 而是一場國際性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展開的“文明”衝突，對此不應抱有幻想。
一、肢解中國疆土 實現霸權戰略
從國際戰略學和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分析，國土面積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代表因素之一。在當代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面積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少部分國家在100萬平方公里到300萬平方公里之間。再往上從300萬平方公里到700萬平方公里之間是一個空白帶。而700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國家共有六個，按面積大小（單位：萬平方公里）依次為：俄羅斯（1707）、加拿大（997）、中國（960）、美國(940）、巴西（854）、澳大利亞（763）。
世界歷史上，凡想要充當世界一“極”的國家，都必須有可觀的面積作基礎，如果先天不足，也必須後天補足。而這需要從兩方面運作，一是不斷擴大自己的面積，使自己成為疆域大國；二是乘機肢解對手的領土，使對手與自己的領土面積對比值盡可能地小。美國是在擴張成為兩洋國家以後，才取得強國地位的，俄羅斯是在領土跨越歐亞兩個大陸後躋身列強行列的。而那些不能保住足夠的領土面積者，最終都淪為二、三流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國和法國都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分裂對手的疆土，從來是西方列強實現自己霸權戰略常用的手段。20世紀末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讓西方嘗到了甜頭。蘇聯（原面積2240萬平方公里）解體後淪為世界二流國家（1707多萬平方公里，占原蘇聯領土面積的76%）；南斯拉夫（原25萬餘平方公里）解體後剩下的塞爾維亞（88萬平方公里，含科索沃，只是原來南斯拉夫的三分之一）淪入小國行列。在國際關係史上，肢解對手這種手段的運用屢見不鮮。一次大戰、二次大戰時期西方國家都曾這樣幹過。日本在侵華戰爭中也對中國這樣幹過。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東方大國，將佔據21世紀中心舞臺的前景，對西方來講是一種恐怖的噩夢。借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之手削弱中國實力，成為西方的陰險戰略。
日本是鼓吹肢解中國最倡狂的國家。早在1887年， 日本軍國主義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七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爾）、甘肅。司 馬遼太郎說，國家有適當的尺寸大小，像法國般大小最適當吧！…… 只靠北京一個政府，要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另一個“中國觀察家”宮崎正弘在《中國大分裂——席捲日本的恐怖衝擊波》一書中，稱中國90年代後將分裂成16個小國，演變為一個聯邦。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宣稱：“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讓中國分疆裂土是遏制中國崛起的陰險辦法之一。中國新疆面積160多萬平方公里，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再加上所謂“大藏區”包括的青海省72萬平方公里；四川甘孜州（15.3萬平方公里）；阿壩州（8.4萬平方公里）；甘肅甘南州（4.5萬平方公里）；雲南迪慶州（2.4萬平方公里）的藏區；共380多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現有總面積的2/5。如果分裂中國的險惡陰謀得逞，中國將喪失西部重要戰略安全空間和21世紀中國發展至關重要的能源礦產資源，退出從地緣戰略來說至關重要的“世界島”中心地帶。這是西方陰險的地緣政治戰略考慮。
二、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
西方支持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中國制度的天生偏見，在西方政治學裏，中國現有制度即是“原罪”。他們認為中國制度的集權性質決定了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必然是專制性質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反華戰略是把中國解體與中國制度的顛覆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的，在西方眼裏，中國民族分裂主義運動不僅是民族問題，還是反政府運動，中國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支持中國民族分裂運動就是支持中國的反政府、反體制運動，這正是西方大力支持中國民族分裂主義的重要 原動力之一。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西方對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打砸搶燒暴行，硬是視而不見，指鹿為馬地指責中國當局鎮壓和平示威。西方的判斷公式是：有人傷亡肯定是專制鎮壓的結果，不讓外國記者第一時間去現場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由於政治偏見作祟，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消息都被西方的有色政治眼鏡有選擇 地精心過濾了。原本非常明確的中國民族分裂問題的對與錯，在套用西方政治公式的解讀中被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了。“很多核實新聞的原則，一旦涉及到中國問 題，就一律被‘忘卻了’。”
為了分化西化中國，西方正在合力打造中國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精神領袖”，撮合中國海外反體制運動合流。在西方的鼓勵下，台獨、藏獨、疆獨“三獨”正在合流。報載《澳大利亞報》記者謝裏丹曾向熱比婭建議：多在“人權”、“文化自治”和“民主”等方面做文章，更容易得到西方的廣泛支持，進而使熱比婭成為“像達賴喇嘛那樣在西方世界廣受歡迎的精神領袖”。
三、衡量中國事務的西方價值標準
用 西方的價值標準觀察衡量和苛求中國事務，也是西方替中國民族分離主義辯護的重要原因。政治學理論指出：政治認知是政治主體對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活動及其規律的認識、判斷和評價，即對各種政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西式自由民主人權是發達國家與社會輿論自認為比廣大發展中國家“優秀”的制度基礎和道義旗 幟。
西方社會在民主人權領域，對第三世界國家具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強烈優越感，自認為有責任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民主人權福音的傳教傾向。如果說政治偏見是西方政治家歪曲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西式民主人權觀則是一些西方人同情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重要情感因素。將 少數民族權利作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西方標榜的“普世價值”原則。歐盟國家制訂了一系列關於確立少數民族人權權利的法律，歐安組織還專門設立了少數 民族問題高級官員制度。許多西方人以西式民主政治和人權制度的理念和標準，來評判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問題，絲毫不考慮歷史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國情差別，其在民族與人權問題上強加於人也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已出現“唯人權主義”現象。中國政府為制止非法遊行和宣傳鼓動採取的必要措施，為制止暴力恐怖行為採取的果斷措施，都被西方指責為是違反民主人權的行 為。特別是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往往披上宗教文化外衣，打出宗教自由和維護民族文化的旗幟作掩護。中國政府對假宗教名義煽動暴亂的不法分子的處理，更是觸動了 西方“唯人權主義”者的神經。每當中國發生騷亂和暴亂，西方傳統右翼分子會竭力鼓噪，借機發洩其對“集權國家”的仇恨和鄙視，如去年邀請熱比婭竄訪日本的 自民党右翼議員衛藤晟一，就是否認二戰中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始作俑者。
而一些標榜左派的自由派人士則往往是人權問題的急先鋒，特別是綠黨和社民黨、工黨這些標榜左翼政黨的某些人物，以人權和綠色作為品牌符號，有時往往比傳統右 翼跳得還凶，好像不這樣就不能體現出他們的個性。他們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基於“自由主義”思潮，支持任何“反政府異見分子”成為職業。
德國綠黨干涉中國事務的歷史已有二十多年。1986年，該党政治家佩特拉”凱利在聯邦議院首次提出“西藏動議”，並和達賴喇嘛成了“至交”。德國前外長菲舍爾也來自綠黨，在任期間曾與達賴會面。羅特曾被德國媒體稱為“東突克勞迪婭”，她在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後馬上跳出來指責中國。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前後，德國綠黨小動作不斷。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後，綠党主席羅特在接受德意志廣播電臺採訪時說，“這是了不起的、美麗的奧運會，但只是表面的”，“西藏問題絲毫沒有解決，維吾爾人的狀況很糟；國際互聯網繼續受到封鎖”。7•5事件後，綠黨在新一屆歐洲議會上又對中國少數民族政策說三道四。
四、西方媒體的選擇性報導
在西方國家中，西方壟斷傳媒把持著對中國事務評判的話語權。傳播學“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暗示了這樣一種媒介觀，即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也就是說，傳播媒介對外部世界的報導是一種有目的的取捨選擇活動。傳播媒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報導方針，從現實環境中“選擇”出他們認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進 行加工整理，賦予一定的結構秩序，然後以“報導事實”的方式提供給受眾。在現代社會裏，由於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資訊的主要管道，不管這種“再構成”是 對現實環境的客觀反映還是歪曲的反映，都會影響到人們對周圍環境的認識和判斷。
由於政治認知，西方媒體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報導更喜歡采信民族分裂主義者的消息來源。而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慣于採用刻意歪曲和斷章取義的手法，攻擊和誣衊中國的民族政策，對西藏和新疆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只談對其有利的方面，隱去對自己不利的客觀真相。
眾多西方人對中國民族問題的來龍去脈並不瞭解真相，由於西方媒體的有選擇性報導，他們無從知道中國官方的立場態度和解釋說明，在主流政治認同和先入為主觀念 引導下，極易偏聽偏信中國民族分裂分子的蠱惑宣傳，特別是民族分裂分子的頭面人物打著“宗教領袖”、“人權旗手”、“民族母親”、“非暴力主義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旗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一 般來說，西方人不習慣閱讀“嚴正聲明”、“暴亂真相”這類公文文本形式的“硬”新聞報導，潛意識中具有強烈的反說教情緒，對個性和自我判斷的欣賞與把玩到 了自戀的程度，因此更感性化，容易被一些煽情性和情節性的報導宣傳所蠱惑，例如《愛的十個條件》等表面“軟”而毒很深的宣傳品。現在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和 他們的西方支持者越來越多地採用各種多媒體手段和網路形式來使其宣傳效果最大化。
五、獵奇理念，商業炒作，吸引眼球
在 西方國家，新聞媒介刊播的內容經常被當作滿足社會資訊需求的商品，除了要符合主流政治認同的因素外，西方媒體高度商業化，在極端市場取向的作用下，“市場 賣點壓倒一切，發行量、收視率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進賬才是硬道理，只要‘讀者需要’、‘觀眾喜歡’，該報的可以不報，不該報的可以爆炒”，因而失去了職業 操守。西方大眾傳媒在中國民族問題上，唯恐天下不亂。捕風捉影，大肆渲染，惡意炒作，著眼點則是為了吸引眼球，增加賣點，擴大發行量和廣告量。一些西方媒體在3•14事件和7•5事件的報導上連連出醜，極其不負責任，不加考證，隨意編排的問題被中國線民和海外留學生不斷曝光，使其一貫標榜的公正客觀形象在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中大打折扣。
“做人別太CNN” 的俏皮話成了對此現象的絕妙諷刺。同時，在中國民族分離問題的報導上，西方媒體以負面報導為主的新聞傳播理念被發揮到淋漓盡致。這也是中國民族問題被西方 輿論不適當放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壞消息才是好新聞”，越是反常的、負面的、突發的、聳人聽聞的事情才越有新聞價值。衝突和反常往往成了記者、編輯作出新聞判斷時優先考慮的因素。
六、政治作秀和撈取選票
西 方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使政治家對自己的政治立場站隊分外注意，不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家不可能獲得選舉勝利。在中國民族分離運動被西方強行與所謂 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捆綁之後，西方政治家某種程度上被自己的制度和輿論挾持了，就像許多西方領導人訪華時似乎不談人權問題回國後就沒法交待一樣，熱比婭正是 在美國國務卿賴斯的要求下被保外就醫前往美國的。
西方政治家為保持所謂“政治正確”的形象，在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問題上，雖然明明知道會得罪中國，但為了表現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堅定，以便不失去選票，也要打腫臉充胖子，會見分離主義代表人物。例如，為熱比婭竄訪澳洲出了大力的澳大利亞工党議員麥克爾•丹比，之所以如此賣力，重要原因是其2010年將進行議員職務的連任競選，這是他吸引眼球的競選熱身活動。
七、多元體制，混水摸魚
西方社會標榜三權分立、體制多元。這也成為其干涉別國內政的擋箭牌和藉口。目前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政府敢公開否定中國對西藏和新疆的主權，但是，利用議會、政黨、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則可以幹官方不好公開幹的事。西 方國家的議會可以討論本屬中國內政的少數民族問題並通過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在西方國家的議會中，總會有一些頑固的反華議員，在一切涉華問題上與中國作 對，而不論其政府，所屬黨派的對華官方立場如何。近年來，歐美國家的議會和歐洲聯盟的議會通過了多項干涉中國西藏事務和新疆事務的決議。由於多黨制，地方 政府和中央當局常有由不同政黨執政的情況出現，某些地方政府公開違反中央當局的官方外交立場也不會受到追究。
而即使是執政黨，也可以打著政黨獨立的幌子，發表和組織與本黨組閣的政府的官方立場不同的言論和政治活動。西方國家各種非官方組織多如牛毛，形形色色，其活 動都不會接受官方的定調。西方國家的媒體更不會按照官方外交立場去評判國際事務。許多西方國家的難民制度不僅允許外國反政府分子留居，甚至還會提供定期資 助。這就為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提供了鑽空子的機會。利用這種體制，在與中國有著友好關係的國家裏也可以以政治流亡名義獲取留居權，建立常設反華社團，不斷散 布反華輿論，挑撥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離間中國人民與這些國家人民的感情。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幾乎都設有這類主張民族分離的海外組織的分支機搆。據筆者 在歐洲某國的不完全調查，外國當局和組織的資助是他們生存的重要資金來源。如果不定期鬧點事，資助就可能縮小乃至停止。
結語
對於大部分歐美發達國家來說，其在基本價值觀方面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但在經濟和貿易上，歐美發達國家又離不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市場。在政治上，隨著新興國家的不斷崛起，歐美發達國家又不得不理智面對現實。
所以，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歐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兩副面孔，一方面，可以出於利益需要和現實考慮，對發展中國家大談合作，乃至建立“夥伴關係” ；另一方面，又會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綱，時不時板起一副教師爺的面孔，給發展中國家上自由民主人權課。
美 國以世界的“燈塔”自居，竭力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對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和民族問題動輒干涉。而歐洲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政策，以及戰爭與和平的 立場，往往比美國要相對現實與溫和，有時甚至與美國拉開的距離還很大，但當事關西方根本價值觀的時候，有時卻會比美國叫的還凶。
在 “民主”、“人權”這些問題上，西方國家有著根本價值觀和利益的一致。例如法國總統薩科奇自上臺以來就沒有消停過，不是製造花邊新聞，就是搶奪“救市”領 導權；前年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大搞小動作。這固然與薩科奇愛出風頭的性格有關，更與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關。不要以為這只是薩科奇個人的噱頭愛好，大前天 是默克爾，前天是薩科奇，昨天就跳出來陸克文，今天又是奧巴馬，後天還會冒出個喬治某某，乃至什麼兒太郎也會出來湊熱鬧，這是一個本性問題，而不是它不明 白什麼是對方的核心利益，此時它關注的只是無論如何要“秀”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既有給人看吸引眼球以增加選票的成分，也是本能的真實表露。
西方國家從2008年的“3•14”到2009 年的“7•5”，又到2010年 初短短兩年時間裏，像接力賽一樣，輪流出頭袒護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現在，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一個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出頭挑戰了中國核心利益，其他西方國 家暫時不做聲，並由此得到中國的友好對待；過一段時間，另一個西方國家又出面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前一個遭到中國譴責的西方國家，又趁此與中國改善關 系；這樣，西方國家不斷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又不必擔心被中國長期懲罰。默克爾先鬧、薩科奇和奧巴馬看著，薩科奇鬧時，默克爾趁機與中國恢復關係；今年 待到奧巴馬鬧事，薩科奇又以中國老朋友的面目出現要求中國的新訂單了。中國絕不能被他們輪流尋開心！這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兩國雙邊關係性質的問題， 而是一場國際性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展開的“文明”衝突，對此不應抱有幻想。
中國正呈現強國的三大標誌：擁有整套戰略裝備
中評社北京10月11日電／《國際先驅導報》文章，《紐約時報》以不甚贊同的口氣為新時代的中國外交總結出了三副面孔，“惡鄰居”——證據是中國在領 土爭端中用稀土把日本“壓倒”；“鑽營者”——其實，“schmoozer”的英文原義要惡毒得多，絕不只是經過弱化處理的中文翻譯中對美國的人民幣匯率 升值要求“敷衍了事”的意思；以及“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在相似的國際問題上卻持不同標準的兩面派。
拋開《紐約時報》給中國總結出的這三副面孔距離真實的中國究竟有多遠，以及美國自己是不是也經常在三副面孔間切換不談，至少還有一個問題仍然需要《紐 約時報》的女士先生們為我們澄清：到底《紐約時報》——或者更廣義地說美國人——希望中國去掉哪一副或者哪幾副面孔呢？
其實，當下西方世界對中國外交的大驚小怪和中國是不是有三副面孔毫無關係，只是因為中國正在表現出一個強國應有的三種標誌，並且是以他們不喜歡的方式呈現出的。
作為當代國際體系內的“強國”，首先必須要具備的當然是一整套能夠彰顯國家力量的“裝備”或者說“披掛”，比如航天工程、戰略核武器、遠洋探索、藍水 海軍、超高速計算機……名列清單之上的事物至少有三項共同點：技術上非常難、經濟上非常貴、對國計民生的影響非常深遠。
對於強國而言，這套“披掛”不但必需擁有，而且還得不斷擦拭。倘若中國發射了“神五”以及“嫦娥一號”而沒有“神六”、“神七”、“嫦娥二號”乃至已 經列入計劃的更多項目跟進，中國就只是一個航天大國罷了，談不上具有航天強國的身份。其他“披掛”大抵也是如此。大國和小國在“披掛”上的差別在於有還是 沒有，而強國和大國的差別卻決不只是象徵意義層面的有無之間。
擁有能夠經受得住技術不斷進步和經濟持續投入雙重壓力的“披掛”只是第一層標誌，相對於技術和經濟實力，對強國更大的考驗——從而也是對強國身份更具說服意義的標誌——是對力量的運用能力：一是服務能力，一是保護能力。
所謂服務能力，是指一個強國能夠為所處地區提供福利增進的能力，既包括因為強國的存在而使得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漲船高的能力，也包括幫助其他成員解 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對於中國來說，高速發展的經濟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美輪美奐的商場，其存在便足以使區域內所有成員的生活更加精彩。而對其他國家的支持 ——既包括為巴基斯坦提供的水患援助，也包括在中國-東盟自貿區框架下對中南半島部分國家提供的額外優惠措施，則是這家商場“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做到這一步，仍然不是一個充分的強國。最為關鍵的是，強國要有能力為本地區的所有成員，包括自己在內，提供保護。所謂保護能力，也就是制止有人到“商 場”搗亂的能力。不管搗亂者是來自遙遠的大洋對面，還是只隔著一衣帶寬的海水，甚至是商場內的個別不法商戶。這本來就是一個強國應該為本地區提供的最主要 公共產品，它不但是一個強國所享有的榮譽性標誌，更是強國不可推卸的義務。
任何一個強國都不可能依靠別人賜予的和平環境實現崛起，更不可能依靠外力來維持自己周邊的穩定秩序。需要強調的一點還在於，保護能力作為強國最重要的 標誌，有時候是要以對抗的方式體現出來的。中國在近期釣魚島事件的外交處理中，立場堅定、應對主動、手段靈活就是一例。想化劍為犁，必須手中先有劍、並且 需展示出劍術遠高於他者才行。
因此綜合來看這三大標誌：沒有力量，一切都無從談起，有了力量，而不提供保護只提供服務，就很可能會變成逃避責任的“經典現實主義者”，甚至墮落成 “馬屁精”，從而最終導致自己提供的服務無人問津；有了力量，不提供服務只提供“保護”，“保護”會變成索取“保護費”，從而導致保護者變成“惡鄰居”。 就此而言，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本來就應該是多重表現的，而這種多重性是不是可以被指斥為具有“多副臉孔”，《紐約時報》說了可不算。
至少對於亞太地區來說，到底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堅持貨幣穩定、提倡南海各方協商解決爭端、堅持朝鮮和伊朗核問題都應和平解決的中國是“惡鄰居”、“鑽營 者”、“現實主義者”？還是指望著全世界都來為自己的債務問題埋單、攛掇著亞太國家大搞海軍軍備競賽、承認一個中國卻不停逼著中國的一個省購買天價武器的 美國是“賴賬者”、“搗亂者”、“敲詐者”呢？
強國地位的三種標誌：力量、以及基於力量的服務能力和保護能力，實際上也就是從獲得力量到合作性運用力量再到引領性運用力量的不同層次。某種意義而 言，《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指斥，恰恰證明了中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對於任何一個強國來說，其對外行為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時具備這三個環節，這是一個強國崛 起的必然步驟。
拋開《紐約時報》給中國總結出的這三副面孔距離真實的中國究竟有多遠，以及美國自己是不是也經常在三副面孔間切換不談，至少還有一個問題仍然需要《紐 約時報》的女士先生們為我們澄清：到底《紐約時報》——或者更廣義地說美國人——希望中國去掉哪一副或者哪幾副面孔呢？
其實，當下西方世界對中國外交的大驚小怪和中國是不是有三副面孔毫無關係，只是因為中國正在表現出一個強國應有的三種標誌，並且是以他們不喜歡的方式呈現出的。
作為當代國際體系內的“強國”，首先必須要具備的當然是一整套能夠彰顯國家力量的“裝備”或者說“披掛”，比如航天工程、戰略核武器、遠洋探索、藍水 海軍、超高速計算機……名列清單之上的事物至少有三項共同點：技術上非常難、經濟上非常貴、對國計民生的影響非常深遠。
對於強國而言，這套“披掛”不但必需擁有，而且還得不斷擦拭。倘若中國發射了“神五”以及“嫦娥一號”而沒有“神六”、“神七”、“嫦娥二號”乃至已 經列入計劃的更多項目跟進，中國就只是一個航天大國罷了，談不上具有航天強國的身份。其他“披掛”大抵也是如此。大國和小國在“披掛”上的差別在於有還是 沒有，而強國和大國的差別卻決不只是象徵意義層面的有無之間。
擁有能夠經受得住技術不斷進步和經濟持續投入雙重壓力的“披掛”只是第一層標誌，相對於技術和經濟實力，對強國更大的考驗——從而也是對強國身份更具說服意義的標誌——是對力量的運用能力：一是服務能力，一是保護能力。
所謂服務能力，是指一個強國能夠為所處地區提供福利增進的能力，既包括因為強國的存在而使得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漲船高的能力，也包括幫助其他成員解 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對於中國來說，高速發展的經濟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美輪美奐的商場，其存在便足以使區域內所有成員的生活更加精彩。而對其他國家的支持 ——既包括為巴基斯坦提供的水患援助，也包括在中國-東盟自貿區框架下對中南半島部分國家提供的額外優惠措施，則是這家商場“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做到這一步，仍然不是一個充分的強國。最為關鍵的是，強國要有能力為本地區的所有成員，包括自己在內，提供保護。所謂保護能力，也就是制止有人到“商 場”搗亂的能力。不管搗亂者是來自遙遠的大洋對面，還是只隔著一衣帶寬的海水，甚至是商場內的個別不法商戶。這本來就是一個強國應該為本地區提供的最主要 公共產品，它不但是一個強國所享有的榮譽性標誌，更是強國不可推卸的義務。
任何一個強國都不可能依靠別人賜予的和平環境實現崛起，更不可能依靠外力來維持自己周邊的穩定秩序。需要強調的一點還在於，保護能力作為強國最重要的 標誌，有時候是要以對抗的方式體現出來的。中國在近期釣魚島事件的外交處理中，立場堅定、應對主動、手段靈活就是一例。想化劍為犁，必須手中先有劍、並且 需展示出劍術遠高於他者才行。
因此綜合來看這三大標誌：沒有力量，一切都無從談起，有了力量，而不提供保護只提供服務，就很可能會變成逃避責任的“經典現實主義者”，甚至墮落成 “馬屁精”，從而最終導致自己提供的服務無人問津；有了力量，不提供服務只提供“保護”，“保護”會變成索取“保護費”，從而導致保護者變成“惡鄰居”。 就此而言，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本來就應該是多重表現的，而這種多重性是不是可以被指斥為具有“多副臉孔”，《紐約時報》說了可不算。
至少對於亞太地區來說，到底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堅持貨幣穩定、提倡南海各方協商解決爭端、堅持朝鮮和伊朗核問題都應和平解決的中國是“惡鄰居”、“鑽營 者”、“現實主義者”？還是指望著全世界都來為自己的債務問題埋單、攛掇著亞太國家大搞海軍軍備競賽、承認一個中國卻不停逼著中國的一個省購買天價武器的 美國是“賴賬者”、“搗亂者”、“敲詐者”呢？
強國地位的三種標誌：力量、以及基於力量的服務能力和保護能力，實際上也就是從獲得力量到合作性運用力量再到引領性運用力量的不同層次。某種意義而 言，《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指斥，恰恰證明了中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對於任何一個強國來說，其對外行為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時具備這三個環節，這是一個強國崛 起的必然步驟。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
中國學者指美國操縱美元匯率衝擊全球經濟
一些證據和跡象表明，美國近期正在操縱美元持續貶值，並造成當前全球一些重要貨幣的匯率亂象，它嚴重威脅世界資本市場的穩定，並給全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帶來了巨大風險。
新華社報道，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說，美國操縱匯率的行為或將引發全球性的貨幣戰爭，以及新一輪的全球性通脹，甚至威脅到世界經濟復甦與合作。
分析人士還指出，美國操縱美元持續貶值的原因在於當前美國經濟復甦乏力，以及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等。
自6月底以來，歐元對美元升值了12%，巴西雷亞爾、日元、韓元等其他貨幣對美元也開始較明顯升值。8日紐約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匯率創出15年來新低。美元指數自9月中旬開始進入下行軌道，至今仍未扭轉跌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金融市場室主任曹紅輝認為，當前美國正在推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製造了大量流動性，在推動美元進一步貶值的同時，也導致別國貨幣升值壓力遽升。
“美元如果走低一個基點，全球資本市場就會非常敏感。如今放眼世界，既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又有霸權意識的貨幣仍然只有美元，真正能夠操縱匯率的國家只有美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說。
過去數十年來發生的事實一直表明，美元走勢總是與美國經濟復甦的節奏巧妙吻合，美元週期恰恰與經濟復甦週期相對應，這也是美國操縱匯率的一個表現和結果。美元策略調整具有強烈的利己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美元看似毫無規律的漲跌其實是與美國的經濟策略密切合拍。
例如，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暴發後至2009年3月，美元持續升值，目的是吸引資金回流美國救助經濟；2009年3月，最危險的階段剛過，美元 又開始持續貶值，目的是刺激出口推動經濟復甦，直至2009年底歐債危機大起波瀾，又開始相對走強；今年8月，歐債危機明顯緩解後，新一輪的美元貶值潮又 開始興風作浪。
美聯儲8月10日在舉行貨幣政策例會後宣佈，將通過購買更多國債維持現有資產負債表的債券持有規模，而非此前計劃的逐步壓縮至正常水準。這一舉措被認為是美聯儲實施新一輪貨幣擴張的先兆。
8月27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如果經濟前景顯著惡化，美聯儲將通過“非常規”貨幣政策向經濟提供進一步支持。該表態一齣，遂導致美元對歐元走軟。
“此外，近期美國又大肆施壓人民幣升值，美國輿論甚至放出‘貨幣戰爭’的風聲，這些都是變相操縱匯率的手段。”陳鳳英說。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美元的漲跌並不是美國貿易改善的標誌，更不能展現美國出口競爭力的變化，而是美元流進、流出加上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引起的。
“美國既操縱美元匯率，也同時操縱其他國家的匯率，”曹紅輝說，“此輪美元持續貶值就是其匯率操縱的一個最新例證。”
美國並不一定直接操縱匯率市場，但它會利用美元的首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通過美國國債交易來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應，也可通過壓低基準利率，進而影響美元匯率的水準。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會成為其影響國際外匯市場的重要手段。
“總之，美國操縱匯率的手法是多樣而隱蔽的，其介入方式是間接的，這也為其掩蓋真實意圖和實際操縱行為提供了藉口。”曹紅輝表示。
美國設計了一個金融怪圈，讓美元不斷流出，再回流美國，以此掩蓋美國對外債務，保持美元國際上流動基本平衡，並形成“美元陷阱”：美國貿易逆差——其 他國家外匯增加——多餘外匯投資美國債券、股市或金融衍生產品——美國金融機構或企業獲得資金——大量控制其他國家的金融、企業和資源。
通過以上的循環，不斷把過剩的美元包裹進去，既造成美元強勢，又便於美國企業收購其他國家的資產。這樣既能把美元轉變成實實在在的財富，又讓他國只得到美元紙幣，並隨時面臨美元相對實物的貶值或美元資產的縮水。
曹紅輝指出，該循環還為美國釋放美元提供了儲備，因為一旦美國出現問題，必定造成大量的資金流出，美國順勢發行美元，造成世界市場美元氾濫。
他表示，美國面臨貿易逆差，卻通常不主動下調美元匯率，而是利用貿易保護和貿易制裁，甚至其他手段來施加壓力，要求別國匯率大幅升值，目的是要製造別國貨幣明顯升值預期，最後引起別國的匯率波動，並讓美國金融大鱷攻擊，掠奪別國財富，打擊別國經濟。
為了拼經濟和中期選舉，最近美國又使出了操縱美元貶值、逼迫別國貨幣升值的老手段，並憑藉美元的國際地位和美國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中的重要影響力，極力將矛頭指向人民幣。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操縱美元貶值必將導致全球其他非美貨幣兌美元升值壓力加劇。各國目前都希望本國貨幣保持低幣值，不過，在匯率交易中，一國貨幣貶值 會引起對象國貨幣相對升值。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干預手段讓本國貨幣貶值，則其他國家會紛紛效倣，結果會加劇不信任情緒，導致各方受傷。
曹紅輝認為，此輪美元貶值的不利影響還包括：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加快資本向新興市場流動，加劇其資產泡沫的壓力；減緩經濟復甦；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體系增加不確定因素，成為新的動蕩的根源。
新華社報道，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說，美國操縱匯率的行為或將引發全球性的貨幣戰爭，以及新一輪的全球性通脹，甚至威脅到世界經濟復甦與合作。
分析人士還指出，美國操縱美元持續貶值的原因在於當前美國經濟復甦乏力，以及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等。
自6月底以來，歐元對美元升值了12%，巴西雷亞爾、日元、韓元等其他貨幣對美元也開始較明顯升值。8日紐約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匯率創出15年來新低。美元指數自9月中旬開始進入下行軌道，至今仍未扭轉跌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金融市場室主任曹紅輝認為，當前美國正在推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製造了大量流動性，在推動美元進一步貶值的同時，也導致別國貨幣升值壓力遽升。
“美元如果走低一個基點，全球資本市場就會非常敏感。如今放眼世界，既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又有霸權意識的貨幣仍然只有美元，真正能夠操縱匯率的國家只有美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說。
過去數十年來發生的事實一直表明，美元走勢總是與美國經濟復甦的節奏巧妙吻合，美元週期恰恰與經濟復甦週期相對應，這也是美國操縱匯率的一個表現和結果。美元策略調整具有強烈的利己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美元看似毫無規律的漲跌其實是與美國的經濟策略密切合拍。
例如，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暴發後至2009年3月，美元持續升值，目的是吸引資金回流美國救助經濟；2009年3月，最危險的階段剛過，美元 又開始持續貶值，目的是刺激出口推動經濟復甦，直至2009年底歐債危機大起波瀾，又開始相對走強；今年8月，歐債危機明顯緩解後，新一輪的美元貶值潮又 開始興風作浪。
美聯儲8月10日在舉行貨幣政策例會後宣佈，將通過購買更多國債維持現有資產負債表的債券持有規模，而非此前計劃的逐步壓縮至正常水準。這一舉措被認為是美聯儲實施新一輪貨幣擴張的先兆。
8月27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如果經濟前景顯著惡化，美聯儲將通過“非常規”貨幣政策向經濟提供進一步支持。該表態一齣，遂導致美元對歐元走軟。
“此外，近期美國又大肆施壓人民幣升值，美國輿論甚至放出‘貨幣戰爭’的風聲，這些都是變相操縱匯率的手段。”陳鳳英說。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美元的漲跌並不是美國貿易改善的標誌，更不能展現美國出口競爭力的變化，而是美元流進、流出加上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引起的。
“美國既操縱美元匯率，也同時操縱其他國家的匯率，”曹紅輝說，“此輪美元持續貶值就是其匯率操縱的一個最新例證。”
美國並不一定直接操縱匯率市場，但它會利用美元的首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通過美國國債交易來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應，也可通過壓低基準利率，進而影響美元匯率的水準。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會成為其影響國際外匯市場的重要手段。
“總之，美國操縱匯率的手法是多樣而隱蔽的，其介入方式是間接的，這也為其掩蓋真實意圖和實際操縱行為提供了藉口。”曹紅輝表示。
美國設計了一個金融怪圈，讓美元不斷流出，再回流美國，以此掩蓋美國對外債務，保持美元國際上流動基本平衡，並形成“美元陷阱”：美國貿易逆差——其 他國家外匯增加——多餘外匯投資美國債券、股市或金融衍生產品——美國金融機構或企業獲得資金——大量控制其他國家的金融、企業和資源。
通過以上的循環，不斷把過剩的美元包裹進去，既造成美元強勢，又便於美國企業收購其他國家的資產。這樣既能把美元轉變成實實在在的財富，又讓他國只得到美元紙幣，並隨時面臨美元相對實物的貶值或美元資產的縮水。
曹紅輝指出，該循環還為美國釋放美元提供了儲備，因為一旦美國出現問題，必定造成大量的資金流出，美國順勢發行美元，造成世界市場美元氾濫。
他表示，美國面臨貿易逆差，卻通常不主動下調美元匯率，而是利用貿易保護和貿易制裁，甚至其他手段來施加壓力，要求別國匯率大幅升值，目的是要製造別國貨幣明顯升值預期，最後引起別國的匯率波動，並讓美國金融大鱷攻擊，掠奪別國財富，打擊別國經濟。
為了拼經濟和中期選舉，最近美國又使出了操縱美元貶值、逼迫別國貨幣升值的老手段，並憑藉美元的國際地位和美國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中的重要影響力，極力將矛頭指向人民幣。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操縱美元貶值必將導致全球其他非美貨幣兌美元升值壓力加劇。各國目前都希望本國貨幣保持低幣值，不過，在匯率交易中，一國貨幣貶值 會引起對象國貨幣相對升值。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干預手段讓本國貨幣貶值，則其他國家會紛紛效倣，結果會加劇不信任情緒，導致各方受傷。
曹紅輝認為，此輪美元貶值的不利影響還包括：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加快資本向新興市場流動，加劇其資產泡沫的壓力；減緩經濟復甦；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體系增加不確定因素，成為新的動蕩的根源。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槍炮硬武器與道德軟武器
西方式自由民主的 “普世價值”日益成為意識形態專制的工具，它以自身偽裝的道德優勢，批判所有不符合“普世價值”的社會形態。它像羅馬帝國之後的中世紀一樣，自以為是地劃 分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羅馬帝國之後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時，它的劃分標準是“基督教與異教徒”，現在的劃分標準是“民主與專制”。中世紀時期，不管 文明程度如何，基督教的信仰是歐洲人劃分敵我依據，到了今天依然如故——不管文明程度如何，是否“民主”是劃分依據。然而，是否真正“自由民主”，是否真正符合“普世價值”，它的解釋權，卻在個別發達國家手裏。人們已無數次看到，在似乎是硬性的“普世價值”標準下，西方國家卻隨心所欲的解釋。這一對“普世價值”的解釋霸權，已經成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有力武器。
當今世界有 一系列事實是“自由民主教”不願面對的：一，西方的發達或者富裕，從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航海開始，就與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無關，只與武力征服和掠奪有 關；二、西方世界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也與“民主與專制”的對抗無關。例如，被西方牢牢貼上“專制”標籤的史達林蘇聯，與所謂“民主衛士”一起，共同對抗 誕生于民主選舉的希特勒；三、號稱民主萬能的美國，在最近的半個多世紀裏，從朝鮮到越南，從阿富汗到伊拉克，沒有打贏任何一場戰爭； 四，佔據“民主”道德高地的美國，在上述所有的戰爭中，都讓全世界看到它非正義、無道德的面目；五，從拉丁美洲到非洲，很多國家執行像歐美國家一樣的“自 由民主”政體，有的已經超過百年，有的連《憲法》都照抄美國，依然沒有擺脫貧困，沒有走入富裕的西方文明；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亞洲國家，大多都陷 入內鬥和內耗，遲滯了發展的速度，甚至模糊了未來的前途；七，以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作為道德判斷依據的歐美國家，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將某些真正王權專制的國家視為盟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被故意製造這一對立的“民主衛士”自己有條件地和解；……，上述諸多現象在西方歷史上雖然早已有端倪，但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
西方所謂文明 的本質就是不擇手段地追求財富。不管後人將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類畫上多少美妙的光環，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西方人在全世界的燒殺搶掠、種族滅絕、奴役他 人，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其行徑本質上與成吉思汗的屠城沒有區別。與成吉思汗一樣，他們當初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武器和暴力。在那個時期，西方 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中國在 道德上的優越，例如啟蒙運動時期大量羡慕中國、崇拜中國的西方啟蒙者。但是，道德價值的判斷，在那個時期最終讓位于武力手段的終極行動。通過暴力手段的較 量，勝者為王成為唯一的標準。在擁有強大武力的野蠻氛圍中，西方人手握滴血的屠刀傲慢地宣告：道德算什麼？大英帝國照樣奴役印度和非洲，後起之秀的美國，照樣屠殺印第安人、奴役黑人、歧視華人。
然而，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這種狀況改變了。曾經武力至上、蔑視道德的歐美國家，突然開始愛惜自己的羽毛，開始口口聲聲把“普世價值”當成自己道德高尚的標誌了，開始 著力維護自己的道德高地了。而西方少數發達國家維護自己道德形象的重要手段，就是對“民主與專制”的解釋權。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並不是西方思想覺悟的提 高，而是因為出現了一個威力巨大的武器——原子彈。核武器的出現，有一個短暫的危險過程。當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後，它毫不猶豫地在日本扔 下了僅有的兩顆原子彈。這個舉動的危險性在於，如果此後世界上長期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那麼，單借暴力和武力說話的西方文明將更加肆無忌憚。然 而，任何事情都會物極必反，西方世界很快出現了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其中的蘇聯還與其他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還有較大的差異。即便是意識形態相同的西方 國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財富為最終目標的西方國家，依然會彼此爭鬥殘殺。然而，核武器改變了這一切。這一“終極武器”的出現，使得西方傳統的武力手段 受到極大的制約。從理性的角度說，核戰爭將沒有最終的勝利者，尤其當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幾乎都擁有二次打擊、三次打擊能力的時候，武力強大到了極點，反而不 能輕易使用了。於是，西方國家不得不改變以往幾百年間單憑武力說話的方式。過去可有可無、地位不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優勢，成為核武器時代的另一個征服手段。 如果說，核武器出現之前，西方征服、奴役世界主要使用的是“硬武器”，那麼，核武器出現之後，西方征服、奴役世界最主要使用的，便是“普世價值”這一道德 “軟武器”。
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在“硬武器”時代，不管你的道德形象如何，只要“硬武器”不如人，便只有挨打的份，其中包括中國。中國人無奈而痛苦地接受了西方當初推行的野蠻標準：落後就要挨打。這個落後實際上只是“硬武器”的落後。西方世界彼此之間的戰爭和殘殺告訴我們，代表啟蒙運動這一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法國，不因為它“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高尚就不挨打，英國、美國也一樣。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尚且如此，非西方國家更是如此。對於中國來說，是毛澤東改 變了這一切。西方文明純粹靠武力、強迫別人接受“武力落後就要挨打”的局面，被毛澤東推翻了。毛澤東更了不起的是，讓中國在最短的時間裏也擁有了核武器。 西方文明靠核威懾進行恫嚇、欺詐的手段都無效了。在核武器時代，尤其是核武器不是西方單獨擁有的時候，西方自己也分成對立的陣營時，西方終於因為對自己創 造的魔鬼的忌憚，而不敢再繼續貫徹、輕易奉行“武力落後就要挨打”的野蠻法則，在使用硬武器的暴力上，西方開始有所收斂。
在“武力落後 就要挨打”的時代，曾經世界第一富裕的中國，幾乎被手持屠刀的西方強盜們搶劫一空，落入一窮二白的悲慘境地。毛澤東推翻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野蠻法則，尤 其是朝鮮戰爭，中國在沒有核武器的情況下，靠著不屈不撓的意志，迫使多次使用核威脅、核訛詐的美國坐下談判，此後，中國自己也發奮擁有了核武器，處於西方 野蠻文明包圍之下的中國，生存環境終於得以改變，外部的武力威脅終於得到百年以來最大的緩解。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終於可以不受西方的壓榨、剝削，自我發 展。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在解決了“挨打”問題之後，中國又成功地解決了“挨餓”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民族獨立大潮中紛紛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雖然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挨打”的命運，但是，由於沒有擺脫西方的經濟控 制，很多依然沒有擺脫“挨餓”的命運。他們像“挨打”的年代一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財富進了西方的口袋。例如尼日利亞，雖然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然而， 在西方的經濟控制下，這些石油財富很大程度上不屬於尼日利亞，這個當年盛產黑奴的地方，今天抱著金飯碗在“挨餓”。但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稍稍擺脫了“挨 打”的命運，又靠著自己解決了“挨餓”，如今，西方轉換了一種方式，讓中國無休無止地處於“挨駡”的境地，它所依靠的，就是西方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軟武 器”。
當今世界有 一系列事實是“自由民主教”不願面對的：一，西方的發達或者富裕，從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航海開始，就與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無關，只與武力征服和掠奪有 關；二、西方世界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也與“民主與專制”的對抗無關。例如，被西方牢牢貼上“專制”標籤的史達林蘇聯，與所謂“民主衛士”一起，共同對抗 誕生于民主選舉的希特勒；三、號稱民主萬能的美國，在最近的半個多世紀裏，從朝鮮到越南，從阿富汗到伊拉克，沒有打贏任何一場戰爭； 四，佔據“民主”道德高地的美國，在上述所有的戰爭中，都讓全世界看到它非正義、無道德的面目；五，從拉丁美洲到非洲，很多國家執行像歐美國家一樣的“自 由民主”政體，有的已經超過百年，有的連《憲法》都照抄美國，依然沒有擺脫貧困，沒有走入富裕的西方文明；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亞洲國家，大多都陷 入內鬥和內耗，遲滯了發展的速度，甚至模糊了未來的前途；七，以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作為道德判斷依據的歐美國家，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將某些真正王權專制的國家視為盟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被故意製造這一對立的“民主衛士”自己有條件地和解；……，上述諸多現象在西方歷史上雖然早已有端倪，但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
西方所謂文明 的本質就是不擇手段地追求財富。不管後人將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類畫上多少美妙的光環，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西方人在全世界的燒殺搶掠、種族滅絕、奴役他 人，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其行徑本質上與成吉思汗的屠城沒有區別。與成吉思汗一樣，他們當初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武器和暴力。在那個時期，西方 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中國在 道德上的優越，例如啟蒙運動時期大量羡慕中國、崇拜中國的西方啟蒙者。但是，道德價值的判斷，在那個時期最終讓位于武力手段的終極行動。通過暴力手段的較 量，勝者為王成為唯一的標準。在擁有強大武力的野蠻氛圍中，西方人手握滴血的屠刀傲慢地宣告：道德算什麼？大英帝國照樣奴役印度和非洲，後起之秀的美國，照樣屠殺印第安人、奴役黑人、歧視華人。
然而，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這種狀況改變了。曾經武力至上、蔑視道德的歐美國家，突然開始愛惜自己的羽毛，開始口口聲聲把“普世價值”當成自己道德高尚的標誌了，開始 著力維護自己的道德高地了。而西方少數發達國家維護自己道德形象的重要手段，就是對“民主與專制”的解釋權。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並不是西方思想覺悟的提 高，而是因為出現了一個威力巨大的武器——原子彈。核武器的出現，有一個短暫的危險過程。當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後，它毫不猶豫地在日本扔 下了僅有的兩顆原子彈。這個舉動的危險性在於，如果此後世界上長期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那麼，單借暴力和武力說話的西方文明將更加肆無忌憚。然 而，任何事情都會物極必反，西方世界很快出現了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其中的蘇聯還與其他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還有較大的差異。即便是意識形態相同的西方 國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財富為最終目標的西方國家，依然會彼此爭鬥殘殺。然而，核武器改變了這一切。這一“終極武器”的出現，使得西方傳統的武力手段 受到極大的制約。從理性的角度說，核戰爭將沒有最終的勝利者，尤其當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幾乎都擁有二次打擊、三次打擊能力的時候，武力強大到了極點，反而不 能輕易使用了。於是，西方國家不得不改變以往幾百年間單憑武力說話的方式。過去可有可無、地位不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優勢，成為核武器時代的另一個征服手段。 如果說，核武器出現之前，西方征服、奴役世界主要使用的是“硬武器”，那麼，核武器出現之後，西方征服、奴役世界最主要使用的，便是“普世價值”這一道德 “軟武器”。
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在“硬武器”時代，不管你的道德形象如何，只要“硬武器”不如人，便只有挨打的份，其中包括中國。中國人無奈而痛苦地接受了西方當初推行的野蠻標準：落後就要挨打。這個落後實際上只是“硬武器”的落後。西方世界彼此之間的戰爭和殘殺告訴我們，代表啟蒙運動這一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法國，不因為它“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高尚就不挨打，英國、美國也一樣。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尚且如此，非西方國家更是如此。對於中國來說，是毛澤東改 變了這一切。西方文明純粹靠武力、強迫別人接受“武力落後就要挨打”的局面，被毛澤東推翻了。毛澤東更了不起的是，讓中國在最短的時間裏也擁有了核武器。 西方文明靠核威懾進行恫嚇、欺詐的手段都無效了。在核武器時代，尤其是核武器不是西方單獨擁有的時候，西方自己也分成對立的陣營時，西方終於因為對自己創 造的魔鬼的忌憚，而不敢再繼續貫徹、輕易奉行“武力落後就要挨打”的野蠻法則，在使用硬武器的暴力上，西方開始有所收斂。
在“武力落後 就要挨打”的時代，曾經世界第一富裕的中國，幾乎被手持屠刀的西方強盜們搶劫一空，落入一窮二白的悲慘境地。毛澤東推翻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野蠻法則，尤 其是朝鮮戰爭，中國在沒有核武器的情況下，靠著不屈不撓的意志，迫使多次使用核威脅、核訛詐的美國坐下談判，此後，中國自己也發奮擁有了核武器，處於西方 野蠻文明包圍之下的中國，生存環境終於得以改變，外部的武力威脅終於得到百年以來最大的緩解。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終於可以不受西方的壓榨、剝削，自我發 展。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在解決了“挨打”問題之後，中國又成功地解決了“挨餓”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民族獨立大潮中紛紛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雖然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挨打”的命運，但是，由於沒有擺脫西方的經濟控 制，很多依然沒有擺脫“挨餓”的命運。他們像“挨打”的年代一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財富進了西方的口袋。例如尼日利亞，雖然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然而， 在西方的經濟控制下，這些石油財富很大程度上不屬於尼日利亞，這個當年盛產黑奴的地方，今天抱著金飯碗在“挨餓”。但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稍稍擺脫了“挨 打”的命運，又靠著自己解決了“挨餓”，如今，西方轉換了一種方式，讓中國無休無止地處於“挨駡”的境地，它所依靠的，就是西方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軟武 器”。
落後就要挨駡？
西方文明不擇手段追求財富的動力始終沒有消失，讓中國“挨打”這招效果降低了，讓中國“挨餓”也沒能在獨立自主的中國長期實現，中國靠著自己的努力，富裕起來了。面對生命力、創造力極為頑強的中國，在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下，西方的“硬武器”不像歷史上那麼有用了，他們便尋找了一種道德“軟武器”，這就是所謂“民主與 專制”的道德批判，就是“普世價值”的道德優勢。於是，中國擺脫了“挨打”、“挨餓”，又陷入了永遠“挨駡”的境地。“落後就要挨打”這一野蠻法則，如今 演變成“不民主就要挨駡”。它是這樣一幅圖景：當初西方可以隨心所欲亂用武力的時候，他們基本不顧道德，即使誇別人道德高尚，也不妨礙他們濫用武力；當 “挨打”之人終於忍無可忍地反擊，並懂得必須用武力保護自己，西方的硬武力手段有可能會大大傷害自身貴體的時候，他們終於“進步”了，不輕易打人了，改永 遠罵人了。
“挨駡”的結果是什麼？難道只是讓西方高高在上地過過嘴癮？展現一下周星馳一樣的口才？顯露一下在民主競選中千錘百煉出來的蠱惑技巧？不。讓非西方國家永 遠處於“挨駡”的境地，根本目的還是與“武力落後就要挨打”一樣，是為了財富。尤其當“挨駡”的人也接受了對方的道德優勢，“挨駡”的人就只能乖乖地按照 “罵人者”的要求改變自己，因為，既然“挨駡”了，只要假設“罵人者”永遠是對的，“挨駡”者就只能是永遠錯的。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只要中國把財富送出 去，“挨駡”的局面就會改善。就中國的財富來說，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不管是“硬武器”還是“軟武器”，西方武器的殺傷力都非常巨大。事實上，西方以及他們 的奴才們，經常用來“罵人”的，像蔣介石的“娘希匹”一樣，只有一句話、一個詞：專制。
然而，何為民主：何為專制？我們能同西方討論嗎？不能。西方說你專制，你就是專制，不專制也專制。西方說自己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也民主。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經被西方硬生生地編造成為新的現代宗教，成為現代政治愚 昧的標誌。它沒有共同討論、達成共識的任何餘地，只有某一個人說一不二、隨意解釋的霸權。西方道德“軟武器”霸權的劍鋒所指，直殺向非西方社會沒有話語權 的民眾以及知識份子的大腦。如果說，當初的“硬武器”指向的是受奴役的身體，那麼，如今“軟武器”造就的就是受奴役的思想。
中國從歷史到 今天，都是專制嗎？中國幾千年沒有民主嗎？按照西方“軟武器”的霸權解釋，這就是不可否認的結論。但是，按照中國自身的解釋，哪怕是跳開中國的客觀解釋， 這些結論都錯了！從古至今，中國並不比西方更專制，從古至今，中國的民主（或者叫民本思想）比西方早得多，成熟得多。當中國歷史上每一個草民都能靠自己的 努力而發財，或者進入社會上層的時候，當中國人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時候，當中國人把“載舟覆舟”當成政權基礎的時候，……，西方還處於嚴格等級制度之下，草民永遠是草民，貴族永遠是貴族， 沒有自由，沒有民主。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只能說明中國早在西方崛起之前，就擁有了人類歷史上最合理的民主意識和制度。只不過，中國古代的民主在具體形式 上，與當今西方社會的民主形式有所不同。這種不同就像吃飯用筷子還是用刀叉，只要能吃飽，憑什麼說用刀叉就是先進？
以核武器的出現為分界線的“硬武器”、“軟武器”時代，西方都將強大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使用不同武器的根本目的還是非西方國家的財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一個例子，日本被 掠奪的十年是一個例子，當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一個例子，拉丁美洲、非洲更是例子……。這一道德“軟武器”一舉掩蓋了西方罪惡的歷史，全盤否定了非西方國家 在人類歷史上創造的燦爛文明，或者徹底否定了非西方國家歷史上的成就對於今天的價值。由於西方掌握了“普世價值”這一道德軟武器的解釋權，當今任何非西方 國家，只要出現問題，西方的解釋霸權便認定：那是非西方的專制造成的。它無視非西方國家的很多問題，例如泰國、菲律賓，其根源就在於盲目引入西方的民主。 這一道德軟武器的霸權甚至已經固定為一個標準程式：只要不合西方的心意，明明是西方的民主，也說成是非西方的專制，例如希特勒；只要符合西方獲得財富的要 求，明明是專制，例如沙特、科威特，西方也視而不見。當西方人狡猾而熟練地運用他們的道德軟武器時，中國的某些知識份子卻有意無意地把這一西方道德軟武器 架在中國的脖子上，成為癡迷的信徒。中國社會當然有問題，但是，當今西方使用“軟武器”就像當年的使用“硬武器”一樣，不是要治病救人，而是要害人奪命。 看看中國周邊一系列自由民主國家的事實，就會發現，在西方道德軟武器面前放棄抵抗的國家或地區，獲得的都不是醫治疾病的良藥，而是急性、慢性自殺的毒藥。
對於西方道德軟武器的本質描述，並不否定民主的價值，只是要否定西方獨佔民主解釋的霸權。從古至今，乃至當今社會的現實都說明，民主沒有統一的標準，西方各個國家的民主都不一樣。解決人民的福祉是民主的根本，其他都是手段。正如同人人要喝水，用什麼杯子喝水都一樣，關鍵在於自己合適。對於民主來說，西方的民主形式，並不是唯一選擇。不用玻璃杯喝水難道就不算喝水？不用多黨制、一人一票難道就不是民主？美國標準的自由民主，解救了阿富汗、伊拉克沒有？美國標準的自由民主，不是也沒能阻止傷及全世界大批無辜者的金融危機嗎？沒有採用美國標準自由民主的中國，不是第一個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福音嗎？
中國民眾實現 幸福生活目標的道路上，的確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本質上說，近代以來，讓中國民眾陷入貧窮和苦難的，就是當年西方野蠻暴力下的掠奪。西方說中國是活該， 難道我們也要接受？某人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搶了，強盜說：你為何以前不練武功？活該被搶！難道這個人就認了？如今，中國正在靠自己的努力，逐漸改變 西方留給中國嚴重後遺症，卻不能像西方當年一樣，也去搶劫他人。在無數非西方國家的事例面前，誰能保證完全實行了西方認可的自由民主形式，就能像西方一 樣？憑什麼中國想自己走一條路，就要永遠“挨駡”？難道就是因為中國自己的路，影響了西方發財嗎？我們既沒有打人，也沒有搶劫，靠著勤勞和智慧，多賺點錢 有什麼不可以？成天用“專制”罵人的人，自己難道不是專制？專制就真的十惡不赦，民主就真的高尚無比？對於一個乞丐來說，一塊大餅遠比一張選票重要。西方 的罵人霸權，真的就那麼天經地義？憑什麼西方說專制就是專制，說不民主就不民主？
在西方道德 “軟武器”的攻擊下，中國的政權時時刻刻處於“合法性”的危機之中，讓中國永遠處於低人一頭的“不道德”地位。這對中國是巨大而長遠地傷害。它就好比在現 實社會中，有一個人早已經長大，並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但是，另一個總想壓制他的人，總是念念不忘地說：你沒有出生證！你是黑戶口！原因只在於，指責他的 人認為，只有在他家的醫院裏出生的嬰兒才算合法的，在孕婦自己家裏出生就不合法，就是沒有正規出生證的黑戶。現代化的醫院在傳統的接生婆面前，憑什麼就具 有了永遠罵人的特權？沒在他家醫院出生的人，憑什麼過去要“挨打”，現在要“挨駡”？難道要讓這個已經長大的成人，再回到娘肚子裏，在西方的醫院裏重新出 生一遍？更可笑的是，在道德軟武器的冷暴力下，這個人的父母已經被定位成有罪的壞人了。重新出生也改不了“挨駡”的命運。難道要讓這個成年人，先給自己重 新找一個西方認可的母親，再重新降生？如今那些幫著西方人痛駡中國的中國人，與當初幫著西方痛打中國的人，又有什麼兩樣？
所以，不管是西方的硬武器還是軟武器，我們都必須還擊，還擊的理由只在於我們必須自我捍衛生命財產的安全。在“挨打”的年代，我們需要自己的硬武器，我們需要槍炮和原子彈，使得我們能夠擺脫在西方面前“挨打”的局面。這一點，毛澤東時 代基本上做到了。如今，面對西方的“軟武器”，我們同樣不能繳械投降，同樣不能接受“落後就要挨駡”的荒唐命運，我們同樣需要自己的“軟武器”，否則，我 們將成為腦死亡的植物人。就“硬武器”來說，我們的槍炮必須自己生產、自己使用，而不能只靠別人賣給我們，更不能靠別人來指揮我們的槍炮。在當今與西方 “軟武器”的交鋒中，“自由民主”同樣是需要爭奪的陣地，但是，我們需要自己的解釋權，需要打破西方對“普世價值”的解釋霸權。我們自己的解釋權來自於我 們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在我們漫長的歷史和文化中，自由民主同樣存在，甚至比西方更古老，更真實、更合理。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將會給今天的中國人以自信，成為我們面對西方軟武器的有效抵抗手段。我們在道德上不僅不低於西方，甚至從來都比西方高尚。
不管是“硬武 器”還是“軟武器”，我們的目的並不只是為了對抗，而是因為西方文明中侵犯別人、傷害別人的基因始終沒有消除。號稱西方道德楷模的美國，像秦檜一樣編造一 個“莫須有”的藉口，便讓伊拉克陷入長期的苦難。這已經讓我們看得很清楚，西方的道德軟武器，是徹底虛偽的。我們吃過野蠻西方的苦頭，所以必須有備無患。 這種虛偽與解釋霸權的結合，即便像伊拉克那樣的事情在中國身上發生的概率較低，但是，國格、人格被不公正奴役的現象，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有 著深遠的危害。自己不思考，完全接受別人的思想，這種腦死亡，就等於自殺。在西方虛偽的道德武器面前，我們不該永遠處於被動“挨駡”的局面。西方從來都不 是絕對正確、永遠愛護我們的“親爹”，我們也不是以前永遠犯錯、現在剛剛跟著西方開始學好的“不良少年”、“問題兒童”。西方從來都不比中國更完美、更高 尚；中國從來就比西方更文明、更先進；中國從來就不應該必須接受“挨打”、“挨餓”、“挨駡”的命運。（全文完）
“挨駡”的結果是什麼？難道只是讓西方高高在上地過過嘴癮？展現一下周星馳一樣的口才？顯露一下在民主競選中千錘百煉出來的蠱惑技巧？不。讓非西方國家永 遠處於“挨駡”的境地，根本目的還是與“武力落後就要挨打”一樣，是為了財富。尤其當“挨駡”的人也接受了對方的道德優勢，“挨駡”的人就只能乖乖地按照 “罵人者”的要求改變自己，因為，既然“挨駡”了，只要假設“罵人者”永遠是對的，“挨駡”者就只能是永遠錯的。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只要中國把財富送出 去，“挨駡”的局面就會改善。就中國的財富來說，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不管是“硬武器”還是“軟武器”，西方武器的殺傷力都非常巨大。事實上，西方以及他們 的奴才們，經常用來“罵人”的，像蔣介石的“娘希匹”一樣，只有一句話、一個詞：專制。
然而，何為民主：何為專制？我們能同西方討論嗎？不能。西方說你專制，你就是專制，不專制也專制。西方說自己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也民主。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經被西方硬生生地編造成為新的現代宗教，成為現代政治愚 昧的標誌。它沒有共同討論、達成共識的任何餘地，只有某一個人說一不二、隨意解釋的霸權。西方道德“軟武器”霸權的劍鋒所指，直殺向非西方社會沒有話語權 的民眾以及知識份子的大腦。如果說，當初的“硬武器”指向的是受奴役的身體，那麼，如今“軟武器”造就的就是受奴役的思想。
中國從歷史到 今天，都是專制嗎？中國幾千年沒有民主嗎？按照西方“軟武器”的霸權解釋，這就是不可否認的結論。但是，按照中國自身的解釋，哪怕是跳開中國的客觀解釋， 這些結論都錯了！從古至今，中國並不比西方更專制，從古至今，中國的民主（或者叫民本思想）比西方早得多，成熟得多。當中國歷史上每一個草民都能靠自己的 努力而發財，或者進入社會上層的時候，當中國人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時候，當中國人把“載舟覆舟”當成政權基礎的時候，……，西方還處於嚴格等級制度之下，草民永遠是草民，貴族永遠是貴族， 沒有自由，沒有民主。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只能說明中國早在西方崛起之前，就擁有了人類歷史上最合理的民主意識和制度。只不過，中國古代的民主在具體形式 上，與當今西方社會的民主形式有所不同。這種不同就像吃飯用筷子還是用刀叉，只要能吃飽，憑什麼說用刀叉就是先進？
以核武器的出現為分界線的“硬武器”、“軟武器”時代，西方都將強大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使用不同武器的根本目的還是非西方國家的財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一個例子，日本被 掠奪的十年是一個例子，當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一個例子，拉丁美洲、非洲更是例子……。這一道德“軟武器”一舉掩蓋了西方罪惡的歷史，全盤否定了非西方國家 在人類歷史上創造的燦爛文明，或者徹底否定了非西方國家歷史上的成就對於今天的價值。由於西方掌握了“普世價值”這一道德軟武器的解釋權，當今任何非西方 國家，只要出現問題，西方的解釋霸權便認定：那是非西方的專制造成的。它無視非西方國家的很多問題，例如泰國、菲律賓，其根源就在於盲目引入西方的民主。 這一道德軟武器的霸權甚至已經固定為一個標準程式：只要不合西方的心意，明明是西方的民主，也說成是非西方的專制，例如希特勒；只要符合西方獲得財富的要 求，明明是專制，例如沙特、科威特，西方也視而不見。當西方人狡猾而熟練地運用他們的道德軟武器時，中國的某些知識份子卻有意無意地把這一西方道德軟武器 架在中國的脖子上，成為癡迷的信徒。中國社會當然有問題，但是，當今西方使用“軟武器”就像當年的使用“硬武器”一樣，不是要治病救人，而是要害人奪命。 看看中國周邊一系列自由民主國家的事實，就會發現，在西方道德軟武器面前放棄抵抗的國家或地區，獲得的都不是醫治疾病的良藥，而是急性、慢性自殺的毒藥。
對於西方道德軟武器的本質描述，並不否定民主的價值，只是要否定西方獨佔民主解釋的霸權。從古至今，乃至當今社會的現實都說明，民主沒有統一的標準，西方各個國家的民主都不一樣。解決人民的福祉是民主的根本，其他都是手段。正如同人人要喝水，用什麼杯子喝水都一樣，關鍵在於自己合適。對於民主來說，西方的民主形式，並不是唯一選擇。不用玻璃杯喝水難道就不算喝水？不用多黨制、一人一票難道就不是民主？美國標準的自由民主，解救了阿富汗、伊拉克沒有？美國標準的自由民主，不是也沒能阻止傷及全世界大批無辜者的金融危機嗎？沒有採用美國標準自由民主的中國，不是第一個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福音嗎？
中國民眾實現 幸福生活目標的道路上，的確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本質上說，近代以來，讓中國民眾陷入貧窮和苦難的，就是當年西方野蠻暴力下的掠奪。西方說中國是活該， 難道我們也要接受？某人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搶了，強盜說：你為何以前不練武功？活該被搶！難道這個人就認了？如今，中國正在靠自己的努力，逐漸改變 西方留給中國嚴重後遺症，卻不能像西方當年一樣，也去搶劫他人。在無數非西方國家的事例面前，誰能保證完全實行了西方認可的自由民主形式，就能像西方一 樣？憑什麼中國想自己走一條路，就要永遠“挨駡”？難道就是因為中國自己的路，影響了西方發財嗎？我們既沒有打人，也沒有搶劫，靠著勤勞和智慧，多賺點錢 有什麼不可以？成天用“專制”罵人的人，自己難道不是專制？專制就真的十惡不赦，民主就真的高尚無比？對於一個乞丐來說，一塊大餅遠比一張選票重要。西方 的罵人霸權，真的就那麼天經地義？憑什麼西方說專制就是專制，說不民主就不民主？
在西方道德 “軟武器”的攻擊下，中國的政權時時刻刻處於“合法性”的危機之中，讓中國永遠處於低人一頭的“不道德”地位。這對中國是巨大而長遠地傷害。它就好比在現 實社會中，有一個人早已經長大，並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但是，另一個總想壓制他的人，總是念念不忘地說：你沒有出生證！你是黑戶口！原因只在於，指責他的 人認為，只有在他家的醫院裏出生的嬰兒才算合法的，在孕婦自己家裏出生就不合法，就是沒有正規出生證的黑戶。現代化的醫院在傳統的接生婆面前，憑什麼就具 有了永遠罵人的特權？沒在他家醫院出生的人，憑什麼過去要“挨打”，現在要“挨駡”？難道要讓這個已經長大的成人，再回到娘肚子裏，在西方的醫院裏重新出 生一遍？更可笑的是，在道德軟武器的冷暴力下，這個人的父母已經被定位成有罪的壞人了。重新出生也改不了“挨駡”的命運。難道要讓這個成年人，先給自己重 新找一個西方認可的母親，再重新降生？如今那些幫著西方人痛駡中國的中國人，與當初幫著西方痛打中國的人，又有什麼兩樣？
所以，不管是西方的硬武器還是軟武器，我們都必須還擊，還擊的理由只在於我們必須自我捍衛生命財產的安全。在“挨打”的年代，我們需要自己的硬武器，我們需要槍炮和原子彈，使得我們能夠擺脫在西方面前“挨打”的局面。這一點，毛澤東時 代基本上做到了。如今，面對西方的“軟武器”，我們同樣不能繳械投降，同樣不能接受“落後就要挨駡”的荒唐命運，我們同樣需要自己的“軟武器”，否則，我 們將成為腦死亡的植物人。就“硬武器”來說，我們的槍炮必須自己生產、自己使用，而不能只靠別人賣給我們，更不能靠別人來指揮我們的槍炮。在當今與西方 “軟武器”的交鋒中，“自由民主”同樣是需要爭奪的陣地，但是，我們需要自己的解釋權，需要打破西方對“普世價值”的解釋霸權。我們自己的解釋權來自於我 們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在我們漫長的歷史和文化中，自由民主同樣存在，甚至比西方更古老，更真實、更合理。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將會給今天的中國人以自信，成為我們面對西方軟武器的有效抵抗手段。我們在道德上不僅不低於西方，甚至從來都比西方高尚。
不管是“硬武 器”還是“軟武器”，我們的目的並不只是為了對抗，而是因為西方文明中侵犯別人、傷害別人的基因始終沒有消除。號稱西方道德楷模的美國，像秦檜一樣編造一 個“莫須有”的藉口，便讓伊拉克陷入長期的苦難。這已經讓我們看得很清楚，西方的道德軟武器，是徹底虛偽的。我們吃過野蠻西方的苦頭，所以必須有備無患。 這種虛偽與解釋霸權的結合，即便像伊拉克那樣的事情在中國身上發生的概率較低，但是，國格、人格被不公正奴役的現象，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有 著深遠的危害。自己不思考，完全接受別人的思想，這種腦死亡，就等於自殺。在西方虛偽的道德武器面前，我們不該永遠處於被動“挨駡”的局面。西方從來都不 是絕對正確、永遠愛護我們的“親爹”，我們也不是以前永遠犯錯、現在剛剛跟著西方開始學好的“不良少年”、“問題兒童”。西方從來都不比中國更完美、更高 尚；中國從來就比西方更文明、更先進；中國從來就不應該必須接受“挨打”、“挨餓”、“挨駡”的命運。（全文完）
美國國會不是央行的董事會
壓人民幣升值，就像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場賭局。美國的賭注是增加部分就業，中國賭上去的卻是整個國家經濟的命運。
近日來，歐美輿論批評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聲音再次升高，中國被說成是國際“貨幣戰爭”的罪魁禍首。但仔細看，說這話的起哄者多，真正的推手仍是美國。中美圍繞人民幣匯率的鬥爭，已經壓倒兩國間的其他傳統爭端，成為中美不僅持續時間久，而且十分尖銳的利益衝突。
必須指出，美國的做法很霸道，並且十分輕率。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的命題沒有得到嚴格論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2005年以來升值幅度超過20%，這並沒有直接帶動美國貿易形勢的好轉。但美國現在逼人民幣大幅升值，就像美國人為自己國家的經濟找一服新藥，卻要拿龐大的中國當試驗鼠。
人民幣正走在升值的路上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國內對人民幣升值的利弊存在很大爭議，對該不該壓人民幣升值，美國內部及西方各國的看法也很不一致。由於人民幣匯率涉及到與外幣的關係，外部的意見不能一點不聽，但外部意見只是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因素之一，它不可能成為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向的主導性因素。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沒把自己的位置擺正。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傲慢地把自己當成了中國央行的董事會，基於美國壓日元、德國馬克升值的歷史案例，他們對人民幣步步緊逼，並寄希望於中國因為不願與美國正面對抗，會不斷採取讓步以求息事寧人。
但中國的人民幣肯定不會那麼“乖”，美國要求升多少就升多少。因為人民幣是整個中國經濟的根基，中國幾千萬從事出口生產的人的飯碗，以及中國經濟避免大動盪的硬要求，比美國議員們對中國的任何威脅都嚴峻得多，它們之間甚至是完全不可比的。
中美匯率之爭有可能給這個時代留下印記。這個爭端比人權等問題更加令中國人意外，雙方的博弈方式很可能與美元-日元之間的鬥爭軌跡不同。美國的出擊十分主動，但這一次它絕不能指望中國向其投降。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對到底該怎麼做，目前並不十分清楚。美國是國際金融霸主，也是國際匯率“遊戲場”上的高手。中國對美國的警惕幾乎是天然的，美國給予人 民幣升值的壓力越高，中國的警惕就會越強烈。特別是當前叫喊人民幣升值的人很多是“逢華必反”的政客，而與中國直接從事貿易的人反而相對溫和。
中國過去實際上在美國對人民幣的壓力下做過一些讓步，但是那些持強硬態度的美國人必須清楚，第一，任何讓步都有限度，美國休想在人民幣問題上推倒中國利益 這堵牆。第二，與中國打貿易戰或 “貨幣戰爭”，當威脅的話說說也就罷了，如果真打，中國為了國家利益肯定會應戰。美國在任何中美貿易戰中完勝的可能性都是零。
近日來，歐美輿論批評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聲音再次升高，中國被說成是國際“貨幣戰爭”的罪魁禍首。但仔細看，說這話的起哄者多，真正的推手仍是美國。中美圍繞人民幣匯率的鬥爭，已經壓倒兩國間的其他傳統爭端，成為中美不僅持續時間久，而且十分尖銳的利益衝突。
必須指出，美國的做法很霸道，並且十分輕率。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的命題沒有得到嚴格論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2005年以來升值幅度超過20%，這並沒有直接帶動美國貿易形勢的好轉。但美國現在逼人民幣大幅升值，就像美國人為自己國家的經濟找一服新藥，卻要拿龐大的中國當試驗鼠。
人民幣正走在升值的路上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國內對人民幣升值的利弊存在很大爭議，對該不該壓人民幣升值，美國內部及西方各國的看法也很不一致。由於人民幣匯率涉及到與外幣的關係，外部的意見不能一點不聽，但外部意見只是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因素之一，它不可能成為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向的主導性因素。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沒把自己的位置擺正。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傲慢地把自己當成了中國央行的董事會，基於美國壓日元、德國馬克升值的歷史案例，他們對人民幣步步緊逼，並寄希望於中國因為不願與美國正面對抗，會不斷採取讓步以求息事寧人。
但中國的人民幣肯定不會那麼“乖”，美國要求升多少就升多少。因為人民幣是整個中國經濟的根基，中國幾千萬從事出口生產的人的飯碗，以及中國經濟避免大動盪的硬要求，比美國議員們對中國的任何威脅都嚴峻得多，它們之間甚至是完全不可比的。
中美匯率之爭有可能給這個時代留下印記。這個爭端比人權等問題更加令中國人意外，雙方的博弈方式很可能與美元-日元之間的鬥爭軌跡不同。美國的出擊十分主動，但這一次它絕不能指望中國向其投降。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對到底該怎麼做，目前並不十分清楚。美國是國際金融霸主，也是國際匯率“遊戲場”上的高手。中國對美國的警惕幾乎是天然的，美國給予人 民幣升值的壓力越高，中國的警惕就會越強烈。特別是當前叫喊人民幣升值的人很多是“逢華必反”的政客，而與中國直接從事貿易的人反而相對溫和。
中國過去實際上在美國對人民幣的壓力下做過一些讓步，但是那些持強硬態度的美國人必須清楚，第一，任何讓步都有限度，美國休想在人民幣問題上推倒中國利益 這堵牆。第二，與中國打貿易戰或 “貨幣戰爭”，當威脅的話說說也就罷了，如果真打，中國為了國家利益肯定會應戰。美國在任何中美貿易戰中完勝的可能性都是零。
2010年10月6日星期三
中歐工商峰會：溫總理這樣講才像回事
溫家寶總理在第六屆中歐工商峰會上，完全脫離講稿，即席演講。他在演講中直言不諱地說：“關於人民幣匯率，我昨天同歐元區‘三駕馬車’會談時講，歐洲的領導人和工商界不要參與壓迫人民幣升值。”他在列舉了有關數字後說：“難道這還不能說明這是貿易結構問題而不是匯率問題嗎？最近歐元匯率波動很大，但不是人民幣帶來的，而是美元造成的，怎麼能把這個帳算到中國頭上？”他說：“歐盟是中國的戰略夥伴，當歐元區一些國家發生困難時，中國沒有袖手旁觀，穩定持有並購買歐元債券，在最困難時候幫助了冰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今後我們還會繼續支持，幫助一些國家度過難關。在座的企業家心裏很清楚，中國夠朋友。”他還說：“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歐盟已成為中國最大夥伴，遠遠超過美國和日本。”他還講了稀土問題、中歐合作前景問題、解除軍售禁令、和一旦壓人民幣升值將會帶來的問題等。
溫總理的演講意思很明白，即：一、無論中美還是中歐，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根子都是美、歐的經濟結構問題造成的，責任不在中國，更不是由於中國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二、在歐洲經濟發生困難的時候，中國“夠朋友”，希望歐洲領導人和商界不要不識時務，不要幫助美國與中國對著幹。三、歐洲與中國的貿易合作好於美國、日本與中國的合作，這對中歐雙方都有利。
溫總理的演講明顯是拉歐洲，打美日，勸歐洲審時度勢，不要和美國穿一條褲子，與中國過不去。這也表現出中國對美國的無理霸道失去了耐心。
過去，中國對美國一直逆來順受，心中明明有氣卻不敢說個不字，讓中國的老百姓覺得十分窩囊。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賺大錢的是美國公司，受益的是美國的消費者。中國買美國的債券，受益的是美國政府和商界。美國購買中國的稀土，想買多少就買多少，但美國卻每每以國家安全為藉口，限制中國對美國進行產業投資，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卻向臺灣出 售武器對付中國，還要壓人民幣升值。這些情況，中國的“肉食者”清楚，普通草根也清楚。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軟弱態度，讓中國老百姓懷疑我們的領導人到底是誰 的領導人。尤其讓人不可思議的是，2009年習近平副主席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國官方媒體在報導習近平的講話時，竟然把這段話刪掉了。怕得罪美國竟然怕到這個樣子！
美國就是美國，美國是霸道慣了的，它認為它的霸道是“替天行道”。當年小布希就說：“上帝派給我一個任務，說喬治，去把阿富汗的恐怖分子都抓起來。於是我這麼做了。然後上帝又對我說，去消滅伊拉克的獨裁者。我也這麼做了。”現在奧巴馬也不例外，正如路透社一篇專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迄今尚無跡象表明他（奧巴馬）與二戰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們有何區別：他們都堅信美國必須在全球駐軍、必須進行全球力量投射並且有權干預全球。”對美國示弱、示好，企圖感化它，完全是一廂情願。
當年，毛澤東總 是從本質上認識帝國主義，他說：“這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當然是不怕。”毛澤東還曾說，帝國主義這 個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又說帝國主義這個鬼，你怕不怕它，都要害人的，“不會發慈悲心”。即使是在為 了對付蘇聯，實現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毛澤東也表現得不卑不亢，該抨擊照樣抨擊，這才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領導人的樣子。
但願中國領導人這次在歐洲表現出的這種硬氣不是曇花一現。
溫總理的演講意思很明白，即：一、無論中美還是中歐，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根子都是美、歐的經濟結構問題造成的，責任不在中國，更不是由於中國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二、在歐洲經濟發生困難的時候，中國“夠朋友”，希望歐洲領導人和商界不要不識時務，不要幫助美國與中國對著幹。三、歐洲與中國的貿易合作好於美國、日本與中國的合作，這對中歐雙方都有利。
溫總理的演講明顯是拉歐洲，打美日，勸歐洲審時度勢，不要和美國穿一條褲子，與中國過不去。這也表現出中國對美國的無理霸道失去了耐心。
過去，中國對美國一直逆來順受，心中明明有氣卻不敢說個不字，讓中國的老百姓覺得十分窩囊。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賺大錢的是美國公司，受益的是美國的消費者。中國買美國的債券，受益的是美國政府和商界。美國購買中國的稀土，想買多少就買多少，但美國卻每每以國家安全為藉口，限制中國對美國進行產業投資，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卻向臺灣出 售武器對付中國，還要壓人民幣升值。這些情況，中國的“肉食者”清楚，普通草根也清楚。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軟弱態度，讓中國老百姓懷疑我們的領導人到底是誰 的領導人。尤其讓人不可思議的是，2009年習近平副主席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國官方媒體在報導習近平的講話時，竟然把這段話刪掉了。怕得罪美國竟然怕到這個樣子！
美國就是美國，美國是霸道慣了的，它認為它的霸道是“替天行道”。當年小布希就說：“上帝派給我一個任務，說喬治，去把阿富汗的恐怖分子都抓起來。於是我這麼做了。然後上帝又對我說，去消滅伊拉克的獨裁者。我也這麼做了。”現在奧巴馬也不例外，正如路透社一篇專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迄今尚無跡象表明他（奧巴馬）與二戰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們有何區別：他們都堅信美國必須在全球駐軍、必須進行全球力量投射並且有權干預全球。”對美國示弱、示好，企圖感化它，完全是一廂情願。
當年，毛澤東總 是從本質上認識帝國主義，他說：“這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當然是不怕。”毛澤東還曾說，帝國主義這 個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又說帝國主義這個鬼，你怕不怕它，都要害人的，“不會發慈悲心”。即使是在為 了對付蘇聯，實現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毛澤東也表現得不卑不亢，該抨擊照樣抨擊，這才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領導人的樣子。
但願中國領導人這次在歐洲表現出的這種硬氣不是曇花一現。
中國人：四面“人言”楚歌中，站得直、不折腰，汝今能持否？
我們中國則不同了。從什麼時候起，我們中國人才不再是血淚勞工、開洗衣店的、開餐館的了？有一句話很殘酷，“寧與外敵，不予家奴”。你想一想，以前的“家 奴”登堂入室與他們稱兄道弟，不是比以前與他們地位相等的人如今坐了他們的上層更讓他們不可忍受？（“家奴”的說法當然只是比喻。）
何況，我們有意識形態的極大不同。我發現，人類進化到今天非常可憐，心胸並沒有多大的進步，對“不同”事物的容忍度仍然是萬變不離其宗的。相對於軍事和經濟強權的單極世界，其實，當今世界，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確實更加令人髮指的“一致”。原稍有抗衡的兩極世界經前蘇聯垮塌之後，唯一的制衡意識已經實際上不存在了，那些早先的“華約國”調頭之後更以一日千里之勢奔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我們的中國，成了意識形態的孤兒。雖然對我們自己而言，“今天的你我早已不再重複昨天的故事”；而且，毋庸諱言的是，對西方的崇拜是始終如一的，雖 然前些時遭逢打擊，但我們心裏都清楚，一旦他們示好，我們是樂不得的。但這對西方而言，遠遠不夠。看一看他們的電影《末代皇帝》、《庭院裏的中國女人》、 《面紗》，中國人永遠是被啟迪、被拯救、被賜愛的——即使在現今的電影裏中國人的形象有所改善。今天他們看我們很怪，“沒有民主、沒有直選”，假如我們實現了直選，他們又會覺得我們不信天主、耶穌很怪…… 想想順著別人心意，不敢表達自己真心喜歡、厭惡東西的滋味吧。那樣，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生不如死的。
我當然熱愛民主與自由，象熱愛世界上所有美好的東西一樣。但是，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時候，我必須首先擁有我的尊嚴。西方，愛你的時候，我必須站著。否則，你 把所謂的“民主與自由”端在金盤子給我，卻令我跪著接受，我將死也不從！因為，方便你們的“民主與自由”對我而言，一、文、不、值
我當然也會反擊中國國內的一切不公平事物，正如我愛國、 卻不等於我如有些人妄下“憤青”、“民族主義”、“排外”的定語，請看我此次意法遊，我是如此樂於吸收西方的美好事物。我愛國，並不等於我看不到國家現存 的問題。與所有有志之士一樣，也許我會表現得比這裏有些人更急切、那並不表示我改變了立場，而是真正的愛國者其實比那些“罵國者”都要看到更深的問題，只 是有所不同的是，我們的目標是解決那些問題，而不是將那些問題擴大。
]說到這裏有些凜然，中國人真的有些四面楚歌，我們堅持得住嗎？我們能堅持得很久嗎？我們能一直堅持下去嗎？自己的同胞——不管現在是什麼身份，都加入那“楚歌”大軍了。不需要去分析他們或者是歷史問題的受害者、各種遭遇不順者、原來的既得利益者、周邊感到威脅者、希望獲取利益者等等……
我們現在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強大，就已遭到這樣的詬病；一旦有一天，中國真地在各方面漸漸強大起來，將會惹起多少人的嫉恨、瘋狂、反對？單極意識形態浩大 如波，聲浪會包圍四面八方。面對看得見的強權和刀槍，我相信那選題反而不難；面對一邊倒的話語強權，中國人，我的一向抵禦不了群體口舌的中國同胞啊，“盡 行壽、不折腰，汝今能持否？”
從賑災，從奧運， 我相信我們同胞，我們一定能，堅持到底。生活到今天，想起傳說中的前輩，我有時會為他們流淚。舊日簽訂了屈辱的種種條約時，我相信你們是多麼希望看到我們 艦隊出海護航的那一天；我想起鞠躬盡瘁的周恩來，看到我們今天漸有經濟強勢、我們主席和美總統比肩並立、人民漸漸富裕安康時，我相信你會高興得暗暗流淚。
值此日，讓我為中國、為中華民族祈禱：我祈禱你這博大山峰永遠不倒；我祈禱你越加富裕繁榮；我祈禱所有的中國人、中華兒女在世界面前永遠昂首挺胸、直著 腰。無論多少風雨、零落成泥碾作塵，我祈禱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足夠勇敢、自信、頑強。在得到我們渴望的美好世界那一天，確定那肯定是屬於我們的，自由、 驕傲的美麗世界。而那世界，必將慢慢影響、改變那些不理解的人。告訴他們，我們所要的，與他們所要的，其實都是一樣的啊。那是自出生那日起，人人都夢想的 人人快樂、幸福、世界大同的烏托邦啊.
何況，我們有意識形態的極大不同。我發現，人類進化到今天非常可憐，心胸並沒有多大的進步，對“不同”事物的容忍度仍然是萬變不離其宗的。相對於軍事和經濟強權的單極世界，其實，當今世界，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確實更加令人髮指的“一致”。原稍有抗衡的兩極世界經前蘇聯垮塌之後，唯一的制衡意識已經實際上不存在了，那些早先的“華約國”調頭之後更以一日千里之勢奔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我們的中國，成了意識形態的孤兒。雖然對我們自己而言，“今天的你我早已不再重複昨天的故事”；而且，毋庸諱言的是，對西方的崇拜是始終如一的，雖 然前些時遭逢打擊，但我們心裏都清楚，一旦他們示好，我們是樂不得的。但這對西方而言，遠遠不夠。看一看他們的電影《末代皇帝》、《庭院裏的中國女人》、 《面紗》，中國人永遠是被啟迪、被拯救、被賜愛的——即使在現今的電影裏中國人的形象有所改善。今天他們看我們很怪，“沒有民主、沒有直選”，假如我們實現了直選，他們又會覺得我們不信天主、耶穌很怪…… 想想順著別人心意，不敢表達自己真心喜歡、厭惡東西的滋味吧。那樣，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生不如死的。
我當然熱愛民主與自由，象熱愛世界上所有美好的東西一樣。但是，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時候，我必須首先擁有我的尊嚴。西方，愛你的時候，我必須站著。否則，你 把所謂的“民主與自由”端在金盤子給我，卻令我跪著接受，我將死也不從！因為，方便你們的“民主與自由”對我而言，一、文、不、值
我當然也會反擊中國國內的一切不公平事物，正如我愛國、 卻不等於我如有些人妄下“憤青”、“民族主義”、“排外”的定語，請看我此次意法遊，我是如此樂於吸收西方的美好事物。我愛國，並不等於我看不到國家現存 的問題。與所有有志之士一樣，也許我會表現得比這裏有些人更急切、那並不表示我改變了立場，而是真正的愛國者其實比那些“罵國者”都要看到更深的問題，只 是有所不同的是，我們的目標是解決那些問題，而不是將那些問題擴大。
]說到這裏有些凜然，中國人真的有些四面楚歌，我們堅持得住嗎？我們能堅持得很久嗎？我們能一直堅持下去嗎？自己的同胞——不管現在是什麼身份，都加入那“楚歌”大軍了。不需要去分析他們或者是歷史問題的受害者、各種遭遇不順者、原來的既得利益者、周邊感到威脅者、希望獲取利益者等等……
我們現在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強大，就已遭到這樣的詬病；一旦有一天，中國真地在各方面漸漸強大起來，將會惹起多少人的嫉恨、瘋狂、反對？單極意識形態浩大 如波，聲浪會包圍四面八方。面對看得見的強權和刀槍，我相信那選題反而不難；面對一邊倒的話語強權，中國人，我的一向抵禦不了群體口舌的中國同胞啊，“盡 行壽、不折腰，汝今能持否？”
從賑災，從奧運， 我相信我們同胞，我們一定能，堅持到底。生活到今天，想起傳說中的前輩，我有時會為他們流淚。舊日簽訂了屈辱的種種條約時，我相信你們是多麼希望看到我們 艦隊出海護航的那一天；我想起鞠躬盡瘁的周恩來，看到我們今天漸有經濟強勢、我們主席和美總統比肩並立、人民漸漸富裕安康時，我相信你會高興得暗暗流淚。
值此日，讓我為中國、為中華民族祈禱：我祈禱你這博大山峰永遠不倒；我祈禱你越加富裕繁榮；我祈禱所有的中國人、中華兒女在世界面前永遠昂首挺胸、直著 腰。無論多少風雨、零落成泥碾作塵，我祈禱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足夠勇敢、自信、頑強。在得到我們渴望的美好世界那一天，確定那肯定是屬於我們的，自由、 驕傲的美麗世界。而那世界，必將慢慢影響、改變那些不理解的人。告訴他們，我們所要的，與他們所要的，其實都是一樣的啊。那是自出生那日起，人人都夢想的 人人快樂、幸福、世界大同的烏托邦啊.
溫總理最後的衝刺
不論人們對溫家寶如何褒貶評價，不論他本人怎樣應對輿論的撞擊，不論以後中國政局如何演變，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在目前中南海的領導人中，溫家寶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員。2000年以前，我接觸了中共許多官員，那時我還在體制內，他們沒有必有提防我，故我的觀察是全面的。我認為，假如中國的各級領導人，有三分之一者，類似溫家寶或學習他，我們的國家就絕對不是現在這種兩極分化，無法無天的樣子！從溫家寶目前的言談舉止看，他將在最後的兩年任期裏進行最後的衝刺，也許他會失敗，但他的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些許的希望。
有許多朋友指責溫家寶是在虛偽地做秀，我認為這並不符合事實，只要我們閉上眼睛，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畫面在腦海了重過一遍，首先看到的是溫總理第一時間親臨災區映秀鎮的情景，他眼裏的淚水，他匆忙的腳步，他深情的呼喚，這完全是突發事件來臨時，一個普通的善良人的正常反應，把這一畫面和“8平方”前夕，他隨同趙紫陽探望學生的照片疊印在一起，再回顧“8平方”學運積極參與者，目前流亡在巴黎的張健的證詞，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溫家寶的真誠，勇敢和大度，他是活著的趙紫陽和胡耀邦，我們不要等待中國開明的領導人，失去了權力以致生命之後，再去紀念他，緬懷他，我們應當在此時此刻就給他多一些鼓勵！
也許是以前我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心裏對中共充滿了仇恨，但現在，不妨把溫家寶和民主政治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做個比較，就會理性地平和下來！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溫家寶是立即乘坐直升機，冒險趕往抗震救災第一線的，以前我多次參加類似的採訪活動，深知第一時間和第一線意味著生命危險，這時既使想做秀也來不及避難，因此，它最能反映和檢驗一個人的品質。我對美國總統布希不存在任何偏見，由於他曾在到訪中國時向國家領導人遞交了一份政治異議人士名單，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故我對他心存感念。
但是，2005年，在美國卡特裏娜颶風來臨的時候，他只是乘坐專機空中鳥瞰視察，並沒有像溫家寶那樣第一時間走進災民中間。同樣的，2008年的緬甸熱帶風暴襲擊，丹瑞將軍是兩周後才親臨現場。臺灣的馬英九呢，2009年的“88風災”，他的表現更是倍受指責！所以，我們不能用共產黨無視事實的笨辦法罵中共的領導人，那樣就失去了讀者和人心！也錯過了為溫家寶加油，為中國進步呐喊的良機！
非常明顯的是，溫家寶已經意識到跛腳鴨式的改革，使中國有可能“政亡人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成了中國進一步健康發展的 瓶頸，於是，他毫不畏懼，大聲疾呼！我們應當明白，正因為沒有了毛鄧式的政治強人，才可能出現這種變局前的不同凡響。據西蒙周報導，早在14年前，中共十 五大政治報告開始起草時，就曾經發生了一場有關“法治國家”的用字爭論。有人認為，該把立刀旁的“制”表述成“法制”；有人則表示，該用水旁“治”表述為 “法治”。
最終，1997年9月12日通過的報告，採用了“治”：“依法治國，是党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2008年5月4日，溫家寶在與中國政法大學 學生座談時解釋說，“法制”還是“法治”，“雖然一字之差，但意義大不相同。光講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設層面；而治理的“治”，就提到了治國的層 面。他還透露，組織主持起草該報告的人，就是他自己。這說明溫家寶一直在思考著人民關心的法治問題。
當然，說“法制”也好，講“法治”也罷，一黨執政的中共都沒有做到，溫家寶是中國體制內的一員，黨性決定了他並不能力挽狂瀾。共產黨是搞所謂集體決策 的，雖然他早已看到了社會的弊端所在，但大多數的中共官員不贊同溫家寶的理念。黨性成了泯滅良知的緊箍咒，這既是溫總理的悲哀，也是大多數國人的通病！
正是為了告別這些無奈，悲哀和流行病，也是因為時機成熟，他才做出了異乎尋常的舉動。我們應當細加分析溫總理近期的兩次表態。一次是8月21日，在深圳慶祝特區成立30年之際，溫家寶第8次到深圳考察。
他強烈地要求深圳官員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
停滯和倒退則會葬送一切，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顯然，他想在最後的衝刺過程中，觸及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作好了應對各種可能性的思想準備，他深知，這裏的危險不亞於汶川地震！但他信心已定，別無選擇！
另一次是在8月27日，溫家寶在主持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時說，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邁出的重要一步。在和平建設時期，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而孳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會改變，就會人亡政息。只有政府嚴格依法行政，才是規範權力運行和防治腐敗的治本之策。這段話切中社會矛盾的要害！當然，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但他的觀點如能實現，將為下一步的多党競選和憲政民主提供一個廣闊的平臺。
像溫家寶這樣，在短短的一周時間裏，兩次高調地闡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是耐人尋味的。這表明了他急切的心情。而隨後胡錦濤的回避和沉默，以及南北媒體的論戰，海外輿論的譁然，則說明了常人政治下中南海的困局和焦慮。
毫無疑問，在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32個年頭，國家攀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胡溫體制整整運行8年之後，中國的政情民意順應著世界潮流，日趨急迫地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只是貪得無厭的既得利益集團寧可社會動亂，政亡人息，也不想放棄財富和特權，從官員們的親友移居海外和轉移財產，如同螞蟻搬家一樣的情景，即可一葉知秋。
我們看到，儘管溫家寶在地震中積聚了很大的威信，但在強人已去之時，他還需要借助胡耀邦的旗幟，凝聚黨內外改革派的力量，故此，4月15日，他趁著胡錦濤外訪之機，通過《人民日報》發表了《再回興義憶耀邦》一文。
他雖然濃墨重筆地讚揚了當年提攜他的前任總書記注重調查研究、體察民眾疾苦的作風，並未談及他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限制最高領導人權力的主張。但意在筆先，已引起社會各界對胡耀邦的無限聯想！至今觀之，是其微妙的伏筆。我認為，溫家寶用胡耀邦來引路，是明智之舉，因為在現在的中南海領導人裏，還沒有人敢非議他，這一點與毛澤東不同，別看中共的許多人至今不敢否定毛，並把他的畫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把毛屍擺在紀念堂裏供人瞻仰，但內心深處，有幾個人不蔑視和憎惡他？！在民間又有幾人願意回到文革動亂之中苟延殘喘？！
還有人指責溫家寶只說不做，但領導人的講話已是他本職工作的一部分，由最近的謝朝平文字案的柳暗花明，方舟子遇襲案的迅速告破，北京專門截訪的安元鼎保安公司被查處，廖亦武的成功出境，餘傑的繼續筆伐，李祿的低調回國，等等，都是溫家寶高調呼籲政改的結果！都是中國發生變化的細微之處！現實正在證明，上任之初，溫家寶曾形容他自己是“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任的人”。
此言不虛！說他有“信念”和“主見”，我們可以重溫他3月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詩一樣的語言：“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在此後的記者會上，他提出：“促進社會公正和諧，讓人民更幸福，更有尊嚴地活著。”
6月1日，他在東京接受記者專訪時更清晰地描繪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第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證公民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第二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第三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第四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說他“敢負責任”，可以用他當年肯定和承認普世價值的舊聞為證。2007年，他在兩會上答記者問時指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不是背離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 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這一表述，已使他與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劃清了界線！正是在這一價值觀鼓舞下，他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完 成兩大任務，推進兩大改革。兩大任務，一是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二是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發展民主 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此後，他正是基於這一全新理念，開始最後的衝刺的！
假如我們再把溫家寶和薄熙來做個比較，更會發人深省。溫總理致力於制度層面的變革，他希望通過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使官員免于貪腐而坐牢，實現社會 的公平正義，雖然其目的是鞏固中共的統治，但只要撕開了制度上的口子，民主訴求就會一瀉千里；而薄熙來呢，他企圖把中共多年積累的罪惡，轉嫁到政敵的身 上，用紅歌把老百姓引回文革時代，靠虛構的毛青天，薄青天，以嚴刑酷法，揭露和阻斷對立面官員的腐敗，而一旦官員對己歌功頌德，就不計其貪婪，並且以法治 的崩潰和人權的徹底喪失為沉重代價！故二人的前進與倒退，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溫家寶順應了民主火車頭的前行方向，其最後的衝刺應有勝利的必然性，但還有兩個嚴峻的問題，如同跨欄的橫杆一樣擋在他的面前，一是如何爭取胡錦濤的支持，與其過去有舊的胡錦濤，似乎在八面玲瓏地回應中南海各派勢力的角逐，無可奈何地拖延政改而至18大交班。
顯然，他缺乏創新思維，也不想名垂千古，和溫家寶的主張背道而馳，但沒有他的首肯，溫家寶便孤掌難鳴；二是與薄熙來等高官一樣，溫家寶屁股上也有屎， 即子女親友經商的問題，非常顯然，這是制度的衍生品，也是他們的軟肋，由於溫家寶已三令五申政改，觸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痛處，故如果18大之前，他政改 的目標還是停在高調清談的層面，而薄熙來擠進了政治局常委，並進一步掌權，溫家寶就將為子女的以權謀私而付出血的代價！
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家寶開始了衝刺，但以後奔跑的速度和到達終點的希望，都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由於日後的民情和政局還不好預測，他究竟會不會成為又一 個中途忽然倒下的胡耀邦，或趙紫陽，也是一個謎團！不過，從目前他的出發點來看，他似乎在尋找同盟軍和突破口！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溫家寶將政治 體制改革切入點的鎖鑰意圖交給深圳，但汪洋好像還態度不夠明晰，堅決。此前，深圳的多種政改相關嘗試，如公推直選，行政權等三分試驗，地方大部制改革，等 等，均已出籠，但萬變不離其宗：一黨執政，別無分店。不知道溫家寶是否明白：這是他所說的“死路”胡同裏一條致命的真正的死穴！中共似乎要走到底，走到 黑！
因此，我的預測是，他已經沒有了退路！如果不能在最近兩年裏跨越前述的兩個橫杆，他步胡趙後塵忽然出局並被誣陷整肅的可能性很大，而他的“壯志未酬身先死”，則會引發又一輪社會激烈的動盪。
正如博訊網刊出的西蒙週一篇評論說的那樣：“中國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無前車之鑒。儘管溫家寶描繪出了路線圖，但到現在還沒有成功的實踐者。二，改革勢必 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和新權貴集團的蛋糕，並進而引發左右之爭、制度之辯，甚至派別鬥爭。三，政治體制改革不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成敗清晰可見，在穩定的前提 下，冒風險的動力難免天生不足。”
於是，中國又回到了“8平方”前後，人們能否汲取流血的教訓，走臺灣國民黨蔣經國式的民主和平轉型之路，建設一個富強加上民主的新中國，是溫家寶最後衝刺的啟迪所在！
溫家寶，拿出你地震中的勇氣奮力一搏吧！
有許多朋友指責溫家寶是在虛偽地做秀，我認為這並不符合事實，只要我們閉上眼睛，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畫面在腦海了重過一遍，首先看到的是溫總理第一時間親臨災區映秀鎮的情景，他眼裏的淚水，他匆忙的腳步，他深情的呼喚，這完全是突發事件來臨時，一個普通的善良人的正常反應，把這一畫面和“8平方”前夕，他隨同趙紫陽探望學生的照片疊印在一起，再回顧“8平方”學運積極參與者，目前流亡在巴黎的張健的證詞，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溫家寶的真誠，勇敢和大度，他是活著的趙紫陽和胡耀邦，我們不要等待中國開明的領導人，失去了權力以致生命之後，再去紀念他，緬懷他，我們應當在此時此刻就給他多一些鼓勵！
也許是以前我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心裏對中共充滿了仇恨，但現在，不妨把溫家寶和民主政治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做個比較，就會理性地平和下來！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溫家寶是立即乘坐直升機，冒險趕往抗震救災第一線的，以前我多次參加類似的採訪活動，深知第一時間和第一線意味著生命危險，這時既使想做秀也來不及避難，因此，它最能反映和檢驗一個人的品質。我對美國總統布希不存在任何偏見，由於他曾在到訪中國時向國家領導人遞交了一份政治異議人士名單，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故我對他心存感念。
但是，2005年，在美國卡特裏娜颶風來臨的時候，他只是乘坐專機空中鳥瞰視察，並沒有像溫家寶那樣第一時間走進災民中間。同樣的，2008年的緬甸熱帶風暴襲擊，丹瑞將軍是兩周後才親臨現場。臺灣的馬英九呢，2009年的“88風災”，他的表現更是倍受指責！所以，我們不能用共產黨無視事實的笨辦法罵中共的領導人，那樣就失去了讀者和人心！也錯過了為溫家寶加油，為中國進步呐喊的良機！
非常明顯的是，溫家寶已經意識到跛腳鴨式的改革，使中國有可能“政亡人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成了中國進一步健康發展的 瓶頸，於是，他毫不畏懼，大聲疾呼！我們應當明白，正因為沒有了毛鄧式的政治強人，才可能出現這種變局前的不同凡響。據西蒙周報導，早在14年前，中共十 五大政治報告開始起草時，就曾經發生了一場有關“法治國家”的用字爭論。有人認為，該把立刀旁的“制”表述成“法制”；有人則表示，該用水旁“治”表述為 “法治”。
最終，1997年9月12日通過的報告，採用了“治”：“依法治國，是党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2008年5月4日，溫家寶在與中國政法大學 學生座談時解釋說，“法制”還是“法治”，“雖然一字之差，但意義大不相同。光講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設層面；而治理的“治”，就提到了治國的層 面。他還透露，組織主持起草該報告的人，就是他自己。這說明溫家寶一直在思考著人民關心的法治問題。
當然，說“法制”也好，講“法治”也罷，一黨執政的中共都沒有做到，溫家寶是中國體制內的一員，黨性決定了他並不能力挽狂瀾。共產黨是搞所謂集體決策 的，雖然他早已看到了社會的弊端所在，但大多數的中共官員不贊同溫家寶的理念。黨性成了泯滅良知的緊箍咒，這既是溫總理的悲哀，也是大多數國人的通病！
正是為了告別這些無奈，悲哀和流行病，也是因為時機成熟，他才做出了異乎尋常的舉動。我們應當細加分析溫總理近期的兩次表態。一次是8月21日，在深圳慶祝特區成立30年之際，溫家寶第8次到深圳考察。
他強烈地要求深圳官員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
停滯和倒退則會葬送一切，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顯然，他想在最後的衝刺過程中，觸及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作好了應對各種可能性的思想準備，他深知，這裏的危險不亞於汶川地震！但他信心已定，別無選擇！
另一次是在8月27日，溫家寶在主持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時說，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邁出的重要一步。在和平建設時期，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而孳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會改變，就會人亡政息。只有政府嚴格依法行政，才是規範權力運行和防治腐敗的治本之策。這段話切中社會矛盾的要害！當然，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但他的觀點如能實現，將為下一步的多党競選和憲政民主提供一個廣闊的平臺。
像溫家寶這樣，在短短的一周時間裏，兩次高調地闡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是耐人尋味的。這表明了他急切的心情。而隨後胡錦濤的回避和沉默，以及南北媒體的論戰，海外輿論的譁然，則說明了常人政治下中南海的困局和焦慮。
毫無疑問，在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32個年頭，國家攀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胡溫體制整整運行8年之後，中國的政情民意順應著世界潮流，日趨急迫地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只是貪得無厭的既得利益集團寧可社會動亂，政亡人息，也不想放棄財富和特權，從官員們的親友移居海外和轉移財產，如同螞蟻搬家一樣的情景，即可一葉知秋。
我們看到，儘管溫家寶在地震中積聚了很大的威信，但在強人已去之時，他還需要借助胡耀邦的旗幟，凝聚黨內外改革派的力量，故此，4月15日，他趁著胡錦濤外訪之機，通過《人民日報》發表了《再回興義憶耀邦》一文。
他雖然濃墨重筆地讚揚了當年提攜他的前任總書記注重調查研究、體察民眾疾苦的作風，並未談及他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限制最高領導人權力的主張。但意在筆先，已引起社會各界對胡耀邦的無限聯想！至今觀之，是其微妙的伏筆。我認為，溫家寶用胡耀邦來引路，是明智之舉，因為在現在的中南海領導人裏，還沒有人敢非議他，這一點與毛澤東不同，別看中共的許多人至今不敢否定毛，並把他的畫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把毛屍擺在紀念堂裏供人瞻仰，但內心深處，有幾個人不蔑視和憎惡他？！在民間又有幾人願意回到文革動亂之中苟延殘喘？！
還有人指責溫家寶只說不做，但領導人的講話已是他本職工作的一部分，由最近的謝朝平文字案的柳暗花明，方舟子遇襲案的迅速告破，北京專門截訪的安元鼎保安公司被查處，廖亦武的成功出境，餘傑的繼續筆伐，李祿的低調回國，等等，都是溫家寶高調呼籲政改的結果！都是中國發生變化的細微之處！現實正在證明，上任之初，溫家寶曾形容他自己是“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任的人”。
此言不虛！說他有“信念”和“主見”，我們可以重溫他3月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詩一樣的語言：“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在此後的記者會上，他提出：“促進社會公正和諧，讓人民更幸福，更有尊嚴地活著。”
6月1日，他在東京接受記者專訪時更清晰地描繪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第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證公民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第二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第三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第四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說他“敢負責任”，可以用他當年肯定和承認普世價值的舊聞為證。2007年，他在兩會上答記者問時指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不是背離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 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這一表述，已使他與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劃清了界線！正是在這一價值觀鼓舞下，他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完 成兩大任務，推進兩大改革。兩大任務，一是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二是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發展民主 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此後，他正是基於這一全新理念，開始最後的衝刺的！
假如我們再把溫家寶和薄熙來做個比較，更會發人深省。溫總理致力於制度層面的變革，他希望通過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使官員免于貪腐而坐牢，實現社會 的公平正義，雖然其目的是鞏固中共的統治，但只要撕開了制度上的口子，民主訴求就會一瀉千里；而薄熙來呢，他企圖把中共多年積累的罪惡，轉嫁到政敵的身 上，用紅歌把老百姓引回文革時代，靠虛構的毛青天，薄青天，以嚴刑酷法，揭露和阻斷對立面官員的腐敗，而一旦官員對己歌功頌德，就不計其貪婪，並且以法治 的崩潰和人權的徹底喪失為沉重代價！故二人的前進與倒退，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溫家寶順應了民主火車頭的前行方向，其最後的衝刺應有勝利的必然性，但還有兩個嚴峻的問題，如同跨欄的橫杆一樣擋在他的面前，一是如何爭取胡錦濤的支持，與其過去有舊的胡錦濤，似乎在八面玲瓏地回應中南海各派勢力的角逐，無可奈何地拖延政改而至18大交班。
顯然，他缺乏創新思維，也不想名垂千古，和溫家寶的主張背道而馳，但沒有他的首肯，溫家寶便孤掌難鳴；二是與薄熙來等高官一樣，溫家寶屁股上也有屎， 即子女親友經商的問題，非常顯然，這是制度的衍生品，也是他們的軟肋，由於溫家寶已三令五申政改，觸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痛處，故如果18大之前，他政改 的目標還是停在高調清談的層面，而薄熙來擠進了政治局常委，並進一步掌權，溫家寶就將為子女的以權謀私而付出血的代價！
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家寶開始了衝刺，但以後奔跑的速度和到達終點的希望，都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由於日後的民情和政局還不好預測，他究竟會不會成為又一 個中途忽然倒下的胡耀邦，或趙紫陽，也是一個謎團！不過，從目前他的出發點來看，他似乎在尋找同盟軍和突破口！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溫家寶將政治 體制改革切入點的鎖鑰意圖交給深圳，但汪洋好像還態度不夠明晰，堅決。此前，深圳的多種政改相關嘗試，如公推直選，行政權等三分試驗，地方大部制改革，等 等，均已出籠，但萬變不離其宗：一黨執政，別無分店。不知道溫家寶是否明白：這是他所說的“死路”胡同裏一條致命的真正的死穴！中共似乎要走到底，走到 黑！
因此，我的預測是，他已經沒有了退路！如果不能在最近兩年裏跨越前述的兩個橫杆，他步胡趙後塵忽然出局並被誣陷整肅的可能性很大，而他的“壯志未酬身先死”，則會引發又一輪社會激烈的動盪。
正如博訊網刊出的西蒙週一篇評論說的那樣：“中國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無前車之鑒。儘管溫家寶描繪出了路線圖，但到現在還沒有成功的實踐者。二，改革勢必 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和新權貴集團的蛋糕，並進而引發左右之爭、制度之辯，甚至派別鬥爭。三，政治體制改革不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成敗清晰可見，在穩定的前提 下，冒風險的動力難免天生不足。”
於是，中國又回到了“8平方”前後，人們能否汲取流血的教訓，走臺灣國民黨蔣經國式的民主和平轉型之路，建設一個富強加上民主的新中國，是溫家寶最後衝刺的啟迪所在！
溫家寶，拿出你地震中的勇氣奮力一搏吧！
一個被中國媒體忽視或者說忽略的重磅新聞
一個被中國媒體忽視或者說忽略的重磅新聞
米洛斯維奇死了,而且是猝死在監獄中,一個國家的總統不存在了,伴隨著一個國家在世界上消失,南斯拉夫不存在了.
重磅新聞不是米洛舍維奇的猝死,而是;海牙國際法庭宣佈塞爾維亞無罪,南斯拉夫並不存在種族大屠殺.也就是說,美國捏造了一個種族大屠殺的謊言,攻打了南斯拉夫,並抓捕了這個國家的民選總統.
聯合國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是根據聯合國前南斯拉夫戰爭罪審判庭的判決作出的。這一決定是在宣讀針對黑塞對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屠殺訴狀的判決書時宣佈的。在前南斯拉夫下屬的波黑共和國獨立戰爭時期發生的其他對波士尼亞人的暴力行為沒有被定性為民族屠殺.
此前美國媒體渲染的塞族萬人坑,幾十萬人的種族清洗,經聯合國調查,統統是謊言,如同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武器,以及薩達姆與基地組織有染一樣,統統都是捏造的謊言.
一個耐人詢問的真實細節:美國記者採訪一個波黑婦女,婦女淒慘地說,丈夫和孩子都被屠殺了.....
戰爭結束後,記者重回舊地,發現該婦女老公和孩子依然健在,謊言就是這樣通過一個個悲戚的故事,竄連成一個種族滅絕的大謊言,美國也正是刻意製造諸多情景,發起了一場所謂的"為了人權和自由的正義戰爭".
戰爭目的達到了,歐洲,基本上納入了美國北約的陣營,俄羅斯腹地受圍.米洛舍維奇,如同開發商中的一個釘子戶,被強制拆除了.美國的強權,如同開發商的強勢,瘋狂地橫行在這個世界.
中國媒體,當年一同轉載報導塞族大屠殺的媒體們,不知道是忽視了這個聯合國新聞,還是刻意在忽略:聯合國宣佈,南斯拉夫並不存在大屠殺,並不存在塞族種族清洗.
倒是美國,美國在南斯拉夫傾瀉了創造紀錄的炸藥當量,並把導彈射向了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並導致五名記者的身亡.
美國媒體沒有高調報導聯合國的這個宣佈,也沒有深究米洛舍維奇為何在獄中莫名其妙的猝死,一個冤魂,一個國家的總統,還有南斯拉夫這個國家,一同悄無聲息地在這個世界消逝了.
幸好,當年的美國導彈,讓強國論壇誕生了,在此感謝強國論,讓我們有了一個可以宣瀉情感的空間.這是美國鬼子幹得唯一值得我們感謝的好事
米洛斯維奇死了,而且是猝死在監獄中,一個國家的總統不存在了,伴隨著一個國家在世界上消失,南斯拉夫不存在了.
重磅新聞不是米洛舍維奇的猝死,而是;海牙國際法庭宣佈塞爾維亞無罪,南斯拉夫並不存在種族大屠殺.也就是說,美國捏造了一個種族大屠殺的謊言,攻打了南斯拉夫,並抓捕了這個國家的民選總統.
聯合國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是根據聯合國前南斯拉夫戰爭罪審判庭的判決作出的。這一決定是在宣讀針對黑塞對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屠殺訴狀的判決書時宣佈的。在前南斯拉夫下屬的波黑共和國獨立戰爭時期發生的其他對波士尼亞人的暴力行為沒有被定性為民族屠殺.
此前美國媒體渲染的塞族萬人坑,幾十萬人的種族清洗,經聯合國調查,統統是謊言,如同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武器,以及薩達姆與基地組織有染一樣,統統都是捏造的謊言.
一個耐人詢問的真實細節:美國記者採訪一個波黑婦女,婦女淒慘地說,丈夫和孩子都被屠殺了.....
戰爭結束後,記者重回舊地,發現該婦女老公和孩子依然健在,謊言就是這樣通過一個個悲戚的故事,竄連成一個種族滅絕的大謊言,美國也正是刻意製造諸多情景,發起了一場所謂的"為了人權和自由的正義戰爭".
戰爭目的達到了,歐洲,基本上納入了美國北約的陣營,俄羅斯腹地受圍.米洛舍維奇,如同開發商中的一個釘子戶,被強制拆除了.美國的強權,如同開發商的強勢,瘋狂地橫行在這個世界.
中國媒體,當年一同轉載報導塞族大屠殺的媒體們,不知道是忽視了這個聯合國新聞,還是刻意在忽略:聯合國宣佈,南斯拉夫並不存在大屠殺,並不存在塞族種族清洗.
倒是美國,美國在南斯拉夫傾瀉了創造紀錄的炸藥當量,並把導彈射向了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並導致五名記者的身亡.
美國媒體沒有高調報導聯合國的這個宣佈,也沒有深究米洛舍維奇為何在獄中莫名其妙的猝死,一個冤魂,一個國家的總統,還有南斯拉夫這個國家,一同悄無聲息地在這個世界消逝了.
幸好,當年的美國導彈,讓強國論壇誕生了,在此感謝強國論,讓我們有了一個可以宣瀉情感的空間.這是美國鬼子幹得唯一值得我們感謝的好事
2010年10月5日星期二
美迷信「武力哲學」積重難返
【文匯網訊】10月5日出版的《參考消息》發表文章《美迷信「武力哲學」積重難返》，原文如下： 路透社華盛頓10月1日電專欄文章：美國永遠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嗎？（作者貝恩德-德布斯曼） 時值經濟困難時期，美國的防務機構，從五角大樓到智庫，都在想方設法尋找削減軍事開支的途徑。建議削減的開支數目從1000億美元到1萬億美元不等。所有建議無一觸及導致美國軍事開支幾乎相當於世界其餘地區軍事開支總和的根本哲學思想。
二十多年來，在美國領導人就此哲學思想給出的眾多解釋中，最簡單明瞭的莫過於時任克林頓政府國務卿的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解釋。「那就是動用武力的威脅……如果我們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責無旁貸的國家，我們站得高，因而比其它國家對未來看得更遠……」
據提出削減開支建議的華盛頓開明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統計，自奧爾布賴特1998年發表上述言論以來，美國的實際防務預算在逐年增長，現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高。
即使美國將防務開支削減一半，那也仍然高於目前和潛在的對手。
數字是驚人的：美國占世界人口的5%，占世界經濟產出的23%，占軍事開支的46.5%。中國遠遠跟在後面，位居第二，軍事開支占世界的6.6%，其次是法國(4.2%)、英國(3.8%）和俄羅斯(3.5%)。
美國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自哈里•杜魯門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均奉行四項基本主張：世界必須井然有序地組織起來，以免混亂主宰世界；美國是唯一能夠組織世界的國家；華盛頓的文件包括闡述國際秩序的原則；世界實際上希望美國充當領導，一些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除外。
退役陸軍上校兼軍事題材高產作家安德魯•巴切維奇在最近剛剛出版的《華盛頓統治——美國通往永久戰爭之路》一書中寫道，這就是主流共和黨人與主流民主黨人同樣醉心於其中的美國治國才能問答。 巴切維奇說，幾乎沒有經驗主義證據可以證明這種治國才能的有效性，但這無關緊要。「說到信念問題，證明是多餘的。在美國政治中，遵守這個信條就是信念問題。公眾人物始終證實並強化它的效力。」 奧巴馬總統也不例外，迄今尚無跡象表明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們有何區別：他們都堅信美國必須在全球駐軍、必須進行全球力量投射並且有權干預全球。
巴切維奇稱之為神聖的三位一體。尤其是，保持美國在海外駐紮30萬左右的軍人以及至少在39個國家保留軍事基地，這已成為國家安全共識。在最近要求削減軍事開支的建議中，即使是最激進的建議也僅僅提出應削減開支，而不是結束美國的全球駐軍。
冷戰已於1989年結束，雖然美國減少了海外駐軍，但是僅歐亞兩洲就仍然保留大約15萬美國駐軍。 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決心在未來五年內節約 1000億美元軍事開支的計劃也並不與之衝突。美國未來五年的軍事開支很可能超過3.5萬億美元。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指出：「美國的世界利 益和地位要求武裝力量必須具備無與倫比的能力。」 儘管蓋茨的改革計劃規模相當有限，但還是遭到了艾森豪威爾總統承襲者的強烈反對。五十年前，艾森豪威 爾發明了「軍工復合體」一詞。
巴切維奇認為：「軍工復合體」一詞已經不足以描述受益於並致力於維護國家安全共識、收買美國政治人士和填補競選金庫經費的利益群體了。現在，受益者清單已經拉長，但是它們的活動基礎並未擴大。它使華盛頓成為「地球上一個最蠱惑人心、自己墮落也誘人墮落的地方」。
二十多年來，在美國領導人就此哲學思想給出的眾多解釋中，最簡單明瞭的莫過於時任克林頓政府國務卿的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解釋。「那就是動用武力的威脅……如果我們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責無旁貸的國家，我們站得高，因而比其它國家對未來看得更遠……」
據提出削減開支建議的華盛頓開明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統計，自奧爾布賴特1998年發表上述言論以來，美國的實際防務預算在逐年增長，現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高。
即使美國將防務開支削減一半，那也仍然高於目前和潛在的對手。
數字是驚人的：美國占世界人口的5%，占世界經濟產出的23%，占軍事開支的46.5%。中國遠遠跟在後面，位居第二，軍事開支占世界的6.6%，其次是法國(4.2%)、英國(3.8%）和俄羅斯(3.5%)。
美國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自哈里•杜魯門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均奉行四項基本主張：世界必須井然有序地組織起來，以免混亂主宰世界；美國是唯一能夠組織世界的國家；華盛頓的文件包括闡述國際秩序的原則；世界實際上希望美國充當領導，一些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除外。
退役陸軍上校兼軍事題材高產作家安德魯•巴切維奇在最近剛剛出版的《華盛頓統治——美國通往永久戰爭之路》一書中寫道，這就是主流共和黨人與主流民主黨人同樣醉心於其中的美國治國才能問答。 巴切維奇說，幾乎沒有經驗主義證據可以證明這種治國才能的有效性，但這無關緊要。「說到信念問題，證明是多餘的。在美國政治中，遵守這個信條就是信念問題。公眾人物始終證實並強化它的效力。」 奧巴馬總統也不例外，迄今尚無跡象表明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們有何區別：他們都堅信美國必須在全球駐軍、必須進行全球力量投射並且有權干預全球。
巴切維奇稱之為神聖的三位一體。尤其是，保持美國在海外駐紮30萬左右的軍人以及至少在39個國家保留軍事基地，這已成為國家安全共識。在最近要求削減軍事開支的建議中，即使是最激進的建議也僅僅提出應削減開支，而不是結束美國的全球駐軍。
冷戰已於1989年結束，雖然美國減少了海外駐軍，但是僅歐亞兩洲就仍然保留大約15萬美國駐軍。 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決心在未來五年內節約 1000億美元軍事開支的計劃也並不與之衝突。美國未來五年的軍事開支很可能超過3.5萬億美元。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指出：「美國的世界利 益和地位要求武裝力量必須具備無與倫比的能力。」 儘管蓋茨的改革計劃規模相當有限，但還是遭到了艾森豪威爾總統承襲者的強烈反對。五十年前，艾森豪威 爾發明了「軍工復合體」一詞。
巴切維奇認為：「軍工復合體」一詞已經不足以描述受益於並致力於維護國家安全共識、收買美國政治人士和填補競選金庫經費的利益群體了。現在，受益者清單已經拉長，但是它們的活動基礎並未擴大。它使華盛頓成為「地球上一個最蠱惑人心、自己墮落也誘人墮落的地方」。
2010年10月3日星期日
國際法視野下的中日釣魚島爭端
釣魚島周邊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閩台漁民的重要漁場。
釣魚島位於東海海域，在福建省的正東，台灣省的東北，是我國最東端的島嶼。釣魚島距中國福建省東山島約190海里，距台灣省基隆市東北約90海里，距 琉球群島的與那國島約78海里。釣魚島指的是一組島嶼，除主島釣魚島外，還有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飛瀨（岩礁瀨）等島 礁，散布在東經123°20′—124°45′，北緯25°44′—26°00′的海域中，陸地面積共計6.5平方公里。釣魚島周邊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自 古以來就是中國閩台漁民的重要漁場。人所共知的“埃默裡報告”認為，東海陸架盆地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
一、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中國最早發現、開發釣魚島，通過先占取得主權。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民進行捕魚、采藥、避風、休息等活動的場所。至晚到明代就已經被 中國人民發現、利用和命名。《更路簿》、《順風相送》等中國古籍完整記載了中國漁民在此海域的航線。限於當時的海況等自然條件和造船等技術條件，只有中國 軍民可以利用季風前往釣魚島，從事航行、避風、在附近海域捕魚、在島上采集等經濟性開發利用活動。在1895年前長達5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一直在平穩地 行使這些權利。
提到釣魚島，就不得不提及琉球國。琉球原是明、清兩朝的藩屬國，向明、清朝貢，明、清兩朝均派遣使臣對琉球諸王進行册封。釣魚島位於前往琉球必經的航 路上，册封使臣前往册封琉球諸王，均以這些島嶼為航海標誌，所記《使琉球錄》等官方文書，詳細記載了前往琉球途經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的航海經歷，反覆 確認了中琉邊界，史實說明釣魚島不屬於琉球的範圍。中國的史籍和官方文件均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開發和利用釣魚島。根據當時的國際法，發現即先占，先占 即意味著取得領土主權。因此，中國通過先占取得了釣魚島的主權。
中國政府有效統治和管理釣魚島，鞏固了主權。歷代中國政府都將釣魚島列入疆域之內，採取開發、利用和管理行政措施，行使主權，進行有效統治。1171 年（南宋乾道七年），鎮守福建的將領汪大猷在澎湖建立軍營，遣將分屯各島，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在軍事上隸屬澎湖統轄，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晉江 管理。明、清兩朝均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列入疆土版圖，劃為海防管轄範圍之內。1562年（明朝）《籌海圖編》、1863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統輿圖》 均有清晰規定和標示。史實說明，中國政府通過多種形式管理釣魚島，有效行使和鞏固了對釣魚島的主權。
二、日本關於釣魚島主權的依據不成立
日本關於釣魚島主權的所謂法理依據主要有二：一是所謂無主地先占，二是所謂時效取得。此二者皆不足以立論。
國際法上先占的“客體只限於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土地”。這種無主地，乃是未經其他國家占領或其他國家放棄的土地。事實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從明朝時起 便由中國政府作為海上防區確立了統治權，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儘管這些島嶼因環境險惡，無人定居，只有漁民季節性居住，但無人島並非無主島。釣魚島不是無主 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朝野對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檔案以及官員的公文、信件，皆記載和證明了這一點。如，當時的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在給內務卿山縣有 朋的答覆，明確言及這些島嶼已被清國命名，日本政府的覬覦之心“已屢遭清政府之警示” 。釣魚島既不是無主地，日本對釣魚島也不存在什麼“先占”。“不法 行為不產生合法權利”是基本的國際法原則，日本的所謂“先占”是惡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產生國際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
日本的另一依據是所謂“長期連續的有效治理”，通過所謂“時效”取得對釣魚島的主權。
國際法上所謂領土的“時效取得”，一直是極具爭議的問題。反對論者完全否認時效作為一種領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認為這種說法“徒然供擴張主義的國家利 用作霸占別國領土的法律論據。” 肯定論者則將時效認作一種領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夠長的一個時期內對於一塊土地連續地和不受干擾地行使主權，以致在歷 史發展的影響下造成一種一般信念，認為事務現狀是符合國際秩序的，因而取得該土地的主權。” 國際司法實踐從未明確肯定過“時效”是一種獨立的領土取得方 式。至於“足夠長的一個時期”究竟有多長，國際法並無50年或100年的定論。
姑且不論“時效取得”的合法性，僅就其關鍵要素而言，不論中國中央政府還是台灣地方當局，在中國擁有釣魚島主權和反對日本竊取釣魚島的問題上，長期以 來都是非常堅定、明確和一致的。對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設置燈塔、日本政府將燈塔“收歸國有”和從所謂釣魚島土地民間擁有者手中有償“租借”，以及日本政 府向聯合國提交標注有釣魚島領海基線的海圖等官方行為和官方支持的民間活動，都進行了抗議，特別是外交抗議。日本對釣魚島的侵占，不論時間的長短，都不能 取得合法的權利。
+
三、日美協定不能賦予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了日本的領土範圍。1943年12月中、美、英《開羅宣 言》規定，三國的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的一切島嶼，務使日本將所竊取於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日本以武 力或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不僅再次確認《開羅宣言》的上述規定必將實施，更將日本的主權“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 內。” 1946年1月29日，《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明確規定了日本版圖的範圍，即“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 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確定的日本領土範圍是明確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島。
1951年9月8日，日美將對日作戰戰勝國的中國和蘇聯排除在外，私下達成《舊金山和約》，將北緯29°以南的南西群島（包括琉球群島及大東群島）等 交由美國托管。1953年12月25日，美國琉球民政府發布的《琉球列島的地理的境界》（第27號布告），將當時美國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轄的區域定為包括北 緯24°、東經122°區域內各島、小島、環形礁、岩礁及領海。這份布告所確定的範圍將中國領土釣魚島挾帶其中。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訂“歸還沖 繩協定”時，這些島嶼也被劃入“歸還區域”。日本政府據此主張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
1971年12月30日，中國外交部的聲明指出：“美日兩國在‘歸還’沖繩協定中，把我國釣魚島等島嶼列入‘歸還區域’，完全是非法的，這絲毫不能改 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釣魚島等島嶼的領土主權”。美國政府也表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主權的主張。美國既不能給 日本增加在它們將這些島嶼行政權移交給我們之前所擁有的法律權利，也不能因為歸還給日本行政權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權利。……對此等島嶼的任何爭議的要求均 為當事者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國政府發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國既不承認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對釣魚列島的主權主張。”
對於美日之間私下簽署的沒有中國人民和中國合法政府參加的所謂《舊金山和約》，中國政府在1951年9月8日發表的聲明中就已指出其非法性。據此產生 的“托管”和“歸還”，將釣魚島裹挾其中，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也成為中日領土之爭的根源。《舊金山和約》及其他相關規定，無權涉及和決定中國領土的歸 屬問題，不能產生將釣魚島主權授予日本的法律後果。
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美國所謂從日本取得對釣魚島的行政權，以及將釣魚島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都是不能成立的。日本據此主張對釣魚島的主權也是沒有國際法效力的。
四、結語
日本的領土範圍本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通過《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確定，但“二戰”以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停止動作。先是毀掉島上的 中國標記，再對諸島重新命名，在島上修建機場等設施。近年來，更以所謂“民間行為”為先導，企圖造成一種“實際控制”的既成事實，再以“租借”、“接管” 等所謂“政府行為”，漸進式鋪墊占據釣魚島的法律基礎，以期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但是，鑒於日本對釣魚島主權主張和侵占行為的非法性，日本一系列精心 設計的所謂“政府行為”，既無合法依據，也不構成國家權利的行使，自始即無法律效力，今後也不能產生法律效力。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在此航行、漁獵、開發、生產，中國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種主權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 據。199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的“領土條款”，明確規定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重申了釣魚島等島嶼屬於中國領土的法律屬性。 2009年，中國海監執法船開赴釣魚島，既是依法行使對中國領土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巡航執法，也是中國行使對釣魚島主權的具體體現。（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賈宇 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釣魚島位於東海海域，在福建省的正東，台灣省的東北，是我國最東端的島嶼。釣魚島距中國福建省東山島約190海里，距台灣省基隆市東北約90海里，距 琉球群島的與那國島約78海里。釣魚島指的是一組島嶼，除主島釣魚島外，還有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飛瀨（岩礁瀨）等島 礁，散布在東經123°20′—124°45′，北緯25°44′—26°00′的海域中，陸地面積共計6.5平方公里。釣魚島周邊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自 古以來就是中國閩台漁民的重要漁場。人所共知的“埃默裡報告”認為，東海陸架盆地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
一、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中國最早發現、開發釣魚島，通過先占取得主權。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民進行捕魚、采藥、避風、休息等活動的場所。至晚到明代就已經被 中國人民發現、利用和命名。《更路簿》、《順風相送》等中國古籍完整記載了中國漁民在此海域的航線。限於當時的海況等自然條件和造船等技術條件，只有中國 軍民可以利用季風前往釣魚島，從事航行、避風、在附近海域捕魚、在島上采集等經濟性開發利用活動。在1895年前長達5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一直在平穩地 行使這些權利。
提到釣魚島，就不得不提及琉球國。琉球原是明、清兩朝的藩屬國，向明、清朝貢，明、清兩朝均派遣使臣對琉球諸王進行册封。釣魚島位於前往琉球必經的航 路上，册封使臣前往册封琉球諸王，均以這些島嶼為航海標誌，所記《使琉球錄》等官方文書，詳細記載了前往琉球途經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的航海經歷，反覆 確認了中琉邊界，史實說明釣魚島不屬於琉球的範圍。中國的史籍和官方文件均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開發和利用釣魚島。根據當時的國際法，發現即先占，先占 即意味著取得領土主權。因此，中國通過先占取得了釣魚島的主權。
中國政府有效統治和管理釣魚島，鞏固了主權。歷代中國政府都將釣魚島列入疆域之內，採取開發、利用和管理行政措施，行使主權，進行有效統治。1171 年（南宋乾道七年），鎮守福建的將領汪大猷在澎湖建立軍營，遣將分屯各島，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在軍事上隸屬澎湖統轄，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晉江 管理。明、清兩朝均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列入疆土版圖，劃為海防管轄範圍之內。1562年（明朝）《籌海圖編》、1863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統輿圖》 均有清晰規定和標示。史實說明，中國政府通過多種形式管理釣魚島，有效行使和鞏固了對釣魚島的主權。
二、日本關於釣魚島主權的依據不成立
日本關於釣魚島主權的所謂法理依據主要有二：一是所謂無主地先占，二是所謂時效取得。此二者皆不足以立論。
國際法上先占的“客體只限於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土地”。這種無主地，乃是未經其他國家占領或其他國家放棄的土地。事實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從明朝時起 便由中國政府作為海上防區確立了統治權，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儘管這些島嶼因環境險惡，無人定居，只有漁民季節性居住，但無人島並非無主島。釣魚島不是無主 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朝野對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檔案以及官員的公文、信件，皆記載和證明了這一點。如，當時的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在給內務卿山縣有 朋的答覆，明確言及這些島嶼已被清國命名，日本政府的覬覦之心“已屢遭清政府之警示” 。釣魚島既不是無主地，日本對釣魚島也不存在什麼“先占”。“不法 行為不產生合法權利”是基本的國際法原則，日本的所謂“先占”是惡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產生國際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
日本的另一依據是所謂“長期連續的有效治理”，通過所謂“時效”取得對釣魚島的主權。
國際法上所謂領土的“時效取得”，一直是極具爭議的問題。反對論者完全否認時效作為一種領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認為這種說法“徒然供擴張主義的國家利 用作霸占別國領土的法律論據。” 肯定論者則將時效認作一種領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夠長的一個時期內對於一塊土地連續地和不受干擾地行使主權，以致在歷 史發展的影響下造成一種一般信念，認為事務現狀是符合國際秩序的，因而取得該土地的主權。” 國際司法實踐從未明確肯定過“時效”是一種獨立的領土取得方 式。至於“足夠長的一個時期”究竟有多長，國際法並無50年或100年的定論。
姑且不論“時效取得”的合法性，僅就其關鍵要素而言，不論中國中央政府還是台灣地方當局，在中國擁有釣魚島主權和反對日本竊取釣魚島的問題上，長期以 來都是非常堅定、明確和一致的。對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設置燈塔、日本政府將燈塔“收歸國有”和從所謂釣魚島土地民間擁有者手中有償“租借”，以及日本政 府向聯合國提交標注有釣魚島領海基線的海圖等官方行為和官方支持的民間活動，都進行了抗議，特別是外交抗議。日本對釣魚島的侵占，不論時間的長短，都不能 取得合法的權利。
+
三、日美協定不能賦予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了日本的領土範圍。1943年12月中、美、英《開羅宣 言》規定，三國的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的一切島嶼，務使日本將所竊取於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日本以武 力或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不僅再次確認《開羅宣言》的上述規定必將實施，更將日本的主權“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 內。” 1946年1月29日，《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明確規定了日本版圖的範圍，即“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 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確定的日本領土範圍是明確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島。
1951年9月8日，日美將對日作戰戰勝國的中國和蘇聯排除在外，私下達成《舊金山和約》，將北緯29°以南的南西群島（包括琉球群島及大東群島）等 交由美國托管。1953年12月25日，美國琉球民政府發布的《琉球列島的地理的境界》（第27號布告），將當時美國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轄的區域定為包括北 緯24°、東經122°區域內各島、小島、環形礁、岩礁及領海。這份布告所確定的範圍將中國領土釣魚島挾帶其中。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訂“歸還沖 繩協定”時，這些島嶼也被劃入“歸還區域”。日本政府據此主張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
1971年12月30日，中國外交部的聲明指出：“美日兩國在‘歸還’沖繩協定中，把我國釣魚島等島嶼列入‘歸還區域’，完全是非法的，這絲毫不能改 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釣魚島等島嶼的領土主權”。美國政府也表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主權的主張。美國既不能給 日本增加在它們將這些島嶼行政權移交給我們之前所擁有的法律權利，也不能因為歸還給日本行政權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權利。……對此等島嶼的任何爭議的要求均 為當事者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國政府發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國既不承認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對釣魚列島的主權主張。”
對於美日之間私下簽署的沒有中國人民和中國合法政府參加的所謂《舊金山和約》，中國政府在1951年9月8日發表的聲明中就已指出其非法性。據此產生 的“托管”和“歸還”，將釣魚島裹挾其中，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也成為中日領土之爭的根源。《舊金山和約》及其他相關規定，無權涉及和決定中國領土的歸 屬問題，不能產生將釣魚島主權授予日本的法律後果。
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美國所謂從日本取得對釣魚島的行政權，以及將釣魚島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都是不能成立的。日本據此主張對釣魚島的主權也是沒有國際法效力的。
四、結語
日本的領土範圍本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通過《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確定，但“二戰”以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停止動作。先是毀掉島上的 中國標記，再對諸島重新命名，在島上修建機場等設施。近年來，更以所謂“民間行為”為先導，企圖造成一種“實際控制”的既成事實，再以“租借”、“接管” 等所謂“政府行為”，漸進式鋪墊占據釣魚島的法律基礎，以期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但是，鑒於日本對釣魚島主權主張和侵占行為的非法性，日本一系列精心 設計的所謂“政府行為”，既無合法依據，也不構成國家權利的行使，自始即無法律效力，今後也不能產生法律效力。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在此航行、漁獵、開發、生產，中國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種主權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 據。199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的“領土條款”，明確規定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重申了釣魚島等島嶼屬於中國領土的法律屬性。 2009年，中國海監執法船開赴釣魚島，既是依法行使對中國領土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巡航執法，也是中國行使對釣魚島主權的具體體現。（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賈宇 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2010年9月27日星期一
“逢華必反”讓西方輿論迷失
西方原本是個模糊的概念，但在中國面前，它有時像鐵幕一樣清晰。它不斷對中國說：你錯了。說這些話時，正值中國經歷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與西方的交往達到了西方內部也罕見的密集。
最近的一例是，中日發生撞船危機，日本抓了中國的人，最終又放了。國際衝突中，抓人者通常是別人很難幫著說話的一方，放人是遲早的事，但因為這次吃虧的是中國，西方輿論就像公牛看見了一塊紅布，沖著中國就撞過來。“中國強硬論”這幾天大行其道。
中國崛起的預示或許太嚴重了，它在擾亂西方輿論的理性。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失去了求真的興趣，而充斥了道德判斷。由於中國是“不好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這種跟小孩子“過家家”差不多的邏輯，正越來越成為西方主流媒體報導中國的出發點。
西方原本不是這樣的，從上世紀80年代就風行中國的歐洲啟蒙主義著作，以及一次次現代思想的撞擊，都告訴我們西方曾有多麼豐富多元的思想世界。但“不喜歡中國”把西方搞成了大一統，任何西方國家與中國發生摩擦，歐美主流媒體立刻像眾多機器人受到中控一樣，擺出一手叉腰一手指著中國鼻子的同一個姿勢。
中國沒那麼好，現在中國人自己罵自己，罵得也很來勁。但龐大的、多元的西方突然間喜歡搭著肩膀大合唱，只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國真的“壞透了”，使“那麼好”的西方像傻子一樣只會重複罵中國同一句話。二是西方走火入魔，背叛了他們不斷向發展中國家傳佈的理性。
不得不說的事實是，中國社會在一天天變好，而不是一天天變壞。最近20多年，中國沒在與周邊國家的爭執中放一槍，沒用武力威脅任何小國。中國還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公開宣佈要“和平”崛起的大國。西方不信，中國不能敲著他們的腦袋讓他們信。
西方統治世界的時間太久了，意志開始變得脆弱，心胸也狹小了，他們變得不願意經受任何競爭和挑戰。中國崛起投下的陰影因此越來越長，很多人不想著自己如何站得更高些，承受陽光，而是在陰影裏詛咒中國帶來的寒冷。
過多少年回頭看，西方最可笑的一幕很可能就是對中國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在達賴問題上，西方高度一致；指責中國強硬，它們同樣高度一致。這些一致已經成了西方主流媒體的“逢中國必反”，西方“統一的價值現”抹掉了亞洲大陸極其複雜的是是非非，出現“一根筋”的僵硬，這使西方在亞洲的表現有時就像是鴕鳥：他們只想印證自己的價值觀，卻拒絕看到他們不想看的東西。
西方不應衰落，首先他們的心胸不應衰落。他們應有能力全方位審視中國，包括站在中國人的位置上理解中國人的思想。期待西方能有這樣的彈性和克服力。
最近的一例是，中日發生撞船危機，日本抓了中國的人，最終又放了。國際衝突中，抓人者通常是別人很難幫著說話的一方，放人是遲早的事，但因為這次吃虧的是中國，西方輿論就像公牛看見了一塊紅布，沖著中國就撞過來。“中國強硬論”這幾天大行其道。
中國崛起的預示或許太嚴重了，它在擾亂西方輿論的理性。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失去了求真的興趣，而充斥了道德判斷。由於中國是“不好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這種跟小孩子“過家家”差不多的邏輯，正越來越成為西方主流媒體報導中國的出發點。
西方原本不是這樣的，從上世紀80年代就風行中國的歐洲啟蒙主義著作，以及一次次現代思想的撞擊，都告訴我們西方曾有多麼豐富多元的思想世界。但“不喜歡中國”把西方搞成了大一統，任何西方國家與中國發生摩擦，歐美主流媒體立刻像眾多機器人受到中控一樣，擺出一手叉腰一手指著中國鼻子的同一個姿勢。
中國沒那麼好，現在中國人自己罵自己，罵得也很來勁。但龐大的、多元的西方突然間喜歡搭著肩膀大合唱，只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國真的“壞透了”，使“那麼好”的西方像傻子一樣只會重複罵中國同一句話。二是西方走火入魔，背叛了他們不斷向發展中國家傳佈的理性。
不得不說的事實是，中國社會在一天天變好，而不是一天天變壞。最近20多年，中國沒在與周邊國家的爭執中放一槍，沒用武力威脅任何小國。中國還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公開宣佈要“和平”崛起的大國。西方不信，中國不能敲著他們的腦袋讓他們信。
西方統治世界的時間太久了，意志開始變得脆弱，心胸也狹小了，他們變得不願意經受任何競爭和挑戰。中國崛起投下的陰影因此越來越長，很多人不想著自己如何站得更高些，承受陽光，而是在陰影裏詛咒中國帶來的寒冷。
過多少年回頭看，西方最可笑的一幕很可能就是對中國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在達賴問題上，西方高度一致；指責中國強硬，它們同樣高度一致。這些一致已經成了西方主流媒體的“逢中國必反”，西方“統一的價值現”抹掉了亞洲大陸極其複雜的是是非非，出現“一根筋”的僵硬，這使西方在亞洲的表現有時就像是鴕鳥：他們只想印證自己的價值觀，卻拒絕看到他們不想看的東西。
西方不應衰落，首先他們的心胸不應衰落。他們應有能力全方位審視中國，包括站在中國人的位置上理解中國人的思想。期待西方能有這樣的彈性和克服力。
中國共產黨為何經久不衰”的感觸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何研究都會很快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一個製造了慘劇——上世紀60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1958年至1960年期間人為造成饑荒——的政黨為何仍然能夠掌權，而且沒有受到任何嚴重的威脅？第二個問題是，當今中國似乎更加接近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追逐殘酷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平等主義夢想，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仍自稱“共產黨”呢？
其實，很多國外學者甚至國內學者沒有把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發展的歷史中所產生的所有綜合因素很好的結合起來，尤其是中國特立獨行的信仰觀念。
首先，該文提出了2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的感觸是，當國外的大部分人通過他們國家的媒體，還有曾經經歷過文革並移民到國外的華僑口中瞭解到中國文革的狀態後，第一感覺一定是，中國真是個瘋狂的過度，他們在做什麼？然後想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政府， 一定被全民所憎恨。於是問題就出現：為什麼至今該黨仍然執政？且沒有嚴重的國內威脅？原文中這是一個問題，我把他分為兩個，一是為什麼該黨仍然執政？我也 說不清楚，但是，當戰亂才過去短短20年，民眾需要時間來休養生息，而且，起碼在當時，共產黨雖然有錯誤的決策，但仍不失為民眾所需要和信任的政黨，某些 錯誤的，但並不是為私利的決策，並不比那些好的，但是目的是滿足私利的決策更壞。如此而已。二是為什麼共產黨沒有在國內收到眼中的威脅？這裏原文沒有國內 二字，但是我認為這比較合適，因為除了國內，國外對我國政黨威脅依然很大。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冷戰思維的延續，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共產主義視若猛虎，這個原因也不必細說了，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這裏只談為何沒有在國內收到嚴重的威脅，這裏我不知道他們所指的威 脅來自什麼方面，其實，我認為嚴重的威脅還是有的，不是來自于國民，而是來自於內部，黨的內部，近年來，隨著經濟改 革大潮富裕了越來越多的人群，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群承受著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於是分歧就出現了，社會所帶來的壓力空前的巨大，這些壓力隱藏在黨內，這也算是一黨執政的一個好（壞）處。作為唯一的執政黨，每一個決策都決定著民眾對於該党的信任與否，這些壓力在那些四、五年一換的政黨內部，可能永遠也體會不 到。所以，小心駛得萬年船。
第二個問題，感觸又來了，他們的意思是：這個帶領國家走著資本主義路線的政黨，為何還敢稱自己為共產黨？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了，因為一個屬鴨，一個屬雞，生活環 境不一樣，成長方式不一樣，唯一有所相同的就是，都是從蛋裏孵出來的。有句話叫雞同鴨講，意思大家也明白。不過，還好，人類畢竟還是自稱的高智商動物，有 語言，能翻譯，雖然說外語的對方就算看翻譯後的話也不一定明白你的意思，總比真的雞同鴨講好多了。這裏要說的是，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少信仰的國度，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大家族到區域族，從區域族到姓氏族……總之，中國人在面對不同的對手（事件）的時候，很會將自己應該所處的群體給一個完美的定位。而對於國人來說，老外就相對死板多了，教條主義，凡事循規蹈矩（當然了，也有很多時候不這樣，不然他們怎麼欺負我們？）。從政黨的形成看，應該說政黨屬於宗教的延伸形態，人類最早從宗教信仰中獲得一些能力（當然不是超能力，是自我 安慰的能力），當科學的發展將很多宗教信仰的禁錮打破後，宗教就沒有最早的那種控制人群的力量了，那怎麼辦？那就找一群對理想信念相同的人出來，組建一個 叫做政黨的群體，這個群體脫離了宗教的玄幻色彩，以各種理論上成立的教條來代替宗教掌控社會。於是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因為其一神宗教的影響，爆發戰爭，最終形成了在他們社會中幾種來源於不同宗教下的政黨更替，打仗不是好事，長期打仗更不可能，怎麼辦？那就輪流坐莊好了。好吧，在某些社會實踐家和宗教派別控制下的政黨就披上“民主”的外套開始了人類發展史上最大的忽悠了，起碼忽悠了世界三 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了不起的實驗。中國沒有辦法，從未斷續過的文明，和更替交換的朝代，造就了一神宗教沒有辦法立足的社會，中國的神很多，大家只看傳說， 從傳說中尋找自己的身影，不會從傳說中安排自己的命運，無論是陳勝吳廣揭竿起義還是草鞋匠劉備三分天下，中國人向來只寄希望於自己，為了生活，為了生活的更好，中國人不會去信仰同一個神，今天是如來佛日，那我信如來好了，明天是玉帝日，那我明天信玉帝好了，只要能讓我的生活更好，精神更滿足，那我可以每天換一種信仰。於是，當舶來品“共產主義”到中國，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在國人眼中是沒有沒什麼特別的，所以，當他們詫異的時候，這個特色社會主義，就突然一下走到了他們理解範圍的圈外。
PS：一個題外話，雖然說中國不會去信仰一神宗教，但是中國人絕對信仰民族文化和國家概念，無論是誰當執政黨，對於領土完整，民族和諧的大信仰，卻是永遠的。
其實，很多國外學者甚至國內學者沒有把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發展的歷史中所產生的所有綜合因素很好的結合起來，尤其是中國特立獨行的信仰觀念。
首先，該文提出了2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的感觸是，當國外的大部分人通過他們國家的媒體，還有曾經經歷過文革並移民到國外的華僑口中瞭解到中國文革的狀態後，第一感覺一定是，中國真是個瘋狂的過度，他們在做什麼？然後想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政府， 一定被全民所憎恨。於是問題就出現：為什麼至今該黨仍然執政？且沒有嚴重的國內威脅？原文中這是一個問題，我把他分為兩個，一是為什麼該黨仍然執政？我也 說不清楚，但是，當戰亂才過去短短20年，民眾需要時間來休養生息，而且，起碼在當時，共產黨雖然有錯誤的決策，但仍不失為民眾所需要和信任的政黨，某些 錯誤的，但並不是為私利的決策，並不比那些好的，但是目的是滿足私利的決策更壞。如此而已。二是為什麼共產黨沒有在國內收到眼中的威脅？這裏原文沒有國內 二字，但是我認為這比較合適，因為除了國內，國外對我國政黨威脅依然很大。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冷戰思維的延續，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共產主義視若猛虎，這個原因也不必細說了，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這裏只談為何沒有在國內收到嚴重的威脅，這裏我不知道他們所指的威 脅來自什麼方面，其實，我認為嚴重的威脅還是有的，不是來自于國民，而是來自於內部，黨的內部，近年來，隨著經濟改 革大潮富裕了越來越多的人群，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群承受著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於是分歧就出現了，社會所帶來的壓力空前的巨大，這些壓力隱藏在黨內，這也算是一黨執政的一個好（壞）處。作為唯一的執政黨，每一個決策都決定著民眾對於該党的信任與否，這些壓力在那些四、五年一換的政黨內部，可能永遠也體會不 到。所以，小心駛得萬年船。
第二個問題，感觸又來了，他們的意思是：這個帶領國家走著資本主義路線的政黨，為何還敢稱自己為共產黨？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了，因為一個屬鴨，一個屬雞，生活環 境不一樣，成長方式不一樣，唯一有所相同的就是，都是從蛋裏孵出來的。有句話叫雞同鴨講，意思大家也明白。不過，還好，人類畢竟還是自稱的高智商動物，有 語言，能翻譯，雖然說外語的對方就算看翻譯後的話也不一定明白你的意思，總比真的雞同鴨講好多了。這裏要說的是，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少信仰的國度，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大家族到區域族，從區域族到姓氏族……總之，中國人在面對不同的對手（事件）的時候，很會將自己應該所處的群體給一個完美的定位。而對於國人來說，老外就相對死板多了，教條主義，凡事循規蹈矩（當然了，也有很多時候不這樣，不然他們怎麼欺負我們？）。從政黨的形成看，應該說政黨屬於宗教的延伸形態，人類最早從宗教信仰中獲得一些能力（當然不是超能力，是自我 安慰的能力），當科學的發展將很多宗教信仰的禁錮打破後，宗教就沒有最早的那種控制人群的力量了，那怎麼辦？那就找一群對理想信念相同的人出來，組建一個 叫做政黨的群體，這個群體脫離了宗教的玄幻色彩，以各種理論上成立的教條來代替宗教掌控社會。於是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因為其一神宗教的影響，爆發戰爭，最終形成了在他們社會中幾種來源於不同宗教下的政黨更替，打仗不是好事，長期打仗更不可能，怎麼辦？那就輪流坐莊好了。好吧，在某些社會實踐家和宗教派別控制下的政黨就披上“民主”的外套開始了人類發展史上最大的忽悠了，起碼忽悠了世界三 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了不起的實驗。中國沒有辦法，從未斷續過的文明，和更替交換的朝代，造就了一神宗教沒有辦法立足的社會，中國的神很多，大家只看傳說， 從傳說中尋找自己的身影，不會從傳說中安排自己的命運，無論是陳勝吳廣揭竿起義還是草鞋匠劉備三分天下，中國人向來只寄希望於自己，為了生活，為了生活的更好，中國人不會去信仰同一個神，今天是如來佛日，那我信如來好了，明天是玉帝日，那我明天信玉帝好了，只要能讓我的生活更好，精神更滿足，那我可以每天換一種信仰。於是，當舶來品“共產主義”到中國，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在國人眼中是沒有沒什麼特別的，所以，當他們詫異的時候，這個特色社會主義，就突然一下走到了他們理解範圍的圈外。
PS：一個題外話，雖然說中國不會去信仰一神宗教，但是中國人絕對信仰民族文化和國家概念，無論是誰當執政黨，對於領土完整，民族和諧的大信仰，卻是永遠的。
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
作者：《環球財經》副社長 彭曉光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學術界都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本文僅是一家之言，謹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之所以判斷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是基於一，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二，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物件，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
這個鎖定，標誌著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 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僅僅在幾年 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後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 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可能發生的進程是嚴重缺乏心理準備的；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 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複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 “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 2/3以上，由於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弱。）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願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
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願，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係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聖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著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品質），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意味著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
但是，中美關係的質變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衝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
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 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
極端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係重蹈上世紀英德關係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願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
按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史達林、毛澤東三 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巴契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唯一沒 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森訪華），而後來的幾代中國 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戰略，與此相反，德國、蘇聯後來的失敗，恰恰是俾斯麥、史達林的繼任者背棄了他們的成功戰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國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並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係。
三步曲：英語民族與法德蘇日的博弈
一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
除了對拿破崙法國和二戰後蘇聯的鎖定幾乎毫無懸念外，英語民族其他幾次鎖定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與反復，因為錯誤的鎖定對其霸權而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
一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一戰前，英國擁有世界霸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法國、沙俄同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爭奪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國在工業、海軍和 殖民地爭奪方面也表現的咄咄逼人。最終，英國鎖定了德國，但有一個事件可以證明英國選擇的猶豫反復和艱難：僅僅在一戰爆發前十年，英國還支持日本打敗了 （十年後一戰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國在戰爭中則支持沙俄，德皇差點利用日俄戰爭，通過“畢由克條約”把沙俄拉進自己人的陣營。
二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這次英國面臨的是更為艱難的選擇，美國、蘇聯兩個“幕後”大國實力強大，英日同盟早已解體，張伯倫長期對德國綏靖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在歐洲同德國迎頭相撞，兩敗俱傷，不僅可能使蘇聯紅軍“席捲歐洲”，還可能導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終，英國再次鎖定了德國，並在戰爭中賠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權。
冷戰後美國對“頭號挑戰者”的鎖定：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中國雖然是美國急於“和平演變”的頭號目標，但消化擁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 迎接日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阻止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坐大，使得美國根本無力將目標專注於中國，布希——切尼在2000年大選中猛烈攻擊克林頓給了中國太多的 發展機會，但他們上臺不久，就爆發了911事件，他們設想通過戰爭控制中東、中亞，加強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博弈籌碼，但結果卻是把美國引入了泥潭。
二 組建全球包圍同盟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後，英語民族立刻就啟動組建全球包圍同盟的程式，不惜出讓重大利益，拉攏過去和未來（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對手，這包括聯合德（普）俄組建反法同盟，聯合法俄、法蘇組建反德同盟，二戰後聯合德日組建反蘇同盟等。
顯然，不組建包圍同盟，自己同“頭號挑戰者”迎頭相撞，就不僅必然給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權的機會，甚至自己還有被“頭號挑戰者”打敗的危險，多次成功組建包圍同盟，證明了英語民族是國際政治舞臺上高明的組織者。
三 推動“同盟者”首先走向對抗戰場
僅僅組建包圍同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盟條約可以在一夜之間作廢，英語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緣優勢，把“隔岸觀火”的特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創造 各種條件（包括利用“頭號挑戰者”的錯誤），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對抗的戰場：打敗拿破崙大軍的主力是沙俄，一戰消耗德國陸軍主力的是法國、沙俄， 二戰打垮德國陸軍主力的是蘇聯紅軍，冷戰如果轉化為熱戰，歐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國成為戰場……
英語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於“同盟者”走向同“頭號挑戰者”對抗的戰場，那麼自己不僅存在被打敗的危險，“隔岸觀火”的“同盟者”同樣有取代自己霸權的可能。
四 法德蘇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確實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全球性霸權，但這不是因為什麼“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而是因為法德蘇日都先後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拿破崙在打敗奧地利和普魯士後，如果不入侵沙俄，那麼英法博弈的結果還是難以預料的；俾斯麥通過與沙俄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的安全奠定了穩固的基 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棄成功的“俾斯麥傳統”，那麼兩次世界大戰，即使英美聯合力量也未必能動搖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列寧史達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體 制，使蘇聯成功打敗德國納粹，成功地在同美國霸權博弈中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戈巴契夫的背叛，卻使得蘇聯不戰而敗；同法德蘇不同，日本先後兩次對美國 的軍事和經濟挑戰，都沒有單獨成功的可能。
從歷史中可以發現，在英語民族與其挑戰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決定命運的“力量支點”作用，這對直面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國而言，不無啟示作用。
四個誤區：不願承認中美關係發生質變
對美國捍衛絕對霸權信念的堅定性頑固性和極端敏感性，中國是缺乏體驗的，這就導致了若干認識誤區。
誤區一：即使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綜合國力同美國也有很大差距，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捍衛者的正常思路是這樣的：因為要分散力量面對眾多的大國，所以某個綜合國力弱於自己，但卻在經濟或軍事領域迅速趕超自己的國家，就具備成為了“頭號挑戰者”的要件，如果放任這個國家綜合國力超過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戰的問題，而是霸權轉移的問題。
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的1890年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落後於英國，倫敦城地位高於紐約，皇家海軍遠強于美國海軍，美國陸軍則完全不值一提，美國的科學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歐洲，經濟也呈現出粗放化、山寨化、盜版化特徵，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的幅員也遠小於英國……但是，最終取代英國霸權的還是美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會千方百計阻止其他國家拷貝自己的成功經驗。
誤區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與美國為敵，永不稱霸，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中國目前的政策，確實讓美國鎖定中國更為猶豫並難以凝聚國內共識，但影響美國決定的根本點，還是基本的國力對比變動趨勢。
而且，在國際關係中，“A國不把B國作為主要對手，不等於B國也不把A國作為主要對手”。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把歐洲大陸的法國、沙俄（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國結盟，但這不影響英國把德國作為“頭號挑戰者”加以打擊，因為英國認為，打敗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國將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權地位，而這是英國絕不容許的。
因為沒有清醒認識到被英國鎖定，所以背棄“俾斯麥德俄（蘇）諒解傳統”的德國，犯下了難以挽回的致命戰略錯誤。
同樣，戈巴契夫、葉利欽，也不把美國當做對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以金融戰、北約東擴等一系列手段，幾乎把俄羅斯逼近死角。
誤區三：中美有緊密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又共同面對眾多全球性挑戰，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國家當然對具體的合作利益和解決國際問題高度關注，但捍衛霸權的本能，決定了其更關注其他大國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對比。
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就在於，雖然美國是雙邊關係設定議題的主動一方，但和平發展的中國卻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主動一方，對此我們中國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國人卻並不缺乏敏感。
一戰前英國鎖定德國時，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對法國而結成的歷史傳統友誼，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爾曼同宗，英國的漢諾威王 室來自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英德兩國還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所以，當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向德國宣戰時，德國 上下對此感到無比震驚，痛駡英國是“向親兄弟背後捅刀子的忘恩負義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表現是多麼的幼稚）。
今天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紐帶，恐怕還不能說超過了當年的德英兩國。
誤區四：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皈依”美國，可以阻止美國對中國的鎖定。
如此膚淺的觀點，除了極少數自由派之外，中國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
還有少數人販賣西方的所謂“民主國 家間不相互打仗”的理論，我們以英美關係為例，兩國算得上同文同種，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者眼中，兩國是漸進式自由民主的典範），共同的法系，可美 國獨立戰爭後很快就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並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艦隊）。一戰前的英日 同盟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構成了阻礙，美國軍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對英作戰計畫……
假如不是德國在歐洲心臟地區的迅速崛起，很難想像後來英國會如此“寬容”地對待美國的發展。當然，歷史是沒有假設的。
二戰後，西方世界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戰爭，核武器和反蘇是重要原因，但美國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霸權則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幾乎所有大國都成了美國盟友——當然，按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那無非是“僕從”、“附庸”的代名詞而已。
九個緊迫課題：直面升級的中美博弈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後，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將大大升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雖然美國把美中關係比作英德關係，但除非取得顛覆性軍事技 術突破，美國總體上還是指望像對付蘇聯、日本那樣靠意識形態戰爭和貨幣戰爭擊敗中國，同時美國不會放棄推動其他力量中心走向與中國對抗衝突的第一線，由於 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經濟戰，升級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發生在兩國經濟合作更加深入的情況下，從而給博弈帶來極大的複雜性。
地緣政治軍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羅斯：極而言之，即使美國向俄羅斯做出巨大利益讓步，將俄羅斯納入反華包圍同盟中，美國也根本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先於美國走向同中國的正面對抗。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極大制衡。
歐元區：歐元區在低碳新能源領域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最大，與美國合作針對人民幣進行匯率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為歐元也是美元的攻擊 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激烈的對抗，那麼不管歐元區（德法等大國）如何表態，如何採取象徵性動作，地緣優勢地位決定了歐元區有資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 火”，這也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制約。
印度：一方面，美國西方希望印度的發展能強於中國，否則印度作為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將給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說教帶來很大的難堪（國內某些自 由派學者不顧基本事實，硬要論證印度的發展強於中國，這使他們成了公眾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讓印度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個中國，美國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實將 更難以承受。
美國英國的某些勢力，象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印度走向對抗中國的前線：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對抗，甚至局部戰爭，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箭雙雕的最佳戰略。
同中國競爭是一回事，同中國全面對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損失要遠大於中國），印度以其特有的誇大其辭攻擊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美國西方索要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權益方面依然會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但是，在中美對抗中，主動或被動支援美軍是一回事，在美國居於幕後“隔岸觀火”的情況下，走上同核大國、自己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全面對抗的第一線，對日本而言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對日本而言意味著戰略自殺。
當然，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還將更為擴大和深入，但鳩山內閣的命運讓中日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亞元區的建立，就基本沒有可能。
二 日益多發的周邊地緣衝突與經濟合作資本流動的關係
在金融危機和 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艱難的背景下，支持、挑動日本、韓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同中國的海洋衝突，遲滯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度廣度，阻止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甚至製造 東亞局部激烈的對抗衝突事件，引導亞洲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對美國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戰略選擇，美國“重返亞洲”，美軍提出的“空海一體”作戰理論，都 是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對中國而言，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緊迫課題。
三 美軍可能的顛覆性技術突破
美軍在太空、反導、動能定向能、機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網路資訊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將打破美國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平衡，使美國獲得強行改變國際和平格局的有力籌碼。對此，中國需要高度警惕並力爭在最尖端的軍事技術領域迎頭追趕。
意識形態傳媒
四 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近衛軍：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聖同盟，有著強烈的稱霸世界的宗教天命（當然，他們同盟內部也存在著毫無調和餘地的“終極信仰衝突”），這就需要中華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同樣展現強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加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深深刻在了我們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靈魂深處，即使偶爾被商業社會的慣例所遮掩，在重大命運關頭，這個強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會自動展現出來，對此我們有著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認為，因為沒有西方（基督教）宗教傳統，所以中華文明現在處於“信仰缺失”狀態，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對信仰和宗教的無知（控制美國傳媒的猶太民族顯然更不會同意自由派文人們的這個觀點）。
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終極信仰衝突”的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包容的“天下主義”精神信仰，對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五 “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
通過意識形態傳媒戰爭，象擊敗蘇聯一樣擊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這決定了未來中美博弈，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突出重要地位。
與此同時，全球化、網路化時代，世界各國的輿情都呈現出了“習慣性批判”的特點，這使得全球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對各國而言都更加複雜而難以駕馭。中國的網路輿情“習慣性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痛恨腐敗，二是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對被少數所謂專家歪曲的“韜光養晦”嚴重不滿。對此，我們認為：
首先，從事意識形態傳媒工作的人員，自己要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這個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實資料之上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濟規模與印度接近，是蘇聯的14%，是美國的3%，中國模式60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4倍，俄羅斯的4倍，美國的35%，並可能在10～15年內超過美國，這些基本的事實應該足以讓意識形態傳媒工作者有比較充分的自信。
其次，對廣大群眾和網友們痛恨的腐敗現象，要比較及時地予以處理和回饋，中紀委將網路作為重要的反腐管道，是非常重要及時的。
第三，對中國面臨的某些“戰略困境”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眾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堅定地相信公眾和網友們的水準，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中的大多數。這對防止美國借突發事件離間中國政府和公眾的關係意義重大。
中國在經濟和地緣上的若干“戰略困境”，主要是面對美國形成的（同周邊國家的海權爭議，美國也是公開或暗中插手），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國際 力量對比而不是我們的政策決定的，英語民族和美國又是國際博弈的頂級高手，中美博弈必將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某些被動和困境是不現實 的，我們堅決反對投降主義，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險主義。相對於經濟規模超過歐洲大國和日本的“平靜”，中國經濟規模接近美國的進程將會是特別“不平靜”的， 政府和公眾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戰略困境”不是中國特有的，俄羅斯對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小國的公開挑釁，也沒有太好的應對之策，德國法國建立統一歐洲的宏圖，也時常在幾個中東歐小國 的阻撓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金融戰打擊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國牢牢控制，而且在 同俄羅斯、韓國的領土爭端中束手無策，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現在“淪落”到了美國跟班的地步，以至於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布雷爾是不是美國的哈巴 狗”，布雷爾只能以英國式的自嘲對布希說“喬治，千萬別回答是”。就是超級大國美國，迄今為止，面對遠弱於自己的朝鮮、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公開挑戰，也只能一再尋求國際間妥協的方式加以應對。各國都存在自己的“戰略困境”，這是當今國際關係格局複雜而真實的寫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戰”性質，要求對公眾坦率說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本質。“是鋒芒畢露好，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好？當然是夾著尾巴做人好”，類 似這樣的解讀不僅只能引起公眾的極大不滿，是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還缺乏邏輯常識，因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這個真正正確的 選項被遺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戰術，應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公眾愛國主義的持續攻擊。
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挖空心思攻擊中國制度和愛國主義者的言論，可以采 用一個簡單的“借力打力”戰術：把類似的事件和邏輯反用於美國、印度等所謂“民主大國”身上，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實，對中國和美印等 採取雙重標準，這樣，他們就等於是公開撕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暴露出洋奴媚外、毫無邏輯的本質。
原教旨自由主義者，作為“反面教員”，在持續催生公眾愛國主義情感，破壞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方面，發揮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貨幣金融
六 美國可能的全新金融戰武器
依靠戰勝日本經濟挑戰的貨幣金融戰模式，戰勝中國，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代價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選擇。
但是，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特點，使得美國無法照搬對日貨幣金融戰戰略戰術，這次金融危機，被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創美國西方金融體系的同時，都未能撼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富於創新精神的美國，一定會針對中國模式的特點，設計全新的金融戰武器，而對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跟蹤，也就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緊迫課題。
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與資源環境
七 中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之路的重大意義與巨大困難
轉變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中國模式解決資源環境困境，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中國人要充分認識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 工廠”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難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國西方對此的“切膚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國，歐洲在同中國的戰略對話中，都把 “自主創新”列為單獨的議題），未來10～15年，圍繞著中國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同美國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將大大升級。
中國內政
八 中國模式、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
中國一方面要堅持迄今為止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創新的精神對中國模式進行重大改進和升級，這其中，核心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模式以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
加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人民生活的有尊嚴，讓內需有效啟動，讓中國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的關鍵，也是成功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
美國內政
九 美國模式與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
被中國自由主義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質上不過是“資本控制國家”模式而已，黃光裕被判刑後，在美國一個大型網路論壇上出現了這些有趣的議論（大意）：
“什麼，如果這樣的人被判刑，那美國的一多半資本家和政客都該坐牢。”
“可惜這位中國首富生錯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國，肯定會被捧為金融天才。”
“還可能被任命為政府主管，獲得自由勳章。”
“這至少說明中國的法律敢對首富判刑，在美國，官員和法官不過是富豪的門童。”
“美國的富豪和官員們，看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唱起愛國歌曲《我自豪我是一個美國人》”
……
這種激烈情緒的背後，不僅僅折射出美國社會普通大眾與大資本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錯綜複雜的社會族群矛盾（傳統白人社會、猶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的演進，對美國模式、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對華關係的影響，是一個緊迫又容易被忽視的重大課題。
質變、博弈後的中美關係重建
中美關係再平衡的重建，將主要基於以下因素，一是中國成功頂住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及貨幣金融領域的進攻，沒有重蹈蘇聯日本的覆轍；二是由於俄羅斯、 歐元區因為地緣優勢可以“隔岸觀火”，美國升級中美博弈受到極大制約，根本不敢同中國走向全面軍事經濟對抗之路；三是由於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重蹈法國德 國的歷史覆轍，導致美國無力推動中國周邊大國直接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
隨著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接近，中美關係將可能迎來一個拐點，即美國認識到繼續升級博弈將極大損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這時中美關係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穩定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對這樣的前景，我們目前抱謹慎樂觀的期待。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學術界都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本文僅是一家之言，謹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之所以判斷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是基於一，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二，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物件，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
這個鎖定，標誌著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 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僅僅在幾年 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後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 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可能發生的進程是嚴重缺乏心理準備的；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 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複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 “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 2/3以上，由於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弱。）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願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
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願，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係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聖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著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品質），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意味著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
但是，中美關係的質變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衝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
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 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
極端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係重蹈上世紀英德關係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願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
按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史達林、毛澤東三 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巴契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唯一沒 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森訪華），而後來的幾代中國 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戰略，與此相反，德國、蘇聯後來的失敗，恰恰是俾斯麥、史達林的繼任者背棄了他們的成功戰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國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並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係。
三步曲：英語民族與法德蘇日的博弈
一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
除了對拿破崙法國和二戰後蘇聯的鎖定幾乎毫無懸念外，英語民族其他幾次鎖定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與反復，因為錯誤的鎖定對其霸權而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
一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一戰前，英國擁有世界霸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法國、沙俄同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爭奪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國在工業、海軍和 殖民地爭奪方面也表現的咄咄逼人。最終，英國鎖定了德國，但有一個事件可以證明英國選擇的猶豫反復和艱難：僅僅在一戰爆發前十年，英國還支持日本打敗了 （十年後一戰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國在戰爭中則支持沙俄，德皇差點利用日俄戰爭，通過“畢由克條約”把沙俄拉進自己人的陣營。
二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這次英國面臨的是更為艱難的選擇，美國、蘇聯兩個“幕後”大國實力強大，英日同盟早已解體，張伯倫長期對德國綏靖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在歐洲同德國迎頭相撞，兩敗俱傷，不僅可能使蘇聯紅軍“席捲歐洲”，還可能導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終，英國再次鎖定了德國，並在戰爭中賠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權。
冷戰後美國對“頭號挑戰者”的鎖定：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中國雖然是美國急於“和平演變”的頭號目標，但消化擁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 迎接日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阻止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坐大，使得美國根本無力將目標專注於中國，布希——切尼在2000年大選中猛烈攻擊克林頓給了中國太多的 發展機會，但他們上臺不久，就爆發了911事件，他們設想通過戰爭控制中東、中亞，加強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博弈籌碼，但結果卻是把美國引入了泥潭。
二 組建全球包圍同盟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後，英語民族立刻就啟動組建全球包圍同盟的程式，不惜出讓重大利益，拉攏過去和未來（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對手，這包括聯合德（普）俄組建反法同盟，聯合法俄、法蘇組建反德同盟，二戰後聯合德日組建反蘇同盟等。
顯然，不組建包圍同盟，自己同“頭號挑戰者”迎頭相撞，就不僅必然給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權的機會，甚至自己還有被“頭號挑戰者”打敗的危險，多次成功組建包圍同盟，證明了英語民族是國際政治舞臺上高明的組織者。
三 推動“同盟者”首先走向對抗戰場
僅僅組建包圍同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盟條約可以在一夜之間作廢，英語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緣優勢，把“隔岸觀火”的特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創造 各種條件（包括利用“頭號挑戰者”的錯誤），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對抗的戰場：打敗拿破崙大軍的主力是沙俄，一戰消耗德國陸軍主力的是法國、沙俄， 二戰打垮德國陸軍主力的是蘇聯紅軍，冷戰如果轉化為熱戰，歐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國成為戰場……
英語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於“同盟者”走向同“頭號挑戰者”對抗的戰場，那麼自己不僅存在被打敗的危險，“隔岸觀火”的“同盟者”同樣有取代自己霸權的可能。
四 法德蘇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確實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全球性霸權，但這不是因為什麼“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而是因為法德蘇日都先後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拿破崙在打敗奧地利和普魯士後，如果不入侵沙俄，那麼英法博弈的結果還是難以預料的；俾斯麥通過與沙俄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的安全奠定了穩固的基 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棄成功的“俾斯麥傳統”，那麼兩次世界大戰，即使英美聯合力量也未必能動搖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列寧史達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體 制，使蘇聯成功打敗德國納粹，成功地在同美國霸權博弈中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戈巴契夫的背叛，卻使得蘇聯不戰而敗；同法德蘇不同，日本先後兩次對美國 的軍事和經濟挑戰，都沒有單獨成功的可能。
從歷史中可以發現，在英語民族與其挑戰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決定命運的“力量支點”作用，這對直面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國而言，不無啟示作用。
四個誤區：不願承認中美關係發生質變
對美國捍衛絕對霸權信念的堅定性頑固性和極端敏感性，中國是缺乏體驗的，這就導致了若干認識誤區。
誤區一：即使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綜合國力同美國也有很大差距，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捍衛者的正常思路是這樣的：因為要分散力量面對眾多的大國，所以某個綜合國力弱於自己，但卻在經濟或軍事領域迅速趕超自己的國家，就具備成為了“頭號挑戰者”的要件，如果放任這個國家綜合國力超過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戰的問題，而是霸權轉移的問題。
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的1890年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落後於英國，倫敦城地位高於紐約，皇家海軍遠強于美國海軍，美國陸軍則完全不值一提，美國的科學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歐洲，經濟也呈現出粗放化、山寨化、盜版化特徵，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的幅員也遠小於英國……但是，最終取代英國霸權的還是美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會千方百計阻止其他國家拷貝自己的成功經驗。
誤區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與美國為敵，永不稱霸，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中國目前的政策，確實讓美國鎖定中國更為猶豫並難以凝聚國內共識，但影響美國決定的根本點，還是基本的國力對比變動趨勢。
而且，在國際關係中，“A國不把B國作為主要對手，不等於B國也不把A國作為主要對手”。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把歐洲大陸的法國、沙俄（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國結盟，但這不影響英國把德國作為“頭號挑戰者”加以打擊，因為英國認為，打敗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國將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權地位，而這是英國絕不容許的。
因為沒有清醒認識到被英國鎖定，所以背棄“俾斯麥德俄（蘇）諒解傳統”的德國，犯下了難以挽回的致命戰略錯誤。
同樣，戈巴契夫、葉利欽，也不把美國當做對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以金融戰、北約東擴等一系列手段，幾乎把俄羅斯逼近死角。
誤區三：中美有緊密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又共同面對眾多全球性挑戰，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國家當然對具體的合作利益和解決國際問題高度關注，但捍衛霸權的本能，決定了其更關注其他大國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對比。
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就在於，雖然美國是雙邊關係設定議題的主動一方，但和平發展的中國卻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主動一方，對此我們中國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國人卻並不缺乏敏感。
一戰前英國鎖定德國時，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對法國而結成的歷史傳統友誼，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爾曼同宗，英國的漢諾威王 室來自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英德兩國還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所以，當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向德國宣戰時，德國 上下對此感到無比震驚，痛駡英國是“向親兄弟背後捅刀子的忘恩負義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表現是多麼的幼稚）。
今天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紐帶，恐怕還不能說超過了當年的德英兩國。
誤區四：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皈依”美國，可以阻止美國對中國的鎖定。
如此膚淺的觀點，除了極少數自由派之外，中國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
還有少數人販賣西方的所謂“民主國 家間不相互打仗”的理論，我們以英美關係為例，兩國算得上同文同種，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者眼中，兩國是漸進式自由民主的典範），共同的法系，可美 國獨立戰爭後很快就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並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艦隊）。一戰前的英日 同盟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構成了阻礙，美國軍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對英作戰計畫……
假如不是德國在歐洲心臟地區的迅速崛起，很難想像後來英國會如此“寬容”地對待美國的發展。當然，歷史是沒有假設的。
二戰後，西方世界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戰爭，核武器和反蘇是重要原因，但美國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霸權則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幾乎所有大國都成了美國盟友——當然，按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那無非是“僕從”、“附庸”的代名詞而已。
九個緊迫課題：直面升級的中美博弈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後，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將大大升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雖然美國把美中關係比作英德關係，但除非取得顛覆性軍事技 術突破，美國總體上還是指望像對付蘇聯、日本那樣靠意識形態戰爭和貨幣戰爭擊敗中國，同時美國不會放棄推動其他力量中心走向與中國對抗衝突的第一線，由於 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經濟戰，升級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發生在兩國經濟合作更加深入的情況下，從而給博弈帶來極大的複雜性。
地緣政治軍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羅斯：極而言之，即使美國向俄羅斯做出巨大利益讓步，將俄羅斯納入反華包圍同盟中，美國也根本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先於美國走向同中國的正面對抗。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極大制衡。
歐元區：歐元區在低碳新能源領域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最大，與美國合作針對人民幣進行匯率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為歐元也是美元的攻擊 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激烈的對抗，那麼不管歐元區（德法等大國）如何表態，如何採取象徵性動作，地緣優勢地位決定了歐元區有資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 火”，這也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制約。
印度：一方面，美國西方希望印度的發展能強於中國，否則印度作為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將給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說教帶來很大的難堪（國內某些自 由派學者不顧基本事實，硬要論證印度的發展強於中國，這使他們成了公眾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讓印度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個中國，美國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實將 更難以承受。
美國英國的某些勢力，象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印度走向對抗中國的前線：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對抗，甚至局部戰爭，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箭雙雕的最佳戰略。
同中國競爭是一回事，同中國全面對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損失要遠大於中國），印度以其特有的誇大其辭攻擊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美國西方索要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權益方面依然會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但是，在中美對抗中，主動或被動支援美軍是一回事，在美國居於幕後“隔岸觀火”的情況下，走上同核大國、自己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全面對抗的第一線，對日本而言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對日本而言意味著戰略自殺。
當然，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還將更為擴大和深入，但鳩山內閣的命運讓中日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亞元區的建立，就基本沒有可能。
二 日益多發的周邊地緣衝突與經濟合作資本流動的關係
在金融危機和 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艱難的背景下，支持、挑動日本、韓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同中國的海洋衝突，遲滯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度廣度，阻止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甚至製造 東亞局部激烈的對抗衝突事件，引導亞洲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對美國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戰略選擇，美國“重返亞洲”，美軍提出的“空海一體”作戰理論，都 是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對中國而言，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緊迫課題。
三 美軍可能的顛覆性技術突破
美軍在太空、反導、動能定向能、機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網路資訊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將打破美國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平衡，使美國獲得強行改變國際和平格局的有力籌碼。對此，中國需要高度警惕並力爭在最尖端的軍事技術領域迎頭追趕。
意識形態傳媒
四 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近衛軍：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聖同盟，有著強烈的稱霸世界的宗教天命（當然，他們同盟內部也存在著毫無調和餘地的“終極信仰衝突”），這就需要中華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同樣展現強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加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深深刻在了我們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靈魂深處，即使偶爾被商業社會的慣例所遮掩，在重大命運關頭，這個強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會自動展現出來，對此我們有著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認為，因為沒有西方（基督教）宗教傳統，所以中華文明現在處於“信仰缺失”狀態，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對信仰和宗教的無知（控制美國傳媒的猶太民族顯然更不會同意自由派文人們的這個觀點）。
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終極信仰衝突”的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包容的“天下主義”精神信仰，對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五 “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
通過意識形態傳媒戰爭，象擊敗蘇聯一樣擊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這決定了未來中美博弈，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突出重要地位。
與此同時，全球化、網路化時代，世界各國的輿情都呈現出了“習慣性批判”的特點，這使得全球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對各國而言都更加複雜而難以駕馭。中國的網路輿情“習慣性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痛恨腐敗，二是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對被少數所謂專家歪曲的“韜光養晦”嚴重不滿。對此，我們認為：
首先，從事意識形態傳媒工作的人員，自己要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這個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實資料之上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濟規模與印度接近，是蘇聯的14%，是美國的3%，中國模式60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4倍，俄羅斯的4倍，美國的35%，並可能在10～15年內超過美國，這些基本的事實應該足以讓意識形態傳媒工作者有比較充分的自信。
其次，對廣大群眾和網友們痛恨的腐敗現象，要比較及時地予以處理和回饋，中紀委將網路作為重要的反腐管道，是非常重要及時的。
第三，對中國面臨的某些“戰略困境”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眾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堅定地相信公眾和網友們的水準，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中的大多數。這對防止美國借突發事件離間中國政府和公眾的關係意義重大。
中國在經濟和地緣上的若干“戰略困境”，主要是面對美國形成的（同周邊國家的海權爭議，美國也是公開或暗中插手），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國際 力量對比而不是我們的政策決定的，英語民族和美國又是國際博弈的頂級高手，中美博弈必將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某些被動和困境是不現實 的，我們堅決反對投降主義，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險主義。相對於經濟規模超過歐洲大國和日本的“平靜”，中國經濟規模接近美國的進程將會是特別“不平靜”的， 政府和公眾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戰略困境”不是中國特有的，俄羅斯對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小國的公開挑釁，也沒有太好的應對之策，德國法國建立統一歐洲的宏圖，也時常在幾個中東歐小國 的阻撓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金融戰打擊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國牢牢控制，而且在 同俄羅斯、韓國的領土爭端中束手無策，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現在“淪落”到了美國跟班的地步，以至於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布雷爾是不是美國的哈巴 狗”，布雷爾只能以英國式的自嘲對布希說“喬治，千萬別回答是”。就是超級大國美國，迄今為止，面對遠弱於自己的朝鮮、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公開挑戰，也只能一再尋求國際間妥協的方式加以應對。各國都存在自己的“戰略困境”，這是當今國際關係格局複雜而真實的寫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戰”性質，要求對公眾坦率說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本質。“是鋒芒畢露好，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好？當然是夾著尾巴做人好”，類 似這樣的解讀不僅只能引起公眾的極大不滿，是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還缺乏邏輯常識，因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這個真正正確的 選項被遺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戰術，應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公眾愛國主義的持續攻擊。
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挖空心思攻擊中國制度和愛國主義者的言論，可以采 用一個簡單的“借力打力”戰術：把類似的事件和邏輯反用於美國、印度等所謂“民主大國”身上，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實，對中國和美印等 採取雙重標準，這樣，他們就等於是公開撕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暴露出洋奴媚外、毫無邏輯的本質。
原教旨自由主義者，作為“反面教員”，在持續催生公眾愛國主義情感，破壞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方面，發揮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貨幣金融
六 美國可能的全新金融戰武器
依靠戰勝日本經濟挑戰的貨幣金融戰模式，戰勝中國，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代價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選擇。
但是，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特點，使得美國無法照搬對日貨幣金融戰戰略戰術，這次金融危機，被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創美國西方金融體系的同時，都未能撼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富於創新精神的美國，一定會針對中國模式的特點，設計全新的金融戰武器，而對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跟蹤，也就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緊迫課題。
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與資源環境
七 中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之路的重大意義與巨大困難
轉變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中國模式解決資源環境困境，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中國人要充分認識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 工廠”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難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國西方對此的“切膚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國，歐洲在同中國的戰略對話中，都把 “自主創新”列為單獨的議題），未來10～15年，圍繞著中國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同美國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將大大升級。
中國內政
八 中國模式、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
中國一方面要堅持迄今為止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創新的精神對中國模式進行重大改進和升級，這其中，核心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模式以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
加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人民生活的有尊嚴，讓內需有效啟動，讓中國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的關鍵，也是成功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
美國內政
九 美國模式與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
被中國自由主義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質上不過是“資本控制國家”模式而已，黃光裕被判刑後，在美國一個大型網路論壇上出現了這些有趣的議論（大意）：
“什麼，如果這樣的人被判刑，那美國的一多半資本家和政客都該坐牢。”
“可惜這位中國首富生錯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國，肯定會被捧為金融天才。”
“還可能被任命為政府主管，獲得自由勳章。”
“這至少說明中國的法律敢對首富判刑，在美國，官員和法官不過是富豪的門童。”
“美國的富豪和官員們，看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唱起愛國歌曲《我自豪我是一個美國人》”
……
這種激烈情緒的背後，不僅僅折射出美國社會普通大眾與大資本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錯綜複雜的社會族群矛盾（傳統白人社會、猶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的演進，對美國模式、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對華關係的影響，是一個緊迫又容易被忽視的重大課題。
質變、博弈後的中美關係重建
中美關係再平衡的重建，將主要基於以下因素，一是中國成功頂住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及貨幣金融領域的進攻，沒有重蹈蘇聯日本的覆轍；二是由於俄羅斯、 歐元區因為地緣優勢可以“隔岸觀火”，美國升級中美博弈受到極大制約，根本不敢同中國走向全面軍事經濟對抗之路；三是由於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重蹈法國德 國的歷史覆轍，導致美國無力推動中國周邊大國直接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
隨著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接近，中美關係將可能迎來一個拐點，即美國認識到繼續升級博弈將極大損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這時中美關係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穩定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對這樣的前景，我們目前抱謹慎樂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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