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縱容袒護中國民族分離主義的原因

2010年伊始，美國總統奧巴馬罔顧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堅持會見達賴喇嘛，引發了中國輿論和民意的強烈憤怒。從2008年拉薩3•14事件開始，中間經2009年烏魯木齊7•5事 件，德國、法國、波蘭、捷克、丹麥、日本、澳大利亞……一個接一個的西方國家像商量好似的接連上演反華“秀”，他們不是指責中國“鎮壓少數民族和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為中國民族分裂運動提供場所，就是允許中國民族分裂主義運動的頭面人物竄訪，並由最高政治領導人會見他們。現在，西方合力打造中國民族分離主 義“精神領袖”的圖謀昭然若揭，利用一切場合和各種傳播手段，為分裂主義頭面人物提供攻擊中國民族政策，宣揚“藏獨”和“疆獨”的講臺。西方之所以這樣做，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會根源。
一、肢解中國疆土 實現霸權戰略
從國際戰略學和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分析，國土面積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代表因素之一。在當代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面積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少部分國家在100萬平方公里到300萬平方公里之間。再往上從300萬平方公里到700萬平方公里之間是一個空白帶。而700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國家共有六個，按面積大小（單位：萬平方公里）依次為：俄羅斯（1707）、加拿大（997）、中國（960）、美國(940）、巴西（854）、澳大利亞（763）。
世界歷史上，凡想要充當世界一“極”的國家，都必須有可觀的面積作基礎，如果先天不足，也必須後天補足。而這需要從兩方面運作，一是不斷擴大自己的面積，使自己成為疆域大國；二是乘機肢解對手的領土，使對手與自己的領土面積對比值盡可能地小。美國是在擴張成為兩洋國家以後，才取得強國地位的，俄羅斯是在領土跨越歐亞兩個大陸後躋身列強行列的。而那些不能保住足夠的領土面積者，最終都淪為二、三流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國和法國都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分裂對手的疆土，從來是西方列強實現自己霸權戰略常用的手段。20世紀末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讓西方嘗到了甜頭。蘇聯（原面積2240萬平方公里）解體後淪為世界二流國家（1707多萬平方公里，占原蘇聯領土面積的76%）；南斯拉夫（原25萬餘平方公里）解體後剩下的塞爾維亞（88萬平方公里，含科索沃，只是原來南斯拉夫的三分之一）淪入小國行列。在國際關係史上，肢解對手這種手段的運用屢見不鮮。一次大戰、二次大戰時期西方國家都曾這樣幹過。日本在侵華戰爭中也對中國這樣幹過。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東方大國，將佔據21世紀中心舞臺的前景，對西方來講是一種恐怖的噩夢。借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之手削弱中國實力，成為西方的陰險戰略。
日本是鼓吹肢解中國最倡狂的國家。早在1887年， 日本軍國主義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七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爾）、甘肅。司 馬遼太郎說，國家有適當的尺寸大小，像法國般大小最適當吧！…… 只靠北京一個政府，要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另一個“中國觀察家”宮崎正弘在《中國大分裂——席捲日本的恐怖衝擊波》一書中，稱中國90年代後將分裂成16個小國，演變為一個聯邦。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宣稱：“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讓中國分疆裂土是遏制中國崛起的陰險辦法之一。中國新疆面積160多萬平方公里，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再加上所謂“大藏區”包括的青海省72萬平方公里；四川甘孜州（15.3萬平方公里）；阿壩州（8.4萬平方公里）；甘肅甘南州（4.5萬平方公里）；雲南迪慶州（2.4萬平方公里）的藏區；共380多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現有總面積的2/5。如果分裂中國的險惡陰謀得逞，中國將喪失西部重要戰略安全空間和21世紀中國發展至關重要的能源礦產資源，退出從地緣戰略來說至關重要的“世界島”中心地帶。這是西方陰險的地緣政治戰略考慮。
二、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
西方支持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中國制度的天生偏見，在西方政治學裏，中國現有制度即是“原罪”。他們認為中國制度的集權性質決定了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必然是專制性質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反華戰略是把中國解體與中國制度的顛覆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的，在西方眼裏，中國民族分裂主義運動不僅是民族問題，還是反政府運動，中國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支持中國民族分裂運動就是支持中國的反政府、反體制運動，這正是西方大力支持中國民族分裂主義的重要 原動力之一。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西方對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打砸搶燒暴行，硬是視而不見，指鹿為馬地指責中國當局鎮壓和平示威。西方的判斷公式是：有人傷亡肯定是專制鎮壓的結果，不讓外國記者第一時間去現場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由於政治偏見作祟，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消息都被西方的有色政治眼鏡有選擇 地精心過濾了。原本非常明確的中國民族分裂問題的對與錯，在套用西方政治公式的解讀中被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了。“很多核實新聞的原則，一旦涉及到中國問 題，就一律被‘忘卻了’。”
為了分化西化中國，西方正在合力打造中國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精神領袖”，撮合中國海外反體制運動合流。在西方的鼓勵下，台獨、藏獨、疆獨“三獨”正在合流。報載《澳大利亞報》記者謝裏丹曾向熱比婭建議：多在“人權”、“文化自治”和“民主”等方面做文章，更容易得到西方的廣泛支持，進而使熱比婭成為“像達賴喇嘛那樣在西方世界廣受歡迎的精神領袖”。
三、衡量中國事務的西方價值標準
用 西方的價值標準觀察衡量和苛求中國事務，也是西方替中國民族分離主義辯護的重要原因。政治學理論指出：政治認知是政治主體對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活動及其規律的認識、判斷和評價，即對各種政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西式自由民主人權是發達國家與社會輿論自認為比廣大發展中國家“優秀”的制度基礎和道義旗 幟。
西方社會在民主人權領域，對第三世界國家具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強烈優越感，自認為有責任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民主人權福音的傳教傾向。如果說政治偏見是西方政治家歪曲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西式民主人權觀則是一些西方人同情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重要情感因素。將 少數民族權利作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西方標榜的“普世價值”原則。歐盟國家制訂了一系列關於確立少數民族人權權利的法律，歐安組織還專門設立了少數 民族問題高級官員制度。許多西方人以西式民主政治和人權制度的理念和標準，來評判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問題，絲毫不考慮歷史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國情差別，其在民族與人權問題上強加於人也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已出現“唯人權主義”現象。中國政府為制止非法遊行和宣傳鼓動採取的必要措施，為制止暴力恐怖行為採取的果斷措施，都被西方指責為是違反民主人權的行 為。特別是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往往披上宗教文化外衣，打出宗教自由和維護民族文化的旗幟作掩護。中國政府對假宗教名義煽動暴亂的不法分子的處理，更是觸動了 西方“唯人權主義”者的神經。每當中國發生騷亂和暴亂，西方傳統右翼分子會竭力鼓噪，借機發洩其對“集權國家”的仇恨和鄙視，如去年邀請熱比婭竄訪日本的 自民党右翼議員衛藤晟一，就是否認二戰中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始作俑者。
而一些標榜左派的自由派人士則往往是人權問題的急先鋒，特別是綠黨和社民黨、工黨這些標榜左翼政黨的某些人物，以人權和綠色作為品牌符號，有時往往比傳統右 翼跳得還凶，好像不這樣就不能體現出他們的個性。他們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基於“自由主義”思潮，支持任何“反政府異見分子”成為職業。
德國綠黨干涉中國事務的歷史已有二十多年。1986年，該党政治家佩特拉”凱利在聯邦議院首次提出“西藏動議”，並和達賴喇嘛成了“至交”。德國前外長菲舍爾也來自綠黨，在任期間曾與達賴會面。羅特曾被德國媒體稱為“東突克勞迪婭”，她在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後馬上跳出來指責中國。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前後，德國綠黨小動作不斷。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後，綠党主席羅特在接受德意志廣播電臺採訪時說，“這是了不起的、美麗的奧運會，但只是表面的”，“西藏問題絲毫沒有解決，維吾爾人的狀況很糟；國際互聯網繼續受到封鎖”。7•5事件後，綠黨在新一屆歐洲議會上又對中國少數民族政策說三道四。
四、西方媒體的選擇性報導
在西方國家中，西方壟斷傳媒把持著對中國事務評判的話語權。傳播學“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暗示了這樣一種媒介觀，即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也就是說，傳播媒介對外部世界的報導是一種有目的的取捨選擇活動。傳播媒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報導方針，從現實環境中“選擇”出他們認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進 行加工整理，賦予一定的結構秩序，然後以“報導事實”的方式提供給受眾。在現代社會裏，由於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資訊的主要管道，不管這種“再構成”是 對現實環境的客觀反映還是歪曲的反映，都會影響到人們對周圍環境的認識和判斷。
由於政治認知，西方媒體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報導更喜歡采信民族分裂主義者的消息來源。而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慣于採用刻意歪曲和斷章取義的手法，攻擊和誣衊中國的民族政策，對西藏和新疆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只談對其有利的方面，隱去對自己不利的客觀真相。
眾多西方人對中國民族問題的來龍去脈並不瞭解真相，由於西方媒體的有選擇性報導，他們無從知道中國官方的立場態度和解釋說明，在主流政治認同和先入為主觀念 引導下，極易偏聽偏信中國民族分裂分子的蠱惑宣傳，特別是民族分裂分子的頭面人物打著“宗教領袖”、“人權旗手”、“民族母親”、“非暴力主義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旗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一 般來說，西方人不習慣閱讀“嚴正聲明”、“暴亂真相”這類公文文本形式的“硬”新聞報導，潛意識中具有強烈的反說教情緒，對個性和自我判斷的欣賞與把玩到 了自戀的程度，因此更感性化，容易被一些煽情性和情節性的報導宣傳所蠱惑，例如《愛的十個條件》等表面“軟”而毒很深的宣傳品。現在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和 他們的西方支持者越來越多地採用各種多媒體手段和網路形式來使其宣傳效果最大化。
五、獵奇理念，商業炒作，吸引眼球
在 西方國家，新聞媒介刊播的內容經常被當作滿足社會資訊需求的商品，除了要符合主流政治認同的因素外，西方媒體高度商業化，在極端市場取向的作用下，“市場 賣點壓倒一切，發行量、收視率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進賬才是硬道理，只要‘讀者需要’、‘觀眾喜歡’，該報的可以不報，不該報的可以爆炒”，因而失去了職業 操守。西方大眾傳媒在中國民族問題上，唯恐天下不亂。捕風捉影，大肆渲染，惡意炒作，著眼點則是為了吸引眼球，增加賣點，擴大發行量和廣告量。一些西方媒體在3•14事件和7•5事件的報導上連連出醜，極其不負責任，不加考證，隨意編排的問題被中國線民和海外留學生不斷曝光，使其一貫標榜的公正客觀形象在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中大打折扣。
“做人別太CNN” 的俏皮話成了對此現象的絕妙諷刺。同時，在中國民族分離問題的報導上，西方媒體以負面報導為主的新聞傳播理念被發揮到淋漓盡致。這也是中國民族問題被西方 輿論不適當放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壞消息才是好新聞”，越是反常的、負面的、突發的、聳人聽聞的事情才越有新聞價值。衝突和反常往往成了記者、編輯作出新聞判斷時優先考慮的因素。
六、政治作秀和撈取選票
西 方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使政治家對自己的政治立場站隊分外注意，不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家不可能獲得選舉勝利。在中國民族分離運動被西方強行與所謂 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捆綁之後，西方政治家某種程度上被自己的制度和輿論挾持了，就像許多西方領導人訪華時似乎不談人權問題回國後就沒法交待一樣，熱比婭正是 在美國國務卿賴斯的要求下被保外就醫前往美國的。
西方政治家為保持所謂“政治正確”的形象，在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問題上，雖然明明知道會得罪中國，但為了表現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堅定，以便不失去選票，也要打腫臉充胖子，會見分離主義代表人物。例如，為熱比婭竄訪澳洲出了大力的澳大利亞工党議員麥克爾•丹比，之所以如此賣力，重要原因是其2010年將進行議員職務的連任競選，這是他吸引眼球的競選熱身活動。
七、多元體制，混水摸魚
西方社會標榜三權分立、體制多元。這也成為其干涉別國內政的擋箭牌和藉口。目前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政府敢公開否定中國對西藏和新疆的主權，但是，利用議會、政黨、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則可以幹官方不好公開幹的事。西 方國家的議會可以討論本屬中國內政的少數民族問題並通過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在西方國家的議會中，總會有一些頑固的反華議員，在一切涉華問題上與中國作 對，而不論其政府，所屬黨派的對華官方立場如何。近年來，歐美國家的議會和歐洲聯盟的議會通過了多項干涉中國西藏事務和新疆事務的決議。由於多黨制，地方 政府和中央當局常有由不同政黨執政的情況出現，某些地方政府公開違反中央當局的官方外交立場也不會受到追究。
而即使是執政黨，也可以打著政黨獨立的幌子，發表和組織與本黨組閣的政府的官方立場不同的言論和政治活動。西方國家各種非官方組織多如牛毛，形形色色，其活 動都不會接受官方的定調。西方國家的媒體更不會按照官方外交立場去評判國際事務。許多西方國家的難民制度不僅允許外國反政府分子留居，甚至還會提供定期資 助。這就為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提供了鑽空子的機會。利用這種體制，在與中國有著友好關係的國家裏也可以以政治流亡名義獲取留居權，建立常設反華社團，不斷散 布反華輿論，挑撥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離間中國人民與這些國家人民的感情。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幾乎都設有這類主張民族分離的海外組織的分支機搆。據筆者 在歐洲某國的不完全調查，外國當局和組織的資助是他們生存的重要資金來源。如果不定期鬧點事，資助就可能縮小乃至停止。
結語
對於大部分歐美發達國家來說，其在基本價值觀方面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但在經濟和貿易上，歐美發達國家又離不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市場。在政治上，隨著新興國家的不斷崛起，歐美發達國家又不得不理智面對現實。
所以，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歐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兩副面孔，一方面，可以出於利益需要和現實考慮，對發展中國家大談合作，乃至建立“夥伴關係” ；另一方面，又會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綱，時不時板起一副教師爺的面孔，給發展中國家上自由民主人權課。
美 國以世界的“燈塔”自居，竭力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對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和民族問題動輒干涉。而歐洲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政策，以及戰爭與和平的 立場，往往比美國要相對現實與溫和，有時甚至與美國拉開的距離還很大，但當事關西方根本價值觀的時候，有時卻會比美國叫的還凶。
在 “民主”、“人權”這些問題上，西方國家有著根本價值觀和利益的一致。例如法國總統薩科奇自上臺以來就沒有消停過，不是製造花邊新聞，就是搶奪“救市”領 導權；前年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大搞小動作。這固然與薩科奇愛出風頭的性格有關，更與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關。不要以為這只是薩科奇個人的噱頭愛好，大前天 是默克爾，前天是薩科奇，昨天就跳出來陸克文，今天又是奧巴馬，後天還會冒出個喬治某某，乃至什麼兒太郎也會出來湊熱鬧，這是一個本性問題，而不是它不明 白什麼是對方的核心利益，此時它關注的只是無論如何要“秀”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既有給人看吸引眼球以增加選票的成分，也是本能的真實表露。
西方國家從2008年的“3•14”到2009 年的“7•5”，又到2010年 初短短兩年時間裏，像接力賽一樣，輪流出頭袒護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現在，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一個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出頭挑戰了中國核心利益，其他西方國 家暫時不做聲，並由此得到中國的友好對待；過一段時間，另一個西方國家又出面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前一個遭到中國譴責的西方國家，又趁此與中國改善關 系；這樣，西方國家不斷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又不必擔心被中國長期懲罰。默克爾先鬧、薩科奇和奧巴馬看著，薩科奇鬧時，默克爾趁機與中國恢復關係；今年 待到奧巴馬鬧事，薩科奇又以中國老朋友的面目出現要求中國的新訂單了。中國絕不能被他們輪流尋開心！這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兩國雙邊關係性質的問題， 而是一場國際性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展開的“文明”衝突，對此不應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