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國 /(德)洛伊寧格爾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 /(德)洛伊寧格爾
第一章 不要干預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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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世界政治鬥爭的新特點：對內政的干預。 中國是一個控制機制不健全的國家嗎？國際干預四原則。對中國失敗的干預，原因及後果。毛澤東與鄧小平。經濟發展過程中斷是干預中國的最佳切入點嗎？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一個自然的成長中的過程。
世界冷戰格局被打破以後，令各國政治領袖們目瞪口呆、手足無措的一個嚴酷事實是：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國家間關係的 一系列準則也隨之發生了動搖。就如同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須維持，家庭成員之間必然要為維持這種尷尬的平衡建立一套行為戒條，當夫妻終於和解或因一 方死亡家庭不復存在，這些行為戒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是，在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父党或母党的成員仍將繼續引用這些舊戒條作為庇護自己的武器，而 如果這些舊戒條由於長時期實行已經成為家庭道德的準則，那麼家庭衝突的新形式就是新舊道德規範之間的較量與碰撞。
不難理解，當握有足夠幾次毀滅地球人類的核武器的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峙時，當世界上的所有國家或地區部分屬兩大集團的勢力範圍或利用這種對峙得以保持中立 時，世界處於平衡狀態。這時維護人類安全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維持平衡。、維護人類自身的安全，人們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條作為行為規範。其中，國家間關係準則 是最重要的行為規範的內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尊重對方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構成了國家間關係準則的要點。
一旦冷戰結束，上述各原則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和力量。當美軍出兵格林伍德和巴拿馬時，我們在國際上仍能聽到雖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許干涉內政”的呼喊；當美國人對利比亞進行經濟封鎖時，這種呼喊已經變成了有氣無力的呻喚；最後，對戰敗的伊拉克內政的干涉、制止索馬里內戰、檢查北朝鮮的核設施、出兵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國的內戰等行動，已成為全球各大國和所有國際團體的統一行動。雖然這些行動全是針對一國內政的，但是沒有任何國家一內政不容干涉、主權不容侵犯為理由加以反對。
舊的國際秩序不復存在，舊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必將為新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取代。
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著很深的誤解，除了政治家們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而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會一般公眾的心目中，對方的政治行為和思維方式也是明顯荒唐而不能理解的。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發生以後，北京的一位中學生的文章被紐約的報紙轉載了。這位１５歲的少年對國際社會的聯合制裁行動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強烈的憤怒。他說：“中國的事情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解決，你們為什麼要橫加干涉呢？”少年的文章以更強烈的指責結束：“我們的家庭正在平靜地生活，鄰居們為什麼不願與我們和平共處，反而要干預它，破壞它，挑唆我們家庭成員之間的不和呢？難道我們沒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嗎？”
少年的意見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話顯然比中國官方的鄭重聲明之類的東西更強烈地震動了西方公眾的心。面對孩子的呼籲和指責，西方公眾的心情是複雜而又沉重的。但是這並沒有促使西方社會公眾去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對中國事務進行干預的決心和行動。他們說，必須挽救中國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會生活的人們常常就一般性道德問題產生完全相反的判斷，這不僅僅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對事物本質的不同見解造成的。干預鄰居的事務，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規範，就是這件事情（指對中國的制裁行動）的本質所在。
西方國家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被中國一般民眾和中國的政治領袖們看作是老牌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與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並行的政治侵略。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一部分真實。因為自１８４０年以來的１００多年間，西方殖民主義 者在發動的幾次對華戰爭中曾大肆擄掠了中國的財富、領土，而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前的三年內戰時期，美國作為調停人出現在國共兩党之間時，其所作所為不是 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這種偏袒又由於被袒護的一方在戰爭中徹底失敗而使美國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以後，對“帝國主義”的這種認識又在朝鮮半島戰 爭、印度支那戰爭以及臺灣海 峽危機等一系列問題上得到證實並進一步強化，從而成為中國公眾及其政治領導人的傳統的政治心理。當他們帶著這種仇視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國際社會的對華政策 時，得出的結論因為帶有歷史傷痛的印記而往往偏離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從而構成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長期隔膜的格局。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的政治運作主要由共產主義的擴張與反擴張、對共產黨執政國家的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作為主流性內容，所以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 例證來說明國際社會（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對華政策的善意性以及這種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況，一切政策都帶有冷戰、顛覆、利用的痕跡。但是美國於 １９７１年尼克森總統任內主動打破僵局，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在以後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並在中蘇發生全面對抗的緊急時刻美國幫助並保護了中國 免遭蘇聯的大規模軍事襲擊，這些事例雖仍有戰略利用之嫌，但是帶給中國的好處卻是明顯的。給鄰人以好處，幫助它的發展，應該被公正地評價為善意行為。
干預中國，是不是善意行為？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以後，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聯合制裁，公開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甚至極不光彩地支援他內部的不得人心的青年反叛者，究竟是為了什麼？
一、 國際干預的原則及其出發點
西方的現代安全概念幾乎全部來源於兩個方面：一，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痛苦經歷的總結性認識；二，對核武器時代毀滅性全球戰爭的恐懼及防止手段。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徒的出現，竟能夠輕而易舉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場血與火的戰亂，人類為自己的這一次錯誤付出了３ 億人的生命代價。唯一值得慶倖的是，希特勒所處的時代仍可稱為相對的冷兵器時代，他用以屠殺人類的工具還僅限於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進式飛機。類似的錯誤 如果發生在今天，其結果必將是人類自身的完全毀滅。
於是，人們不得不對引發這種世界性災難的原因提出許多問題。
第一、 希特勒上臺掌握德國這架戰爭機器是一種偶然現象嗎？這種偶然還將再一次發生嗎？
歷史學家門舉證出無數事實說明，正是由於歷史和現實的某些巧合和錯誤，以及這些巧合和錯誤的更偶然的排列結果，才是希特勒走上政治舞臺的。一個血統卑賤、 國籍可疑、瘋狂鼓吹社會主義的退伍傷殘下士，如果不是憑藉著無數偶然和歷史錯誤怎麼又可能當上德國的最高統帥、國家元首和精神領袖呢？或者說，這種機會發 生的概率只有幾千萬分之一，幾乎等於零。
問題在於，幾乎等於零並不是零，人類安全需要的是概率為零的絕對可靠的環境。事實上，這一次偶然畢竟導演了血腥的戰爭和屠殺，下一次偶然發生時，人類還能 存在嗎？從單細胞生物演化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終掙脫地球的束縛走向廣闊的宇宙，要經過幾十億年的艱苦歷程。如果任由這種概率極低的偶然現象一再發生， 這一進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類不能把自己的命運押上運氣和機會的賭台。
第二、 消滅這種偶然的機制是什麼？
事實上，當時的德國國家機制沒有能力阻止希特勒這個被今天的病理學家診斷為精神偏執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國家政權，沒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戰爭機器的啟動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奪欲望，大軍事集團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復仇心理和工人群眾的狹隘的憤怒情緒，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當時德國的國家控制體系，從而使該控制體系成為一個篩選器，從幾千萬個機會中篩選出希特勒及其黨徒。經過國家控制體系的工作，偶然已經成為必然並進一步成為現實。
全部問題都在於國家控制體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許多獨立的國家組成。每個國家都生活這許許多多的精神障礙患者、民族情緒偏執者、宗教狂熱者以及政治失意者， 如果一個國家的控制機制不能阻止他們的臆想和野心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那麼，我們這個世界將永無寧日。我們姑且不去談那些核俱樂部成員國，如果僅是一個 幾百萬人口的小國，其國家機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證一個鼓吹國際恐怖、宗教偏執和販毒的獨裁者安居其位，這個世界也將是不安全的。
那麼，核大國呢？我們發現，全球的安全和人類的命運竟懸系於一個國家的控制機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國家控制機制的問題上，沒有國家邊界，也不存在純粹的內政的概念。
第三、 在上述情況下，國際社會的干預權力和責任。
這個問題是極其嚴峻的。國際干預行動，特別是干預某一國家的控制體系和控制過程而實現的積極干預或霸權干預，與傳統的國家間關係準則和道德原則存在著尖銳 的衝突和矛盾。這種衝突和矛盾不僅反映在集體安全與國家尊嚴和民族自決權力的對抗上。更主要的困難是，一個民族的自然發展狀況、過程和階段性特徵往往與國 際社會對它的要求相違背。屈就前者，等於放棄國際干預的原則；而獨尊後者，必將是現實的對抗與戰爭。越南戰爭的教訓足以讓國際社會記取一千年。
這是人類遇到的許多兩難選擇的又一例。解決這個困難的唯一辦法是在堅持國際干預的前提下對它進行最嚴格的限制，及限定它實行的範圍，又限定它實行的手段。
在現階段，國際干預實行下列原則：
a. 僅當一個國家推行的國際政策危及國際社會的安全時才可以進行干預；
b. 干預的物件僅限於一個國家的決策方式模型；
c. 以經濟限制或援助方式誘導該國決策方式模型的演變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時刻不得動用軍事力量進行干預； 軍事干預的結果不應是強加於一個國家某種決策模型，而仍是誘導這種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發展。
二、 對中國的失敗的干預
１９８９年國際社會由北京天安門事件為契機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這不僅是一次失敗的國際干預，而且已釀成一個笑柄，徹底暴露了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的幼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敗的原因在於這次行動根本違反了國際干預的各項原則。
北京政府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的成熟和克制態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事實材料和美國輿論界的調查結果都表明，北京學生界走上街頭進行反zf的示威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國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動、支持甚至策劃發動的，目的是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因此，這可以看作是國際干預的開始。如果我們把這種干預看作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善意性干預和幫助，那麼下列各項結果卻恰恰與發動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國已經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由於北京事件的發生而中斷， 並在今後的許多年中不會再度起步，或根本無法在達到１９８９年已經達到的前進點。
b. 鼓吹並實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領導人被證明是犯了“錯誤” 而失去對權力的控制。隨著新的領導集團的產生，政治改革派作為當時頗有實力的一種自然的政治力量已經消失。
c. 國際干預所顯露出的顛覆手段和干涉意識， 極大的傷害了中國公眾的民族自尊心，也極大地刺激了執政的共產黨的警覺性，而跳動鬧事所形成的社會混亂又給加強思想控制和社會權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對照物，中央集權和一党專政已經成為公民公認的可行的國策。
d. 西 方國家全力支持的中國青年民主派知識份子， 從他們在北京事件中的表現以及流亡後的表現看，他們絕不是中國中國政治進步力量的代表者。這些人的民主意識極其淡薄而叛國和反民族情緒強烈，如果北京事件 演化成一場成功了的政變，中國的權力由這些青年掌握了的話，不僅是中國的災難，而且也將是世界災難的根源。
e. 國際干預在中國失敗以後，中國不僅有效地克服了經濟制裁所造成的困難，而且在經濟發展的速度上創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跡，是中國成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資場所和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一種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結論：
1. 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是一種自然過程， 它的發生、發展和階段特徵都有著自然的依據，外加的人為的干預或者中斷這一過程或者使它異變，絕不會促使他更快更健康地發展；
2. １９８９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干預是失敗的， 其主要原因在於它沒有尊重中國的現實，違反了國際干預的正確原則；
3. 在今後的某一時期內， 國際社會將為自己的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敗了的干預付出代價。這裏不僅指中國政治改革進程停頓而不斷給世界造成驚恐，而且指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旦發生重大挫折後極有可能發生的政治異變。誰也不要忘記，中國是世界核俱樂部的成員。
4. 在 中國問題上， 國際社會仍然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權力扶持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經濟發展最終使中國公眾和政府都意識到落後的政治體制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時，特別是 當經濟發展最終為政治改革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時，政治改革將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會動盪）開始。這種選擇也並不是皆大歡喜的，因為全力支援中國的發展 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傳的作用上，中國經濟在 面對世界時，更多的將遇到抵制、壓迫和毀滅性的競爭。經濟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的干預性並行存在於世界秩序中。所以，期望中國的政治改革順利進行的 同時，西方各國必須協調行動從而在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對中國進行切實的幫助、保護、讓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種選擇即繼續對中國進行不同形式的干預。
中國是個大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決策都存在局部性失誤；二是造成事實上的分裂和嚴重的離心傾向。這不僅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干預提 供了各種機會，而且為這種干預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機會和成功都是誘惑，是干預和反干預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中的一個不間斷的音符。
事實很可能是，國際社會將把這兩種選擇混合運用，並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和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自行修正其側重點。
三、 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開端
國際干預如果能夠成為是一種善意行為，那麼它的實質性意義應該是一種有效的國際援助。干預的物件僅限於一過的政治決策方式及程式，即通過國際援助建立起一 整套民主的有回饋技能的政治運作制度。根據西方社會的觀點，這種援助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種制度不僅將約束該國執行和平與和解的國際政策，而且也是經濟健 康發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這個流行觀點不僅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而且在邏輯上也混淆了經濟與政治發展上的因果關係。
中國在結束悲劇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時期。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在這一時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體制。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及以後的幾個月中鄧在公開場合和秘密場合的講話只有一個主題，及如何在共產黨內建立起一種民主的監督與回饋機制，防止再度發 生由於領袖個人獨裁而把全黨拖入災難這類悲劇。
鄧的這個願望肯定是真誠的，因為他自己就一再成為荒謬的領袖獨裁制度的受害者。
鄧長期以來始終是被神化了的領袖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這種歷史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共產黨在江西省的貧瘠山區占山為王的艱苦時期。鄧因與毛澤東的關係過於密 切而遭到從莫斯科回來的正統史達林主義者的整肅。在以後，鄧一向被劃入毛澤東的派系，並憑藉自己的出色才華以及毛澤東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直到擔任党的 總書記。但在毛發動的以純潔內部組織和清除反對派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鄧即被宣佈為黨的第二號敵人而被無情地趕下政治舞臺。
鄧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對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於他個性強硬，不肯對另一權威任務林彪元帥和毛夫人江青 女士表現出馴順和服從有關。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輕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對黨和國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認識和坦率承認，主要來自於他以後的經歷。
林彪元帥失寵並叛逃以後，鄧小平在另一個大權在握的領導人周恩來的支持下得以東山再起。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鄧本人不得不違心地向毛澤東表示了悔過之意以求 得諒解。毛則像一位寬容的長輩，很快忘記了他們之間發生過的不快並對鄧委以重任。不過，四年以後，毛澤東又一次親手把鄧小平打倒了。事實上他並沒有忘記過 去，他稱鄧“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這時的毛澤東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維、語言和行動都發生了嚴重的障礙。即使如此，這個患病老人仍是中國這艘巨輪的掌舵者。他不僅決定著輪船的航向， 而且他的愛憎喜怒也決定著每個政治集團的沉浮與命運。於是，以周恩來和鄧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爭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誠以 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這是一個艱難的有傷人的尊嚴的尷尬場面。而毛澤東卻熟練地運用政治技巧，遊刃有餘地使兩派力量保持平衡，並使他比較不喜歡的鄧小平的派別在表面上看來稍占 上風。這種折磨是非常痛苦的，個人的政治抱負核國家的前途命運全都仰賴那個最高人物的個人傾向和立場。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家，鄧小平在當時除了徒喚奈何之 外別無他法可想。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而且這一變化是極為突然的。根據現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澤東進讒言中傷鄧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三個原因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發生逆轉。這三個原因也顯露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 恩來病逝以後， 毛澤東的病情加重。這樣，鄧小平不僅失去了庇護者，而且阻斷了與毛澤東聯繫的管道。這是極其危險的。如果你能夠始終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動並在他耳邊喋喋不休 地講些冠冕堂皇的話，即使你是錯的也能得到極大程度的寬容；而如果你一連幾個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現，老年人的多疑和輕信都將士你處在極易受攻擊的危險地 位。
2. 更 要命的是三個年輕人的出現。 這三個人中有兩個是毛澤東的親屬。在那一時期，這三個人由於資歷較淺及未加入政治派別而得到毛的信任，並且成為毛與外界聯繫以及傳達指示的最有效的運行渠 道。由於鄧小平的行為嚴肅不苟言笑，他很有可能並沒有獲得這些年輕人的特別好感。而有證據證明，這三個人中至少有一個人是被江青女士收買的。這位年輕人不 僅是毛澤東的親侄子，而且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主席之間唯一正式的“聯絡員”。一方面，來自江女士的資訊可以通過這個管道源源不斷地向毛澤東灌 輸；另一方面，鄧先生的資訊則被阻斷和封鎖。這樣，鄧小平的處境更加可悲，它的命運及事業竟要由一個年輕人左右了。
3. 最 終起作用的還是毛本人。 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對立是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運動。鄧對這場運動深惡痛絕，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澤東曾在莫斯科向史達林元帥介紹鄧小平 是個難得的人才，“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在對待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上，鄧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一方面，他在自己管轄的具體工作方面以 整頓為名堅決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極影響並予以清除；另一方面，他又從不正面表露出對這場運動的鄙棄與不滿。但是，這並不足以保護他自己，因為他與之打交道 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這個老人又握有統治國家的絕對權力和權威。
老年的毛澤東以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為他最後的寄託。回顧自己的一生，他認為自己最輝煌的革命鬥爭成果只有兩個，除了把蔣介石先生趕到臺灣島上去以外，就 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他不會不奮力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而保護遺產的最牢靠辦法就是把它交給更珍重這份遺產的人。以毛澤東的精明，他不 會看不出或根本忘記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憎惡態度。
於是，這位垂危的老人輕輕一揮手，又一次擊倒了鄧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大，正式顯示了黨的制度的腐朽與悲哀。
鄧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後，作為一個對自己民族極為忠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這樣一個教訓：國家和共產黨內部都必須建立一種集體決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權力集中到個別領導人手中而又由於個別領導人的錯誤而使國家和民族捲入一場災難。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國共產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党主席華國縫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而由趙紫陽接任。鄧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激烈地攻擊了權力過分集中的舊制度。他說：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嚴重。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 不好，可以是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 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還借毛澤東之口公開地對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說：
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鄧抱怨毛澤東：“他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鄧小平在以後的十幾年裏一直是中國黨和政府的實質上的最高領袖，當他被公開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時”，事實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當年毛澤東的權威地 位。由他來推動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條件，但是事情的結果遠非如此。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觀點，主要有下列各點：
1.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又嚴重缺陷，必須進行改革；
2. 改革的要點為權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鄧身體力行，相繼辭去了在黨政軍中兼任的各種職務，堅決地退居到幕後，他不願成為另一個毛澤東式的老人）。
3. 改革的物件是“制度” 而且僅限於“制度”。（為此制定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比前蘇聯的戈巴契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設想，而且是先於經濟體制改革而著手進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國在這方面遠沒有蘇聯邁的步伐更大，所取得的成果沒有經濟改革成果那樣惹人注目。
與前蘇聯的混亂與動盪相比較，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穩定性都要好得多，為此，中國人誇耀說他們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上選擇了正確的次序。鄧是圍 棋和橋牌運動的熱衷者和好手，這兩種遊戲中“次序”正確與否是勝敗的關鍵。鄧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這局棋中，現實由此序地逐步擴大經濟活動方面的自由化程 度，後是由步驟地不大張旗鼓地放寬黨對文藝、出版、理論和言論方面的控制，使中國社會呈現出既前進又有序的狀態。是事業是如此，普通公眾特別是知識份子所 處的生活環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達到了相當寬鬆和相當自由的水準。其突出例證是，以思想言論治罪在今天的中國如果說尚未根本絕跡， 那麼也是極其罕見的。
但是，關於政治體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項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1. 按 鄧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間的見解，中國應該建立起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民主制約、監督和回饋機制，而這種機制的建立和發揮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標 和成果。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未在這方面做出明顯的努力，或雖經努力而未取得明確成果。黨的代表大會制定的《關於黨內生活的若干準則》已被淡忘，最高決策層 仍實行以集體會議為補充的領袖制度。
2. 鄧小平的決心和原則性是為人們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變或進程的中斷，不是決心的動搖而是在實踐中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和障礙。那麼，這些困難和障礙究竟是什麼？
3. 鄧 選定兩位較年輕的政治領導人擔任党的總書記， 他們都曾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情鼓吹者而都由於在這方面走得過遠過急而先後被解職。這兩位領導人除了他們各自的不同風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張大多應該是取自鄧 先生的總設計藍圖。他們的先後受挫，究竟是意味著改革進程的調整呢還是純粹由於個人犯錯誤所致？
4. 中 國的政治改革到目前為止仍屬自上而下推行的宮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革。因此，改革的結果必然具有伸縮性和可控性，擴張和寬鬆的程度完全視社會運作和經濟運 作的狀況而定。在這一點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會進展的一種結果，是合於邏輯的。但它的不鞏固性或恩賜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經濟改革戰線的英雄好漢層出 不窮，而大膽進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層官吏或知識理論界人士則極少湧現。
5. 因 此， 這就構成了中國社會激烈動盪的一個潛在的危險因素。當經濟運轉發生障礙或狀況不良時，政治思想控制則相應加強。對普通社會公眾來說，他們會在同時感受到經 濟的壓力和政治上的束縛，情緒排泄的管道不暢通或嚴重阻塞，繼續過多時就是目標散漫而情緒激烈的社會性騷動。
四、 中國的政治危機及國際干預的切入點
在研究中國的社會運轉規律及其與國際干預的關係問題時，政治家或各國的研究學者們都很清楚地看到了這樣一條清晰的邏輯線索。
ａ、傳統的比較陳舊的決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導致經濟決策的失誤。自１９７７年以後的１５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起伏劇烈的曲線發展狀態。其峰 穀之間的間隔之短、攀升與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見、令人心驚肉跳的。而在這期間出現的三次經濟飛漲（中國人習慣于成其為“躍進”或“大幹快上”），都是由 于政治領導人的熱情號召或積極參與下產生的。三任党的總書記（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各對一次“躍進”負責。但是，每次經濟飛漲都很快以經濟過熱的面目 表現出其基礎的欠發展核不穩固。這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產品品質下降、社會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準時赴宴的客人，一個不拉地都來了。
每一次經濟過熱之後便迅速地進入冰凍期或調整期。這時，居民儲蓄增加、商品銷售不暢、生產發展速度下降、國營企業虧損額積虧損面都增大。調整以１９８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實行“雙緊方針”（財政、信貸）期間為最堅決最激烈的一次典型作業。
無論經濟處於熱和冷的任何階段，其發生的原因及推動或執行者都是中央政府。這也就使決策程式及方式合理化問題顯得更加嚴峻。中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極 快的第四個經濟高速度發展期的頂峰。而這一次“躍進”是由鄧小平先生親自發動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親屬陪同去中國南部幾個城市視察，在那裏他鼓勵企業 “膽子再大一點兒，步子再快一點兒。”鄧的講話在報紙上發表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投資熱潮。此時的鄧已是高齡，在黨和政府內已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了。
中國現有的一系列政治調控制度並不能夠有效地起到對政府經濟決策行為的制約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一位民主黨派（中國大陸獨 有的黨派組織，其立黨原則是發誓不作反對黨）的領導人在回答外國記者關於中國經濟是否存在“過熱”現象的提問時，竟混淆了“過熱”與“熱情”這兩個漢語詞 組的明顯不同的詞義，竭力為政府的經濟政策辯護，並理直氣壯地反問說：搞經濟建設怎麼能夠沒有熱情呢？我認為熱得還不夠！
該領導人的表現已傳為笑柄。這除了反映出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質不高之外，還間接地透露出中國政治監督制度的無效性與不成熟性。
ｂ、經濟起落的節拍指揮著政治改革的步調。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冰凍期或調整期，政治收縮和思想控制都顯得格外嚴厲。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國共產黨分 別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變”的口號都形成了持續時間不等的全國規模的運動。和平演變的問題早在６０年代中蘇論戰 時期已提了出來，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次實踐，進入９０年代之後重提這一口號，其產生的震懾力和危懼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隨著經濟起落的節拍和政治步調的進退形成了潮漲潮落的青年學生反zf運動。（這個問題將辟專章討論）。
ｄ、過於頻繁的經濟與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觀念的侵浸，社會道德體系逐漸趨於解體，民風與官員的忠誠都在受到侵襲而呈現出惡變的跡象。一般民眾由於對社會風氣和生活環境的不滿，進而開始動搖了對共產黨的信仰與支持。有些西方的專家認 為，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的基層組織已經大部分名存實亡或不再發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這種程度，但是共產黨在基層經濟單位的作用和影響力正在削弱這已經 成為了一種事實。（請注意，這是危險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體系不能充分有效地進行控制之前，舊的控制力量已經撤離，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種社會性災 難）。
ｅ、以人權問題為口實和突破口的國際干預在這一全過程中從未收斂過自己的熱情與進取心，有時甚至表現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種現實危險和條件共同發生作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無法起步， 而且有進一步趨向收縮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發生一次重大的經濟挫折，（有專家估計將發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間），中國有可能在政治上進入一段短暫的“冰凍期”。目前，適宜的對現實不習慣 的中共基層幹部和各年齡段的黨員都在呼籲党的領袖們有所動作。
ｇ、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已在受到消費市場、國際市場和金融調控政策的打擊，一再有波峰跌入穀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獲得了飛速發展。中國的經濟既有 致命的缺陷，有有著極為可貴的健康因素，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專題對此進行討論，我們只在這裏說，中國已具備了經濟發展的全部條件，一旦能夠順利地度過國 營企業資產權和經營權改造的難關，他將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強大生命力。
在經濟自由和自主地發展進程中，以至企業家隊伍以及中產階級階層將逐步出現並最終形成獨立的有實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與經濟的逆向發展，出現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經濟上最大程度的自由這兩者相互支撐與合作的局面。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種古怪結合將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格局，並且也將證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有效的組織管理方式。
問題是以後，合作雙方的衝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經濟不再需要保護並且以這種保護為一種難忍的束縛時，衝突將開始。經濟發展速度越快，這一過程越短。
ｉ、中國更獨特的國情是土地遼闊，人口眾多，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南北或東西之間間的落差完全不是數量上的差異，而是存在幾個品質級別的差距。如果我們在 以上敍述的這種合邏輯的變化程式或某一因素發生異變、突變、中斷或回潮，如果中國的政治領袖們發生重大的指導政策方面的失誤，如果因此而發生大的社會動 蕩，政治失控、國土分裂等災變，其基本原有就在於統一的中央指導方針根本無法適應相差如此懸殊的各地區社會發展狀況，這裏指的不是經濟政策，因為可以通過 自由化經濟和下放權力解決這一矛盾，這裏指的主要是政治與思想方針。擋某些地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以維持穩定和溫飽時，再另一些地區社會主義的痕 跡已經被改革得幾乎無處可尋了。
１２億人民在政治上會發生分裂，這不僅是極危險的，而且存在著極高的發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