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要多次表示：「歡迎中國作為一個繁榮昌盛的大國登場」。但是，今年以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華盛頓在美韓軍演和南海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不由得讓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準備好了嗎？
對美國來說，適應中國的發展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推進中美關係前行，只是嘴上說說，表達一下良好的意願，這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美國找不到一 種能夠認同並接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登上世界舞臺的方式，中美關係就有可能像過山車一樣忽上忽下，儘管這種不穩定狀態給中美兩國乃至世界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是 沒有人願意看到的。
自卡特政府以來，歷任美國總統上任後，中美關係大都會經歷一段低潮，而後才逐步回升。應該說，奧巴馬上台後的中美關係在開局階段擺脫了這樣的「怪 圈」。奧巴馬去年11月訪華前明確表示，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美國歡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在上海發表演講時，他又談到，「一個國家成功不應該 以另外一個國家的犧牲作為代價，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不尋求遏制中國的崛起的原因」。
美國的政策調整基於中國的發展不可阻擋這樣一種判斷。「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不能僅僅依靠美國或中國，但是沒有美國和中國的共同參與，有關問題也不可能得到解決。」克林頓國務卿的這段話顯示，美國已經清晰地認識到，只有改變同中國打交道的方式，才有利於美國在全球的利益。
奧巴馬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發出的信號無疑是積極的，這一信號甚至被解讀為美國有意改變接觸加遏制的傳統戰略。其實，對中美關係走向的總體判斷，只是為美 國對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大的背景,現實中的調整要艱難複雜得多。對台售武、穀歌事件、炒作人民幣匯率問題、散佈「中國經濟責任論」……在如何同迅速發 展的中國相處問題上，華盛頓實際上並沒有理清思路、放平心態。
曾有美國專家預測，隨著中美關係的不斷深化，中國會「更有承受力」。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事關本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中國根本沒有迴旋的空間。大是大非 面前，中國過去不曾退縮，現在沒有退縮，將來更不會退縮。這完全不是什麼「承受力」的問題。碰撞中國底線的做法不可能沒有回應。「來而不往非禮也」，華盛 頓不乏「中國通」，對這句話的豐富含義應當有所瞭解。
中美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在處理一些重大國際問題時，雙方也都會坐到會議桌前談判協商。但是，中美關係中的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並未得到緩解,密切的接觸過程中，雙方之間的利益碰撞反而有可能增多。
找不到合適的方式來應對新的變化時，陳舊的思維往往會被重新拾起，儘管當事人內心深處也清楚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老路。克林頓國務卿在東盟地區論壇系列外長會議上大談南海問題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一個鮮活例子。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最近刊出美國亞洲問題專家格林的文章，主張奧巴馬的對華政策朝更嚴厲的方向調整。據香港《亞洲時報》報導，在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 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不少人認為華盛頓應該思考「中國模式」是否需要被提升為美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對比物」和「敵人」。這一切表明,總有那麼一些人熱衷於制 造冷戰迷霧,竭力維護接觸加遏制這種所謂對華政策傳統。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兩國關係如何，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整個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和平穩定。正如美國學者伊恩•佈雷默所 說，雖然存在著中美對抗的風險，「但美國和中國加強政治和經濟紐帶，採取措施避免冷戰或更糟糕的情況而獲得的利益會更多」。
霸權從來都是有慣性的。然而，如果感覺到自身的地位受到挑戰，就不顧事實真相,由著性子到處伸手，製造緊張，挑撥離間，甚至脅迫一些國家在大國之間選邊站隊，只能把事情搞得越來越糟。到頭來，只能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中美關係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盛頓能否抑制住內心深處的「衝動」。對美國來說，真正做到認同並接納與自己「性格迥異的」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登上世界舞臺，不僅需要強烈的現實感和大智慧，更需要堅定的決心。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中國貿易順差已處合理區間
談起西方針對中國的“順差國責任”論調，商務部綜合司司長劉海泉說：“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過大的順差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沒有好處。”
劉海泉說，歷史資料表明，中國出現貿易順差的時間並不長，持續出現順差從1994年才開始；順差的規模也不大，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多數年份在3%以下。直到2005年後，順差增長才有所加快，2008年達到2981億美元，占GDP的6.9%。
但與德國、日本等貿易大國相比，中國貿易順差並不算多。德國自1952年以來，連續58年保持貿易順差，順差占其GDP最高時曾達到8%。日本自 1981年以來，連續29年貿易順差。美國在二戰後曾出現過連續20年的順差。一些海灣國家受資源稟賦影響，也長期保持大額順差。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貿易順差持續下降，貿易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繼2009年中國貿易順差比上年減少1020億美元、下降34%後，今年上半年同比又下降42.5%，順差占GDP比重降至2.2%，已處於一個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
在華外企是順差的主要創造者
“單純看順差數字，無法全面準確瞭解背後利益的實際流向，必須結合投資情況來進行分析。”劉海泉說，“事實上，外商投資企業是我貿易順差的主要創造者, 也是我貿易順差的主要受益者。”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2009年外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55.9%，創造的順差接近順差總額的2/3。外商投資企業通過“中 國加工”賺取高額收益。他們從日韓等我周邊國家進口零部件，在中國加工為成品或半成品後再出口到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獲得設計、研發、批發和零售等環節的高 額利潤，留給中國的僅是微薄的加工費。
劉海泉以“芭比娃娃”為例解釋：一個在中國生產的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零售價為10美元，而中國企業的加工費只有0.35美元，擁有該品牌的美國公司在扣除其他成本後獲利近8美元。
他說，多年來，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在華投資設廠，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政策、市場等多方面優勢，提高了自身國際競爭力，鞏固和擴大了在全球市場上的地 位，帶動了其國內產業升級。目前全球500強企業中已有470多家來華落戶，中國逐步成為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所在地和利潤增長的重要支撐點。中美商 會發佈的《2009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顯示，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嚴重衝擊的2008年，74%的美國在華企業盈利，81%的企業對未來5年在華業務 發展前景表示樂觀。
保持一定的順差有其合理性
劉海泉認為，前些年，中國貿易順差出現較快增長，規模不斷擴大，歸根結底是由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和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等多方原因共同決定的：
一是國際產業轉移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了轉移不斷上升的成本，佔領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通過對外投資等手段逐步將製造業 向中國這樣具有勞動力、土地、稅收等成本優勢的國家轉移。在轉移的同時，貿易順差也同時被轉嫁給中國，導致中國順差規模持續擴大。
二是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工業門類齊全，生產配套能力較強，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滿足不斷增長的外需奠定了扎實基礎。
三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更緊密，商品和服務的國際流動也更加便利和快捷，這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貿易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
四是當前中國的出口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而主要貿易夥伴歐盟、美國、日本等則以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有較強互補性。
五是中國出口以日用消費品為主，國際市場對此需求較大也較穩定，受經濟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相對要小一些，而且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優勢明顯，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中國對外貿易出現一定規模的順差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劉海泉說。
中國出口力促“雙贏”結果
“中國出口是中國與外部世界一個雙贏的結果，絕不像某些西方國家宣傳的是外方吃虧、我們獨享好處。”劉海泉說。
劉海泉說，中國人民依靠辛勤勞動，為全世界創造出物美價廉的產品，不但有利於穩定進口國市場和經濟，而且有利於提高進口國人民的福利。通過進口中國商 品，一方面有利於進口國穩定市場價格水準，降低通脹風險，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另一方面，有利於滿足進口國的消費者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提高他們 的購買能力和生活水準。按照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結果推算，美國人通過進口產自中國的商品，僅2009年平均每人就節省了300多美元的開支。
劉海泉指出，正因為中國產品能給世界各國和人民帶來諸多好處，中國出口近年來才能得以快速增長。如果只關注中國獲得貿易順差，而故意回避進口國的收益和當地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不客觀，更不符合邏輯。
西方國家不應一味轉移矛盾
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在艱難曲折中逐步復蘇。劉海泉認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部分國家目前遭遇的困難本質上是其內部經濟結構出了問題。
一直以來，西方人習慣于通過透支未來的收益來滿足當下需求，並催生了與之相匹配的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整個國家走上了過度依賴信貸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 道路，導致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在經濟前景看好的時期，這種發展模式看似運行正常，而一旦環境惡化，未來的收益不再有保障，這種發展模式就問題百出、難以為 繼。
西方國家在危機後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採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如重新振興製造業、更加重視出口等。但是應當看到，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持續向低成本國家和 地區轉移製造業，自身對傳統製造業已有些“水土不服”，短期內難以重新恢復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的多數產品恰恰是西方國家不願生產而又不可缺少的 日用消費類商品，就算西方國家不從中國進口，也不得不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同類產品。
“在追究危機責任和解決經濟復蘇乏力問題上，西方國家應該把目光集中在查找自身不足和修煉內功上，而不應一味地轉移矛盾、嫁禍於人。”劉海泉說。
擴大進口還需西方放開限制
在劉海泉看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高度互補，雙方本可以通過自由貿易互換產品，滿足各自需求。但事實上，西方某些國家拋棄了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對中國實行了嚴格並帶有歧視性的出口限制，人為造成雙方貿易的不平衡。
例如，美國在2007年把中國單列出來，增加了幾十個品種商品的出口限制，像高性能電腦、航空航太民用技術、高精度數控機床等，中國有需求卻買不到。
劉海泉說，這充分說明，中國與西方部分國家貿易不平衡的根源在於這些國家始終不願主動從自身角度去化解貿易赤字問題。“他們只有採取切實行動，放開其具有比較優勢同時又是中國需要商品的出口限制，才能從根本上達到其擴大出口的目的，並有效改善雙邊貿易平衡。”
他介紹，在應對金融危機衝擊中，中國努力穩定出口、優化出口結構，更積極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2009年以來，中國主動組織了數批貿易投資促進 團，繼續提高進口貿易便利化程度，在廣交會等國內重要展會上舉辦進口促進活動。此外，中國還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實施比世貿組織更優惠的貿易協定，有力擴 大了我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去年中國是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東盟、巴西、南非等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些國家和 地區對中國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在2009年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期，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將繼續擴大進口、穩定出口，為全球經貿的穩定復蘇作出積極貢獻。”劉海泉表示。
劉海泉說，歷史資料表明，中國出現貿易順差的時間並不長，持續出現順差從1994年才開始；順差的規模也不大，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多數年份在3%以下。直到2005年後，順差增長才有所加快，2008年達到2981億美元，占GDP的6.9%。
但與德國、日本等貿易大國相比，中國貿易順差並不算多。德國自1952年以來，連續58年保持貿易順差，順差占其GDP最高時曾達到8%。日本自 1981年以來，連續29年貿易順差。美國在二戰後曾出現過連續20年的順差。一些海灣國家受資源稟賦影響，也長期保持大額順差。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貿易順差持續下降，貿易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繼2009年中國貿易順差比上年減少1020億美元、下降34%後，今年上半年同比又下降42.5%，順差占GDP比重降至2.2%，已處於一個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
在華外企是順差的主要創造者
“單純看順差數字，無法全面準確瞭解背後利益的實際流向，必須結合投資情況來進行分析。”劉海泉說，“事實上，外商投資企業是我貿易順差的主要創造者, 也是我貿易順差的主要受益者。”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2009年外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55.9%，創造的順差接近順差總額的2/3。外商投資企業通過“中 國加工”賺取高額收益。他們從日韓等我周邊國家進口零部件，在中國加工為成品或半成品後再出口到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獲得設計、研發、批發和零售等環節的高 額利潤，留給中國的僅是微薄的加工費。
劉海泉以“芭比娃娃”為例解釋：一個在中國生產的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零售價為10美元，而中國企業的加工費只有0.35美元，擁有該品牌的美國公司在扣除其他成本後獲利近8美元。
他說，多年來，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在華投資設廠，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政策、市場等多方面優勢，提高了自身國際競爭力，鞏固和擴大了在全球市場上的地 位，帶動了其國內產業升級。目前全球500強企業中已有470多家來華落戶，中國逐步成為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所在地和利潤增長的重要支撐點。中美商 會發佈的《2009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顯示，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嚴重衝擊的2008年，74%的美國在華企業盈利，81%的企業對未來5年在華業務 發展前景表示樂觀。
保持一定的順差有其合理性
劉海泉認為，前些年，中國貿易順差出現較快增長，規模不斷擴大，歸根結底是由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和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等多方原因共同決定的：
一是國際產業轉移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了轉移不斷上升的成本，佔領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通過對外投資等手段逐步將製造業 向中國這樣具有勞動力、土地、稅收等成本優勢的國家轉移。在轉移的同時，貿易順差也同時被轉嫁給中國，導致中國順差規模持續擴大。
二是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工業門類齊全，生產配套能力較強，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滿足不斷增長的外需奠定了扎實基礎。
三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更緊密，商品和服務的國際流動也更加便利和快捷，這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貿易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
四是當前中國的出口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而主要貿易夥伴歐盟、美國、日本等則以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有較強互補性。
五是中國出口以日用消費品為主，國際市場對此需求較大也較穩定，受經濟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相對要小一些，而且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優勢明顯，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中國對外貿易出現一定規模的順差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劉海泉說。
中國出口力促“雙贏”結果
“中國出口是中國與外部世界一個雙贏的結果，絕不像某些西方國家宣傳的是外方吃虧、我們獨享好處。”劉海泉說。
劉海泉說，中國人民依靠辛勤勞動，為全世界創造出物美價廉的產品，不但有利於穩定進口國市場和經濟，而且有利於提高進口國人民的福利。通過進口中國商 品，一方面有利於進口國穩定市場價格水準，降低通脹風險，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另一方面，有利於滿足進口國的消費者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提高他們 的購買能力和生活水準。按照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結果推算，美國人通過進口產自中國的商品，僅2009年平均每人就節省了300多美元的開支。
劉海泉指出，正因為中國產品能給世界各國和人民帶來諸多好處，中國出口近年來才能得以快速增長。如果只關注中國獲得貿易順差，而故意回避進口國的收益和當地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不客觀，更不符合邏輯。
西方國家不應一味轉移矛盾
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在艱難曲折中逐步復蘇。劉海泉認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部分國家目前遭遇的困難本質上是其內部經濟結構出了問題。
一直以來，西方人習慣于通過透支未來的收益來滿足當下需求，並催生了與之相匹配的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整個國家走上了過度依賴信貸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 道路，導致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在經濟前景看好的時期，這種發展模式看似運行正常，而一旦環境惡化，未來的收益不再有保障，這種發展模式就問題百出、難以為 繼。
西方國家在危機後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採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如重新振興製造業、更加重視出口等。但是應當看到，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持續向低成本國家和 地區轉移製造業，自身對傳統製造業已有些“水土不服”，短期內難以重新恢復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的多數產品恰恰是西方國家不願生產而又不可缺少的 日用消費類商品，就算西方國家不從中國進口，也不得不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同類產品。
“在追究危機責任和解決經濟復蘇乏力問題上，西方國家應該把目光集中在查找自身不足和修煉內功上，而不應一味地轉移矛盾、嫁禍於人。”劉海泉說。
擴大進口還需西方放開限制
在劉海泉看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高度互補，雙方本可以通過自由貿易互換產品，滿足各自需求。但事實上，西方某些國家拋棄了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對中國實行了嚴格並帶有歧視性的出口限制，人為造成雙方貿易的不平衡。
例如，美國在2007年把中國單列出來，增加了幾十個品種商品的出口限制，像高性能電腦、航空航太民用技術、高精度數控機床等，中國有需求卻買不到。
劉海泉說，這充分說明，中國與西方部分國家貿易不平衡的根源在於這些國家始終不願主動從自身角度去化解貿易赤字問題。“他們只有採取切實行動，放開其具有比較優勢同時又是中國需要商品的出口限制，才能從根本上達到其擴大出口的目的，並有效改善雙邊貿易平衡。”
他介紹，在應對金融危機衝擊中，中國努力穩定出口、優化出口結構，更積極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2009年以來，中國主動組織了數批貿易投資促進 團，繼續提高進口貿易便利化程度，在廣交會等國內重要展會上舉辦進口促進活動。此外，中國還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實施比世貿組織更優惠的貿易協定，有力擴 大了我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去年中國是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東盟、巴西、南非等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些國家和 地區對中國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在2009年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期，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將繼續擴大進口、穩定出口，為全球經貿的穩定復蘇作出積極貢獻。”劉海泉表示。
美國“伏擊中國後院” 與中國博弈還有續篇
中評社北京7月30日電／“印尼不能‘犧牲’對華關係來討好美國。”印尼《雅加達郵報》27日的這個標題流露出對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不滿。小國被 夾在大國中間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這種痛苦正折磨著多個東南亞國家。美國國務卿希拉里23日在越南高調談論南海島嶼爭端，拉攏東南亞國家“挑戰中國”，香 港《南華早報》認為，這是“美國在伏擊中國的後院”。最近20年來，美國的東南亞政策被一些分析家說成是“冬眠了”，而東南亞和中國在這段“冬眠期”卻快 速親近，美國現在要打斷雙方短暫的戀情。美國看上去有很多成功的機會，它講的第一個故事就勾起了一些東南亞人的共鳴，喚起了他們對中國崛起的懼怕。然而認 為美國“將失敗”的人指出，與中國有南海之爭的東南亞國家只是少數，東盟裡不乏中國的堅定朋友。美國的突然襲擊被認為有多重目的，美國南加州大學專家林奇 稱，這是對中國雄心的一個“蓄意的挫敗”，它要在世界上造成“中國不是不可戰勝”的觀感。
美國“在伏擊中國的後院”
台灣媒體27日報道了一個細節：陪同希拉里東來的美國記者事先都收到國務院的“提醒”，不要錯過希拉里在越南開會的講話。台灣媒體說，“可見這是美國 研究妥當的外交大事，要把南海問題擴大”。報道稱，美國之所以鼓勵南海爭權的國家，一方面是要為中國大陸製造困擾，另一方面是要作自己插手南海的準備，當 南海問題國際化，相關國家希望美國勢力介入時，美國就可以“當仁不讓”地堂皇進入。
香港《南華早報》認為，美國在“伏擊中國的後院”。該報說，華盛頓帶頭在南海爭端問題上伏擊中國，這是中美關係的一個重大轉變，暴露了雙方在亞洲不斷 加深的戰略鴻溝。希拉里宣布南海爭端的解決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外交重點”，向中國發出強烈的訊息，美國的舉動不僅是取悅跟中國存在爭端的其他各方， 而且也在給地區更大的角色如韓國、日本和印尼吃定心丸。過去15年裡大多數時候，華盛頓一直置身於南海緊張之外，希拉里的講話改變了這種情況，這使美國走 到了中國主權問題的最前線。《南華早報》認為，希拉里在南海爭端問題上給一些國家“壯了膽”：東盟地區論壇召開前夕，外長們與中國外長舉行正式年度會議， 只有菲律賓提出了南海問題。一名外交觀察家說：“沒有人想帶頭……他們都在等著人多保險。”希拉里的到來似乎提供了那種安全感，因為據說她有新的強硬路 線。到23日論壇開始時，有11個其他成員已經準備好了聲明，包括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以及印尼、歐盟、澳大利亞和日本。
新加坡《聯合早報》27日的文章說，目前美中在南海問題上的博弈處於醞釀階段，接下來可能還有續篇。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社論說，中美對南海島嶼主 權高分貝相互指責，南海國家不能不對這一領土爭執日益擴大、糾紛逐漸升高的態勢感到憂心，區域國家的不和與猜疑加深。
中國社科院國際問題專家倪峰27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說，美國重返東亞的大思路去年就有了，南海問題只是其大戰略的一個具體行動。美國新政府強調 外交要用“巧實力”加強自身的領導地位，而在南海問題上使用的“巧實力”就是在中國和東南亞幾個國家之間打下一道楔子。美國突然打“南海牌”再次證明被許 多國際分析家提出的一點：中國雖然在崛起，但先天不足很多，鄰國多，容易產生歷史糾紛和領土糾紛，與在國際社會占優勢的西方還有意識形態分歧，與美國相 比，中國包袱過多、過重。倪峰說，中國的弱點確實很多，而美國一直利用中國的弱點，這無疑會增加中國崛起的成本。
東南亞對美態度存在分歧
美國合眾社認為，美國是在南海“立規矩”：“美國在南海劃線了。這條線是否會保持、東南亞國家選擇站在哪一邊，要拭目以待”。
菲律賓《每日問詢報》網站上，網民full-throttle留言說，“中國是沉睡的巨人，沒有鄰國敢喚醒它。美國突出中國在地區的傲慢和主導的問 題，這是好事，這樣中國知道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侵犯別國的領土主權，但這也是一個危險的遊戲”。南海島嶼爭端在菲律賓是個許多人關心的話題，但對希拉里的 講話，《環球時報》記者這幾天沒有看到菲律賓媒體發表評論以及官方的正式表態。
台灣媒體27日的文章說，美國的計劃未必能如願，因為東盟情況複雜，爭奪南海主權的只是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則是鐵杆支 持北京的國家。新加坡與泰國雖然接近美國，但與北京關係不錯，只有印尼是看風向，不難被個別擊破。“何況各國經濟上都在受惠於中國，拉美國進東盟只是想平 衡中國，事實上並無與美國結盟的打算，這與日韓與美國的關係迥然不同。南海問題國際化沒有可能”。
一位在柬埔寨居住多年的華人專家27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像南海爭端這樣的問題，柬埔寨媒體上基本沒人碰，一是因為柬埔寨本身不涉及南海島嶼爭 端，二是在這個問題上柬埔寨同時面臨中國和越南，對柬埔寨來說都是不應得罪的。總部設在羅馬的國際新聞社說，在南海爭端上，像泰國這類國家的立場，可能有 助於緩解北京的擔心。泰國外交部副發言人說：“我們認為爭端各方應通過雙邊處理。”印尼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被視為“亞洲之錨”，美國在最近一輪拉攏東南亞 國家時特意向印尼示好，結束了多年以來與印尼特種部隊的合作禁令。《雅加達郵報》27日稱，印度尼西亞大學東亞關係講師哈迪說：“顯然，美國尋求在與中國 的爭端中，從人民幣升值到軍力到人權，得到雅加達的支持。”但他認為，印尼應避免在美中爭鬥中充當前者的緩衝器，因為這會損害雅加達與北京的關係，“無論 是地理位置還是經濟上，我們跟中國比跟美國更接近。與拒絕支持美國比起來，損害與中國的關係對我們更有害”。去年3月，在5個月裡三次拒絕菲律賓時任總統 阿羅約談話請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突然給阿羅約打了電話，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當時提醒說，現在打電話是因為兩周前美國海軍在南海有爭議海域與中國海軍差 點兒發生衝突，奧巴馬終於認識到，需要菲律賓這張牌。
加拿大《環球郵報》27日評論說，一邊渴望美國保證的安全，一邊渴望中國拉動的繁榮，東南亞國家“被割裂了”。
“中國應有被假定無罪的權利”
日本《外交家》雜誌引述美國南加州大學學者丹尼爾.林奇的觀點說，美國現在宣稱它的國家利益不能順從中國對南海領土的主權，這是對中國雄心的一個“蓄 意的挫敗”。他稱，中國會極為憤怒，並尋求對抗美國的手段，但可能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中國一旦採取極端措施反而可能帶來弊大於利的結果。另外，由於被廣泛 視為美國封鎖了中國宣布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國際聲望將遭受打擊，這對一個崛起的國家來說影響重大，中國看起來“不再是那麼不可戰勝”。
新加坡《聯合早報》27日稱，過去中國囿於內耗，失去了奪回南沙群島管轄權的機會。多年前，越南等國紛紛搶占一些島礁，劃分了海域，並且引進了西方公 司開採石油礦藏。中國並沒有及時採取反制行動。時至今日，中國再硬擠進去，豈能不促使相關國家結成同盟與中國對抗並且引入強敵介入？一旦強敵介入，對中國 又意味著什麼？何況，儘管中國駐軍已經在南沙群島控制著6個礁盤，卻遠離中國大陸1400公里之外，海運補給困難。另外，南沙群島在中國空軍多數機種有效 作戰半徑之外，即使中國戰機從西沙永興島機場起飛，飛行八九百公里抵達南沙上空，留空時間也很短。相反，中國所占礁盤距離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僅500 公里，均在這些國家空軍戰機的有效作戰半徑之內。文章稱，既然過去中國已經失去先機，又何必在此時急於動用兵力呢？文章還說，拓展一下政治視野會發現，南 沙主島太平島是該群島唯一適合人群長期居住的島嶼，現由台灣軍隊長期駐守。台灣駐軍太平島，是嵌入南沙群島的強勁有力的楔子，成為中國日後恢復行使主權 時，在“文事”和“武備”方面雙管齊下的基礎。從歷史眼光看待問題，時間在中國一邊。中國實在無須急於爭一日之得失。
牽涉到南海爭端，東南亞國家的態度尤其重要。印尼《雅加達郵報》今年4月的一篇文章寫道，東南亞以前被中國稱作南洋，中國的影響力早在前殖民時代就顯 而易見了。中國人移民和定居該地區，造就了持久的貿易和影響力國際網。後來，歐洲殖民主義取代了中華帝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新時代。由於意識形態等因素，非共產黨的東南亞國家對北京猜疑、憂慮，倒向西方尤其是美國。文章說，我們必須鼓勵中國保持良善。並非所 有人分享我們一樣的樂觀，但是，隨著中國坐上世界大國的席位，它應擁有假定無罪的權利。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重要利益攸關方，有助於將亞洲世界夢想變為現 實。而一個受阻於嫉妒的國家的中國會將亞洲夢想變為夢魘。我們應做出明智選擇。
美國“在伏擊中國的後院”
台灣媒體27日報道了一個細節：陪同希拉里東來的美國記者事先都收到國務院的“提醒”，不要錯過希拉里在越南開會的講話。台灣媒體說，“可見這是美國 研究妥當的外交大事，要把南海問題擴大”。報道稱，美國之所以鼓勵南海爭權的國家，一方面是要為中國大陸製造困擾，另一方面是要作自己插手南海的準備，當 南海問題國際化，相關國家希望美國勢力介入時，美國就可以“當仁不讓”地堂皇進入。
香港《南華早報》認為，美國在“伏擊中國的後院”。該報說，華盛頓帶頭在南海爭端問題上伏擊中國，這是中美關係的一個重大轉變，暴露了雙方在亞洲不斷 加深的戰略鴻溝。希拉里宣布南海爭端的解決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外交重點”，向中國發出強烈的訊息，美國的舉動不僅是取悅跟中國存在爭端的其他各方， 而且也在給地區更大的角色如韓國、日本和印尼吃定心丸。過去15年裡大多數時候，華盛頓一直置身於南海緊張之外，希拉里的講話改變了這種情況，這使美國走 到了中國主權問題的最前線。《南華早報》認為，希拉里在南海爭端問題上給一些國家“壯了膽”：東盟地區論壇召開前夕，外長們與中國外長舉行正式年度會議， 只有菲律賓提出了南海問題。一名外交觀察家說：“沒有人想帶頭……他們都在等著人多保險。”希拉里的到來似乎提供了那種安全感，因為據說她有新的強硬路 線。到23日論壇開始時，有11個其他成員已經準備好了聲明，包括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以及印尼、歐盟、澳大利亞和日本。
新加坡《聯合早報》27日的文章說，目前美中在南海問題上的博弈處於醞釀階段，接下來可能還有續篇。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社論說，中美對南海島嶼主 權高分貝相互指責，南海國家不能不對這一領土爭執日益擴大、糾紛逐漸升高的態勢感到憂心，區域國家的不和與猜疑加深。
中國社科院國際問題專家倪峰27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說，美國重返東亞的大思路去年就有了，南海問題只是其大戰略的一個具體行動。美國新政府強調 外交要用“巧實力”加強自身的領導地位，而在南海問題上使用的“巧實力”就是在中國和東南亞幾個國家之間打下一道楔子。美國突然打“南海牌”再次證明被許 多國際分析家提出的一點：中國雖然在崛起，但先天不足很多，鄰國多，容易產生歷史糾紛和領土糾紛，與在國際社會占優勢的西方還有意識形態分歧，與美國相 比，中國包袱過多、過重。倪峰說，中國的弱點確實很多，而美國一直利用中國的弱點，這無疑會增加中國崛起的成本。
東南亞對美態度存在分歧
美國合眾社認為，美國是在南海“立規矩”：“美國在南海劃線了。這條線是否會保持、東南亞國家選擇站在哪一邊，要拭目以待”。
菲律賓《每日問詢報》網站上，網民full-throttle留言說，“中國是沉睡的巨人，沒有鄰國敢喚醒它。美國突出中國在地區的傲慢和主導的問 題，這是好事，這樣中國知道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侵犯別國的領土主權，但這也是一個危險的遊戲”。南海島嶼爭端在菲律賓是個許多人關心的話題，但對希拉里的 講話，《環球時報》記者這幾天沒有看到菲律賓媒體發表評論以及官方的正式表態。
台灣媒體27日的文章說，美國的計劃未必能如願，因為東盟情況複雜，爭奪南海主權的只是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則是鐵杆支 持北京的國家。新加坡與泰國雖然接近美國，但與北京關係不錯，只有印尼是看風向，不難被個別擊破。“何況各國經濟上都在受惠於中國，拉美國進東盟只是想平 衡中國，事實上並無與美國結盟的打算，這與日韓與美國的關係迥然不同。南海問題國際化沒有可能”。
一位在柬埔寨居住多年的華人專家27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像南海爭端這樣的問題，柬埔寨媒體上基本沒人碰，一是因為柬埔寨本身不涉及南海島嶼爭 端，二是在這個問題上柬埔寨同時面臨中國和越南，對柬埔寨來說都是不應得罪的。總部設在羅馬的國際新聞社說，在南海爭端上，像泰國這類國家的立場，可能有 助於緩解北京的擔心。泰國外交部副發言人說：“我們認為爭端各方應通過雙邊處理。”印尼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被視為“亞洲之錨”，美國在最近一輪拉攏東南亞 國家時特意向印尼示好，結束了多年以來與印尼特種部隊的合作禁令。《雅加達郵報》27日稱，印度尼西亞大學東亞關係講師哈迪說：“顯然，美國尋求在與中國 的爭端中，從人民幣升值到軍力到人權，得到雅加達的支持。”但他認為，印尼應避免在美中爭鬥中充當前者的緩衝器，因為這會損害雅加達與北京的關係，“無論 是地理位置還是經濟上，我們跟中國比跟美國更接近。與拒絕支持美國比起來，損害與中國的關係對我們更有害”。去年3月，在5個月裡三次拒絕菲律賓時任總統 阿羅約談話請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突然給阿羅約打了電話，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當時提醒說，現在打電話是因為兩周前美國海軍在南海有爭議海域與中國海軍差 點兒發生衝突，奧巴馬終於認識到，需要菲律賓這張牌。
加拿大《環球郵報》27日評論說，一邊渴望美國保證的安全，一邊渴望中國拉動的繁榮，東南亞國家“被割裂了”。
“中國應有被假定無罪的權利”
日本《外交家》雜誌引述美國南加州大學學者丹尼爾.林奇的觀點說，美國現在宣稱它的國家利益不能順從中國對南海領土的主權，這是對中國雄心的一個“蓄 意的挫敗”。他稱，中國會極為憤怒，並尋求對抗美國的手段，但可能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中國一旦採取極端措施反而可能帶來弊大於利的結果。另外，由於被廣泛 視為美國封鎖了中國宣布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國際聲望將遭受打擊，這對一個崛起的國家來說影響重大，中國看起來“不再是那麼不可戰勝”。
新加坡《聯合早報》27日稱，過去中國囿於內耗，失去了奪回南沙群島管轄權的機會。多年前，越南等國紛紛搶占一些島礁，劃分了海域，並且引進了西方公 司開採石油礦藏。中國並沒有及時採取反制行動。時至今日，中國再硬擠進去，豈能不促使相關國家結成同盟與中國對抗並且引入強敵介入？一旦強敵介入，對中國 又意味著什麼？何況，儘管中國駐軍已經在南沙群島控制著6個礁盤，卻遠離中國大陸1400公里之外，海運補給困難。另外，南沙群島在中國空軍多數機種有效 作戰半徑之外，即使中國戰機從西沙永興島機場起飛，飛行八九百公里抵達南沙上空，留空時間也很短。相反，中國所占礁盤距離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僅500 公里，均在這些國家空軍戰機的有效作戰半徑之內。文章稱，既然過去中國已經失去先機，又何必在此時急於動用兵力呢？文章還說，拓展一下政治視野會發現，南 沙主島太平島是該群島唯一適合人群長期居住的島嶼，現由台灣軍隊長期駐守。台灣駐軍太平島，是嵌入南沙群島的強勁有力的楔子，成為中國日後恢復行使主權 時，在“文事”和“武備”方面雙管齊下的基礎。從歷史眼光看待問題，時間在中國一邊。中國實在無須急於爭一日之得失。
牽涉到南海爭端，東南亞國家的態度尤其重要。印尼《雅加達郵報》今年4月的一篇文章寫道，東南亞以前被中國稱作南洋，中國的影響力早在前殖民時代就顯 而易見了。中國人移民和定居該地區，造就了持久的貿易和影響力國際網。後來，歐洲殖民主義取代了中華帝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新時代。由於意識形態等因素，非共產黨的東南亞國家對北京猜疑、憂慮，倒向西方尤其是美國。文章說，我們必須鼓勵中國保持良善。並非所 有人分享我們一樣的樂觀，但是，隨著中國坐上世界大國的席位，它應擁有假定無罪的權利。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重要利益攸關方，有助於將亞洲世界夢想變為現 實。而一個受阻於嫉妒的國家的中國會將亞洲夢想變為夢魘。我們應做出明智選擇。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美國插手南海：西方對華出牌何以總是適得其反
就在中國剛剛首次明確提出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美國立即敏銳的迅速介入。國務卿希拉莉在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時，大談南海與美國國家利益關係，強調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誇張地宣佈在南海問題上反對“脅迫”，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可謂句句針對中國。而且與過往希拉蕊每次訪問亞洲都必以中國為中心不同的是，這一次她的亞洲之行竟然過中國門而不入。
毫無疑問，像中國這樣超大規模國家的崛起，註定是西方無法接受的：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甚至人種也不同，按照西方“只要不是基督徒就是異 教徒”的兩分、兩元邏輯，從戰略上講，西方千方百計遏制中國是必然的。更何況，面對中國的持續成功和西方的相對衰落，西方第一次真切地預感到自己時代的終 結。因此，美國如此迅速的就南海向中國叫牌，並不意外。然而，縱觀這三十年，東西方數度對抗，數度為友，西方卻一直在遏制和合作之間搖擺，一直無法確立穩 定的對華政策。更重要的是就是雙方對抗之時，西方也往往打錯了牌，事與願違。
中國的崛起被西方視為“五百年未有之變局”。西方崛起並主導世界的這五百年，先後擊敗了伊斯蘭文明、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輝煌農業文明、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的挑戰、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以及度過了無數次傷筋動骨的經濟危機。可以說雖然歷經坎坷，但終究所向披靡取得完勝。然而，二十世紀下半頁，當古老的中華文明再度崛起時，西方卻陷入舉手無措的境地。
這裏面很大的一個原因在於文明的差異。中華文明不是擴張文明，傳教文明，而是取經文明。具體表現在中國無意挑戰西方建立的國際秩序，相反在不改變自身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融入其間，並成功的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現在中國不僅僅為美國提供大量物美價廉的消費品，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而這都是保證美國可以不改變生活方式而盡情消費的兩個前提----要知道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過度、超前）消費。東西方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牽中國一發必動西方全身。
第二，是西方一直沒有徹底明白中國崛起的真正原因。不錯，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對內改革，成功的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對外開放，成功抓住了全球產 業大轉移以及全球化的機遇。同是又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再加上中國百姓勤勞、節儉，儲蓄率高，提供了經濟起飛所必須的寶貴資本積累。應該說這些都是創造 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但卻並不是決定性的。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其他任何因素缺失，都不可能完全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沒有中 共這一主導性政治力量，一切都成了無緣之水。事實上，中國歷史也 一直是這樣的歷史：以來自不同階層的讀書人為核心的單一官僚集團是中國的真正管理者，皇帝只不過是國家的象徵。一旦這個階層垮掉，王朝就會崩潰。這也是為 什麼明朝儘管長期皇帝不上朝，不理政務，國家照樣正常運轉的原因（張居正開創的輝煌時代，皇帝甚至成為傀儡）。今天的中共實際上扮演了傳統歷史上這個由不 同階層讀書人構成的官僚體系所起的主導性作用。當然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是一個實用理性的民族，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至上的民族。社會主體 對意識形態沒有狂熱的偏執性的堅持（這是中國相對缺少原教旨主義信仰的原因），所以意識形態的轉換對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並不大。只要有效地解決問題，就會被接受和認可(長征元老和中央計劃經濟的主導者陳雲的兒子，陳元，也是人行高管，曾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決定什麼是共產主義。”)。所以當中國成功崛起，效仿西方的前蘇東國家表現的差強人意以及西方陷入經濟危機，都導致西方意識形態的邊緣化、去勢化。
如果說第一個原因總是導致西方對華政策處於搖擺、猶疑之中，第二個則成為西方總是打錯牌的根源。
本來中國處於轉型期，社會矛盾眾多而尖銳。象腐敗、貧富差距、社會公正缺乏、環境污染等等，不一而足。每一個都可被西方用來攻擊和否定中國共產黨。一旦中 共被打倒，中國必倒。畢竟在現階段的中國根本沒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更別說發揮同樣的國家核心作用。然而西方卻陷於“西藏、臺灣、南海”這些中國核心利益的“誤區”上，來和中國博弈。
不錯，西藏、臺灣、南海都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且拿中國的核心利益進行討價還價，只贏不輸。如果西方僅滿足於獲得些小利（人民幣升值，開放更多的市場，讓 中國買更多的國債或者巨額訂單），也不能不算是精明。但如果西方是為了遏制中國，則不能不說是戰略認知上的失策。因為西方沒有看明白的是，中國真正的核心 利益是中共。沒有了中共，也就沒有中國的崛起。結果每當西方從它們的國家利益角度進行東西方博弈時，總是要從西藏、臺灣以及現在的南海入手，卻不知，卻恰 恰成為促使中國崛起的加速劑。
五千年的興衰史，使得中華民族對“大一統”（用現代西方的話語就是主權）有著非比尋常的追求和信念。畢竟，國家統一之時，百姓安居樂業；國家分裂之時，百 姓流離失所，朝不保夕。而每當西方拿中國主權做文章的時候，中共就成為捍衛國家統一唯一可依靠政治力量。這反過來增加了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合法性。即 使對中共不認同的群體在面對國家統一的挑戰時，也必然會站在中共一邊。從而使得中共這一領導中國崛起的核心力量變得更強大，更有效力。這從2008年東西 方圍繞西藏、奧運火炬傳遞交手後的結果可見一斑：不僅國內的民眾空前團結、支持（中共），就是海外華人華僑也同樣如此。於是三十年來西方每次向中國叫牌就形成了如下模式：西方挑釁----社會轉型期的中共得到更多支持，合法性更加無容挑戰----中共更加強大和有效的面對、解決問題----中國更加迅速的發展和崛起。
當然，縱觀冷戰，西方戰勝蘇聯並沒有出現應對中國式的“失誤”。正是由於瓦解了蘇共，整個蘇東集團才瞬間崩潰。何以西方面對中國時就戰略失明了呢？除了以 上兩個原因，還應該和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冷戰時東西方是盟友，中國抓住這個時機已經相當程度的進入西方體系。這就是為什麼冷戰之後，美國仍然不得不給中 國最惠國待遇，最終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小布希時代應該是美國最後一次真的要下決心搞掉中國。但“遺憾”的是，“9.11”恐怖事件發生，美國不得不再次 和中國“化敵為友”。等到西方覺醒之後，不僅中國已經龐大到無法再瓦解，對整個國際社會的融合已經無法再區分外，西方的經濟危機也令其喪失了瓦解的能力。 如果說過去可以認為西方是戰略失誤，那麼現在，就是不得不為之了。哪怕它們最終明白這樣做適得其反，但也已別無選擇。
毫無疑問，像中國這樣超大規模國家的崛起，註定是西方無法接受的：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甚至人種也不同，按照西方“只要不是基督徒就是異 教徒”的兩分、兩元邏輯，從戰略上講，西方千方百計遏制中國是必然的。更何況，面對中國的持續成功和西方的相對衰落，西方第一次真切地預感到自己時代的終 結。因此，美國如此迅速的就南海向中國叫牌，並不意外。然而，縱觀這三十年，東西方數度對抗，數度為友，西方卻一直在遏制和合作之間搖擺，一直無法確立穩 定的對華政策。更重要的是就是雙方對抗之時，西方也往往打錯了牌，事與願違。
中國的崛起被西方視為“五百年未有之變局”。西方崛起並主導世界的這五百年，先後擊敗了伊斯蘭文明、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輝煌農業文明、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的挑戰、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以及度過了無數次傷筋動骨的經濟危機。可以說雖然歷經坎坷，但終究所向披靡取得完勝。然而，二十世紀下半頁，當古老的中華文明再度崛起時，西方卻陷入舉手無措的境地。
這裏面很大的一個原因在於文明的差異。中華文明不是擴張文明，傳教文明，而是取經文明。具體表現在中國無意挑戰西方建立的國際秩序，相反在不改變自身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融入其間，並成功的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現在中國不僅僅為美國提供大量物美價廉的消費品，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而這都是保證美國可以不改變生活方式而盡情消費的兩個前提----要知道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過度、超前）消費。東西方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牽中國一發必動西方全身。
第二，是西方一直沒有徹底明白中國崛起的真正原因。不錯，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對內改革，成功的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對外開放，成功抓住了全球產 業大轉移以及全球化的機遇。同是又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再加上中國百姓勤勞、節儉，儲蓄率高，提供了經濟起飛所必須的寶貴資本積累。應該說這些都是創造 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但卻並不是決定性的。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其他任何因素缺失，都不可能完全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沒有中 共這一主導性政治力量，一切都成了無緣之水。事實上，中國歷史也 一直是這樣的歷史：以來自不同階層的讀書人為核心的單一官僚集團是中國的真正管理者，皇帝只不過是國家的象徵。一旦這個階層垮掉，王朝就會崩潰。這也是為 什麼明朝儘管長期皇帝不上朝，不理政務，國家照樣正常運轉的原因（張居正開創的輝煌時代，皇帝甚至成為傀儡）。今天的中共實際上扮演了傳統歷史上這個由不 同階層讀書人構成的官僚體系所起的主導性作用。當然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是一個實用理性的民族，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至上的民族。社會主體 對意識形態沒有狂熱的偏執性的堅持（這是中國相對缺少原教旨主義信仰的原因），所以意識形態的轉換對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並不大。只要有效地解決問題，就會被接受和認可(長征元老和中央計劃經濟的主導者陳雲的兒子，陳元，也是人行高管，曾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決定什麼是共產主義。”)。所以當中國成功崛起，效仿西方的前蘇東國家表現的差強人意以及西方陷入經濟危機，都導致西方意識形態的邊緣化、去勢化。
如果說第一個原因總是導致西方對華政策處於搖擺、猶疑之中，第二個則成為西方總是打錯牌的根源。
本來中國處於轉型期，社會矛盾眾多而尖銳。象腐敗、貧富差距、社會公正缺乏、環境污染等等，不一而足。每一個都可被西方用來攻擊和否定中國共產黨。一旦中 共被打倒，中國必倒。畢竟在現階段的中國根本沒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更別說發揮同樣的國家核心作用。然而西方卻陷於“西藏、臺灣、南海”這些中國核心利益的“誤區”上，來和中國博弈。
不錯，西藏、臺灣、南海都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且拿中國的核心利益進行討價還價，只贏不輸。如果西方僅滿足於獲得些小利（人民幣升值，開放更多的市場，讓 中國買更多的國債或者巨額訂單），也不能不算是精明。但如果西方是為了遏制中國，則不能不說是戰略認知上的失策。因為西方沒有看明白的是，中國真正的核心 利益是中共。沒有了中共，也就沒有中國的崛起。結果每當西方從它們的國家利益角度進行東西方博弈時，總是要從西藏、臺灣以及現在的南海入手，卻不知，卻恰 恰成為促使中國崛起的加速劑。
五千年的興衰史，使得中華民族對“大一統”（用現代西方的話語就是主權）有著非比尋常的追求和信念。畢竟，國家統一之時，百姓安居樂業；國家分裂之時，百 姓流離失所，朝不保夕。而每當西方拿中國主權做文章的時候，中共就成為捍衛國家統一唯一可依靠政治力量。這反過來增加了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合法性。即 使對中共不認同的群體在面對國家統一的挑戰時，也必然會站在中共一邊。從而使得中共這一領導中國崛起的核心力量變得更強大，更有效力。這從2008年東西 方圍繞西藏、奧運火炬傳遞交手後的結果可見一斑：不僅國內的民眾空前團結、支持（中共），就是海外華人華僑也同樣如此。於是三十年來西方每次向中國叫牌就形成了如下模式：西方挑釁----社會轉型期的中共得到更多支持，合法性更加無容挑戰----中共更加強大和有效的面對、解決問題----中國更加迅速的發展和崛起。
當然，縱觀冷戰，西方戰勝蘇聯並沒有出現應對中國式的“失誤”。正是由於瓦解了蘇共，整個蘇東集團才瞬間崩潰。何以西方面對中國時就戰略失明了呢？除了以 上兩個原因，還應該和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冷戰時東西方是盟友，中國抓住這個時機已經相當程度的進入西方體系。這就是為什麼冷戰之後，美國仍然不得不給中 國最惠國待遇，最終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小布希時代應該是美國最後一次真的要下決心搞掉中國。但“遺憾”的是，“9.11”恐怖事件發生，美國不得不再次 和中國“化敵為友”。等到西方覺醒之後，不僅中國已經龐大到無法再瓦解，對整個國際社會的融合已經無法再區分外，西方的經濟危機也令其喪失了瓦解的能力。 如果說過去可以認為西方是戰略失誤，那麼現在，就是不得不為之了。哪怕它們最終明白這樣做適得其反，但也已別無選擇。
2010年7月23日星期五
根本較量還看全球資源技術控制力
在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技術與資源爭奪的今天，中國決不能滿足於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應從稀缺性和壟斷性的 角度正視經濟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與資源供給約束。亟須在整合科技資源的基礎上加大對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並綜合運用國家力量工具確保在全球資源配置領域的 一席之地。上海證券報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貴文章如是說。
世界銀行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9093萬億美元，高出德國1.5626萬億美元，僅比日本少1582億美 元，約為當年美國GDP的34.43%。穩居世界前三。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持續擴大，一段時間以來，中外專家普遍關注中國經濟何時超過日本乃至最終趕上美 國，有的幹脆將中國的趕超時間表一再提前。特別在經濟神經歷來敏感的日本，部分學者和輿論更是格外關心中國會否在近期某個時候取而代之坐上世界第二經濟大 國寶座。
文章指出，其實，在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技術與資源爭奪的今天，簡單意義上的經濟規模比較，並不能準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尤其是國際競爭 力的大小。譬如英國，儘管其去年的GDP只有2.1745萬億美元，但英國在全球金融、戰略產業乃至產品定價權方面卻是不折不扣的頂尖強國。假如把時空往 前挪移170年，則當時中國GDP約占世界總量的33%，差不多是大不列顛帝國的7倍。但是中英兩國在技術與資源控制力上的實力對比卻剛好相反。當時兩國 較量的最終結果是中國遭到了恥辱性的失敗。當然，歷史不能簡單地類比，畢竟今天的中國早已在全球政經版圖中占據重要一席，被廣泛視為將來可以平衡美國影響 力的超級經濟體。筆者只想強調的是：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競爭，不外乎對資源與技術的爭奪，而今這個趨勢日漸明顯。因此，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決不能滿足於經 濟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應從稀缺性和壟斷性的角度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與資源供給約束。
就以被視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依托平台——新能源來說，儘管中國在該領域的投資已經比肩美國，但聯合國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實現未來低碳產業的 目標，至少需要60多種骨幹技術支持，而在這60多種技術裡面有42種是中國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術。而國內專家本來樂觀認為，以太陽能電池、多晶矽為代表 的低碳產業是中國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差距的一次機遇。但正像相關評論所說的，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中國的低碳產業很有可能和此前的製造業一樣，淪為世 界低碳業的“製造工廠”，成為發達國家污染和能耗的轉移地。背負趕超使命的低碳產業如今又是“兩頭在外”：80%的銷售靠出口，90%的原料要靠進口。短 期內恐怕很難走出微笑曲線的底部。
新能源產業的技術供給現狀，只是中國在全球技術分工領域尷尬地位的一個縮影。當然，不排除中國在下一代互聯網、生物科技、航空航天、電動汽車等關鍵領 域可觀的研發實力和產業化前景，也認為即使在新能源產業，中國也不是沒牌可打。只是應當看到，在既有的全球技術分工和技術貿易框架約束下，中國很難參與主 要在發達國家之間流轉的技術分享。也就是說，儘管發達國家之間也會有彼此的技術防備，但除了最頂尖技術之外的先進技術是可以在他們之間低成本轉移的。而最 尖端的核心技術，中國即使掏錢也買不到。可見，中國面臨的技術約束是全球性的。假如我們不針對現有技術現狀盡早補課，則中國經濟雪球滾得越大，對外技術依 賴就越大。要想實現對日美的真正趕超，恐怕說易行難。
至於西方大國極為關注的全球資源獲取與控制力，更是制約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之一。就算國際能源署（IEA）日前公布的去年中國能源消費數據有 水分，按照今年2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則中國去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換算成油當量也有21.32億噸，與美國21.7億噸也相差無幾。而中國去年的 GDP只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對比，除了說明中國能耗大、能效低、經濟粗放式發展之外，唯一的安慰，大概就是中國的節能減排的空間可以很大了。 不幸的是，中國節能減排技術同樣落後。也許，這還可以慢慢追趕。但在全球資源日漸稀缺且主要能源礦產地帶基本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控制的約束條件下， 中國如何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巨量資源供給尤其是能源安全？事實上，不僅美國在千方百計打壓中國獲取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就算在“金磚四國”這個框架內，也 沒有一個國家真心實意對中國提供切實支持。甚至某些上游供應商還利用中國對重化工業發展的偏好，動輒抓住中國的軟肋大幅提高鐵礦石等原材料價格。
今年一季度，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達到了創紀錄的54.52%。這絕對是危險的信號。根據中國地質科學院《未來20年中國礦產資源的需求與安全供應問 題》的報告，中國在石油、鐵礦石、銅和鋁等重要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方面，10年內將攀升至50%至80%。假如中國不能克服資源供應瓶頸，那就有理由擔心中 國目前快速行駛的經濟列車會有一天因為上述原因而脫節直至出軌。畢竟中國目前的經濟規模還只占世界經濟總量的8%左右，而在這樣的經濟規模上就差不多趕上 了美國的能源量，就對世界資源存在較大依賴。假如中國的經濟規模在15年內真趕上了美國，而中國屆時恐怕很難具備美國那樣的全球資源配置與保障能力，則一 旦在資源獲取方面遇到難以克服的國際阻力，中國經濟發展如何得以持續？
文章表示，也許上述命題一時難以找到最優解，那麼為今而計，除了應當緊緊圍繞發展方式轉變這個核心命題之外，國家必須在整合科技資源的基礎上加大對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並綜合運用國家力量工具確保在全球資源配置領域的一席之地。
世界銀行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9093萬億美元，高出德國1.5626萬億美元，僅比日本少1582億美 元，約為當年美國GDP的34.43%。穩居世界前三。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持續擴大，一段時間以來，中外專家普遍關注中國經濟何時超過日本乃至最終趕上美 國，有的幹脆將中國的趕超時間表一再提前。特別在經濟神經歷來敏感的日本，部分學者和輿論更是格外關心中國會否在近期某個時候取而代之坐上世界第二經濟大 國寶座。
文章指出，其實，在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技術與資源爭奪的今天，簡單意義上的經濟規模比較，並不能準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尤其是國際競爭 力的大小。譬如英國，儘管其去年的GDP只有2.1745萬億美元，但英國在全球金融、戰略產業乃至產品定價權方面卻是不折不扣的頂尖強國。假如把時空往 前挪移170年，則當時中國GDP約占世界總量的33%，差不多是大不列顛帝國的7倍。但是中英兩國在技術與資源控制力上的實力對比卻剛好相反。當時兩國 較量的最終結果是中國遭到了恥辱性的失敗。當然，歷史不能簡單地類比，畢竟今天的中國早已在全球政經版圖中占據重要一席，被廣泛視為將來可以平衡美國影響 力的超級經濟體。筆者只想強調的是：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競爭，不外乎對資源與技術的爭奪，而今這個趨勢日漸明顯。因此，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決不能滿足於經 濟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應從稀缺性和壟斷性的角度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與資源供給約束。
就以被視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依托平台——新能源來說，儘管中國在該領域的投資已經比肩美國，但聯合國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實現未來低碳產業的 目標，至少需要60多種骨幹技術支持，而在這60多種技術裡面有42種是中國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術。而國內專家本來樂觀認為，以太陽能電池、多晶矽為代表 的低碳產業是中國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差距的一次機遇。但正像相關評論所說的，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中國的低碳產業很有可能和此前的製造業一樣，淪為世 界低碳業的“製造工廠”，成為發達國家污染和能耗的轉移地。背負趕超使命的低碳產業如今又是“兩頭在外”：80%的銷售靠出口，90%的原料要靠進口。短 期內恐怕很難走出微笑曲線的底部。
新能源產業的技術供給現狀，只是中國在全球技術分工領域尷尬地位的一個縮影。當然，不排除中國在下一代互聯網、生物科技、航空航天、電動汽車等關鍵領 域可觀的研發實力和產業化前景，也認為即使在新能源產業，中國也不是沒牌可打。只是應當看到，在既有的全球技術分工和技術貿易框架約束下，中國很難參與主 要在發達國家之間流轉的技術分享。也就是說，儘管發達國家之間也會有彼此的技術防備，但除了最頂尖技術之外的先進技術是可以在他們之間低成本轉移的。而最 尖端的核心技術，中國即使掏錢也買不到。可見，中國面臨的技術約束是全球性的。假如我們不針對現有技術現狀盡早補課，則中國經濟雪球滾得越大，對外技術依 賴就越大。要想實現對日美的真正趕超，恐怕說易行難。
至於西方大國極為關注的全球資源獲取與控制力，更是制約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之一。就算國際能源署（IEA）日前公布的去年中國能源消費數據有 水分，按照今年2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則中國去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換算成油當量也有21.32億噸，與美國21.7億噸也相差無幾。而中國去年的 GDP只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對比，除了說明中國能耗大、能效低、經濟粗放式發展之外，唯一的安慰，大概就是中國的節能減排的空間可以很大了。 不幸的是，中國節能減排技術同樣落後。也許，這還可以慢慢追趕。但在全球資源日漸稀缺且主要能源礦產地帶基本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控制的約束條件下， 中國如何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巨量資源供給尤其是能源安全？事實上，不僅美國在千方百計打壓中國獲取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就算在“金磚四國”這個框架內，也 沒有一個國家真心實意對中國提供切實支持。甚至某些上游供應商還利用中國對重化工業發展的偏好，動輒抓住中國的軟肋大幅提高鐵礦石等原材料價格。
今年一季度，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達到了創紀錄的54.52%。這絕對是危險的信號。根據中國地質科學院《未來20年中國礦產資源的需求與安全供應問 題》的報告，中國在石油、鐵礦石、銅和鋁等重要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方面，10年內將攀升至50%至80%。假如中國不能克服資源供應瓶頸，那就有理由擔心中 國目前快速行駛的經濟列車會有一天因為上述原因而脫節直至出軌。畢竟中國目前的經濟規模還只占世界經濟總量的8%左右，而在這樣的經濟規模上就差不多趕上 了美國的能源量，就對世界資源存在較大依賴。假如中國的經濟規模在15年內真趕上了美國，而中國屆時恐怕很難具備美國那樣的全球資源配置與保障能力，則一 旦在資源獲取方面遇到難以克服的國際阻力，中國經濟發展如何得以持續？
文章表示，也許上述命題一時難以找到最優解，那麼為今而計，除了應當緊緊圍繞發展方式轉變這個核心命題之外，國家必須在整合科技資源的基礎上加大對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並綜合運用國家力量工具確保在全球資源配置領域的一席之地。
中國借給美國的錢被用在哪了？
如所周知，中國目前所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劵達到了9002億美元的空前水平，按照中國政府外匯管理局2010年7月1日所公布的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 （6.785）來計算，相當於61085.77億人民幣，是官方所公布的2009年中國GDP總量（335353億）的18.21%。
此外中國還大量持有其它美國債劵（具體數額政府並未公布，但專業人士估計，僅兩房債券就有3670億美元之多，甚至有人說是5000億美元），而如果再將中國所持有的這些美國其它債劵也計算在內，則數量更為驚人，遠遠超過20%。
然而我們不能不坦率指出的是，中國當前對美國的這種援助是一種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非常荒唐可笑的援助。雖然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雖然在過去三十年有著非 常驚人的發展速度，可是就人均生產總值而言，在世界上尚屬落後水平，連美國人均生產總值的十三分之一都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將如此巨大的資金借給美國， 也就是世界上最為富有的國家，與一個窮人借錢給一個富人，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這種援助幾乎可以說是“傾其所有”——僅僅就美國政府債劵而言，平均每個 中國人借給美國人大約5000元人民幣，如果將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其它債劵也計算在內，則更多。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21日發布的2009年統計數 據，2009年全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農民人均收入更低到5153元。由此可見，中國對美國的這種援助通俗地說也就是，一個窮人不 顧自身的基本安全和教育發展，借錢給一個富人來援助富人的基本安全和教育發展。這種經濟援助是不是一個世界上尚未有記錄的“黑色幽默”，相信讀者都會做出 合理的判斷。
尤其令人沮喪的是，雖然中國大量持有美國債劵，對美國實施巨大的經濟援助，可是美國並不領情。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公開聲稱，正是由於中國儲蓄過高才造 成了美國最近的金融危機和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困境。換言之，在美國看來，如果中國不是大量購買美國債劵，美國經濟就不會出現金融危機，更不會陷於發展困 境。實際上就一定的意義而言，美國之所以要領導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關鍵的原因也就在於此。可見，大量持有美國債劵，援助美國經濟真可謂是賠了夫人又 折兵，吃力不討好。
所以，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中國都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大量減持美國政府債劵，停止對於美國經濟的巨額經濟援助。唯有如此，才可以擺脫這種窮人救濟富人所帶來的問題。
此外中國還大量持有其它美國債劵（具體數額政府並未公布，但專業人士估計，僅兩房債券就有3670億美元之多，甚至有人說是5000億美元），而如果再將中國所持有的這些美國其它債劵也計算在內，則數量更為驚人，遠遠超過20%。
然而我們不能不坦率指出的是，中國當前對美國的這種援助是一種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非常荒唐可笑的援助。雖然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雖然在過去三十年有著非 常驚人的發展速度，可是就人均生產總值而言，在世界上尚屬落後水平，連美國人均生產總值的十三分之一都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將如此巨大的資金借給美國， 也就是世界上最為富有的國家，與一個窮人借錢給一個富人，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這種援助幾乎可以說是“傾其所有”——僅僅就美國政府債劵而言，平均每個 中國人借給美國人大約5000元人民幣，如果將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其它債劵也計算在內，則更多。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21日發布的2009年統計數 據，2009年全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農民人均收入更低到5153元。由此可見，中國對美國的這種援助通俗地說也就是，一個窮人不 顧自身的基本安全和教育發展，借錢給一個富人來援助富人的基本安全和教育發展。這種經濟援助是不是一個世界上尚未有記錄的“黑色幽默”，相信讀者都會做出 合理的判斷。
尤其令人沮喪的是，雖然中國大量持有美國債劵，對美國實施巨大的經濟援助，可是美國並不領情。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公開聲稱，正是由於中國儲蓄過高才造 成了美國最近的金融危機和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困境。換言之，在美國看來，如果中國不是大量購買美國債劵，美國經濟就不會出現金融危機，更不會陷於發展困 境。實際上就一定的意義而言，美國之所以要領導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關鍵的原因也就在於此。可見，大量持有美國債劵，援助美國經濟真可謂是賠了夫人又 折兵，吃力不討好。
所以，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中國都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大量減持美國政府債劵，停止對於美國經濟的巨額經濟援助。唯有如此，才可以擺脫這種窮人救濟富人所帶來的問題。
2010年7月22日星期四
西方欲妖魔化中國在非洲投資
利比裡亞《新利比裡亞人報》7月23日載文《關於中國在非洲的開發，非洲人和其他人不知道 的幾件事情》，文章說，到底是誰在決定並保護著非洲大陸的核心利益？為什麼那些支配了非洲600多年的歐美國家，現在反過來指責中國的開發？很多西方國家 沉浸於對非洲人權和自然資源浪費方面的指責，可為什麼當中國人在非洲修路時，又哀號不斷？
在最近幾年，中國的世界地位日益增長，尤其是在非洲大陸擁有較大的影響力。中國最近在多個非洲國家投下了280億美元的巨資，這對西方國家甚 至非洲人自身都是件意外的事情。中國在追求國家利益可持續性發展的同時，需要能源的供應，於是它與安哥拉、尼日利亞等眾多非洲國家簽署了雙邊協議。
有一些非洲學者、政客和記者幼稚地加入到歐美國家的批判行列中來，卻從未想過西方國家之所以批評中國在非洲開發，根本就不是因為考慮到非洲自身的利益。他們批評中國的投資者沒有與非洲各國首腦會談就擅定規章，卻忘記了歐美國家未經任何“會談”就在非洲殖民、掠奪甚至奴役黑人的歷史。除此之外， 美國和歐洲人還在強迫非洲人信仰他們的宗教、學習他們的語言。
歷史將是我們的證人，歐美曾經在非洲犯下暴行，可他們卻底氣十足地在妖魔化欲在非洲開發的中國。歐美國家的人已在非洲停留了近千年，能夠顯示 他們肆意掠奪黃金、鑽石、石油和雇傭廉價勞動力的證據數不勝數。而中國至少從未參與奴隸買賣，從未參與非洲的殖民化，從未強迫任何非洲人信仰他們的宗教或 學習他們的語言，也從未參與行刺非洲的政治領袖。中國正在以歐美國家從未有過的方式，和非洲人做著生意。西方人在非洲幾乎沒做過什麼好事，由此看來中國人 不可能比他們做得還糟。我們在外商投資方面有更寬廣的選擇，這必然是件好事。
在指責中國欲“侵略並占領”非洲的同時，西方人手上已經沾染了鮮血。他們假裝處處為了非洲利益著想，無非是考慮到了國家自身利益。非洲應該有權力與中國自由地發展關係。而在中國大力在非洲多個國家進行開發的同時，西方人已經感受到了宿命般的挑戰。
在最近幾年，中國的世界地位日益增長，尤其是在非洲大陸擁有較大的影響力。中國最近在多個非洲國家投下了280億美元的巨資，這對西方國家甚 至非洲人自身都是件意外的事情。中國在追求國家利益可持續性發展的同時，需要能源的供應，於是它與安哥拉、尼日利亞等眾多非洲國家簽署了雙邊協議。
有一些非洲學者、政客和記者幼稚地加入到歐美國家的批判行列中來，卻從未想過西方國家之所以批評中國在非洲開發，根本就不是因為考慮到非洲自身的利益。他們批評中國的投資者沒有與非洲各國首腦會談就擅定規章，卻忘記了歐美國家未經任何“會談”就在非洲殖民、掠奪甚至奴役黑人的歷史。除此之外， 美國和歐洲人還在強迫非洲人信仰他們的宗教、學習他們的語言。
歷史將是我們的證人，歐美曾經在非洲犯下暴行，可他們卻底氣十足地在妖魔化欲在非洲開發的中國。歐美國家的人已在非洲停留了近千年，能夠顯示 他們肆意掠奪黃金、鑽石、石油和雇傭廉價勞動力的證據數不勝數。而中國至少從未參與奴隸買賣，從未參與非洲的殖民化，從未強迫任何非洲人信仰他們的宗教或 學習他們的語言，也從未參與行刺非洲的政治領袖。中國正在以歐美國家從未有過的方式，和非洲人做著生意。西方人在非洲幾乎沒做過什麼好事，由此看來中國人 不可能比他們做得還糟。我們在外商投資方面有更寬廣的選擇，這必然是件好事。
在指責中國欲“侵略並占領”非洲的同時，西方人手上已經沾染了鮮血。他們假裝處處為了非洲利益著想，無非是考慮到了國家自身利益。非洲應該有權力與中國自由地發展關係。而在中國大力在非洲多個國家進行開發的同時，西方人已經感受到了宿命般的挑戰。
西方國家鼓噪中國圖攫取更大利益
近年來，美國、日本、歐盟等西方國家不斷製造、炒作、渲染中國經濟軍事實力增長帶來威脅等許多假命題，表示 這些方面令美歐日擔憂。比如，美國進行民意調查的專業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對22個國家的2.4萬名民眾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了明顯不同和分野。
中國在廣大的亞非來發展中世界有許多真誠的朋友，他們客觀看待問題、肯定中國的影響與作用。除中國之外接受調查的21個國家中，有15個國家的民眾對 中國大致持積極看法。非洲和拉美國家民眾普遍將中國視為發展夥伴，其中巴基斯坦和肯尼亞以及尼日利亞三個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最為積極，巴基斯坦有85%的民 眾表示喜歡中國，肯尼亞和尼日利亞民眾中認為中國是積極影響力的人分別占86%和76%。
但在日本、美國和西歐，對中國持負面觀點的人則大幅增加，理由是所謂“對中國軍力和經濟實力增長感到受威脅”，實際是對中國的快速追趕感到不舒服並另 有戰略圖謀而已。最近表面宣傳對華友好的日本人對中國態度卻最為負面，比例為69%，這種現象應當引起中日友好表現與實質的足夠思索和警惕；其次是土耳其 和德國，分別是61%；法國、韓國以及印度也分別有50%、56%和52%的人對中國持負面印象。
從歷史和現實看，中國從來沒有威脅過他國安全，倒是中國的安全與發展數次受到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嚴重侵害。日本迄今在發動侵華戰爭問題上含糊其辭，並 不惜製造所謂領海爭端等許多問題對中國進行實質性的步步緊逼、得寸進尺。迄今仍在世界各地發動地區戰爭、威脅世界和平與安全、戰略安全政策不確定的，也根 本不是中國，而是一些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的別有用心的國家。種種借口和假命題，實際上是掩蓋他們擴張領海領土、攫取更大利益、擠壓中國的戰略圖謀。對國際社 會尤其是西方渲染炒作的關於中國的種種奇談怪論，以及製造的諸多所謂“問題”，中國當然不必承認，在重大場合莊嚴駁斥、宣示，其他很多時候可以置之不理、 不必與之無謂糾纏。
因為他們的實質目的就是要通過不斷渲染炒作，醜化中國形象，讓中國接下話題，進而不斷進行糾纏，讓中國感到被動和理虧，這些都是思維和現實上的陷阱。 同時，中國的確需要在國內加緊推進公平合理幸福社會的建設，切實樹立提高工資、普及社會保障也是生產力的意識。應當說，近幾年來中國充分意識到了提高國家 軟實力的重要作用，但對軟實力期望過高。軟實力的提高實際上有賴於各個社會環節和體制建設優化，這才是軟實力存在的基礎和依托。離開這些建設去投入大量財 力人力提高軟實力，效果並不理想，幾次礦難、罷工、工傷和食品藥品安全事件就足以嚴重傷害國家的軟實力和國際形象。
近期美方又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施壓。6月16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桑德.萊文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威脅稱，若中國在G20峰會上還不改變匯率 政策，美國國會將考慮推進針對中國的制裁法案。中國態度鮮明，強調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是造成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也不是妨礙世界經濟復甦和平衡、可持續增長 的障礙，在G20場合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不合適的。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中國人民長期以低工資、低保障和大勞動量 為代價，為國際社會共同克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盡快復甦做出了重大犧牲、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幣匯率問題涉及捍衛中國人民的辛勤與血汗積累，已經實行的些 許調整是中國政府根據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據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具體情況所做出的。
據《中國日報》不久前報道，2009年美國對內債務達8.6萬億美元，對外債務為3.7萬億美元，占GDP比率高達86%，是財政收入的5.5倍。而 同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為-2.4%，財政收入增長率為-10.0%。即使金融危機徹底表明美國的償債能力大幅下降，美國信用評級機構仍未對美國國債做出任 何調整。美國國債已經創下了1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幾乎占到GDP的90%。作為前三大債權國的中國、日本和英國大幅增持美國國債，分別達到9002億 美元、7955億美元和3212億美元。而美國依舊享受最高的國家信用和全球最大的財富紅利，這是世界存在的最大不公平，是對國際金融與經濟規則的嘲弄。
實際上，美國近年來窮兵黷武、奢侈消費，才是透支全世界的金融財政並導致金融危機的重大誘因，而今又企圖轉嫁原因和惡果，讓其他國家買單，理所當然應 遭到拒絕和批判。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會根據中國的各方面實際情況，兼顧世界經濟情況，做出適當調整，但不會屈服於外來壓力而做出不可承受的變化，因為中 國政府首先要對中國人民負責。中國還要理直氣壯要求中國的金融與經濟發言權，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與經濟規則建設，重新思考和評估債權國地位，將作為債權國的 金融權力轉化為國家金融話語權，增強抵禦外部壓力的博弈能力。
中國在廣大的亞非來發展中世界有許多真誠的朋友，他們客觀看待問題、肯定中國的影響與作用。除中國之外接受調查的21個國家中，有15個國家的民眾對 中國大致持積極看法。非洲和拉美國家民眾普遍將中國視為發展夥伴，其中巴基斯坦和肯尼亞以及尼日利亞三個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最為積極，巴基斯坦有85%的民 眾表示喜歡中國，肯尼亞和尼日利亞民眾中認為中國是積極影響力的人分別占86%和76%。
但在日本、美國和西歐，對中國持負面觀點的人則大幅增加，理由是所謂“對中國軍力和經濟實力增長感到受威脅”，實際是對中國的快速追趕感到不舒服並另 有戰略圖謀而已。最近表面宣傳對華友好的日本人對中國態度卻最為負面，比例為69%，這種現象應當引起中日友好表現與實質的足夠思索和警惕；其次是土耳其 和德國，分別是61%；法國、韓國以及印度也分別有50%、56%和52%的人對中國持負面印象。
從歷史和現實看，中國從來沒有威脅過他國安全，倒是中國的安全與發展數次受到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嚴重侵害。日本迄今在發動侵華戰爭問題上含糊其辭，並 不惜製造所謂領海爭端等許多問題對中國進行實質性的步步緊逼、得寸進尺。迄今仍在世界各地發動地區戰爭、威脅世界和平與安全、戰略安全政策不確定的，也根 本不是中國，而是一些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的別有用心的國家。種種借口和假命題，實際上是掩蓋他們擴張領海領土、攫取更大利益、擠壓中國的戰略圖謀。對國際社 會尤其是西方渲染炒作的關於中國的種種奇談怪論，以及製造的諸多所謂“問題”，中國當然不必承認，在重大場合莊嚴駁斥、宣示，其他很多時候可以置之不理、 不必與之無謂糾纏。
因為他們的實質目的就是要通過不斷渲染炒作，醜化中國形象，讓中國接下話題，進而不斷進行糾纏，讓中國感到被動和理虧，這些都是思維和現實上的陷阱。 同時，中國的確需要在國內加緊推進公平合理幸福社會的建設，切實樹立提高工資、普及社會保障也是生產力的意識。應當說，近幾年來中國充分意識到了提高國家 軟實力的重要作用，但對軟實力期望過高。軟實力的提高實際上有賴於各個社會環節和體制建設優化，這才是軟實力存在的基礎和依托。離開這些建設去投入大量財 力人力提高軟實力，效果並不理想，幾次礦難、罷工、工傷和食品藥品安全事件就足以嚴重傷害國家的軟實力和國際形象。
近期美方又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施壓。6月16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桑德.萊文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威脅稱，若中國在G20峰會上還不改變匯率 政策，美國國會將考慮推進針對中國的制裁法案。中國態度鮮明，強調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是造成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也不是妨礙世界經濟復甦和平衡、可持續增長 的障礙，在G20場合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不合適的。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中國人民長期以低工資、低保障和大勞動量 為代價，為國際社會共同克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盡快復甦做出了重大犧牲、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幣匯率問題涉及捍衛中國人民的辛勤與血汗積累，已經實行的些 許調整是中國政府根據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據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具體情況所做出的。
據《中國日報》不久前報道，2009年美國對內債務達8.6萬億美元，對外債務為3.7萬億美元，占GDP比率高達86%，是財政收入的5.5倍。而 同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為-2.4%，財政收入增長率為-10.0%。即使金融危機徹底表明美國的償債能力大幅下降，美國信用評級機構仍未對美國國債做出任 何調整。美國國債已經創下了1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幾乎占到GDP的90%。作為前三大債權國的中國、日本和英國大幅增持美國國債，分別達到9002億 美元、7955億美元和3212億美元。而美國依舊享受最高的國家信用和全球最大的財富紅利，這是世界存在的最大不公平，是對國際金融與經濟規則的嘲弄。
實際上，美國近年來窮兵黷武、奢侈消費，才是透支全世界的金融財政並導致金融危機的重大誘因，而今又企圖轉嫁原因和惡果，讓其他國家買單，理所當然應 遭到拒絕和批判。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會根據中國的各方面實際情況，兼顧世界經濟情況，做出適當調整，但不會屈服於外來壓力而做出不可承受的變化，因為中 國政府首先要對中國人民負責。中國還要理直氣壯要求中國的金融與經濟發言權，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與經濟規則建設，重新思考和評估債權國地位，將作為債權國的 金融權力轉化為國家金融話語權，增強抵禦外部壓力的博弈能力。
2010年7月16日星期五
漢字的簡體繁體之爭
漢字的簡體繁體之爭，早已有之，本來不足為奇。怪的是最近幾個月，沒有任何大陸生活背景，出生於港九的馬英九，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台灣以 所謂“正統”自居，在中國和中華文化代表權問題上，屢屢對大陸展開挑戰。其一個所謂理由就是，代表“正統”概念的繁體字在台灣盛行，而非“正統”的簡體字 在大陸則是官方認可的文字。還美其名曰把台灣的繁體字叫做“正體字”，似乎在以某種滑稽可笑的姿態詔告天下：我們台灣才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我們的繁體才 是出身正房的“正體”，我們才是真正的“正統”。
此言一出，引來島內某些人的擊節叫好，或許在他們看來，馬英九和台灣當局終於為30多年前被攆出聯合國的“台灣政府”找到了名門正統的鐵證， 終於為台灣找到了足以跟大陸在誰更能代表“中國”問題上較勁的砝碼，終於為台灣在亞洲、在國際上出頭露臉的正名信條。甚至一些對歷史不甚了了的大陸年輕 人，也仿佛挨了當頭一棒，頓時自覺氣短起來，似乎無話可說、無理可辯，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台灣馬英九荒謬妄言的立場上去。其實，我們只要簡單回顧一下現代 中國在漢字使用改革、實踐的歷史，就能輕而易舉地戳破台灣那些小丑們的無稽之談。
新中國建國後，漢字改革的相關政策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向全國推行簡化字。從1月起的60天內，國家先後出台的方案還有《漢語拼音 方案草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和《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推行簡化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字改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當時的推 行沒有遇到什麼阻力。清末秀才、時任民建中央副主委的李燭塵熱情擁護簡化字，他說，“‘燭塵’兩個字簡化了，我自己寫名字都方便多了”。70歲的古文字學 家曾憲通那時剛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記得在入學填表時寫的還是繁體字，當時也有同學覺得部分簡體字不符合字理，但沒有明顯抵觸的情緒。“很多字原來在解放 區使用，一些字早就在手寫中流行，我們當時覺得轉換很自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蘇培成目前參與國家的語言文字規範工作，他表示“當時的改革是很慎重的，先是廣泛調查，中央政府 多次徵求意見，並且分四批來推出簡化字”。毛澤東當時確立的方針是，“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 的應用。”1952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重點研究漢字簡化問題，成員有魏建功、林漢達、杜鬆壽等12人，其中一部分是當年參與過國民政府文 字改革的故人。
1955年1月，文改會擬訂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廣泛徵求意見。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28個省、 市、自治區的代表207名，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小學和師範、工農學校的語文教師，其餘是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語文工作者。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試驗小學的教 師胡逸生說，當他在講台上向學生介紹簡化漢字，舉出“豔”字今後簡化為“艶”字時，孩子們馬上熱烈鼓掌歡呼。根據當時的一份報告顯示，這次會議代表一致接 受了文改會提出的漢字簡化的方針步驟，即“選字形要盡量採用群眾中已經通行的簡字，而推行步驟要採取逐步分批實施的方式”。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文字 橫排橫寫的倡議。會議代表張壽康、吳三立、商承祚、陳望道等79個代表在會上提出推廣橫排橫寫的議案，被列入會議決議。
漢字自古以來是從上到下書寫，但後來受到近代西方語言文化的衝擊。從生理上說，眼睛的視野橫看比直看要寬一倍以上。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會議 報告中也說明，是為了“對將來推行拼音文字亦有好處”。會議提出建議“希望中央考慮《人民日報》從1956年1月1日起改為橫排”。意見被采納，到了 1955年底，全國報紙期刊橫排的已占80%以上。1956年以後，全國全面實行漢字橫排。文改會議之後，1956年1月28日，《漢字簡化方案》由國務 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31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在全國推行。這個方案共計簡化漢字517個，簡化偏旁54個，並廢除了近400個異體字。
漢字簡化的方法和簡化字的使用現狀
1964年5月文改會編印出《簡化字總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 化偏旁，第三表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754個簡化字。由此，簡化字的數量由517個增加到2238個，這就是今天使用的簡體字的基本範圍。
當時簡化漢字具體的方法大致有幾種：1、採用較簡單的古字，如眾、網；2、保留原字輪廓：如龜（龜）、慮（慮）。3、保留原字一部分特征省略 其他，如，如聲（聲）、醫（醫）；4、簡化偏旁，如歡（歡）、難（難）之左偏旁改ㄡ；5、根據草書的寫法來楷化：如專（專）、東（東）、車（車）、轉 （轉）等。6、相通或同音的字合併：如“裡”和“裡”相通，合為“里”，“餘”和“餘”相通，合為“餘”。最後一種同聲字合併方式，也是後來引起最多批評 的。
不久前，有報道稱，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日內瓦出席一項會議時說，簡化字的推廣和流行，會讓繁體字居於相對弱勢，最後可能被遺忘。馬英九嘗試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把繁體字列為文化保護遺產，但因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而遭拒絕。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海外華人普遍使用的都是繁體字。而隨著中國國家的開放和國力發展，簡化字的傳播範圍正在越來越大。新加坡早在1969年 即公布第一批簡體字，1976年頒布的《簡體字總表》修訂本，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馬來西亞於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 化字總表》完全一致。泰國本來規定，華文學校不准用簡體字教學，在聯合國以簡體字為漢字標準後，宣布取消限制，於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華文學校都可教學 簡體字，繁簡兩種字體並用。
近年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深入，使“中文熱”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很多人選擇了到中國大陸來學習中文。中山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副院長周小兵告訴記 者，在他接觸過的留學生中，韓國日本的學生在國內學的是繁體。來中國學習，一般學校的要求是“認兩種寫一種”，只要求學生會認簡體字，但不排斥他們在寫作 業的時候寫繁體，“基本上對學生的學習和運用沒有什麼大的影響”。而教學的實踐，讓周小兵明顯感覺，簡體字的確是更方便有效的學習工具。“教外國學生的老 師，會覺得讓學生盡快學會中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對於一個零起點的學生，尤其是歐美學生來說，教學簡體字肯定更容易快捷得多。”
目前，大陸對外漢語教學有“漢語托福”考試，即如同英語“托福”考試的“漢語水平考試”，外國人為了取得中文程度的證書，簡體字一定得懂。今 年2月18日，中國的《國際先驅導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簡體漢字熱全球》，文中寫道：“出生在美國的許多華裔感慨，學中文不學簡體是落伍了”。這篇 文章介紹，在美國的地鐵車廂內，涉及中文的商品廣告、說明書大量使用簡體字，而美國移民局辦理華人移民時也已經逐步棄繁取簡。“如果有外國學生想要學習繁 體字，在大陸也有很多途徑。當然，在來大陸學漢語的學生中，這樣的學生一千個人當中恐怕都沒有一個，絕大多數人是為了從事與中國相關的經商、文化交流工作 而學漢語的”，周小兵說。目前中國政府計劃在國外建立100所“孔子學院”教授漢語，客觀上也將對簡體字在海外的推行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在台灣，簡體字的影響也日益顯著。曾憲通曾在台灣清華大學講學半年，發現台灣學生寫作業有時也使用簡體字，“簡體字還是方便很多”。而台 灣聯經出版公司成立“上海書局”展售簡體字書，業績也出乎意料的好。在這種情況下，擔心繁體字的失落和遺忘並非杞人憂天。
新中國建國前，漢字簡化的歷史進程
事實上，簡化漢字並非始於新中國成立後。早在晚清末年，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皆主張文字拼音化。1906年，教育家陸費逵在《教育雜誌》 創刊號上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1922年，陸費逵又發表論文《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 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一批知識分子痛感於漢字的“三多五難”：字數多，筆畫多，讀音多，因而就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用，不利於 啟蒙大眾，文字改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胡適、魯迅、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鋒都倡導簡化字。魯迅曾經感慨：“中國的文字，對於大 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它10來年功夫，就不容易跨過。”
1922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聯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 體方案。它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現行簡體字的產生依據，影響深遠。1935年春，上海文化界發起大規模漢字簡化運動，稱為“手頭字運 動”，意即一般人怎麼寫，書就怎麼印，使得文字比較容易寫、容易認。同年8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採用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譜》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 簡體字表”，收簡體字324個，是歷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個簡體字表。當時的簡化原則一是述而不作，二是選擇社會上比較通行之簡體字最先採用，三是已簡化 的字不再求簡。這套方案後來因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對，於第二年2月通令收回。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的簡體字運動停頓。
1949年後的第一次簡化字改革獲得了普遍的贊同，但並非沒有批評。在1957年有關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一些專家和群眾就漢字簡化方 面的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說：“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字混淆 了。”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從第一次簡化字改革開始到今天，簡體漢字不僅在學校教學、社會工作、社會生活各方面取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共識，早已成為人所 共知、廣為接受的漢字書寫方式，在各方面促進了社會的全面進步，而且在對外漢語教學領域、在中國文化的世界推廣過程中，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外籍人士的認可和 喜愛，扭轉了受到台灣、新加坡、甚至南朝鮮、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繁體字影響海外中文教學的被動局面，提高了外籍人士學習漢字的積極性，提高了中文書寫和交流 的速度和便捷性，有效地擴大了漢字和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實際影響力。
馬英九和台灣社會對簡體字改革的荒唐污蔑
除了以所謂“繁體字才是中國文化正統，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說辭，不僅荒謬，而且居心叵測。任何文字，在其創造、使用、發展、傳承的歷史長 河中，都伴隨著不斷的去舊納新。舊的、反映過去的生產生活的詞匯，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逐漸無人在日常交往中使用（文字歷史研究、考古研究等除外），而新 的、反映當下時代特色的詞匯，會由點到面而逐漸被大眾接受和認可而大量使用。在中國，這一點根本無需舉例說明，即便是在西方國家，即便是用字母而非音形、 意形表達的漢字，英語單詞從500年前到21世紀的當下，都變了不知多少。試問，這樣的與時俱進能說是非正統、非歷史的麼？！
更可笑的是，馬英九和曾經的劉兆炫當局，竟然將中國的漢字簡化改革，污作“亂簡化、破壞了漢字的原貌”，更是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恰恰是在有 著深厚中國歷史文化傳承的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1977年公布的《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則因為受到普遍的反對而在8年後宣布廢除。蘇培成說，這批文 字受到詬病的關鍵是缺乏群眾基礎，很多字只是在個別地方流行，不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知識分子批評這些字一味追求簡單，已經失去了漢字的風貌。復旦大 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記得，自己當時曾發表過一篇研究陸游的論文，陸游的游是寫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實在太過，不像漢字了，而且簡化得毫無道理”。 1986年初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作出兩個重要決議：一是宣布廢除《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後，漢字簡化應持極其慎重 的態度，使文字在一個時期內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
可見，孤懸一島的台灣當局和從未到過大陸的馬英九，其實根本沒有任何資格因為自己在使用貌似“正統”的繁體字，對大陸的漢字簡化改革去說三道 四、評頭論足！而馬英九和台灣當局，也正是沒有基本的自知之明、沒有基本的歷史知識，才一再在漢字問題上口出妄言、嘩眾取寵、貽笑大方、滑天下之大稽。在 這裡，我們也奉勸散居在新加坡、日本、南朝鮮或其他國家的某些漢字使用者，國內某些對歷史似是而非的年輕人，要與大陸爭“正統”、要對中國文化指指點點之 前，最好花上三五天好好讀讀中國文化的歷史，搞清楚漢字簡化改革的來龍去脈，以免閑得無聊到處發些不著四六的感嘆。到處發些不靠譜的“意見和建議”，不僅 占用寶貴的網頁資源，也浪費讀者的時間，更惡劣的是搞亂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字感興趣的一代代年輕人。
此言一出，引來島內某些人的擊節叫好，或許在他們看來，馬英九和台灣當局終於為30多年前被攆出聯合國的“台灣政府”找到了名門正統的鐵證， 終於為台灣找到了足以跟大陸在誰更能代表“中國”問題上較勁的砝碼，終於為台灣在亞洲、在國際上出頭露臉的正名信條。甚至一些對歷史不甚了了的大陸年輕 人，也仿佛挨了當頭一棒，頓時自覺氣短起來，似乎無話可說、無理可辯，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台灣馬英九荒謬妄言的立場上去。其實，我們只要簡單回顧一下現代 中國在漢字使用改革、實踐的歷史，就能輕而易舉地戳破台灣那些小丑們的無稽之談。
新中國建國後，漢字改革的相關政策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向全國推行簡化字。從1月起的60天內，國家先後出台的方案還有《漢語拼音 方案草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和《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推行簡化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字改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當時的推 行沒有遇到什麼阻力。清末秀才、時任民建中央副主委的李燭塵熱情擁護簡化字，他說，“‘燭塵’兩個字簡化了，我自己寫名字都方便多了”。70歲的古文字學 家曾憲通那時剛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記得在入學填表時寫的還是繁體字，當時也有同學覺得部分簡體字不符合字理，但沒有明顯抵觸的情緒。“很多字原來在解放 區使用，一些字早就在手寫中流行，我們當時覺得轉換很自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蘇培成目前參與國家的語言文字規範工作，他表示“當時的改革是很慎重的，先是廣泛調查，中央政府 多次徵求意見，並且分四批來推出簡化字”。毛澤東當時確立的方針是，“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 的應用。”1952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重點研究漢字簡化問題，成員有魏建功、林漢達、杜鬆壽等12人，其中一部分是當年參與過國民政府文 字改革的故人。
1955年1月，文改會擬訂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廣泛徵求意見。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28個省、 市、自治區的代表207名，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小學和師範、工農學校的語文教師，其餘是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語文工作者。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試驗小學的教 師胡逸生說，當他在講台上向學生介紹簡化漢字，舉出“豔”字今後簡化為“艶”字時，孩子們馬上熱烈鼓掌歡呼。根據當時的一份報告顯示，這次會議代表一致接 受了文改會提出的漢字簡化的方針步驟，即“選字形要盡量採用群眾中已經通行的簡字，而推行步驟要採取逐步分批實施的方式”。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文字 橫排橫寫的倡議。會議代表張壽康、吳三立、商承祚、陳望道等79個代表在會上提出推廣橫排橫寫的議案，被列入會議決議。
漢字自古以來是從上到下書寫，但後來受到近代西方語言文化的衝擊。從生理上說，眼睛的視野橫看比直看要寬一倍以上。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會議 報告中也說明，是為了“對將來推行拼音文字亦有好處”。會議提出建議“希望中央考慮《人民日報》從1956年1月1日起改為橫排”。意見被采納，到了 1955年底，全國報紙期刊橫排的已占80%以上。1956年以後，全國全面實行漢字橫排。文改會議之後，1956年1月28日，《漢字簡化方案》由國務 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31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在全國推行。這個方案共計簡化漢字517個，簡化偏旁54個，並廢除了近400個異體字。
漢字簡化的方法和簡化字的使用現狀
1964年5月文改會編印出《簡化字總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 化偏旁，第三表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754個簡化字。由此，簡化字的數量由517個增加到2238個，這就是今天使用的簡體字的基本範圍。
當時簡化漢字具體的方法大致有幾種：1、採用較簡單的古字，如眾、網；2、保留原字輪廓：如龜（龜）、慮（慮）。3、保留原字一部分特征省略 其他，如，如聲（聲）、醫（醫）；4、簡化偏旁，如歡（歡）、難（難）之左偏旁改ㄡ；5、根據草書的寫法來楷化：如專（專）、東（東）、車（車）、轉 （轉）等。6、相通或同音的字合併：如“裡”和“裡”相通，合為“里”，“餘”和“餘”相通，合為“餘”。最後一種同聲字合併方式，也是後來引起最多批評 的。
不久前，有報道稱，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日內瓦出席一項會議時說，簡化字的推廣和流行，會讓繁體字居於相對弱勢，最後可能被遺忘。馬英九嘗試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把繁體字列為文化保護遺產，但因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而遭拒絕。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海外華人普遍使用的都是繁體字。而隨著中國國家的開放和國力發展，簡化字的傳播範圍正在越來越大。新加坡早在1969年 即公布第一批簡體字，1976年頒布的《簡體字總表》修訂本，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馬來西亞於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 化字總表》完全一致。泰國本來規定，華文學校不准用簡體字教學，在聯合國以簡體字為漢字標準後，宣布取消限制，於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華文學校都可教學 簡體字，繁簡兩種字體並用。
近年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深入，使“中文熱”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很多人選擇了到中國大陸來學習中文。中山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副院長周小兵告訴記 者，在他接觸過的留學生中，韓國日本的學生在國內學的是繁體。來中國學習，一般學校的要求是“認兩種寫一種”，只要求學生會認簡體字，但不排斥他們在寫作 業的時候寫繁體，“基本上對學生的學習和運用沒有什麼大的影響”。而教學的實踐，讓周小兵明顯感覺，簡體字的確是更方便有效的學習工具。“教外國學生的老 師，會覺得讓學生盡快學會中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對於一個零起點的學生，尤其是歐美學生來說，教學簡體字肯定更容易快捷得多。”
目前，大陸對外漢語教學有“漢語托福”考試，即如同英語“托福”考試的“漢語水平考試”，外國人為了取得中文程度的證書，簡體字一定得懂。今 年2月18日，中國的《國際先驅導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簡體漢字熱全球》，文中寫道：“出生在美國的許多華裔感慨，學中文不學簡體是落伍了”。這篇 文章介紹，在美國的地鐵車廂內，涉及中文的商品廣告、說明書大量使用簡體字，而美國移民局辦理華人移民時也已經逐步棄繁取簡。“如果有外國學生想要學習繁 體字，在大陸也有很多途徑。當然，在來大陸學漢語的學生中，這樣的學生一千個人當中恐怕都沒有一個，絕大多數人是為了從事與中國相關的經商、文化交流工作 而學漢語的”，周小兵說。目前中國政府計劃在國外建立100所“孔子學院”教授漢語，客觀上也將對簡體字在海外的推行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在台灣，簡體字的影響也日益顯著。曾憲通曾在台灣清華大學講學半年，發現台灣學生寫作業有時也使用簡體字，“簡體字還是方便很多”。而台 灣聯經出版公司成立“上海書局”展售簡體字書，業績也出乎意料的好。在這種情況下，擔心繁體字的失落和遺忘並非杞人憂天。
新中國建國前，漢字簡化的歷史進程
事實上，簡化漢字並非始於新中國成立後。早在晚清末年，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皆主張文字拼音化。1906年，教育家陸費逵在《教育雜誌》 創刊號上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1922年，陸費逵又發表論文《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 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一批知識分子痛感於漢字的“三多五難”：字數多，筆畫多，讀音多，因而就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用，不利於 啟蒙大眾，文字改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胡適、魯迅、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鋒都倡導簡化字。魯迅曾經感慨：“中國的文字，對於大 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它10來年功夫，就不容易跨過。”
1922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聯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 體方案。它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現行簡體字的產生依據，影響深遠。1935年春，上海文化界發起大規模漢字簡化運動，稱為“手頭字運 動”，意即一般人怎麼寫，書就怎麼印，使得文字比較容易寫、容易認。同年8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採用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譜》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 簡體字表”，收簡體字324個，是歷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個簡體字表。當時的簡化原則一是述而不作，二是選擇社會上比較通行之簡體字最先採用，三是已簡化 的字不再求簡。這套方案後來因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對，於第二年2月通令收回。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的簡體字運動停頓。
1949年後的第一次簡化字改革獲得了普遍的贊同，但並非沒有批評。在1957年有關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一些專家和群眾就漢字簡化方 面的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說：“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字混淆 了。”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從第一次簡化字改革開始到今天，簡體漢字不僅在學校教學、社會工作、社會生活各方面取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共識，早已成為人所 共知、廣為接受的漢字書寫方式，在各方面促進了社會的全面進步，而且在對外漢語教學領域、在中國文化的世界推廣過程中，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外籍人士的認可和 喜愛，扭轉了受到台灣、新加坡、甚至南朝鮮、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繁體字影響海外中文教學的被動局面，提高了外籍人士學習漢字的積極性，提高了中文書寫和交流 的速度和便捷性，有效地擴大了漢字和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實際影響力。
馬英九和台灣社會對簡體字改革的荒唐污蔑
除了以所謂“繁體字才是中國文化正統，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說辭，不僅荒謬，而且居心叵測。任何文字，在其創造、使用、發展、傳承的歷史長 河中，都伴隨著不斷的去舊納新。舊的、反映過去的生產生活的詞匯，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逐漸無人在日常交往中使用（文字歷史研究、考古研究等除外），而新 的、反映當下時代特色的詞匯，會由點到面而逐漸被大眾接受和認可而大量使用。在中國，這一點根本無需舉例說明，即便是在西方國家，即便是用字母而非音形、 意形表達的漢字，英語單詞從500年前到21世紀的當下，都變了不知多少。試問，這樣的與時俱進能說是非正統、非歷史的麼？！
更可笑的是，馬英九和曾經的劉兆炫當局，竟然將中國的漢字簡化改革，污作“亂簡化、破壞了漢字的原貌”，更是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恰恰是在有 著深厚中國歷史文化傳承的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1977年公布的《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則因為受到普遍的反對而在8年後宣布廢除。蘇培成說，這批文 字受到詬病的關鍵是缺乏群眾基礎，很多字只是在個別地方流行，不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知識分子批評這些字一味追求簡單，已經失去了漢字的風貌。復旦大 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記得，自己當時曾發表過一篇研究陸游的論文，陸游的游是寫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實在太過，不像漢字了，而且簡化得毫無道理”。 1986年初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作出兩個重要決議：一是宣布廢除《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後，漢字簡化應持極其慎重 的態度，使文字在一個時期內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
可見，孤懸一島的台灣當局和從未到過大陸的馬英九，其實根本沒有任何資格因為自己在使用貌似“正統”的繁體字，對大陸的漢字簡化改革去說三道 四、評頭論足！而馬英九和台灣當局，也正是沒有基本的自知之明、沒有基本的歷史知識，才一再在漢字問題上口出妄言、嘩眾取寵、貽笑大方、滑天下之大稽。在 這裡，我們也奉勸散居在新加坡、日本、南朝鮮或其他國家的某些漢字使用者，國內某些對歷史似是而非的年輕人，要與大陸爭“正統”、要對中國文化指指點點之 前，最好花上三五天好好讀讀中國文化的歷史，搞清楚漢字簡化改革的來龍去脈，以免閑得無聊到處發些不著四六的感嘆。到處發些不靠譜的“意見和建議”，不僅 占用寶貴的網頁資源，也浪費讀者的時間，更惡劣的是搞亂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字感興趣的一代代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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