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貿易順差已處合理區間

談起西方針對中國的“順差國責任”論調，商務部綜合司司長劉海泉說：“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過大的順差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沒有好處。”
　　劉海泉說，歷史資料表明，中國出現貿易順差的時間並不長，持續出現順差從1994年才開始；順差的規模也不大，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多數年份在3%以下。直到2005年後，順差增長才有所加快，2008年達到2981億美元，占GDP的6.9%。
　　但與德國、日本等貿易大國相比，中國貿易順差並不算多。德國自1952年以來，連續58年保持貿易順差，順差占其GDP最高時曾達到8%。日本自 1981年以來，連續29年貿易順差。美國在二戰後曾出現過連續20年的順差。一些海灣國家受資源稟賦影響，也長期保持大額順差。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貿易順差持續下降，貿易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繼2009年中國貿易順差比上年減少1020億美元、下降34%後，今年上半年同比又下降42.5%，順差占GDP比重降至2.2%，已處於一個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
　　在華外企是順差的主要創造者
　　“單純看順差數字，無法全面準確瞭解背後利益的實際流向，必須結合投資情況來進行分析。”劉海泉說，“事實上，外商投資企業是我貿易順差的主要創造者, 也是我貿易順差的主要受益者。”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2009年外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55.9%，創造的順差接近順差總額的2/3。外商投資企業通過“中 國加工”賺取高額收益。他們從日韓等我周邊國家進口零部件，在中國加工為成品或半成品後再出口到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獲得設計、研發、批發和零售等環節的高 額利潤，留給中國的僅是微薄的加工費。
　　劉海泉以“芭比娃娃”為例解釋：一個在中國生產的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零售價為10美元，而中國企業的加工費只有0.35美元，擁有該品牌的美國公司在扣除其他成本後獲利近8美元。
　　他說，多年來，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在華投資設廠，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政策、市場等多方面優勢，提高了自身國際競爭力，鞏固和擴大了在全球市場上的地 位，帶動了其國內產業升級。目前全球500強企業中已有470多家來華落戶，中國逐步成為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所在地和利潤增長的重要支撐點。中美商 會發佈的《2009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顯示，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嚴重衝擊的2008年，74%的美國在華企業盈利，81%的企業對未來5年在華業務 發展前景表示樂觀。
　　保持一定的順差有其合理性
　　劉海泉認為，前些年，中國貿易順差出現較快增長，規模不斷擴大，歸根結底是由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和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等多方原因共同決定的：
　　一是國際產業轉移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了轉移不斷上升的成本，佔領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通過對外投資等手段逐步將製造業 向中國這樣具有勞動力、土地、稅收等成本優勢的國家轉移。在轉移的同時，貿易順差也同時被轉嫁給中國，導致中國順差規模持續擴大。
　　二是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工業門類齊全，生產配套能力較強，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滿足不斷增長的外需奠定了扎實基礎。
　　三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更緊密，商品和服務的國際流動也更加便利和快捷，這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貿易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
　　四是當前中國的出口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而主要貿易夥伴歐盟、美國、日本等則以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有較強互補性。
　　五是中國出口以日用消費品為主，國際市場對此需求較大也較穩定，受經濟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相對要小一些，而且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優勢明顯，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中國對外貿易出現一定規模的順差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劉海泉說。
　　中國出口力促“雙贏”結果
　　“中國出口是中國與外部世界一個雙贏的結果，絕不像某些西方國家宣傳的是外方吃虧、我們獨享好處。”劉海泉說。
　　劉海泉說，中國人民依靠辛勤勞動，為全世界創造出物美價廉的產品，不但有利於穩定進口國市場和經濟，而且有利於提高進口國人民的福利。通過進口中國商 品，一方面有利於進口國穩定市場價格水準，降低通脹風險，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另一方面，有利於滿足進口國的消費者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提高他們 的購買能力和生活水準。按照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結果推算，美國人通過進口產自中國的商品，僅2009年平均每人就節省了300多美元的開支。
　　劉海泉指出，正因為中國產品能給世界各國和人民帶來諸多好處，中國出口近年來才能得以快速增長。如果只關注中國獲得貿易順差，而故意回避進口國的收益和當地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不客觀，更不符合邏輯。
　　西方國家不應一味轉移矛盾
　　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在艱難曲折中逐步復蘇。劉海泉認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部分國家目前遭遇的困難本質上是其內部經濟結構出了問題。
　　一直以來，西方人習慣于通過透支未來的收益來滿足當下需求，並催生了與之相匹配的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整個國家走上了過度依賴信貸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 道路，導致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在經濟前景看好的時期，這種發展模式看似運行正常，而一旦環境惡化，未來的收益不再有保障，這種發展模式就問題百出、難以為 繼。
　　西方國家在危機後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採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如重新振興製造業、更加重視出口等。但是應當看到，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持續向低成本國家和 地區轉移製造業，自身對傳統製造業已有些“水土不服”，短期內難以重新恢復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的多數產品恰恰是西方國家不願生產而又不可缺少的 日用消費類商品，就算西方國家不從中國進口，也不得不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同類產品。
　　“在追究危機責任和解決經濟復蘇乏力問題上，西方國家應該把目光集中在查找自身不足和修煉內功上，而不應一味地轉移矛盾、嫁禍於人。”劉海泉說。
　　擴大進口還需西方放開限制
　　在劉海泉看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高度互補，雙方本可以通過自由貿易互換產品，滿足各自需求。但事實上，西方某些國家拋棄了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對中國實行了嚴格並帶有歧視性的出口限制，人為造成雙方貿易的不平衡。
　　例如，美國在2007年把中國單列出來，增加了幾十個品種商品的出口限制，像高性能電腦、航空航太民用技術、高精度數控機床等，中國有需求卻買不到。
　　劉海泉說，這充分說明，中國與西方部分國家貿易不平衡的根源在於這些國家始終不願主動從自身角度去化解貿易赤字問題。“他們只有採取切實行動，放開其具有比較優勢同時又是中國需要商品的出口限制，才能從根本上達到其擴大出口的目的，並有效改善雙邊貿易平衡。”
　　他介紹，在應對金融危機衝擊中，中國努力穩定出口、優化出口結構，更積極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2009年以來，中國主動組織了數批貿易投資促進 團，繼續提高進口貿易便利化程度，在廣交會等國內重要展會上舉辦進口促進活動。此外，中國還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實施比世貿組織更優惠的貿易協定，有力擴 大了我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去年中國是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東盟、巴西、南非等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些國家和 地區對中國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在2009年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期，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將繼續擴大進口、穩定出口，為全球經貿的穩定復蘇作出積極貢獻。”劉海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