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意識已成為青年香港社會運動的核心理念
中評社香港4月1日電／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中國評論》月刊三月號發表專文《感覺構建現實？－論港台兩地本土意識（二之一）》。作 者認為：“要直面台灣和香港的未來發展。不能不直面兩地的本土意識論述，並作針對性的反論述。遺憾的是，在台灣也好、香港也好，甚至在北京，不同意本土論 述的人，大都認為自己相信的是自明的道理，而本土意識是憑空構建出來的虛假意識，根本不屑一顧。香港的建制派更水準有限，連自己為何愛國愛港都未有能力說 得清楚，更遑論要反駁本土意識的論述了。”文章內容如下：
香港的本土意識論
明顯是取經自台灣的“本土意識”，自2006年天星碼頭事件開始在香港紮根，發展到今天，本土意識已經成為青年香港社會運動的核心理念，並且構建了一 套相對獨立的論述。這論述更與自稱“泛民主派”的香港反對派結合，成為香港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共同核心理念部分。可以說，香港的本土意識論述，是香港社 運和民運的黏合劑，是所有反對建制者的共同理念。
所以，要直面台灣和香港的未來發展。不能不直面兩地的本土意識論述，並作針對性的反論述。遺憾的是，在台灣也好、香港也好，甚至在北京，不同意本土論 述的人，大都認為自己相信的是自明的道理，而本土意識是憑空構建出來的虛假意識，根本不屑一顧。香港的建制派更水準有限，連自己為何愛國愛港都未有能力說 得清楚，更遑論要反駁本土意識的論述了。
但是現代西方的“屎片”（spin，指鹿為馬）技巧於吸收了新馬克思主義者如C.W.米爾斯（C.W.Mills）、A.W.古爾德納 （A.W.Gouldner）等文化批判的觀點，已經一日千里地飛躍性進化，並反過來為資本主義服務。因為美國選舉頻繁，且不計成本，“屎片醫生” （spindoctor）成了搶手的行業。他們共同的信念都是“政治就是感覺”（politicsisperception），“感覺就是真實” （perceptionisreality）。由於感覺是可以構建出來的，因而我們認為的“真實”，也是可以通過構建產生的。對現代“屎片醫生”來說，戈 培爾“謊言重復一千次就變成真理”是史前的落後科技，“指鹿為馬”的確可能，他們自信已經找到了規律，使之成為可以隨意重復的一門“科學”。本土論述就是 這樣空出世。
對此，香港文壇老將岑逸飛有此觀察：“通常每個地方都有其母體，講‘本土意識’難免牽涉到這地方與母體的政治關係和文化傳承。究竟‘本土運動’在政治 上要脫離母體而獨立，抑或歸附母體？在文化上要發揚其獨特性抑或擺脫母體文化？是神是魔，不同立場其觀點可以南轅北轍，也是爭論的關鍵。”1
本土意識是人人都有的，香港人碰頭便自然說白話，台灣人則自然說閩南話，上海人、四川人，莫不如是；你能說這不是本土意識？但是在上海也好，四川也 好，當地市民心底裡都很清楚，中國是他們最終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他們會致力維護這共同體。在台灣和香港，有些人認為他們最終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 同體就是他們生長所在地的台灣或香港，中國則是外來的侵略者和壓逼者。香港和台灣經過前殖民地多年的去中國化努力，香港於回歸14年內不但不做去殖民地化 的功夫，反而讓前朝遺老加速去中國化的工作；台灣則於李登輝和陳水扁任內加速去中國化。這樣的結果，台港兩地的本土意識近數年來有突飛猛漲的趨勢。在台 灣，“統一”兩個字幾乎成了絕響，於政圈中更成了無人會提的禁忌。在香港，跡象顯示越來越多年青人開始受到本土意識的蠱惑。因為法制所限，香港暫時沒有人 甘願以身試法公開正面鼓吹獨立；但反共情緒開始上升，民調最近更出現對中央政府支持度下降的情況。
排母性本土中心意識背後
這裡我們撇開健康溫和的本土意識，集中探討一下台港兩地帶有不同程度排母性的本土中心意識。
如上分析，本土意識的要害是如何構建本土與母體的關係。香港和台灣本土主義者都認為兩地不屬於大陸，大陸是香港或台灣之外的個體。所以本土主義的核心理念是自外於中國，我稱之為“自外態度”。從中便引伸出“我們”與“他們”的分別心和種種隔閡。
傳統上，我們認為大陸和港澳台等大中華地區都是一家人。尤其是香港，原屬廣東省寶安縣；所謂“原居民”不過數萬，也只不過早幾百年宋朝期間從大陸遷移 過來的客家人而已。香港絕大部分移民，都是戰後這60年間才到來的。台灣原居民歷史較久，但佔今天台胞絕大多數閩南和客家移民都是明末清初的事情。按道理 說，跟大陸怎樣也分不出兩家人。
不過從構建的角度，大可把這些事實抹殺。台灣本土主義者先把這本來公認的事實標籤為“中國中心與漢人史觀”，並加以定性為“虛假神話”，之後隨著獨派 當政期間，修改教科書，推行其從新構建出來的“海洋史觀和南島史觀”。於十多年的經營之後，這構建出來的史觀，便成了台灣新一代的共同感受，對他們來說， 這就是“真實”。
香港則連“海洋史觀和南島史觀”都構建不出來，索性就連稍有事實基礎的歷史都不要了，來一個不知所謂的“集體回憶”。幾個80後青年誓死保衛一個他們 日常絕少接觸但卻硬要視為他們的“集體回憶”的皇后碼頭，開始時絕大部分港人都摸不著頭腦。但重覆了一千遍之後，香港大部分市民似懂不懂的已經接受了“集 體回憶”這說法。
這便帶到港台本土主義另外一個特徵，它為了排斥母體，不惜歌頌前殖民地主。香港回歸以來，從沒有做過任何去殖民地化的工作，反而歌頌前朝德政，和大量 起用前朝遺臣，包括當今的特首曾蔭權。這對於之前從未受過港英管治，或者只於未懂事前，短暫生活於回歸前13年過渡期間殖民地治下的畸形繁榮，和於回歸之 後剛懂事便碰上亞洲金融危機，香港住宅樓宇泡沫爆破，持續68個月通縮的年青人來說，他們的經驗和想像中，殖民地便變成了香港過去了的大好日子，需要“集 體”去憶甜思苦，突出本土意識，抗拒來自大陸的干預和污染，免未來的日子變得更壞。
台灣於蔣家統治之下，去殖的工作本來做得不錯，但到李登輝公開承認他是日本人之後，親日便成了台灣本土主義者的時尚。至2008年電影“海角七號”到達高潮，小城恆春成了青年人沒有經歷過的“集體回憶”聖地。
為了抗拒中國，港台兩地的本土主義者不約而同的都親美，尤其是喜歡挾美自重。按道理，本土主義要求突出本體性和獨立性，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信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如此弔詭，可見他們都不全是理想主義者，有背後的現實政治考量在。
除了現實靠山之外，港台兩地的本土主義者更從美國吸收西方意識形態和隨之而來的“軟實力”。因此，他們中間即便是最“激進”的，雖然不時吐一兩句新馬 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潮語，口口聲聲同情弱勢社群，反對社會不公，但卻不知道世上最終的不公源自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基本上無一反霸反殖，沒有人承認自己是 社會主義者。因為一旦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或者是左翼分子，就難以從這方面去表示抗拒中國。以香港為例，激進分子大本營的社民連，標誌性的頭頭梁國雄和 黃毓民都不是本土主義者，旗下一大批帶有本土色彩的年青人，在他們看來，都是“形左實右”。於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引，本土主義者除了要獨立於母體，掌握 權力和未來發展之外，再沒有其他明確和共同的目標，方向模糊，最終是虛無主義者，或者是權力野心家。
妖魔化中國宣傳策略與本土意識
沒有堅實的政治理念，是香港的反對派和台灣綠營的通病；當中的單純本土主義者，則更加政治理念蒼白薄弱。好一段時期，香港本土主義的社運看不起“泛民 主派”的民運，抗拒後者介入抽水。最後兩者不能不合流，並且勉強拼湊了一個粗糙的新論述：香港的所有問題，根源都在於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社會的不公，是 因為制度的不公，造成官商勾結，互相輸送利益。制度的不公，是因為香港不民主，沒有普選。而香港之所以沒有普選，是因為中央的阻撓。中央的阻撓，是因為它 是一黨專政，不民主。另一方面，因為中央不民主，便衍生了大陸的各種問題，舉其大者，就是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生態污染、法制敗壞、道德淪亡等等。
這樣一下子便把政治、社會、民生等等所有問題都擺在一起，並非單一議題，同時把抗拒大陸變為對方的問題，因而顯得合理化。而且只要傳媒天天都報大陸負 面新聞，並不時炒作一番，不愁打不動一般市民，甚至連一些愛國愛港人士都被弄得糊塗。事實上，這學自美國的妖魔化中國宣傳策略，比台灣的純粹本土論述更省 事和有效，反正罪名一大堆，不可能洗得清，況且這都是藉口，洗脫了還可增加新的項目，永遠都是你不好，所以他們永遠都是堅持本土獨立，抗拒融合有理。
現在看來，民進黨也學乖了，他們不再突出族群問題，大陸給的好處，照單全收，但是不斷唱衰大陸，挑新問題，提新要求，抬高要價，永遠不統。這一策略，跟香港流行的“又傾又砌”，即普通話的“低頭吃肉，抬頭罵娘”，基本上同出一轍。
而大陸這一邊，面對這種戰略，對手是美國也好、以至港台的本土主義者、香港的反對派、台灣的台獨分子也好，至今仍處於被動挨打狀態，不停給對方好處以 尋求短暫的綏靖。大陸稍一強硬，便馬上招來“傲慢”、“專橫”、“打壓”、“恐嚇”等指責，被逼收斂；而對手於得其所哉之餘，又變本加厲，尋求下一輪擠牙 膏行動。大陸這條件反應，等於鼓勵港台的本土主義，使其更加猖獗。
由此觀之，可見本土意識的利害。隨著目前發展的延續，本土意識如不有效壓抑，台灣和平統一將遙遙無期，而即便統一了，以香港為例，憲制上雖然已經回歸 祖國14年，但只要本土主義澎湃，人心不回歸，自外於13億同胞之外，對大陸發生的事情以局外人的心態評頭品足，有時還強行介入，加以干預，情況許多時比 未回歸之前更壞。這樣的話，台灣的本土主義者不單掌握了和平統一與否的主導權，更像香港的本土主義者一樣，掌握了萬一統一了之後的道德高地和話語權，而大 陸則長期都是輸家。而只要“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得以維持，本土意識只會不斷增長。
當然，大陸執政的共產黨，相信的是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感覺構建現實這新馬克思文化批判理論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成立的異端。他們認為兩岸經濟 關係加強，這經濟存在早晚會改變台灣同胞的意識，台灣擁抱和平統一的人只會越來越多。而香港經濟只要跟珠三角加強融合，最終必將難分你我。這兩種不同的觀 點，究竟哪一個才是正確，只可能靠往後的實踐來做檢驗；但起碼到目前，感覺構建現實論在港台兩地正明顯地起著遠遠超過經濟決定論的巨大作用。
《作者劉迺強為《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謝國忠：日本地震改變世界
中評社香港3月31日電／財新《新世紀》2011年第12期發表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謝國忠的文章，談日本地震對世界影響，主要內容如下：
全球經濟將會更加依賴化石燃料，惟一出路就是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
日本9.0級大地震將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增加通貨膨脹壓力：一，日本央行實行貨幣擴張政策；二，汽車和電子產業的供應鏈中斷；三，對石化燃料的需求上升。日元今年可能會出現大幅貶值，這也將會給其他亞洲貨幣帶來巨大壓力。
從長遠來看，地震破壞了核電工業的聲譽。無論核電站設計的多麼完美，突發事件和人為錯誤總是會帶來巨大影響。當核電站發生問題，後果就將會是長期的，災難性的。
儘管很多政府官員聲稱民眾不必擔心，中國還是應該無限期停止核電發展計劃，並關閉靠近人口中心的現有核電站。
全球經濟將無限期地依賴化石燃料。其高價將在未來幾年使通脹持續居高不下。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削減消費，是未來發展的惟一途徑。
精英主義失敗
災後，日本人的冷靜和秩序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東京，外國人的大批撤離與當地居民的平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對於供應短缺的擔憂是那麼的顯而易見，日本人無論做任何事情都還是有秩序地排隊。
與日本人出色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領導層再次顯示出了自己的無能。日本是一個領導力很差的國家。該國經濟的長期下滑就要歸咎於這一點。當這種無能應用於核問題，後果可能就會讓這個國家終結。
誰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世界不斷見證日本政府的頻繁更迭。這給世界留下了不穩定的印象。在現實中，是日本的官僚階層在統治這個國家。日本官僚是一個非常 穩定的階層。到了一定年紀，他們就會在東京電力這樣導致了核危機的公司的高級職位上退休，這種制度被稱為“高官空降”。
從理論上說，日本的官僚階層應該是這個國家最優秀、最聰明的一群人。官僚階層的高級人員幾乎全部是從東京大學畢業的。他們較之民眾的優越性在很長一段 時間裡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們的記錄卻不足以支持他們的這種威信。就產業規劃而言，通產省主導的官僚階層可能沒有任何貢獻。
在過去20年裡，這個統治階層的無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將日本帶入了20世紀80年代的巨大泡沫，直到現在還無法走出泡沫之後的萎靡狀態。為什麼日本人民不推翻這樣的統治階層呢？
日元面臨重估
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日元在地震發生後不斷飈升。理由就是，日本企業將會為了國家重建拋售外國資產而購買日元。因此，日元首先會飈升。如果金融市場是完 全壟斷的，這種戰略是有用的。但是日元市場如此巨大，怎麼會是完全壟斷的呢？原因就是利率太低，長期持有日元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成本。因此，投機者都有機會 等到最後一分鐘，迫使日本企業到了迫切需要的時候再購買日元。
七國集團干預市場來降低日元價值。很多人認為這是反市場的，在長遠看來是不利的。這種瘋狂的觀點在世界有著大批追隨者。金融市場已經演變成了一個賭博 獲利的體系，原因就是流動性過剩。那麼多有錢而又無事可做的人聚集起來創造了這樣一個遊戲，從無知或行動緩慢的人身上獲利。該系統的起源就是央行傾向於用 印發貨幣的方式刺激經濟。這種做法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裡流動性的大量聚集。當體系在2008年崩潰時，世界各國政府又以挽救經濟的名義將其保釋出來。
當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失去如此大量的財富，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貨幣就會貶值以反映減少的財富。就短期動態而言，這樣的市場情況在一個合理，有競爭力的 市場上是不會出現的。日本銀行現在拿出了大量資金來支持經濟。當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供應增加將導致日元貶值。如果人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即使在幾周內因為 日本企業資金回流導致日元價值激增，現在囤積日元也是毫無意義的。日本銀行可以暫時借錢給日本企業，讓它們可以逐步將國外資產兌換成日元。
美元兌日元匯率如果今年達到100，我將毫不驚訝。經濟損失額可能基本上相當於日本的外匯儲備總量。生產的中斷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削弱日本出口。由 於核電站關閉，日本需要進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才能保證經濟的運行。日元的基本面已經大大削弱。日元價值應該反映新的現實。
日本地震帶來了2011年的第三場通脹。澳大利亞洪水將會嚴重影響糧食供應。中東變革增加了油價風險溢價，並可能導致接下來幾個月石油產量的減少。日本地震增加了貨幣供應和對石油的需求，降低了製造業產出。
“衝擊”這個措詞似乎暗示其只是短暫現象。我們可以等到其影響顯現嗎？故事沒有那麼簡單。通脹長期來看是一種貨幣現象。資金多快可以轉換成通脹需要視情況而定。衝擊加速了資金轉換成通脹的過程。
在某些情況下，這三次衝擊也延遲了貨幣緊縮政策，增加了貨幣供應。日本央行可能會將重建費用的一大部分貨幣化。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達到了GDP的 225%。市場可能沒有能力吸收如此巨大的日本政府債券增量。日本央行不得不吸收很大一部分才能穩定日本政府債券市場。如果日本政府債券利率上升，那麼國 債利率成本可能就會讓日本政府破產。因此，日本央行必須通過購買來維持利率處於較低水平。
當日本央行通過購買維持住了日本政府債券利率，無疑將會令日元貶值。日元需要迅速大幅貶值，事後再緩慢升值。日本政府債券投資人在日元貶值時沒有時間做出反應，事後，因為日元升值將補償低利率又沒有動機拋售。
日元將迅速貶值，再緩慢升值，這與過去迅速升值緩慢貶值的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如果2011下半年美元兌日元匯率激增至100，我對此將完全不會感到驚訝。通脹衝擊最終會改變市場對美聯儲利率政策的期望。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美元兌日元匯率就會出現這種變化。
核電喪鐘
出於環境和經濟效益的原因，我以前一直都是核能的堅決支持者。發展中國家占全球人口的80%。如果他們的經濟發展需要消耗掉跟發達國家同樣多的能量，地球將無法承受。後果將嚴重到無法考量。核能是兩害取其輕，因此值得一試。福島事件改變了我的想法。
福島危機提醒我們：人為錯誤可能會比全球變暖更早滅亡世界。在核電站的運行過程中幾乎不可能消除人為錯誤。儘管中國領導人一再向人民表示中國的技術更 加安全，我卻不斷想到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世界最高的交通事故率，以及很多商品普遍的質量問題。再想象一下中國的核電站，這讓我驚恐萬分。中國已經暫停核 電工業的發展。這是正確的決定。實際上，所有靠近人口中心的現存核電站都應該盡快關停。
福島事件將會改變其他國家的核計劃。全球經濟在接下來的幾年將會更加依賴化石燃料。這將會加快環境的惡化和成本的上升。對世界來說，解決辦法就是減少消耗，而不是尋找替代品。這就意味著要改變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
中國的發展是十分耗能的，因為它是出口和投資拉動型。中國的能耗和美國相當，但產出只有美國的40%。美國在能源使用方面已經是相當浪費了。這表明了 中國經濟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這是不可持續的。或者政府改變其政策，或者市場迫使中國做出改變。中國的石油進口在未來十年可能會超過美國。在油價達到每桶 200美元時中國就會出現貿易赤字。由此產生的貶值壓力可能會導致整個國家癱瘓。最好是能自願做出改變，而不是被市場迫使改變。
在過去2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分工已經變得相當完善了。通常，一個產品會由許多個國家共同製造。除了更細致的勞動分工，準時制管理體系已經被普遍 采納以節約庫存成本。兩者的結合使得全球經濟很難應對類似日本地震這樣的供應鏈衝擊。日本專門從事許多電子和汽車關鍵零部件的生產。其供應鏈的中斷可能會 導致很多大眾產品的短缺。
因為核能已經占到了日本電力供應的30%，核電站的關閉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將會影響日本的製造業。並且，核輻射使得情況更加複雜。這很可能將削弱日本農產品的出口。我們不知道其他國家對這種輻射頗高但又尚未達到危險水平的製造產品會做出何等反應。
供應鏈中斷通常是短暫的。其通脹效應也會很快消失。但是這次日本的情況不同。30%電力供應的中斷使得這種衝擊對很多行業的影響時間會更長。核污染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其通脹影響也將持續下去。
日本核災難將會減緩或嚴重削弱世界各國核能工業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將會推高化石燃料的價格。惟一出路就是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減少能源需求。
全球經濟將會更加依賴化石燃料，惟一出路就是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
日本9.0級大地震將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增加通貨膨脹壓力：一，日本央行實行貨幣擴張政策；二，汽車和電子產業的供應鏈中斷；三，對石化燃料的需求上升。日元今年可能會出現大幅貶值，這也將會給其他亞洲貨幣帶來巨大壓力。
從長遠來看，地震破壞了核電工業的聲譽。無論核電站設計的多麼完美，突發事件和人為錯誤總是會帶來巨大影響。當核電站發生問題，後果就將會是長期的，災難性的。
儘管很多政府官員聲稱民眾不必擔心，中國還是應該無限期停止核電發展計劃，並關閉靠近人口中心的現有核電站。
全球經濟將無限期地依賴化石燃料。其高價將在未來幾年使通脹持續居高不下。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削減消費，是未來發展的惟一途徑。
精英主義失敗
災後，日本人的冷靜和秩序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東京，外國人的大批撤離與當地居民的平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對於供應短缺的擔憂是那麼的顯而易見，日本人無論做任何事情都還是有秩序地排隊。
與日本人出色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領導層再次顯示出了自己的無能。日本是一個領導力很差的國家。該國經濟的長期下滑就要歸咎於這一點。當這種無能應用於核問題，後果可能就會讓這個國家終結。
誰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世界不斷見證日本政府的頻繁更迭。這給世界留下了不穩定的印象。在現實中，是日本的官僚階層在統治這個國家。日本官僚是一個非常 穩定的階層。到了一定年紀，他們就會在東京電力這樣導致了核危機的公司的高級職位上退休，這種制度被稱為“高官空降”。
從理論上說，日本的官僚階層應該是這個國家最優秀、最聰明的一群人。官僚階層的高級人員幾乎全部是從東京大學畢業的。他們較之民眾的優越性在很長一段 時間裡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們的記錄卻不足以支持他們的這種威信。就產業規劃而言，通產省主導的官僚階層可能沒有任何貢獻。
在過去20年裡，這個統治階層的無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將日本帶入了20世紀80年代的巨大泡沫，直到現在還無法走出泡沫之後的萎靡狀態。為什麼日本人民不推翻這樣的統治階層呢？
日元面臨重估
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日元在地震發生後不斷飈升。理由就是，日本企業將會為了國家重建拋售外國資產而購買日元。因此，日元首先會飈升。如果金融市場是完 全壟斷的，這種戰略是有用的。但是日元市場如此巨大，怎麼會是完全壟斷的呢？原因就是利率太低，長期持有日元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成本。因此，投機者都有機會 等到最後一分鐘，迫使日本企業到了迫切需要的時候再購買日元。
七國集團干預市場來降低日元價值。很多人認為這是反市場的，在長遠看來是不利的。這種瘋狂的觀點在世界有著大批追隨者。金融市場已經演變成了一個賭博 獲利的體系，原因就是流動性過剩。那麼多有錢而又無事可做的人聚集起來創造了這樣一個遊戲，從無知或行動緩慢的人身上獲利。該系統的起源就是央行傾向於用 印發貨幣的方式刺激經濟。這種做法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裡流動性的大量聚集。當體系在2008年崩潰時，世界各國政府又以挽救經濟的名義將其保釋出來。
當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失去如此大量的財富，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貨幣就會貶值以反映減少的財富。就短期動態而言，這樣的市場情況在一個合理，有競爭力的 市場上是不會出現的。日本銀行現在拿出了大量資金來支持經濟。當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供應增加將導致日元貶值。如果人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即使在幾周內因為 日本企業資金回流導致日元價值激增，現在囤積日元也是毫無意義的。日本銀行可以暫時借錢給日本企業，讓它們可以逐步將國外資產兌換成日元。
美元兌日元匯率如果今年達到100，我將毫不驚訝。經濟損失額可能基本上相當於日本的外匯儲備總量。生產的中斷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削弱日本出口。由 於核電站關閉，日本需要進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才能保證經濟的運行。日元的基本面已經大大削弱。日元價值應該反映新的現實。
日本地震帶來了2011年的第三場通脹。澳大利亞洪水將會嚴重影響糧食供應。中東變革增加了油價風險溢價，並可能導致接下來幾個月石油產量的減少。日本地震增加了貨幣供應和對石油的需求，降低了製造業產出。
“衝擊”這個措詞似乎暗示其只是短暫現象。我們可以等到其影響顯現嗎？故事沒有那麼簡單。通脹長期來看是一種貨幣現象。資金多快可以轉換成通脹需要視情況而定。衝擊加速了資金轉換成通脹的過程。
在某些情況下，這三次衝擊也延遲了貨幣緊縮政策，增加了貨幣供應。日本央行可能會將重建費用的一大部分貨幣化。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達到了GDP的 225%。市場可能沒有能力吸收如此巨大的日本政府債券增量。日本央行不得不吸收很大一部分才能穩定日本政府債券市場。如果日本政府債券利率上升，那麼國 債利率成本可能就會讓日本政府破產。因此，日本央行必須通過購買來維持利率處於較低水平。
當日本央行通過購買維持住了日本政府債券利率，無疑將會令日元貶值。日元需要迅速大幅貶值，事後再緩慢升值。日本政府債券投資人在日元貶值時沒有時間做出反應，事後，因為日元升值將補償低利率又沒有動機拋售。
日元將迅速貶值，再緩慢升值，這與過去迅速升值緩慢貶值的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如果2011下半年美元兌日元匯率激增至100，我對此將完全不會感到驚訝。通脹衝擊最終會改變市場對美聯儲利率政策的期望。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美元兌日元匯率就會出現這種變化。
核電喪鐘
出於環境和經濟效益的原因，我以前一直都是核能的堅決支持者。發展中國家占全球人口的80%。如果他們的經濟發展需要消耗掉跟發達國家同樣多的能量，地球將無法承受。後果將嚴重到無法考量。核能是兩害取其輕，因此值得一試。福島事件改變了我的想法。
福島危機提醒我們：人為錯誤可能會比全球變暖更早滅亡世界。在核電站的運行過程中幾乎不可能消除人為錯誤。儘管中國領導人一再向人民表示中國的技術更 加安全，我卻不斷想到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世界最高的交通事故率，以及很多商品普遍的質量問題。再想象一下中國的核電站，這讓我驚恐萬分。中國已經暫停核 電工業的發展。這是正確的決定。實際上，所有靠近人口中心的現存核電站都應該盡快關停。
福島事件將會改變其他國家的核計劃。全球經濟在接下來的幾年將會更加依賴化石燃料。這將會加快環境的惡化和成本的上升。對世界來說，解決辦法就是減少消耗，而不是尋找替代品。這就意味著要改變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
中國的發展是十分耗能的，因為它是出口和投資拉動型。中國的能耗和美國相當，但產出只有美國的40%。美國在能源使用方面已經是相當浪費了。這表明了 中國經濟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這是不可持續的。或者政府改變其政策，或者市場迫使中國做出改變。中國的石油進口在未來十年可能會超過美國。在油價達到每桶 200美元時中國就會出現貿易赤字。由此產生的貶值壓力可能會導致整個國家癱瘓。最好是能自願做出改變，而不是被市場迫使改變。
在過去2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分工已經變得相當完善了。通常，一個產品會由許多個國家共同製造。除了更細致的勞動分工，準時制管理體系已經被普遍 采納以節約庫存成本。兩者的結合使得全球經濟很難應對類似日本地震這樣的供應鏈衝擊。日本專門從事許多電子和汽車關鍵零部件的生產。其供應鏈的中斷可能會 導致很多大眾產品的短缺。
因為核能已經占到了日本電力供應的30%，核電站的關閉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將會影響日本的製造業。並且，核輻射使得情況更加複雜。這很可能將削弱日本農產品的出口。我們不知道其他國家對這種輻射頗高但又尚未達到危險水平的製造產品會做出何等反應。
供應鏈中斷通常是短暫的。其通脹效應也會很快消失。但是這次日本的情況不同。30%電力供應的中斷使得這種衝擊對很多行業的影響時間會更長。核污染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其通脹影響也將持續下去。
日本核災難將會減緩或嚴重削弱世界各國核能工業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將會推高化石燃料的價格。惟一出路就是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減少能源需求。
2011年3月29日星期二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 /(德)洛伊寧格爾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 /(德)洛伊寧格爾
第一章 不要干預中國
------------------
內容提要：世界政治鬥爭的新特點：對內政的干預。 中國是一個控制機制不健全的國家嗎？國際干預四原則。對中國失敗的干預，原因及後果。毛澤東與鄧小平。經濟發展過程中斷是干預中國的最佳切入點嗎？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一個自然的成長中的過程。
世界冷戰格局被打破以後，令各國政治領袖們目瞪口呆、手足無措的一個嚴酷事實是：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國家間關係的 一系列準則也隨之發生了動搖。就如同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須維持，家庭成員之間必然要為維持這種尷尬的平衡建立一套行為戒條，當夫妻終於和解或因一 方死亡家庭不復存在，這些行為戒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是，在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父党或母党的成員仍將繼續引用這些舊戒條作為庇護自己的武器，而 如果這些舊戒條由於長時期實行已經成為家庭道德的準則，那麼家庭衝突的新形式就是新舊道德規範之間的較量與碰撞。
不難理解，當握有足夠幾次毀滅地球人類的核武器的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峙時，當世界上的所有國家或地區部分屬兩大集團的勢力範圍或利用這種對峙得以保持中立 時，世界處於平衡狀態。這時維護人類安全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維持平衡。、維護人類自身的安全，人們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條作為行為規範。其中，國家間關係準則 是最重要的行為規範的內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尊重對方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構成了國家間關係準則的要點。
一旦冷戰結束，上述各原則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和力量。當美軍出兵格林伍德和巴拿馬時，我們在國際上仍能聽到雖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許干涉內政”的呼喊；當美國人對利比亞進行經濟封鎖時，這種呼喊已經變成了有氣無力的呻喚；最後，對戰敗的伊拉克內政的干涉、制止索馬里內戰、檢查北朝鮮的核設施、出兵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國的內戰等行動，已成為全球各大國和所有國際團體的統一行動。雖然這些行動全是針對一國內政的，但是沒有任何國家一內政不容干涉、主權不容侵犯為理由加以反對。
舊的國際秩序不復存在，舊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必將為新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取代。
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著很深的誤解，除了政治家們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而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會一般公眾的心目中，對方的政治行為和思維方式也是明顯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發生以後，北京的一位中學生的文章被紐約的報紙轉載了。這位１５歲的少年對國際社會的聯合制裁行動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強烈的憤怒。他說：“中國的事情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解決，你們為什麼要橫加干涉呢？”少年的文章以更強烈的指責結束：“我們的家庭正在平靜地生活，鄰居們為什麼不願與我們和平共處，反而要干預它，破壞它，挑唆我們家庭成員之間的不和呢？難道我們沒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嗎？”
少年的意見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話顯然比中國官方的鄭重聲明之類的東西更強烈地震動了西方公眾的心。面對孩子的呼籲和指責，西方公眾的心情是複雜而又沉重的。但是這並沒有促使西方社會公眾去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對中國事務進行干預的決心和行動。他們說，必須挽救中國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會生活的人們常常就一般性道德問題產生完全相反的判斷，這不僅僅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對事物本質的不同見解造成的。干預鄰居的事務，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規範，就是這件事情（指對中國的制裁行動）的本質所在。
西方國家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被中國一般民眾和中國的政治領袖們看作是老牌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與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並行的政治侵略。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一部分真實。因為自１８４０年以來的１００多年間，西方殖民主義 者在發動的幾次對華戰爭中曾大肆擄掠了中國的財富、領土，而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前的三年內戰時期，美國作為調停人出現在國共兩党之間時，其所作所為不是 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這種偏袒又由於被袒護的一方在戰爭中徹底失敗而使美國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以後，對“帝國主義”的這種認識又在朝鮮半島戰 爭、印度支那戰爭以及臺灣海 峽危機等一系列問題上得到證實並進一步強化，從而成為中國公眾及其政治領導人的傳統的政治心理。當他們帶著這種仇視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國際社會的對華政策 時，得出的結論因為帶有歷史傷痛的印記而往往偏離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從而構成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長期隔膜的格局。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的政治運作主要由共產主義的擴張與反擴張、對共產黨執政國家的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作為主流性內容，所以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 例證來說明國際社會（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對華政策的善意性以及這種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況，一切政策都帶有冷戰、顛覆、利用的痕跡。但是美國於 １９７１年尼克森總統任內主動打破僵局，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在以後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並在中蘇發生全面對抗的緊急時刻美國幫助並保護了中國 免遭蘇聯的大規模軍事襲擊，這些事例雖仍有戰略利用之嫌，但是帶給中國的好處卻是明顯的。給鄰人以好處，幫助它的發展，應該被公正地評價為善意行為。
干預中國，是不是善意行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後，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聯合制裁，公開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甚至極不光彩地支援他內部的不得人心的青年反叛者，究竟是為了什麼？
一、 國際干預的原則及其出發點
西方的現代安全概念幾乎全部來源於兩個方面：一，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痛苦經歷的總結性認識；二，對核武器時代毀滅性全球戰爭的恐懼及防止手段。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徒的出現，竟能夠輕而易舉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場血與火的戰亂，人類為自己的這一次錯誤付出了３ 億人的生命代價。唯一值得慶倖的是，希特勒所處的時代仍可稱為相對的冷兵器時代，他用以屠殺人類的工具還僅限於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進式飛機。類似的錯誤 如果發生在今天，其結果必將是人類自身的完全毀滅。
於是，人們不得不對引發這種世界性災難的原因提出許多問題。
第一、 希特勒上臺掌握德國這架戰爭機器是一種偶然現象嗎？這種偶然還將再一次發生嗎？
歷史學家門舉證出無數事實說明，正是由於歷史和現實的某些巧合和錯誤，以及這些巧合和錯誤的更偶然的排列結果，才是希特勒走上政治舞臺的。一個血統卑賤、 國籍可疑、瘋狂鼓吹社會主義的退伍傷殘下士，如果不是憑藉著無數偶然和歷史錯誤怎麼又可能當上德國的最高統帥、國家元首和精神領袖呢？或者說，這種機會發 生的概率只有幾千萬分之一，幾乎等於零。
問題在於，幾乎等於零並不是零，人類安全需要的是概率為零的絕對可靠的環境。事實上，這一次偶然畢竟導演了血腥的戰爭和屠殺，下一次偶然發生時，人類還能 存在嗎？從單細胞生物演化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終掙脫地球的束縛走向廣闊的宇宙，要經過幾十億年的艱苦歷程。如果任由這種概率極低的偶然現象一再發生， 這一進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類不能把自己的命運押上運氣和機會的賭台。
第二、 消滅這種偶然的機制是什麼？
事實上，當時的德國國家機制沒有能力阻止希特勒這個被今天的病理學家診斷為精神偏執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國家政權，沒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戰爭機器的啟動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奪欲望，大軍事集團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復仇心理和工人群眾的狹隘的憤怒情緒，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當時德國的國家控制體系，從而使該控制體系成為一個篩選器，從幾千萬個機會中篩選出希特勒及其黨徒。經過國家控制體系的工作，偶然已經成為必然並進一步成為現實。
全部問題都在於國家控制體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許多獨立的國家組成。每個國家都生活這許許多多的精神障礙患者、民族情緒偏執者、宗教狂熱者以及政治失意者， 如果一個國家的控制機制不能阻止他們的臆想和野心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那麼，我們這個世界將永無寧日。我們姑且不去談那些核俱樂部成員國，如果僅是一個 幾百萬人口的小國，其國家機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證一個鼓吹國際恐怖、宗教偏執和販毒的獨裁者安居其位，這個世界也將是不安全的。
那麼，核大國呢？我們發現，全球的安全和人類的命運竟懸系於一個國家的控制機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國家控制機制的問題上，沒有國家邊界，也不存在純粹的內政的概念。
第三、 在上述情況下，國際社會的干預權力和責任。
這個問題是極其嚴峻的。國際干預行動，特別是干預某一國家的控制體系和控制過程而實現的積極干預或霸權干預，與傳統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和道德原則存在著尖銳 的衝突和矛盾。這種衝突和矛盾不僅反映在集體安全與國家尊嚴和民族自決權力的對抗上。更主要的困難是，一個民族的自然發展狀況、過程和階段性特徵往往與國 際社會對它的要求相違背。屈就前者，等於放棄國際干預的原則；而獨尊後者，必將是現實的對抗與戰爭。越南戰爭的教訓足以讓國際社會記取一千年。
這是人類遇到的許多兩難選擇的又一例。解決這個困難的唯一辦法是在堅持國際干預的前提下對它進行最嚴格的限制，及限定它實行的範圍，又限定它實行的手段。
在現階段，國際干預實行下列原則：
a. 僅當一個國家推行的國際政策危及國際社會的安全時才可以進行干預；
b. 干預的物件僅限於一個國家的決策方式模型；
c. 以經濟限制或援助方式誘導該國決策方式模型的演變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時刻不得動用軍事力量進行干預； 軍事干預的結果不應是強加於一個國家某種決策模型，而仍是誘導這種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發展。
二、 對中國的失敗的干預
１９８９年國際社會由北京天安門事件為契機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這不僅是一次失敗的國際干預，而且已釀成一個笑柄，徹底暴露了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的幼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敗的原因在於這次行動根本違反了國際干預的各項原則。
北京政府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的成熟和克制態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事實材料和美國輿論界的調查結果都表明，北京學生界走上街頭進行反zf的示威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國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動、支持甚至策劃發動的，目的是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因此，這可以看作是國際干預的開始。如果我們把這種干預看作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善意性干預和幫助，那麼下列各項結果卻恰恰與發動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國已經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由於北京事件的發生而中斷， 並在今後的許多年中不會再度起步，或根本無法在達到１９８９年已經達到的前進點。
b. 鼓吹並實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領導人被證明是犯了“錯誤” 而失去對權力的控制。隨著新的領導集團的產生，政治改革派作為當時頗有實力的一種自然的政治力量已經消失。
c. 國際干預所顯露出的顛覆手段和干涉意識， 極大的傷害了中國公眾的民族自尊心，也極大地刺激了執政的共產黨的警覺性，而跳動鬧事所形成的社會混亂又給加強思想控制和社會權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對照物，中央集權和一党專政已經成為公民公認的可行的國策。
d. 西 方國家全力支持的中國青年民主派知識份子， 從他們在北京事件中的表現以及流亡後的表現看，他們絕不是中國中國政治進步力量的代表者。這些人的民主意識極其淡薄而叛國和反民族情緒強烈，如果北京事件 演化成一場成功了的政變，中國的權力由這些青年掌握了的話，不僅是中國的災難，而且也將是世界災難的根源。
e. 國際干預在中國失敗以後，中國不僅有效地克服了經濟制裁所造成的困難，而且在經濟發展的速度上創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跡，是中國成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資場所和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一種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結論：
1. 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是一種自然過程， 它的發生、發展和階段特徵都有著自然的依據，外加的人為的干預或者中斷這一過程或者使它異變，絕不會促使他更快更健康地發展；
2. １９８９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干預是失敗的， 其主要原因在於它沒有尊重中國的現實，違反了國際干預的正確原則；
3. 在今後的某一時期內， 國際社會將為自己的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敗了的干預付出代價。這裏不僅指中國政治改革進程停頓而不斷給世界造成驚恐，而且指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旦發生重大挫折後極有可能發生的政治異變。誰也不要忘記，中國是世界核俱樂部的成員。
4. 在 中國問題上， 國際社會仍然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權力扶持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經濟發展最終使中國公眾和政府都意識到落後的政治體制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時，特別是 當經濟發展最終為政治改革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時，政治改革將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會動盪）開始。這種選擇也並不是皆大歡喜的，因為全力支援中國的發展 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傳的作用上，中國經濟在 面對世界時，更多的將遇到抵制、壓迫和毀滅性的競爭。經濟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的干預性並行存在於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國的政治改革順利進行的 同時，西方各國必須協調行動從而在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對中國進行切實的幫助、保護、讓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種選擇即繼續對中國進行不同形式的干預。
中國是個大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決策都存在局部性失誤；二是造成事實上的分裂和嚴重的離心傾向。這不僅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干預提 供了各種機會，而且為這種干預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機會和成功都是誘惑，是干預和反干預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中的一個不間斷的音符。
事實很可能是，國際社會將把這兩種選擇混合運用，並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和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自行修正其側重點。
三、 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開端
國際干預如果能夠成為是一種善意行為，那麼它的實質性意義應該是一種有效的國際援助。干預的物件僅限於一過的政治決策方式及程式，即通過國際援助建立起一 整套民主的有回饋技能的政治運作制度。根據西方社會的觀點，這種援助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種制度不僅將約束該國執行和平與和解的國際政策，而且也是經濟健 康發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這個流行觀點不僅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而且在邏輯上也混淆了經濟與政治發展上的因果關係。
中國在結束悲劇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時期。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在這一時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體制。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及以後的幾個月中鄧在公開場合和秘密場合的講話只有一個主題，及如何在共產黨內建立起一種民主的監督與回饋機制，防止再度發 生由於領袖個人獨裁而把全黨拖入災難這類悲劇。
鄧的這個願望肯定是真誠的，因為他自己就一再成為荒謬的領袖獨裁制度的受害者。
鄧長期以來始終是被神化了的領袖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這種歷史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共產黨在江西省的貧瘠山區占山為王的艱苦時期。鄧因與毛澤東的關係過於密 切而遭到從莫斯科回來的正統史達林主義者的整肅。在以後，鄧一向被劃入毛澤東的派系，並憑藉自己的出色才華以及毛澤東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擔任党的 總書記。但在毛發動的以純潔內部組織和清除反對派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鄧即被宣佈為黨的第二號敵人而被無情地趕下政治舞臺。
鄧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對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於他個性強硬，不肯對另一權威任務林彪元帥和毛夫人江青 女士表現出馴順和服從有關。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輕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對黨和國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認識和坦率承認，主要來自於他以後的經歷。
林彪元帥失寵並叛逃以後，鄧小平在另一個大權在握的領導人周恩來的支持下得以東山再起。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鄧本人不得不違心地向毛澤東表示了悔過之意以求 得諒解。毛則像一位寬容的長輩，很快忘記了他們之間發生過的不快並對鄧委以重任。不過，四年以後，毛澤東又一次親手把鄧小平打倒了。事實上他並沒有忘記過 去，他稱鄧“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這時的毛澤東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維、語言和行動都發生了嚴重的障礙。即使如此，這個患病老人仍是中國這艘巨輪的掌舵者。他不僅決定著輪船的航向， 而且他的愛憎喜怒也決定著每個政治集團的沉浮與命運。於是，以周恩來和鄧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爭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誠以 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這是一個艱難的有傷人的尊嚴的尷尬場面。而毛澤東卻熟練地運用政治技巧，遊刃有餘地使兩派力量保持平衡，並使他比較不喜歡的鄧小平的派別在表面上看來稍占 上風。這種折磨是非常痛苦的，個人的政治抱負核國家的前途命運全都仰賴那個最高人物的個人傾向和立場。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家，鄧小平在當時除了徒喚奈何之 外別無他法可想。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而且這一變化是極為突然的。根據現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澤東進讒言中傷鄧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三個原因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發生逆轉。這三個原因也顯露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 恩來病逝以後， 毛澤東的病情加重。這樣，鄧小平不僅失去了庇護者，而且阻斷了與毛澤東聯繫的管道。這是極其危險的。如果你能夠始終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動並在他耳邊喋喋不休 地講些冠冕堂皇的話，即使你是錯的也能得到極大程度的寬容；而如果你一連幾個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現，老年人的多疑和輕信都將士你處在極易受攻擊的危險地 位。
2. 更 要命的是三個年輕人的出現。 這三個人中有兩個是毛澤東的親屬。在那一時期，這三個人由於資歷較淺及未加入政治派別而得到毛的信任，並且成為毛與外界聯繫以及傳達指示的最有效的運行渠 道。由於鄧小平的行為嚴肅不苟言笑，他很有可能並沒有獲得這些年輕人的特別好感。而有證據證明，這三個人中至少有一個人是被江青女士收買的。這位年輕人不 僅是毛澤東的親侄子，而且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主席之間唯一正式的“聯絡員”。一方面，來自江女士的資訊可以通過這個管道源源不斷地向毛澤東灌 輸；另一方面，鄧先生的資訊則被阻斷和封鎖。這樣，鄧小平的處境更加可悲，它的命運及事業竟要由一個年輕人左右了。
3. 最 終起作用的還是毛本人。 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對立是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運動。鄧對這場運動深惡痛絕，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澤東曾在莫斯科向史達林元帥介紹鄧小平 是個難得的人才，“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在對待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上，鄧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一方面，他在自己管轄的具體工作方面以 整頓為名堅決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極影響並予以清除；另一方面，他又從不正面表露出對這場運動的鄙棄與不滿。但是，這並不足以保護他自己，因為他與之打交道 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這個老人又握有統治國家的絕對權力和權威。
老年的毛澤東以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為他最後的寄託。回顧自己的一生，他認為自己最輝煌的革命鬥爭成果只有兩個，除了把蔣介石先生趕到臺灣島上去以外，就 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他不會不奮力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而保護遺產的最牢靠辦法就是把它交給更珍重這份遺產的人。以毛澤東的精明，他不 會看不出或根本忘記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憎惡態度。
於是，這位垂危的老人輕輕一揮手，又一次擊倒了鄧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大，正式顯示了黨的制度的腐朽與悲哀。
鄧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後，作為一個對自己民族極為忠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這樣一個教訓：國家和共產黨內部都必須建立一種集體決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權力集中到個別領導人手中而又由於個別領導人的錯誤而使國家和民族捲入一場災難。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國共產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党主席華國縫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而由趙紫陽接任。鄧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激烈地攻擊了權力過分集中的舊制度。他說：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嚴重。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 不好，可以是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 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還借毛澤東之口公開地對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說：
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鄧抱怨毛澤東：“他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鄧小平在以後的十幾年裏一直是中國黨和政府的實質上的最高領袖，當他被公開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時”，事實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當年毛澤東的權威地 位。由他來推動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條件，但是事情的結果遠非如此。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觀點，主要有下列各點：
1.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又嚴重缺陷，必須進行改革；
2. 改革的要點為權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鄧身體力行，相繼辭去了在黨政軍中兼任的各種職務，堅決地退居到幕後，他不願成為另一個毛澤東式的老人）。
3. 改革的物件是“制度” 而且僅限於“制度”。（為此制定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比前蘇聯的戈巴契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設想，而且是先於經濟體制改革而著手進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國在這方面遠沒有蘇聯邁的步伐更大，所取得的成果沒有經濟改革成果那樣惹人注目。
與前蘇聯的混亂與動盪相比較，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穩定性都要好得多，為此，中國人誇耀說他們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上選擇了正確的次序。鄧是圍 棋和橋牌運動的熱衷者和好手，這兩種遊戲中“次序”正確與否是勝敗的關鍵。鄧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這局棋中，現實由此序地逐步擴大經濟活動方面的自由化程 度，後是由步驟地不大張旗鼓地放寬黨對文藝、出版、理論和言論方面的控制，使中國社會呈現出既前進又有序的狀態。是事業是如此，普通公眾特別是知識份子所 處的生活環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達到了相當寬鬆和相當自由的水準。其突出例證是，以思想言論治罪在今天的中國如果說尚未根本絕跡， 那麼也是極其罕見的。
但是，關於政治體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項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1. 按 鄧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間的見解，中國應該建立起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民主制約、監督和回饋機制，而這種機制的建立和發揮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標 和成果。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未在這方面做出明顯的努力，或雖經努力而未取得明確成果。黨的代表大會制定的《關於黨內生活的若干準則》已被淡忘，最高決策層 仍實行以集體會議為補充的領袖制度。
2. 鄧小平的決心和原則性是為人們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變或進程的中斷，不是決心的動搖而是在實踐中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和障礙。那麼，這些困難和障礙究竟是什麼？
3. 鄧 選定兩位較年輕的政治領導人擔任党的總書記， 他們都曾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情鼓吹者而都由於在這方面走得過遠過急而先後被解職。這兩位領導人除了他們各自的不同風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張大多應該是取自鄧 先生的總設計藍圖。他們的先後受挫，究竟是意味著改革進程的調整呢還是純粹由於個人犯錯誤所致？
4. 中 國的政治改革到目前為止仍屬自上而下推行的宮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革。因此，改革的結果必然具有伸縮性和可控性，擴張和寬鬆的程度完全視社會運作和經濟運 作的狀況而定。在這一點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會進展的一種結果，是合於邏輯的。但它的不鞏固性或恩賜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經濟改革戰線的英雄好漢層出 不窮，而大膽進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層官吏或知識理論界人士則極少湧現。
5. 因 此， 這就構成了中國社會激烈動盪的一個潛在的危險因素。當經濟運轉發生障礙或狀況不良時，政治思想控制則相應加強。對普通社會公眾來說，他們會在同時感受到經 濟的壓力和政治上的束縛，情緒排泄的管道不暢通或嚴重阻塞，繼續過多時就是目標散漫而情緒激烈的社會性騷動。
四、 中國的政治危機及國際干預的切入點
在研究中國的社會運轉規律及其與國際干預的關係問題時，政治家或各國的研究學者們都很清楚地看到了這樣一條清晰的邏輯線索。
ａ、傳統的比較陳舊的決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導致經濟決策的失誤。自１９７７年以後的１５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起伏劇烈的曲線發展狀態。其峰 穀之間的間隔之短、攀升與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見、令人心驚肉跳的。而在這期間出現的三次經濟飛漲（中國人習慣于成其為“躍進”或“大幹快上”），都是由 于政治領導人的熱情號召或積極參與下產生的。三任党的總書記（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各對一次“躍進”負責。但是，每次經濟飛漲都很快以經濟過熱的面目 表現出其基礎的欠發展核不穩固。這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產品品質下降、社會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準時赴宴的客人，一個不拉地都來了。
每一次經濟過熱之後便迅速地進入冰凍期或調整期。這時，居民儲蓄增加、商品銷售不暢、生產發展速度下降、國營企業虧損額積虧損面都增大。調整以１９８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實行“雙緊方針”（財政、信貸）期間為最堅決最激烈的一次典型作業。
無論經濟處於熱和冷的任何階段，其發生的原因及推動或執行者都是中央政府。這也就使決策程式及方式合理化問題顯得更加嚴峻。中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極 快的第四個經濟高速度發展期的頂峰。而這一次“躍進”是由鄧小平先生親自發動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親屬陪同去中國南部幾個城市視察，在那裏他鼓勵企業 “膽子再大一點兒，步子再快一點兒。”鄧的講話在報紙上發表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投資熱潮。此時的鄧已是高齡，在黨和政府內已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了。
中國現有的一系列政治調控制度並不能夠有效地起到對政府經濟決策行為的制約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一位民主黨派（中國大陸獨 有的黨派組織，其立黨原則是發誓不作反對黨）的領導人在回答外國記者關於中國經濟是否存在“過熱”現象的提問時，竟混淆了“過熱”與“熱情”這兩個漢語詞 組的明顯不同的詞義，竭力為政府的經濟政策辯護，並理直氣壯地反問說：搞經濟建設怎麼能夠沒有熱情呢？我認為熱得還不夠！
該領導人的表現已傳為笑柄。這除了反映出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質不高之外，還間接地透露出中國政治監督制度的無效性與不成熟性。
ｂ、經濟起落的節拍指揮著政治改革的步調。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冰凍期或調整期，政治收縮和思想控制都顯得格外嚴厲。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國共產黨分 別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變”的口號都形成了持續時間不等的全國規模的運動。和平演變的問題早在６０年代中蘇論戰 時期已提了出來，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次實踐，進入９０年代之後重提這一口號，其產生的震懾力和危懼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隨著經濟起落的節拍和政治步調的進退形成了潮漲潮落的青年學生反zf運動。（這個問題將辟專章討論）。
ｄ、過於頻繁的經濟與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觀念的侵浸，社會道德體系逐漸趨於解體，民風與官員的忠誠都在受到侵襲而呈現出惡變的跡象。一般民眾由於對社會風氣和生活環境的不滿，進而開始動搖了對共產黨的信仰與支持。有些西方的專家認 為，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的基層組織已經大部分名存實亡或不再發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這種程度，但是共產黨在基層經濟單位的作用和影響力正在削弱這已經 成為了一種事實。（請注意，這是危險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體系不能充分有效地進行控制之前，舊的控制力量已經撤離，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種社會性災 難）。
ｅ、以人權問題為口實和突破口的國際干預在這一全過程中從未收斂過自己的熱情與進取心，有時甚至表現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種現實危險和條件共同發生作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無法起步， 而且有進一步趨向收縮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發生一次重大的經濟挫折，（有專家估計將發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間），中國有可能在政治上進入一段短暫的“冰凍期”。目前，適宜的對現實不習慣 的中共基層幹部和各年齡段的黨員都在呼籲党的領袖們有所動作。
ｇ、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已在受到消費市場、國際市場和金融調控政策的打擊，一再有波峰跌入穀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獲得了飛速發展。中國的經濟既有 致命的缺陷，有有著極為可貴的健康因素，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專題對此進行討論，我們只在這裏說，中國已具備了經濟發展的全部條件，一旦能夠順利地度過國 營企業資產權和經營權改造的難關，他將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強大生命力。
在經濟自由和自主地發展進程中，以至企業家隊伍以及中產階級階層將逐步出現並最終形成獨立的有實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與經濟的逆向發展，出現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經濟上最大程度的自由這兩者相互支撐與合作的局面。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種古怪結合將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格局，並且也將證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有效的組織管理方式。
問題是以後，合作雙方的衝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經濟不再需要保護並且以這種保護為一種難忍的束縛時，衝突將開始。經濟發展速度越快，這一過程越短。
ｉ、中國更獨特的國情是土地遼闊，人口眾多，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南北或東西之間間的落差完全不是數量上的差異，而是存在幾個品質級別的差距。如果我們在 以上敍述的這種合邏輯的變化程式或某一因素發生異變、突變、中斷或回潮，如果中國的政治領袖們發生重大的指導政策方面的失誤，如果因此而發生大的社會動 蕩，政治失控、國土分裂等災變，其基本原有就在於統一的中央指導方針根本無法適應相差如此懸殊的各地區社會發展狀況，這裏指的不是經濟政策，因為可以通過 自由化經濟和下放權力解決這一矛盾，這裏指的主要是政治與思想方針。擋某些地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以維持穩定和溫飽時，再另一些地區社會主義的痕 跡已經被改革得幾乎無處可尋了。
１２億人民在政治上會發生分裂，這不僅是極危險的，而且存在著極高的發生概率。
第一章 不要干預中國
------------------
內容提要：世界政治鬥爭的新特點：對內政的干預。 中國是一個控制機制不健全的國家嗎？國際干預四原則。對中國失敗的干預，原因及後果。毛澤東與鄧小平。經濟發展過程中斷是干預中國的最佳切入點嗎？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一個自然的成長中的過程。
世界冷戰格局被打破以後，令各國政治領袖們目瞪口呆、手足無措的一個嚴酷事實是：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國家間關係的 一系列準則也隨之發生了動搖。就如同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須維持，家庭成員之間必然要為維持這種尷尬的平衡建立一套行為戒條，當夫妻終於和解或因一 方死亡家庭不復存在，這些行為戒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是，在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父党或母党的成員仍將繼續引用這些舊戒條作為庇護自己的武器，而 如果這些舊戒條由於長時期實行已經成為家庭道德的準則，那麼家庭衝突的新形式就是新舊道德規範之間的較量與碰撞。
不難理解，當握有足夠幾次毀滅地球人類的核武器的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峙時，當世界上的所有國家或地區部分屬兩大集團的勢力範圍或利用這種對峙得以保持中立 時，世界處於平衡狀態。這時維護人類安全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維持平衡。、維護人類自身的安全，人們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條作為行為規範。其中，國家間關係準則 是最重要的行為規範的內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尊重對方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構成了國家間關係準則的要點。
一旦冷戰結束，上述各原則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和力量。當美軍出兵格林伍德和巴拿馬時，我們在國際上仍能聽到雖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許干涉內政”的呼喊；當美國人對利比亞進行經濟封鎖時，這種呼喊已經變成了有氣無力的呻喚；最後，對戰敗的伊拉克內政的干涉、制止索馬里內戰、檢查北朝鮮的核設施、出兵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國的內戰等行動，已成為全球各大國和所有國際團體的統一行動。雖然這些行動全是針對一國內政的，但是沒有任何國家一內政不容干涉、主權不容侵犯為理由加以反對。
舊的國際秩序不復存在，舊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必將為新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取代。
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著很深的誤解，除了政治家們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而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會一般公眾的心目中，對方的政治行為和思維方式也是明顯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發生以後，北京的一位中學生的文章被紐約的報紙轉載了。這位１５歲的少年對國際社會的聯合制裁行動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強烈的憤怒。他說：“中國的事情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解決，你們為什麼要橫加干涉呢？”少年的文章以更強烈的指責結束：“我們的家庭正在平靜地生活，鄰居們為什麼不願與我們和平共處，反而要干預它，破壞它，挑唆我們家庭成員之間的不和呢？難道我們沒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嗎？”
少年的意見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話顯然比中國官方的鄭重聲明之類的東西更強烈地震動了西方公眾的心。面對孩子的呼籲和指責，西方公眾的心情是複雜而又沉重的。但是這並沒有促使西方社會公眾去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對中國事務進行干預的決心和行動。他們說，必須挽救中國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會生活的人們常常就一般性道德問題產生完全相反的判斷，這不僅僅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對事物本質的不同見解造成的。干預鄰居的事務，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規範，就是這件事情（指對中國的制裁行動）的本質所在。
西方國家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被中國一般民眾和中國的政治領袖們看作是老牌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與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並行的政治侵略。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一部分真實。因為自１８４０年以來的１００多年間，西方殖民主義 者在發動的幾次對華戰爭中曾大肆擄掠了中國的財富、領土，而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前的三年內戰時期，美國作為調停人出現在國共兩党之間時，其所作所為不是 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這種偏袒又由於被袒護的一方在戰爭中徹底失敗而使美國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以後，對“帝國主義”的這種認識又在朝鮮半島戰 爭、印度支那戰爭以及臺灣海 峽危機等一系列問題上得到證實並進一步強化，從而成為中國公眾及其政治領導人的傳統的政治心理。當他們帶著這種仇視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國際社會的對華政策 時，得出的結論因為帶有歷史傷痛的印記而往往偏離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從而構成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長期隔膜的格局。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的政治運作主要由共產主義的擴張與反擴張、對共產黨執政國家的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作為主流性內容，所以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 例證來說明國際社會（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對華政策的善意性以及這種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況，一切政策都帶有冷戰、顛覆、利用的痕跡。但是美國於 １９７１年尼克森總統任內主動打破僵局，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在以後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並在中蘇發生全面對抗的緊急時刻美國幫助並保護了中國 免遭蘇聯的大規模軍事襲擊，這些事例雖仍有戰略利用之嫌，但是帶給中國的好處卻是明顯的。給鄰人以好處，幫助它的發展，應該被公正地評價為善意行為。
干預中國，是不是善意行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後，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聯合制裁，公開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甚至極不光彩地支援他內部的不得人心的青年反叛者，究竟是為了什麼？
一、 國際干預的原則及其出發點
西方的現代安全概念幾乎全部來源於兩個方面：一，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痛苦經歷的總結性認識；二，對核武器時代毀滅性全球戰爭的恐懼及防止手段。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徒的出現，竟能夠輕而易舉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場血與火的戰亂，人類為自己的這一次錯誤付出了３ 億人的生命代價。唯一值得慶倖的是，希特勒所處的時代仍可稱為相對的冷兵器時代，他用以屠殺人類的工具還僅限於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進式飛機。類似的錯誤 如果發生在今天，其結果必將是人類自身的完全毀滅。
於是，人們不得不對引發這種世界性災難的原因提出許多問題。
第一、 希特勒上臺掌握德國這架戰爭機器是一種偶然現象嗎？這種偶然還將再一次發生嗎？
歷史學家門舉證出無數事實說明，正是由於歷史和現實的某些巧合和錯誤，以及這些巧合和錯誤的更偶然的排列結果，才是希特勒走上政治舞臺的。一個血統卑賤、 國籍可疑、瘋狂鼓吹社會主義的退伍傷殘下士，如果不是憑藉著無數偶然和歷史錯誤怎麼又可能當上德國的最高統帥、國家元首和精神領袖呢？或者說，這種機會發 生的概率只有幾千萬分之一，幾乎等於零。
問題在於，幾乎等於零並不是零，人類安全需要的是概率為零的絕對可靠的環境。事實上，這一次偶然畢竟導演了血腥的戰爭和屠殺，下一次偶然發生時，人類還能 存在嗎？從單細胞生物演化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終掙脫地球的束縛走向廣闊的宇宙，要經過幾十億年的艱苦歷程。如果任由這種概率極低的偶然現象一再發生， 這一進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類不能把自己的命運押上運氣和機會的賭台。
第二、 消滅這種偶然的機制是什麼？
事實上，當時的德國國家機制沒有能力阻止希特勒這個被今天的病理學家診斷為精神偏執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國家政權，沒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戰爭機器的啟動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奪欲望，大軍事集團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復仇心理和工人群眾的狹隘的憤怒情緒，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當時德國的國家控制體系，從而使該控制體系成為一個篩選器，從幾千萬個機會中篩選出希特勒及其黨徒。經過國家控制體系的工作，偶然已經成為必然並進一步成為現實。
全部問題都在於國家控制體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許多獨立的國家組成。每個國家都生活這許許多多的精神障礙患者、民族情緒偏執者、宗教狂熱者以及政治失意者， 如果一個國家的控制機制不能阻止他們的臆想和野心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那麼，我們這個世界將永無寧日。我們姑且不去談那些核俱樂部成員國，如果僅是一個 幾百萬人口的小國，其國家機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證一個鼓吹國際恐怖、宗教偏執和販毒的獨裁者安居其位，這個世界也將是不安全的。
那麼，核大國呢？我們發現，全球的安全和人類的命運竟懸系於一個國家的控制機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國家控制機制的問題上，沒有國家邊界，也不存在純粹的內政的概念。
第三、 在上述情況下，國際社會的干預權力和責任。
這個問題是極其嚴峻的。國際干預行動，特別是干預某一國家的控制體系和控制過程而實現的積極干預或霸權干預，與傳統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和道德原則存在著尖銳 的衝突和矛盾。這種衝突和矛盾不僅反映在集體安全與國家尊嚴和民族自決權力的對抗上。更主要的困難是，一個民族的自然發展狀況、過程和階段性特徵往往與國 際社會對它的要求相違背。屈就前者，等於放棄國際干預的原則；而獨尊後者，必將是現實的對抗與戰爭。越南戰爭的教訓足以讓國際社會記取一千年。
這是人類遇到的許多兩難選擇的又一例。解決這個困難的唯一辦法是在堅持國際干預的前提下對它進行最嚴格的限制，及限定它實行的範圍，又限定它實行的手段。
在現階段，國際干預實行下列原則：
a. 僅當一個國家推行的國際政策危及國際社會的安全時才可以進行干預；
b. 干預的物件僅限於一個國家的決策方式模型；
c. 以經濟限制或援助方式誘導該國決策方式模型的演變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時刻不得動用軍事力量進行干預； 軍事干預的結果不應是強加於一個國家某種決策模型，而仍是誘導這種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發展。
二、 對中國的失敗的干預
１９８９年國際社會由北京天安門事件為契機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這不僅是一次失敗的國際干預，而且已釀成一個笑柄，徹底暴露了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的幼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敗的原因在於這次行動根本違反了國際干預的各項原則。
北京政府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的成熟和克制態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事實材料和美國輿論界的調查結果都表明，北京學生界走上街頭進行反zf的示威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國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動、支持甚至策劃發動的，目的是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因此，這可以看作是國際干預的開始。如果我們把這種干預看作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善意性干預和幫助，那麼下列各項結果卻恰恰與發動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國已經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由於北京事件的發生而中斷， 並在今後的許多年中不會再度起步，或根本無法在達到１９８９年已經達到的前進點。
b. 鼓吹並實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領導人被證明是犯了“錯誤” 而失去對權力的控制。隨著新的領導集團的產生，政治改革派作為當時頗有實力的一種自然的政治力量已經消失。
c. 國際干預所顯露出的顛覆手段和干涉意識， 極大的傷害了中國公眾的民族自尊心，也極大地刺激了執政的共產黨的警覺性，而跳動鬧事所形成的社會混亂又給加強思想控制和社會權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對照物，中央集權和一党專政已經成為公民公認的可行的國策。
d. 西 方國家全力支持的中國青年民主派知識份子， 從他們在北京事件中的表現以及流亡後的表現看，他們絕不是中國中國政治進步力量的代表者。這些人的民主意識極其淡薄而叛國和反民族情緒強烈，如果北京事件 演化成一場成功了的政變，中國的權力由這些青年掌握了的話，不僅是中國的災難，而且也將是世界災難的根源。
e. 國際干預在中國失敗以後，中國不僅有效地克服了經濟制裁所造成的困難，而且在經濟發展的速度上創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跡，是中國成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資場所和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一種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結論：
1. 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是一種自然過程， 它的發生、發展和階段特徵都有著自然的依據，外加的人為的干預或者中斷這一過程或者使它異變，絕不會促使他更快更健康地發展；
2. １９８９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干預是失敗的， 其主要原因在於它沒有尊重中國的現實，違反了國際干預的正確原則；
3. 在今後的某一時期內， 國際社會將為自己的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敗了的干預付出代價。這裏不僅指中國政治改革進程停頓而不斷給世界造成驚恐，而且指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旦發生重大挫折後極有可能發生的政治異變。誰也不要忘記，中國是世界核俱樂部的成員。
4. 在 中國問題上， 國際社會仍然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權力扶持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經濟發展最終使中國公眾和政府都意識到落後的政治體制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時，特別是 當經濟發展最終為政治改革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時，政治改革將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會動盪）開始。這種選擇也並不是皆大歡喜的，因為全力支援中國的發展 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傳的作用上，中國經濟在 面對世界時，更多的將遇到抵制、壓迫和毀滅性的競爭。經濟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的干預性並行存在於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國的政治改革順利進行的 同時，西方各國必須協調行動從而在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對中國進行切實的幫助、保護、讓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種選擇即繼續對中國進行不同形式的干預。
中國是個大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決策都存在局部性失誤；二是造成事實上的分裂和嚴重的離心傾向。這不僅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干預提 供了各種機會，而且為這種干預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機會和成功都是誘惑，是干預和反干預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中的一個不間斷的音符。
事實很可能是，國際社會將把這兩種選擇混合運用，並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和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自行修正其側重點。
三、 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開端
國際干預如果能夠成為是一種善意行為，那麼它的實質性意義應該是一種有效的國際援助。干預的物件僅限於一過的政治決策方式及程式，即通過國際援助建立起一 整套民主的有回饋技能的政治運作制度。根據西方社會的觀點，這種援助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種制度不僅將約束該國執行和平與和解的國際政策，而且也是經濟健 康發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這個流行觀點不僅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而且在邏輯上也混淆了經濟與政治發展上的因果關係。
中國在結束悲劇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時期。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在這一時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體制。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及以後的幾個月中鄧在公開場合和秘密場合的講話只有一個主題，及如何在共產黨內建立起一種民主的監督與回饋機制，防止再度發 生由於領袖個人獨裁而把全黨拖入災難這類悲劇。
鄧的這個願望肯定是真誠的，因為他自己就一再成為荒謬的領袖獨裁制度的受害者。
鄧長期以來始終是被神化了的領袖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這種歷史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共產黨在江西省的貧瘠山區占山為王的艱苦時期。鄧因與毛澤東的關係過於密 切而遭到從莫斯科回來的正統史達林主義者的整肅。在以後，鄧一向被劃入毛澤東的派系，並憑藉自己的出色才華以及毛澤東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擔任党的 總書記。但在毛發動的以純潔內部組織和清除反對派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鄧即被宣佈為黨的第二號敵人而被無情地趕下政治舞臺。
鄧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對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於他個性強硬，不肯對另一權威任務林彪元帥和毛夫人江青 女士表現出馴順和服從有關。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輕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對黨和國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認識和坦率承認，主要來自於他以後的經歷。
林彪元帥失寵並叛逃以後，鄧小平在另一個大權在握的領導人周恩來的支持下得以東山再起。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鄧本人不得不違心地向毛澤東表示了悔過之意以求 得諒解。毛則像一位寬容的長輩，很快忘記了他們之間發生過的不快並對鄧委以重任。不過，四年以後，毛澤東又一次親手把鄧小平打倒了。事實上他並沒有忘記過 去，他稱鄧“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這時的毛澤東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維、語言和行動都發生了嚴重的障礙。即使如此，這個患病老人仍是中國這艘巨輪的掌舵者。他不僅決定著輪船的航向， 而且他的愛憎喜怒也決定著每個政治集團的沉浮與命運。於是，以周恩來和鄧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爭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誠以 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這是一個艱難的有傷人的尊嚴的尷尬場面。而毛澤東卻熟練地運用政治技巧，遊刃有餘地使兩派力量保持平衡，並使他比較不喜歡的鄧小平的派別在表面上看來稍占 上風。這種折磨是非常痛苦的，個人的政治抱負核國家的前途命運全都仰賴那個最高人物的個人傾向和立場。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家，鄧小平在當時除了徒喚奈何之 外別無他法可想。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而且這一變化是極為突然的。根據現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澤東進讒言中傷鄧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三個原因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發生逆轉。這三個原因也顯露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 恩來病逝以後， 毛澤東的病情加重。這樣，鄧小平不僅失去了庇護者，而且阻斷了與毛澤東聯繫的管道。這是極其危險的。如果你能夠始終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動並在他耳邊喋喋不休 地講些冠冕堂皇的話，即使你是錯的也能得到極大程度的寬容；而如果你一連幾個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現，老年人的多疑和輕信都將士你處在極易受攻擊的危險地 位。
2. 更 要命的是三個年輕人的出現。 這三個人中有兩個是毛澤東的親屬。在那一時期，這三個人由於資歷較淺及未加入政治派別而得到毛的信任，並且成為毛與外界聯繫以及傳達指示的最有效的運行渠 道。由於鄧小平的行為嚴肅不苟言笑，他很有可能並沒有獲得這些年輕人的特別好感。而有證據證明，這三個人中至少有一個人是被江青女士收買的。這位年輕人不 僅是毛澤東的親侄子，而且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主席之間唯一正式的“聯絡員”。一方面，來自江女士的資訊可以通過這個管道源源不斷地向毛澤東灌 輸；另一方面，鄧先生的資訊則被阻斷和封鎖。這樣，鄧小平的處境更加可悲，它的命運及事業竟要由一個年輕人左右了。
3. 最 終起作用的還是毛本人。 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對立是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運動。鄧對這場運動深惡痛絕，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澤東曾在莫斯科向史達林元帥介紹鄧小平 是個難得的人才，“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在對待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上，鄧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一方面，他在自己管轄的具體工作方面以 整頓為名堅決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極影響並予以清除；另一方面，他又從不正面表露出對這場運動的鄙棄與不滿。但是，這並不足以保護他自己，因為他與之打交道 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這個老人又握有統治國家的絕對權力和權威。
老年的毛澤東以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為他最後的寄託。回顧自己的一生，他認為自己最輝煌的革命鬥爭成果只有兩個，除了把蔣介石先生趕到臺灣島上去以外，就 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他不會不奮力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而保護遺產的最牢靠辦法就是把它交給更珍重這份遺產的人。以毛澤東的精明，他不 會看不出或根本忘記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憎惡態度。
於是，這位垂危的老人輕輕一揮手，又一次擊倒了鄧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大，正式顯示了黨的制度的腐朽與悲哀。
鄧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後，作為一個對自己民族極為忠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這樣一個教訓：國家和共產黨內部都必須建立一種集體決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權力集中到個別領導人手中而又由於個別領導人的錯誤而使國家和民族捲入一場災難。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國共產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党主席華國縫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而由趙紫陽接任。鄧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激烈地攻擊了權力過分集中的舊制度。他說：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嚴重。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 不好，可以是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 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還借毛澤東之口公開地對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說：
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鄧抱怨毛澤東：“他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鄧小平在以後的十幾年裏一直是中國黨和政府的實質上的最高領袖，當他被公開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時”，事實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當年毛澤東的權威地 位。由他來推動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條件，但是事情的結果遠非如此。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觀點，主要有下列各點：
1.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又嚴重缺陷，必須進行改革；
2. 改革的要點為權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鄧身體力行，相繼辭去了在黨政軍中兼任的各種職務，堅決地退居到幕後，他不願成為另一個毛澤東式的老人）。
3. 改革的物件是“制度” 而且僅限於“制度”。（為此制定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比前蘇聯的戈巴契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設想，而且是先於經濟體制改革而著手進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國在這方面遠沒有蘇聯邁的步伐更大，所取得的成果沒有經濟改革成果那樣惹人注目。
與前蘇聯的混亂與動盪相比較，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穩定性都要好得多，為此，中國人誇耀說他們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上選擇了正確的次序。鄧是圍 棋和橋牌運動的熱衷者和好手，這兩種遊戲中“次序”正確與否是勝敗的關鍵。鄧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這局棋中，現實由此序地逐步擴大經濟活動方面的自由化程 度，後是由步驟地不大張旗鼓地放寬黨對文藝、出版、理論和言論方面的控制，使中國社會呈現出既前進又有序的狀態。是事業是如此，普通公眾特別是知識份子所 處的生活環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達到了相當寬鬆和相當自由的水準。其突出例證是，以思想言論治罪在今天的中國如果說尚未根本絕跡， 那麼也是極其罕見的。
但是，關於政治體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項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1. 按 鄧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間的見解，中國應該建立起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民主制約、監督和回饋機制，而這種機制的建立和發揮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標 和成果。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未在這方面做出明顯的努力，或雖經努力而未取得明確成果。黨的代表大會制定的《關於黨內生活的若干準則》已被淡忘，最高決策層 仍實行以集體會議為補充的領袖制度。
2. 鄧小平的決心和原則性是為人們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變或進程的中斷，不是決心的動搖而是在實踐中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和障礙。那麼，這些困難和障礙究竟是什麼？
3. 鄧 選定兩位較年輕的政治領導人擔任党的總書記， 他們都曾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情鼓吹者而都由於在這方面走得過遠過急而先後被解職。這兩位領導人除了他們各自的不同風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張大多應該是取自鄧 先生的總設計藍圖。他們的先後受挫，究竟是意味著改革進程的調整呢還是純粹由於個人犯錯誤所致？
4. 中 國的政治改革到目前為止仍屬自上而下推行的宮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革。因此，改革的結果必然具有伸縮性和可控性，擴張和寬鬆的程度完全視社會運作和經濟運 作的狀況而定。在這一點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會進展的一種結果，是合於邏輯的。但它的不鞏固性或恩賜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經濟改革戰線的英雄好漢層出 不窮，而大膽進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層官吏或知識理論界人士則極少湧現。
5. 因 此， 這就構成了中國社會激烈動盪的一個潛在的危險因素。當經濟運轉發生障礙或狀況不良時，政治思想控制則相應加強。對普通社會公眾來說，他們會在同時感受到經 濟的壓力和政治上的束縛，情緒排泄的管道不暢通或嚴重阻塞，繼續過多時就是目標散漫而情緒激烈的社會性騷動。
四、 中國的政治危機及國際干預的切入點
在研究中國的社會運轉規律及其與國際干預的關係問題時，政治家或各國的研究學者們都很清楚地看到了這樣一條清晰的邏輯線索。
ａ、傳統的比較陳舊的決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導致經濟決策的失誤。自１９７７年以後的１５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起伏劇烈的曲線發展狀態。其峰 穀之間的間隔之短、攀升與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見、令人心驚肉跳的。而在這期間出現的三次經濟飛漲（中國人習慣于成其為“躍進”或“大幹快上”），都是由 于政治領導人的熱情號召或積極參與下產生的。三任党的總書記（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各對一次“躍進”負責。但是，每次經濟飛漲都很快以經濟過熱的面目 表現出其基礎的欠發展核不穩固。這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產品品質下降、社會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準時赴宴的客人，一個不拉地都來了。
每一次經濟過熱之後便迅速地進入冰凍期或調整期。這時，居民儲蓄增加、商品銷售不暢、生產發展速度下降、國營企業虧損額積虧損面都增大。調整以１９８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實行“雙緊方針”（財政、信貸）期間為最堅決最激烈的一次典型作業。
無論經濟處於熱和冷的任何階段，其發生的原因及推動或執行者都是中央政府。這也就使決策程式及方式合理化問題顯得更加嚴峻。中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極 快的第四個經濟高速度發展期的頂峰。而這一次“躍進”是由鄧小平先生親自發動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親屬陪同去中國南部幾個城市視察，在那裏他鼓勵企業 “膽子再大一點兒，步子再快一點兒。”鄧的講話在報紙上發表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投資熱潮。此時的鄧已是高齡，在黨和政府內已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了。
中國現有的一系列政治調控制度並不能夠有效地起到對政府經濟決策行為的制約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一位民主黨派（中國大陸獨 有的黨派組織，其立黨原則是發誓不作反對黨）的領導人在回答外國記者關於中國經濟是否存在“過熱”現象的提問時，竟混淆了“過熱”與“熱情”這兩個漢語詞 組的明顯不同的詞義，竭力為政府的經濟政策辯護，並理直氣壯地反問說：搞經濟建設怎麼能夠沒有熱情呢？我認為熱得還不夠！
該領導人的表現已傳為笑柄。這除了反映出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質不高之外，還間接地透露出中國政治監督制度的無效性與不成熟性。
ｂ、經濟起落的節拍指揮著政治改革的步調。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冰凍期或調整期，政治收縮和思想控制都顯得格外嚴厲。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國共產黨分 別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變”的口號都形成了持續時間不等的全國規模的運動。和平演變的問題早在６０年代中蘇論戰 時期已提了出來，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次實踐，進入９０年代之後重提這一口號，其產生的震懾力和危懼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隨著經濟起落的節拍和政治步調的進退形成了潮漲潮落的青年學生反zf運動。（這個問題將辟專章討論）。
ｄ、過於頻繁的經濟與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觀念的侵浸，社會道德體系逐漸趨於解體，民風與官員的忠誠都在受到侵襲而呈現出惡變的跡象。一般民眾由於對社會風氣和生活環境的不滿，進而開始動搖了對共產黨的信仰與支持。有些西方的專家認 為，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的基層組織已經大部分名存實亡或不再發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這種程度，但是共產黨在基層經濟單位的作用和影響力正在削弱這已經 成為了一種事實。（請注意，這是危險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體系不能充分有效地進行控制之前，舊的控制力量已經撤離，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種社會性災 難）。
ｅ、以人權問題為口實和突破口的國際干預在這一全過程中從未收斂過自己的熱情與進取心，有時甚至表現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種現實危險和條件共同發生作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無法起步， 而且有進一步趨向收縮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發生一次重大的經濟挫折，（有專家估計將發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間），中國有可能在政治上進入一段短暫的“冰凍期”。目前，適宜的對現實不習慣 的中共基層幹部和各年齡段的黨員都在呼籲党的領袖們有所動作。
ｇ、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已在受到消費市場、國際市場和金融調控政策的打擊，一再有波峰跌入穀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獲得了飛速發展。中國的經濟既有 致命的缺陷，有有著極為可貴的健康因素，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專題對此進行討論，我們只在這裏說，中國已具備了經濟發展的全部條件，一旦能夠順利地度過國 營企業資產權和經營權改造的難關，他將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強大生命力。
在經濟自由和自主地發展進程中，以至企業家隊伍以及中產階級階層將逐步出現並最終形成獨立的有實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與經濟的逆向發展，出現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經濟上最大程度的自由這兩者相互支撐與合作的局面。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種古怪結合將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格局，並且也將證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有效的組織管理方式。
問題是以後，合作雙方的衝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經濟不再需要保護並且以這種保護為一種難忍的束縛時，衝突將開始。經濟發展速度越快，這一過程越短。
ｉ、中國更獨特的國情是土地遼闊，人口眾多，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南北或東西之間間的落差完全不是數量上的差異，而是存在幾個品質級別的差距。如果我們在 以上敍述的這種合邏輯的變化程式或某一因素發生異變、突變、中斷或回潮，如果中國的政治領袖們發生重大的指導政策方面的失誤，如果因此而發生大的社會動 蕩，政治失控、國土分裂等災變，其基本原有就在於統一的中央指導方針根本無法適應相差如此懸殊的各地區社會發展狀況，這裏指的不是經濟政策，因為可以通過 自由化經濟和下放權力解決這一矛盾，這裏指的主要是政治與思想方針。擋某些地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以維持穩定和溫飽時，再另一些地區社會主義的痕 跡已經被改革得幾乎無處可尋了。
１２億人民在政治上會發生分裂，這不僅是極危險的，而且存在著極高的發生概率。
南方朔看部分台湾人的变态心理
一直以来，总听到台湾人说什么大陆人的自豪感来自于极度的自卑，真是很可笑。实际上台湾人才是这种即自大又自卑的混合体。
我认为他们这种想法恐怕不能简单的用酸葡萄心理来解释，这种看法来自于台湾人心理或潜意识里对大陆人的鄙视，台湾人从小就被教育说，中共是虚弱的就是魔鬼。
因此台湾人习惯于把大陆人看成只会作表面功夫的空心动物。
大部分台湾人是活在自已想像的一种梦镜中的。
在这变态意淫的梦里，他们把大陆人看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些愚蠢的人种，他们所想像中的大多数大陆人都是一些白痴或者笨蛋，只会谈论一些极为肤浅的幼稚问题。
台湾不会相信大陆人看问题的深度会超过自己，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大陆人的“丑态百出”的样子，想像着自己的高明，甚至在当今大陆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超过台湾的今天还抱着这种白痴的观念，想像着大陆是多么落后和“劣等”？以至与有台傻都喷出了大陆人是“劣等”种族？而台湾是大陆的希望，日本则是全亚洲的希望等狂言疯语。
而实际是如果大陆真的如此不堪那么台湾这个国际弃儿就更活不下去了！
所以当这些台湾人发现大陆人根本不吃自己这一套时，甚至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时，他们就不停地自己说：“大陆人是些弱智，比如，韩战明明就是一种S13行为，他们却还在自吹自擂，真是些白痴...
事实上如何呢？我只能说，台湾人从小受到的就是岛蛙式的教育，他们只能看到象井口那样大的天空，他们的头脑和胸怀太小了，根本理解不了这个世界。
他们中最聪明的人充其量也就只能明白他们那个岛上那些破事。不会回过头想想，也没什么奇怪的，只有这些人，这些最自以为是的人，才会在干出那些数典忘祖的事情的同时，还在给自己屁股上贴金。
事实上，台湾人心中充满了自卑，看啊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无法和大陆比，（经济，军力，土地，科技等）因此由于面对大陆极度的自卑就形成一个病态心理那就是既然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那么我就把他想象成一无是处好麻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他们嘴里除了“悲情”，还是“悲情”，他们无法忍受被一些他们认为极端低能的大陆人所超越甚至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和自由”。
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不停的在脑子里幻想着大陆的“落后”和“劣等”来自我麻醉，并皆此提升虚幻的自豪感，他们只有通过把大陆人想像成更自卑的动物，才能缓解自己的自卑感。
呵呵，岛蛙们最为忍受不了的就是发现大陆人拥有他们所无法拥有的自豪感。看大陆可显摆的地方多多啊？
土地，资源，军力，科技，财富，国际地位？你可能看到过很多岛巴感叹：啊大陆真大啊？真美啊？资源真丰富啊？钱真多啊？老胡在国际上真牛啊？连高铁都第一了啊？等等。
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所以岛巴们为此而心酸抓狂！曾看到一台湾人饱含心酸愤怒的咆哮：XX蒋啊！你丢掉大陆无能啊！！！这就是很多台湾人对大陆变态心理的总因。
因此他们事事比不过大陆但还不服，就只有靠自淫和麻醉自慰了。你没发现么，阿扁上台时拼命地想唤起台湾人的自豪情怀，不停地狂吼着“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可惜，这种对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那句话的拙劣模仿毫无效力可言，相反，近期台湾经济、政治形势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台湾人的心理不平衡状态快接近极限了，只好通过虚幻出别人的自卑感是否能舒缓岛蛙们的神经，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祝岛蛙们玩的开心──继续自慰吧。
我认为他们这种想法恐怕不能简单的用酸葡萄心理来解释，这种看法来自于台湾人心理或潜意识里对大陆人的鄙视，台湾人从小就被教育说，中共是虚弱的就是魔鬼。
因此台湾人习惯于把大陆人看成只会作表面功夫的空心动物。
大部分台湾人是活在自已想像的一种梦镜中的。
在这变态意淫的梦里，他们把大陆人看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些愚蠢的人种，他们所想像中的大多数大陆人都是一些白痴或者笨蛋，只会谈论一些极为肤浅的幼稚问题。
台湾不会相信大陆人看问题的深度会超过自己，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大陆人的“丑态百出”的样子，想像着自己的高明，甚至在当今大陆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超过台湾的今天还抱着这种白痴的观念，想像着大陆是多么落后和“劣等”？以至与有台傻都喷出了大陆人是“劣等”种族？而台湾是大陆的希望，日本则是全亚洲的希望等狂言疯语。
而实际是如果大陆真的如此不堪那么台湾这个国际弃儿就更活不下去了！
所以当这些台湾人发现大陆人根本不吃自己这一套时，甚至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时，他们就不停地自己说：“大陆人是些弱智，比如，韩战明明就是一种S13行为，他们却还在自吹自擂，真是些白痴...
事实上如何呢？我只能说，台湾人从小受到的就是岛蛙式的教育，他们只能看到象井口那样大的天空，他们的头脑和胸怀太小了，根本理解不了这个世界。
他们中最聪明的人充其量也就只能明白他们那个岛上那些破事。不会回过头想想，也没什么奇怪的，只有这些人，这些最自以为是的人，才会在干出那些数典忘祖的事情的同时，还在给自己屁股上贴金。
事实上，台湾人心中充满了自卑，看啊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无法和大陆比，（经济，军力，土地，科技等）因此由于面对大陆极度的自卑就形成一个病态心理那就是既然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那么我就把他想象成一无是处好麻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他们嘴里除了“悲情”，还是“悲情”，他们无法忍受被一些他们认为极端低能的大陆人所超越甚至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和自由”。
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不停的在脑子里幻想着大陆的“落后”和“劣等”来自我麻醉，并皆此提升虚幻的自豪感，他们只有通过把大陆人想像成更自卑的动物，才能缓解自己的自卑感。
呵呵，岛蛙们最为忍受不了的就是发现大陆人拥有他们所无法拥有的自豪感。看大陆可显摆的地方多多啊？
土地，资源，军力，科技，财富，国际地位？你可能看到过很多岛巴感叹：啊大陆真大啊？真美啊？资源真丰富啊？钱真多啊？老胡在国际上真牛啊？连高铁都第一了啊？等等。
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所以岛巴们为此而心酸抓狂！曾看到一台湾人饱含心酸愤怒的咆哮：XX蒋啊！你丢掉大陆无能啊！！！这就是很多台湾人对大陆变态心理的总因。
因此他们事事比不过大陆但还不服，就只有靠自淫和麻醉自慰了。你没发现么，阿扁上台时拼命地想唤起台湾人的自豪情怀，不停地狂吼着“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可惜，这种对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那句话的拙劣模仿毫无效力可言，相反，近期台湾经济、政治形势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台湾人的心理不平衡状态快接近极限了，只好通过虚幻出别人的自卑感是否能舒缓岛蛙们的神经，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祝岛蛙们玩的开心──继续自慰吧。
2011年3月28日星期一
達賴拋出“退休”意破壞藏傳佛教秩序
新雜•單增曲紮是西藏的活佛，作為佛教徒，他說，佛教教義宣揚“大一統”思想，追求人類“大同世界”。佛祖釋迦牟尼說過“要遵從國王令”，要求佛教徒只勤于追求佛果，不要干預國事。
“但是，十四世達賴自1959年叛逃祖國後，始終不肯放棄分裂祖國以圖‘西藏獨立’的政治幻想，組建‘流亡政府’，糾集反動武裝，不斷策劃、煽動分裂活動，屢屢在國際上製造所謂‘西藏問題’，公然與祖國和人民為敵。值得關注的是，達賴最近在印度達蘭薩拉的一次講話中，煞有介事地宣佈：他將於近日‘退休’，放棄在‘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政治角色，將權力移交給‘選舉’出來的領導人。”
“以他近日拋出的所謂‘退休’言論來說，達賴可是不打自招，因為他絕不會從‘達賴喇嘛’的神位上退下來，成為一位普通的‘釋迦比丘’，也絕不會放棄這塊 中央政府批准給予他的‘金字招牌’的；他所聲稱要‘退’的，都是什麼‘放棄政治角色’、‘移交權力’，這就把他原來所披的‘宗教領袖’的畫皮完全剝了下 來，暴露出了他本質上是‘政客’的真面目。”新雜•單增曲紮稱，達賴炒作自己的“退休”，不過是又一出他自導自演的鬧劇，卻是萬變不離其宗。
新雜•單增曲紮用證據反駁達賴所謂的“藏文化毀滅論”，稱其為“更加暴露政治禍心”。
“50多年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為滿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在促進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多種手段，保護和弘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1987年7月9日，西藏自治區四屆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並頒佈實施《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將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1997年，國際標準組織通過了藏文編碼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使藏文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字中成為第一個有國際標準、獲得全球資訊高速公路通行證的文字。2004年，國家又投入3300多萬元，成功研發出12個藏文軟體發展項目，藏文已經走在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字資訊化前列。”
新雜•單增曲紮說，對於這些事實，達賴集團置若罔聞。不管國家付出多大努力，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到了他們的嘴裏，不是 “破壞”就是“滅絕”。他的言行，只能表明所謂“藏文化毀滅論”只不過是他分裂祖國的又一伎倆。其實，在達賴那裏，“民族”、“宗教”、“文化”等概念， 都是其為實現“西藏獨立”的目的而打出的“政治牌”。達賴集團之所以四處散佈“西藏文化滅絕”的謊言，是因為達賴叛逃後在與西方交往的過程中，已深諳西方 社會某些人的思維方式，也深知“人權”和“西藏文化”是國際反華勢力支援“藏獨”不能少的兩張牌，深知誣衊“中國政府滅絕了西藏文化”，就可以充分刺激西 方某些政治勢力“敏感”的“人權神經”，挑起其對中國“進行施壓的衝動”，進而達到其分裂祖國的政治圖謀和在西藏恢復其封建農奴制度的最終目的。
新雜•單增曲紮說：“今天，我們開展慶祝‘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活動，就是要牢記歷史、珍惜現在、開創未來，揭露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黑暗、殘暴和達賴集團的反動本質，維護西藏社會的和諧穩定。”
“但是，十四世達賴自1959年叛逃祖國後，始終不肯放棄分裂祖國以圖‘西藏獨立’的政治幻想，組建‘流亡政府’，糾集反動武裝，不斷策劃、煽動分裂活動，屢屢在國際上製造所謂‘西藏問題’，公然與祖國和人民為敵。值得關注的是，達賴最近在印度達蘭薩拉的一次講話中，煞有介事地宣佈：他將於近日‘退休’，放棄在‘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政治角色，將權力移交給‘選舉’出來的領導人。”
“以他近日拋出的所謂‘退休’言論來說，達賴可是不打自招，因為他絕不會從‘達賴喇嘛’的神位上退下來，成為一位普通的‘釋迦比丘’，也絕不會放棄這塊 中央政府批准給予他的‘金字招牌’的；他所聲稱要‘退’的，都是什麼‘放棄政治角色’、‘移交權力’，這就把他原來所披的‘宗教領袖’的畫皮完全剝了下 來，暴露出了他本質上是‘政客’的真面目。”新雜•單增曲紮稱，達賴炒作自己的“退休”，不過是又一出他自導自演的鬧劇，卻是萬變不離其宗。
新雜•單增曲紮用證據反駁達賴所謂的“藏文化毀滅論”，稱其為“更加暴露政治禍心”。
“50多年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為滿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在促進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多種手段，保護和弘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1987年7月9日，西藏自治區四屆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並頒佈實施《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將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1997年，國際標準組織通過了藏文編碼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使藏文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字中成為第一個有國際標準、獲得全球資訊高速公路通行證的文字。2004年，國家又投入3300多萬元，成功研發出12個藏文軟體發展項目，藏文已經走在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字資訊化前列。”
新雜•單增曲紮說，對於這些事實，達賴集團置若罔聞。不管國家付出多大努力，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到了他們的嘴裏，不是 “破壞”就是“滅絕”。他的言行，只能表明所謂“藏文化毀滅論”只不過是他分裂祖國的又一伎倆。其實，在達賴那裏，“民族”、“宗教”、“文化”等概念， 都是其為實現“西藏獨立”的目的而打出的“政治牌”。達賴集團之所以四處散佈“西藏文化滅絕”的謊言，是因為達賴叛逃後在與西方交往的過程中，已深諳西方 社會某些人的思維方式，也深知“人權”和“西藏文化”是國際反華勢力支援“藏獨”不能少的兩張牌，深知誣衊“中國政府滅絕了西藏文化”，就可以充分刺激西 方某些政治勢力“敏感”的“人權神經”，挑起其對中國“進行施壓的衝動”，進而達到其分裂祖國的政治圖謀和在西藏恢復其封建農奴制度的最終目的。
新雜•單增曲紮說：“今天，我們開展慶祝‘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活動，就是要牢記歷史、珍惜現在、開創未來，揭露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黑暗、殘暴和達賴集團的反動本質，維護西藏社會的和諧穩定。”
為什麼中國崩潰論崩潰了？
眾所周知，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崛起在西方總是很有爭議。過去的20多年裏，西方媒體經常把中國描述成一個國家政權與人民對立的國度，政權是壓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權力不放，而民眾則在異見人士領導下進行著抗爭。一些歐洲人，例如在奧斯陸的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放大的東德或放大的白俄羅斯，正等待著一場“顏色革命”。
這種觀點使許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自信地對中國做了很多悲觀的預測：他們先是預測1989年天安門風波後中國要崩潰；蘇聯解體後，他們又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後塵而分崩離析；鄧小平去世前後，他們又預測中國將出現大動盪；香港回歸前，又預測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又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又預測中國將大亂。但最後這些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崩潰，而中國崩潰論卻崩潰了。
這種反復的預測失靈使我們有必要學會更加客觀地研究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的大國。我們也許可以像17世紀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那樣，或者像他同時代的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那樣，把重點放在他們稱之為中國“自然的宗教”上：他們關注的是中國如何採用了世俗的、比較貼近自然的方法，而非當時歐洲盛行的神學方法，來進行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那麼我們會發現，過去30多年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經濟和社會變革：約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場變革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這樣說，過去30年中，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所有過渡經濟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中國經濟總量30年中增加了約18倍，而像東歐這樣的轉型國家經濟總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當然東歐的起點比中國高。中國所取得的成績也高於不少發達國家，中國今天的發達版塊人口約3億，與美國人口相當，其總體繁榮程度已不亞於南歐發達國家，而像上海這樣的中國一線城市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紐約，無論是機場、地鐵、高鐵、商業設施和城市建築這樣的“硬體”，還是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城市治安這樣的“軟體”，上海均好於紐約。
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許多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需要我們認真應對，但中國的總體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如何解釋這種成功？有人說這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資的數量來看，東歐國家吸引的外資比中國多得多。有人說，這是由於中國勞動力便宜，但印度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比中國便宜很多。有人說，這是因為威權政府的作用，在亞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許多威權政府，但他們無法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就。
如果這些理由都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那麼我們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中國模式”。在解釋中國模式之前，我想先簡單談一談我對中國國家性質的理解，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國模式。
中國不是放大的東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羅斯，也不是任何一個普通國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這樣性質的國家。為什麼？因為中國 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統一國家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5000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國是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國家。為了 更好地說明這個概念，我可以打一個不很準確的比方：這就好像古羅馬帝國沒有解體，持續至今日，實現了現代國家的轉型，擁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和現代經濟，融各 種傳統文化於一身，還擁有巨大的人口數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語。這樣的國家必定與眾不同。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特徵，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由於這“四超”特徵，中國的崛起必然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中國的人口超過歐洲、美國、俄羅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國農曆新年期間經歷的“春運”，客運量至少為25億人次。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著把整個北美、歐洲、俄羅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挪動一下。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與無窮機遇。
中國有超廣闊的疆土，中國是一個包含了巨大地域差異的大陸。 中國在可以想像到的領域內，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哲學、經濟、醫學、軍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長達數千年的傳統。中國還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包括優秀的 文學作品和建築藝術，中國菜肴之豐富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國大的菜系有8個，每個菜系都包含了無數的子菜系。我個人認為中國8大菜系中任何一個菜系，其豐 富性在某種意義上都大於法國菜系，儘管這個觀點在這裏可能會有爭議。這一切本質上都是中國在漫長歷史中不斷整合而形成的。這一切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現在再來談中國模式。我個人以為，這個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個特點：
第一是“實事求是”。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觀念，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重新提出了這個觀念。鄧小平認為，判斷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不管是東方的教條還是西方的教條，而應該是事實。通過對事實的檢驗，中國得出了結論：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中國因而在1978年決定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並採取了一種務實的方式來推動自己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
第二是民生為大。這也是中國傳統形成的政治理念。鄧小平把消除貧困作為頭等要事來抓，制定和執行了消除貧困的一系列務實政策。中國改革始於農村，因為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改革的成功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湧現了無數的鄉鎮企業和中小企業，他們又為中國後來製造業的崛起和外貿的騰飛 打下了基礎。某種意義上，中國模式“民生為大”這一特點也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中的某種偏見，即公民政治權利總是高於其他權利。中國模式的這個特點可能會深 刻地影響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窮人的命運。
第三是穩定優先。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其民族、宗教、語言和區域的複雜性堪屬世界之最。這種特點也形成了中國人擔 心“亂”的一種集體心理。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太平盛世”，“盛世”與“太平”總是聯繫在一起的。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國家穩定的重要性，是因為他比誰都更 瞭解中國的近代史：從 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將近一個半世紀中，我們最長的太平年景沒有超過8到9年，我們現代化進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斷，從外國入侵、農 民起義到軍閥混戰、意識形態瘋狂使中國沒有多少持續的太平年景。過去的30多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長度的持續穩定的發展，這才使中國奇跡成為可能。
第四是漸進改革。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複雜，所以鄧小平採用的戰略是“摸著石頭過河”。他鼓勵各種改革的試驗，我們的經濟特區就是進行改革試 驗的地方，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拒絕了“休克療法”，我們讓自己並不完善的體制繼續運作，同時對其進行改革，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這個特點使中國避免 了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的癱瘓和解體。
第五是順序差異。中國改革的總體順序是：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為主後政治，先進行相對容易的改革，後進行相對艱難的改革。這樣做的好處 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下一階段的改革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這種方法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的傳統。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為中國制定了把中國建 設成發達國家的70年大戰略。直至今天，我們還在執行這個戰略。這種跨長度的整體思維能力與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不少歐洲國家）內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 盛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六是混合經濟。中國力求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 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效地防止市場失靈。中國的經濟體制又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釋 放出了巨大市場力量的同時，國家努力保證宏觀環境的穩定。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沒有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和成功度過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對外開放。中國人沒有傳教的傳統，但是有很強的學習傳統。在中國世俗文化的氛圍中，學習別人之長是備受讚譽的。中國保持了有選擇地汲取別人長處 的傳統。我們甚至從有爭議的“華盛頓共識”中學了不少東西，如企業家精神和外向型經濟，但中國始終堅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自己來決定取捨，絕不盲從。全方 位的對外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個比較中性、開明、強勢的政府。中國政府能夠推動形成關於改革和現代化的廣泛共識，能夠實現比較艱巨的戰略目標，如推動中國銀行系統的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刺激經濟以應對全球經濟危機。這個特點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強勢政府觀，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組成的基礎是“選賢任能”，畢竟中國在上千年前就創立了文官考試制度。我們今天的政治體制雖有不足，但不大會產生低能的領導人。
從根本上講，一個政治體制的品質，包括其合法性來源，不能只是程式的正確，而更重要的是內容的正確，這個內容就是要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並要以人民的 滿意度來檢驗。“良政還是劣政”遠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謂“多黨競選制度”的話。我們強調內容正確高於程式正 確，這本身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通過良政為導向的實踐來創建和完善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各種程式。
今天的中國正在進行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中國相對成功的經濟改革已經勾勒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徑，即通過漸進、試驗和積累的方式來完成中國的政治改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願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理念和做法。
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自然出現了各種問題，面臨著各種挑戰，如消除腐敗、縮小區域差別和貧富差距等。但中國還會沿著自己的道路發 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動盪、戰亂和革命，又經歷了30多年相當成功的改革開放，大多數中國人願意繼續走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之 路。這個模式有自己的缺點，但可以不斷完善，因為它已經比較好地結合了中國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和文化。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中國經歷了20多個朝代，其 中至少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對於外部世界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大。中國的經驗本質上是中國自己國情的產物，其他國家難於模仿。但是，中國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 實踐，可能會產生相當的國際影響，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漸進改革、不斷試驗、“良政還是劣政”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種變革，從一種縱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轉向一種橫向的世界秩序。縱向秩序的特點是西方把他們的理念和實踐淩駕於其他國家之上，而橫向秩序的特點是各國在理念和實踐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競爭。這將是一種更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個歐洲哲學家朋友告訴我的故事：17 世紀下半葉的某一天，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專程來到這裏，來到海牙，偷偷地會晤了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為什麼要偷偷地會見？因為當時斯賓諾薩是一個被教 會除名的異教徒。兩人一起探討了一些奇異的思想，包括中國那種世俗的、非神權的治國方法。其實我個人認為，中國今天復興的背後還是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治國 理念。萊布尼茨見了斯賓諾薩之後，給一個朋友寫了封信，其中有這麼一句話：我準備在自己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中國知識中心。
敍述這個故事，並不是要建議荷 蘭參議院建立一個中國處，因為荷蘭有舉世聞名的中國學和中國研究傳統。但我還是認為我們有必要繼續發揚歐洲啟蒙時代那些知識巨人的精神，特別是那種開放包 容的精神和尋求新知的勇氣，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荷蘭人的精神。我們有必要以這樣的精神和勇氣去瞭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國之道，無論這一切乍 看上去是多麼異樣。
如果這樣去行事，我們就可以避免由於意識形態驅使而誤判中國，我們也能因此而豐富我們集體的智慧，從而更好地共同應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如消除貧 困，反恐，氣候變化，防止文明衝突等。（此文是張維為教授在荷蘭參議院的演講，發表時略有刪改） （作者：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如果全盤以西方人的標準來衡量的話，
中國錯誤百出，已經病入膏肓，是一個絕對的問題國家。
我們的學者，我們的國人，現在需要更多屬於中國人自己標準，
而不是動不動就把西方人的那套標準強加到自己身上。
這種觀點使許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自信地對中國做了很多悲觀的預測：他們先是預測1989年天安門風波後中國要崩潰；蘇聯解體後，他們又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後塵而分崩離析；鄧小平去世前後，他們又預測中國將出現大動盪；香港回歸前，又預測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又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又預測中國將大亂。但最後這些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崩潰，而中國崩潰論卻崩潰了。
這種反復的預測失靈使我們有必要學會更加客觀地研究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的大國。我們也許可以像17世紀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那樣，或者像他同時代的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那樣，把重點放在他們稱之為中國“自然的宗教”上：他們關注的是中國如何採用了世俗的、比較貼近自然的方法，而非當時歐洲盛行的神學方法，來進行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那麼我們會發現，過去30多年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經濟和社會變革：約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場變革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這樣說，過去30年中，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所有過渡經濟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中國經濟總量30年中增加了約18倍，而像東歐這樣的轉型國家經濟總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當然東歐的起點比中國高。中國所取得的成績也高於不少發達國家，中國今天的發達版塊人口約3億，與美國人口相當，其總體繁榮程度已不亞於南歐發達國家，而像上海這樣的中國一線城市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紐約，無論是機場、地鐵、高鐵、商業設施和城市建築這樣的“硬體”，還是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城市治安這樣的“軟體”，上海均好於紐約。
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許多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需要我們認真應對，但中國的總體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如何解釋這種成功？有人說這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資的數量來看，東歐國家吸引的外資比中國多得多。有人說，這是由於中國勞動力便宜，但印度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比中國便宜很多。有人說，這是因為威權政府的作用，在亞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許多威權政府，但他們無法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就。
如果這些理由都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那麼我們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中國模式”。在解釋中國模式之前，我想先簡單談一談我對中國國家性質的理解，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國模式。
中國不是放大的東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羅斯，也不是任何一個普通國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這樣性質的國家。為什麼？因為中國 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統一國家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5000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國是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國家。為了 更好地說明這個概念，我可以打一個不很準確的比方：這就好像古羅馬帝國沒有解體，持續至今日，實現了現代國家的轉型，擁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和現代經濟，融各 種傳統文化於一身，還擁有巨大的人口數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語。這樣的國家必定與眾不同。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特徵，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由於這“四超”特徵，中國的崛起必然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中國的人口超過歐洲、美國、俄羅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國農曆新年期間經歷的“春運”，客運量至少為25億人次。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著把整個北美、歐洲、俄羅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挪動一下。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與無窮機遇。
中國有超廣闊的疆土，中國是一個包含了巨大地域差異的大陸。 中國在可以想像到的領域內，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哲學、經濟、醫學、軍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長達數千年的傳統。中國還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包括優秀的 文學作品和建築藝術，中國菜肴之豐富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國大的菜系有8個，每個菜系都包含了無數的子菜系。我個人認為中國8大菜系中任何一個菜系，其豐 富性在某種意義上都大於法國菜系，儘管這個觀點在這裏可能會有爭議。這一切本質上都是中國在漫長歷史中不斷整合而形成的。這一切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現在再來談中國模式。我個人以為，這個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個特點：
第一是“實事求是”。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觀念，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重新提出了這個觀念。鄧小平認為，判斷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不管是東方的教條還是西方的教條，而應該是事實。通過對事實的檢驗，中國得出了結論：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中國因而在1978年決定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並採取了一種務實的方式來推動自己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
第二是民生為大。這也是中國傳統形成的政治理念。鄧小平把消除貧困作為頭等要事來抓，制定和執行了消除貧困的一系列務實政策。中國改革始於農村，因為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改革的成功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湧現了無數的鄉鎮企業和中小企業，他們又為中國後來製造業的崛起和外貿的騰飛 打下了基礎。某種意義上，中國模式“民生為大”這一特點也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中的某種偏見，即公民政治權利總是高於其他權利。中國模式的這個特點可能會深 刻地影響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窮人的命運。
第三是穩定優先。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其民族、宗教、語言和區域的複雜性堪屬世界之最。這種特點也形成了中國人擔 心“亂”的一種集體心理。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太平盛世”，“盛世”與“太平”總是聯繫在一起的。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國家穩定的重要性，是因為他比誰都更 瞭解中國的近代史：從 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將近一個半世紀中，我們最長的太平年景沒有超過8到9年，我們現代化進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斷，從外國入侵、農 民起義到軍閥混戰、意識形態瘋狂使中國沒有多少持續的太平年景。過去的30多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長度的持續穩定的發展，這才使中國奇跡成為可能。
第四是漸進改革。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複雜，所以鄧小平採用的戰略是“摸著石頭過河”。他鼓勵各種改革的試驗，我們的經濟特區就是進行改革試 驗的地方，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拒絕了“休克療法”，我們讓自己並不完善的體制繼續運作，同時對其進行改革，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這個特點使中國避免 了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的癱瘓和解體。
第五是順序差異。中國改革的總體順序是：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為主後政治，先進行相對容易的改革，後進行相對艱難的改革。這樣做的好處 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下一階段的改革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這種方法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的傳統。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為中國制定了把中國建 設成發達國家的70年大戰略。直至今天，我們還在執行這個戰略。這種跨長度的整體思維能力與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不少歐洲國家）內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 盛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六是混合經濟。中國力求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 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效地防止市場失靈。中國的經濟體制又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釋 放出了巨大市場力量的同時，國家努力保證宏觀環境的穩定。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沒有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和成功度過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對外開放。中國人沒有傳教的傳統，但是有很強的學習傳統。在中國世俗文化的氛圍中，學習別人之長是備受讚譽的。中國保持了有選擇地汲取別人長處 的傳統。我們甚至從有爭議的“華盛頓共識”中學了不少東西，如企業家精神和外向型經濟，但中國始終堅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自己來決定取捨，絕不盲從。全方 位的對外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個比較中性、開明、強勢的政府。中國政府能夠推動形成關於改革和現代化的廣泛共識，能夠實現比較艱巨的戰略目標，如推動中國銀行系統的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刺激經濟以應對全球經濟危機。這個特點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強勢政府觀，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組成的基礎是“選賢任能”，畢竟中國在上千年前就創立了文官考試制度。我們今天的政治體制雖有不足，但不大會產生低能的領導人。
從根本上講，一個政治體制的品質，包括其合法性來源，不能只是程式的正確，而更重要的是內容的正確，這個內容就是要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並要以人民的 滿意度來檢驗。“良政還是劣政”遠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謂“多黨競選制度”的話。我們強調內容正確高於程式正 確，這本身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通過良政為導向的實踐來創建和完善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各種程式。
今天的中國正在進行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中國相對成功的經濟改革已經勾勒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徑，即通過漸進、試驗和積累的方式來完成中國的政治改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願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理念和做法。
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自然出現了各種問題，面臨著各種挑戰，如消除腐敗、縮小區域差別和貧富差距等。但中國還會沿著自己的道路發 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動盪、戰亂和革命，又經歷了30多年相當成功的改革開放，大多數中國人願意繼續走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之 路。這個模式有自己的缺點，但可以不斷完善，因為它已經比較好地結合了中國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和文化。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中國經歷了20多個朝代，其 中至少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對於外部世界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大。中國的經驗本質上是中國自己國情的產物，其他國家難於模仿。但是，中國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 實踐，可能會產生相當的國際影響，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漸進改革、不斷試驗、“良政還是劣政”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種變革，從一種縱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轉向一種橫向的世界秩序。縱向秩序的特點是西方把他們的理念和實踐淩駕於其他國家之上，而橫向秩序的特點是各國在理念和實踐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競爭。這將是一種更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個歐洲哲學家朋友告訴我的故事：17 世紀下半葉的某一天，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專程來到這裏，來到海牙，偷偷地會晤了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為什麼要偷偷地會見？因為當時斯賓諾薩是一個被教 會除名的異教徒。兩人一起探討了一些奇異的思想，包括中國那種世俗的、非神權的治國方法。其實我個人認為，中國今天復興的背後還是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治國 理念。萊布尼茨見了斯賓諾薩之後，給一個朋友寫了封信，其中有這麼一句話：我準備在自己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中國知識中心。
敍述這個故事，並不是要建議荷 蘭參議院建立一個中國處，因為荷蘭有舉世聞名的中國學和中國研究傳統。但我還是認為我們有必要繼續發揚歐洲啟蒙時代那些知識巨人的精神，特別是那種開放包 容的精神和尋求新知的勇氣，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荷蘭人的精神。我們有必要以這樣的精神和勇氣去瞭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國之道，無論這一切乍 看上去是多麼異樣。
如果這樣去行事，我們就可以避免由於意識形態驅使而誤判中國，我們也能因此而豐富我們集體的智慧，從而更好地共同應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如消除貧 困，反恐，氣候變化，防止文明衝突等。（此文是張維為教授在荷蘭參議院的演講，發表時略有刪改） （作者：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如果全盤以西方人的標準來衡量的話，
中國錯誤百出，已經病入膏肓，是一個絕對的問題國家。
我們的學者，我們的國人，現在需要更多屬於中國人自己標準，
而不是動不動就把西方人的那套標準強加到自己身上。
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溫馴的日本人民 易讓執政者沉睡
中國時報21日社論說，一個星期以來，世人目睹了東瀛日本先後遭遇規模九.○強震、海嘯及核電廠事故的三合一災難。既同情災民飢寒交迫的困厄，心中更是駭異不已。尤其是近在咫尺、地理天候條件類似的台灣，不少人已有食不下嚥、睡不安寧的創傷症候群出現。另外，世人也高度欽羡日本人在面對地火水風之害，依舊保持守法、理性、低調、溫馴的國民特質，而傳媒的表現更是專業有節制，絕不灑狗血、賺人熱淚。相形之下，日本政府的應變能力卻是捉襟見肘，飽受世人批判。
換句話說，日本的國民性似已被神聖化、固著化，彷彿八方吹不動。是的，諸如耐著性子排隊購物或領取物品、嚴重塞車卻不亂按喇叭、災民面對外人不輕易哭嚎…這都是任何統治者最欣賞的模範子民；但是，歷史的弔詭在於：溫馴低調的子民，卻易滋生怠惰無能的統治者。當我們檢證百年來日本的三大震災（關東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以及此回東日本大地震），就會發現震災總發生於政治動盪危殆的階段，結果讓災情由天災釀成人禍。
社論說，一九二三年八月下旬，首相加藤友三郎病逝，由於黨爭極為激烈，最後才敲定由海軍元老山本權兵衛組閣，未料九月一日十一點五十八分，日本關東地區就發生震級七.九的強震，東京市半數以上房舍全毀，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尚未完成組閣行動的山本氏，處理震災的行動還是由前朝的內相和警視總監主其事，結果他們宣布戒嚴防範民眾搶米風潮，又造謠說“不逞鮮人”在各地縱火、水井中下毒，導致有六千名在日韓國人慘遭虐殺，緊接著無產階級勞工和左翼運動者亦遭追捕。其中憲兵大尉甘粕正彥絞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妻及其外甥三人，正式宣告“大正民主”吹起熄燈號。
一九九五年元月十七日清晨，關西的大阪、神戶、淡路等地，發生芮氏七.二級的強震，造成六千多人死亡，三十多萬人無家可歸。而在阪神大地震前半年，立場互異的自民、社會與先驅三黨共組聯合內閣，由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村山年邁昏聵、行動遲疑，致遭外界痛斥；震災未久東京地區竟發生地下鐵遭施放沙林毒氣，村山內閣亦未能有效安撫民心，致使涉案的奧姆真理教引發社會的恐慌不安。凡此，村山都以“因為是第一次當首相”為由卸責，徒令社會黨聲譽掃地，從此就一蹶不振。
社論說，再說到當今的民主黨菅直人內閣，內和小澤（一郎）派糾纏惡鬥，外有接受外國獻金的醜聞曝光，政治聲望低落之際迅即面臨三合一災難。然而，震災之後傾全力救城市，卻疏略了海嘯重創的是奧羽（東北地方）沿海的城鎮、漁村，導致哀鴻遍野、救援遲緩的現象宛如烽火再臨。更嚴重的是，針對福島縣核一廠氫爆、輻射外洩的駭人場景，東京電力公司和菅政權都誤判情勢，以致整座核電廠幾變為惡靈古堡，不但日本人惶惶不可終日，舉世也聞核色變、草木皆兵。又由於菅政權此際專注於核災處理，遂置奧羽地區的災民於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窘境，堂堂一個富庶豐饒的國家，竟有著類似第三世界的畫面，何其辛酸、諷刺！
可以說，當日本社會一片祥和安逸之狀時，上位的政治人物極可能但知權鬥、急於利益分贓，然後天災從天而降，人禍由此溢出，致使生靈塗炭。日本人守法、有序、節制、溫馴固然有其物之哀、武士道的傳承，但不該被單一刻板化，否則幕末有識之士如何攘臂而起？戰後，激於反戰、反美理念投入安保鬥爭、全共鬥的知識青年又為何因？更值留意的是，安保鬥爭、全共鬥最激越的五、六○年代，上位的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都是大開大闔、積極有為的總理大臣；反之，整個平成歲月（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後）除了小泉純一郎曾掀起改革風，安倍晉三、福本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到菅直人，盡如紙片人般不堪，而對映於社會，則是對政治普遍冷漠、異議抗爭力道羸弱。所以值此世紀災難，日本能否重生再起，愛國力量固不可少，但批判的異議力量能否茁壯，也是關鍵所在
換句話說，日本的國民性似已被神聖化、固著化，彷彿八方吹不動。是的，諸如耐著性子排隊購物或領取物品、嚴重塞車卻不亂按喇叭、災民面對外人不輕易哭嚎…這都是任何統治者最欣賞的模範子民；但是，歷史的弔詭在於：溫馴低調的子民，卻易滋生怠惰無能的統治者。當我們檢證百年來日本的三大震災（關東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以及此回東日本大地震），就會發現震災總發生於政治動盪危殆的階段，結果讓災情由天災釀成人禍。
社論說，一九二三年八月下旬，首相加藤友三郎病逝，由於黨爭極為激烈，最後才敲定由海軍元老山本權兵衛組閣，未料九月一日十一點五十八分，日本關東地區就發生震級七.九的強震，東京市半數以上房舍全毀，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尚未完成組閣行動的山本氏，處理震災的行動還是由前朝的內相和警視總監主其事，結果他們宣布戒嚴防範民眾搶米風潮，又造謠說“不逞鮮人”在各地縱火、水井中下毒，導致有六千名在日韓國人慘遭虐殺，緊接著無產階級勞工和左翼運動者亦遭追捕。其中憲兵大尉甘粕正彥絞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妻及其外甥三人，正式宣告“大正民主”吹起熄燈號。
一九九五年元月十七日清晨，關西的大阪、神戶、淡路等地，發生芮氏七.二級的強震，造成六千多人死亡，三十多萬人無家可歸。而在阪神大地震前半年，立場互異的自民、社會與先驅三黨共組聯合內閣，由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村山年邁昏聵、行動遲疑，致遭外界痛斥；震災未久東京地區竟發生地下鐵遭施放沙林毒氣，村山內閣亦未能有效安撫民心，致使涉案的奧姆真理教引發社會的恐慌不安。凡此，村山都以“因為是第一次當首相”為由卸責，徒令社會黨聲譽掃地，從此就一蹶不振。
社論說，再說到當今的民主黨菅直人內閣，內和小澤（一郎）派糾纏惡鬥，外有接受外國獻金的醜聞曝光，政治聲望低落之際迅即面臨三合一災難。然而，震災之後傾全力救城市，卻疏略了海嘯重創的是奧羽（東北地方）沿海的城鎮、漁村，導致哀鴻遍野、救援遲緩的現象宛如烽火再臨。更嚴重的是，針對福島縣核一廠氫爆、輻射外洩的駭人場景，東京電力公司和菅政權都誤判情勢，以致整座核電廠幾變為惡靈古堡，不但日本人惶惶不可終日，舉世也聞核色變、草木皆兵。又由於菅政權此際專注於核災處理，遂置奧羽地區的災民於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窘境，堂堂一個富庶豐饒的國家，竟有著類似第三世界的畫面，何其辛酸、諷刺！
可以說，當日本社會一片祥和安逸之狀時，上位的政治人物極可能但知權鬥、急於利益分贓，然後天災從天而降，人禍由此溢出，致使生靈塗炭。日本人守法、有序、節制、溫馴固然有其物之哀、武士道的傳承，但不該被單一刻板化，否則幕末有識之士如何攘臂而起？戰後，激於反戰、反美理念投入安保鬥爭、全共鬥的知識青年又為何因？更值留意的是，安保鬥爭、全共鬥最激越的五、六○年代，上位的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都是大開大闔、積極有為的總理大臣；反之，整個平成歲月（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後）除了小泉純一郎曾掀起改革風，安倍晉三、福本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到菅直人，盡如紙片人般不堪，而對映於社會，則是對政治普遍冷漠、異議抗爭力道羸弱。所以值此世紀災難，日本能否重生再起，愛國力量固不可少，但批判的異議力量能否茁壯，也是關鍵所在
美英法打擊利比亞目的何在？
用《軍事世界》主編趙楚在微博上的言論做個總的回答。
美英法打擊利比亞目的何在？從國際政治等方面談目的目前尚難說，在軍事上目的在：1、打擊利政府軍對班加西等反對派地區的進攻力量；2、摧毀利比亞的空軍和防空力量；3、摧毀利比亞的指揮、通信和中心以及兵力結集。總之，以外部軍事壓力促使內部變化。
正如國內政治中，政府是所謂必要的惡，在國際政治領域中，戰爭也可以說是必要的惡。討論利比亞戰事的朋友需要清楚一點，不論戰後利比亞局勢走向如何，英美法對利比亞的打擊，雖然“遺憾”，但這與伊拉克戰局有根本不同，打擊本身是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行動，是合法的國際行動。
美英法對卡達菲的軍事打擊在作戰上是沒有懸念的，不要被新聞上那些群眾護衛的場面蒙蔽，不論你立場如何，幻想戰爭會有戲劇化的局面，你註定要失望。在安理會通過第一個決議，決定將卡達菲提交國際刑事法院的時候，他和他的政權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
中國在利比亞問題的政策沒有問題。不要忘記，安理會有關決議正是在中國擔任本月輪值國主席期間通過的，輪值國主席對議程有相當的技術杯葛能力。中國政府投票棄權和現在表示遺憾，這是出於一貫的反對戰爭解決國際問題立場，需要邏輯一致。遺憾而不具體反對，這本身就是中國式支持。
英美法等按照安理會決議對利比亞開戰，許多朋友對此以主權理論進行批判，這種批判其實是無的放矢：1、安理會決議沒有改變利比亞主權和領域完整；2、英美法也從未表示、也無力改變利比亞主權歸屬；3、戰後利比亞政權親誰，那是利比亞人的事。這事難說了。
本次在安理會決議下，英美法及其盟友對利比亞展開打擊，法國格外積極，這是因為諸多原因促成的。法國對北非有特殊的歷史感受和現實商貿關係，利比亞石油的主要消費者是歐洲，約占產量80%，同時法國有大量北非裔移民和僑民，法國在西地中海有雄厚的軍事地緣優勢。
有朋友指出，戰後70年大國內政的確沒有遭遇外部直接干預，因此不必對利比亞干預抱過於移情的心態，這是對的。國際政治有高度的複雜性，感情化立場無助於 厘清思考。國際社會的干預除需要道義和法理依據外，也需要計算成本、可行性和善後安排。此次決議影響深遠，但不能過高估計。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美國對利比亞開戰如此熱心？實際上，美國對利比亞局勢反應一直不太熱心，美國軍力有限，民主黨對軍事干預歷來較猶豫，歐洲比美國積極得多，除地緣和能源的關切外，歐洲公眾和政府對人權事務及價值觀更有偏好，此次行動實際上是國際事務中歐洲聲音的體現。
中國與利比亞主要是經濟和商貿關係，把中國對打擊利比亞問題的立場過於政治化解讀是沒必要的，不論戰後利比亞何種政權上臺，採用何種政體，我個人認為，對包括重建在內的中利經濟及商貿關係都不會有根本性的影響。目前中國在利的主要經濟投入是資金、勞務和產品，主要輸入是能源，這不會根本變化。
有不少朋友反復指出打擊利比亞背後的能源和利益考慮，毫無疑問，政權的更迭會帶來利益格局的變化，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也必須瞭解一個基本現實，其實利比亞獨裁也罷，民主也好，利比亞自己是用不了幾滴石油的，石油總是要賣的。其實卡達菲的石油大家都沒少買。
那些強烈批評法英美等打擊利比亞和支持卡達菲的同學非常混亂，他們忽略了，首先，中利並無特別的政治關係，只有正常的國家關係和經貿關係。其次，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對中國沒什麼直接影響，不管中國內部局勢如何演變，地球上有意願和能力直接軍事干預中國的，恐怕難找。瞎爭什麼啊！
有朋友認為此次法英美等對利比亞的打擊是純粹的強權政治，這些人是忽略了安理會作為惟一最高的國際權力機構的權威。卡達菲多年奉行反西方的政策，甚至製造洛克比空難這種國際恐怖主義事件，但歐美除有限打擊外，並未啟動推翻他的軍事計畫，正因為他是合法的主權國家領導人。
不少好心的右派人士一直在網路暗示或批評中國支援卡達菲，這是完全沒根據的。中國投票支持制裁卡達菲的決議，對1973號決議棄權，是因為不支持其採取的武力手段，而不是反對其目標。中國主張不通過武力辦法解決問題，至於是啥辦法，沒說。
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成員國採取軍事行動，以達到某目標，這不是頭一遭。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對朝鮮戰爭的干預，美國為首的聯軍解放科威特，還有這一次，都屬此類。本次有區別於上兩次，因為安理會基本職權是制止侵略，而這回是保護平民，實際上極大擴大了安理會的權力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襲擊並非如某些網友所說是美國陰謀，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法英等歐洲國家在此次事態中採取了主動的態度，安理會決議通過前，法國即積極主張行動，而打頭陣的戰機也是法國的。此次事件展示了歐洲在國際政治和軍事格局中的作用。
那麼多人在攻擊美國和北約，我懷疑這些人搞清楚北約和歐盟的區別沒。打擊行動是依據安理會決議，而決議通過前，最強烈要求行動的是歐盟，阿盟和海彎合作委員會。北約還沒拿定主意，美國一直反宣稱協助“為我們的夥伴們上前”。
即使沒有內部反叛，也沒有絲毫機會對抗多國部隊，這沒有任何懸念的，利比亞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也決定了不會有什麼遊擊戰之類。打擊會促使和加劇內部崩潰，這也幾乎是可以斷定的。這是任何叫囂都無法改變的基本力量對比決定的。第一輪打擊已經摧毀了卡達菲的軍事資本。
德國並不反對打擊利比亞。德國只是表示自己不參加直接行動，駐達在德國的美軍基地參與了協調打擊行動，德國並表示將向阿富汗派出偵察機，接替美軍，以便盟軍將兵力轉用於利比亞。德國不原意參與非北約的軍事行動是很正常的，這是其國內政治和軍事傳統的自然反映。
通過觀察網路輿論，我痛切感到，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主要大國，國民應該提高國際知識和增強對國際正義的認識。石油是國際利益，但在軟國力的建設方 面，國際話語權，國際信譽和形象，都是很大的國際利益。中國與歐美的具體利益摩擦更凸顯了中國對包括國際正義等軟實力的迫切。
並非如此，中國三十年來的政策主線不是反西方的，對外開放主要就是對歐美和西方國家開放，現有國際秩序雖然不盡合理，但中國無疑是獲利者，中國無意挑戰現有基本格局，從早起開放到後期WTO，G20，APEC，世界銀行，美國國債等，中國是積極參與現有秩序的。
有朋友指出國際社會並沒有對所有人道災難或類似情形進行干預，這是對的。現有國際法司法條件和國際政策互動現實，的確使得國際治理還是個理想，而國際正義還處於很幼稚的狀態，但這不能證明對利比亞的干預為非法，恰恰凸顯了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是需要國際干預的。
說句題外話，很多朋友擔心歐美及其盟友對利比亞的打擊如果更迭政權，會對中國利益造成很大損害，其實，考慮到歐美各國財政的狀況，我倒覺得，別歐美把髒活苦活幹了，中國人摘果子，重建和未來開發畢竟是要錢的。民主自由的利比亞人民應該不會跟錢有仇。
美英法打擊利比亞目的何在？從國際政治等方面談目的目前尚難說，在軍事上目的在：1、打擊利政府軍對班加西等反對派地區的進攻力量；2、摧毀利比亞的空軍和防空力量；3、摧毀利比亞的指揮、通信和中心以及兵力結集。總之，以外部軍事壓力促使內部變化。
正如國內政治中，政府是所謂必要的惡，在國際政治領域中，戰爭也可以說是必要的惡。討論利比亞戰事的朋友需要清楚一點，不論戰後利比亞局勢走向如何，英美法對利比亞的打擊，雖然“遺憾”，但這與伊拉克戰局有根本不同，打擊本身是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行動，是合法的國際行動。
美英法對卡達菲的軍事打擊在作戰上是沒有懸念的，不要被新聞上那些群眾護衛的場面蒙蔽，不論你立場如何，幻想戰爭會有戲劇化的局面，你註定要失望。在安理會通過第一個決議，決定將卡達菲提交國際刑事法院的時候，他和他的政權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
中國在利比亞問題的政策沒有問題。不要忘記，安理會有關決議正是在中國擔任本月輪值國主席期間通過的，輪值國主席對議程有相當的技術杯葛能力。中國政府投票棄權和現在表示遺憾，這是出於一貫的反對戰爭解決國際問題立場，需要邏輯一致。遺憾而不具體反對，這本身就是中國式支持。
英美法等按照安理會決議對利比亞開戰，許多朋友對此以主權理論進行批判，這種批判其實是無的放矢：1、安理會決議沒有改變利比亞主權和領域完整；2、英美法也從未表示、也無力改變利比亞主權歸屬；3、戰後利比亞政權親誰，那是利比亞人的事。這事難說了。
本次在安理會決議下，英美法及其盟友對利比亞展開打擊，法國格外積極，這是因為諸多原因促成的。法國對北非有特殊的歷史感受和現實商貿關係，利比亞石油的主要消費者是歐洲，約占產量80%，同時法國有大量北非裔移民和僑民，法國在西地中海有雄厚的軍事地緣優勢。
有朋友指出，戰後70年大國內政的確沒有遭遇外部直接干預，因此不必對利比亞干預抱過於移情的心態，這是對的。國際政治有高度的複雜性，感情化立場無助於 厘清思考。國際社會的干預除需要道義和法理依據外，也需要計算成本、可行性和善後安排。此次決議影響深遠，但不能過高估計。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美國對利比亞開戰如此熱心？實際上，美國對利比亞局勢反應一直不太熱心，美國軍力有限，民主黨對軍事干預歷來較猶豫，歐洲比美國積極得多，除地緣和能源的關切外，歐洲公眾和政府對人權事務及價值觀更有偏好，此次行動實際上是國際事務中歐洲聲音的體現。
中國與利比亞主要是經濟和商貿關係，把中國對打擊利比亞問題的立場過於政治化解讀是沒必要的，不論戰後利比亞何種政權上臺，採用何種政體，我個人認為，對包括重建在內的中利經濟及商貿關係都不會有根本性的影響。目前中國在利的主要經濟投入是資金、勞務和產品，主要輸入是能源，這不會根本變化。
有不少朋友反復指出打擊利比亞背後的能源和利益考慮，毫無疑問，政權的更迭會帶來利益格局的變化，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也必須瞭解一個基本現實，其實利比亞獨裁也罷，民主也好，利比亞自己是用不了幾滴石油的，石油總是要賣的。其實卡達菲的石油大家都沒少買。
那些強烈批評法英美等打擊利比亞和支持卡達菲的同學非常混亂，他們忽略了，首先，中利並無特別的政治關係，只有正常的國家關係和經貿關係。其次，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對中國沒什麼直接影響，不管中國內部局勢如何演變，地球上有意願和能力直接軍事干預中國的，恐怕難找。瞎爭什麼啊！
有朋友認為此次法英美等對利比亞的打擊是純粹的強權政治，這些人是忽略了安理會作為惟一最高的國際權力機構的權威。卡達菲多年奉行反西方的政策，甚至製造洛克比空難這種國際恐怖主義事件，但歐美除有限打擊外，並未啟動推翻他的軍事計畫，正因為他是合法的主權國家領導人。
不少好心的右派人士一直在網路暗示或批評中國支援卡達菲，這是完全沒根據的。中國投票支持制裁卡達菲的決議，對1973號決議棄權，是因為不支持其採取的武力手段，而不是反對其目標。中國主張不通過武力辦法解決問題，至於是啥辦法，沒說。
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成員國採取軍事行動，以達到某目標，這不是頭一遭。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對朝鮮戰爭的干預，美國為首的聯軍解放科威特，還有這一次，都屬此類。本次有區別於上兩次，因為安理會基本職權是制止侵略，而這回是保護平民，實際上極大擴大了安理會的權力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襲擊並非如某些網友所說是美國陰謀，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法英等歐洲國家在此次事態中採取了主動的態度，安理會決議通過前，法國即積極主張行動，而打頭陣的戰機也是法國的。此次事件展示了歐洲在國際政治和軍事格局中的作用。
那麼多人在攻擊美國和北約，我懷疑這些人搞清楚北約和歐盟的區別沒。打擊行動是依據安理會決議，而決議通過前，最強烈要求行動的是歐盟，阿盟和海彎合作委員會。北約還沒拿定主意，美國一直反宣稱協助“為我們的夥伴們上前”。
即使沒有內部反叛，也沒有絲毫機會對抗多國部隊，這沒有任何懸念的，利比亞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也決定了不會有什麼遊擊戰之類。打擊會促使和加劇內部崩潰，這也幾乎是可以斷定的。這是任何叫囂都無法改變的基本力量對比決定的。第一輪打擊已經摧毀了卡達菲的軍事資本。
德國並不反對打擊利比亞。德國只是表示自己不參加直接行動，駐達在德國的美軍基地參與了協調打擊行動，德國並表示將向阿富汗派出偵察機，接替美軍，以便盟軍將兵力轉用於利比亞。德國不原意參與非北約的軍事行動是很正常的，這是其國內政治和軍事傳統的自然反映。
通過觀察網路輿論，我痛切感到，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主要大國，國民應該提高國際知識和增強對國際正義的認識。石油是國際利益，但在軟國力的建設方 面，國際話語權，國際信譽和形象，都是很大的國際利益。中國與歐美的具體利益摩擦更凸顯了中國對包括國際正義等軟實力的迫切。
並非如此，中國三十年來的政策主線不是反西方的，對外開放主要就是對歐美和西方國家開放，現有國際秩序雖然不盡合理，但中國無疑是獲利者，中國無意挑戰現有基本格局，從早起開放到後期WTO，G20，APEC，世界銀行，美國國債等，中國是積極參與現有秩序的。
有朋友指出國際社會並沒有對所有人道災難或類似情形進行干預，這是對的。現有國際法司法條件和國際政策互動現實，的確使得國際治理還是個理想，而國際正義還處於很幼稚的狀態，但這不能證明對利比亞的干預為非法，恰恰凸顯了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是需要國際干預的。
說句題外話，很多朋友擔心歐美及其盟友對利比亞的打擊如果更迭政權，會對中國利益造成很大損害，其實，考慮到歐美各國財政的狀況，我倒覺得，別歐美把髒活苦活幹了，中國人摘果子，重建和未來開發畢竟是要錢的。民主自由的利比亞人民應該不會跟錢有仇。
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日本政府在救災中暴露的種種問題
臺灣《今日導報》針對日本地震，發表特稿分析日本政府在救災中暴露的種種問題，全文如下：
日本這次日本的大地震，許多日本人面對世紀大災難，仍然保持井然有序、臨危不亂的冷靜態度，令全球世人感到不可思議和佩服。但是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卻在核電危機處理上，一再隱瞞，避重就輕，幅射危機不斷地擴大，招致歐美核電家的批評，身為官方機構與市井百姓的表現，差別如此之大，究竟那個才是真正的日本，成為這次震災、核災外，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的失誤，讓日本首相菅直人不能不破口大駡，日本媒體更是對其千夫所指，但像東京電力公司這種官僚體制的保守、封閉和顢頇，在日本社會早就是人盡皆知的弊端，菅直人所屬的民主黨，2009年就是以改善官僚政治為訴求之一，成功地政黨輪替，但這兩三年下來，卻顯示民主黨還是不敵日本強大的官僚體制，成為日本政治和決策上無法前進的巨大阻力。
一些行政學者都認為，全日本大約36萬國家公務員，比其他國家的公務員，對國家政策更有影響力，而官僚政治在日本，一度也被認為發揮積極作用，日本經濟起飛的時代，官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在日本面對經濟衰退和老齡化新挑戰時，官僚政治弊端逐漸暴露出來，公務員往往按既定程式列事，根本跟不上時代的變化。民主黨在選舉時，重批日本的官僚政治，就是呼應民意的看法。
民主黨為了所謂的官僚政治，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不惜承諾，一旦當選首相，將讓至少100名議員出任省廳高層職位，鳩山還說，要奪回財務省編制財政預算的權力，一些政府的補貼將由政府直接以現金形式送到受援者手中，而不是由前官僚管理的組織發放等等。
但如今看來，好像還是官僚政治戰勝了這些政治人物，民主黨的許多重大失敗政策，例如收回美軍基地、釣魚島事件，都被認為是政治人物主導下出的大錯誤，那些安穩的官僚公務員，只要坐著等看好戲就行了。
別小看了這些日本的官僚，在同樣的單位，死守一個位置十數年，一切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存心杯葛，一定會讓日本政治人物吃暗虧，像日劇“Change”裏 演的首相辦公室裏的舊官僚，可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而真如戲裏的木村拓栽首相一樣，刺破官僚的把戲，現實裏可不是容易的事，戲裏的結果只是反應了編劇或者日 本老百姓的期望。東京電力公司在重大核災公安時，連首相都管不了，組織黑洞何其大，可想而知。
這次日本地震，日本人的冷靜和秩序，以及媒體的自製，都是臺灣人要學習的地方，但也不必像二、三十年前信奉“日本第一”的“瘋”潮一樣，盲目地推崇。畢竟如果日本真的那麼行，就不會出現十年、廿年的經濟泡沫，失業率節節高升，去年還痛失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寶座。尤其像日本的這種官僚政治，臺灣的公務員真的不必學了吧。
看日本真的不必帶有太多感情，明治維新的進步和做事徹底，可以讓日本這個小國家成為世界強國，主導了兩次世界大戰。但大家也不要忘了日本做壞事時，壞到可以在戰爭時去殺韓國的皇后，可以把中國人當活體實驗樣本，這也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做得出來的。凡事都有好壞兩面，不偏不倚，去蕪存菁才是正道。
日本這次日本的大地震，許多日本人面對世紀大災難，仍然保持井然有序、臨危不亂的冷靜態度，令全球世人感到不可思議和佩服。但是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卻在核電危機處理上，一再隱瞞，避重就輕，幅射危機不斷地擴大，招致歐美核電家的批評，身為官方機構與市井百姓的表現，差別如此之大，究竟那個才是真正的日本，成為這次震災、核災外，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的失誤，讓日本首相菅直人不能不破口大駡，日本媒體更是對其千夫所指，但像東京電力公司這種官僚體制的保守、封閉和顢頇，在日本社會早就是人盡皆知的弊端，菅直人所屬的民主黨，2009年就是以改善官僚政治為訴求之一，成功地政黨輪替，但這兩三年下來，卻顯示民主黨還是不敵日本強大的官僚體制，成為日本政治和決策上無法前進的巨大阻力。
一些行政學者都認為，全日本大約36萬國家公務員，比其他國家的公務員，對國家政策更有影響力，而官僚政治在日本，一度也被認為發揮積極作用，日本經濟起飛的時代，官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在日本面對經濟衰退和老齡化新挑戰時，官僚政治弊端逐漸暴露出來，公務員往往按既定程式列事，根本跟不上時代的變化。民主黨在選舉時，重批日本的官僚政治，就是呼應民意的看法。
民主黨為了所謂的官僚政治，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不惜承諾，一旦當選首相，將讓至少100名議員出任省廳高層職位，鳩山還說，要奪回財務省編制財政預算的權力，一些政府的補貼將由政府直接以現金形式送到受援者手中，而不是由前官僚管理的組織發放等等。
但如今看來，好像還是官僚政治戰勝了這些政治人物，民主黨的許多重大失敗政策，例如收回美軍基地、釣魚島事件，都被認為是政治人物主導下出的大錯誤，那些安穩的官僚公務員，只要坐著等看好戲就行了。
別小看了這些日本的官僚，在同樣的單位，死守一個位置十數年，一切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存心杯葛，一定會讓日本政治人物吃暗虧，像日劇“Change”裏 演的首相辦公室裏的舊官僚，可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而真如戲裏的木村拓栽首相一樣，刺破官僚的把戲，現實裏可不是容易的事，戲裏的結果只是反應了編劇或者日 本老百姓的期望。東京電力公司在重大核災公安時，連首相都管不了，組織黑洞何其大，可想而知。
這次日本地震，日本人的冷靜和秩序，以及媒體的自製，都是臺灣人要學習的地方，但也不必像二、三十年前信奉“日本第一”的“瘋”潮一樣，盲目地推崇。畢竟如果日本真的那麼行，就不會出現十年、廿年的經濟泡沫，失業率節節高升，去年還痛失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寶座。尤其像日本的這種官僚政治，臺灣的公務員真的不必學了吧。
看日本真的不必帶有太多感情，明治維新的進步和做事徹底，可以讓日本這個小國家成為世界強國，主導了兩次世界大戰。但大家也不要忘了日本做壞事時，壞到可以在戰爭時去殺韓國的皇后，可以把中國人當活體實驗樣本，這也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做得出來的。凡事都有好壞兩面，不偏不倚，去蕪存菁才是正道。
網上瘋傳日本人隨時可以製造核彈頭
網上瘋傳日本人隨時可以製造核彈頭，他們不缺核原料，更不缺導彈製造技術。但是沒人給出可信的證據，而且這些並沒有國際原子能組織以及各級官方所證實。這 幾天隨著日本核電站的爆炸，我對這個問題產生了興趣，於是我和老大用了兩個下午，根據各種已知數據，試著來還原日本收藏核原料的真相。知識有限，各種錯誤 難免，權且抛磚引玉。
現代技術製造核彈離不開一種關鍵性的放射性元素，那就是鈈。鈈的分子量是244，他有幾個同位素，分別是鈈238、鈈239、鈈240、鈈241，其中 238/240/241只能人工合成。而製造核彈所需要的是鈈239。如果我們要解開日本核原料儲存真相，我們需要搞清幾個問題，第一、日本如何提煉鈈。 第二、這些核原料儲存在那裏。第三、量有多大。第四、核廢料是怎麼處理的。如果把這四個問題搞清楚，日本核原料真相就可看出大致端倪。
要想解開這下問題，我和老大選擇從日本核電站入手。網上很多傳言日本有57座核電站，幾百個反應堆，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日本目前正在運行的核電站共有 14座，總反應堆數量為55個。日本2010年用電量為9200億千瓦時，日本的核電占發電總量的30%，那麼我們可以計算出日本的核電站平均每個反應堆 的年發電量為51億千瓦時。我回頭計算了一下中國的反應堆效率，中國核電年發電量是800億千瓦時，平均每個反應堆年發電量約為72億千瓦時。於是我和老 大在想一個問題，那就是憑藉日本的技術為什麼差距這麼大。其原因就是中國的核電基本用第三代反應堆，而由此可以推斷日本的核電站基本上都是第一代或者第二 代反應堆，也就是說，他們一直沿用壓水堆和沸水堆。日本第一座核電站是從1966年製造，壓水堆和沸水堆在當時是流行技術。中國1985年開始建造第一座 核電站——秦山核電站，1991開始發電，當時也是採用第二代反應堆。但到了後期，中國的反應堆迅速換代，基本都採用第三代反應堆。他的優點在於，造價低 廉，而且最重要的是“長壽命廢物量”大大降低。
事實也證明了我倆的推測，日本的14座核電站除1997年投入運行的柏崎刈羽核電站外，其餘的核電站全部都是一二代反應堆。那麼問題來了，日本為什麼不對 核電站反應堆進行升級，沒錢？還是沒技術？為什麼他們冒著那麼大的危險，浪費那麼多的財力一直維持一二代反應堆？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一二代反應堆可以產 生大量的核廢料，而這些核廢料中可以提取鈈239，如果採用三代反應堆，那麼核廢料將大大減少，對鈈的提取量有很大影響。如果這個證據只是推測，那麼我們 再來看一個資料。日本國土37萬平方公里，但他卻建造了55個反應堆，幾乎遍及整個日本，而他的發電量只相當於全國用電量的30%。平均每2018平方公 裏就擁有一個反應堆。這是怎樣一個密度呢？就相當於中國每個縣擁有兩個反應堆。眾所周知，核電雖然能提高效能，但它是極不安全的，特別是日本的一二代反應 堆。那麼日本為什麼為了30%的發電量，變態的在每個“縣”建造兩個反應堆？這個危險係數相當大，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國民安全角度都是極不合適的。日本人 不傻，這麼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盡可能的提取鈈。於是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產業鏈：大規模修建核電站——大量進口核燃料——採用一二代反應堆——大量產生核廢 料——廣泛提取鈈——儲備製造核彈。
事實證明的確如此，日本目前已經擁有了大量的鈈，那麼這些鈈如何儲存、儲存在哪里？這個問題很關鍵。於是我們翻開過去的新聞可以得知，日本九州電力公司的 玄海核電站2009年11月5日開始從廢核燃料中提取鈈，再與鈾相混合，生產混合氧化物燃料(格格注：MOX燃料就是氧化鈾UO2和氧化鈈PUO2的混合 燃料)，作為燃料進行核發電。來自日本放送協會的消息稱，日本將核燃料再利用作為“核燃料迴圈”政策的重點，並予以推動，目的是減少對鈾進口的依賴。同年 日本和法國達成協議，法國開始向日本提供MOX燃料。那麼日本人的核電站究竟有多少是MOX燃料，事實證明，只有一個反應堆用的是這種燃料，那就是剛剛爆 炸的福島核電站三號反應堆。而其餘的反應堆，只是借此名義儲存大量的鈈，而逃避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如此一來，日本即能逃避檢查，又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口 MOX燃料，從中再次提取大量的鈈。通過這次核電站爆炸，我們還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日本的核電公司人員，竟然偽造反應堆安全運行記錄，而且這一事故 能隱瞞幾十年。試想一下，這種行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裏都不可能發生，為什麼日本的核電站如此大膽，竟敢開這樣的玩笑，如果沒有政府的默許，又怎麼可能？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計獲取更多的核原料。
通過以上手段日本迄今為止已經儲存了大約45噸的鈈。一噸鈈可以製造200萬TNT當量的核彈大約96枚，由次我們可以得出，日本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製造 出幾千枚核彈。這也是小澤為什麼敢於這麼倡狂，赤裸裸的威脅的根本原因。日本在大量的提取鈈，不會沒有人知道，但是在美國的庇護下一直拒絕國際核能源組織 的調查與監管，因而才發展到今天這個局面。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這次地震將日本的如意算盤徹底打翻，國際原子能機構和核能源組織一定會對日本進行調查，即 便是美國也袒護不了。最為重要的是，目前的核電站爆炸，日本已經無法控制，已經向國家原子能機構求救。相信不久的將來，日本的核原料問題會得以控制。這才 是對日本法西斯最大的打擊，這才是日本政府最為擔心的問題。
長期以來，日本產生了大量的核廢料，關於這些核廢料的處理，格格查了很多資料，證明日本的核廢料基本採用海洋掩埋法。由於日本的核廢料大都是“高階廢料” （格格注：在普通的核廢料中，把未曾用盡的鈾及鈽收回，以供再次使用，而在此過程中將產生一些分離出來的分裂產物、一些沒有被收回的鈾和鈽、其他的錒系元 素以及一些活化產物，這些統稱為“高階廢料”），這些高階廢料如果要掩埋於海底，更需要在人造容器中先進行固化，但是由於目前人造容器的壽命還不足以達到 這些廢料完全的衰變所需要的時間，所以即使固化掩埋於海底，也無異於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這個危險性相當大。如果未來日本真的沉沒，他們只需要炸開這些掩 埋物，就足可讓全世界陪葬。
日本這個民族相當的變態，他們從未放棄稱霸世界的野心，長期以來他們臥薪嚐膽，積極謀劃，一日也未停止過核武器的製造，這應該得到我們充分的重視。
現代技術製造核彈離不開一種關鍵性的放射性元素，那就是鈈。鈈的分子量是244，他有幾個同位素，分別是鈈238、鈈239、鈈240、鈈241，其中 238/240/241只能人工合成。而製造核彈所需要的是鈈239。如果我們要解開日本核原料儲存真相，我們需要搞清幾個問題，第一、日本如何提煉鈈。 第二、這些核原料儲存在那裏。第三、量有多大。第四、核廢料是怎麼處理的。如果把這四個問題搞清楚，日本核原料真相就可看出大致端倪。
要想解開這下問題，我和老大選擇從日本核電站入手。網上很多傳言日本有57座核電站，幾百個反應堆，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日本目前正在運行的核電站共有 14座，總反應堆數量為55個。日本2010年用電量為9200億千瓦時，日本的核電占發電總量的30%，那麼我們可以計算出日本的核電站平均每個反應堆 的年發電量為51億千瓦時。我回頭計算了一下中國的反應堆效率，中國核電年發電量是800億千瓦時，平均每個反應堆年發電量約為72億千瓦時。於是我和老 大在想一個問題，那就是憑藉日本的技術為什麼差距這麼大。其原因就是中國的核電基本用第三代反應堆，而由此可以推斷日本的核電站基本上都是第一代或者第二 代反應堆，也就是說，他們一直沿用壓水堆和沸水堆。日本第一座核電站是從1966年製造，壓水堆和沸水堆在當時是流行技術。中國1985年開始建造第一座 核電站——秦山核電站，1991開始發電，當時也是採用第二代反應堆。但到了後期，中國的反應堆迅速換代，基本都採用第三代反應堆。他的優點在於，造價低 廉，而且最重要的是“長壽命廢物量”大大降低。
事實也證明了我倆的推測，日本的14座核電站除1997年投入運行的柏崎刈羽核電站外，其餘的核電站全部都是一二代反應堆。那麼問題來了，日本為什麼不對 核電站反應堆進行升級，沒錢？還是沒技術？為什麼他們冒著那麼大的危險，浪費那麼多的財力一直維持一二代反應堆？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一二代反應堆可以產 生大量的核廢料，而這些核廢料中可以提取鈈239，如果採用三代反應堆，那麼核廢料將大大減少，對鈈的提取量有很大影響。如果這個證據只是推測，那麼我們 再來看一個資料。日本國土37萬平方公里，但他卻建造了55個反應堆，幾乎遍及整個日本，而他的發電量只相當於全國用電量的30%。平均每2018平方公 裏就擁有一個反應堆。這是怎樣一個密度呢？就相當於中國每個縣擁有兩個反應堆。眾所周知，核電雖然能提高效能，但它是極不安全的，特別是日本的一二代反應 堆。那麼日本為什麼為了30%的發電量，變態的在每個“縣”建造兩個反應堆？這個危險係數相當大，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國民安全角度都是極不合適的。日本人 不傻，這麼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盡可能的提取鈈。於是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產業鏈：大規模修建核電站——大量進口核燃料——採用一二代反應堆——大量產生核廢 料——廣泛提取鈈——儲備製造核彈。
事實證明的確如此，日本目前已經擁有了大量的鈈，那麼這些鈈如何儲存、儲存在哪里？這個問題很關鍵。於是我們翻開過去的新聞可以得知，日本九州電力公司的 玄海核電站2009年11月5日開始從廢核燃料中提取鈈，再與鈾相混合，生產混合氧化物燃料(格格注：MOX燃料就是氧化鈾UO2和氧化鈈PUO2的混合 燃料)，作為燃料進行核發電。來自日本放送協會的消息稱，日本將核燃料再利用作為“核燃料迴圈”政策的重點，並予以推動，目的是減少對鈾進口的依賴。同年 日本和法國達成協議，法國開始向日本提供MOX燃料。那麼日本人的核電站究竟有多少是MOX燃料，事實證明，只有一個反應堆用的是這種燃料，那就是剛剛爆 炸的福島核電站三號反應堆。而其餘的反應堆，只是借此名義儲存大量的鈈，而逃避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如此一來，日本即能逃避檢查，又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口 MOX燃料，從中再次提取大量的鈈。通過這次核電站爆炸，我們還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日本的核電公司人員，竟然偽造反應堆安全運行記錄，而且這一事故 能隱瞞幾十年。試想一下，這種行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裏都不可能發生，為什麼日本的核電站如此大膽，竟敢開這樣的玩笑，如果沒有政府的默許，又怎麼可能？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計獲取更多的核原料。
通過以上手段日本迄今為止已經儲存了大約45噸的鈈。一噸鈈可以製造200萬TNT當量的核彈大約96枚，由次我們可以得出，日本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製造 出幾千枚核彈。這也是小澤為什麼敢於這麼倡狂，赤裸裸的威脅的根本原因。日本在大量的提取鈈，不會沒有人知道，但是在美國的庇護下一直拒絕國際核能源組織 的調查與監管，因而才發展到今天這個局面。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這次地震將日本的如意算盤徹底打翻，國際原子能機構和核能源組織一定會對日本進行調查，即 便是美國也袒護不了。最為重要的是，目前的核電站爆炸，日本已經無法控制，已經向國家原子能機構求救。相信不久的將來，日本的核原料問題會得以控制。這才 是對日本法西斯最大的打擊，這才是日本政府最為擔心的問題。
長期以來，日本產生了大量的核廢料，關於這些核廢料的處理，格格查了很多資料，證明日本的核廢料基本採用海洋掩埋法。由於日本的核廢料大都是“高階廢料” （格格注：在普通的核廢料中，把未曾用盡的鈾及鈽收回，以供再次使用，而在此過程中將產生一些分離出來的分裂產物、一些沒有被收回的鈾和鈽、其他的錒系元 素以及一些活化產物，這些統稱為“高階廢料”），這些高階廢料如果要掩埋於海底，更需要在人造容器中先進行固化，但是由於目前人造容器的壽命還不足以達到 這些廢料完全的衰變所需要的時間，所以即使固化掩埋於海底，也無異於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這個危險性相當大。如果未來日本真的沉沒，他們只需要炸開這些掩 埋物，就足可讓全世界陪葬。
日本這個民族相當的變態，他們從未放棄稱霸世界的野心，長期以來他們臥薪嚐膽，積極謀劃，一日也未停止過核武器的製造，這應該得到我們充分的重視。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美國貪婪成災法難治 中華文化理應復興
和諧方能奏響天籟之音
中評社香港3月5日電／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在《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發表專文《中西文化差異與中華文化復興之必要》。作者認為：“貪婪是一個道德的 問題，屬於文化的領域。如若僅是思想上的貪婪，就好像嫉妒或仇恨一樣，只要沒有具體行動；甚至有行動而犯罪者並未抓到之前，都不成其為法律的問題。歸根結 底，美國在近日貪婪氾濫成災之際，需要的不單只是更多監管法律（當然那也需要），而是怎麼樣在文化上能道德重整。達到‘非禮勿取’並臻‘徙善遠罪，而不自 知’的地步。在這點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克己復禮’之教誨，對美國今日而言，豈只是他山可以攻錯之石而已耶。”文章內容如下：
檢視中西文化大前提（出發點）之別
中西文化在“排他”vs，“相容並包”主軸上差異之外，還須加入他們對天與人關係的宇宙觀上的不同。西方自古以來的宇宙觀就是“天人對立”。而中國人 上古祖先就教導我們“天人合一”道理。另外，還有兩點中西方文化大前提正好背道而馳的，即對人性善惡的界定，以及對於人與群（團體/社會）關係的看法。現 在就以這三點（宇宙觀、人性善惡界定以及對人與群關係的看法）之差異，作為比較的標準。然後追問其所以有這樣差異之緣由何在。
中西方在宇宙觀上之差異與其緣由何在
至於中西方在宇宙觀上為何有如此大之差距，其答案牽涉甚廣，本應由考古人類學家提供。但他們在這個重要課題上，似乎並沒有做應做的功課（也許我是孤陋 寡聞）。我想越俎代庖提出一個大膽理論（或許應該說是假設；因在一個理論得到充分證實以前，通通應該說是假設，即英文的hypothesis）。我這個理 論的主要論點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習性，是因其上祖之生態環境與經濟生活方式而定的。這個理論，實際是來自哲學大師馮友蘭教授的一個創新建議(注1)。他 認為中華文化之特性，可用華夏先民的生態環境來解釋。由於華夏先民的大陸性農耕經濟生活方式，所以中華文化深深反映了生活在這大陸性環境內一般農民的心態 與宿願。譬如“天人合一”就是他們必然的體會。由於生活在大陸性生態環境的農民須依賴大自然“天”的四時正常運行，故中華文化特別注重永恆性與周而復始的 規律性（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天何言哉，百物生焉”）。再由這樣大陸性農民眼光來觀看大自然的日月更替，難怪有陰陽互補的陰陽學以及“日中則 仄”的中庸之道產生。再由於大陸性農耕作業需要密集勞工，所以華夏祖先學會必須集體共耕共存之要訣；強調集體，而非個人。故中華文化中“合群”與“和為 貴”之思想，根深蒂固。(必須指出，所謂“和為貴”者，並不表示忽視衝突之存在，而是人們既不應在衝突前面萎縮，又不該趁火打劫。而在矛盾衝突之時，將其 化解為和諧。故曰“和為貴”也。)
我認為馮大師的這個說法，可以相應地引伸到其他先民的生態環境，來解釋他們文化之形成。譬如日本島漁生態，再加地底火山之威脅，所以產生了日本人隨時準備應變之文化傳統。用這樣的辦法，也可以演繹出以下對西方文化來由之解釋。
西方文化之淵源
我們一般所稱之西方文化，其淵源來自“亞伯拉罕”傳統（包括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這些教義均發源於今日之中東。而中東的先祖多為遊牧民族。 抓住了這點我們對亞伯拉罕文化之特性，已思過半矣。所謂遊牧民族也者，就是說他們既牧亦遊徙。他們在草原牧養牲畜為生。如目前草原上水草資源用罊時，就必 須向外另尋草原（oasis）。故這種先民生活方式，幾乎永遠為了生存而在追尋新草原。故隱含了對外擴張、競爭、與排他之習性。從尋找新草原第一步開始， 即須有“排它”（放棄原來草原）的準備。而如所追尋的新草原已為另一幫遊牧族群所佔領，則在“有你無我”的狀況下，非盡力將他們排除不可（這是第二次的排 他）。所以，遊牧民族文化就反映了這種無可妥協的“排他”特性。對這些遊牧先民而言，人與“天”的關係，是短暫的；人是與天對抗的。猶太教的神是動則發怒 的神。伊斯蘭教的教義規定，如若違背神的旨意將遭滅頂。基督教的《舊約》中，講起神，也是韃笞之聲四起。唯有到了《新約》才著重表揚神的仁慈；這是因為 《新約》記載神派遣耶穌基督降世為眾人釘在十字架上，用鮮血洗淨他們的罪孽而來。但按照基督教教義，每人仍必須先接受耶穌基督然後才能“得救”。即免除排 他也。
包涵這三個宗教的亞伯拉罕文化，有兩個共同點。其一，神與人的關係是單一對單一的關係（故西方文化以個人為單位，其來有自）。其二，人必須先接受神 （納入他的系統）才能享受“得救”之恩典。這仍是來自“天人對立”的大前提。說穿了，除非得救而納入神的系統，人與神永遠是對立的。由於耶穌基督的關係， 基督教對此作了修改。建立了“得救乃本乎恩（是經過基督而來的神的恩典）、也是因著信”的新教義。基督教常喜引用的《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雖然上半句說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他們”，但是後半句說“叫一切信他“耶穌”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在這種教誨產生出來的西方文化，對天人 觀念與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觀念相比，仍有天壤之別。中國的“天”（有人考證過，中國的“天“本來就是神），是主動普遍向人類仁慈的(除了李老君認為天 地不仁以外)。天對人的仁慈，是沒有選擇性，是對全體而非僅對某些被挑選的個人。故沒有排他的前提。雖然後來佛教輸入了人須“積德”以祈福的觀念，但中國 的“天”（深植於民間風俗的“天”），仍然不是基於個人必須先被接納的條件上。當然，任何人不得自暴自棄、或違背天理，亦是不言而喻的。正因為此，所以在 中國政治思想中，政府主動造福全體老百姓，乃天經地義的事。亦即表現了沒有“排他”的意義。這與西方認為政府應該主要照顧它的選民（是指擁有選票而曾投票 選它、並且聲音最響的那些人）；而且認為議員們僅須向他們自己的選區負責。二者相比，有極微妙（但常被忽略）的差別。這也是華人中動輒必稱西方民主者所忽 略的重要基本點。
西方“天人對立”所孕育出來的文化
西方的“天人對立”觀，可說散佈甚廣。而教人須用知識以克服大自然（即“天”）的信念，在亞伯拉罕文化圈以外亦可找到。譬如在古希臘神話中，人類最初 是沒有火（代表知識與科技）的。在諸神中，有一個心腸善良名叫普羅密希斯（Prometheus）的神，偷偷給人類帶來了火種；他自己卻因此被諸神之首宙 斯神（Zeus）大大懲罰。由此可見其中微妙“天人對立”的寓意。另外在德國古典戲劇中也有一個名叫浮斯特（Faust）的角色。他與魔鬼達成協定，將自 己靈魂出賣，以交換魔鬼所擁有的知識。涵意是說人有時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知識，俾能克服大自然“天”的約束。所以，反約束也是西方文化的特色。換成現代觀 念，首先就帶來在政治上個人永遠與政府站在相對立場的習慣（譬如很多美國人認為政府只是向他們索取苛捐雜稅的強權）；另外也演變成“自由經濟”要反對政府 監管的意識形態。“天人對立”的寓意就是，人類必須有知識才能戰勝天(當然這所說西方的“天”，與西方的“神”的涵意，並不重疊）。
知道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瞭解為甚麼在金融風暴爆發之前，貪婪在華爾街金融界不但不是壞事，反而被認為是“成功”的先決要素。一則，這是符合浮斯特精 神；只有手中掌握了錢財，才算是“勝”，無論它是如何取得的（包括出賣靈魂的手段都可以，只要不被法律逮到）。二則，在公司文化的要求下，必須爭取自己公 司有威力能超越其他公司而建立其優越性（dominance）。而英文的dominance就是要“勝”而（台灣話）“出頭天”之意。再將此點從個人或公 司括而充之到整個國家，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另外一點。美國最先是以基督教立國。清教徒的後裔認為自己是神的選民（是神經過“排他”而揀選了美國），所以，美 國的右派認為美國是“得天獨寵”（在美國經9/11恐怖分子襲擊以後，到處出現了“GodBlessAmerica”的標語。這個“神佑美國”背後的假 定，就是神對美國獨鍾之意）。除了以上所言美國作甚麼都沒錯（因為它“特殊”）的例子以外，美國人下意識還有“說教”式對人指指點點的習慣。譬如批評別國 的人權記錄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全是“說教”的表現。甚至，在美國金融崩潰之餘，國會還有人不思反省（因為美國“特殊”），反而責怪都是中國人只儲蓄不買美 國貨所害的（！！！）。這一切看似跡近荒唐的表現，全是美國文化導致的。文化使然，非人之罪也乎？
對人性的看法
西方自亞伯拉罕精神籠罩以來，其文化一直建築在“原罪”大前提之上。按照教會的解釋（也可以說是曲解，見下），人性是邪惡的。因而假定社會全是爾虞我 詐、充滿衝突與鬥爭。故不相信人世間有“和諧”之可能。如有，也只有在“天國”才會出現。中國文化對人性，雖然在孔子門生之間有性惡與性善之爭（譬如荀子 對孟子），但自漢朝以來，均以性善為主流思想。
雖然人性究竟是善是惡難以確切論定，但我想提供兩點意見。第一，由心理學角度觀之，這可能牽涉到一個在英文常說的self- fulfillingprophecy（暫譯為“預言自我兌現”）。譬如，在一個相信人性邪惡的社會，每個人從小就被教導人性是險惡的；須要處處戒備。因 此他絕對學會以防盜賊之心待人。於是，與他相處的人在感受自己被視為盜賊之時，定必亦以盜賊心情防範盜賊以回之。在如此猜忌衍生更大猜忌的惡性循環中，可 能最後真的產生了看見盜賊的結果（“既然別人都認為我是盜賊，那我為甚麼不乾脆就做個盜賊”）。相反地，在一個相信人性善良的社會，也可能形成一個良性迴 圈，到最後會看到人性果真善良的結果（“既然別人都當我是個好人，那我可不能做個不肖之徒”）。第二，西方關於人性“原罪”（即原惡）之信念，深入西方民 心並影響了西方社會秩序與政治制度理想。我們且看在西方啟蒙運動（即17世紀開始的“世俗化”運動）以後的大思想家們。由於“原罪”觀念仍然深植民間，所 以從馬基威利（Machiavelli）、到盧梭（Rouseau）、到霍布思（Hobbes），皆以人性本惡的觀念為他們論證推理的大前提。他們認為由 於人性本惡，所以一般人均是不顧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顧鑽營與擴大一己之私，故有“反社會”（anti-social）之本性。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政 府的責任乃在如何用法律將個人與其他人隔離起來，這樣才是保護社會穩定之道。更為了防止政府被那本性邪惡的領導人與官員所敗壞與壟斷，故國家必須有政府的 分權與限權、以及人民必須監督政府的（民主）制度，才是解決的辦法(注2)。
人與群的關係
西方自古希臘開始即強調個人主義。西方在宗教影響之下，大體可分兩個階段：
一、在羅馬（天主教）教會當權下，由於政教合一，教會大於個人（亦即群大於個人）。連個別教徒向神禱告懺悔時，也必須經過教會的神父，才能上達天聽。所以在那個時期，沒有甚麼個人主體或個人自由可言。
二、但自從馬丁路德於1517年向羅馬教會張貼55道檄文以後，跟著而來的宗教大革新（Reformation），見證了新教(即基督教，或稱耶教) 教會的興起。因而推翻了過去羅馬教會專攬與對個人思想與良心的絕對控制。重點又回到個人。基督教（新教）的教會，主張個人與神直接溝通。這種對個人的承 認，在政治領域助長了“民權”觀念在歐洲大陸普遍流行（殆至近代由於一般人對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反彈，再變成“人權”的觀念）。所以，近代西方的自由主 義，第一是反對任何群體（包括社會，甚至國家）控制個人自由（英國自1215年有大憲章以來即有個人自由的保障，故較歐洲大陸為早）。第二，是反對任何政 府壓迫個人“人權”。如說這樣的自由主義過分崇尚個人權益，甚至犧牲某些群體利益，也不太為過。在這種標榜個人中心忽視群體的前提下，社會上的鬥爭以及強 求個人崢嶸，縱使犧牲群體利益也在所不惜，本來也就無可厚非的。再加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所形成強調競爭搏鬥的公司文化，導致在華爾街甚至全社會貪婪氾濫成 災，也是無法避免的。
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實際代表一種高度的自覺。即個人與環境分不開。環境可能是自然環境，也可能是社會環境。後者即群與團體。意即人脫離不了 群。故中國人講的“人”，即群中的個體（“群中人”）。用英文來說，就是man-in-society,而非man-unto-himself。這一點， 與中國對人性定位不可分。因如人性是生來善良(原善)，但以後受環境(社會)不良影響而變惡，那麼整治辦法就是保持（或恢復)人性的原善。其方法在於祛除 (社會)環境的污染。所以，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正是指此而言。孔門注重修身，以期達到“修己以安人”與“修己以安百姓”之目的。《大學》曰“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皆以修身為本”。用我們的語言來說，修身也者，即要達到防止和祛除環境對人性之腐蝕。如能達到此目的，方是社會和諧之開端。當然修身須 要教育（見下）。其理自明。
中西文化出發點（大前提）各異
尖銳地表現在和諧vs衝突的關鍵問題上
再論西方“衝突”觀念之突出與對“社會和諧”缺乏認識
西方文化自古希臘以來“衝突”之觀念深植民間。“衝突”幾乎變成一切的核心。譬如古希臘神話中，最高至上的宙斯神（Zeus,相當於中國道教的玉皇大 帝）和在他之下的眾神之間就有衝突。同樣的，眾神之間也彼此有衝突。在世界文藝上，古希臘以戲劇著稱，而戲劇學開宗明義第一課就是：沒有衝突 （conflict）就沒有戲劇。要面對衝突，就需要搏鬥（甚至於鬥爭）；遂而產生了人生就是競爭搏鬥的信念。如果人與天（即古希臘的眾神）的競爭搏鬥是 虛擬的話，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搏鬥卻是真實的。奧林匹克的競賽發源於古希臘，即反映了這種競爭思想的制度化與理性化。這雖然表面上與孔老夫子的“君子無爭。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很相似。但卻有一個最大不同點。即孔子所謂的君子之爭，是偶而（或不得已）為之。故曰：“必也⋯⋯”（假如一 定要的話）；而非像奧林匹克競爭的制度化與週期化；更沒有將贏得競爭﹑擊敗別人而得獎牌者加以英雄化。更確切一點，儘管奧運的口號與理想是：公平、公正、 和平、平等、友誼、團結等，卻獨獨缺少了和諧一項。須要指出，雖然有團結，可是它與和諧並不一樣。譬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是指兄弟們對外有團結，可 是內部並無和諧。這種西方競爭搏鬥的思想，還得到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物盡天擇﹑適者生存”原理的旁證，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西方殖民﹑侵略﹑掠奪他人提 供了理論基礎。在這種思維下，沒有社會“和諧”觀念的產生，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中國人自孟子以來，均接受人性本善的大前提。故政府（與家族）之責任乃在如何保持社會環境純潔﹑不至沾汙敗壞個人的心靈，導致其喪失原善之本性。自漢 武帝接受儒家思想為國教（西元前136年）以來，政府即負有教育黎民之責任；並用科舉制度發揮兩個重要功能：第一，開科去士，吸收民間人才納入社會精英之 行列。第二，導使民間求好上進；並且推廣主流（正統）思想，以避免雜學邪教引人誤入歧途。當然，以今日眼光觀之，其流弊乃造成了國家（國與家）大於個人。 尤其，如果今人以亞伯拉罕文化眼光來衡量，甚至可以垢病其對思想之控制，可能造成遏制有創造性或更有朝氣的思想與文藝。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這種“在 上者”須負有教育平民的責任感，在古希臘先聖伯拉圖（Plato）的思想中就有同樣主張。在他的教導中，他公開提倡理想的政府總監應由哲學家擔任（他的 philosopher-king理想，酷似中國儒家要傚法“先王”之道與聖人之治的熱衷）；而且他認為好的政府要保護人民不被環境精神污染；甚至要限定 他們只聽“正確”的音樂。因為音樂可以陶養性情，但也可以敗壞人性。我們如果記住伯拉圖（西元前427-347）生在西方被亞伯拉罕文化籠罩之前，我們就 懂得其中的道理。原來他雖然認為人性好像常在“自我交戰”的狀態，但他仍是相信人性可以用教育來塑造而導之於善的。這反映了他從老師蘇革拉底那裡得來的 “道德即知識”的觀念(注3)。這一點也跟中國固有文化很接近。譬如孔夫子常對弟子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即是同樣觀念的另一種表達。
但是，儘管伯拉圖沒有“原罪”的思想，並且他也認為教育可以引導人性至於善良；他並沒有社會和諧的觀念，更談不上信心。再者，他也以個人道德操守的高 低將人分別定為不同等級。有“低人”與“高人”之分。所謂“低人”（lowermen）相當於儒家的“小人”。他的“高人”（highermen），相當 於儒家的“君子”。但他擔心後者會被前者污染與帶壞；所以，他呼籲“高人”必須自我警惕，以免被“低人”拖下道德的泥沼。顯然，他完全沒有孔子認為“君子 之德風”必偃“小人之德草”的信念。伯拉圖在他的《共和國》巨著中，認為政客的無知與無能是民主政體的兩大“詛咒”。他沒有中國儒家對“君子之德風”的看 法。故他對政府（以及精英的“高人”）能夠教導群眾回歸於善的信心，並不太大。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他不奢談社會和諧。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伯拉圖在對人性以 及德育可以挽救世風的觀點上，是最樂觀的。連他都缺乏社會和諧的理想與信念，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也許有人會問從基督教的眼光來看，耶穌基督以“道成肉身”方式來到世間，是否標誌人間可有社會和諧的希望。這個問題可由三方面來回答。第一，耶穌自己 說他不是來審判人的，而是要拯救人。其拯救的方式即耶穌自己要釘十字架，代替世人洗刷罪衍。但世人必須先接受他與差遣他來的神（父神）以及他的復活，然後 才能得救（罪衍被洗刷）並得永生。不但整部《聖經》沒有一處能查到我們這裡談的社會和諧之說，而且耶穌自己還宣稱“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 刀”（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節）。當然我們不可斷章取義。他立刻解釋說：因為如果一個家庭裡有的因信耶穌而成為基督徒，可是其他人不信，那豈不鬧得舉家不 寧？又如社會上、甚至於國與國之間也有這種信仰分裂之現象的話，豈不衝突得可能動刀兵﹖歐洲在十一至十三世紀基督教徒“十字軍東征”與回教發生聖戰；歐洲 歷史上因宗教革新與反革新勢力之爭奪而頻發的諸多宗教戰爭等等，可能都是耶穌所預言的“動刀兵”的實例。第二，耶穌只講信徒與神之間的個別縱向關係。而我 們中國人講的社會和諧，是人與群的橫面關係。這與整個基督教教會的關懷，是大不相同的。由基督教教會強調的“原罪”大前提看來，各個信徒應該關切的是自身 原罪之洗刷“得救”以及爭取更多別人“得救”，而不是關切“社會和諧”本身的問題。第三，如果真的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話，基督教教會的答覆一定是：信徒離 開世間而返天國時，不就是有“和諧”了嗎？但縱使如此，那還是指縱向的和諧。總之，從教會“原罪月”的大前提來看問題，在人世間找尋社會（橫面）和諧，並 非如拯救世人那樣的當務之急。第四，在教會眼裡，社會和諧如有的話，應該是來自神的恩典，而不是以任何人為的辦法（包括德育、修身）就能實現的。因為由教 會觀點觀之，人性“原罪”的桎梏，不是世間任何力量能改變的。
不過，我要加一附註（也是修正）。這種“原罪”觀點，我有一個狂妄的意見。我認為是由羅馬教會到基督教會對《聖經》的曲解所致。因為在《聖經》的舊 約，按照“創世紀”所言，人是由神按照神自己的“樣式”而造的（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按照基督教自己的教義，神是萬能與十全十美的。那麼，怎麼神會按照 自己的形式造出了一個有原罪的缺陷產物？何況，創世紀在第一、第二章表述神創造天地萬物（包括人類始祖的亞當與夏娃），在造物之初，俱無問題。等到了第三 章，才講有蛇（代表邪惡影響）出現，花言巧語地誘騙夏娃吃下神不許吃的禁果；然後一切人的罪衍由此才開始。所以，按照“創世紀”的原意，從第一﹑第二兩 章，再到第三章之順序演變，應該是顯現了人是先善後罪，才是道理。何況，在《聖經》新約的“以弗所書”，保羅(注4)講到人因信耶穌得救而能使舊人變成新 人。而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以弗所書四章二十四節）。這更證實人性是先善後罪；然後靠接受耶穌“得救”（罪得赦免）才能回 歸當初神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原始人的形象。換句話說，所謂得救後的“新人”，就是恢復到“（原善）後罪”以前的“舊舊人”。保羅此說，也證明了“先善後 罪”的觀點。可是，儘管如此，基督教教會，從古到今，一直堅持“原罪”（以別於“先善後罪”）的看法。這也提醒我們，對西方文化，不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
小結
所以，經以上東西文化之比較，可知“社會和諧”思想的形成要件有幾：（一）要有人性原善後惡（或原善後罪）的觀念；（二）要有“群中人”（man- in-society）的觀念；（三）要確信德育（修身）能導使人性回歸善良的觀念；（四）要有“君子之德風”可以偃“小人之德草”的信念。更重要的是 （五）整個文化必須對社會和諧有肯定的期盼與嘉許；即對“和為貴”的認同。這些要素都是互為牽連而形成一個邏輯系統。西方在亞伯拉罕精神籠罩（與教會壟 斷）下的文化，缺乏（一）與（二），故而就沒有其餘的幾個要素。難怪西方文化沒有像中國人提倡社會和諧的熱忱；相反地，卻特別強調衝突﹑競爭﹑搏鬥（包括 與原罪之搏鬥）的必要性。而這些，又變相理性化了貪婪動力之“正常性”。
社會和諧與和諧社會
正好和西方文化相反，中華文化因有以上五大因素，所以特別“情有獨鍾”地講求社會和諧。這個說法，是在深入比較中西文化後才能確切達到的結論。下面，我要溫故而知新地看中國人往聖先賢如何看待和諧。
一般人談起和諧，通常都引用《論語》面的“禮之用、和為貴”。其實“和諧”一詞最早出現於《書經》的“虞書”篇。原是指依律和聲，八音克諧；而不致逾 越規範，互相爭奪。這是用以形容聲樂的協調情況。同理，社會上若能各守規範，互相協調，不相爭奪，才能出現“和諧社會”。我要附加一點：有鑒於我們以上發 現中國文化與（被亞伯拉罕精神籠罩的）西方文化間的差異，我們可以認定如果不是先有“社會和諧”之觀念，就不會有和諧社會之理想；也就不會有創建“和諧社 會”的目標。上面對社會和諧已談得很多，現在要談“和諧社會”之淵源與涵義。我們在上面比較中西文化對“人”的看法時，提出了中國的“群中人”的觀念。如 果和諧社會是指“群中人”彼此遵守基本和諧規律而造成的結果（“橫面和諧”)，那麼那樣產生的社會就是“和諧社會”。對此，我國主流文化的儒家學說，曾有 許多論述。經過家兄熊琛整理(注5)，歸納而得兩大主軸：一為弘揚“仁道”，另一為推行“仁政”。
簡單的說，弘揚“仁道”，主要在於：克己復禮；推己及人；互助合作；重義輕利。簡易言之，即我們上面所講要恢復人性原善的本來面目。這是對於社會基層人群而言的。
而在推行“仁政”方面，則是牽涉到對“在上位”者（領導階層）的要求。有四個要項。能實行之，方能有“和諧社會”。這四者即：制民之產；發展福利；公 平正直；重視教育。至於這四者的涵意，以及胡錦濤主席所提倡的“和諧社會”是否可行一節，本人已另有專文討論(注6)，在此不贅。
中國傳統“克己復禮”之教誨能挽救西方貪婪文化之頹喪乎？能有助於中國自身之振奮乎？
我之所以提“克己復禮”，有兩個原因。第一，“克己復禮”可說是要瞭解儒家“仁”的入門課程，而儒家的“仁”又是代表中華文化的精隨。第二，“克己復禮”之教誨重點在於教人節制，而且是由於禮之為用發乎內心的克制。所以，它是貪婪的最好對藥。
“克己復禮為仁”是孔子答復弟子顏回問“仁”。我們知道，孔子的智慧與教誨總結為一個“仁”字。可是甚麼是“仁”，很難一次講清楚。孔子有很多弟子， 每次都因才施教，只告以所應致力者；皆為求仁之方法。從未明確說明“仁”究竟為何。因為顏回是孔子最得意、最能體會老師教誨的弟子，所以老夫子最直接了當 地指出：只要克制自己，回復到禮的規範，就是“仁”了。有人說孔子之道在“仁”，孔子之學在禮(注7)。我認為這的禮，應該還包括了良知（即人在“原善” 的心理狀態所能體會到的）。
何謂“禮”？據《荀子：禮論》的說法，“禮”的起源是：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分界則不能不爭。
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求。兩者向持而長，是禮之所由起也”。
又據班固《漢書禮樂志》記載：
“人涵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地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而立人倫，
正性情而節萬物也……”
由此可見，“禮”是用來規範人類行為的。中國文化可愛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務實，絕不存幻想或好高騖遠。以上二位先賢的說法，可說代表了中國文化入世務實 的看法。它不否認人有欲有情（包括貪婪），但只是說如何節制情欲。故曰：“發乎情，止乎禮”。雖然“禮”之為用,不僅只是它的節制功用而已，但在我們談論 美國貪婪文化氾濫成災如何挽救之際，中國文化“禮”的有關節制之教誨，似乎值得特別推介。何況在中國再度興起之際，更應以美國社會貪婪成災而導致文化頹喪 為前車之鑒。
禮的節製作用與教誨
《禮記》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為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又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也”。此種禮的預防，也常被 稱為“禮防”。節之外，還有約。節是節制，有遏止之意。譬如勸人節哀。約則有折中或者“輔之”的意思。譬如，“顏淵喂然歎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已 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篇）。另外“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論語》雍也篇）。二者之間，以節最難做到，但功效也最 大。孔子對顏回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8)，是皆節也，防範於未發之前。如果用在前面講的巨騙馬道夫身上，節就是“非禮勿 取”。此點也最值得告誡現今國人。尤以年青而藐視企業天下者為然。
中國傳統文化所講的“禮”與“法”（律）有甚麼不同？第一，禮是一個內在的道德制約力量。用現代語言來說，好像是寫進電腦的程式集（program） 用以指導電腦作業（或不作業）一樣。這股道德的程式集也同樣地指導一個人的行止。法律則是外在的制約力量，雖然它也會起相當的威攝（嚇堵）作用，但除非犯 法的罪嫌被發覺並緝捕到案，法律起不了它的懲罰(或彌補)作用。第二，禮的道德約束力，是無形的。一旦深植人的心靈中，有自動起得約束的功能；不須有人監 視、揭發、甚至緝捕歸案。第三，法律可能有漏洞或空隙，宵小之徒可以找漏洞、鑽空隙。而“非禮勿Ｘ”的程式集，是無隙可趁的。
結束語
美國文化太過依賴法律的制約。故在教會影響力消退而監管法律又極不健全之狀況下，類似馬道夫巨騙之流、與“安然公司惡性倒閉症候群”遂即不斷發生。雖 然最近有“陶德-發蘭克法”的成立，但究竟能發揮多少作用仍是未知數。何況，貪婪是一個道德的問題，屬於文化的領域。如若僅是思想上的貪婪，就好像嫉妒或 仇恨一樣，只要沒有具體行動；甚至有行動而犯罪者並未抓到之前，都不成其為法律的問題。歸根結底，美國在近日貪婪氾濫成災之際，需要的不單只是更多監管法 律（當然那也需要），而是怎麼樣在文化上能道德重整。達到“非禮勿取”並臻“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的地步。在這點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克己復禮”之教誨， 對美國今日而言，豈只是他山可以攻錯之石而已耶。
言至此，反觀今日中國國情，肅貪似乎也是一個嚴重課題。我們重溫傳統文化特別是“克己復禮”之教誨，亦此其時歟！
注釋：
(注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兩冊)。原為中文，後與美國賓州DerkBodde教授合作，將英文節譯在美國出版。名 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byFungYu-lan。EditedbyDerBodde， (NewYork:FreePress,1948)，特別頁17到21。
(注2)對此，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霍布思(ThomasHobbes)的Leviathan(巨無霸)。
(注3)見伯拉圖（Plato）的TheRepublic（理想之國度）；與他的TheStatesman（真正的政治家）。
(注4)保羅是耶穌的弟子中對教會興起最重要的一人。《聖經》的【新約全書】27篇中，有一半是他（受聖靈感召）寫的。
(注5)這一節的討論，主要是根據家兄熊琛所著《醉墨軒心聲錄：闡明儒學糾謬正俗》（台北：柿葉山莊文藝社，2008）中，第二章中的【也談“和諧社會”】篇，特別是60-64頁。
(注6)熊玠，“從社會和諧之思想比較中西文化差異”，《中國評論》(香港)，2009五月號，特別頁36-37。
(注7)見以上注十三，熊琛，頁174。我這一節的討論，主要是根據他書中174-184頁之宏論。
(注8)見以上注十三，熊琛，頁176之討論。
中評社香港3月5日電／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在《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發表專文《中西文化差異與中華文化復興之必要》。作者認為：“貪婪是一個道德的 問題，屬於文化的領域。如若僅是思想上的貪婪，就好像嫉妒或仇恨一樣，只要沒有具體行動；甚至有行動而犯罪者並未抓到之前，都不成其為法律的問題。歸根結 底，美國在近日貪婪氾濫成災之際，需要的不單只是更多監管法律（當然那也需要），而是怎麼樣在文化上能道德重整。達到‘非禮勿取’並臻‘徙善遠罪，而不自 知’的地步。在這點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克己復禮’之教誨，對美國今日而言，豈只是他山可以攻錯之石而已耶。”文章內容如下：
檢視中西文化大前提（出發點）之別
中西文化在“排他”vs，“相容並包”主軸上差異之外，還須加入他們對天與人關係的宇宙觀上的不同。西方自古以來的宇宙觀就是“天人對立”。而中國人 上古祖先就教導我們“天人合一”道理。另外，還有兩點中西方文化大前提正好背道而馳的，即對人性善惡的界定，以及對於人與群（團體/社會）關係的看法。現 在就以這三點（宇宙觀、人性善惡界定以及對人與群關係的看法）之差異，作為比較的標準。然後追問其所以有這樣差異之緣由何在。
中西方在宇宙觀上之差異與其緣由何在
至於中西方在宇宙觀上為何有如此大之差距，其答案牽涉甚廣，本應由考古人類學家提供。但他們在這個重要課題上，似乎並沒有做應做的功課（也許我是孤陋 寡聞）。我想越俎代庖提出一個大膽理論（或許應該說是假設；因在一個理論得到充分證實以前，通通應該說是假設，即英文的hypothesis）。我這個理 論的主要論點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習性，是因其上祖之生態環境與經濟生活方式而定的。這個理論，實際是來自哲學大師馮友蘭教授的一個創新建議(注1)。他 認為中華文化之特性，可用華夏先民的生態環境來解釋。由於華夏先民的大陸性農耕經濟生活方式，所以中華文化深深反映了生活在這大陸性環境內一般農民的心態 與宿願。譬如“天人合一”就是他們必然的體會。由於生活在大陸性生態環境的農民須依賴大自然“天”的四時正常運行，故中華文化特別注重永恆性與周而復始的 規律性（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天何言哉，百物生焉”）。再由這樣大陸性農民眼光來觀看大自然的日月更替，難怪有陰陽互補的陰陽學以及“日中則 仄”的中庸之道產生。再由於大陸性農耕作業需要密集勞工，所以華夏祖先學會必須集體共耕共存之要訣；強調集體，而非個人。故中華文化中“合群”與“和為 貴”之思想，根深蒂固。(必須指出，所謂“和為貴”者，並不表示忽視衝突之存在，而是人們既不應在衝突前面萎縮，又不該趁火打劫。而在矛盾衝突之時，將其 化解為和諧。故曰“和為貴”也。)
我認為馮大師的這個說法，可以相應地引伸到其他先民的生態環境，來解釋他們文化之形成。譬如日本島漁生態，再加地底火山之威脅，所以產生了日本人隨時準備應變之文化傳統。用這樣的辦法，也可以演繹出以下對西方文化來由之解釋。
西方文化之淵源
我們一般所稱之西方文化，其淵源來自“亞伯拉罕”傳統（包括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這些教義均發源於今日之中東。而中東的先祖多為遊牧民族。 抓住了這點我們對亞伯拉罕文化之特性，已思過半矣。所謂遊牧民族也者，就是說他們既牧亦遊徙。他們在草原牧養牲畜為生。如目前草原上水草資源用罊時，就必 須向外另尋草原（oasis）。故這種先民生活方式，幾乎永遠為了生存而在追尋新草原。故隱含了對外擴張、競爭、與排他之習性。從尋找新草原第一步開始， 即須有“排它”（放棄原來草原）的準備。而如所追尋的新草原已為另一幫遊牧族群所佔領，則在“有你無我”的狀況下，非盡力將他們排除不可（這是第二次的排 他）。所以，遊牧民族文化就反映了這種無可妥協的“排他”特性。對這些遊牧先民而言，人與“天”的關係，是短暫的；人是與天對抗的。猶太教的神是動則發怒 的神。伊斯蘭教的教義規定，如若違背神的旨意將遭滅頂。基督教的《舊約》中，講起神，也是韃笞之聲四起。唯有到了《新約》才著重表揚神的仁慈；這是因為 《新約》記載神派遣耶穌基督降世為眾人釘在十字架上，用鮮血洗淨他們的罪孽而來。但按照基督教教義，每人仍必須先接受耶穌基督然後才能“得救”。即免除排 他也。
包涵這三個宗教的亞伯拉罕文化，有兩個共同點。其一，神與人的關係是單一對單一的關係（故西方文化以個人為單位，其來有自）。其二，人必須先接受神 （納入他的系統）才能享受“得救”之恩典。這仍是來自“天人對立”的大前提。說穿了，除非得救而納入神的系統，人與神永遠是對立的。由於耶穌基督的關係， 基督教對此作了修改。建立了“得救乃本乎恩（是經過基督而來的神的恩典）、也是因著信”的新教義。基督教常喜引用的《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雖然上半句說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他們”，但是後半句說“叫一切信他“耶穌”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在這種教誨產生出來的西方文化，對天人 觀念與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觀念相比，仍有天壤之別。中國的“天”（有人考證過，中國的“天“本來就是神），是主動普遍向人類仁慈的(除了李老君認為天 地不仁以外)。天對人的仁慈，是沒有選擇性，是對全體而非僅對某些被挑選的個人。故沒有排他的前提。雖然後來佛教輸入了人須“積德”以祈福的觀念，但中國 的“天”（深植於民間風俗的“天”），仍然不是基於個人必須先被接納的條件上。當然，任何人不得自暴自棄、或違背天理，亦是不言而喻的。正因為此，所以在 中國政治思想中，政府主動造福全體老百姓，乃天經地義的事。亦即表現了沒有“排他”的意義。這與西方認為政府應該主要照顧它的選民（是指擁有選票而曾投票 選它、並且聲音最響的那些人）；而且認為議員們僅須向他們自己的選區負責。二者相比，有極微妙（但常被忽略）的差別。這也是華人中動輒必稱西方民主者所忽 略的重要基本點。
西方“天人對立”所孕育出來的文化
西方的“天人對立”觀，可說散佈甚廣。而教人須用知識以克服大自然（即“天”）的信念，在亞伯拉罕文化圈以外亦可找到。譬如在古希臘神話中，人類最初 是沒有火（代表知識與科技）的。在諸神中，有一個心腸善良名叫普羅密希斯（Prometheus）的神，偷偷給人類帶來了火種；他自己卻因此被諸神之首宙 斯神（Zeus）大大懲罰。由此可見其中微妙“天人對立”的寓意。另外在德國古典戲劇中也有一個名叫浮斯特（Faust）的角色。他與魔鬼達成協定，將自 己靈魂出賣，以交換魔鬼所擁有的知識。涵意是說人有時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知識，俾能克服大自然“天”的約束。所以，反約束也是西方文化的特色。換成現代觀 念，首先就帶來在政治上個人永遠與政府站在相對立場的習慣（譬如很多美國人認為政府只是向他們索取苛捐雜稅的強權）；另外也演變成“自由經濟”要反對政府 監管的意識形態。“天人對立”的寓意就是，人類必須有知識才能戰勝天(當然這所說西方的“天”，與西方的“神”的涵意，並不重疊）。
知道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瞭解為甚麼在金融風暴爆發之前，貪婪在華爾街金融界不但不是壞事，反而被認為是“成功”的先決要素。一則，這是符合浮斯特精 神；只有手中掌握了錢財，才算是“勝”，無論它是如何取得的（包括出賣靈魂的手段都可以，只要不被法律逮到）。二則，在公司文化的要求下，必須爭取自己公 司有威力能超越其他公司而建立其優越性（dominance）。而英文的dominance就是要“勝”而（台灣話）“出頭天”之意。再將此點從個人或公 司括而充之到整個國家，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另外一點。美國最先是以基督教立國。清教徒的後裔認為自己是神的選民（是神經過“排他”而揀選了美國），所以，美 國的右派認為美國是“得天獨寵”（在美國經9/11恐怖分子襲擊以後，到處出現了“GodBlessAmerica”的標語。這個“神佑美國”背後的假 定，就是神對美國獨鍾之意）。除了以上所言美國作甚麼都沒錯（因為它“特殊”）的例子以外，美國人下意識還有“說教”式對人指指點點的習慣。譬如批評別國 的人權記錄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全是“說教”的表現。甚至，在美國金融崩潰之餘，國會還有人不思反省（因為美國“特殊”），反而責怪都是中國人只儲蓄不買美 國貨所害的（！！！）。這一切看似跡近荒唐的表現，全是美國文化導致的。文化使然，非人之罪也乎？
對人性的看法
西方自亞伯拉罕精神籠罩以來，其文化一直建築在“原罪”大前提之上。按照教會的解釋（也可以說是曲解，見下），人性是邪惡的。因而假定社會全是爾虞我 詐、充滿衝突與鬥爭。故不相信人世間有“和諧”之可能。如有，也只有在“天國”才會出現。中國文化對人性，雖然在孔子門生之間有性惡與性善之爭（譬如荀子 對孟子），但自漢朝以來，均以性善為主流思想。
雖然人性究竟是善是惡難以確切論定，但我想提供兩點意見。第一，由心理學角度觀之，這可能牽涉到一個在英文常說的self- fulfillingprophecy（暫譯為“預言自我兌現”）。譬如，在一個相信人性邪惡的社會，每個人從小就被教導人性是險惡的；須要處處戒備。因 此他絕對學會以防盜賊之心待人。於是，與他相處的人在感受自己被視為盜賊之時，定必亦以盜賊心情防範盜賊以回之。在如此猜忌衍生更大猜忌的惡性循環中，可 能最後真的產生了看見盜賊的結果（“既然別人都認為我是盜賊，那我為甚麼不乾脆就做個盜賊”）。相反地，在一個相信人性善良的社會，也可能形成一個良性迴 圈，到最後會看到人性果真善良的結果（“既然別人都當我是個好人，那我可不能做個不肖之徒”）。第二，西方關於人性“原罪”（即原惡）之信念，深入西方民 心並影響了西方社會秩序與政治制度理想。我們且看在西方啟蒙運動（即17世紀開始的“世俗化”運動）以後的大思想家們。由於“原罪”觀念仍然深植民間，所 以從馬基威利（Machiavelli）、到盧梭（Rouseau）、到霍布思（Hobbes），皆以人性本惡的觀念為他們論證推理的大前提。他們認為由 於人性本惡，所以一般人均是不顧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顧鑽營與擴大一己之私，故有“反社會”（anti-social）之本性。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政 府的責任乃在如何用法律將個人與其他人隔離起來，這樣才是保護社會穩定之道。更為了防止政府被那本性邪惡的領導人與官員所敗壞與壟斷，故國家必須有政府的 分權與限權、以及人民必須監督政府的（民主）制度，才是解決的辦法(注2)。
人與群的關係
西方自古希臘開始即強調個人主義。西方在宗教影響之下，大體可分兩個階段：
一、在羅馬（天主教）教會當權下，由於政教合一，教會大於個人（亦即群大於個人）。連個別教徒向神禱告懺悔時，也必須經過教會的神父，才能上達天聽。所以在那個時期，沒有甚麼個人主體或個人自由可言。
二、但自從馬丁路德於1517年向羅馬教會張貼55道檄文以後，跟著而來的宗教大革新（Reformation），見證了新教(即基督教，或稱耶教) 教會的興起。因而推翻了過去羅馬教會專攬與對個人思想與良心的絕對控制。重點又回到個人。基督教（新教）的教會，主張個人與神直接溝通。這種對個人的承 認，在政治領域助長了“民權”觀念在歐洲大陸普遍流行（殆至近代由於一般人對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反彈，再變成“人權”的觀念）。所以，近代西方的自由主 義，第一是反對任何群體（包括社會，甚至國家）控制個人自由（英國自1215年有大憲章以來即有個人自由的保障，故較歐洲大陸為早）。第二，是反對任何政 府壓迫個人“人權”。如說這樣的自由主義過分崇尚個人權益，甚至犧牲某些群體利益，也不太為過。在這種標榜個人中心忽視群體的前提下，社會上的鬥爭以及強 求個人崢嶸，縱使犧牲群體利益也在所不惜，本來也就無可厚非的。再加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所形成強調競爭搏鬥的公司文化，導致在華爾街甚至全社會貪婪氾濫成 災，也是無法避免的。
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實際代表一種高度的自覺。即個人與環境分不開。環境可能是自然環境，也可能是社會環境。後者即群與團體。意即人脫離不了 群。故中國人講的“人”，即群中的個體（“群中人”）。用英文來說，就是man-in-society,而非man-unto-himself。這一點， 與中國對人性定位不可分。因如人性是生來善良(原善)，但以後受環境(社會)不良影響而變惡，那麼整治辦法就是保持（或恢復)人性的原善。其方法在於祛除 (社會)環境的污染。所以，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正是指此而言。孔門注重修身，以期達到“修己以安人”與“修己以安百姓”之目的。《大學》曰“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皆以修身為本”。用我們的語言來說，修身也者，即要達到防止和祛除環境對人性之腐蝕。如能達到此目的，方是社會和諧之開端。當然修身須 要教育（見下）。其理自明。
中西文化出發點（大前提）各異
尖銳地表現在和諧vs衝突的關鍵問題上
再論西方“衝突”觀念之突出與對“社會和諧”缺乏認識
西方文化自古希臘以來“衝突”之觀念深植民間。“衝突”幾乎變成一切的核心。譬如古希臘神話中，最高至上的宙斯神（Zeus,相當於中國道教的玉皇大 帝）和在他之下的眾神之間就有衝突。同樣的，眾神之間也彼此有衝突。在世界文藝上，古希臘以戲劇著稱，而戲劇學開宗明義第一課就是：沒有衝突 （conflict）就沒有戲劇。要面對衝突，就需要搏鬥（甚至於鬥爭）；遂而產生了人生就是競爭搏鬥的信念。如果人與天（即古希臘的眾神）的競爭搏鬥是 虛擬的話，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搏鬥卻是真實的。奧林匹克的競賽發源於古希臘，即反映了這種競爭思想的制度化與理性化。這雖然表面上與孔老夫子的“君子無爭。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很相似。但卻有一個最大不同點。即孔子所謂的君子之爭，是偶而（或不得已）為之。故曰：“必也⋯⋯”（假如一 定要的話）；而非像奧林匹克競爭的制度化與週期化；更沒有將贏得競爭﹑擊敗別人而得獎牌者加以英雄化。更確切一點，儘管奧運的口號與理想是：公平、公正、 和平、平等、友誼、團結等，卻獨獨缺少了和諧一項。須要指出，雖然有團結，可是它與和諧並不一樣。譬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是指兄弟們對外有團結，可 是內部並無和諧。這種西方競爭搏鬥的思想，還得到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物盡天擇﹑適者生存”原理的旁證，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西方殖民﹑侵略﹑掠奪他人提 供了理論基礎。在這種思維下，沒有社會“和諧”觀念的產生，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中國人自孟子以來，均接受人性本善的大前提。故政府（與家族）之責任乃在如何保持社會環境純潔﹑不至沾汙敗壞個人的心靈，導致其喪失原善之本性。自漢 武帝接受儒家思想為國教（西元前136年）以來，政府即負有教育黎民之責任；並用科舉制度發揮兩個重要功能：第一，開科去士，吸收民間人才納入社會精英之 行列。第二，導使民間求好上進；並且推廣主流（正統）思想，以避免雜學邪教引人誤入歧途。當然，以今日眼光觀之，其流弊乃造成了國家（國與家）大於個人。 尤其，如果今人以亞伯拉罕文化眼光來衡量，甚至可以垢病其對思想之控制，可能造成遏制有創造性或更有朝氣的思想與文藝。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這種“在 上者”須負有教育平民的責任感，在古希臘先聖伯拉圖（Plato）的思想中就有同樣主張。在他的教導中，他公開提倡理想的政府總監應由哲學家擔任（他的 philosopher-king理想，酷似中國儒家要傚法“先王”之道與聖人之治的熱衷）；而且他認為好的政府要保護人民不被環境精神污染；甚至要限定 他們只聽“正確”的音樂。因為音樂可以陶養性情，但也可以敗壞人性。我們如果記住伯拉圖（西元前427-347）生在西方被亞伯拉罕文化籠罩之前，我們就 懂得其中的道理。原來他雖然認為人性好像常在“自我交戰”的狀態，但他仍是相信人性可以用教育來塑造而導之於善的。這反映了他從老師蘇革拉底那裡得來的 “道德即知識”的觀念(注3)。這一點也跟中國固有文化很接近。譬如孔夫子常對弟子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即是同樣觀念的另一種表達。
但是，儘管伯拉圖沒有“原罪”的思想，並且他也認為教育可以引導人性至於善良；他並沒有社會和諧的觀念，更談不上信心。再者，他也以個人道德操守的高 低將人分別定為不同等級。有“低人”與“高人”之分。所謂“低人”（lowermen）相當於儒家的“小人”。他的“高人”（highermen），相當 於儒家的“君子”。但他擔心後者會被前者污染與帶壞；所以，他呼籲“高人”必須自我警惕，以免被“低人”拖下道德的泥沼。顯然，他完全沒有孔子認為“君子 之德風”必偃“小人之德草”的信念。伯拉圖在他的《共和國》巨著中，認為政客的無知與無能是民主政體的兩大“詛咒”。他沒有中國儒家對“君子之德風”的看 法。故他對政府（以及精英的“高人”）能夠教導群眾回歸於善的信心，並不太大。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他不奢談社會和諧。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伯拉圖在對人性以 及德育可以挽救世風的觀點上，是最樂觀的。連他都缺乏社會和諧的理想與信念，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也許有人會問從基督教的眼光來看，耶穌基督以“道成肉身”方式來到世間，是否標誌人間可有社會和諧的希望。這個問題可由三方面來回答。第一，耶穌自己 說他不是來審判人的，而是要拯救人。其拯救的方式即耶穌自己要釘十字架，代替世人洗刷罪衍。但世人必須先接受他與差遣他來的神（父神）以及他的復活，然後 才能得救（罪衍被洗刷）並得永生。不但整部《聖經》沒有一處能查到我們這裡談的社會和諧之說，而且耶穌自己還宣稱“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 刀”（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節）。當然我們不可斷章取義。他立刻解釋說：因為如果一個家庭裡有的因信耶穌而成為基督徒，可是其他人不信，那豈不鬧得舉家不 寧？又如社會上、甚至於國與國之間也有這種信仰分裂之現象的話，豈不衝突得可能動刀兵﹖歐洲在十一至十三世紀基督教徒“十字軍東征”與回教發生聖戰；歐洲 歷史上因宗教革新與反革新勢力之爭奪而頻發的諸多宗教戰爭等等，可能都是耶穌所預言的“動刀兵”的實例。第二，耶穌只講信徒與神之間的個別縱向關係。而我 們中國人講的社會和諧，是人與群的橫面關係。這與整個基督教教會的關懷，是大不相同的。由基督教教會強調的“原罪”大前提看來，各個信徒應該關切的是自身 原罪之洗刷“得救”以及爭取更多別人“得救”，而不是關切“社會和諧”本身的問題。第三，如果真的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話，基督教教會的答覆一定是：信徒離 開世間而返天國時，不就是有“和諧”了嗎？但縱使如此，那還是指縱向的和諧。總之，從教會“原罪月”的大前提來看問題，在人世間找尋社會（橫面）和諧，並 非如拯救世人那樣的當務之急。第四，在教會眼裡，社會和諧如有的話，應該是來自神的恩典，而不是以任何人為的辦法（包括德育、修身）就能實現的。因為由教 會觀點觀之，人性“原罪”的桎梏，不是世間任何力量能改變的。
不過，我要加一附註（也是修正）。這種“原罪”觀點，我有一個狂妄的意見。我認為是由羅馬教會到基督教會對《聖經》的曲解所致。因為在《聖經》的舊 約，按照“創世紀”所言，人是由神按照神自己的“樣式”而造的（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按照基督教自己的教義，神是萬能與十全十美的。那麼，怎麼神會按照 自己的形式造出了一個有原罪的缺陷產物？何況，創世紀在第一、第二章表述神創造天地萬物（包括人類始祖的亞當與夏娃），在造物之初，俱無問題。等到了第三 章，才講有蛇（代表邪惡影響）出現，花言巧語地誘騙夏娃吃下神不許吃的禁果；然後一切人的罪衍由此才開始。所以，按照“創世紀”的原意，從第一﹑第二兩 章，再到第三章之順序演變，應該是顯現了人是先善後罪，才是道理。何況，在《聖經》新約的“以弗所書”，保羅(注4)講到人因信耶穌得救而能使舊人變成新 人。而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以弗所書四章二十四節）。這更證實人性是先善後罪；然後靠接受耶穌“得救”（罪得赦免）才能回 歸當初神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原始人的形象。換句話說，所謂得救後的“新人”，就是恢復到“（原善）後罪”以前的“舊舊人”。保羅此說，也證明了“先善後 罪”的觀點。可是，儘管如此，基督教教會，從古到今，一直堅持“原罪”（以別於“先善後罪”）的看法。這也提醒我們，對西方文化，不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
小結
所以，經以上東西文化之比較，可知“社會和諧”思想的形成要件有幾：（一）要有人性原善後惡（或原善後罪）的觀念；（二）要有“群中人”（man- in-society）的觀念；（三）要確信德育（修身）能導使人性回歸善良的觀念；（四）要有“君子之德風”可以偃“小人之德草”的信念。更重要的是 （五）整個文化必須對社會和諧有肯定的期盼與嘉許；即對“和為貴”的認同。這些要素都是互為牽連而形成一個邏輯系統。西方在亞伯拉罕精神籠罩（與教會壟 斷）下的文化，缺乏（一）與（二），故而就沒有其餘的幾個要素。難怪西方文化沒有像中國人提倡社會和諧的熱忱；相反地，卻特別強調衝突﹑競爭﹑搏鬥（包括 與原罪之搏鬥）的必要性。而這些，又變相理性化了貪婪動力之“正常性”。
社會和諧與和諧社會
正好和西方文化相反，中華文化因有以上五大因素，所以特別“情有獨鍾”地講求社會和諧。這個說法，是在深入比較中西文化後才能確切達到的結論。下面，我要溫故而知新地看中國人往聖先賢如何看待和諧。
一般人談起和諧，通常都引用《論語》面的“禮之用、和為貴”。其實“和諧”一詞最早出現於《書經》的“虞書”篇。原是指依律和聲，八音克諧；而不致逾 越規範，互相爭奪。這是用以形容聲樂的協調情況。同理，社會上若能各守規範，互相協調，不相爭奪，才能出現“和諧社會”。我要附加一點：有鑒於我們以上發 現中國文化與（被亞伯拉罕精神籠罩的）西方文化間的差異，我們可以認定如果不是先有“社會和諧”之觀念，就不會有和諧社會之理想；也就不會有創建“和諧社 會”的目標。上面對社會和諧已談得很多，現在要談“和諧社會”之淵源與涵義。我們在上面比較中西文化對“人”的看法時，提出了中國的“群中人”的觀念。如 果和諧社會是指“群中人”彼此遵守基本和諧規律而造成的結果（“橫面和諧”)，那麼那樣產生的社會就是“和諧社會”。對此，我國主流文化的儒家學說，曾有 許多論述。經過家兄熊琛整理(注5)，歸納而得兩大主軸：一為弘揚“仁道”，另一為推行“仁政”。
簡單的說，弘揚“仁道”，主要在於：克己復禮；推己及人；互助合作；重義輕利。簡易言之，即我們上面所講要恢復人性原善的本來面目。這是對於社會基層人群而言的。
而在推行“仁政”方面，則是牽涉到對“在上位”者（領導階層）的要求。有四個要項。能實行之，方能有“和諧社會”。這四者即：制民之產；發展福利；公 平正直；重視教育。至於這四者的涵意，以及胡錦濤主席所提倡的“和諧社會”是否可行一節，本人已另有專文討論(注6)，在此不贅。
中國傳統“克己復禮”之教誨能挽救西方貪婪文化之頹喪乎？能有助於中國自身之振奮乎？
我之所以提“克己復禮”，有兩個原因。第一，“克己復禮”可說是要瞭解儒家“仁”的入門課程，而儒家的“仁”又是代表中華文化的精隨。第二，“克己復禮”之教誨重點在於教人節制，而且是由於禮之為用發乎內心的克制。所以，它是貪婪的最好對藥。
“克己復禮為仁”是孔子答復弟子顏回問“仁”。我們知道，孔子的智慧與教誨總結為一個“仁”字。可是甚麼是“仁”，很難一次講清楚。孔子有很多弟子， 每次都因才施教，只告以所應致力者；皆為求仁之方法。從未明確說明“仁”究竟為何。因為顏回是孔子最得意、最能體會老師教誨的弟子，所以老夫子最直接了當 地指出：只要克制自己，回復到禮的規範，就是“仁”了。有人說孔子之道在“仁”，孔子之學在禮(注7)。我認為這的禮，應該還包括了良知（即人在“原善” 的心理狀態所能體會到的）。
何謂“禮”？據《荀子：禮論》的說法，“禮”的起源是：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分界則不能不爭。
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求。兩者向持而長，是禮之所由起也”。
又據班固《漢書禮樂志》記載：
“人涵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地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而立人倫，
正性情而節萬物也……”
由此可見，“禮”是用來規範人類行為的。中國文化可愛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務實，絕不存幻想或好高騖遠。以上二位先賢的說法，可說代表了中國文化入世務實 的看法。它不否認人有欲有情（包括貪婪），但只是說如何節制情欲。故曰：“發乎情，止乎禮”。雖然“禮”之為用,不僅只是它的節制功用而已，但在我們談論 美國貪婪文化氾濫成災如何挽救之際，中國文化“禮”的有關節制之教誨，似乎值得特別推介。何況在中國再度興起之際，更應以美國社會貪婪成災而導致文化頹喪 為前車之鑒。
禮的節製作用與教誨
《禮記》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為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又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也”。此種禮的預防，也常被 稱為“禮防”。節之外，還有約。節是節制，有遏止之意。譬如勸人節哀。約則有折中或者“輔之”的意思。譬如，“顏淵喂然歎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已 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篇）。另外“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論語》雍也篇）。二者之間，以節最難做到，但功效也最 大。孔子對顏回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8)，是皆節也，防範於未發之前。如果用在前面講的巨騙馬道夫身上，節就是“非禮勿 取”。此點也最值得告誡現今國人。尤以年青而藐視企業天下者為然。
中國傳統文化所講的“禮”與“法”（律）有甚麼不同？第一，禮是一個內在的道德制約力量。用現代語言來說，好像是寫進電腦的程式集（program） 用以指導電腦作業（或不作業）一樣。這股道德的程式集也同樣地指導一個人的行止。法律則是外在的制約力量，雖然它也會起相當的威攝（嚇堵）作用，但除非犯 法的罪嫌被發覺並緝捕到案，法律起不了它的懲罰(或彌補)作用。第二，禮的道德約束力，是無形的。一旦深植人的心靈中，有自動起得約束的功能；不須有人監 視、揭發、甚至緝捕歸案。第三，法律可能有漏洞或空隙，宵小之徒可以找漏洞、鑽空隙。而“非禮勿Ｘ”的程式集，是無隙可趁的。
結束語
美國文化太過依賴法律的制約。故在教會影響力消退而監管法律又極不健全之狀況下，類似馬道夫巨騙之流、與“安然公司惡性倒閉症候群”遂即不斷發生。雖 然最近有“陶德-發蘭克法”的成立，但究竟能發揮多少作用仍是未知數。何況，貪婪是一個道德的問題，屬於文化的領域。如若僅是思想上的貪婪，就好像嫉妒或 仇恨一樣，只要沒有具體行動；甚至有行動而犯罪者並未抓到之前，都不成其為法律的問題。歸根結底，美國在近日貪婪氾濫成災之際，需要的不單只是更多監管法 律（當然那也需要），而是怎麼樣在文化上能道德重整。達到“非禮勿取”並臻“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的地步。在這點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克己復禮”之教誨， 對美國今日而言，豈只是他山可以攻錯之石而已耶。
言至此，反觀今日中國國情，肅貪似乎也是一個嚴重課題。我們重溫傳統文化特別是“克己復禮”之教誨，亦此其時歟！
注釋：
(注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兩冊)。原為中文，後與美國賓州DerkBodde教授合作，將英文節譯在美國出版。名 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byFungYu-lan。EditedbyDerBodde， (NewYork:FreePress,1948)，特別頁17到21。
(注2)對此，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霍布思(ThomasHobbes)的Leviathan(巨無霸)。
(注3)見伯拉圖（Plato）的TheRepublic（理想之國度）；與他的TheStatesman（真正的政治家）。
(注4)保羅是耶穌的弟子中對教會興起最重要的一人。《聖經》的【新約全書】27篇中，有一半是他（受聖靈感召）寫的。
(注5)這一節的討論，主要是根據家兄熊琛所著《醉墨軒心聲錄：闡明儒學糾謬正俗》（台北：柿葉山莊文藝社，2008）中，第二章中的【也談“和諧社會”】篇，特別是60-64頁。
(注6)熊玠，“從社會和諧之思想比較中西文化差異”，《中國評論》(香港)，2009五月號，特別頁36-37。
(注7)見以上注十三，熊琛，頁174。我這一節的討論，主要是根據他書中174-184頁之宏論。
(注8)見以上注十三，熊琛，頁176之討論。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
中國可以成為最自由的國家！
包淳亮 / 方向盤
這是中國人都樂觀其成的遠景：中國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而且這是可能的。為什麼？
自由民主是當前世界政治的強勢話語，並且由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及其西歐盟邦所定義。世人，包括許多中國人，都同意其中頗有道理，有些人甚至為美國以此為由侵略伊拉克而鼓掌叫好。不過自由與民主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在一個國家裏面呈現的樣貌，會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當多數人或掌權者對於少數人、弱勢群體如新移民不安心，採取強制手段是最直接的反應，自由與民主就可能被擺到一旁。環顧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權保障是完美無缺的。
但是，為什麼說中國可望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國家呢？中國的公民自由與民主制度運作，不是還差西方一大截嗎？原因有幾點，首先、最重要的是自由的前提是社會的寬容性，寬容性的前提是國家的安全感，安全感前提是國家的強大。中國的快速成長，在十年內很可能成為經濟第一大國，整體國力，包括各種工業技術能力，也因而會在十餘年內趕超美、歐、日等先進國家；至於中國周邊國家，更不可能對中國形成威脅。中國人將重拾極為稀有珍貴的國家自信，獲得“本體安全”，由此將意味國民對於新生事務、不同族群等的更大寬容。
在中國當下的語境，國家的強大與個人的自由之間似乎頗有些矛盾，但是從前者到後者卻可以有連續的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推論。臺灣不少人喜歡以歐陸小國作為“大國更為自由”的反證，不過這個反證頗為堪疑。或許安全感可以來自“聯盟”而未必是“國家”，就像在英文的語境下，美國人的安全來自於美利堅人的“聯盟”，而不是那五十個在中文變成了“州”的“國家”；而歐陸小國的安全感來自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實小國並不安全，對於恐懼的來源產生排拒，則會導致某種不自由。
內在的多元族群價值
其次，中國體制本身認可多元族群的價值。中國境內有五大少數民族自治區，以及分佈各地的自治州、自治縣等，普通話之外，各民族自治地區往往都有自身的民族語言教學、傳播機構。不像美國白人對少數族群抱有疑慮，漢人既是世界最大族裔，在中國境內更是九成以上的絕對多數，不會感到被少數民族威脅；當中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現在偶或出現的分裂主義疑慮，還將進一步降低。
與帝國崩解後產生的眾多傾向於種族同一性的民族國家不同，大國內部必然存在多元認同，但相對於印度地域認同更為強烈，中國的漢族本體有較高的凝聚力，且數量優勢所帶來的本體安全也是舉世無匹的。相對而言，美國五十州都是英語州，似乎更為“同質”，因為做為種族大熔爐，美國並不希望少數族裔保有自身的特性。倘若少數族群表現出難以被同化的跡象，美國主流社會從不吝于施以大棒。最早是那句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是好的印地安人”，後來是“排華法案”，近年則為了排擠墨西哥裔而提出了獨尊英語的州立法。至於黑人，則更長期受到歧視，迄今黑人仍喜歡看到李小龍 “修理”白種惡霸。少數族裔受到排擠不是美國的特例；為了對付“非我族類”的新移民，瑞士提出了禁止興建伊斯蘭教尖塔建築的法案，法國則提出了禁止全罩式伊斯蘭教女裝的法案。在族裔包容性方面，中國表現得似乎更好。
其三，中國人並無特別強烈的宗教或者意識形態立場。中國人本來就是相當世俗化的一個民族，所求不過是“國泰民安”、“五子登科”之類；中國人多不信教，但卻認為宗教可以有很好的社會作用，因此具有實用主義的宗教寬容心。數十年的政治狂飆之後，中國人對於政治也有點疏離。數千年來入世的儒家思想，伴隨佛教與道家的避世，到現在一黨執政下的政治，也仍非多數民眾關心的主題，嘲笑 “當官的”是社會常態，官民對立替代了美式的兩黨政治下的誓不兩立的內部分歧。主流社會對於極端意識形態抱持疑慮，對少數、異議聲音常能多所同情。
有人提出“逆向種族主義”來形容中國對於本身文化的毫無信心，近日中國重獲“經濟第二大國”地位的新聞，並未激起多少漣漪，就顯示出一種特別的謙遜。其實喪失自信容易演變出極端主義、虛無主義，但是若能將經濟發展的樂觀注入其中，調和為適度的謙遜，則對於自由與民主的實踐，也可以是寶貴的資產。
社會流動性高
其四，中國沒有封建貴族的傳統，有許多學者將此視為中國難以發展民主的一項因素，因為貴族傳統約束了國家權力，其行舉可垂為典範。但從平民的角度或不儘然，因為不存在貴族，中國一直給予人民最大的向上流動的可能，曾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的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即有相關研究，指出平民家庭中科舉的比例向來高達半數。不僅是科舉，中國“富不過三代”在經濟上的意涵，也可以解釋為對於“不富”的多數的機會敞開。
迄至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平民百姓成為最高領導人的概率仍然很高，階級流動相對通暢。雖然有人提出“太子党”一詞，但其實這更多的顯示了中國人對於世襲權力的排拒，而非相關現象的惡劣程度。特別是比起菲律賓之類未經過土地改革的農莊經濟民主國家，中國社會獲得經濟發展、階級流動的機會，其實遠遠大得多，這對於個人自由、平民民主，都有其意義。
其五，從體制上說，當中國逐步演變為開放競爭下的一黨獨大，眾多小党並存的局面，在保障多元價值上可能反而有其優勢。只要社會氣氛寬鬆，百家爭鳴，一黨之外的小黨與個人，反而由於沒有奪權的可能，而可專心致力於社會議題，逼迫執政黨回應，且此回應往往效能較高。
橫向比較，中共大可參考理論建基於馬克思修正主義的瑞典社會民主工黨，該黨執政數十年，其所推動的各項社會立法，堪稱世界表率。與過去長期一黨獨大的瑞典相比，受到利益集團極大制約的美國，在一般人民，乃至於少數、弱勢群體的保障上，則遠遠瞠乎其後。
上述五點，有一些是中國獨有的優勢，可使中國從一個各方面問題還相當突出的國家，努力轉變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珍惜中國的發展現狀，漸進改革，提升中國各階層的經濟福利與安全感。在可見未來，擁有最大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更自信的中國，將會發現自由民主等字眼，絕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
作者是臺北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加大河濱分校全球研究學程訪問學者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4/cnpol110302h.shtml
這是中國人都樂觀其成的遠景：中國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而且這是可能的。為什麼？
自由民主是當前世界政治的強勢話語，並且由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及其西歐盟邦所定義。世人，包括許多中國人，都同意其中頗有道理，有些人甚至為美國以此為由侵略伊拉克而鼓掌叫好。不過自由與民主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在一個國家裏面呈現的樣貌，會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當多數人或掌權者對於少數人、弱勢群體如新移民不安心，採取強制手段是最直接的反應，自由與民主就可能被擺到一旁。環顧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權保障是完美無缺的。
但是，為什麼說中國可望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國家呢？中國的公民自由與民主制度運作，不是還差西方一大截嗎？原因有幾點，首先、最重要的是自由的前提是社會的寬容性，寬容性的前提是國家的安全感，安全感前提是國家的強大。中國的快速成長，在十年內很可能成為經濟第一大國，整體國力，包括各種工業技術能力，也因而會在十餘年內趕超美、歐、日等先進國家；至於中國周邊國家，更不可能對中國形成威脅。中國人將重拾極為稀有珍貴的國家自信，獲得“本體安全”，由此將意味國民對於新生事務、不同族群等的更大寬容。
在中國當下的語境，國家的強大與個人的自由之間似乎頗有些矛盾，但是從前者到後者卻可以有連續的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推論。臺灣不少人喜歡以歐陸小國作為“大國更為自由”的反證，不過這個反證頗為堪疑。或許安全感可以來自“聯盟”而未必是“國家”，就像在英文的語境下，美國人的安全來自於美利堅人的“聯盟”，而不是那五十個在中文變成了“州”的“國家”；而歐陸小國的安全感來自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實小國並不安全，對於恐懼的來源產生排拒，則會導致某種不自由。
內在的多元族群價值
其次，中國體制本身認可多元族群的價值。中國境內有五大少數民族自治區，以及分佈各地的自治州、自治縣等，普通話之外，各民族自治地區往往都有自身的民族語言教學、傳播機構。不像美國白人對少數族群抱有疑慮，漢人既是世界最大族裔，在中國境內更是九成以上的絕對多數，不會感到被少數民族威脅；當中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現在偶或出現的分裂主義疑慮，還將進一步降低。
與帝國崩解後產生的眾多傾向於種族同一性的民族國家不同，大國內部必然存在多元認同，但相對於印度地域認同更為強烈，中國的漢族本體有較高的凝聚力，且數量優勢所帶來的本體安全也是舉世無匹的。相對而言，美國五十州都是英語州，似乎更為“同質”，因為做為種族大熔爐，美國並不希望少數族裔保有自身的特性。倘若少數族群表現出難以被同化的跡象，美國主流社會從不吝于施以大棒。最早是那句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是好的印地安人”，後來是“排華法案”，近年則為了排擠墨西哥裔而提出了獨尊英語的州立法。至於黑人，則更長期受到歧視，迄今黑人仍喜歡看到李小龍 “修理”白種惡霸。少數族裔受到排擠不是美國的特例；為了對付“非我族類”的新移民，瑞士提出了禁止興建伊斯蘭教尖塔建築的法案，法國則提出了禁止全罩式伊斯蘭教女裝的法案。在族裔包容性方面，中國表現得似乎更好。
其三，中國人並無特別強烈的宗教或者意識形態立場。中國人本來就是相當世俗化的一個民族，所求不過是“國泰民安”、“五子登科”之類；中國人多不信教，但卻認為宗教可以有很好的社會作用，因此具有實用主義的宗教寬容心。數十年的政治狂飆之後，中國人對於政治也有點疏離。數千年來入世的儒家思想，伴隨佛教與道家的避世，到現在一黨執政下的政治，也仍非多數民眾關心的主題，嘲笑 “當官的”是社會常態，官民對立替代了美式的兩黨政治下的誓不兩立的內部分歧。主流社會對於極端意識形態抱持疑慮，對少數、異議聲音常能多所同情。
有人提出“逆向種族主義”來形容中國對於本身文化的毫無信心，近日中國重獲“經濟第二大國”地位的新聞，並未激起多少漣漪，就顯示出一種特別的謙遜。其實喪失自信容易演變出極端主義、虛無主義，但是若能將經濟發展的樂觀注入其中，調和為適度的謙遜，則對於自由與民主的實踐，也可以是寶貴的資產。
社會流動性高
其四，中國沒有封建貴族的傳統，有許多學者將此視為中國難以發展民主的一項因素，因為貴族傳統約束了國家權力，其行舉可垂為典範。但從平民的角度或不儘然，因為不存在貴族，中國一直給予人民最大的向上流動的可能，曾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的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即有相關研究，指出平民家庭中科舉的比例向來高達半數。不僅是科舉，中國“富不過三代”在經濟上的意涵，也可以解釋為對於“不富”的多數的機會敞開。
迄至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平民百姓成為最高領導人的概率仍然很高，階級流動相對通暢。雖然有人提出“太子党”一詞，但其實這更多的顯示了中國人對於世襲權力的排拒，而非相關現象的惡劣程度。特別是比起菲律賓之類未經過土地改革的農莊經濟民主國家，中國社會獲得經濟發展、階級流動的機會，其實遠遠大得多，這對於個人自由、平民民主，都有其意義。
其五，從體制上說，當中國逐步演變為開放競爭下的一黨獨大，眾多小党並存的局面，在保障多元價值上可能反而有其優勢。只要社會氣氛寬鬆，百家爭鳴，一黨之外的小黨與個人，反而由於沒有奪權的可能，而可專心致力於社會議題，逼迫執政黨回應，且此回應往往效能較高。
橫向比較，中共大可參考理論建基於馬克思修正主義的瑞典社會民主工黨，該黨執政數十年，其所推動的各項社會立法，堪稱世界表率。與過去長期一黨獨大的瑞典相比，受到利益集團極大制約的美國，在一般人民，乃至於少數、弱勢群體的保障上，則遠遠瞠乎其後。
上述五點，有一些是中國獨有的優勢，可使中國從一個各方面問題還相當突出的國家，努力轉變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珍惜中國的發展現狀，漸進改革，提升中國各階層的經濟福利與安全感。在可見未來，擁有最大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更自信的中國，將會發現自由民主等字眼，絕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
作者是臺北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加大河濱分校全球研究學程訪問學者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4/cnpol110302h.shtml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