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工業黨”對決“情懷黨”
王小東
《綠葉》2011年第一期
摘要：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通過實現工業化來一雪恥辱的決心是無比強烈舉世罕匹的，再得益于祖先的遺產，這令我們擁有了完成工業化的最核心的財富：全球最多的高素質勞動力。中國的工業化，除了有利於本國人民之外，還要讓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也享受到工業化的成果，這應該是中國的普世價值。但是主流知識份子卻因自己的知識結構問題，“情懷”至上，成為絆腳石，這是中國前進途中面臨的最大阻力之一。
一、中國研發飛機為什麼這麼快
中國第四代軍機J-20的亮相和第一次試飛，令國人歡欣鼓舞。但其意義決不限於國防方面。
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敢懷疑J-20的真實性了。我們的研製速度為什麼這麼快？宋曉軍在電視節目中談到這個問題，有人將其歸結為三句話：
第一，我們人多。指的是我們工程師多，科技工作者多，搞研發的人多。
第二，我們錢多。儘管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相信這一點，但這是事實。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的製造業增加值，即使按匯率計算，也已經與美國持平，而今後，則將迅速將其落下。
第三，從第一、第二兩條可以推論，我們搞得肯定比美國當年快。
我同意宋曉軍的估計。是我們的估計更準確，還是那些悲觀論者更準確？我們就往後看吧。
二、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決心和能力
先進飛機的獨立設計與製造，是一個民族科技工業綜合能力的體現。四代機研發成功，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突出展現了中國人在工業化道路上的決心和能力。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通過實現工業化來一雪恥辱的決心是無比強烈舉世罕匹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我們要擺脫被外國人欺負和奴役的命運，要在科技上趕超上去，要回歸祖先的榮光，求強求富，這就是我們全民族的追求，170多年了，這股勁頭誰也改變不了。按毛主席的話說，就是我們要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比較客氣的說法。毛主席還說過，相對於其他民族，我們中國要對世界有更大的貢獻。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我們將來要超過他們。這種想法、追求、決心，絕對不僅僅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才有的，這是超越政黨，超越政權的更替，超越政治制度，超越一時的知識份子中流行的所謂的文化思潮的。從曾胡左李，到康梁，到孫文，到蔣介石，也莫不如此。當然成就另當別論。
光有決心是不夠的，還要有能力。在此我們受惠于祖先幾千年積累而成的傳統。首先我認為，一個能製作出非常繁複的藝術品的民族，也能夠擅長於製作精細、高端的工業品;一個民族在農耕文明時期形成的手工藝素質，在工業文明時代將起到相當決定性的作用;一個民族具有高超手工藝素質的人口的多少，將決定它能否在工業化中取得強勢地位，甚至將決定它能否取得世界領導地位。在這一點上，我們尊敬歐洲文明，但我們自己也相當優秀，因為我們恰恰有長期能幹細活的做精緻物品的工匠的傳統。除此之外，眾所周知，我們還有重視教育、重視學習的傳統。另外，根據西方人的評測，我們的平均智商也高。擁有了這些傳統，在駕馭現代工業和科技方面，我們就絕不輸於西方人。其實我這種見解並不新鮮，比如說上世紀三十年代——那個時候中國正處在最暗淡的時期，英國科學史學者貝爾納在其名著《科學的社會功能》中就指出，中國人搞科學是沒問題的：“從中國已有的成績可以看出，經過適當改造的中國文化傳統，可以為科學事業提供一個非常良好的基礎。的確，只要有了表現在中國文化的一切形式中的那種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國還會對科學做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樣大的貢獻。”
由於上述現實壓力與文明傳統相結合，產生了一個歪打正著的現實結果，就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基礎教育太好了。這讓我們擁有了與西方諸強展開競爭甚至進一步完成超越的能力。
現代工業與科技的競爭，千條萬緒，最核心的就是要有高素質的勞動力，包括普通工人到工程師和科學家。當然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高素質的勞動力，發達國家勞動力普遍素質比較高。但是，我們比他們更強的是，我們不僅有高素質的勞動力，而且數量還很多，這個他們就不如我們了。比如說美國，這個世界上如果把我們中國刨除在外的話，它的勞動力從質量和數量上來講就最出色了，這成就了美國今天的霸主地位。可是我們中國比美國更多，所以我們超越它是沒有問題的。印度人口跟我們差不多，但是高素質勞動力不如我們，這是事實，我們暫且不論原因。道理就這麼簡單，但是現在好多人看不到，中美在這方面比較，中國佔有優勢。柴衛東在《生化超越戰》裏強調，“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我今天講話為什麼氣這麼粗？中國人的有什麼別人沒有的長處？大道至簡，沒什麼多說的，就一條：中國有更多的高素質的勞動力。
宋曉軍有一次跟我說：在當今這個世界，工業體系越來越複雜，產業鏈拉得越來越長，單憑一個國家的力量就能做到覆蓋整個產業鏈的，只有中國一國，連美國現在都沒有這個能力，儘管它過去曾有。我十分同意他的這個觀點。美國自己現在都沒有一個獨立完整的產業鏈來支撐它現有的軍事實力，所以它要把一些工作分包給它的盟國。當然它有這麼多盟國是比我們強的地方。它作為這個世界的老霸主，有很多僕從，它可以拿這些活讓它們去幹。但是中國用不著僕從，中國一個國家就可以，這一點美國絕對比不上。中國一個國家就可以覆蓋整個產業鏈，靠的是中國有無數優秀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以及技工。
工業時代競爭靠的無非就是這幾條：別人造不出來的東西你能造出來，別人能造出來的東西你造得比他好，別人造得同樣好的東西，你造得比他便宜。要做到這幾點，就得依靠無數特別優秀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以及技工，而今天中國擁有得最多。勞動力比中國還廉價的國家有的是，它們為什麼就不行呢？是因為他們勞動力的素質不如中國。
感謝了祖先以後，我們還要感謝今天中國廣大的中小學教師。也許他們並沒有這樣的大局觀，他們不知道前面我們講的那些東西，但是，正是他們的默默無聞的工作為我們培養出了大量的優秀的學生，這些學生在數學和科學上超過了其他發達國家的學生，使我們在競爭中充滿了信心。不久前上海學生代表中國首次參加國際標準化測試，語文、數學和科學就都得了第一名。美國的學生不僅跟中國比是不行的，在發達國家當中也不名列前茅，只有語文測試還湊合。正是有了這麼多優秀的學生，使得我們將來可以製造出無數像四代機這樣的驚喜。這一點可能好多人不同意，今天暫不展開，將來專門論述。
工業化需要高素質的勞動力，反過來說，如果有了高素質的勞動力，而你卻在工業化上停滯不前，那也是很危險的。你必須給我們這些具有極好的數學和科學潛能的年輕人找到出路，不給他們出路是不行的。就拿富士康跳樓事件來說，平心而論，富士康的工作條件在中國算是好的，裏面衛生、娛樂、體育、健身設施等等都很完備，但是照樣這麼多人跳樓，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我們這麼優秀的勞動力是不可能滿足于像富士康這樣低級別的工作與生活的。
僅僅只能給中國那些高素質的勞動力提供富士康那樣的工作，其實就是委屈人家，就是屈才。大家都有點誤會，以為在那個東莞幹活的不就是些農民工嘛。其實不然，好多人可能小時候是農村的，長大後人家已經是正兒八經的大學生了。就算不是大學生，那更多的也是因為我們大學的教育資源不夠，不是他素質低，他的素質很可能遠遠高於美國那些上大學的人。去年美國《時代週刊》評年度人物，是中國的農民工。其封面上的那幾個工人，是很有代表性的，決不是傻大黑粗的樣貌，而是透露著精明和自信。你現在拿第一代農民工的待遇來打發他們，他們當然不幹了。過去是有份活幹、有口飯吃就可以了，現在不行了，飯和活他們都挑剔了，因為他們的素質比第一代強多了，他們要求的是配得上他們能力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中國的政治家，無論其自身的愛好傾向如何，都必須為我們這些具有很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潛能的年輕人找到更好的出路，要給這些人創造發展空間。你得讓他們當科學家和工程師，而不是當富士康的這種血汗工廠裏的工人。這是未來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他要是不跳樓而去幹別的了呢？所以你要維持社會穩定，你就要給我們這些具有科學家和工程師潛質的人找到出路，你不往高端工業化道路上走怎麼行呢？你不輸出工業化怎麼行呢？所以說,中國大量理工科人才的存在這件事本身,就是決定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一個重要變數。這一點無論什麼政治制度都改變不了，更惶論具體的政治領導人是誰。
三、我們寧可打鐵煉銅，讓美國人為我們載歌載舞
宋曉軍有一天打電話跟我說：約伯斯搞的那些東西不是高端，這一點我們得講清楚。我說：約伯斯搞蘋果一代、二代、改進滑鼠並推廣其使用、在微軟視窗之前做出圖形介面，這些確實都是高端，現在他搞的iphone之類，雖然很賺錢，但絕不是什麼高端。還有什麼金融業、好萊塢、格萊美、NBA，我們決不要去羡慕。我們寧可打鐵煉銅，讓美國人去為我們載歌載舞。因為打鐵煉銅才是力量所在，而那些東西，都是八旗敗家的玩意兒。現在，我們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八萬噸級鍛壓機，它可以讓我們比美國更有效率地製造飛機部件，而且還在計畫建造更大的，這些東西才是真正的高端。
四、工業化將成為中國的普世價值
以這些高素質勞動力為基礎的工業化，不僅將改變中國的面貌，還將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不僅將決定中國的命運，還將決定世界的命運。工業化不可能局限於我們中國國內，我們一定會走出去。不僅僅我們的產品走出去，還要讓我們的工業化走出去，讓我們的高素質的人才走出去，讓這個世界其他角落都實現工業化。我們有大量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將來要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工作，給他們帶來文明，帶來體面的生活，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這是西方人不願意做或者也沒能力做的一件事。
西方人確實是工業化的開創者，他們發明創造了很多很多的東西，我們不能說他們對這個世界上這些貢獻是小的。但是，西方人沒能讓工業文明的光芒，照到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人身上。比如說非洲，他們掠奪了非洲，從奴隸販賣到石油、鑽石，卻沒有讓非洲人民享受工業化的成果，沒能讓非洲人過上像他們那樣的生活。
前面我們是從四代機講起的，但是我們絕不是說，以為只要有些好的武器就會在這個世界上當老大了，我們沒有那麼狹隘，那麼黷武。我們變好的同時也是要別人變好，這是中國人跟西方先驅不一樣的地方。實際上，在沒有上層規劃，沒有思想、文化、輿論建設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業化已經走向了世界。非洲由於中國的存在經濟發展上來了，非洲人民過得比過去好了。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在惠及這個世界上沒有被工業文明所照到的那些角落。西方人做不到的我們做到了。
《中國人在非洲》這本書講到，當他們問一個美國非洲問題專家，說中國在非洲擴張你們美國人擔心不擔心的時候？那個美國專家說，上帝保佑中國人吧，畢竟是中國人在非洲幹了這些好事，而西方人沒幹。《中國人在非洲》總結道，中國把非洲這麼一個有好幾億人口，卻漂離了人類發展的軌道的大陸給拽了回來。這是極高的評價。你把一個大陸從瀕臨滅絕的這種境地拉了回來，這難道不是萬世不朽的功德嗎？這就是我們的普世價值。讓幾億人住上更好的房子，喝上乾淨的水，用上電，這怎麼不是普世價值？這不比那些空話強多了嘛。
誰說我們沒有普世價值？不僅民主是普世價值，科學也是普世價值，工業化也是普世價值。與西方不同，我們要讓工業化惠及地球上每一個人，這就是中國的普世價值，就是我們現階段的普世價值。我們承認我們目前的生活方式有問題，不夠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要改進自己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而且進一步，不僅要比現在的中國好，而且要比西方更好。到那時，不僅要讓工業化，我們還要讓我們這整套更好的社會制度來惠及地球上的每一個人。現在中國那些不大贊成追隨西方的知識份子，在他們反對普世價值，強調特殊價值的時候，實際上還是一種沒有自信的表現。我們的祖先其實是講普世價值的，全“天下”都要向我們的文明靠攏學習，這就是孔子和孟子的普世價值。後來我們衰落了，反而怕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強調我們有自己的特殊價值。等到我們再強起來的時候，我們還會拿出我們自己新的普世價值來。
從中國大的國際戰略格局來說，我們確實沒有必要向任何其他國家再提出領土要求，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作為一個大本營已足夠了。當然，我們不對其他國家提出領土要求，不意味著我們不在其他地區發揮影響，這是兩回事。
五、中國工業化的絆腳石——情懷黨
我對中國的前景、對中國工業化的前景如此樂觀，可能多數人會感到驚訝。其實我指出的不過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而已。為什麼會產生驚訝？很簡單，主流輿論根本不重視這一點。掌握話語權的知識份子不承認這一點，好多人對此就是視而不見。為什麼？
在此，我要引入工業黨和情懷黨這一維度。討論和分析人類社會有很多的維度，比如說窮富維度，男女維度，民族維度，種族維度，等等。以中國現在的情況來看，確實存在著另外一個維度，就是工業黨對情懷黨。據宋曉軍說，這一提法是某大報的一個女記者發明的。顧名思義，工業黨有工業化傾向，相對而言從知識結構、智慧上來講，比較適合於搞工業的——當然了，他不一定非從事工業，比如說我認為我自己就是個工業黨，但是我沒有從事工業工作。思考問題的方式，他比較類似于科學家和工程師，而且他喜歡這類東西。工業黨不是不講情懷，他有自己的情懷，比如說我看到四代機，雖不能像有些年輕人那麼“眼淚嘩嘩的”，但我確實有幾次眼睛濕潤了，這也叫情懷，但是這是工業黨的情懷。至於情懷党呢，樂衷於講情懷講道德講文化講情緒。能力方面，他們在邏輯、數學、科技知識上比較差，跟科學家、工程師有較大差別。從價值取向來說，他們往往傾向於忽視、貶低工業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們其實更多地帶有前工業文明或者說農業文明時代的純粹文人的特色①。
當前中國主流的思想派別，是左派和右派(自由派)。不論左派、右派，其實都是情懷黨。具體共同表現是，他們一面低估中國工業化的巨大成就，一面把美國看成神。美國人不可能出問題，美國人不可能不如我們。右派因此而崇拜、熱愛美國，想跟美國站在一起，甚至成為了帶路黨——美國侵佔中國，他們自願給美國人帶路。左派雖然反美，但對美國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也是深信不疑。所以中美之間發生任何事情，他們都說中國是吃了虧，美國是贏了，美國是做了個局把我們裝進去了。他們閉眼看不見美國今天所面臨的困境，美國自家的金融危機也成了美國給中國設的陷阱。
從四代機亮相以後左派和右派的反應，就可以看透情懷黨的本質。拿網上的普通右派來說，一開始上來說四代機是假的，是政府的“五毛”走狗PS出來的。過了一陣子，知道沒法說是假的了，就改口說這個東西肯定不靈；後來不能就性能做文章了，就開始罵這個飛機不是攘外而是安內的。對此，有個年輕人對他們的評論很逗：中國人民確實富起來了，因為強拆的房子上大概都按了相控陣雷達，所以要用四代機來拆。要沒有相控陣雷達，強拆用得著四代機嗎？
網上的普通左派也非常有意思。左派是反美的，不能跟右派一樣。但是左派上來也是說，四代機沒有當年的運十重要。運十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成就，但是跟四代機不矛盾，你拿運十來壓四代機絲毫沒有道理。另一種說法是，現在領導人不行，人不行了什麼武器都沒用。再有就是說，現在的中國是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你為四代機高興，就是支持“中修”。
這是網上的普通右派、左派的代表性言論。至於左派跟右派的那些代表性知識份子，面對J-20大都失語，選擇了沈默，不知如何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呢？對此，一個年輕人總結得非常好：
右派講，沒有憲政就搞不出來四代機;左派講，沒有“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就搞不出來四代機，可是事實上四代機出來了。你說他們怎麼解釋？我不是完全否定情懷黨強調的那些東西，如他們所言，中國確實在政治社會諸方面存在著很多缺陷，但是，即使存在著這種缺陷，中國人在工業化道路上還是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個事實。你不能否認這個成就。左派和右派都是犯了同一毛病，他們閉眼不看這樣的成就。他們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他們關心的那一個維度，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所以我這裏把他們都歸為情懷黨。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不僅僅只有民主專制、左派右派、姓社姓資這樣的維度，實際上還有工業這樣一個維度。在工業和情懷這個維度當中，他們左派和右派都被壓扁在一個點上了，就是情懷黨，他們一點點都不瞭解中國工業。而我們中國很可能在將來恰恰是工業這個維度超越了他們所關心那個維度。我認為，中國的工業化這個維度，遠遠重要於他們所關心那個維度。
我有不少私人朋友，不管左派右派，屬於情懷黨。與他們談到這些問題時，他們常常說自己並沒有感到中國工業、科技發展的成就。我就說你現在坐的高鐵，你開車駛過的高速公路難道不是成就嗎？手機信號那麼好、網速那麼快難道你沒有享受到嗎？你怎麼可以這麼沒良心呢？這就是工業黨跟情懷黨的差別。情懷黨是不講事實的，他們只講他們自己個人主觀感受。中國有無數特別優秀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他們從事著默默無聞的工作，為民族為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這些浮在面上的知識份子自己什麼都不會，對國家貢獻非常有限甚至是負面的。一群百無一用的情懷黨，卻瞧不起人家。這個理我們要講明白。
就在中國左右兩派情懷黨口水四濺大放空炮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已經不聲不響地走向了更高的級別和更廣的範圍。世界其他國家還能不能擋住我們的腳步呢？我認為根本擋不住。有些人可能還不相信，但是我覺得就是如此。如果說在十年以前，世界其他國家還有可能聯起手來遏制中國的話，那麼十年以後的今天即使他們都聯起手來也遏制不住中國了。那麼，中國面臨不面臨危險呢？還是有危險的，主要是自己內部的。中國確實有很多弊病，比如貪污腐敗、政治體制、貧富差距等等。但是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一片大好形勢的情況下，這些問題都不致命，都可以慢慢解決。唯一致命的問題就是工業化進程被中斷了，那我們民族就無法復興了。能夠讓這種進程中斷的威脅，我看主要就是情懷黨。情懷黨從各個方面給中國“下絆兒”，也就是說主要的危險還是內部危險。這個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能絆倒中國，只有中國自己才能絆倒中國，現在就是這個情況。如果情懷党完全得勢，那就有可能阻斷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因此說，中國現在最重要的鬥爭，與其說是左派跟右派，不若說首先是工業黨跟情懷黨的對決。
六、“情懷黨讓子彈飛，工業黨讓四代飛”
就在四代機亮相的同時，一部喜劇電影《讓子彈飛》也開始在中國熱映。與面對四代機時的失語相比，《讓子彈飛》博得了情懷黨們的熱烈追捧。
《讓子彈飛》講的是對中國革命、中國歷史的隱喻，體現了編導對中國革命、中國人民、中國歷史的理解。對於這一隱喻，左派右派都各取所需，為他叫好。比如，右派認為此片揭露了革命的真相。左派則認為此片是在肯定革命。無論是左派和右派，他們對這個東西的解讀都有道理。影片編導也的確是這個意圖。然而，這些隱喻有多大意義呢？
對《讓子彈飛》，首先我認為的確是一部出色的喜劇片，裏面許多故事和俏皮話我都很喜歡。但是僅此而已，不必高看。左派右派所欣賞玩味的那些隱喻，面對中國今日的現實，已經顯得很蒼白了。
我們已經用不著這些歷史隱喻了。為什麼？中國的大勢是工業化，而且要把這個工業化推向全世界，不可阻擋。在這個大勢當中，未來的中國社會變動，你叫它革命也好，叫它改革也好，或者你叫它什麼別的東西也好，很可能《讓子彈飛》這種東西根本就沒用，那些歷史的隱喻或者是近代歷史的傳統對我們今天的創新起不了太大的正面作用，已經過時了。年輕人看了此片只知道笑，沒看懂內涵。沒關係，他們的心靈用不著被這些陰暗的、沉重的東西所污染。我們現在已經弄出四代機來了，這裏邊其實有很多故事可挖掘，而那些人對此視而不見，還在津津樂道於駁殼槍，能不說他們落伍嗎？我們的電影人，確實應該向美國人看齊，把背景設置在未來，拍科幻，探討科學技術的進展到底會對人類產生什麼影響，不要老是把背景設置在過去了。有人說，我們拍不了科幻是因為錢的問題。這是因為錢的問題嗎？我認為根本不是，而是我們的電影人知識結構有問題。我們的科學工業技術已經大踏步往前走了，但是文化依舊是嚴重滯後的。中國這些文化人，他們對工業化和我們這個民族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毫無感覺，對於世界大勢毫無感覺。中國的工業已進入了四代機時代，而文化還滯留在駁殼槍時代。情懷黨們極度拔高《讓子彈飛》，對四代機卻興趣索然，通過這一反差可以看出他們在智力上的不堪。
對此，宋曉軍在他的微博裏揶揄道：“情懷黨讓子彈飛，工業黨讓四代飛”。也許很多人沒看懂曉軍的意思，他也不做解釋，這個不好。我覺得曉軍講的是對的。
(責任編輯：杜建國*)
王小東，北京學者，著有《天命所歸是大國》、《中國不高興》(合著)等。
① 參閱王小東：《工程師治國強于文人治國》，《綠葉》2010年第七期。
* 本文據杜建國訪談編輯而成，經作者審訂。
2011年1月30日星期日
中國需積極準備迎接阿拉伯世界變色
在阿拉伯世界裏。
凡是專制的政權，你還真搞不清它們到底是親美還是反美，如穆巴拉克統治了埃及30多年，親美；薩達姆統治伊拉克20多年，反美；沙烏地阿拉伯，用該國領導人的話講，這是個“既沒有核武器也沒有民主”的國家，無限親美。
但凡是民主的政權，最典型的如伊朗，肯定反美，不但反美，還在戰略力量上準備與美國較量一番呢。
所以，美國最怕的是什麼？
美國最怕在阿拉伯世界出現真正的民主國家。
正如現在，埃及或正在醞釀著出現一個由所謂的極端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左右的埃及新政體，若果這個新政體誕生，肯定反美無疑，這從CNN和美聯社對開羅街上的抗議者的描述中或可看到端倪，起先，美國媒體還持著支持埃及民眾的民主訴求，支持他們反抗腐敗和專制的態度，但到前天和昨天，這些抗議者幾乎全被CNN和美聯社描述為暴徒，在開羅打砸搶了，連國家博物館也搶；前後這兩種態度其實都不是客觀公正的――任何大的抗議活動一定會伴隨著犯罪，但怎麼樣看其性質就是媒體的態度――辟如，2009年新疆的7•5事件，雖然烏魯木齊死了那麼多人，在美國媒體的眼裏它仍然是正常的民主訴求……
不過，我今天不想跟美國人算這個帳。
從突尼斯，到埃及，到約旦，再到葉門――很奇怪為什麼不沒有伊朗吧――近1周多的時間，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組織和原教旨主義者在全世界人面前顯示了強大的民意基礎，他們與藏在阿富汗或巴斯斯坦大山裏的本•拉登、奧巴爾最大的不同是他們不但會用火箭筒，還會用推特和民主。
雖然，在美國和西方人眼裏，這些人是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但在這些人眼裏，美國和西方世界又何償不是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呢？而且是持著核武器和B2轟炸機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他們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巴勒斯坦殺的阿拉伯人，要比死在恐怖主義分子手裏的人多得多。
這只是要看話語權在誰手裏罷了。
不過，到底，還是如穆斯林兄弟會這樣的阿拉伯宗教組織利用了民主和推特（互聯網）在中東發動了一連串的顏色革命，並已經和正在改變著突尼斯和埃及政權的顏色，以及它們的未來會影響有多大，還真不好說。
所以，中國現在看似該做好在另一個非美國主導的框架下與中東主要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富油國家展開合作的準備，或者這是中國的機會到來了。
絕大多數的評論正將發生在突尼斯、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民間抗議，原因歸結為政府的貧困和腐敗，我覺得這方面的原因有，也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宗教原因和信仰的要素一樣不能忽視，在埃及的抗議中，抗議人群在行禮拜時間一樣要坐定做祈告，而讓抗議人群與埃及員警和軍隊握手言歡的，我相信是祭在他們頭頂最上端的那份共同信仰。
這確實是份特別的民主運動。
而且，在這輪抗議之後，中東的穆斯林宗教組織，尤其是那些反美和反zf的，一定會得到最大程度的壯大，雖然昨天穆巴拉克任命了30年來的首個副總理，但未來的埃及局勢仍然存在著穆斯林宗教組織用民主的主式一步一步逼近國家政權的大可能。
在現在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有多種民主模式（引自李希光微博），伊朗的霍梅尼模式、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模式、黎巴嫩的真主党模式、美軍扶植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模式、巴基斯坦的家族模式、土耳其的商人模式，我看，美國人最怕的可能就是伊朗的模式，不過埃及似乎也正在向著這個模式前進著。
若果，幾年之內，如突尼斯和埃及（現在葉門、約旦諸國這樣的抗議還在繼續）發生的事在阿拉伯世界形成大氣候，即美國在中東的控制力量越來越受到制約和削減，以色列被最大程度的孤立，這一全世界最富有石油的地區不正是中國最好的落力點嗎？
其一，中國文化骨子裏比西方文化更容易與穆斯林文化接近，中國文化更富於尊重，求同存異，這不是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的關係方式，而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方式，是伊斯蘭文化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所以，現在，中國與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這些阿拉伯國家都能保持默契足夠的合作，在未來可以變成更大的優勢，關鍵是中國如何讓這種優勢優越於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並將其轉化為石油供給線，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國現在要準備建立一種完全脫離美國框架之外、甚至是反著來的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對了，多說一句，前些時間接觸過一些中國的外交學院研究生，他們承認，在中國的外交人才教育中，現在充斥的儘是美國是世界領導者的腔調，試問這樣的教育體系如何培養出周恩來、陳毅和喬冠華一樣的外交官呢？
其二，不管怎樣，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和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建設都需要一個如美國、中國或俄羅斯這樣的規模巨大的國家的參與，中東的石油需要更有信譽的買家，中東人的生意需要更安全的、更尊重的、更平等的合作夥伴，在這一點上，現在的這個夥伴還是美國，未來，一旦更具宗教背景的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力量一旦上臺就很難說了。
其三，伊朗最終會如朝鮮一樣成為中東除以色列之外第二個擁有核武力的國家，成為穆斯林國家的旗幟，一旦伊朗有核，加之強大的能源經濟實力，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也會有所調整，伊郎反倒可以帶領那些基於共同教義信仰之上的阿拉伯國家成為中東資源的主導者；中國現在與伊朗之間緊密的政治、經濟甚至有可能是軍事的關係都需要得到再加強。
放心，伊朗的未來是不會倒臺的，因為它有核武器和民主這兩種武器。
而且，在西方國家更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民主國家之間是不可能發生戰爭的。
如果不用戰爭，伊朗，以及這輪民主運動之後上臺的穆斯林宗教政府如何還會向美帝低頭呢？
其四，中國只有準備好在美國框架之外與中東地區更多的穆斯林信仰色彩的民主政府處理好雙邊關係，也才能達到用最低成本抑制存在于中東、西亞的穆斯林組織中的對中國分裂主義勢力的支持和援助，在這方面，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一直是個好例子，中國與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的關係就是個壞例子，美國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發動如此規模的軍事打擊，但並沒有同時削弱被這些組織支援的諸如東突組織之類的疆獨勢力――看來中國在這上面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這個初衷可能就是錯的。
中國是世界第二強大的國家，未來一定會成為世界第一的大國。
中國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該有自己的脈路，該有自己的落力點。
其五，中國更該看到，現代社會的民主與古代社會傳續下來宗教信仰之間並不是一對矛盾關係，它們現在正在中東被以特殊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並正在形成一派新的政權模式，中國不但要在自己的國家建設一個基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之上的民主政權，還要懂得如何向世界其他地區，以民主的方式輸出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連阿富汗大山裏的所謂伊斯蘭極端組織都能幹成的民主，中國人為什麼不行？
說實話，美國在中東最大的盟友之一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以及其他親美政權的式微，背後當然是美國戰略力量漸趨式微的表現，美國已經不若10年前、20年前那麼強大，現在的它正在承受透支、濫用價值觀和武力的不斷痛苦。
活該。
中國，該在目睹了這一全過程之後找到自己的方式，清楚地知道什麼路可以走，什麼路不能走，並大膽地選擇。
也就在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中國向美國豪擲450億美元，與美國做生意外交，說實話，中國未來只要拿出這份訂單的十分之一施于中東，施於支持和尊重阿拉伯人們用民主方式表現出來的合理訴求，那個回報將是大大的。
或者，中國已然這麼做了？
或者，中國正準備這麼做？
凡是專制的政權，你還真搞不清它們到底是親美還是反美，如穆巴拉克統治了埃及30多年，親美；薩達姆統治伊拉克20多年，反美；沙烏地阿拉伯，用該國領導人的話講，這是個“既沒有核武器也沒有民主”的國家，無限親美。
但凡是民主的政權，最典型的如伊朗，肯定反美，不但反美，還在戰略力量上準備與美國較量一番呢。
所以，美國最怕的是什麼？
美國最怕在阿拉伯世界出現真正的民主國家。
正如現在，埃及或正在醞釀著出現一個由所謂的極端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左右的埃及新政體，若果這個新政體誕生，肯定反美無疑，這從CNN和美聯社對開羅街上的抗議者的描述中或可看到端倪，起先，美國媒體還持著支持埃及民眾的民主訴求，支持他們反抗腐敗和專制的態度，但到前天和昨天，這些抗議者幾乎全被CNN和美聯社描述為暴徒，在開羅打砸搶了，連國家博物館也搶；前後這兩種態度其實都不是客觀公正的――任何大的抗議活動一定會伴隨著犯罪，但怎麼樣看其性質就是媒體的態度――辟如，2009年新疆的7•5事件，雖然烏魯木齊死了那麼多人，在美國媒體的眼裏它仍然是正常的民主訴求……
不過，我今天不想跟美國人算這個帳。
從突尼斯，到埃及，到約旦，再到葉門――很奇怪為什麼不沒有伊朗吧――近1周多的時間，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組織和原教旨主義者在全世界人面前顯示了強大的民意基礎，他們與藏在阿富汗或巴斯斯坦大山裏的本•拉登、奧巴爾最大的不同是他們不但會用火箭筒，還會用推特和民主。
雖然，在美國和西方人眼裏，這些人是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但在這些人眼裏，美國和西方世界又何償不是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呢？而且是持著核武器和B2轟炸機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他們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巴勒斯坦殺的阿拉伯人，要比死在恐怖主義分子手裏的人多得多。
這只是要看話語權在誰手裏罷了。
不過，到底，還是如穆斯林兄弟會這樣的阿拉伯宗教組織利用了民主和推特（互聯網）在中東發動了一連串的顏色革命，並已經和正在改變著突尼斯和埃及政權的顏色，以及它們的未來會影響有多大，還真不好說。
所以，中國現在看似該做好在另一個非美國主導的框架下與中東主要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富油國家展開合作的準備，或者這是中國的機會到來了。
絕大多數的評論正將發生在突尼斯、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民間抗議，原因歸結為政府的貧困和腐敗，我覺得這方面的原因有，也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宗教原因和信仰的要素一樣不能忽視，在埃及的抗議中，抗議人群在行禮拜時間一樣要坐定做祈告，而讓抗議人群與埃及員警和軍隊握手言歡的，我相信是祭在他們頭頂最上端的那份共同信仰。
這確實是份特別的民主運動。
而且，在這輪抗議之後，中東的穆斯林宗教組織，尤其是那些反美和反zf的，一定會得到最大程度的壯大，雖然昨天穆巴拉克任命了30年來的首個副總理，但未來的埃及局勢仍然存在著穆斯林宗教組織用民主的主式一步一步逼近國家政權的大可能。
在現在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有多種民主模式（引自李希光微博），伊朗的霍梅尼模式、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模式、黎巴嫩的真主党模式、美軍扶植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模式、巴基斯坦的家族模式、土耳其的商人模式，我看，美國人最怕的可能就是伊朗的模式，不過埃及似乎也正在向著這個模式前進著。
若果，幾年之內，如突尼斯和埃及（現在葉門、約旦諸國這樣的抗議還在繼續）發生的事在阿拉伯世界形成大氣候，即美國在中東的控制力量越來越受到制約和削減，以色列被最大程度的孤立，這一全世界最富有石油的地區不正是中國最好的落力點嗎？
其一，中國文化骨子裏比西方文化更容易與穆斯林文化接近，中國文化更富於尊重，求同存異，這不是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的關係方式，而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方式，是伊斯蘭文化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所以，現在，中國與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這些阿拉伯國家都能保持默契足夠的合作，在未來可以變成更大的優勢，關鍵是中國如何讓這種優勢優越於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並將其轉化為石油供給線，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國現在要準備建立一種完全脫離美國框架之外、甚至是反著來的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對了，多說一句，前些時間接觸過一些中國的外交學院研究生，他們承認，在中國的外交人才教育中，現在充斥的儘是美國是世界領導者的腔調，試問這樣的教育體系如何培養出周恩來、陳毅和喬冠華一樣的外交官呢？
其二，不管怎樣，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和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建設都需要一個如美國、中國或俄羅斯這樣的規模巨大的國家的參與，中東的石油需要更有信譽的買家，中東人的生意需要更安全的、更尊重的、更平等的合作夥伴，在這一點上，現在的這個夥伴還是美國，未來，一旦更具宗教背景的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力量一旦上臺就很難說了。
其三，伊朗最終會如朝鮮一樣成為中東除以色列之外第二個擁有核武力的國家，成為穆斯林國家的旗幟，一旦伊朗有核，加之強大的能源經濟實力，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也會有所調整，伊郎反倒可以帶領那些基於共同教義信仰之上的阿拉伯國家成為中東資源的主導者；中國現在與伊朗之間緊密的政治、經濟甚至有可能是軍事的關係都需要得到再加強。
放心，伊朗的未來是不會倒臺的，因為它有核武器和民主這兩種武器。
而且，在西方國家更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民主國家之間是不可能發生戰爭的。
如果不用戰爭，伊朗，以及這輪民主運動之後上臺的穆斯林宗教政府如何還會向美帝低頭呢？
其四，中國只有準備好在美國框架之外與中東地區更多的穆斯林信仰色彩的民主政府處理好雙邊關係，也才能達到用最低成本抑制存在于中東、西亞的穆斯林組織中的對中國分裂主義勢力的支持和援助，在這方面，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一直是個好例子，中國與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的關係就是個壞例子，美國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發動如此規模的軍事打擊，但並沒有同時削弱被這些組織支援的諸如東突組織之類的疆獨勢力――看來中國在這上面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這個初衷可能就是錯的。
中國是世界第二強大的國家，未來一定會成為世界第一的大國。
中國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該有自己的脈路，該有自己的落力點。
其五，中國更該看到，現代社會的民主與古代社會傳續下來宗教信仰之間並不是一對矛盾關係，它們現在正在中東被以特殊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並正在形成一派新的政權模式，中國不但要在自己的國家建設一個基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之上的民主政權，還要懂得如何向世界其他地區，以民主的方式輸出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連阿富汗大山裏的所謂伊斯蘭極端組織都能幹成的民主，中國人為什麼不行？
說實話，美國在中東最大的盟友之一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以及其他親美政權的式微，背後當然是美國戰略力量漸趨式微的表現，美國已經不若10年前、20年前那麼強大，現在的它正在承受透支、濫用價值觀和武力的不斷痛苦。
活該。
中國，該在目睹了這一全過程之後找到自己的方式，清楚地知道什麼路可以走，什麼路不能走，並大膽地選擇。
也就在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中國向美國豪擲450億美元，與美國做生意外交，說實話，中國未來只要拿出這份訂單的十分之一施于中東，施於支持和尊重阿拉伯人們用民主方式表現出來的合理訴求，那個回報將是大大的。
或者，中國已然這麼做了？
或者，中國正準備這麼做？
蘇丹南部未來將遠離西方，與中國為友
如今我們已非常肯定，幾周之前的非洲見證了蘇丹南部為期一周的公投，由此，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的誕生了。但這個國家在未來能否成功則取決於國家領導如何確立外交政策，以及如何定性與“外界”的聯繫，並在此基礎之上，做出相應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決策。
儘管公投的初步結果將於2月2日公佈，最終結果在2月7或14日才能宣佈，但以目前計票來看，99%的蘇丹南部人選擇獨立。蘇丹南部獨立基本已塵埃落定，應該不會有人再反對投票結果了。
毫無疑問，一個新國家已誕生了。但是目前對於這個國家來說，重中之重是確保國家基石的穩固。然而，在這個地區為爭奪石油，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此插手國家事務，已造成深刻廣泛的影響。為避免新國家散如盤沙、受人控制，新共和國的先驅領袖們必須做出正確的經濟、政治決策扭轉局面。以更廣的視角來看，新政府選擇哪些外國盟友關係到它能否成為一個自決的國家，也關係到他們能做出正確的政治、經濟選擇。如果新政府能夠做出正確選擇，那麼他們就能做出正確的經濟、政治決策，同時也不忽略社會選擇——儘管這種自主機制到現在還未形成，同時，國家也會被改造為一片石油資源豐富、富饒的國土，並且能夠自主運行。
想成為蘇丹盟友的國家非常多。美國和英國正在引領西方世界，也就是說，為了加強在未來西方世界的地位和領導權，他們必將在這個國家對富饒自然資源——石油的爭奪。一些筆者已經開始代表美國發起運動，指明蘇丹南部應該依靠美國以及為何美國對他們國家的未來是不可或缺的。在討論公投之後的和平事業時，George Clooney和John Prendergast在一篇名為：蘇丹可能和平的因素的公開備忘錄中指出，“美國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它可以給蘇丹提供一系列好處給，也可以給任何選擇破壞蘇丹和平的黨派顏色”。
但真相是，在非洲一些地區，混亂仍在持續，那些所謂的內戰、騷亂、政變、腐敗、治理不善、挪用公款、不平等競選和“人權”侵犯，都是受到這些“大國”指使，他們甚至還支持、資助缺乏經驗的傀儡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者。
2010年，非洲有17個國家慶祝擺脫了西方國家強加於非洲人民的殖民統治，這些國家還無恥地稱自己在非洲是管理完善的模範。英國、美國和他們的盟友包括法國在內在非洲作惡多端。我們可以大膽明確地說，從前殖民時代到殖民時代，再到後殖民年代，西方人大量出現在非洲這片土地上，他們代表西方利益激烈爭奪非洲，這一切沒有讓非洲得到任何甜頭，而是讓非洲人民受盡奴殖民統治制、奴隸交易的煎熬，他們的自然資源也因被西方勢力大量運往國外而消耗。而這些當年讓西方受盡苦頭的西方勢力，如今竟以和平維護者的身份進入蘇丹南部，教訓這個新的非洲國家什麼是自主、民主和人權，並對這個天生經濟資源富饒的國家開始新一輪的有效地控制和剝奪。
西方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支援它是蘇丹南部未來可靠夥伴的說法。對這片大陸幾十年來的干預給非洲國家帶來了頗多混亂。對非洲政府和機構各個方面的影響嚴重阻礙了非洲的經濟發展，更別提生活水平和人均壽命了。對於蘇南南部來說，西方顯然不是其未來最好的合作夥伴，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發號施令——它將會繼續影響國際政治的格局——以使用武力恐嚇別國，正如當本地人拒絕他們入侵時他們所做的那樣。很多非洲國家直到21世紀後期才發覺他們可靠的外國合作夥伴是中國，如果蘇丹南部仍支援向西方的話，那麼蘇丹南部人民將走向他們的同胞的老路，受到相同的折磨。
這就是中國的重要所在。讓西方感到失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非洲國家在外國干預的情況下處理內政的權利。中國政府以雙贏為準則制定外交政策。對於中國來說，每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是它的朋友，作為平等的合作夥伴，他們可以一起規劃經濟上雙方關注的各領域的發展道路。中國從來沒有對非洲實行過殖民統治。事實上，中國的經歷與非洲幾乎是同樣的，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個國家都遭受過外來侵略，都曾被制服、壓制、剝削了自然資源。
中國、非洲的共同經歷使他們走到一起，即使如此，非洲國家還是覺得跟中國在一起更舒適，因為中國對待問題的實用主義深深感染了這些國家。單單是反對干預主權國家內政這一點就使非洲國家從他們的前殖民國家那邊倒向中國。第二點，中國政府的雙贏政策和中國共同發展的觀念更加使非洲國家遠離西方。現在，不到一周就會有一位非洲外交官造訪中國，尋求北京的援助，希望建立有利雙方的合作關係。
蘇丹就是中國應用雙贏政策的典例。當西方孤立喀土穆，國際形勢法院發佈了第一個要求逮捕國家現任首領的逮捕令要求逮捕蘇丹總統Omar al-Bashir時，中國不但呼籲國際社會注意該問題的解決方式，而且接受蘇丹的友誼，大力支持蘇丹經濟挺過美國及其盟友施加于蘇丹的經濟制裁和政治孤立；在12年極具破壞性的東非國家內戰期間，中國幫助維繫了無辜受害的蘇丹人民生的希望。
今天，中國仍是蘇丹最大的外國投資者，儘管讓外國大失所望。中國在蘇丹的投資不具歧視性，無論是蘇丹南部還是北部的地域差別。蘇丹政府對中國的偏愛加深了兩國的雙邊關係。中國和一些其他阿拉伯國家獲得了建造麥羅維大壩的施工合同，該大壩為同類中最長的一個，建在著名的尼羅河之上，離首都喀土穆450公里的蘇丹南部一省。長9.7公里，最高處可達67米，麥羅維大壩為一個多用途大壩，可用於發電和農業灌溉。它的特點使它成為非洲當代最大的在建水電站。該大壩由中國水利水電和中國國際水利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建造。該專案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兩億四千萬歐元的資金。
中國還在蘇丹建造油管促進石油流動並為蘇丹高度依賴石油的經濟增加稅收。當然，這樣一來，兩國之間的談判使雙方共贏——同時沒有傷害到任何一方。
中國在蘇丹南部各界，包括公投之後各方面經濟建設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已經在蘇丹南部完成了很多工程，而且還計畫了更多，比如修建大學、醫院和水利工程。
因為中國具有高度的與世界別國和平共存感，所以政治權威人士認為，在維繫與蘇丹南部傳統友好關係的同時，中國也會與蘇丹南部建立友好關係。蘇丹南部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加強與中國的持久關係。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今天中國的聲音在世界任何地點再也不容忽視。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可以讓人放心的，即使蘇丹南部面臨困難，他們也不需再惶恐了，因為現在他們可以把中國當做大哥。正如當年蘇丹被所謂的西方大國孤立時，中國幫助他們時那樣。蘇丹南部的未來必將是是遠離西方，而不是中國。
儘管公投的初步結果將於2月2日公佈，最終結果在2月7或14日才能宣佈，但以目前計票來看，99%的蘇丹南部人選擇獨立。蘇丹南部獨立基本已塵埃落定，應該不會有人再反對投票結果了。
毫無疑問，一個新國家已誕生了。但是目前對於這個國家來說，重中之重是確保國家基石的穩固。然而，在這個地區為爭奪石油，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此插手國家事務，已造成深刻廣泛的影響。為避免新國家散如盤沙、受人控制，新共和國的先驅領袖們必須做出正確的經濟、政治決策扭轉局面。以更廣的視角來看，新政府選擇哪些外國盟友關係到它能否成為一個自決的國家，也關係到他們能做出正確的政治、經濟選擇。如果新政府能夠做出正確選擇，那麼他們就能做出正確的經濟、政治決策，同時也不忽略社會選擇——儘管這種自主機制到現在還未形成，同時，國家也會被改造為一片石油資源豐富、富饒的國土，並且能夠自主運行。
想成為蘇丹盟友的國家非常多。美國和英國正在引領西方世界，也就是說，為了加強在未來西方世界的地位和領導權，他們必將在這個國家對富饒自然資源——石油的爭奪。一些筆者已經開始代表美國發起運動，指明蘇丹南部應該依靠美國以及為何美國對他們國家的未來是不可或缺的。在討論公投之後的和平事業時，George Clooney和John Prendergast在一篇名為：蘇丹可能和平的因素的公開備忘錄中指出，“美國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它可以給蘇丹提供一系列好處給，也可以給任何選擇破壞蘇丹和平的黨派顏色”。
但真相是，在非洲一些地區，混亂仍在持續，那些所謂的內戰、騷亂、政變、腐敗、治理不善、挪用公款、不平等競選和“人權”侵犯，都是受到這些“大國”指使，他們甚至還支持、資助缺乏經驗的傀儡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者。
2010年，非洲有17個國家慶祝擺脫了西方國家強加於非洲人民的殖民統治，這些國家還無恥地稱自己在非洲是管理完善的模範。英國、美國和他們的盟友包括法國在內在非洲作惡多端。我們可以大膽明確地說，從前殖民時代到殖民時代，再到後殖民年代，西方人大量出現在非洲這片土地上，他們代表西方利益激烈爭奪非洲，這一切沒有讓非洲得到任何甜頭，而是讓非洲人民受盡奴殖民統治制、奴隸交易的煎熬，他們的自然資源也因被西方勢力大量運往國外而消耗。而這些當年讓西方受盡苦頭的西方勢力，如今竟以和平維護者的身份進入蘇丹南部，教訓這個新的非洲國家什麼是自主、民主和人權，並對這個天生經濟資源富饒的國家開始新一輪的有效地控制和剝奪。
西方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支援它是蘇丹南部未來可靠夥伴的說法。對這片大陸幾十年來的干預給非洲國家帶來了頗多混亂。對非洲政府和機構各個方面的影響嚴重阻礙了非洲的經濟發展，更別提生活水平和人均壽命了。對於蘇南南部來說，西方顯然不是其未來最好的合作夥伴，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發號施令——它將會繼續影響國際政治的格局——以使用武力恐嚇別國，正如當本地人拒絕他們入侵時他們所做的那樣。很多非洲國家直到21世紀後期才發覺他們可靠的外國合作夥伴是中國，如果蘇丹南部仍支援向西方的話，那麼蘇丹南部人民將走向他們的同胞的老路，受到相同的折磨。
這就是中國的重要所在。讓西方感到失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非洲國家在外國干預的情況下處理內政的權利。中國政府以雙贏為準則制定外交政策。對於中國來說，每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是它的朋友，作為平等的合作夥伴，他們可以一起規劃經濟上雙方關注的各領域的發展道路。中國從來沒有對非洲實行過殖民統治。事實上，中國的經歷與非洲幾乎是同樣的，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個國家都遭受過外來侵略，都曾被制服、壓制、剝削了自然資源。
中國、非洲的共同經歷使他們走到一起，即使如此，非洲國家還是覺得跟中國在一起更舒適，因為中國對待問題的實用主義深深感染了這些國家。單單是反對干預主權國家內政這一點就使非洲國家從他們的前殖民國家那邊倒向中國。第二點，中國政府的雙贏政策和中國共同發展的觀念更加使非洲國家遠離西方。現在，不到一周就會有一位非洲外交官造訪中國，尋求北京的援助，希望建立有利雙方的合作關係。
蘇丹就是中國應用雙贏政策的典例。當西方孤立喀土穆，國際形勢法院發佈了第一個要求逮捕國家現任首領的逮捕令要求逮捕蘇丹總統Omar al-Bashir時，中國不但呼籲國際社會注意該問題的解決方式，而且接受蘇丹的友誼，大力支持蘇丹經濟挺過美國及其盟友施加于蘇丹的經濟制裁和政治孤立；在12年極具破壞性的東非國家內戰期間，中國幫助維繫了無辜受害的蘇丹人民生的希望。
今天，中國仍是蘇丹最大的外國投資者，儘管讓外國大失所望。中國在蘇丹的投資不具歧視性，無論是蘇丹南部還是北部的地域差別。蘇丹政府對中國的偏愛加深了兩國的雙邊關係。中國和一些其他阿拉伯國家獲得了建造麥羅維大壩的施工合同，該大壩為同類中最長的一個，建在著名的尼羅河之上，離首都喀土穆450公里的蘇丹南部一省。長9.7公里，最高處可達67米，麥羅維大壩為一個多用途大壩，可用於發電和農業灌溉。它的特點使它成為非洲當代最大的在建水電站。該大壩由中國水利水電和中國國際水利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建造。該專案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兩億四千萬歐元的資金。
中國還在蘇丹建造油管促進石油流動並為蘇丹高度依賴石油的經濟增加稅收。當然，這樣一來，兩國之間的談判使雙方共贏——同時沒有傷害到任何一方。
中國在蘇丹南部各界，包括公投之後各方面經濟建設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已經在蘇丹南部完成了很多工程，而且還計畫了更多，比如修建大學、醫院和水利工程。
因為中國具有高度的與世界別國和平共存感，所以政治權威人士認為，在維繫與蘇丹南部傳統友好關係的同時，中國也會與蘇丹南部建立友好關係。蘇丹南部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加強與中國的持久關係。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今天中國的聲音在世界任何地點再也不容忽視。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可以讓人放心的，即使蘇丹南部面臨困難，他們也不需再惶恐了，因為現在他們可以把中國當做大哥。正如當年蘇丹被所謂的西方大國孤立時，中國幫助他們時那樣。蘇丹南部的未來必將是是遠離西方，而不是中國。
2011年1月26日星期三
日本對華戰略 棧道與陳倉並舉
中評社北京1月9日電（評論員 蕭琴箏）近來，日本首相菅直人、駐華使團在中日友好的名義下，從多個管道和方向推進對華戰略，以求在中日關係僵持的態勢下，在鞏固既得戰略利益的同時，繼續取得全面開花、達到多個目標的戰果。
日本的目的主要有：第一，對所謂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進行再確認，單方面認為染指東海油氣田開發是這一關係框架的試金石。第二，推動日本人自作主張理解的、嚴 重損害中國領土領海主權的所謂東海原則共識，以求一方面侵占中國東海油氣資源，同時穩步推進對中國東海的實質侵吞和蠶食。第三，加強對話經濟關係，借助日 本占據的經濟和技術高端，繼續從對華經貿關係捆綁和吸附中攫取巨大利潤。繼續讓中國成為日本商品市場和資源來源地，同時利用不斷升級的高技術獲取最大邊際 利潤，獲取技術和經濟主動權。第四，通過挑撥中美關係，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同時讓中國對“拉日離美”繼續抱有幻想，利用中美之間的客觀分歧和互信缺乏充 分漁利，壯大日本自己，給日本大規模擴軍提供合法性。
如果說以往幾十年日本對華戰略尚在友好的旗號下隱蔽推進、軟性推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盡量避免刺激中國，盡量避免引起中國上下的警覺；那麼從 2010年下半年起日本各路政治勢力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已經變得急不可耐。日本開始堂而皇之用一系列言行證明壓根不把中日友好當一回事，中日友好工具性 的一面充分暴露出來。也即，日本已經不在乎刺激中國，不在於引起中國警覺，其目的就是要通過不斷的持續刺激、挑撥、挑釁，攪亂中國的陣腳和東部邊境、周邊 環境，盡可能延緩和牽制中國的發展壯大。這也就是近來日本在政治、軍事、安全、外交、技術等各個方面對華全面強硬的背景和原因。
在外交關係方面，針對中日之間關鍵的釣魚島問題，日本從以往的含糊其辭和低調處置，變為公開否認釣魚島爭端存在並高調加強其實際控制和占領，對中國的 漁船、執法船只進行對抗、監視和驅趕。據日本媒體2011年1月4日報道，日本海上保安廳3日正式決定擴大“海上執法權限”，允許海保廳巡邏船對部分“可 疑船只”採取威懾射擊、現場“逮捕”等措施，甚至可以通過“撞船”的方式進行攔截。1月上旬，日本外相前原誠司訪美期間，含沙射影指責中國不民主、軍事不 透明，並悍然表示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爭端。日本上下已經抹嘴不認賬，把霸占中國釣魚島的事實否認了個一幹二淨。與此同步，日本不顧國際海洋法規定，又悍然 大規模加固東京東南2千多公里之外的無人礁石——“衝之鳥”礁，要進行人工造島，妄圖以此為基點侵占周邊43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嚴重威脅中國等其他 國家的公海權益。
在軍事安全上，日本不斷表示要強化日美同盟，取得美國的信任。2010年下半年，與美國在中國釣魚島附近海域舉行5倍於美韓軍事演習的大規模聯合軍事 演習，針對中國耀武揚威的目的昭然若揭、明白無誤。繼而日本通過新防衛大綱，直白表明日本的防衛重點從北部防衛俄羅斯轉向西南防衛中國，大肆鼓噪所謂中國 威脅和朝鮮威脅。同時進行大規模擴軍備戰，對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活動進行大規模偵聽。
主要針對中國的日本新防衛大綱正式出爐背景深刻，不止於2010年。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加速向軍事大國邁進，大力渲染來自其他國家的所謂威脅，“中 國威脅”是主基調。2004年首次在防衛大綱中提及“有必要對中國的動向予以關注”。2010年10月，日本自衛隊舉行了三年一度的海陸空閱兵式，首相菅 直人檢閱了部隊並訓話。12月10日，日本防衛省公布了重新修訂的新《防衛計劃大綱》最終方案，日本內閣12月17日快速批准通過。新大綱借口“關注”中 國軍力發展，斥巨資增強日軍力量，並轉變戰略部署將防禦重點轉至西南部的琉球群島。在裝備上新大綱也明確提出將自衛隊潛艇數量從16艘增加到22艘，護衛 艦由47艘增至48艘，並將具備反導能力的宙斯盾艦數量從4艘增加到6艘。
日本要借“警戒監視”之名，加強對琉球群島等竊取島嶼的實際控制，維護和強化第一島鏈防禦。謀求借機擴張軍力，突破《和平憲法》，發展進攻性力量。為 加強情報搜集能力，日本還計劃改革情報機構。新《防衛計劃大綱》提出以負責情報和安全的日本國會議員為中心，新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室”，以加強情報分 析、綜合能力。設在琉球群島上的無線偵聽基地主要針對中國，擁有最先進的無線偵聽和雷達系統，覆蓋範圍可達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和中國台灣。日本國內媒體和專 家也同聲附和應對“中國的威脅”，《讀賣新聞》說，由於中國“在周邊海域單獨強化涉及主權權利的主張”，因此“新大綱將進一步顯示對中國的警惕感”。
在亞洲安全戰略方面，日本在在亞洲竭力拼凑限制和包圍中國的網絡。日本少壯派右翼組成“新國防族”，堅持聯美制華，其領軍人物包括前首相安倍晉三、現 任外相前原誠司、前防衛大臣石破茂等知名政客。與老“國防族”相比，他們更加激進和極端，不遺餘力地鼓吹和推動日本掙脫“專守防衛”政策，甚至時而叫囂突 破“無核三原則”。2010年12月，日本贊許印度最近與中國打交道時所表現出來“堅強”的一面，認為印度宣示了自己也擁有不可觸及的“紅線”。有日本媒 體建議日本將“防衛”的觸角伸至印度，呼籲日本加強與印度在防務領域的合作。2011年1月4日《讀賣新聞》報道，日韓正在就今春簽署安保共同宣言進行商 討，旨在強化日自衛隊與韓軍方的合作，加強對中國以及朝鮮的“牽制”。日本《產經新聞》1月4日報道，美國、日本和印度將構建三國海上安保定期協議機制， 採取“共同合作”的方式，加強對中國進出印度洋的“牽制”力度。
日本不止於此，多次倒打一耙，鼓動日本國內民眾和媒體大肆抗議和鼓噪，把日本破壞中日關係的污水潑向中國，把中國維護領海主權的正當行動污蔑為海洋擴 張，把中國正當的發展壯大權利污蔑為對日本構成威脅，把中國嚴厲譴責日本在中國海域抓扣中國漁船漁民的非法和粗暴舉動污蔑為對日不友好，把中國國內民眾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海的抗議遊行活動污蔑為對日民族主義盛行，借此表示日本的種種所謂擔憂。
日本一方面不惜明目張膽破壞中日關係，把責任一股腦推給中國，同時繼續謀求“甘蔗不僅兩頭甜，還要多頭甜。”日本自知破壞中日關係在先，很清楚自身理 虧，但日本的民族性格是拒不認錯，而是一錯再錯、將錯就錯，繼續將大踏步胡攪蠻纏作為進攻手段，繼續從中國那裡攫取各種利益。近來，日本唯恐夜長夢多，擔 心中國上下看清日本險惡用心而廢止所謂全面戰略互惠關係以及爭議極大的所謂東海開發共識，擔心多年的步步推進和緊逼成果付諸東流，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 空”，因而近期通過媒體、使團、政客多路鼓噪，力圖讓中國進行正式確認。同時，在經濟上主動擺出多路考察探訪架勢，到中國各個省市進行經濟合作洽談，造成 中日政冷經熱的表象。暗地裡繼續謀求進口中國稀土戰略資源，大量收購進口中國的碎玻璃提取稀土，手段用盡，令人瞠目。中國不得不防！
因而，日本在咄咄逼人的同時，重新祭出友好的甜言蜜語。菅直人首相骨子裡對華強硬，近半年來的中日關係緊張與其幕後操作密切相關。其領導的內閣鼓動 “東北亞局勢緊張論”，在新防衛大綱中不僅提到要防備朝鮮半島核武化，更將中國“升格”為“假想敵”。日本政府一方面正式通過新《防衛計劃大綱》，目標直 指中國，一方面大言不慚地聲稱防衛大綱的出台“基於中日友好”，能夠得到中國方面的“理解”。菅直人一方面多次強硬宣示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一方面又 表示推動所謂中日友好。不久前，共同社釋放探測氣球，聲稱日方希望2011年春天實現首相菅直人首次訪華，希望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首腦會談，再次確 認“戰略互惠關係”，並會考慮由外相前原誠司先行訪華鋪路。而幾乎同時，據報道菅直人要撤換所謂知華高官仙穀由人。
2010年12月，日本新任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訪問南京時，稱“中日兩國的關係可以說是超過夫妻關係，兩國是不能夠分離也不能夠分居，只有搞好關係，只有友好下去，沒有別的選擇。”他聲稱要做出更多努力，加強兩國民眾的感情和了解。
日本許多政界要人也不斷拋出這類似是而非的話題，聲稱中日不夠了解，要推進了解。而眾所周知的是，古往今來，日本通過全面深入縝密的明暗偵探工作，對中國始終保持著無比透徹的了解和琢磨，日本人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壓根不存在日本人不了解中國或不夠了解中國的情況。
倒是許多中國人天真地以大國自居，長期忽視了解日本、透視日本，往往鑄成大錯。丹羽是日本伊藤忠商事前社長，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被伊藤忠商事派到中國經商，對中國十分了解，是地道的“中國通”，他還是江蘇省政府的經濟顧問，堪稱“江蘇通”。
日本的目的主要有：第一，對所謂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進行再確認，單方面認為染指東海油氣田開發是這一關係框架的試金石。第二，推動日本人自作主張理解的、嚴 重損害中國領土領海主權的所謂東海原則共識，以求一方面侵占中國東海油氣資源，同時穩步推進對中國東海的實質侵吞和蠶食。第三，加強對話經濟關係，借助日 本占據的經濟和技術高端，繼續從對華經貿關係捆綁和吸附中攫取巨大利潤。繼續讓中國成為日本商品市場和資源來源地，同時利用不斷升級的高技術獲取最大邊際 利潤，獲取技術和經濟主動權。第四，通過挑撥中美關係，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同時讓中國對“拉日離美”繼續抱有幻想，利用中美之間的客觀分歧和互信缺乏充 分漁利，壯大日本自己，給日本大規模擴軍提供合法性。
如果說以往幾十年日本對華戰略尚在友好的旗號下隱蔽推進、軟性推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盡量避免刺激中國，盡量避免引起中國上下的警覺；那麼從 2010年下半年起日本各路政治勢力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已經變得急不可耐。日本開始堂而皇之用一系列言行證明壓根不把中日友好當一回事，中日友好工具性 的一面充分暴露出來。也即，日本已經不在乎刺激中國，不在於引起中國警覺，其目的就是要通過不斷的持續刺激、挑撥、挑釁，攪亂中國的陣腳和東部邊境、周邊 環境，盡可能延緩和牽制中國的發展壯大。這也就是近來日本在政治、軍事、安全、外交、技術等各個方面對華全面強硬的背景和原因。
在外交關係方面，針對中日之間關鍵的釣魚島問題，日本從以往的含糊其辭和低調處置，變為公開否認釣魚島爭端存在並高調加強其實際控制和占領，對中國的 漁船、執法船只進行對抗、監視和驅趕。據日本媒體2011年1月4日報道，日本海上保安廳3日正式決定擴大“海上執法權限”，允許海保廳巡邏船對部分“可 疑船只”採取威懾射擊、現場“逮捕”等措施，甚至可以通過“撞船”的方式進行攔截。1月上旬，日本外相前原誠司訪美期間，含沙射影指責中國不民主、軍事不 透明，並悍然表示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爭端。日本上下已經抹嘴不認賬，把霸占中國釣魚島的事實否認了個一幹二淨。與此同步，日本不顧國際海洋法規定，又悍然 大規模加固東京東南2千多公里之外的無人礁石——“衝之鳥”礁，要進行人工造島，妄圖以此為基點侵占周邊43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嚴重威脅中國等其他 國家的公海權益。
在軍事安全上，日本不斷表示要強化日美同盟，取得美國的信任。2010年下半年，與美國在中國釣魚島附近海域舉行5倍於美韓軍事演習的大規模聯合軍事 演習，針對中國耀武揚威的目的昭然若揭、明白無誤。繼而日本通過新防衛大綱，直白表明日本的防衛重點從北部防衛俄羅斯轉向西南防衛中國，大肆鼓噪所謂中國 威脅和朝鮮威脅。同時進行大規模擴軍備戰，對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活動進行大規模偵聽。
主要針對中國的日本新防衛大綱正式出爐背景深刻，不止於2010年。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加速向軍事大國邁進，大力渲染來自其他國家的所謂威脅，“中 國威脅”是主基調。2004年首次在防衛大綱中提及“有必要對中國的動向予以關注”。2010年10月，日本自衛隊舉行了三年一度的海陸空閱兵式，首相菅 直人檢閱了部隊並訓話。12月10日，日本防衛省公布了重新修訂的新《防衛計劃大綱》最終方案，日本內閣12月17日快速批准通過。新大綱借口“關注”中 國軍力發展，斥巨資增強日軍力量，並轉變戰略部署將防禦重點轉至西南部的琉球群島。在裝備上新大綱也明確提出將自衛隊潛艇數量從16艘增加到22艘，護衛 艦由47艘增至48艘，並將具備反導能力的宙斯盾艦數量從4艘增加到6艘。
日本要借“警戒監視”之名，加強對琉球群島等竊取島嶼的實際控制，維護和強化第一島鏈防禦。謀求借機擴張軍力，突破《和平憲法》，發展進攻性力量。為 加強情報搜集能力，日本還計劃改革情報機構。新《防衛計劃大綱》提出以負責情報和安全的日本國會議員為中心，新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室”，以加強情報分 析、綜合能力。設在琉球群島上的無線偵聽基地主要針對中國，擁有最先進的無線偵聽和雷達系統，覆蓋範圍可達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和中國台灣。日本國內媒體和專 家也同聲附和應對“中國的威脅”，《讀賣新聞》說，由於中國“在周邊海域單獨強化涉及主權權利的主張”，因此“新大綱將進一步顯示對中國的警惕感”。
在亞洲安全戰略方面，日本在在亞洲竭力拼凑限制和包圍中國的網絡。日本少壯派右翼組成“新國防族”，堅持聯美制華，其領軍人物包括前首相安倍晉三、現 任外相前原誠司、前防衛大臣石破茂等知名政客。與老“國防族”相比，他們更加激進和極端，不遺餘力地鼓吹和推動日本掙脫“專守防衛”政策，甚至時而叫囂突 破“無核三原則”。2010年12月，日本贊許印度最近與中國打交道時所表現出來“堅強”的一面，認為印度宣示了自己也擁有不可觸及的“紅線”。有日本媒 體建議日本將“防衛”的觸角伸至印度，呼籲日本加強與印度在防務領域的合作。2011年1月4日《讀賣新聞》報道，日韓正在就今春簽署安保共同宣言進行商 討，旨在強化日自衛隊與韓軍方的合作，加強對中國以及朝鮮的“牽制”。日本《產經新聞》1月4日報道，美國、日本和印度將構建三國海上安保定期協議機制， 採取“共同合作”的方式，加強對中國進出印度洋的“牽制”力度。
日本不止於此，多次倒打一耙，鼓動日本國內民眾和媒體大肆抗議和鼓噪，把日本破壞中日關係的污水潑向中國，把中國維護領海主權的正當行動污蔑為海洋擴 張，把中國正當的發展壯大權利污蔑為對日本構成威脅，把中國嚴厲譴責日本在中國海域抓扣中國漁船漁民的非法和粗暴舉動污蔑為對日不友好，把中國國內民眾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海的抗議遊行活動污蔑為對日民族主義盛行，借此表示日本的種種所謂擔憂。
日本一方面不惜明目張膽破壞中日關係，把責任一股腦推給中國，同時繼續謀求“甘蔗不僅兩頭甜，還要多頭甜。”日本自知破壞中日關係在先，很清楚自身理 虧，但日本的民族性格是拒不認錯，而是一錯再錯、將錯就錯，繼續將大踏步胡攪蠻纏作為進攻手段，繼續從中國那裡攫取各種利益。近來，日本唯恐夜長夢多，擔 心中國上下看清日本險惡用心而廢止所謂全面戰略互惠關係以及爭議極大的所謂東海開發共識，擔心多年的步步推進和緊逼成果付諸東流，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 空”，因而近期通過媒體、使團、政客多路鼓噪，力圖讓中國進行正式確認。同時，在經濟上主動擺出多路考察探訪架勢，到中國各個省市進行經濟合作洽談，造成 中日政冷經熱的表象。暗地裡繼續謀求進口中國稀土戰略資源，大量收購進口中國的碎玻璃提取稀土，手段用盡，令人瞠目。中國不得不防！
因而，日本在咄咄逼人的同時，重新祭出友好的甜言蜜語。菅直人首相骨子裡對華強硬，近半年來的中日關係緊張與其幕後操作密切相關。其領導的內閣鼓動 “東北亞局勢緊張論”，在新防衛大綱中不僅提到要防備朝鮮半島核武化，更將中國“升格”為“假想敵”。日本政府一方面正式通過新《防衛計劃大綱》，目標直 指中國，一方面大言不慚地聲稱防衛大綱的出台“基於中日友好”，能夠得到中國方面的“理解”。菅直人一方面多次強硬宣示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一方面又 表示推動所謂中日友好。不久前，共同社釋放探測氣球，聲稱日方希望2011年春天實現首相菅直人首次訪華，希望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首腦會談，再次確 認“戰略互惠關係”，並會考慮由外相前原誠司先行訪華鋪路。而幾乎同時，據報道菅直人要撤換所謂知華高官仙穀由人。
2010年12月，日本新任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訪問南京時，稱“中日兩國的關係可以說是超過夫妻關係，兩國是不能夠分離也不能夠分居，只有搞好關係，只有友好下去，沒有別的選擇。”他聲稱要做出更多努力，加強兩國民眾的感情和了解。
日本許多政界要人也不斷拋出這類似是而非的話題，聲稱中日不夠了解，要推進了解。而眾所周知的是，古往今來，日本通過全面深入縝密的明暗偵探工作，對中國始終保持著無比透徹的了解和琢磨，日本人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壓根不存在日本人不了解中國或不夠了解中國的情況。
倒是許多中國人天真地以大國自居，長期忽視了解日本、透視日本，往往鑄成大錯。丹羽是日本伊藤忠商事前社長，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被伊藤忠商事派到中國經商，對中國十分了解，是地道的“中國通”，他還是江蘇省政府的經濟顧問，堪稱“江蘇通”。
美國對華人權問題批評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幼稚的善意助華論可以休矣！
所謂人權問題的實質
中國目前的所謂人權問題之所以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常攻擊之對象，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發展不足所固有的若干基本人權暫時不能較好保護。正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回答彭博社記者漢斯•尼科爾斯（Hans Nichols）所說的那樣：“中國是一個擁有巨大人口且處於轉型關鍵期的發展中國家。在此大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在人權方面中國仍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如今中國仍有約三千萬人口處於貧困線之下，當中國把貧困線的標準提高之後，這一數目將急劇增加。
第二、歷史殘餘的影響。古代中國長期是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國家，此外，古代中國還有濃厚的官僚主義思想；中國從普通老百姓至社會上流及少數政府官員，仍然或多或少地受上述殘餘思想的影響。在這些落後思想的影響下，普通老百姓維權意識不強，部分政府工作人員處理問題簡單粗暴，這確實導致部分中國人的權利受到侵害。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彼此文化的差異。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方式。當前中國存在的種類問題，相信中國國家領導人比其他國家的任何人，包括各國政界和學界所謂的中國通更清楚。在春節期間，在大事、喜事面前，報喜不報憂，這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習慣，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仍將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並不代表中國國家領導人不知道那些特殊時期中國仍然存在與平時無二樣的問題。以此次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為例，美國為了醞良好氣氛，不同樣有意儘量少發表於中國不敬的議論？儘量少做於此時此刻可能破壞兩國關係的事？由於文化差異而導致誤解和誤解甚至最後引發衝突和戰爭的例子不勝枚舉，已故美國學者撒母耳•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書便是典型代表。
人權的工具性
在美國（還有許多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問題如此“鍥而不捨”的，主要是所謂的人權衛士，這些人權衛士，主要包括各國的議員和記者。相比之下，美國（及其他西方的政府官員）在人權問題上則“事故”和實用得多。只有當政府“有求於”或者迫於本國議員的壓力時，人權問題才會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正式議題。西方國家為何對中國的人權如此樂此不疲？
除了前文提及的文化差異外，至少還有以下兩個不可告人但事實又如此之原因：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為了本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論是收留以熱比婭為代表的新疆分裂分子、還是支持以“藏青會”為代表的藏獨分子，抑或是以人權問題為藉口對台軍售和壓人民幣升值，其背後無不暗藏著美國的國家利益。上述問題，一方面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又牽制中國的發展，因為解決上述需要中國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一旦處理失當，中國國家實力就將嚴重受損，而美國將坐收漁利，坐享其成。
其次，凸顯美國的優越性。自美國成立至今，他們一直有強烈的優越感，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認為美利堅合眾國處於世界之巔，認為他們的制度優於其他制度，他們有使命去拯救那些所謂處於苦難中的國家及其人民。自二戰結束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所謂使命感急劇增強乃至氾濫。在每年一次的《世界人權報告》中，美國大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對世界各國的所謂人權問題進行所謂點評。花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炮製此等報告，主要目的無非兩個，第一也是最主要的，過足所謂優越性的癮，第二是向存在人權問題的國家施壓。
概而言之，中美關係中的所謂人權問題，主要是文化差異問題，這一文化差異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家利益的驅動下，在追求自我優越性的刺激下，過分誇大。由於美國在當今國際社會中的獨特角色，利用其獨一無二的優勢，操縱國際輿論，顛倒黑白，指鹿為馬。許多國家迫於其淫威，加上其一幫鐵杆盟友，美國此等伎倆屢獲成功。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此次在美國承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並非美國在此問題上的勝利，相反，這說明瞭中國對人權認識的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更加重要的是，中國面對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所謂人權問題時，更加自信了！
中國目前的所謂人權問題之所以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常攻擊之對象，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發展不足所固有的若干基本人權暫時不能較好保護。正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回答彭博社記者漢斯•尼科爾斯（Hans Nichols）所說的那樣：“中國是一個擁有巨大人口且處於轉型關鍵期的發展中國家。在此大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在人權方面中國仍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如今中國仍有約三千萬人口處於貧困線之下，當中國把貧困線的標準提高之後，這一數目將急劇增加。
第二、歷史殘餘的影響。古代中國長期是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國家，此外，古代中國還有濃厚的官僚主義思想；中國從普通老百姓至社會上流及少數政府官員，仍然或多或少地受上述殘餘思想的影響。在這些落後思想的影響下，普通老百姓維權意識不強，部分政府工作人員處理問題簡單粗暴，這確實導致部分中國人的權利受到侵害。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彼此文化的差異。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方式。當前中國存在的種類問題，相信中國國家領導人比其他國家的任何人，包括各國政界和學界所謂的中國通更清楚。在春節期間，在大事、喜事面前，報喜不報憂，這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習慣，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仍將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並不代表中國國家領導人不知道那些特殊時期中國仍然存在與平時無二樣的問題。以此次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為例，美國為了醞良好氣氛，不同樣有意儘量少發表於中國不敬的議論？儘量少做於此時此刻可能破壞兩國關係的事？由於文化差異而導致誤解和誤解甚至最後引發衝突和戰爭的例子不勝枚舉，已故美國學者撒母耳•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書便是典型代表。
人權的工具性
在美國（還有許多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問題如此“鍥而不捨”的，主要是所謂的人權衛士，這些人權衛士，主要包括各國的議員和記者。相比之下，美國（及其他西方的政府官員）在人權問題上則“事故”和實用得多。只有當政府“有求於”或者迫於本國議員的壓力時，人權問題才會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正式議題。西方國家為何對中國的人權如此樂此不疲？
除了前文提及的文化差異外，至少還有以下兩個不可告人但事實又如此之原因：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為了本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論是收留以熱比婭為代表的新疆分裂分子、還是支持以“藏青會”為代表的藏獨分子，抑或是以人權問題為藉口對台軍售和壓人民幣升值，其背後無不暗藏著美國的國家利益。上述問題，一方面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又牽制中國的發展，因為解決上述需要中國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一旦處理失當，中國國家實力就將嚴重受損，而美國將坐收漁利，坐享其成。
其次，凸顯美國的優越性。自美國成立至今，他們一直有強烈的優越感，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認為美利堅合眾國處於世界之巔，認為他們的制度優於其他制度，他們有使命去拯救那些所謂處於苦難中的國家及其人民。自二戰結束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所謂使命感急劇增強乃至氾濫。在每年一次的《世界人權報告》中，美國大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對世界各國的所謂人權問題進行所謂點評。花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炮製此等報告，主要目的無非兩個，第一也是最主要的，過足所謂優越性的癮，第二是向存在人權問題的國家施壓。
概而言之，中美關係中的所謂人權問題，主要是文化差異問題，這一文化差異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家利益的驅動下，在追求自我優越性的刺激下，過分誇大。由於美國在當今國際社會中的獨特角色，利用其獨一無二的優勢，操縱國際輿論，顛倒黑白，指鹿為馬。許多國家迫於其淫威，加上其一幫鐵杆盟友，美國此等伎倆屢獲成功。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此次在美國承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並非美國在此問題上的勝利，相反，這說明瞭中國對人權認識的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更加重要的是，中國面對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所謂人權問題時，更加自信了！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
富士康跳樓事件後，中國工人的待遇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有人指出，這是因為中國工會的力量不夠。中國以前工會的地位比較高，為何近三十年來工會地位下降，這裏不多說這個問題。7月21日，《21世紀經濟報導》報導說，廣州市總工會應美國三藩市工會等機構的邀請，派出代表團訪問了美國。廣州總工會這次訪問美國，主要是與美國的各種勞工團體見面、接觸。報導稱，美國勞工團體希望與中國方面的工會結成聯盟，美國工會將這一構想稱為“實質性成果”。但是，中國方面的工會組織對此不如美國工會那麼迫切。
這一行動的背後，富士康是一個典型案例。美國蘋果公司的總部在三藩市，它也是富士康最大的品牌商。一部蘋果手機，售價約700美元，富士康的出廠價約 260美元。這260美元中含有富士康14美元的利潤，利潤率在5%左右。而蘋果公司的利潤率在60%左右。美國工會為何心情急迫地邀請中國工會共商大 事？因為，富士康260美元的出廠價，使得很多美國工人失去了工作。但是，美國工會也知道，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並不全在中國方面，而在於蘋果、諾基亞等跨國公司。美國三藩市工會認為，富士康跳樓事件中，美國蘋果公司的責任更大。三藩市工會一直沒有停止向蘋果公司施加壓力，要求蘋果公司提高訂單價格。對於諾基亞等其他巨型跨國公司也同樣。三藩市工會這次是想與中國的工會聯手，“削弱跨國公司對全球的壓榨”。說白了，美國工會是希望中國的代加工價格不要這麼低。如果像富士康這樣的代加工航母向蘋果之類國際大企業提高要價，美國工人的日子也會好過點，很多工作崗位就有可能留在美國。
美國工會這次邀請中國工會共商大事，比較符合以前常說一句話：全世界無 產者聯合起來。為什麼全世界無產者要聯合？看看無產者不聯合的結果就知道了。如果無產者不聯合，美國的無產者要失業，中國的無產者要跳樓，大家都沒有好日 子過。然而，全世界無產者如何才能聯合起來？說實話，難度很大。如果只有美國工會和中國工會聯合，大家都強硬地要求蘋果讓利給工人，但是，印度、 越南、非洲等地的工人沒有進入這個聯合的共同體，到頭來，美國工人失業的命運可能同樣會落到中國工人頭上。因此，如果無產者要聯合，就必須全世界都聯合， 一個不能少。而且，無產階級理論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全世界的無產者才能真正聯合起來。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到它巨大的難度。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世 界各地不斷搞革命，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然而，毋庸贅言，大家都能看到，效果並不理想。
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巨大難度相比，全世界的資本家聯合起來更容易。首先，資本家人數較少，開個小會就能把事辦成，不像無產者成天要開大會，大家統一 思想，以免被資本家各個擊破。其次，資本家之間有極大的粘合劑，這就是利益。當然，無產者的聯合實際上也是利益，然而，無產者的利益是分散的利益。而資本 家的利益是掌握在自己手裏高度集中的利益，比方說，錢。錢就是全世界的資本家能夠聯合起來的最大凝聚力。尤其當巨型跨國公司這樣的壟斷企業將各個中小企業 紛紛吞併的時候，全世界僅剩少數豪門資本家聯合起來就更加易如反掌。如果無產者也用這個東西當粘合劑，等於無產者“變質”成為了資本家。所以，全世界無產 者的聯合，要靠理想和信念等與現實有點距離的東西，這是無產者的兩難：本來也是為了利益，但又不能說是利益，無產者的聯合自然不如資本家的聯合來得容易。第三，資本家的聯合已經有一整套的組織機構和制度法規，例如世界銀行、WTO等。因此，利益和人數上的極為反差的不平衡，使得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只能是一個想像，而全世界資本家的聯合，已經成為現實。
當然，全世界的資本家以前並沒有像現在這樣聯合起來，他們曾經不守規矩、各行其是，最終兩次大打出手，鬧得全世界天昏地暗。現在，全世界的資本家吸取教訓了，自己內部不再惡狠狠地意氣用事，而是聯合起來商量著辦事，這就叫做民主。有人看到“民主”這個詞，以為其中的“民”就是老百姓，其實錯了。美國作家奈斯比特說，西方社會的民主一種橫向的民主。什麼是橫向的民主？就是有同等資格的人的民主，比方說老師之間講民主，學生之間可能也能講民主，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民主，常常沒有用，基本上不可能。同理，資本家之間可以講民主，工人之間也可以講民主，但是，見過幾個私人老闆是與員工講民主的？所以它是橫向的，而不是縱向的。現代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 其實就是一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的政治結構。雖然近幾十年來，工會也能參與，但是，誰有錢誰的勢力最大，這是西方社會沒法改變的現實。而且，資本家為了消解 工會之類的“人多勢眾”，他們通過利益集團掌握的媒體、通過觀念、生活方式、真真假假的粉飾、高度選擇性的話語權，早已完成了一整套現代愚民政策。比方 說，中國房地產市場剛起步的時候，無數學者專家都說貸款買房有多好、多先進，房子可以永遠保值、房價永遠會漲等等。到如今，中國房地產市場誕生一大批房奴，還有很多永遠住不起房子的人，人們才發現，當初的那套說辭都是愚民手段。老百姓被資本家愚弄之後還發現，當初說那些話的人，都發財了。
我常說西方文明比較幼稚，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他們只有兩種方案：要麼無產者聯合，要麼資本家聯合，這是兩個極端的聯合。如何破解呢？有一個現代術語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就是所謂“獨立的第三方”。但是，人們現在使用這個術語，大多在一些細枝末節處，例如產品檢驗，判斷作弊等。對於社會政治來說，有沒有可能出現“獨立的第三方”？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要麼是有錢人直接當政，例如布希、貝盧斯科尼，要麼是有錢人的代理人當政，例如奧巴馬。從來沒有“獨立的第三方”形成政治權力。然而，中國人比幼稚的西方人成熟和高明的地方在於，很久很久以前，中國人就確立了“獨立的第三方”的政治形態，這就是建立在科舉制度上的知識份子掌握權力。
當然，現代社會的很多知識份子已經成為甘為利益集團走狗的“資用文人”了，人們對知識份子信任感的降低或喪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識份子已經放棄了客觀公 正的立場，也在無產者和資本家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從利益上說，投入資本家懷抱的知識份子更多。因此，如果“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難度很大，“全世界資本 家聯合起來”並不理想，最合理的就只能是借鑒中國古代的傳統，由“獨立的第三方”實現“全世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要做到這一點，知識份子首先要有社會良 心，其次要像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那樣，擺脫與金錢和利益集團的關係。換句話說，知識份子掌握權力，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清官”。
這一行動的背後，富士康是一個典型案例。美國蘋果公司的總部在三藩市，它也是富士康最大的品牌商。一部蘋果手機，售價約700美元，富士康的出廠價約 260美元。這260美元中含有富士康14美元的利潤，利潤率在5%左右。而蘋果公司的利潤率在60%左右。美國工會為何心情急迫地邀請中國工會共商大 事？因為，富士康260美元的出廠價，使得很多美國工人失去了工作。但是，美國工會也知道，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並不全在中國方面，而在於蘋果、諾基亞等跨國公司。美國三藩市工會認為，富士康跳樓事件中，美國蘋果公司的責任更大。三藩市工會一直沒有停止向蘋果公司施加壓力，要求蘋果公司提高訂單價格。對於諾基亞等其他巨型跨國公司也同樣。三藩市工會這次是想與中國的工會聯手，“削弱跨國公司對全球的壓榨”。說白了，美國工會是希望中國的代加工價格不要這麼低。如果像富士康這樣的代加工航母向蘋果之類國際大企業提高要價，美國工人的日子也會好過點，很多工作崗位就有可能留在美國。
美國工會這次邀請中國工會共商大事，比較符合以前常說一句話：全世界無 產者聯合起來。為什麼全世界無產者要聯合？看看無產者不聯合的結果就知道了。如果無產者不聯合，美國的無產者要失業，中國的無產者要跳樓，大家都沒有好日 子過。然而，全世界無產者如何才能聯合起來？說實話，難度很大。如果只有美國工會和中國工會聯合，大家都強硬地要求蘋果讓利給工人，但是，印度、 越南、非洲等地的工人沒有進入這個聯合的共同體，到頭來，美國工人失業的命運可能同樣會落到中國工人頭上。因此，如果無產者要聯合，就必須全世界都聯合， 一個不能少。而且，無產階級理論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全世界的無產者才能真正聯合起來。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到它巨大的難度。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世 界各地不斷搞革命，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然而，毋庸贅言，大家都能看到，效果並不理想。
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巨大難度相比，全世界的資本家聯合起來更容易。首先，資本家人數較少，開個小會就能把事辦成，不像無產者成天要開大會，大家統一 思想，以免被資本家各個擊破。其次，資本家之間有極大的粘合劑，這就是利益。當然，無產者的聯合實際上也是利益，然而，無產者的利益是分散的利益。而資本 家的利益是掌握在自己手裏高度集中的利益，比方說，錢。錢就是全世界的資本家能夠聯合起來的最大凝聚力。尤其當巨型跨國公司這樣的壟斷企業將各個中小企業 紛紛吞併的時候，全世界僅剩少數豪門資本家聯合起來就更加易如反掌。如果無產者也用這個東西當粘合劑，等於無產者“變質”成為了資本家。所以，全世界無產 者的聯合，要靠理想和信念等與現實有點距離的東西，這是無產者的兩難：本來也是為了利益，但又不能說是利益，無產者的聯合自然不如資本家的聯合來得容易。第三，資本家的聯合已經有一整套的組織機構和制度法規，例如世界銀行、WTO等。因此，利益和人數上的極為反差的不平衡，使得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只能是一個想像，而全世界資本家的聯合，已經成為現實。
當然，全世界的資本家以前並沒有像現在這樣聯合起來，他們曾經不守規矩、各行其是，最終兩次大打出手，鬧得全世界天昏地暗。現在，全世界的資本家吸取教訓了，自己內部不再惡狠狠地意氣用事，而是聯合起來商量著辦事，這就叫做民主。有人看到“民主”這個詞，以為其中的“民”就是老百姓，其實錯了。美國作家奈斯比特說，西方社會的民主一種橫向的民主。什麼是橫向的民主？就是有同等資格的人的民主，比方說老師之間講民主，學生之間可能也能講民主，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民主，常常沒有用，基本上不可能。同理，資本家之間可以講民主，工人之間也可以講民主，但是，見過幾個私人老闆是與員工講民主的？所以它是橫向的，而不是縱向的。現代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 其實就是一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的政治結構。雖然近幾十年來，工會也能參與，但是，誰有錢誰的勢力最大，這是西方社會沒法改變的現實。而且，資本家為了消解 工會之類的“人多勢眾”，他們通過利益集團掌握的媒體、通過觀念、生活方式、真真假假的粉飾、高度選擇性的話語權，早已完成了一整套現代愚民政策。比方 說，中國房地產市場剛起步的時候，無數學者專家都說貸款買房有多好、多先進，房子可以永遠保值、房價永遠會漲等等。到如今，中國房地產市場誕生一大批房奴，還有很多永遠住不起房子的人，人們才發現，當初的那套說辭都是愚民手段。老百姓被資本家愚弄之後還發現，當初說那些話的人，都發財了。
我常說西方文明比較幼稚，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他們只有兩種方案：要麼無產者聯合，要麼資本家聯合，這是兩個極端的聯合。如何破解呢？有一個現代術語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就是所謂“獨立的第三方”。但是，人們現在使用這個術語，大多在一些細枝末節處，例如產品檢驗，判斷作弊等。對於社會政治來說，有沒有可能出現“獨立的第三方”？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要麼是有錢人直接當政，例如布希、貝盧斯科尼，要麼是有錢人的代理人當政，例如奧巴馬。從來沒有“獨立的第三方”形成政治權力。然而，中國人比幼稚的西方人成熟和高明的地方在於，很久很久以前，中國人就確立了“獨立的第三方”的政治形態，這就是建立在科舉制度上的知識份子掌握權力。
當然，現代社會的很多知識份子已經成為甘為利益集團走狗的“資用文人”了，人們對知識份子信任感的降低或喪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識份子已經放棄了客觀公 正的立場，也在無產者和資本家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從利益上說，投入資本家懷抱的知識份子更多。因此，如果“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難度很大，“全世界資本 家聯合起來”並不理想，最合理的就只能是借鑒中國古代的傳統，由“獨立的第三方”實現“全世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要做到這一點，知識份子首先要有社會良 心，其次要像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那樣，擺脫與金錢和利益集團的關係。換句話說，知識份子掌握權力，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清官”。
美國何以錯過遏制中國良機？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的正式國事訪問，展現了迅速崛起後的實力以及與今日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中美兩國長達六千多字、面面俱到的聯合公報，內涵只有一個：美國對中國的（無奈）承認。
無獨有偶，就在胡主席訪美之際，中美雙方各自發佈了相關經濟資料：中國繼續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高達10.3%，加上人民幣升值超過3%，GDP一舉突破六萬億美元大關（2009年尚為4 .9億美元！），相當於歐盟兩大核心法德的總和！
美國的經濟資料同樣驚人：國債再創新高，首次突破14萬億美元大關，相當於平均每名國民負債4.53萬美元。全球也開始擔心世界主要的評級機構或將有史以來第一次下調美國的主權評級。如果美國主權評級果真遭降，那麼經濟將遭遇毀滅性打擊，推升借貸成本，並危及美元。
當然美國的壞消息還不僅僅來自經濟。奧巴馬曾聲言即使不連任，也要推動的醫療改革方案竟然被剛剛掌控眾議院的共和黨廢掉了，再次凸顯這個體制決策、交易成本之高。再聯想到此前不久發生的頗有政治色彩的議員槍擊案，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原因不難找到答案。
只是世人有所不解的是，美國崛起後，曾先後成功的挫敗了日本、德國和蘇聯發起的強烈挑戰，也從而奠定當今世界獨一無二超級大國的地位。何以就無法遏制中國的崛起？
中國和歐洲的德國、蘇聯以及向西方學習的日本不同之處在於，是從不挑戰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和秩序。相反在不改變自身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融入其間，並成功的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現在中國不僅僅為美國提供大量物美價廉的消費品，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而這都是保證美國可以不改變生活方式而盡情消費的兩個前提----要知 道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過度、超前）消費。東西方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牽中國一發必動西方全身。而當年的德國、日本和蘇聯，經濟上往 往自成體系，一旦發生利益衝突，美國往往可以痛下殺手而無所顧忌。中國的成功做法，不僅僅是吸取了上述三國的崛起失敗的教訓，也是文明的差異使然。和西方 相比，中華文明對外不是擴張文明，傳教文明，而是取經文明。所以中國的崛起往往令美國有“溫水煮青蛙之感”，難以感受到切身的威脅，直到中國羽翼豐滿。
第二是中國確實抓住了突發的歷史機 遇，屢屢和意識形態、制度不同的美國結成盟友。冷戰時，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中美首度攜手合作。中國不僅享有蘇東集團無法享受到的最惠國待遇，還有技術援 助甚至軍事方面的合作。在這個政治背景下，中國成功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良機，一舉成為新的世界工廠。進入新世紀之後，對於中國的崛起和威脅已經形成共識的 美國卻突然遭遇到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攻擊，“九一一”實際改變了二十一世紀的走向和歷史。中國在關鍵時刻，拋棄前嫌，堅定的站在美國反恐的大旗之下。從而贏 得寶貴的十年黃金時間。等到美國反恐打的一塌糊塗的時候，中國卻大跨步的超英趕德，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接下來就是美國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中國逆勢飛揚，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火車頭。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美國也是在崛起後第一次，被另一個國家所超越。至此，重病纏身的美國已經無力再對中國進行遏制了。
說來有趣，美國誤判中國崛起，還離不開海內外自由派的“獨特貢獻”。當年冷戰結束後，中國成為唯一一個重要的社會主義大國。而當時的中國內外交困：改革遇到瓶頸、西方對中國全面封鎖。此時美國如果對中國動手，確是最佳時機。不料，在海外的自由派卻信誓旦旦的四處宣稱：中國最快半年、最多一至兩年就會垮臺。民陣第一任主席嚴家祺不止一次在全球做過類似宣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居然對此信之不疑。在享受冷戰勝利果實和消化東歐戰利品的同時，坐等中國崩潰。從而給中國以喘息之機。不料，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改革開放的列車重新高速啟動。就在西方逐漸感覺苗頭不對的時候，中國的自由派再度出手：宣稱中國的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必然導致中國的民主化。這一次，西方再一次被忽悠，從而令中國再度贏得整個九十年代和平發展的良機。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能夠成功加入世貿組織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希望把中國納入WTO體系，以改變中國。從這個功效來講，海內外自由派確實充當了中國在西方的“潛伏”和“臥底”。
這裏，不得不提章家敦先生的《中國即將崩潰》。這位章先生信心滿滿的提出中國加入世貿後五年將出現大亂。面對質疑者，他還頗為自信的聲稱：“歷史將做出判斷！在 5 到 10 年 的時間裏，人們會看到我到底是對還是錯！那時候就無可辯駁了！”此書出版後，曾在西方一度洛陽紙貴，成為各政要的案頭必備，幾乎人人深信不疑。這個時候西 方反而擔心中國崩潰之後殃及池魚的可怕景象。畢竟，中國已經成為西方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避免中國出現崩潰一下壓過遏制中國的需要。
正 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一向長於戰略謀劃的美國才屢屢錯過遏制中國崛起的良機。這不妨看作中國在歷經一百多年的挫折後積累的智慧和對苦難的回報。最後，還要 強調一點的是，中國和日、德、蘇崛起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不僅僅是經濟崛起，軍事崛起，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崛起。中國絕不是自由派所宣稱的“要融入國際 主流文明社會”，中國本身就是文明，而且和美國才兩百多年的文明不同，我們的文明已經持續五千年。中國文明的正當性不在西方的認可，而是我們是否能夠恢復 其曾經擁有的光榮和偉大。
無獨有偶，就在胡主席訪美之際，中美雙方各自發佈了相關經濟資料：中國繼續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高達10.3%，加上人民幣升值超過3%，GDP一舉突破六萬億美元大關（2009年尚為4 .9億美元！），相當於歐盟兩大核心法德的總和！
美國的經濟資料同樣驚人：國債再創新高，首次突破14萬億美元大關，相當於平均每名國民負債4.53萬美元。全球也開始擔心世界主要的評級機構或將有史以來第一次下調美國的主權評級。如果美國主權評級果真遭降，那麼經濟將遭遇毀滅性打擊，推升借貸成本，並危及美元。
當然美國的壞消息還不僅僅來自經濟。奧巴馬曾聲言即使不連任，也要推動的醫療改革方案竟然被剛剛掌控眾議院的共和黨廢掉了，再次凸顯這個體制決策、交易成本之高。再聯想到此前不久發生的頗有政治色彩的議員槍擊案，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原因不難找到答案。
只是世人有所不解的是，美國崛起後，曾先後成功的挫敗了日本、德國和蘇聯發起的強烈挑戰，也從而奠定當今世界獨一無二超級大國的地位。何以就無法遏制中國的崛起？
中國和歐洲的德國、蘇聯以及向西方學習的日本不同之處在於，是從不挑戰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和秩序。相反在不改變自身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融入其間，並成功的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現在中國不僅僅為美國提供大量物美價廉的消費品，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而這都是保證美國可以不改變生活方式而盡情消費的兩個前提----要知 道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過度、超前）消費。東西方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牽中國一發必動西方全身。而當年的德國、日本和蘇聯，經濟上往 往自成體系，一旦發生利益衝突，美國往往可以痛下殺手而無所顧忌。中國的成功做法，不僅僅是吸取了上述三國的崛起失敗的教訓，也是文明的差異使然。和西方 相比，中華文明對外不是擴張文明，傳教文明，而是取經文明。所以中國的崛起往往令美國有“溫水煮青蛙之感”，難以感受到切身的威脅，直到中國羽翼豐滿。
第二是中國確實抓住了突發的歷史機 遇，屢屢和意識形態、制度不同的美國結成盟友。冷戰時，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中美首度攜手合作。中國不僅享有蘇東集團無法享受到的最惠國待遇，還有技術援 助甚至軍事方面的合作。在這個政治背景下，中國成功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良機，一舉成為新的世界工廠。進入新世紀之後，對於中國的崛起和威脅已經形成共識的 美國卻突然遭遇到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攻擊，“九一一”實際改變了二十一世紀的走向和歷史。中國在關鍵時刻，拋棄前嫌，堅定的站在美國反恐的大旗之下。從而贏 得寶貴的十年黃金時間。等到美國反恐打的一塌糊塗的時候，中國卻大跨步的超英趕德，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接下來就是美國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中國逆勢飛揚，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火車頭。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美國也是在崛起後第一次，被另一個國家所超越。至此，重病纏身的美國已經無力再對中國進行遏制了。
說來有趣，美國誤判中國崛起，還離不開海內外自由派的“獨特貢獻”。當年冷戰結束後，中國成為唯一一個重要的社會主義大國。而當時的中國內外交困：改革遇到瓶頸、西方對中國全面封鎖。此時美國如果對中國動手，確是最佳時機。不料，在海外的自由派卻信誓旦旦的四處宣稱：中國最快半年、最多一至兩年就會垮臺。民陣第一任主席嚴家祺不止一次在全球做過類似宣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居然對此信之不疑。在享受冷戰勝利果實和消化東歐戰利品的同時，坐等中國崩潰。從而給中國以喘息之機。不料，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改革開放的列車重新高速啟動。就在西方逐漸感覺苗頭不對的時候，中國的自由派再度出手：宣稱中國的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必然導致中國的民主化。這一次，西方再一次被忽悠，從而令中國再度贏得整個九十年代和平發展的良機。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能夠成功加入世貿組織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希望把中國納入WTO體系，以改變中國。從這個功效來講，海內外自由派確實充當了中國在西方的“潛伏”和“臥底”。
這裏，不得不提章家敦先生的《中國即將崩潰》。這位章先生信心滿滿的提出中國加入世貿後五年將出現大亂。面對質疑者，他還頗為自信的聲稱：“歷史將做出判斷！在 5 到 10 年 的時間裏，人們會看到我到底是對還是錯！那時候就無可辯駁了！”此書出版後，曾在西方一度洛陽紙貴，成為各政要的案頭必備，幾乎人人深信不疑。這個時候西 方反而擔心中國崩潰之後殃及池魚的可怕景象。畢竟，中國已經成為西方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避免中國出現崩潰一下壓過遏制中國的需要。
正 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一向長於戰略謀劃的美國才屢屢錯過遏制中國崛起的良機。這不妨看作中國在歷經一百多年的挫折後積累的智慧和對苦難的回報。最後，還要 強調一點的是，中國和日、德、蘇崛起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不僅僅是經濟崛起，軍事崛起，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崛起。中國絕不是自由派所宣稱的“要融入國際 主流文明社會”，中國本身就是文明，而且和美國才兩百多年的文明不同，我們的文明已經持續五千年。中國文明的正當性不在西方的認可，而是我們是否能夠恢復 其曾經擁有的光榮和偉大。
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
誰在神化印度？戳破印度的幾個超級謊言
1：印度實行免費教育
印度最近通過兩個法案：第一項新法案要求私人學院從傳統上處於不利地位的下層階級中招收一定數量的學生。第二項法案旨在創建一個普及的基礎教育體系
[ 第一個有點寒，實在寒。
第二個
初等教育。名為“教育作為基本權力”的第二個新法案針對小學。印度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普及小學義務教育的國家之一（無語）。大多數小學缺少合適的工作人員和設施。地方政治家決定教育人選，這意味著學校的控制者是既得利益者、而不是合格的教育家。許多小學只是存在於紙面上，而其設施被政治領袖挪作他用。例如，午飯制度使得學校變成貧民的給養站。
再看一條新聞：印度計畫在2010年為全國所有6～14歲的孩子普及9年義務教育，為此印度政府決定招募100萬名教師為實現上述計畫而努力。瓦傑帕伊總理將領導一個由部長、志願組織代表和教育家們組成的委員會以督促落實這一計畫。
看清楚是2010年幾乎普及。
--------印度在獨立後就計畫在1960年實現義務教育，但在1995年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實行全面義務教育的法案依然沒有通過，最近才通過這兩項法案。預計在2010年普及義務教育，印度文盲率竟然高達40%以上，
印度一個飯都吃不飽的國家，戴著免費教育的名頭。但卻根本無法實行。這樣的免費教育有啥用？？這和中國在60年代所謂的免費教育公農兵大學有啥區別？
以印度的學校經常出現這樣怪誕的現象：幾十個孩子上課卻沒有老師，因為老師在搞第三產業。
為此印度政府整治多次但沒任何效果，一是因為政府投入太少，教師工資太低。二是因為地方教師掌握了大量選票資源。政府的權利受到很大的削弱。
這就是JY們引以為傲的印度式義務教育。
2：印度的免費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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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稱，印度有一半兒童營養不良，每年250萬兒童死亡，其中大部分源於饑餓。
有4億人處於絕對貧困。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的最新《人類發展報告》對１７３個國家進行排名，今年的主題是“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深化民主”。結果印度名列１２４
印度政府2005-2006年度用於農村公共健康事業的總資金投入為1028億盧比(約合24億美元)。“即印度政府近年來用於全民衛生事業的投入，每年不超過人均25元人民。可惜就這25塊錢還要用在支付醫生工資，醫院維持等費用上。
我不知道一人25塊錢能幹嗎？CNN和BBC曾經連篇累牘的報導過印度的醫療狀況，就連英美都無法實現的免費義務醫療在印度竟然實現？
結果調查的結果讓人哭笑不得，印度人享受的免費醫療只是看看感冒等，而且藥品也是十分低廉。做手術如果要免費要等三個月到半年，而且往往拖到最後要麼去私立醫院，要麼無休止的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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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免費醫療帶來的是新生兒67/1000的死亡率
中國呢？3/1000 ，差了20倍以上。
印度兒童中有一半營養不良，印度婦女中有一半患有貧血症。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最新公佈的《人類發展報告》：印度與埃塞俄比亞、孟加拉並肩排在世界營養不良水平最嚴重的國家之列，在諸如嬰兒和母親的死亡率以及就學率等方面，印度都處於嚴重落後狀態。儘管印度經濟發展較快，但惠及的只是部分地區———東南沿海和大城市，以及部分人群。印度在保健和營養水平方面似乎處於不進反退的狀況。1990年，印度出生嬰兒死亡率為千分之八十，孟加拉為千分之九十六；現在，這個排名顛倒了過來，嬰兒死亡率印度是千分之六十七，孟加拉僅為千分之五十一。
印度一個地理條件優越的國家，人均壽命60歲
中國呢？72歲
印度的可耕種面積是中國的三倍，又處亞熱帶，但糧食產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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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億噸
中國的可耕種面積之有印度1/3
但2005年的糧食產量是4。84億噸。
而最近中國已經開始著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徹底解決農民醫療問題。相關情況可以搜索。
現成的資料擺在這裏，卻依然有人在大肆宣揚印度的醫療優越。
不知道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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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度維護弱勢群體
確實印度很民主，真的太民主了。太關心窮人了~
當中國的釘子戶正為如何多獲得賠償金動腦筋的時候，印度已經通過一項法案，1年內拆遷掉孟買西邊靠海的貧民區，可惜的是他們連賠償金都沒有，因為那只是堆窩棚但帶來的是。用孟買市長的話：為了趕上上海。但代價是20萬人將淪為乞丐。
去年12月以來，孟買在“把孟買變為一個新上海”的口號下，多達80000幢的殘舊房屋被夷平，大約20萬人無家可歸。在政府看來，這些位於城市地價最高地區的擁擠的貧民窟實在是有礙觀瞻，因此當局決定斥資2600億盧布(約合30.17億英鎊)，改造這個印度西部的海港城市。孟買在世界上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中排名第八，這個城市的1600萬人口中有60%居住在貧民窟裏。
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凱薩琳．菲利浦對此進行了跟蹤報導
就連印度憲法的設計師Ambedkar博士在後來都說過：在沒有社會或經濟民主的地方，政治民主難以成功。
[ 轉自鐵血社 我們的JY卻跳著說民主就能解決一切。在一個飯都吃不飽的國家不想著努力發展經濟，卻大搞黨爭，這樣的民主對普通百姓有任何意義嗎？有 印度就是下場。因為民主不是那第三個包子。
印度的民主看似維護窮人，但因為經濟條件、教育和觀念認識等方面的局限，他們常常置身在民主政治進程的邊緣。確實，印度政治選舉的投票率很高，但民主制度不僅僅是政治選舉投票，民主制度表現在社會政治領域全方位的制度建構和全方位的參與。立足于市民社會當中的一些機制，譬如鄉村會議、公民聯合會、商貿協會、勞工組織乃至社區的聯合會等，對於民主來說其實更為根本更為切實，因為這些組織切實地與一個個具體的人聯繫更加貼近和緊密。但可悲的是，空著肚子的參與是不切實際的。
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明目張膽光天化日下收受賄賂，但一進印度的國門。海關人員就會象你收受賄賂。類似的事件曾經被CNN暴光後，引起很大震動。事後處理了幾名官員，但CNN隨後的調查這樣的行為沒有受到任何有效的遏制。
4：印度的IT業十分發達
印度直接跳過製造業大力發展IT業，但印度的製造業和農業發展卻相對滯後。印度大力鼓吹的軟體立國卻只在2005年為社會增加了10萬個工作崗位。導致印度的經濟越來越畸形。而處於社會下層的人民沒有從中得到絲毫好處。
而再看看印度的軟體，大部分是以軟體外包為主。說白就是一個高級打工仔。卻沒有一個像樣的軟體企業。甚至連盛大這樣的自己開發網優的公司都沒有。曾經調查過印度的IT業，當中國已經開始步入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19寸寬屏電腦，聯想和方正卻正在為印度研發新型電腦，顯示器許多只有15寸。
印度沒有一個類似華為大唐中興的企業，軟體基礎十分薄弱。印度國內的IT應用十分狹窄，導致大量印度公司走軟體外包這種低技術含量幾乎沒任何創新和自主研發的發展道路。
一個4億絕對貧困人口的國家，一個電腦普及不足中國1/10的國家，IT業有何前途可言？
5：印度犯罪率低
沒錯，4億人處於絕對貧困，3億人年收入1千美圓就是中產階級。這樣的忍耐力，放中國早就黃巾起義了。
而印度犯罪率低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大量私刑宗教行為根本不計算進犯罪率，印度許多地方歧視婦女，造成的大量犯罪都沒有計算進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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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犯罪率當然高不到哪去。
6：印度--- 就是好
沒錯印度甚至沒有大型電子對撞機，沒有大型的船舶製造業，
甚至在中國70年代就應用到水壩的技術，印度都沒有突破。許多我們60年代就可以製造的電力機組，80年代就獲得的核心技術。印度到現在都沒有掌握。
這樣一個50年來沒有被任何國家封鎖的國家，發展狀況卻如此之差。為什麼這麼多人吹捧。
印度都不能獨立製造。阿瓊坦克造了30年，結果到現在還上不了戰場。為什麼？因為不是炸膛就是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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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自己的陸軍都不敢要。
印度說：他們要努力在2010年普及義務教育，JY說：印度全民就幸福的享受到了義務教育？？
印度說：他們要努力實現免費醫療。JY說：印度實現了免費醫療。
印度說：2008年他們要上月球？JY說：。。。
謊言很好拆穿，隨便去CNN BBC搜索下就知道了。這些國家不會故意去醜化印度吧？
印度為什麼好？--------因為印度民主，所以印度就好？？ 我不同意這種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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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沒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就一口吃下第三和第四個饅頭的國家，帶來的苦果就是他們的現狀。
第一個饅頭叫工業化 第二個饅頭叫基礎設施，卻被他們丟在了一邊。
印度完全可以當一個反面教材，卻被JY們吹上了天。
就因為他們民主嗎？ 可悲
印度最近通過兩個法案：第一項新法案要求私人學院從傳統上處於不利地位的下層階級中招收一定數量的學生。第二項法案旨在創建一個普及的基礎教育體系
[ 第一個有點寒，實在寒。
第二個
初等教育。名為“教育作為基本權力”的第二個新法案針對小學。印度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普及小學義務教育的國家之一（無語）。大多數小學缺少合適的工作人員和設施。地方政治家決定教育人選，這意味著學校的控制者是既得利益者、而不是合格的教育家。許多小學只是存在於紙面上，而其設施被政治領袖挪作他用。例如，午飯制度使得學校變成貧民的給養站。
再看一條新聞：印度計畫在2010年為全國所有6～14歲的孩子普及9年義務教育，為此印度政府決定招募100萬名教師為實現上述計畫而努力。瓦傑帕伊總理將領導一個由部長、志願組織代表和教育家們組成的委員會以督促落實這一計畫。
看清楚是2010年幾乎普及。
--------印度在獨立後就計畫在1960年實現義務教育，但在1995年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實行全面義務教育的法案依然沒有通過，最近才通過這兩項法案。預計在2010年普及義務教育，印度文盲率竟然高達40%以上，
印度一個飯都吃不飽的國家，戴著免費教育的名頭。但卻根本無法實行。這樣的免費教育有啥用？？這和中國在60年代所謂的免費教育公農兵大學有啥區別？
以印度的學校經常出現這樣怪誕的現象：幾十個孩子上課卻沒有老師，因為老師在搞第三產業。
為此印度政府整治多次但沒任何效果，一是因為政府投入太少，教師工資太低。二是因為地方教師掌握了大量選票資源。政府的權利受到很大的削弱。
這就是JY們引以為傲的印度式義務教育。
2：印度的免費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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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稱，印度有一半兒童營養不良，每年250萬兒童死亡，其中大部分源於饑餓。
有4億人處於絕對貧困。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的最新《人類發展報告》對１７３個國家進行排名，今年的主題是“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深化民主”。結果印度名列１２４
印度政府2005-2006年度用於農村公共健康事業的總資金投入為1028億盧比(約合24億美元)。“即印度政府近年來用於全民衛生事業的投入，每年不超過人均25元人民。可惜就這25塊錢還要用在支付醫生工資，醫院維持等費用上。
我不知道一人25塊錢能幹嗎？CNN和BBC曾經連篇累牘的報導過印度的醫療狀況，就連英美都無法實現的免費義務醫療在印度竟然實現？
結果調查的結果讓人哭笑不得，印度人享受的免費醫療只是看看感冒等，而且藥品也是十分低廉。做手術如果要免費要等三個月到半年，而且往往拖到最後要麼去私立醫院，要麼無休止的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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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免費醫療帶來的是新生兒67/1000的死亡率
中國呢？3/1000 ，差了20倍以上。
印度兒童中有一半營養不良，印度婦女中有一半患有貧血症。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最新公佈的《人類發展報告》：印度與埃塞俄比亞、孟加拉並肩排在世界營養不良水平最嚴重的國家之列，在諸如嬰兒和母親的死亡率以及就學率等方面，印度都處於嚴重落後狀態。儘管印度經濟發展較快，但惠及的只是部分地區———東南沿海和大城市，以及部分人群。印度在保健和營養水平方面似乎處於不進反退的狀況。1990年，印度出生嬰兒死亡率為千分之八十，孟加拉為千分之九十六；現在，這個排名顛倒了過來，嬰兒死亡率印度是千分之六十七，孟加拉僅為千分之五十一。
印度一個地理條件優越的國家，人均壽命60歲
中國呢？72歲
印度的可耕種面積是中國的三倍，又處亞熱帶，但糧食產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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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億噸
中國的可耕種面積之有印度1/3
但2005年的糧食產量是4。84億噸。
而最近中國已經開始著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徹底解決農民醫療問題。相關情況可以搜索。
現成的資料擺在這裏，卻依然有人在大肆宣揚印度的醫療優越。
不知道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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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度維護弱勢群體
確實印度很民主，真的太民主了。太關心窮人了~
當中國的釘子戶正為如何多獲得賠償金動腦筋的時候，印度已經通過一項法案，1年內拆遷掉孟買西邊靠海的貧民區，可惜的是他們連賠償金都沒有，因為那只是堆窩棚但帶來的是。用孟買市長的話：為了趕上上海。但代價是20萬人將淪為乞丐。
去年12月以來，孟買在“把孟買變為一個新上海”的口號下，多達80000幢的殘舊房屋被夷平，大約20萬人無家可歸。在政府看來，這些位於城市地價最高地區的擁擠的貧民窟實在是有礙觀瞻，因此當局決定斥資2600億盧布(約合30.17億英鎊)，改造這個印度西部的海港城市。孟買在世界上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中排名第八，這個城市的1600萬人口中有60%居住在貧民窟裏。
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凱薩琳．菲利浦對此進行了跟蹤報導
就連印度憲法的設計師Ambedkar博士在後來都說過：在沒有社會或經濟民主的地方，政治民主難以成功。
[ 轉自鐵血社 我們的JY卻跳著說民主就能解決一切。在一個飯都吃不飽的國家不想著努力發展經濟，卻大搞黨爭，這樣的民主對普通百姓有任何意義嗎？有 印度就是下場。因為民主不是那第三個包子。
印度的民主看似維護窮人，但因為經濟條件、教育和觀念認識等方面的局限，他們常常置身在民主政治進程的邊緣。確實，印度政治選舉的投票率很高，但民主制度不僅僅是政治選舉投票，民主制度表現在社會政治領域全方位的制度建構和全方位的參與。立足于市民社會當中的一些機制，譬如鄉村會議、公民聯合會、商貿協會、勞工組織乃至社區的聯合會等，對於民主來說其實更為根本更為切實，因為這些組織切實地與一個個具體的人聯繫更加貼近和緊密。但可悲的是，空著肚子的參與是不切實際的。
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明目張膽光天化日下收受賄賂，但一進印度的國門。海關人員就會象你收受賄賂。類似的事件曾經被CNN暴光後，引起很大震動。事後處理了幾名官員，但CNN隨後的調查這樣的行為沒有受到任何有效的遏制。
4：印度的IT業十分發達
印度直接跳過製造業大力發展IT業，但印度的製造業和農業發展卻相對滯後。印度大力鼓吹的軟體立國卻只在2005年為社會增加了10萬個工作崗位。導致印度的經濟越來越畸形。而處於社會下層的人民沒有從中得到絲毫好處。
而再看看印度的軟體，大部分是以軟體外包為主。說白就是一個高級打工仔。卻沒有一個像樣的軟體企業。甚至連盛大這樣的自己開發網優的公司都沒有。曾經調查過印度的IT業，當中國已經開始步入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19寸寬屏電腦，聯想和方正卻正在為印度研發新型電腦，顯示器許多只有15寸。
印度沒有一個類似華為大唐中興的企業，軟體基礎十分薄弱。印度國內的IT應用十分狹窄，導致大量印度公司走軟體外包這種低技術含量幾乎沒任何創新和自主研發的發展道路。
一個4億絕對貧困人口的國家，一個電腦普及不足中國1/10的國家，IT業有何前途可言？
5：印度犯罪率低
沒錯，4億人處於絕對貧困，3億人年收入1千美圓就是中產階級。這樣的忍耐力，放中國早就黃巾起義了。
而印度犯罪率低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大量私刑宗教行為根本不計算進犯罪率，印度許多地方歧視婦女，造成的大量犯罪都沒有計算進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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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犯罪率當然高不到哪去。
6：印度--- 就是好
沒錯印度甚至沒有大型電子對撞機，沒有大型的船舶製造業，
甚至在中國70年代就應用到水壩的技術，印度都沒有突破。許多我們60年代就可以製造的電力機組，80年代就獲得的核心技術。印度到現在都沒有掌握。
這樣一個50年來沒有被任何國家封鎖的國家，發展狀況卻如此之差。為什麼這麼多人吹捧。
印度都不能獨立製造。阿瓊坦克造了30年，結果到現在還上不了戰場。為什麼？因為不是炸膛就是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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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自己的陸軍都不敢要。
印度說：他們要努力在2010年普及義務教育，JY說：印度全民就幸福的享受到了義務教育？？
印度說：他們要努力實現免費醫療。JY說：印度實現了免費醫療。
印度說：2008年他們要上月球？JY說：。。。
謊言很好拆穿，隨便去CNN BBC搜索下就知道了。這些國家不會故意去醜化印度吧？
印度為什麼好？--------因為印度民主，所以印度就好？？ 我不同意這種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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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沒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就一口吃下第三和第四個饅頭的國家，帶來的苦果就是他們的現狀。
第一個饅頭叫工業化 第二個饅頭叫基礎設施，卻被他們丟在了一邊。
印度完全可以當一個反面教材，卻被JY們吹上了天。
就因為他們民主嗎？ 可悲
印度對中國
眾所周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印關係曾有一段蜜月期，也就是所謂的"巴依 巴依"的時代。從印方的角度來說，以國土 人口經濟條件而論，印度在前英屬殖民地中處於領頭羊的位置，而這又進一步把印度推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盟主"位置，當然，按照當時的概念，準確的說是不結盟運動組織的首腦國家，不結盟組織在當時是獨立於美英兩大陣營的第三股力量，這使得印度人在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影響：印度已經是世界第三了。
出於進一步壯大不結盟組織擴張自身影響力的考慮，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印度對中國相對採取了比較有好的態度，1955年尼赫魯總理邀請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有好僅僅是"相對"的，這一期間印度從未停止對這爭議區領土的蠶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間，我邊防不對與印度情報部門控制的巡邏隊曾有數次小規模交火，規模最大的一次爆發於1959年10月。印方巡邏隊被我方擊斃9人，其餘悉數被擒(這次時間的影響是，1959年之後，作為權利鬥爭的結果，這一地區的巡邏任務被印度軍方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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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態上而論，當時印度對中國始終抱有一種"俯視"態度，即認為中國僅僅是不結盟組織中的一員，是被領導者。這一方面源於印度人不切實際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源自1840年以來中國國運的頹勢--在印度人看來，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人都是靠美英等國才從日本人手裏解放出來的。而從實際國力來看，早在1928年前，國聯就把印度列為世界8大工業國行列。而建國之初，中國在經濟上的各項軟硬體都處於一窮二白的狀態，令筆者無法理解的是，此前的朝鮮戰爭在震撼整個西方世界的同時，似乎對印度人並未有太多觸動，印度的領導集體更像象牙塔中的產物。
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同樣可以看作是這一心態下的產物。衝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戰爭對他們而言卻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認為只要自己在邊境上不斷增兵，中國人就會被嚇跑，對於大規模交火並沒有做太多的準備，更遑論後期自己會處於挨打狀態。簡單來說，印度人從一開始就把勝利的希望寄託于對手的軟弱上，僅從這種心態看，戰場一邊倒的態勢就是在正常不過的。
在中國解放軍的戰史中，1962年這場自衛反擊戰並非是一場值得大書特書的戰爭，畢竟，這支不對曾面對過太多比這還要兇險得多的戰事，甚至這場戰爭的進程都顯得平淡無奇，但正是這場"平淡"的戰爭，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印度的發展軌跡--按照美國著名的南亞學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說法：印度在中印邊境戰中遭受了"恥辱的失敗"，這"教訓了整個一代印度人。。。。。從那時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經成了軍事化國家"。
1962年對印反擊戰之於印度，其影響類似於甲午戰爭之中國，最大的傷害都在於世人眼裏一個"大國"被打回了原行，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虛弱表露無疑，於是列強瓜分接踵而至。1962年一戰同樣如此，"堂堂世界第三" "亞非拉的領袖"竟然被中國揍的魂飛魄散，領導人不得不像美蘇等國尋求援助，尼赫魯曾親自致信甘迺迪求援，新德里的政要和富商們甚至做了遷都的打算，一直到中國高姿態的開始撤軍，印度都還沒組織起反擊，此戰使得印度的國際政治資本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威信受到重創，於是在無意之間，中國成了1947年獨立以來對印度"傷害"最大的國家，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成了戰爭販子的形象。
因此，印度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敵視其實不亞於日本右翼勢力，印度媒體鮮見對中國的真實客觀的宣傳，在很多印度人眼裏，中國人就留著山羊鬍子 戴著竹斗笠 露出一臉陰險笑容的中國農夫的落後國家。
除去心理，從經濟方面算賬，我們會發現結果仍舊是對印度不利的。如果以"戰爭與經濟之間是否建立一套正循環體系"為依據來審視中國政府當時的決策，那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和隨之而來的無法消除的民族仇恨，於國民經濟發展，省去了一個大包袱：堅決打擊，一張打出了相對40年的穩定，使得經濟建設免去了許多干擾，這都是戰爭所帶來的紅利，就是所謂的"戰爭--經濟"正迴圈。反觀印度，1962年這一戰對於實際控制土地面積基本無損，但為了一個次要利益，卻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強大的對手，進而影響了巴基斯坦尼泊爾 孟加拉 緬甸一直到斯里蘭卡一系列方向，為國家帶來沉重的軍事開支，這不是正迴圈，而是一個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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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場戰爭對中國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由於意識形態問題，當時印度在國際主流社會中確實佔據了道義上的制高點，中國被抹黑成了一個"侵略者"的形象，由此所產生的後果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滯後了，歷史有時就是這麼有意思：對手的聰明程度和他給你帶來麻煩大小並不一定就是成正比的。
1991年之後，印度的GDP開始迅速增長，從以前的百分之4~百分之5的較低水平跳到了百分之7~百分之8，季度增長往往達到了百分之9。但其背後的事實是，印度的經濟增長和中國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印度模式"下，貨幣流通的速度不存在從從實物生產到最終銷售這樣一個週期制約，自然要快的多，但這種快速流動並沒有帶動製造業同步發展。實質上就是一種跳躍式發展模式--印度人試圖從傳統農業經濟直接跨過製造業階段，進入以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為經濟主幹的服務業主導型經濟，也就是"虛擬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型經濟。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從過去繼承的金融傳統，同時這也是為了回避印度基礎建設薄弱的問題。
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國家工業化事實上並沒有太大的發展---250多個經濟開發區清一色是服務業，IT和金融行業。印度的GDP的具體構成中，農業與工業各占百分之22，服務業占百分之56，如果這是一個發達國家的話，這個構成沒什麼問題（例如日本製造業雖然聞名於世，但其服務業卻占GDP百分之75），但這是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其GDP總量並不大。事實上，目前印度工業化總體水平仍還處於輕工業化階段--相對應的是，中國已經進入了重工業化階段。
到目前為止，印度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僅限於占社會少數的精英階層，反過來這又制約了其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能消費起的就這麼幾個人。從經濟學角度極端一點說，印度也就是一億人的國家---一千萬富人 2千萬中產階級和七千萬窮人，平和一點的說就是2~3億人的國家，剩下那7~10億人僅僅是能說話的"畜生"（這絕非侮辱，而是印度精英層自己的認識），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這部分人完全不用考慮--如果以7億人開算的話，這部分人生活在低於聯合國的貧困線三分之一以下水平。印度的決策者也無需考慮由此而引發的大規模民變--即使在印度北部現在仍存在著超過120支遊擊隊，但以印度人的標準看，這種混亂程度還仍然可以處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而這得益于印度傳統的等級文化以及"修來世"的人生觀。
相對於中國，西方國家更容易接納印度，即使其貿易保護主義看上去非常的"不合規矩"。其中根本原因在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最本質的矛盾是資源佔有的矛盾。資源的總量是剛性的，你多占一塊，我就要少吃一塊，這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扯不上任何關係。西方發達國家以百分之25的人口消耗著百分之75的資源，在西方人眼裏，中國政府最大的" 原罪"在於領導6億人擺脫了貧困，更在於領導超過13億人走向了富裕，這意味將有一個超級大塊頭插進來分享這塊不可能變大的"資源蛋糕"。
與金融貿易等流於表面的問題不同，這個矛盾是難以調和的。所以，印度或者說印度模式更易於西方的認同，根本原因在於這種模式把多數人排除在外，僅讓少數精英階層加入資源分享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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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並沒有打算唱衰印度或者是鼓吹印度崩潰了（但不得不提的是，如果參照之前"中國崩潰論"中所語言的標準，現在的印度早就算崩潰了）。印度現在的狀態確實很彆扭，但也確實很"穩定"，這是有其特有的社會結構和民族文化所決定的。
就此輪經濟危機而言，首先可以認定的是，作為一個就會對印度的意義不會很大，印度製造業發展的瓶頸在於缺乏資金，同時基礎設施薄弱，印度原本打算通過在金融市場的優勢獲得資金，然後帶動其他經濟發展，但就具體微觀上而言，企業行為的趨利性使市場中的企業必須要靠利潤上的驅使來完成市場資源的配置。儘管印度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獲得比中國更優惠與豐沛的資金，但是作為經紀人的企業並未如事先想定的那樣投資製造業和基建，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形成最優資源配置，這就出現了一邊是國內製造業和基礎亟需大筆資金，另一邊在金融市場獲得豐沛資源的印度企業紛紛進行大規模海外並購的現象。金融危機只是助長了這一趨勢。
雖然經濟危機使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技術的出口門檻，但如前所說，印度的工業化尚處在輕工業化階段，同時基礎設施建設也不足以支撐一個重工業化體系--以公路為例，印度2002~2003財政國道建設目標為244。11千米，而當年實際完成209。46千米，2003~2004財政目標為1789。5千米，實際完成709。73千米，2004~2005財政目標 2317。18千米，實際完成2082。7千米，2005~2006年財政目標為782。09千米，實際完成582。82千米。在這樣一個薄弱的基礎之上，單靠購買一些技術，對工業化進程拉動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技術是"種子"，而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則是保證種子發芽生根的土壤。
而從危險方面來說，印度這次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與1991年可能是一樣的，就是在國際支付上出現問題，歷史上看，印度僅有兩年實現了外貿順差，而且是拜當年風調雨順農業豐收所賜，其餘年份則都處於逆差。始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印度國內出現的緊縮，進而使歐美金融機構撤回本土，這就使印度這樣依賴外資的發展中國家，被動的出現了緊縮，還使得印度政府面臨兩難的選擇--是否進行信用擴張，也就是印鈔票？印了就造成本幣貶值，不印本國企業就會出現資金斷鏈。
此外印度企業多通過向國外銀行貸款，或是通過轉讓股權的方式向國外企業借款來獲得資金，其國內的任何經濟波動都會導致海外銀行提高利率或是國外企業拋售印度企業的股票，這樣同樣會使得印度企業出現資金斷鏈的危險。而字去年便一路走高的國際糧價，則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危險，印度至今還未實現國內糧食自給，糧價攀升必然要進一步加重其國際支付壓力。
參考1962年和1987年的歷史，如果將近期印度在中印邊境的一系列舉動倒過來分析的話，那麼我們也許會從中有別樣的發現吧。。。。
出於進一步壯大不結盟組織擴張自身影響力的考慮，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印度對中國相對採取了比較有好的態度，1955年尼赫魯總理邀請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有好僅僅是"相對"的，這一期間印度從未停止對這爭議區領土的蠶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間，我邊防不對與印度情報部門控制的巡邏隊曾有數次小規模交火，規模最大的一次爆發於1959年10月。印方巡邏隊被我方擊斃9人，其餘悉數被擒(這次時間的影響是，1959年之後，作為權利鬥爭的結果，這一地區的巡邏任務被印度軍方接管)。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從心態上而論，當時印度對中國始終抱有一種"俯視"態度，即認為中國僅僅是不結盟組織中的一員，是被領導者。這一方面源於印度人不切實際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源自1840年以來中國國運的頹勢--在印度人看來，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人都是靠美英等國才從日本人手裏解放出來的。而從實際國力來看，早在1928年前，國聯就把印度列為世界8大工業國行列。而建國之初，中國在經濟上的各項軟硬體都處於一窮二白的狀態，令筆者無法理解的是，此前的朝鮮戰爭在震撼整個西方世界的同時，似乎對印度人並未有太多觸動，印度的領導集體更像象牙塔中的產物。
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同樣可以看作是這一心態下的產物。衝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戰爭對他們而言卻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認為只要自己在邊境上不斷增兵，中國人就會被嚇跑，對於大規模交火並沒有做太多的準備，更遑論後期自己會處於挨打狀態。簡單來說，印度人從一開始就把勝利的希望寄託于對手的軟弱上，僅從這種心態看，戰場一邊倒的態勢就是在正常不過的。
在中國解放軍的戰史中，1962年這場自衛反擊戰並非是一場值得大書特書的戰爭，畢竟，這支不對曾面對過太多比這還要兇險得多的戰事，甚至這場戰爭的進程都顯得平淡無奇，但正是這場"平淡"的戰爭，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印度的發展軌跡--按照美國著名的南亞學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說法：印度在中印邊境戰中遭受了"恥辱的失敗"，這"教訓了整個一代印度人。。。。。從那時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經成了軍事化國家"。
1962年對印反擊戰之於印度，其影響類似於甲午戰爭之中國，最大的傷害都在於世人眼裏一個"大國"被打回了原行，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虛弱表露無疑，於是列強瓜分接踵而至。1962年一戰同樣如此，"堂堂世界第三" "亞非拉的領袖"竟然被中國揍的魂飛魄散，領導人不得不像美蘇等國尋求援助，尼赫魯曾親自致信甘迺迪求援，新德里的政要和富商們甚至做了遷都的打算，一直到中國高姿態的開始撤軍，印度都還沒組織起反擊，此戰使得印度的國際政治資本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威信受到重創，於是在無意之間，中國成了1947年獨立以來對印度"傷害"最大的國家，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成了戰爭販子的形象。
因此，印度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敵視其實不亞於日本右翼勢力，印度媒體鮮見對中國的真實客觀的宣傳，在很多印度人眼裏，中國人就留著山羊鬍子 戴著竹斗笠 露出一臉陰險笑容的中國農夫的落後國家。
除去心理，從經濟方面算賬，我們會發現結果仍舊是對印度不利的。如果以"戰爭與經濟之間是否建立一套正循環體系"為依據來審視中國政府當時的決策，那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和隨之而來的無法消除的民族仇恨，於國民經濟發展，省去了一個大包袱：堅決打擊，一張打出了相對40年的穩定，使得經濟建設免去了許多干擾，這都是戰爭所帶來的紅利，就是所謂的"戰爭--經濟"正迴圈。反觀印度，1962年這一戰對於實際控制土地面積基本無損，但為了一個次要利益，卻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強大的對手，進而影響了巴基斯坦尼泊爾 孟加拉 緬甸一直到斯里蘭卡一系列方向，為國家帶來沉重的軍事開支，這不是正迴圈，而是一個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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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場戰爭對中國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由於意識形態問題，當時印度在國際主流社會中確實佔據了道義上的制高點，中國被抹黑成了一個"侵略者"的形象，由此所產生的後果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滯後了，歷史有時就是這麼有意思：對手的聰明程度和他給你帶來麻煩大小並不一定就是成正比的。
1991年之後，印度的GDP開始迅速增長，從以前的百分之4~百分之5的較低水平跳到了百分之7~百分之8，季度增長往往達到了百分之9。但其背後的事實是，印度的經濟增長和中國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印度模式"下，貨幣流通的速度不存在從從實物生產到最終銷售這樣一個週期制約，自然要快的多，但這種快速流動並沒有帶動製造業同步發展。實質上就是一種跳躍式發展模式--印度人試圖從傳統農業經濟直接跨過製造業階段，進入以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為經濟主幹的服務業主導型經濟，也就是"虛擬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型經濟。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從過去繼承的金融傳統，同時這也是為了回避印度基礎建設薄弱的問題。
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國家工業化事實上並沒有太大的發展---250多個經濟開發區清一色是服務業，IT和金融行業。印度的GDP的具體構成中，農業與工業各占百分之22，服務業占百分之56，如果這是一個發達國家的話，這個構成沒什麼問題（例如日本製造業雖然聞名於世，但其服務業卻占GDP百分之75），但這是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其GDP總量並不大。事實上，目前印度工業化總體水平仍還處於輕工業化階段--相對應的是，中國已經進入了重工業化階段。
到目前為止，印度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僅限於占社會少數的精英階層，反過來這又制約了其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能消費起的就這麼幾個人。從經濟學角度極端一點說，印度也就是一億人的國家---一千萬富人 2千萬中產階級和七千萬窮人，平和一點的說就是2~3億人的國家，剩下那7~10億人僅僅是能說話的"畜生"（這絕非侮辱，而是印度精英層自己的認識），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這部分人完全不用考慮--如果以7億人開算的話，這部分人生活在低於聯合國的貧困線三分之一以下水平。印度的決策者也無需考慮由此而引發的大規模民變--即使在印度北部現在仍存在著超過120支遊擊隊，但以印度人的標準看，這種混亂程度還仍然可以處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而這得益于印度傳統的等級文化以及"修來世"的人生觀。
相對於中國，西方國家更容易接納印度，即使其貿易保護主義看上去非常的"不合規矩"。其中根本原因在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最本質的矛盾是資源佔有的矛盾。資源的總量是剛性的，你多占一塊，我就要少吃一塊，這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扯不上任何關係。西方發達國家以百分之25的人口消耗著百分之75的資源，在西方人眼裏，中國政府最大的" 原罪"在於領導6億人擺脫了貧困，更在於領導超過13億人走向了富裕，這意味將有一個超級大塊頭插進來分享這塊不可能變大的"資源蛋糕"。
與金融貿易等流於表面的問題不同，這個矛盾是難以調和的。所以，印度或者說印度模式更易於西方的認同，根本原因在於這種模式把多數人排除在外，僅讓少數精英階層加入資源分享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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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並沒有打算唱衰印度或者是鼓吹印度崩潰了（但不得不提的是，如果參照之前"中國崩潰論"中所語言的標準，現在的印度早就算崩潰了）。印度現在的狀態確實很彆扭，但也確實很"穩定"，這是有其特有的社會結構和民族文化所決定的。
就此輪經濟危機而言，首先可以認定的是，作為一個就會對印度的意義不會很大，印度製造業發展的瓶頸在於缺乏資金，同時基礎設施薄弱，印度原本打算通過在金融市場的優勢獲得資金，然後帶動其他經濟發展，但就具體微觀上而言，企業行為的趨利性使市場中的企業必須要靠利潤上的驅使來完成市場資源的配置。儘管印度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獲得比中國更優惠與豐沛的資金，但是作為經紀人的企業並未如事先想定的那樣投資製造業和基建，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形成最優資源配置，這就出現了一邊是國內製造業和基礎亟需大筆資金，另一邊在金融市場獲得豐沛資源的印度企業紛紛進行大規模海外並購的現象。金融危機只是助長了這一趨勢。
雖然經濟危機使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技術的出口門檻，但如前所說，印度的工業化尚處在輕工業化階段，同時基礎設施建設也不足以支撐一個重工業化體系--以公路為例，印度2002~2003財政國道建設目標為244。11千米，而當年實際完成209。46千米，2003~2004財政目標為1789。5千米，實際完成709。73千米，2004~2005財政目標 2317。18千米，實際完成2082。7千米，2005~2006年財政目標為782。09千米，實際完成582。82千米。在這樣一個薄弱的基礎之上，單靠購買一些技術，對工業化進程拉動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技術是"種子"，而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則是保證種子發芽生根的土壤。
而從危險方面來說，印度這次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與1991年可能是一樣的，就是在國際支付上出現問題，歷史上看，印度僅有兩年實現了外貿順差，而且是拜當年風調雨順農業豐收所賜，其餘年份則都處於逆差。始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印度國內出現的緊縮，進而使歐美金融機構撤回本土，這就使印度這樣依賴外資的發展中國家，被動的出現了緊縮，還使得印度政府面臨兩難的選擇--是否進行信用擴張，也就是印鈔票？印了就造成本幣貶值，不印本國企業就會出現資金斷鏈。
此外印度企業多通過向國外銀行貸款，或是通過轉讓股權的方式向國外企業借款來獲得資金，其國內的任何經濟波動都會導致海外銀行提高利率或是國外企業拋售印度企業的股票，這樣同樣會使得印度企業出現資金斷鏈的危險。而字去年便一路走高的國際糧價，則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危險，印度至今還未實現國內糧食自給，糧價攀升必然要進一步加重其國際支付壓力。
參考1962年和1987年的歷史，如果將近期印度在中印邊境的一系列舉動倒過來分析的話，那麼我們也許會從中有別樣的發現吧。。。。
2011年1月13日星期四
俄專家稱殲-20首先是攻擊機然後才是殲擊機
東方網1月13日消息：據俄羅斯《觀點報》1月11日報導，俄羅斯航空網主編古薩羅夫1月11日在評論中國第5代殲擊機殲-20當日首飛成功的消息時指出，中國設計師賦予了殲-20更為廣泛的功能，完全能夠用作攻擊機，打擊地面和水面目標。可以說，殲-20首先是攻擊機，然後才是殲擊機。
俄航空網主編古薩羅夫首先指出，儘管自今年年初殲-20圖片現身網路之後，中國官方遲遲沒有證實國產第5代殲擊機存在的事實，也沒有披露相關資料，但是通過對公開圖片的認真研究和分析，航空專家們早已認定網上最初流傳的殲-20真實可信，是實實在在的新型飛機。
至於殲-20和美國F-22、俄羅斯T-50的性能優劣對比問題，古薩羅夫表示，中國開始試驗的新飛機性能和參數不詳，現在做出某些性能比較方面的結論顯然為時尚早。中國新一代戰機專案高度保密，相比之下T-50和F-22保密程度不算太高，因此現在比較他們之間的區別相當困難。不過還是可以通過對中國新型飛機外形的研究得出某些結論。可以說，大部分問題都是由殲-20的用途引起的，因為其形狀和尺寸不完全符合第5代殲擊機的概念，可能是中國設計師賦予了這種戰機更為廣泛的功能和性能，這意味著它完全可以用作攻擊機，打擊地面和水面目標。因此有推測稱，這種飛機首先是攻擊機，然後才是殲擊機。
至於中國殲-20能否對俄羅斯第5代戰機構成嚴重競爭威脅的問題，俄航空網主編認為，現在無法評說中國飛機的性能是否優於或劣於俄美飛機。雖然殲-20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比F-22或T-50遜色一些，但它確實是第5代戰機，而不是第4代+或第4代++飛機。考慮到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美國，都未曾向中國推薦過第5代戰機，因此可以確信殲-20完全是中國人自主研製而成的。
古薩羅夫說：“今天中國工業的發展步伐如此之大，軍事航空工業已具備實際上無可限量的能力。中國人能輕易仿製任何類型的武器裝備，甚至是連俄羅斯都造不出的武器。而且，中國已經度過了所謂的借鑒階段，現在正發展自主研發項目。航空業歷來如此，最初在從國外採購的飛機上進行研製，然後開始製造國產飛機。我認為，在此領域中國將會相當成功。中國具有豐富的人才潛力，如果他們能輕易仿製任何裝備，而且僅僅根據一件樣品甚至是圖片，那麼這表明中國工程學派已經達到了最高水準。在中國人才短缺的領域，則會吸引外國專家，包括西方專家參與。可以回想一下中國剛剛開始在我們領導下組裝俄羅斯戰機的情況，當時的質量確實糟糕，現在中國人已經能夠輕鬆完成這項任務。如果說殲-20的研發工作已經進行到了生產的地步，那麼與俄羅斯或美國飛機相比，在生產指標上，它的質量無論如何不會太差。至於戰術技術性能，時間將會證明一切。現在暫時可以說，中國在發動機上多少落後於俄羅斯，因為要想迅速填補在發動機製造領域幾十年的差距不會那麼簡單。但是歷史證明，購買發動機技術許可，然後進行改進，並不是特別困難，也不會成為製造第5代殲擊機的障礙。”
對於殲-20是否和T-50一樣擁有超強機動性能的問題，古薩羅夫指出，第5代殲擊機應當擁有亞音速和超音速超強機動能力，但是在當前階段談論這些為時尚早，畢竟俄羅斯飛機僅在去年初才完成首飛，更不用說今年1月11日剛剛首飛的中國飛機。實踐證明，首個樣品和最後成型的量產型飛機之間的差距往往非常大。遺憾的是，俄羅斯最有意思的航空博物館都在設計局和工廠之內，並非所有人都能看到俄羅斯航空製造業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比如說，如果能在蘇霍伊設計局博物館內看到蘇-27戰機的首批試驗樣品機的圖片和圖紙的話，那麼就能清楚地發現，它們與後來舉世聞名的量產型飛機並不是特別相像。因此現在人們看到的第5代殲擊機樣品，只會是未來戰機的原型，今後每個階段都會進行實質性的加工和改進。現在說俄羅斯未來的T-50殲擊機將會是什麼樣為時尚早，談論中國殲-20的未來面貌就顯得更早了一些。
在談到一些專家質疑一張試飛圖片上顯示的殲-20似乎在垂直飛行的問題時，俄航空網主編認為，這一點確實值得懷疑。這種垂直爬升是非常危險的機動動作，飛機需要為此做好長時間的準備。從整體上講，首飛就是脫離地面，盤旋兩圈，然後著陸。這種極限攻擊角需要逐步進入，並在一次次的飛行中檢驗飛機性能。這架殲-20在首飛時確實能做到這點，但是飛機的性能具體如何現在還不清楚，或許首先是試飛員對此也沒有充分的準備。
俄專家還指出，美國專家對於中國在2018年前製造不出第5代殲擊機的預測並非完全成為笑柄，畢竟新一代戰機從研製、試驗到定型、批量生產之間的過程特別長。俄羅斯的第5代飛機是在2010年初升空的，相信在2015年前不會開始批量生產。中國的殲-20同樣將會如此。這裏所指的是從研製、首飛到完善性能、定型、裝備部隊、批量生產、形成戰鬥力的全部過程。古薩羅夫說：“中國並沒有對第5代殲擊機的強烈需求，他們有非常好的蘇-30飛機，在性能上接近第5代戰機，至少現在是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之一。中國人抬頭挺胸，所有人都會擔心，似乎俄羅斯首先應當思考自身安全問題，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因為俄羅斯在經濟上早已不是中國的競爭對手。首先應當擔憂的是美國，因為中國正在世界經濟市場上和美國抗衡，自然也有政治競爭。如果說20世紀只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話，那麼在21世紀中國佔據了蘇聯的位置，俄羅斯只能是第三大角色。中美之間的關係在所有方面，包括經濟、政治和軍事上都會相當緊張。不過不應當把中國想像成侵略者，這只是普通的地緣政治進程而已，中國在走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道路，只是為了保護自己逐年增加的經濟利益。為此國家要利用空軍和海軍艦隊，如果出現某種爭端，只有他們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裏可以舉富含油氣資源的北冰洋大陸架的例子，俄羅斯、加拿大、美國、挪威都在試圖圈定自己的版圖，結果是現在會分割領土，將來就會分割資源。俄羅斯要想謀取北冰洋領土和資源，自然需要擁有強大的潛艇部隊、破冰船隊和飛機。中國有著類似的情況，其經濟利益可能隨時隨地遭遇各種挑戰，為此中國必須發展軍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會向全世界開戰。”（編譯：書山）
俄航空網主編古薩羅夫首先指出，儘管自今年年初殲-20圖片現身網路之後，中國官方遲遲沒有證實國產第5代殲擊機存在的事實，也沒有披露相關資料，但是通過對公開圖片的認真研究和分析，航空專家們早已認定網上最初流傳的殲-20真實可信，是實實在在的新型飛機。
至於殲-20和美國F-22、俄羅斯T-50的性能優劣對比問題，古薩羅夫表示，中國開始試驗的新飛機性能和參數不詳，現在做出某些性能比較方面的結論顯然為時尚早。中國新一代戰機專案高度保密，相比之下T-50和F-22保密程度不算太高，因此現在比較他們之間的區別相當困難。不過還是可以通過對中國新型飛機外形的研究得出某些結論。可以說，大部分問題都是由殲-20的用途引起的，因為其形狀和尺寸不完全符合第5代殲擊機的概念，可能是中國設計師賦予了這種戰機更為廣泛的功能和性能，這意味著它完全可以用作攻擊機，打擊地面和水面目標。因此有推測稱，這種飛機首先是攻擊機，然後才是殲擊機。
至於中國殲-20能否對俄羅斯第5代戰機構成嚴重競爭威脅的問題，俄航空網主編認為，現在無法評說中國飛機的性能是否優於或劣於俄美飛機。雖然殲-20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比F-22或T-50遜色一些，但它確實是第5代戰機，而不是第4代+或第4代++飛機。考慮到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美國，都未曾向中國推薦過第5代戰機，因此可以確信殲-20完全是中國人自主研製而成的。
古薩羅夫說：“今天中國工業的發展步伐如此之大，軍事航空工業已具備實際上無可限量的能力。中國人能輕易仿製任何類型的武器裝備，甚至是連俄羅斯都造不出的武器。而且，中國已經度過了所謂的借鑒階段，現在正發展自主研發項目。航空業歷來如此，最初在從國外採購的飛機上進行研製，然後開始製造國產飛機。我認為，在此領域中國將會相當成功。中國具有豐富的人才潛力，如果他們能輕易仿製任何裝備，而且僅僅根據一件樣品甚至是圖片，那麼這表明中國工程學派已經達到了最高水準。在中國人才短缺的領域，則會吸引外國專家，包括西方專家參與。可以回想一下中國剛剛開始在我們領導下組裝俄羅斯戰機的情況，當時的質量確實糟糕，現在中國人已經能夠輕鬆完成這項任務。如果說殲-20的研發工作已經進行到了生產的地步，那麼與俄羅斯或美國飛機相比，在生產指標上，它的質量無論如何不會太差。至於戰術技術性能，時間將會證明一切。現在暫時可以說，中國在發動機上多少落後於俄羅斯，因為要想迅速填補在發動機製造領域幾十年的差距不會那麼簡單。但是歷史證明，購買發動機技術許可，然後進行改進，並不是特別困難，也不會成為製造第5代殲擊機的障礙。”
對於殲-20是否和T-50一樣擁有超強機動性能的問題，古薩羅夫指出，第5代殲擊機應當擁有亞音速和超音速超強機動能力，但是在當前階段談論這些為時尚早，畢竟俄羅斯飛機僅在去年初才完成首飛，更不用說今年1月11日剛剛首飛的中國飛機。實踐證明，首個樣品和最後成型的量產型飛機之間的差距往往非常大。遺憾的是，俄羅斯最有意思的航空博物館都在設計局和工廠之內，並非所有人都能看到俄羅斯航空製造業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比如說，如果能在蘇霍伊設計局博物館內看到蘇-27戰機的首批試驗樣品機的圖片和圖紙的話，那麼就能清楚地發現，它們與後來舉世聞名的量產型飛機並不是特別相像。因此現在人們看到的第5代殲擊機樣品，只會是未來戰機的原型，今後每個階段都會進行實質性的加工和改進。現在說俄羅斯未來的T-50殲擊機將會是什麼樣為時尚早，談論中國殲-20的未來面貌就顯得更早了一些。
在談到一些專家質疑一張試飛圖片上顯示的殲-20似乎在垂直飛行的問題時，俄航空網主編認為，這一點確實值得懷疑。這種垂直爬升是非常危險的機動動作，飛機需要為此做好長時間的準備。從整體上講，首飛就是脫離地面，盤旋兩圈，然後著陸。這種極限攻擊角需要逐步進入，並在一次次的飛行中檢驗飛機性能。這架殲-20在首飛時確實能做到這點，但是飛機的性能具體如何現在還不清楚，或許首先是試飛員對此也沒有充分的準備。
俄專家還指出，美國專家對於中國在2018年前製造不出第5代殲擊機的預測並非完全成為笑柄，畢竟新一代戰機從研製、試驗到定型、批量生產之間的過程特別長。俄羅斯的第5代飛機是在2010年初升空的，相信在2015年前不會開始批量生產。中國的殲-20同樣將會如此。這裏所指的是從研製、首飛到完善性能、定型、裝備部隊、批量生產、形成戰鬥力的全部過程。古薩羅夫說：“中國並沒有對第5代殲擊機的強烈需求，他們有非常好的蘇-30飛機，在性能上接近第5代戰機，至少現在是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之一。中國人抬頭挺胸，所有人都會擔心，似乎俄羅斯首先應當思考自身安全問題，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因為俄羅斯在經濟上早已不是中國的競爭對手。首先應當擔憂的是美國，因為中國正在世界經濟市場上和美國抗衡，自然也有政治競爭。如果說20世紀只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話，那麼在21世紀中國佔據了蘇聯的位置，俄羅斯只能是第三大角色。中美之間的關係在所有方面，包括經濟、政治和軍事上都會相當緊張。不過不應當把中國想像成侵略者，這只是普通的地緣政治進程而已，中國在走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道路，只是為了保護自己逐年增加的經濟利益。為此國家要利用空軍和海軍艦隊，如果出現某種爭端，只有他們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裏可以舉富含油氣資源的北冰洋大陸架的例子，俄羅斯、加拿大、美國、挪威都在試圖圈定自己的版圖，結果是現在會分割領土，將來就會分割資源。俄羅斯要想謀取北冰洋領土和資源，自然需要擁有強大的潛艇部隊、破冰船隊和飛機。中國有著類似的情況，其經濟利益可能隨時隨地遭遇各種挑戰，為此中國必須發展軍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會向全世界開戰。”（編譯：書山）
2011年1月9日星期日
俄羅斯
009年 春天《中國不高興》一書出版以後，一位相熟的俄羅斯朋友對我說，俄羅斯雖然沒有以完全一樣的書名出版過這麼一本書，但是類似的書籍和言論在俄羅斯鋪天蓋 地，因為“俄羅斯不高興”的人比“中國不高興”的人多得多，不信你到俄羅斯去轉一轉，除了數萬到處挑釁滋事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光頭黨”外，隨時都可以碰到 “憤青”式的“俄羅斯不高興”的人。自從他說了這段話以後，我就一直在想，俄羅斯為什麼不高興？它不高興的理由是什麼？這兩個“不高興”相遭遇會有什麼結 果？在俄羅斯目前“自我塑造”的過程中會有哪些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的內容？
對蘇聯解體的反作用力
1989年戈巴契夫提出“共同的歐洲家園”，表現出蘇聯以罕見的低姿態在“討好”歐洲，而歐洲並沒有張開雙臂擁抱龐大的北極熊，冷戰以來的意識形態差異和西方慣有的傲慢，使情緒化的俄羅斯人有一種“熱臉貼冷屁股”被愚弄的感覺。1991年 蘇聯解體，葉利欽的“國家收縮”戰略後的處境又一次強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權型的民族主義”和“優勢民族”心理的俄羅斯人。美國的布熱津斯基提出，俄羅斯 應該回落到一個類似於法國、英國那樣的“正常國家”或者像“奧斯曼帝國滅亡後的土耳其一樣”，“把自己純粹限定在一種切合的環境內”，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羅 斯與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國並列。這種國家降級、民族“矮化”的局面讓俄羅斯人憤憤不平，在俄羅斯人的潛意識裏，“蘇聯”這個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 它在經濟上的成就要大得多，這是蘇聯解體以後許多俄羅斯人都承認的一點。第三次，普京在上任後不久提議俄羅斯加入北約，而北約國家認為，這是大象想闖浴 池，不是去洗澡而是去毀壞浴池。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罕見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欖枝，西方卻都不接招，使本來就好激動的俄羅斯人發出“孤獨的憤怒”，而現實中國 家領土的收縮、歐洲與美國忽視俄羅斯的存在、擠壓它的“特權利益區”，這一切叫當慣了老大哥、歷來具有救世情結、對領土安全極端敏感的俄羅斯人怎能無動於 衷呢？怎麼能不點燃俄羅斯人“熾熱的頭腦”呢？俄羅斯老百姓常說的一句話是，既然美國叫俄羅斯人“不高興”，作為回應，俄羅斯人就一定叫美國人“不痛 快”。
長久以來，俄羅斯人習慣了擴張性的發展歷史，習慣了戰無不勝的神話，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都是“可以在世界上發號施令的超級大國”、“俄羅斯光榮”的身份認同，而劇變後有2500萬俄羅斯人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國的居民，很多的俄羅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獨立國家的政治進程之外，到處呈現的“一盤散沙”現象令俄羅斯飽受“身份認同危機的折磨”；90年代經濟轉軌階段，東歐國家早就擺脫制度轉變的困擾，而俄羅斯卻長期在“平底鍋”裏徘徊，不清晰的市場經濟與規則鬆弛激起的新與舊的敵對狀態久久不能散去，好不容易等到了1999-2007年，高油價支撐下的經濟年平均增長接近7%， 剛剛見到越過困境的曙光，“恃油而驕”的傲慢還沒有牛氣多久，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又在世界金融危機的連帶下陷入經濟不景氣的泥潭；蘇聯解體後周邊的防禦性民 族主義很快轉化成分離民族主義，他們的挑戰加速了俄羅斯主體的民族膨脹，後蘇聯空間成為一個失控的暴力競技場；所有這些都刺激了“蘇聯解體後的仇外和褊 狹，產生了有利於群體疏遠和族際關係緊張的社會風氣”。於是，激進主義情緒下的“俄羅斯不高興”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聚集起來，一股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迅 速崛起，俄共、自民黨、統一俄羅斯等各種政治勢力都相競瓜分民族主義的遺產，曾任政府部長的伯里斯•米羅諾夫公開說：“假如俄羅斯民族主義就是法西斯主 義，那麼，我就是個法西斯主義者”。日里諾夫斯基說“蘇聯解體又把俄羅斯帶入到了冰雪封凍的寒帶，我們需要到印度洋裏洗刷靴子。”在民族主義的煽動下，整 個社會都處在“火氣旺盛”的“邏輯反沖”中，無處發洩的無名怒火終於在“民族主義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靈魂在蘇聯的軀體滅亡以後，又在 民眾的心中復活了，各種極端形式的俄羅斯族裔民族主義團體紛紛亮相，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失落掉大國自豪感的俄羅斯人不平衡心態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 化”的政策導向。如今普京、梅德韋傑夫政權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並選用了一套戰爭年代動員民眾的符號，比如強國、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至上、俄羅斯 的偉大之處的辭彙，並垂青於民族主義的一些象徵符號和標語口號。
“焦慮綜合征”困擾著俄羅斯
究其原因，是俄羅斯如今面臨幾大焦慮，一種“焦慮綜合征”在困擾著煩躁不安的俄羅斯。
第一是“身份認同”的焦慮
首先是俄羅斯“身份認同”帶來焦慮，曾經以來，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歷史定位、發展方向和民族認同問題，只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是一條金光大道，沒有料到20世 紀末的劇變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確立的“蘇聯民族共同體”的自我認同戛然而止，原來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其他族裔紛紛脫離，俄羅斯再次出現選擇難題，再 一次面臨巨大的歷史困惑。眾所周知，從地理意義上說，俄羅斯的經濟文化中心主要在歐俄部分，俄羅斯的向西認同的程度遠遠要高於向東認同，但是它與西方國家 的關係又一直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這個世界上最為遼闊的國家以及它的內部體制建構，又使俄羅斯難以成為西方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俄羅斯的突出的國家特性、 社會特性和文化特性很難與西方主導的體系相融合。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俄羅斯的歷史困境”，“俄羅斯的複合性矛盾”和“俄羅斯迴圈的歷史怪圈”。
19世 紀“黃金時代”俄羅斯所有傑出的思想家都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世界，必須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會使它的獨特性消失，從屬於西方大國並最 終淹沒自己。原本俄羅斯一直在扮演著“‘垂死西方’的唯一拯救源”的角色，現在怎麼能淪落到充當西方跟屁蟲的地步呢？國家屬性與定位在經過幾番搖擺之後落 腳到又一次出現似曾相識地“歷史回歸”。在社會學調查中，大多數人對西方的看法是，西方(запад)不是與“東方”對立而是與“下層”對立、與“下層”相關的反義詞，歷史上的西方都是加害俄羅斯的，對俄羅斯有敵意的，現在的西方是一個文化垃圾的策源地。俄羅斯自我定位應該是“全球抵抗自由主義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個對抗西方的“俄羅斯式全球化的標準”。
“蘇 聯遺產生成的原動力”是現在俄羅斯的民族建構的重要落腳點之一，這裏面即遺留了沙俄帝國的內容，也保存了蘇聯時期的“支配權觀念”，帝國的三色旗幟和蘇聯 鐮刀斧頭的旗幟在這一點上的重合度是最大的，中國人在俄羅斯一看到鐮刀斧頭和紅星象徵的蘇聯標誌，就傾向於把它解釋成效忠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其實這裏 傳遞的是要“複雜得多的感情和資訊”。目前俄羅斯回歸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而是從被拋棄的意識形態中挖掘“光榮往昔”的民族訴求，意識形態霸 權降低與民族主義霸權抬升已經完成了一個雙向互換過程，舊體制的意識形態遺產很難複歸了，但是帝國的遺產從來就沒有被清除過，改變帝國思維也絕非一朝一夕 的事。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說：“從古代起，俄羅斯就意識到自己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俄羅斯不應當放棄許多世紀以來的大國意識”。有人把這種“帝國 遺傳”稱之為一種“新帝國焦慮症”。目前從未經歷過史達林恐怖時代的年輕一代政治家正在有意識地對史達林在進行一種“選擇性地再塑造”，以一種“理想篩 選”，使人們忘記“大清洗”和“大饑荒”，讓民眾對“史達林時代充滿罪惡的‘好日子’”抱有幻覺，似乎“蘇聯那時是多麼‘安全’和‘幸福’的一個地方”。 這些沉浸在“大國光榮”懷舊的矯飾話語中透露出俄羅斯人的“身份焦慮”的恐慌。蘇聯霸權型的民族主義經歷了質變後開始“向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價值轉移”，在 共產主義耗盡了潛能之後，這個真空“逐漸被民族主義思想觀念以其特有的俄羅斯姿態所取代”。
第二是“向何處去”的選擇焦慮
有 人認為，俄羅斯歷史沒有一定的目標，當它每一次處在十字路口，如何判斷現今社會的發展階段方向，依據什麼理論對自己當前的處境做出準確的定位的命題都會凸 現出來，例如像俄羅斯的命運、俄羅斯的歷史定位、如何看待俄羅斯的獨特性、俄羅斯與西方的相似與差異、俄羅斯的發展道路、俄羅斯的歷史選擇性、俄羅斯向何 處去？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會引起激烈的討論。19世紀以來俄羅斯知識份子就“俄羅斯在世界歷史中存在有什麼意義？”“這個民族將向人類展示什麼？”進行論戰而產生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爭論的話題在150年 後的今天依然繼續也仍然沒有結果，可見其選擇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難。這種定位困難直接影響到它的發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和跳躍性。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 主導性特徵”的“俄羅斯猜想”。現在俄羅斯的選擇是“俄羅斯必須強大”。因為在俄羅斯人看來，“世界只尊重強國”，“二等國”的角色讓他們充分體會到了人 情冷暖、世態炎涼。本來“稱強、做大”就是俄羅斯人一貫追求的目標，現在絕大多數人都不贊成劇變初期的“國家收縮”戰略，他們認為“微型帝國”不符合俄羅 斯的“安全觀”。目前俄羅斯人把成為一個“體面的大國”作為一種民族凝聚力，俄羅斯人說，每個人只有在成為愛國者後，才有資格談權利和個人。普京說“俄羅 斯唯一現實的選擇是選擇做強國、做強大而自信的國家”，“俄羅斯應當在世界上真正強大的、經濟先進的和有影響力的國家中佔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動都只 能服從這一點”。俄羅斯的振興必須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吸取過去十年的教訓，講民主和自由“必須顧及俄羅斯的歷史”，“必須從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和國 情出發”。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貫穿的一條主線是“復興俄羅斯、重振大國地位、實現強國之夢”。
第三是安全焦慮
俄羅斯一直以來是一個有“安全焦慮症”的國家，自然地理環境上一望無際的東歐大平原和冷兵器時代國土易遭侵犯記憶，以及蒙古人240年 的統治，使歷史上的俄羅斯人有一種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憂慮”意識，久而久之這種基因沉澱變成了一種整個民族對“安全需求度”的緊張感，它總希望把國 土的疆界擴大到“相對安全”的地帶，這種只站在本國立場上的思維模式根深蒂固，俄羅斯對外侵略在國內從來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少有“清醒者”對這種“越 界”的民族主義發出過質疑。由此產生的另一個特點是俄羅斯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國家，它需要別國承認它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以及對“後蘇聯空間的優先利益區” 的尊重，美國把俄羅斯從世界一流大國的名單中剔除，不承認俄羅斯在其他任何國家具有勢力範圍。這樣就造成了兩者思維差距的矛盾。由於劇變初期的“被耍弄 感”記憶猶新，俄羅斯對凡是美國的建議都會不加思索地說“不！”它看不慣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決定一切世界體系。
這種“以俄安全為出發點”的思維已成為主流社會心態，俄羅斯人哪怕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一到民族問題上就容易“犯糊塗”，在歷史上曾多次重複過全民不分青紅皂白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掀起的波蘭起義遭到沙皇鎮壓，其時恰逢1812年波羅金諾戰役周年紀念日，普希金便寫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波蘭起義，大肆吹捧俄軍的勝利，別林斯基也認為應對沙皇的鎮壓行動採取贊許態度，並多次讚揚普希金的“大俄羅斯主義”的詩歌。1830年、1863年 兩次波蘭起義失敗以後，俄羅斯社會各界一致支持對起義參加者實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亞做苦役的判決，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 開表示對波蘭人反抗沙俄的切齒痛恨，令持國際主義立場的馬克思對俄羅斯知識份子大感失望。至今在俄羅斯，只有民族主義能使持反對立場的知識份子與統治者步 調一致，整個俄羅斯能夠冷靜地反思、像20年 前美國結束越南戰爭那樣認為“我們錯了”的人屈指可數，即便有人已經認識到這點，也沒有勇氣敢於招惹蠻橫不講理的“狂怒鬥士”，冷靜的“正常觀點”往往在 “喝狼奶”培養起來的“咆哮環境”中出不來，因為這樣做的結果，要麼是淹死在民族主義的汪洋大海的唾沫中，要麼就是喋血莫斯科街頭。
第四是整合焦慮，或稱為“制度選擇”的困境
葉 利欽曾想把俄羅斯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但是俄羅斯經濟改革艱難歷程使民眾對全球具有共同的普世價值觀產生了懷疑，他們把私有化轉軌操作設計的失誤歸結為 西方經濟模式的入侵造成了對俄羅斯經濟的傷害，一時間俄羅斯是具有獨特的特點和特殊性的“文明理論”甚囂塵上。在他們看來，民主代表著混亂，私有化代表著 “各自為政”，法制的規範和繁瑣代表著“公正和真理”的缺失，公民社會代表著社會無序，城市化代表著物欲橫流等等。於是普京的“國家整合理論”也有意無意 地又回到19世紀的“國家學派”的立場上來。“國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維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 當今俄羅斯成為一種向“歷史汲取資源”的象徵性代表。該學派認為，由於自然氣候和地理因素，俄羅斯平原廣袤無垠、蒼茫無形，一百多個民族的組合導致“易散 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強化中央政權是國家發展的需要，俄羅斯國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著領路人的作用，國家是歷史的主體和動力。幾 百年來俄羅斯都是專制集權型的國家。俄羅斯學者非常疑惑，同樣國土遼闊、民族眾多、政治觀點和宗教龐雜的美國沒有實行中央集權，沒有一個強大權力的總統， 是怎樣形成一致的方向和目標的？“美國族體”已經存在了200多 年，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共同文化的穩定實體，任何外來因素都能很快融合其中，為什麼“蘇聯族體”只存活了幾十年就壽終正寢。俄羅斯人在私下議論，是什麼秘密 在控制著美國。由於“基因學說”的興盛，陷入“文化決定論”的俄羅斯人便從文明類型的差異上去尋找原因，結果發現了幾十條民族基因差異，於是就陷入了“命 定說”的“不可知論”的死胡同。
第五是人口焦慮
俄羅斯有11個時區，從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坐火車需要7天的時間，在蘇聯時期它的民用航空就具有世界上最長的航線。而在這麼版圖遼闊的土地上卻人煙稀少，人口主要都集中在烏拉爾山以西的歐俄地區，外貝加爾的遠東地區只有600萬人口。與中國勞動力嚴重過剩的狀況正好相反，俄羅斯的自然資本與勞動資本嚴重不匹配，現在俄羅斯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8個人。2006年的普京總統的《國情咨文》和2008年梅德韋傑夫的就職演說都重點談“人口問題”。由於出生人口減少，僅2005年一年就減少74萬，幾乎等於每天減少2000人，據估計2050年俄羅斯的人口將從現在的1.44億減少到1億。 學者們發出了“俄羅斯正在死亡”的呼聲，民族學研究所的科茲洛夫教授提出，為了避免“俄羅斯族體死亡”政府必須要採取強硬的政治措施，以此掀起“保種運 動”和“造人計畫”。現在俄羅斯各地都在為減緩人口下降“支招”，普京許諾以物質獎勵刺激“二胎化”，生二胎可獲得一次性獎勵25萬盧布，約合9200美元，同時二胎家庭每月可獲得補貼335美元，以及相關的住房和交通補貼，產假從3年延長到7年，恢復10個孩子以上的“英雄母親”稱號，並享有高額獎金和高額退休金。媒體發出了“放假生孩子愛國運動”，有的地方甚至恢復“無子女稅”。2000年有1/3新生兒母親是未婚女性，因為俄羅斯從來不歧視非婚生子女，只要是添丁進口都是整個社區的大喜事。
最後，願望與現實之間落差，好像使這塊土地具有一種“甲流擴散的傳染病”魔力，所有人的都容易患上“集體焦慮綜合征”。
“極端性”與激進主義
正 像我的那位俄羅斯朋友所說的，在俄羅斯有一種“亢奮幼稚病”，它導致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所以到處都是“俄羅斯不高興”的人。在媒體和坊間裏與西方“抬 杠”、拿美國“尋開心”是老百姓的熱門話題。俄羅斯人自我總結說，也許對外國人來說，不是敵人就有可能成為朋友，但對俄羅斯人來說，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現在 的年輕人最欣賞的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號：“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予 以消滅”。他們表示，在別的國家人們爭論是為了尋找真理，在俄羅斯人們爭論是為了證明自己百分之一百的正確和擊倒對手。利哈喬夫說，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中 “極端性”特點突出，妥協基因欠缺，強烈、狂熱、絕對、一切、全部，這些詞都可以作為俄羅斯集體潛意識的概括。
俄 羅斯現在的青年組織不論是“親克里姆林宮”還是“反克里姆林宮”的，都表現出非此即彼的堅決狀態，以激進形式表達政治意願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普京明確說： “強硬政權是社會秩序之源和保障”。俄政府表示，凡是按西方原則和與親西方政權建立關係的國家，不能再享受“兄弟式”的“能源優惠”。目前在俄羅斯有“光 頭党”一萬多人，而且這類極端組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佈要實現俄羅斯的“第三羅馬使命”，要求撤換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權，2005年2月 成立的“歐亞青年聯盟”成立地點選在弗拉基米爾州的亞曆山德羅夫鎮，這裏是伊凡雷帝在“特轄制”時期的駐紮地，該組織宣稱要建立一個“歐亞帝國”，要組成 “新的特轄軍團”打擊一切分離主義，不允許俄羅斯和獨聯體境內發生“顏色革命”，反對北約、反對科索沃獨立、反對格魯吉亞、烏克蘭的“顏色革命”，歐亞聯 盟在為其積極分子舉辦的夏令營中舉行格鬥訓練，教授如何驅散異己的機會、講座等，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組織是拿美國人錢的間諜、是出賣俄羅斯利益的“俄奸”， 對他們的活動要進行挑釁和破壞。要遏制自由派造成的混亂的聯邦化趨勢，應不惜任何代價制止地方的權利、限制移民、擴大俄羅斯聯邦主體的控制能力。
這 種激進主義情緒也體現在人們對待法律建設的看法上。一般的俄羅斯民眾認為法律是“虛偽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羅斯格言說，“只有所有的法律都 死亡了，人們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蘇聯時期領導人都是工程師，只有一頭一尾的列寧和戈巴契夫是學法律的，就是現在俄羅斯人對西方國家律師在公共 生活的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無法完全納入大陸法系的法理框架，俄羅斯法律的依據不是理 念，是道德上的一致性，是共同的信任。他們嘲笑西方人拘泥於繁瑣的法律程式。劇變以後的1993年憲法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變，2003年 的司法改革，強調俄羅斯是民主聯邦國家，各聯邦主體地位平等，承認和保護各種所有制以及地方自治，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國家權力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 權三權獨立，相互制衡，以及俄羅斯以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為准，雖然說司法體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違規的事情隨處可見，蘇聯時期官員以行政命令干擾案件審理 的“電話法律”現在依然盛行，甚至有種觀點認為制定大量的法律保護個人是不恰當的。老百姓覺得葉利欽時代的“無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國家指導下的有限民 主”。最近兩年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的確在提高，但在“多數同意”的背後，各階層的不同聲音被“過濾”掉了，政黨的作用在下降，似乎只剩下普京一人的聲音， 如果這種局面繼續下去，反對派和杜馬的作用便會大大萎縮，不利於監督和制約執政階層，這無疑會助長官僚主義和腐敗蔓延。在俄羅斯的城市裏身著制服的員警到 處可見，任何人尤其是外國人隨時都可能被員警叫住肆意“執法”。俄羅斯國內外一直公認，在俄羅斯要發展起真正強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還需要花費幾十 年，而不是幾年。
自由主義勢力的沉浮起落
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說，我們“這裏不可能發生橙色革命，你可能會看到一場紅色革命或褐色革命”。1999年組成“俄羅斯右翼力量聯盟”，(西方派)涅 姆佐夫任党主席，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個企業家的政黨，是民主派的政黨，他們堅持俄羅斯的歐洲發展方向，要融入歐盟的歐洲大家庭，要捍衛俄羅斯市場經 濟的成果，承認俄羅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如果俄羅斯的總統要搞民主倒退、選擇獨裁道路，他們就要成為總統的反對黨。這類組織在俄羅斯被稱為“新西歐 派”。2003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右翼力量聯盟”只得到4%的選票，2004年自由主義力量分裂，部分成員退出另成立了一個“自由俄羅斯”，2005年右翼力量聯盟新的領導人是只有29歲的尼基塔•別雷赫，他的反zf立場明顯，指責政府民主倒退、自由市場經濟衰退，政府日益官僚化。2007年的地方議會選舉中自由主義政黨得到4.41%的選票，此後日漸衰落，2007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得票率只有0.96%，2008年10月 該党自行解散，隨後建立“右翼事業黨”。這個政黨在商業精英和新貴以及親西方的青年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它比較溫和，願意同政府合作，目前梅德韋傑夫、普京 當局對該類組織的態度是拉攏安撫為主、打壓為輔，政府認為左翼的俄共比較穩定，需要扶植一個穩定的右翼政黨，而自由主義歷來易散不易合，派系繁多，行動能 力差。2005年基裏延科被任命為俄原子能署署長，2009年梅德韋傑夫任命別雷赫為基洛夫州的州長，一時間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成為“體制內”的“自己人”了。2009年右翼組成的“團結聯盟”試圖在俄羅斯搞“顏色革命”，要普京辭職，抗議民主倒退，3月 間“團結聯盟”組織示威行走，高呼“驅趕普京！”“普京下臺！”的口號，焚燒梅德韋傑夫的肖像，但由於社會基礎狹小沒有太多的人回應。年輕人覺得，自由主 義的妥協溫和、過於精英的“小眾化”、“上層法”和易於“招安”的特點都顯得“太沒有血性”了，與民粹主義煽動下“熱血澎湃”的群體精神狀態相距太遠了。
能否設想兩個“不高興”的遭遇？
有 人認為，俄羅斯“不高興”主要是針對美國和歐洲的，對於中俄兩個“不高興”的遭遇的擔憂是多餘的，即便有那麼些年輕人在網路上叫囂，但因為只是民間的比較 邊緣化憤青，進不了正規管道掀不起什麼風浪。現在雙方政府感覺都處在最佳狀態，中國官方認為，目前的中俄關係是“有史以來真正平等和健康的時期”，雙方在 “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的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的框架內和諧發展，是一種“互利雙贏”的最佳模式；克里姆林宮對華關係判斷也如出 一轍，普京認為，“無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方面，中俄兩國之間的關係，從未達到如此高的水準”。兩國領導人如此讚譽，學者們也跟著起哄式地錦上添花，紛紛稱 贊中俄兩國是“新時代下堪稱大國關係的典範”。2009年在中俄兩國建交60年之際，10月12-14日，俄總理普京應溫家寶之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此次訪華簽署的合作協定之多、涉及範圍之廣、貿易數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於是輿論界就有了中國與俄羅斯有利益“匯合”、“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權威國家找到了共同目標”的說法。
但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評論的，“現在還不是‘龍熊同窗’的時候”。因為霸權型民族主義在與膨脹型的民族主義PK的 過程中，雙方都有強烈的支配欲望，都有“優勢族群”的感覺，狹窄的視野和慣性容易讓他們狹路相逢。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是一個“睡美人”，一旦遇到合適的政 治氣候，它會成為一種比任何主義都更容易表達的方式，很容易操縱群眾，它既可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也會成為一個“誘人的陷阱”，既有積極意義也具有消極內 涵，它的超級動員能力會把各種不滿吸附進來，它的排他性的唯我獨尊極易對周邊民族形成挑戰。
至 于雙方領導人關於中俄關係美妙言論，可以說是一個努力方向，但是任何國家沒有長遠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回顧中蘇關係歷史上的大起大落就可以知道，且不說歷史 上從中蘇蜜月階段到毛澤東發出“我們要準備打仗！”不到十年，實際上這種脆弱的平衡很容易打破，政府間的制度約束力薄弱，中俄之間的戰略風險依然存在。看 看俄羅斯與獨聯體國家的關係就可以推想而知，這些國家間前後簽署了1700份友好協定，建立了五花八門的合作機構，真正生效與執行的不足1/10，而且說變臉就變臉，說逆轉就逆轉。
讓龍與熊都高興仍是一個有待努力的目標
實 際上俄羅斯國內已經對中俄現狀有不少懷疑，對長期前景更為悲觀。由於中國的快速崛起，讓俄羅斯人感到震撼和酸楚，他們知道在兩國力量對比的天平上，天平已 經向中國方向移動，中國越來越主動，就意味著俄羅斯越來越被動。由於中國的快速增長，俄羅斯將被置於比中國更加遠離美國的境地，在俄羅斯人看來這無疑降低 莫斯科的競爭優勢，降低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中國威脅”的論調在俄羅斯尤其是在民間有相當的市場，中國的高速發展反襯出遠東的落後，導致反華情緒的氾濫。 與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中國威脅”常常強調的是局部的“經濟威脅”、“人口威脅”、“廉價商品威脅”，現在俄羅斯人更多談的是中國的“全面威脅”。部分 學界人士認為，以中國的人口的大塊頭和經濟的影響力，本身已經構成對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挑戰，對俄羅斯整體利益的威脅，俄羅斯針對中國“不高興”的人在逐漸 增多，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競爭對手成分大於合作關係。俄羅斯人說，在中國的觀念裏，只尊重“老大哥”、只尊重強者，國際政治博弈的規則只有“大哥”和“小 弟”之分，不可能有長遠的平等的夥伴關係，因此俄對華關係只能在大哥和小弟之間做出選擇。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俄羅斯已經無法再像中蘇蜜月時期一樣成為中 國的“老大哥”，只能屈尊去當中國人的“小弟”，但是這又不符合俄羅斯人的性格，也與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不相稱。
俄羅斯民間對“30年河東30年 河西”的中俄角色“互換”感到不習慣、不舒服。中俄之間角色認同之間存在著差異。一直以來俄羅斯自視為“大”，稱大、做大是俄羅斯人一貫的追求，對俄羅斯 人來說，從中國的清末、民國到社會主義時期，俄羅斯人都認為有資格當中國的“保護傘”，因此平等地位幾乎無從談起。現在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讓俄羅斯和 中國都高興實在是一個難解之題。在俄羅斯60%的 人認為，俄國應該比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更大，並認為中國有求於俄羅斯的地方遠多於俄羅斯求中國，從日本人在遠東受歡迎的程度排在美國、澳大利亞、 法國、韓國、中國前面，就可以感覺到，俄羅斯對中國的認同和肯定必然是有限的、相對的以及基於一時利益的實用考慮。所以如何化解俄羅斯民間的“中國威脅” 論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對蘇聯解體的反作用力
1989年戈巴契夫提出“共同的歐洲家園”，表現出蘇聯以罕見的低姿態在“討好”歐洲，而歐洲並沒有張開雙臂擁抱龐大的北極熊，冷戰以來的意識形態差異和西方慣有的傲慢，使情緒化的俄羅斯人有一種“熱臉貼冷屁股”被愚弄的感覺。1991年 蘇聯解體，葉利欽的“國家收縮”戰略後的處境又一次強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權型的民族主義”和“優勢民族”心理的俄羅斯人。美國的布熱津斯基提出，俄羅斯 應該回落到一個類似於法國、英國那樣的“正常國家”或者像“奧斯曼帝國滅亡後的土耳其一樣”，“把自己純粹限定在一種切合的環境內”，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羅 斯與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國並列。這種國家降級、民族“矮化”的局面讓俄羅斯人憤憤不平，在俄羅斯人的潛意識裏，“蘇聯”這個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 它在經濟上的成就要大得多，這是蘇聯解體以後許多俄羅斯人都承認的一點。第三次，普京在上任後不久提議俄羅斯加入北約，而北約國家認為，這是大象想闖浴 池，不是去洗澡而是去毀壞浴池。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罕見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欖枝，西方卻都不接招，使本來就好激動的俄羅斯人發出“孤獨的憤怒”，而現實中國 家領土的收縮、歐洲與美國忽視俄羅斯的存在、擠壓它的“特權利益區”，這一切叫當慣了老大哥、歷來具有救世情結、對領土安全極端敏感的俄羅斯人怎能無動於 衷呢？怎麼能不點燃俄羅斯人“熾熱的頭腦”呢？俄羅斯老百姓常說的一句話是，既然美國叫俄羅斯人“不高興”，作為回應，俄羅斯人就一定叫美國人“不痛 快”。
長久以來，俄羅斯人習慣了擴張性的發展歷史，習慣了戰無不勝的神話，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都是“可以在世界上發號施令的超級大國”、“俄羅斯光榮”的身份認同，而劇變後有2500萬俄羅斯人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國的居民，很多的俄羅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獨立國家的政治進程之外，到處呈現的“一盤散沙”現象令俄羅斯飽受“身份認同危機的折磨”；90年代經濟轉軌階段，東歐國家早就擺脫制度轉變的困擾，而俄羅斯卻長期在“平底鍋”裏徘徊，不清晰的市場經濟與規則鬆弛激起的新與舊的敵對狀態久久不能散去，好不容易等到了1999-2007年，高油價支撐下的經濟年平均增長接近7%， 剛剛見到越過困境的曙光，“恃油而驕”的傲慢還沒有牛氣多久，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又在世界金融危機的連帶下陷入經濟不景氣的泥潭；蘇聯解體後周邊的防禦性民 族主義很快轉化成分離民族主義，他們的挑戰加速了俄羅斯主體的民族膨脹，後蘇聯空間成為一個失控的暴力競技場；所有這些都刺激了“蘇聯解體後的仇外和褊 狹，產生了有利於群體疏遠和族際關係緊張的社會風氣”。於是，激進主義情緒下的“俄羅斯不高興”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聚集起來，一股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迅 速崛起，俄共、自民黨、統一俄羅斯等各種政治勢力都相競瓜分民族主義的遺產，曾任政府部長的伯里斯•米羅諾夫公開說：“假如俄羅斯民族主義就是法西斯主 義，那麼，我就是個法西斯主義者”。日里諾夫斯基說“蘇聯解體又把俄羅斯帶入到了冰雪封凍的寒帶，我們需要到印度洋裏洗刷靴子。”在民族主義的煽動下，整 個社會都處在“火氣旺盛”的“邏輯反沖”中，無處發洩的無名怒火終於在“民族主義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靈魂在蘇聯的軀體滅亡以後，又在 民眾的心中復活了，各種極端形式的俄羅斯族裔民族主義團體紛紛亮相，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失落掉大國自豪感的俄羅斯人不平衡心態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 化”的政策導向。如今普京、梅德韋傑夫政權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並選用了一套戰爭年代動員民眾的符號，比如強國、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至上、俄羅斯 的偉大之處的辭彙，並垂青於民族主義的一些象徵符號和標語口號。
“焦慮綜合征”困擾著俄羅斯
究其原因，是俄羅斯如今面臨幾大焦慮，一種“焦慮綜合征”在困擾著煩躁不安的俄羅斯。
第一是“身份認同”的焦慮
首先是俄羅斯“身份認同”帶來焦慮，曾經以來，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歷史定位、發展方向和民族認同問題，只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是一條金光大道，沒有料到20世 紀末的劇變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確立的“蘇聯民族共同體”的自我認同戛然而止，原來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其他族裔紛紛脫離，俄羅斯再次出現選擇難題，再 一次面臨巨大的歷史困惑。眾所周知，從地理意義上說，俄羅斯的經濟文化中心主要在歐俄部分，俄羅斯的向西認同的程度遠遠要高於向東認同，但是它與西方國家 的關係又一直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這個世界上最為遼闊的國家以及它的內部體制建構，又使俄羅斯難以成為西方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俄羅斯的突出的國家特性、 社會特性和文化特性很難與西方主導的體系相融合。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俄羅斯的歷史困境”，“俄羅斯的複合性矛盾”和“俄羅斯迴圈的歷史怪圈”。
19世 紀“黃金時代”俄羅斯所有傑出的思想家都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世界，必須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會使它的獨特性消失，從屬於西方大國並最 終淹沒自己。原本俄羅斯一直在扮演著“‘垂死西方’的唯一拯救源”的角色，現在怎麼能淪落到充當西方跟屁蟲的地步呢？國家屬性與定位在經過幾番搖擺之後落 腳到又一次出現似曾相識地“歷史回歸”。在社會學調查中，大多數人對西方的看法是，西方(запад)不是與“東方”對立而是與“下層”對立、與“下層”相關的反義詞，歷史上的西方都是加害俄羅斯的，對俄羅斯有敵意的，現在的西方是一個文化垃圾的策源地。俄羅斯自我定位應該是“全球抵抗自由主義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個對抗西方的“俄羅斯式全球化的標準”。
“蘇 聯遺產生成的原動力”是現在俄羅斯的民族建構的重要落腳點之一，這裏面即遺留了沙俄帝國的內容，也保存了蘇聯時期的“支配權觀念”，帝國的三色旗幟和蘇聯 鐮刀斧頭的旗幟在這一點上的重合度是最大的，中國人在俄羅斯一看到鐮刀斧頭和紅星象徵的蘇聯標誌，就傾向於把它解釋成效忠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其實這裏 傳遞的是要“複雜得多的感情和資訊”。目前俄羅斯回歸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而是從被拋棄的意識形態中挖掘“光榮往昔”的民族訴求，意識形態霸 權降低與民族主義霸權抬升已經完成了一個雙向互換過程，舊體制的意識形態遺產很難複歸了，但是帝國的遺產從來就沒有被清除過，改變帝國思維也絕非一朝一夕 的事。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說：“從古代起，俄羅斯就意識到自己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俄羅斯不應當放棄許多世紀以來的大國意識”。有人把這種“帝國 遺傳”稱之為一種“新帝國焦慮症”。目前從未經歷過史達林恐怖時代的年輕一代政治家正在有意識地對史達林在進行一種“選擇性地再塑造”，以一種“理想篩 選”，使人們忘記“大清洗”和“大饑荒”，讓民眾對“史達林時代充滿罪惡的‘好日子’”抱有幻覺，似乎“蘇聯那時是多麼‘安全’和‘幸福’的一個地方”。 這些沉浸在“大國光榮”懷舊的矯飾話語中透露出俄羅斯人的“身份焦慮”的恐慌。蘇聯霸權型的民族主義經歷了質變後開始“向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價值轉移”，在 共產主義耗盡了潛能之後，這個真空“逐漸被民族主義思想觀念以其特有的俄羅斯姿態所取代”。
第二是“向何處去”的選擇焦慮
有 人認為，俄羅斯歷史沒有一定的目標，當它每一次處在十字路口，如何判斷現今社會的發展階段方向，依據什麼理論對自己當前的處境做出準確的定位的命題都會凸 現出來，例如像俄羅斯的命運、俄羅斯的歷史定位、如何看待俄羅斯的獨特性、俄羅斯與西方的相似與差異、俄羅斯的發展道路、俄羅斯的歷史選擇性、俄羅斯向何 處去？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會引起激烈的討論。19世紀以來俄羅斯知識份子就“俄羅斯在世界歷史中存在有什麼意義？”“這個民族將向人類展示什麼？”進行論戰而產生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爭論的話題在150年 後的今天依然繼續也仍然沒有結果，可見其選擇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難。這種定位困難直接影響到它的發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和跳躍性。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 主導性特徵”的“俄羅斯猜想”。現在俄羅斯的選擇是“俄羅斯必須強大”。因為在俄羅斯人看來，“世界只尊重強國”，“二等國”的角色讓他們充分體會到了人 情冷暖、世態炎涼。本來“稱強、做大”就是俄羅斯人一貫追求的目標，現在絕大多數人都不贊成劇變初期的“國家收縮”戰略，他們認為“微型帝國”不符合俄羅 斯的“安全觀”。目前俄羅斯人把成為一個“體面的大國”作為一種民族凝聚力，俄羅斯人說，每個人只有在成為愛國者後，才有資格談權利和個人。普京說“俄羅 斯唯一現實的選擇是選擇做強國、做強大而自信的國家”，“俄羅斯應當在世界上真正強大的、經濟先進的和有影響力的國家中佔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動都只 能服從這一點”。俄羅斯的振興必須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吸取過去十年的教訓，講民主和自由“必須顧及俄羅斯的歷史”，“必須從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和國 情出發”。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貫穿的一條主線是“復興俄羅斯、重振大國地位、實現強國之夢”。
第三是安全焦慮
俄羅斯一直以來是一個有“安全焦慮症”的國家，自然地理環境上一望無際的東歐大平原和冷兵器時代國土易遭侵犯記憶，以及蒙古人240年 的統治，使歷史上的俄羅斯人有一種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憂慮”意識，久而久之這種基因沉澱變成了一種整個民族對“安全需求度”的緊張感，它總希望把國 土的疆界擴大到“相對安全”的地帶，這種只站在本國立場上的思維模式根深蒂固，俄羅斯對外侵略在國內從來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少有“清醒者”對這種“越 界”的民族主義發出過質疑。由此產生的另一個特點是俄羅斯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國家，它需要別國承認它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以及對“後蘇聯空間的優先利益區” 的尊重，美國把俄羅斯從世界一流大國的名單中剔除，不承認俄羅斯在其他任何國家具有勢力範圍。這樣就造成了兩者思維差距的矛盾。由於劇變初期的“被耍弄 感”記憶猶新，俄羅斯對凡是美國的建議都會不加思索地說“不！”它看不慣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決定一切世界體系。
這種“以俄安全為出發點”的思維已成為主流社會心態，俄羅斯人哪怕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一到民族問題上就容易“犯糊塗”，在歷史上曾多次重複過全民不分青紅皂白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掀起的波蘭起義遭到沙皇鎮壓，其時恰逢1812年波羅金諾戰役周年紀念日，普希金便寫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波蘭起義，大肆吹捧俄軍的勝利，別林斯基也認為應對沙皇的鎮壓行動採取贊許態度，並多次讚揚普希金的“大俄羅斯主義”的詩歌。1830年、1863年 兩次波蘭起義失敗以後，俄羅斯社會各界一致支持對起義參加者實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亞做苦役的判決，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 開表示對波蘭人反抗沙俄的切齒痛恨，令持國際主義立場的馬克思對俄羅斯知識份子大感失望。至今在俄羅斯，只有民族主義能使持反對立場的知識份子與統治者步 調一致，整個俄羅斯能夠冷靜地反思、像20年 前美國結束越南戰爭那樣認為“我們錯了”的人屈指可數，即便有人已經認識到這點，也沒有勇氣敢於招惹蠻橫不講理的“狂怒鬥士”，冷靜的“正常觀點”往往在 “喝狼奶”培養起來的“咆哮環境”中出不來，因為這樣做的結果，要麼是淹死在民族主義的汪洋大海的唾沫中，要麼就是喋血莫斯科街頭。
第四是整合焦慮，或稱為“制度選擇”的困境
葉 利欽曾想把俄羅斯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但是俄羅斯經濟改革艱難歷程使民眾對全球具有共同的普世價值觀產生了懷疑，他們把私有化轉軌操作設計的失誤歸結為 西方經濟模式的入侵造成了對俄羅斯經濟的傷害，一時間俄羅斯是具有獨特的特點和特殊性的“文明理論”甚囂塵上。在他們看來，民主代表著混亂，私有化代表著 “各自為政”，法制的規範和繁瑣代表著“公正和真理”的缺失，公民社會代表著社會無序，城市化代表著物欲橫流等等。於是普京的“國家整合理論”也有意無意 地又回到19世紀的“國家學派”的立場上來。“國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維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 當今俄羅斯成為一種向“歷史汲取資源”的象徵性代表。該學派認為，由於自然氣候和地理因素，俄羅斯平原廣袤無垠、蒼茫無形，一百多個民族的組合導致“易散 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強化中央政權是國家發展的需要，俄羅斯國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著領路人的作用，國家是歷史的主體和動力。幾 百年來俄羅斯都是專制集權型的國家。俄羅斯學者非常疑惑，同樣國土遼闊、民族眾多、政治觀點和宗教龐雜的美國沒有實行中央集權，沒有一個強大權力的總統， 是怎樣形成一致的方向和目標的？“美國族體”已經存在了200多 年，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共同文化的穩定實體，任何外來因素都能很快融合其中，為什麼“蘇聯族體”只存活了幾十年就壽終正寢。俄羅斯人在私下議論，是什麼秘密 在控制著美國。由於“基因學說”的興盛，陷入“文化決定論”的俄羅斯人便從文明類型的差異上去尋找原因，結果發現了幾十條民族基因差異，於是就陷入了“命 定說”的“不可知論”的死胡同。
第五是人口焦慮
俄羅斯有11個時區，從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坐火車需要7天的時間，在蘇聯時期它的民用航空就具有世界上最長的航線。而在這麼版圖遼闊的土地上卻人煙稀少，人口主要都集中在烏拉爾山以西的歐俄地區，外貝加爾的遠東地區只有600萬人口。與中國勞動力嚴重過剩的狀況正好相反，俄羅斯的自然資本與勞動資本嚴重不匹配，現在俄羅斯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8個人。2006年的普京總統的《國情咨文》和2008年梅德韋傑夫的就職演說都重點談“人口問題”。由於出生人口減少，僅2005年一年就減少74萬，幾乎等於每天減少2000人，據估計2050年俄羅斯的人口將從現在的1.44億減少到1億。 學者們發出了“俄羅斯正在死亡”的呼聲，民族學研究所的科茲洛夫教授提出，為了避免“俄羅斯族體死亡”政府必須要採取強硬的政治措施，以此掀起“保種運 動”和“造人計畫”。現在俄羅斯各地都在為減緩人口下降“支招”，普京許諾以物質獎勵刺激“二胎化”，生二胎可獲得一次性獎勵25萬盧布，約合9200美元，同時二胎家庭每月可獲得補貼335美元，以及相關的住房和交通補貼，產假從3年延長到7年，恢復10個孩子以上的“英雄母親”稱號，並享有高額獎金和高額退休金。媒體發出了“放假生孩子愛國運動”，有的地方甚至恢復“無子女稅”。2000年有1/3新生兒母親是未婚女性，因為俄羅斯從來不歧視非婚生子女，只要是添丁進口都是整個社區的大喜事。
最後，願望與現實之間落差，好像使這塊土地具有一種“甲流擴散的傳染病”魔力，所有人的都容易患上“集體焦慮綜合征”。
“極端性”與激進主義
正 像我的那位俄羅斯朋友所說的，在俄羅斯有一種“亢奮幼稚病”，它導致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所以到處都是“俄羅斯不高興”的人。在媒體和坊間裏與西方“抬 杠”、拿美國“尋開心”是老百姓的熱門話題。俄羅斯人自我總結說，也許對外國人來說，不是敵人就有可能成為朋友，但對俄羅斯人來說，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現在 的年輕人最欣賞的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號：“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予 以消滅”。他們表示，在別的國家人們爭論是為了尋找真理，在俄羅斯人們爭論是為了證明自己百分之一百的正確和擊倒對手。利哈喬夫說，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中 “極端性”特點突出，妥協基因欠缺，強烈、狂熱、絕對、一切、全部，這些詞都可以作為俄羅斯集體潛意識的概括。
俄 羅斯現在的青年組織不論是“親克里姆林宮”還是“反克里姆林宮”的，都表現出非此即彼的堅決狀態，以激進形式表達政治意願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普京明確說： “強硬政權是社會秩序之源和保障”。俄政府表示，凡是按西方原則和與親西方政權建立關係的國家，不能再享受“兄弟式”的“能源優惠”。目前在俄羅斯有“光 頭党”一萬多人，而且這類極端組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佈要實現俄羅斯的“第三羅馬使命”，要求撤換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權，2005年2月 成立的“歐亞青年聯盟”成立地點選在弗拉基米爾州的亞曆山德羅夫鎮，這裏是伊凡雷帝在“特轄制”時期的駐紮地，該組織宣稱要建立一個“歐亞帝國”，要組成 “新的特轄軍團”打擊一切分離主義，不允許俄羅斯和獨聯體境內發生“顏色革命”，反對北約、反對科索沃獨立、反對格魯吉亞、烏克蘭的“顏色革命”，歐亞聯 盟在為其積極分子舉辦的夏令營中舉行格鬥訓練，教授如何驅散異己的機會、講座等，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組織是拿美國人錢的間諜、是出賣俄羅斯利益的“俄奸”， 對他們的活動要進行挑釁和破壞。要遏制自由派造成的混亂的聯邦化趨勢，應不惜任何代價制止地方的權利、限制移民、擴大俄羅斯聯邦主體的控制能力。
這 種激進主義情緒也體現在人們對待法律建設的看法上。一般的俄羅斯民眾認為法律是“虛偽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羅斯格言說，“只有所有的法律都 死亡了，人們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蘇聯時期領導人都是工程師，只有一頭一尾的列寧和戈巴契夫是學法律的，就是現在俄羅斯人對西方國家律師在公共 生活的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無法完全納入大陸法系的法理框架，俄羅斯法律的依據不是理 念，是道德上的一致性，是共同的信任。他們嘲笑西方人拘泥於繁瑣的法律程式。劇變以後的1993年憲法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變，2003年 的司法改革，強調俄羅斯是民主聯邦國家，各聯邦主體地位平等，承認和保護各種所有制以及地方自治，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國家權力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 權三權獨立，相互制衡，以及俄羅斯以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為准，雖然說司法體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違規的事情隨處可見，蘇聯時期官員以行政命令干擾案件審理 的“電話法律”現在依然盛行，甚至有種觀點認為制定大量的法律保護個人是不恰當的。老百姓覺得葉利欽時代的“無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國家指導下的有限民 主”。最近兩年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的確在提高，但在“多數同意”的背後，各階層的不同聲音被“過濾”掉了，政黨的作用在下降，似乎只剩下普京一人的聲音， 如果這種局面繼續下去，反對派和杜馬的作用便會大大萎縮，不利於監督和制約執政階層，這無疑會助長官僚主義和腐敗蔓延。在俄羅斯的城市裏身著制服的員警到 處可見，任何人尤其是外國人隨時都可能被員警叫住肆意“執法”。俄羅斯國內外一直公認，在俄羅斯要發展起真正強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還需要花費幾十 年，而不是幾年。
自由主義勢力的沉浮起落
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說，我們“這裏不可能發生橙色革命，你可能會看到一場紅色革命或褐色革命”。1999年組成“俄羅斯右翼力量聯盟”，(西方派)涅 姆佐夫任党主席，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個企業家的政黨，是民主派的政黨，他們堅持俄羅斯的歐洲發展方向，要融入歐盟的歐洲大家庭，要捍衛俄羅斯市場經 濟的成果，承認俄羅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如果俄羅斯的總統要搞民主倒退、選擇獨裁道路，他們就要成為總統的反對黨。這類組織在俄羅斯被稱為“新西歐 派”。2003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右翼力量聯盟”只得到4%的選票，2004年自由主義力量分裂，部分成員退出另成立了一個“自由俄羅斯”，2005年右翼力量聯盟新的領導人是只有29歲的尼基塔•別雷赫，他的反zf立場明顯，指責政府民主倒退、自由市場經濟衰退，政府日益官僚化。2007年的地方議會選舉中自由主義政黨得到4.41%的選票，此後日漸衰落，2007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得票率只有0.96%，2008年10月 該党自行解散，隨後建立“右翼事業黨”。這個政黨在商業精英和新貴以及親西方的青年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它比較溫和，願意同政府合作，目前梅德韋傑夫、普京 當局對該類組織的態度是拉攏安撫為主、打壓為輔，政府認為左翼的俄共比較穩定，需要扶植一個穩定的右翼政黨，而自由主義歷來易散不易合，派系繁多，行動能 力差。2005年基裏延科被任命為俄原子能署署長，2009年梅德韋傑夫任命別雷赫為基洛夫州的州長，一時間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成為“體制內”的“自己人”了。2009年右翼組成的“團結聯盟”試圖在俄羅斯搞“顏色革命”，要普京辭職，抗議民主倒退，3月 間“團結聯盟”組織示威行走，高呼“驅趕普京！”“普京下臺！”的口號，焚燒梅德韋傑夫的肖像，但由於社會基礎狹小沒有太多的人回應。年輕人覺得，自由主 義的妥協溫和、過於精英的“小眾化”、“上層法”和易於“招安”的特點都顯得“太沒有血性”了，與民粹主義煽動下“熱血澎湃”的群體精神狀態相距太遠了。
能否設想兩個“不高興”的遭遇？
有 人認為，俄羅斯“不高興”主要是針對美國和歐洲的，對於中俄兩個“不高興”的遭遇的擔憂是多餘的，即便有那麼些年輕人在網路上叫囂，但因為只是民間的比較 邊緣化憤青，進不了正規管道掀不起什麼風浪。現在雙方政府感覺都處在最佳狀態，中國官方認為，目前的中俄關係是“有史以來真正平等和健康的時期”，雙方在 “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的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的框架內和諧發展，是一種“互利雙贏”的最佳模式；克里姆林宮對華關係判斷也如出 一轍，普京認為，“無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方面，中俄兩國之間的關係，從未達到如此高的水準”。兩國領導人如此讚譽，學者們也跟著起哄式地錦上添花，紛紛稱 贊中俄兩國是“新時代下堪稱大國關係的典範”。2009年在中俄兩國建交60年之際，10月12-14日，俄總理普京應溫家寶之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此次訪華簽署的合作協定之多、涉及範圍之廣、貿易數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於是輿論界就有了中國與俄羅斯有利益“匯合”、“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權威國家找到了共同目標”的說法。
但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評論的，“現在還不是‘龍熊同窗’的時候”。因為霸權型民族主義在與膨脹型的民族主義PK的 過程中，雙方都有強烈的支配欲望，都有“優勢族群”的感覺，狹窄的視野和慣性容易讓他們狹路相逢。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是一個“睡美人”，一旦遇到合適的政 治氣候，它會成為一種比任何主義都更容易表達的方式，很容易操縱群眾，它既可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也會成為一個“誘人的陷阱”，既有積極意義也具有消極內 涵，它的超級動員能力會把各種不滿吸附進來，它的排他性的唯我獨尊極易對周邊民族形成挑戰。
至 于雙方領導人關於中俄關係美妙言論，可以說是一個努力方向，但是任何國家沒有長遠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回顧中蘇關係歷史上的大起大落就可以知道，且不說歷史 上從中蘇蜜月階段到毛澤東發出“我們要準備打仗！”不到十年，實際上這種脆弱的平衡很容易打破，政府間的制度約束力薄弱，中俄之間的戰略風險依然存在。看 看俄羅斯與獨聯體國家的關係就可以推想而知，這些國家間前後簽署了1700份友好協定，建立了五花八門的合作機構，真正生效與執行的不足1/10，而且說變臉就變臉，說逆轉就逆轉。
讓龍與熊都高興仍是一個有待努力的目標
實 際上俄羅斯國內已經對中俄現狀有不少懷疑，對長期前景更為悲觀。由於中國的快速崛起，讓俄羅斯人感到震撼和酸楚，他們知道在兩國力量對比的天平上，天平已 經向中國方向移動，中國越來越主動，就意味著俄羅斯越來越被動。由於中國的快速增長，俄羅斯將被置於比中國更加遠離美國的境地，在俄羅斯人看來這無疑降低 莫斯科的競爭優勢，降低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中國威脅”的論調在俄羅斯尤其是在民間有相當的市場，中國的高速發展反襯出遠東的落後，導致反華情緒的氾濫。 與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中國威脅”常常強調的是局部的“經濟威脅”、“人口威脅”、“廉價商品威脅”，現在俄羅斯人更多談的是中國的“全面威脅”。部分 學界人士認為，以中國的人口的大塊頭和經濟的影響力，本身已經構成對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挑戰，對俄羅斯整體利益的威脅，俄羅斯針對中國“不高興”的人在逐漸 增多，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競爭對手成分大於合作關係。俄羅斯人說，在中國的觀念裏，只尊重“老大哥”、只尊重強者，國際政治博弈的規則只有“大哥”和“小 弟”之分，不可能有長遠的平等的夥伴關係，因此俄對華關係只能在大哥和小弟之間做出選擇。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俄羅斯已經無法再像中蘇蜜月時期一樣成為中 國的“老大哥”，只能屈尊去當中國人的“小弟”，但是這又不符合俄羅斯人的性格，也與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不相稱。
俄羅斯民間對“30年河東30年 河西”的中俄角色“互換”感到不習慣、不舒服。中俄之間角色認同之間存在著差異。一直以來俄羅斯自視為“大”，稱大、做大是俄羅斯人一貫的追求，對俄羅斯 人來說，從中國的清末、民國到社會主義時期，俄羅斯人都認為有資格當中國的“保護傘”，因此平等地位幾乎無從談起。現在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讓俄羅斯和 中國都高興實在是一個難解之題。在俄羅斯60%的 人認為，俄國應該比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更大，並認為中國有求於俄羅斯的地方遠多於俄羅斯求中國，從日本人在遠東受歡迎的程度排在美國、澳大利亞、 法國、韓國、中國前面，就可以感覺到，俄羅斯對中國的認同和肯定必然是有限的、相對的以及基於一時利益的實用考慮。所以如何化解俄羅斯民間的“中國威脅” 論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美專家：與美國相比中國還處在幼稚園階段 遠遠落後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把眼光投向了中國發展的現實問題。他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發表了各種看法。這些觀點和看法，大多延續了西方的學術規範、概念，不可能完全擺脫偏見，與我們看待問題的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但是，只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加以辨析，去偽存真，這“第三只眼睛”的觀察，也有助於我們從更多的角度來看待和理解自己的問題。——編者
“中國強行闖入了我們的意識”
自約書亞•雷默本世紀初提出“北京共識”概念以來，“中國模式”問題就一直是海外學者討論的焦點。尤其是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的表現，使國外中國問題研究急劇擴展。
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傑佛瑞•瓦瑟斯通說，現在世界不 怎麼說“後冷戰時代”了，居然悄悄議論起“後西方時代”，議論起中國如何改變世界。中國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強行闖入了我們的意識。”“如果我們想瞭解世 間的萬事萬物，那麼，就必須去瞭解中國。”他還認為中國的經歷並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另類”，一個龐大經濟體和強國的誕生，必然會伴隨著種種喧囂。
有海外媒體的報導說，中國可能會因其內部存在的發展失衡和房地產泡沫等 問題，經濟不久將“崩潰”。針對國外媒體和學者對中國忽而“崩潰論”，忽而“獨秀論”，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喬納森•荷爾斯拉格認為，西方應 理性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充分認識到中國的優勢和存在的問題，而避免在“看中國”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說，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取得巨大進步， 但這種飛躍更多是“量的飛躍”，接下來需要實現的是“質的飛躍”，這個任務對中國來說將非常艱巨。中國要逐漸調整利用廉價勞動力、依賴對外出口的發展模 式，向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拓展新經濟增長點的方向轉型。此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讓普通民眾從中獲益更多，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也是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荷爾斯拉格還認為，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世界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深知，促進本國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西方對中國有一種已經過時的概念”
對於中國政黨的執政模式，一直是國外研究的重點。英國《金 融時報》記者理查•麥格雷戈在副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者的秘密世界”的《黨》一書中，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共這個世界上“具有惟一規模和權力”的政黨， 是怎樣掌管政府、軍隊、媒體、法院以及在內部處理腐敗成員的。他認為中共是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政黨，對法律並不感冒，而且只有美國才是其對手。而《中國 大趨勢》的共同作者桃莉絲•奈斯比特認為：西方對中國有一種已經過時的概念。西方常說他們的民主已 經達到了頂峰，民主這個詞的意思就是由人民來執政，中國共產黨正在尋找一種新的方式讓人民執政。當然，這種過程在三十年之前就開始了，這個過程現在還在發 展之中。中國政府非常穩定，政策非常持續，沒有被競選所左右的思維模式。西方的問題就是由於競選導致各個黨派互相競爭，他們只能通過達成共識來實施政策， 而中國一直在進行長期的戰略計畫、規劃。在這個結構中，當然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執政方式也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力量。
儒教道德觀有望成為價值觀競爭的焦點
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於是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未來發展潛力的大爭論。中國是不是世界第二強國，什麼時候成為第一強國？英國國際關係專 家馬丁•雅克2010年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該書認為，中國式政治有望取代西方政治模式，中國的儒教道德觀有望成為價值觀競爭的焦點，中國文 化、中國飲食、中醫等軟實力也有望向世界擴散。作者指出，主導權將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中國的天下”即將到來。“金磚四國”概念提出 者、[url=/company/data/news/76.shtml]高盛[/url]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吉姆•奧尼爾則說：“未來10年對全世界GDP貢獻最大的將是中國。過去10年來，中國以驚人的發展速度震驚了全世界，而今後會讓人更加驚訝。”他預測，10年後中國的GDP將達到13萬億美元，到2050年中國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大國。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認為，中國沒有使自己陷入政黨爭鬥局面，而是以一黨體制實現現代化，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縱向民主，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心。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不僅將改變全球經濟，而且也將以其自身的模式來挑戰西方的民主政治。
看衰中國前景的也大有人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查理斯•弗裏曼認為，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軍力上，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美國。未來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在整個新世紀
,美國仍將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和美國相比，中國還處在幼稚園階段。”英國伯明罕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馬克•比森則針對“東亞霸權轉 移”這個話題指出，儘管美國的實力在東亞的影響力正在下降，中國的實力在東亞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但是在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面， 中國目前仍然難以與美國相提並論。“中國顯然尚未而且可能永遠不會取代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冷靜者也不在少數。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海外對中國的炒作“不正常”。他指出，美國正經歷一種“衰落主義”，擔心中國崛起威脅西方。“現在美國人又開始 悲觀了。”美國智庫東西方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丹尼•羅伊警告，根據歷史經驗來看，有關中國將接替成為主導世界的看法，可能會促使美國通過戰爭手段來阻止全球權力向中國轉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謝爾蓋•盧賈寧說，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對中國來說值得驕傲，它表明中國經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不過，經濟總量只是衡量經濟實力的一項指標，考慮到中國有10多億人口，中國人均GDP世界排名與日美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再從科技、創新和自主品牌等方面看，中國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國外學者關注的熱點。俄羅斯學者別爾格爾在其《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懈探索並取得成就的幾十年》一文中指出：“在中國，‘解放思想’是常態的，並且是持續的，然而卻很難稱中國的‘解放思想’是全面的。因為它更多 的是觸及經濟關係，而很少觸及意識形態和政治。”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德里克•西瑟斯在《鄧小平的未竟事業——中國市場改革停滯不前的代價》一文中指出， 中國現任領導層上臺後，市場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市場自由化政策已被更加新穎的國家干預措施———價格調控、取消私有化、壓制競爭以及設立新的投資壁壘 ———所取代。
與上述說法不同，有不少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非當務之急。斯坦福大學教授安德魯•瓦爾德指出，最近20年的發展已經使現在的中國具有了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漸進經濟改革戰略已經取得成效，整個政治發展軌跡非常有利，中國青年人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 豪感，中國領導人對國家發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這些特點正是保證中國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得以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印第安那大學學者馬丁•斯佩 希勒認為，當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在策略上的靈活性，加之這個國家的規模和多樣性，以及大多數農民對政治採取漠然處之的態度，凡此種種均可確保中國在未 來幾十年政治穩定。牛津大學研究員裴文睿認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結果是令人失望的：在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政治壓迫更加嚴重，經濟和民主問題根本沒有得 到改善，出現駭人聽聞的人間苦難。因此對於中國來說，最好的辦法是繼續堅持“東亞模式”並推遲民主化進程，直至國家更加富有和穩定。
在解決不平等方面，中國可以向巴西學習
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是2010年海外學者關注的另一個核心問題。世界銀行發展研究局局長馬丁•拉瓦利恩認為，中國在減貧方面的快速進展不僅是其經濟 增長政策的反映，而且是其改革前有利的初始條件的反映，尤其是獲得生產性投入(土地和人力資本)方面相對較低的不平等情況，正是這種情況意味著窮人能夠更 充分地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持續上升的不平等狀態削減了窮人在經濟增長中的利益分配，同時也使未來的增長進程受到 威脅。由於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機制，中國可能會走上高度不平等的國家道路。在致力於解決國內新的不平等問題上，中國可以向巴西汲取經驗。如果能將中國的加快 經濟增長的政策與巴西的社會政策相結合，對所有國家來說，這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案。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克裏斯•布拉莫爾則認為，自1978年以 來中國經濟確實一直在快速增長，但中國也錯失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即沒有繼續發展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醫療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轉向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過於一味地追求增長，這造成了很多問題。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這一模式遭到了質疑，這同時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建立小康社會主義的機會，而中國目前的領導人也認識到了另一種現代性的可能性。
“中美共治”是幻象
2009年，國際社會熱炒了一陣G2或“中美共治”話題，遭到了我國政府和學界的嚴正批評。2010年，中美關係仍然是海外學者熱議的一個話題。美國對外 關係委員會研究員伊莉莎白•伊科納米和亞當•西格爾認為，所謂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與倡議是不成熟的。如果不解決美中兩國在價值觀和執法能力方面非 常實質性的分歧，要想進一步提升雙邊關係是沒有出路的。現在已是時候承認，雖然與中國進行合作聽起來很簡單，但實則不然。如果美國想在未來30年提升與中 國的關係，它需要世界其他國家的參與，而不僅僅是中國。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則認為，中國成功符合美國利益。奧巴馬就 任總統以來，中美關係有好有壞。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奧巴馬總統在和中國進行廣泛合作上持非常開放的態度。有人說，美國不光想限制中國的崛起，並且還想破壞 它的崛起，因此美國做的每件事都是為了實現這一“陰謀”：將中國拖垮。“我認為這種分析是完全錯誤的。美國一直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是我 們期望看到成功的中國擁有一個相對開放的經濟體，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我們期待中國成為國際舞臺上富有活力、建設性的成員，不管是在地區還是國際事務上。 希望中國成功是多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
對於中美關係，其他國家的學者看法則有不同。俄羅斯著名政治學家巴仁諾夫認為，因中國實力增強而恐懼和憂慮不安都是毫無根據的。美國等國家要做的事情不是猜測，不是用毫無根據的懷疑互相刺激使得對方惱火和加劇國際緊張局勢，而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展國際合作。德國著名教授漢斯•韋爾納•辛恩針對中美貿易戰指出：“中國的美國朋友不可共患難”，“如果美國停止頻頻對中國做卑鄙的道德指責，那麼世界和平將會受益”。
“泡沫化的信號全都出現了”
2010年5月，美國國際投資分析師麥嘉華大膽放言，中國經濟“泡沫化的信號全都出現了。無論如何，中國經濟都將放緩，甚至是在未來9-12個月內崩 潰”。隨後，一批國外經濟學家和對沖基金經理，紛紛大唱“中國經濟崩潰論”。華爾街某對沖基金經理查諾斯聲稱，中國飆升的房地產業，是由大量湧入的投機資 本支撐起來的，中國的情況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嚴重”。他甚至懷疑，超過8%的經濟增長，“是中國偽造”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格夫不無擔憂 地指出，中國“因過度放貸引起的經濟泡沫”破滅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可能將跌至最低2%的水準，並引發一場在10年內都會造成影響的地區性經濟衰退。
針對這種論調，有著“股神”之稱的沃倫•巴菲特表示，中國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經濟體，他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湯瑪斯•羅斯基在接受 《財經國家週刊》採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最近的中國崩潰論，“其中有些人是想通過這種判斷來進行投機，不過我不清楚他們這樣判斷的理由何在”。他認為，中 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和十年前的亞洲金融
危機時不一樣了；中國政府的財政實力更強大，可以採取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中國官員對於經濟調控的經驗也更豐富了。因此，中國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經濟不會崩潰。
激辯中的人民幣匯率
2010年，中國的匯率問題一直吸引著國際社會的視線。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人為低估？人民幣升值是否能救美國經濟？國外學者就此展開了激烈辯論。反方以美聯 儲主席貝南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等人為代表。貝南克認為，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通過人為壓低本幣匯率，正在放任其經濟走向過熱，使貿易失衡得不到 調整，並造成了他所謂的冷熱不均的“雙速復蘇”，而這樣的復蘇是不可持續的。他警告說，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匯率低估策略”對於自身和整個世界經濟來說 都構成了“重大不利”。巴里•諾頓認為，市場力量正在告訴中國領導人，人民幣應該走強。中國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而採取的外匯收 購做法只能進一步增加國內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克魯格曼則指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財經和貿易大國，但它的表現卻不像其他經濟大國。中國遵循重商主義政 策，人為地保持大量貿易盈餘。在如今這個陷入經濟衰退的世界，不客氣地說，這一政策是掠奪性的。”他甚至公然宣稱：“中國的行為很惡劣。美國正在放鬆貨幣 政策，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元貶值，而中國實際上在追尋緊縮政策，以抵消人為的人民幣疲軟的通脹影響。中國這樣做確實很壞。”
正方認為，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國際金融危機歸結為中國的匯率政策，甚至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是公然的強盜邏輯，有悖經濟發展規律。美國學者馬 丁•哈特•蘭茲伯格直接指出，美國經濟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國，而是資本主義。針對克魯格曼的言論，摩根斯坦利經濟學家史提芬•羅奇毫不客氣地說，“我們應當 把克魯格曼手中的大棒拿走”，“我認為他的說法完全錯誤。與其責備中國，我們更應該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他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和中國人沒什麼關係，反倒 是和美國人儲蓄率過低緊密相關。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中國和美國貿易的赤字只不過會轉向其他和美國擁有貿易赤字的國家。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巴 羅則說，克魯格曼“只說對自己的政策主張有利的東西，所作所為一點兒也不像個經濟學家”。
對於財富的積累，中國人抱有一種近乎於美國式的寬容
近幾年國外的研究者格外關注中國的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不公問題，有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像火山一樣挑戰中國的現行體制。哈佛大學社會學家馬丁•懷特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 著有《社會火山的迷思：當代中國的不平等感與分配不公》一書，對1978年以來形成的社會不平等的後果進行評估。他在書中指出對於個人財富的積累，中國人 抱有一種近乎於美國式的寬容。他們認為這主要歸功於個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這與東歐經濟體在劇變後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那裏的人們對待新富階層興起的態 度更為負面。該書反駁了以下說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財富來自於腐敗，而非個人努力。他還認為中國確實存在對城鄉分化的憤怒和下崗的不滿。“許多分析師 斷言，中國民眾的主流心態，是對不平等日益加劇的普遍憤怒。”不過，在現實中，“最常見的反應模式卻恰恰相反，樂觀得出奇。人們的心態類似于一種‘水漲船 高’的觀點，認為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富有，而貧困人數還會進一步減少。”
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是全球業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一部分人把中國的經濟和軍力視為“威脅”的時候，牛津大學現代亞 洲史專家卡爾•格特的《中國到哪里，世界就走向哪里》，從另一種視角探討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他認為，中國擁抱美國式的消費主義，是最值得人關注的重要現 象，將影響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改變世界。實際上，這種變化已經在展開，中國人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無論啤酒、手機，還是汽車、 電腦，無論是超市還是速食，中國都是最大。即便鄉村，雖然與城市消費有很大差距，卻都在以無法估量的熱情在大量追逐電冰箱、彩電、手機、房屋等消費品。他 指出，世界應該關注中國人每天在消費上是怎樣選擇的。中國人在消費上的微小變化，對世界產生的影響都比軍費預算、碳排放量、貿易爭端等更大、更深刻。
博斯管理諮詢公司中華區 主席謝祖墀撰寫的《中國戰略》一書認為，成功的跨國企業必須把中國視為全球業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只是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或令人垂涎的市場。他認為今日 中國與唐朝(西元618-907年，當時中國也非常開放)之間有相似之處。他在書中還探討了中國某些山寨企業如何發展為真正的創新公司；中國四、五、六線 城市所蘊藏的商機(此類城市中，人口在50萬至200萬之間的不少於540座)。他走訪過中國一些便利店，從觀察中得出結論：中國對待外來商品和影響甚至 比美國更開放。“與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史威士等西方產品擺在一起的，有日本三得利等軟飲料，還有臺灣統一、維他等香港品牌。除了瓶裝水、可樂、啤酒外，還有茶、咖啡、優酪乳，以及由大多數外國人不認識的水果製成的飲料。”中國社會早已不像上世紀60年代拒絕包瑞嘉入境時那樣封閉而又多疑。事實上，這裏已是一個美麗的新世界[11.99 0.00%]。
（作者單位分別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交學院）
“中國強行闖入了我們的意識”
自約書亞•雷默本世紀初提出“北京共識”概念以來，“中國模式”問題就一直是海外學者討論的焦點。尤其是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的表現，使國外中國問題研究急劇擴展。
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傑佛瑞•瓦瑟斯通說，現在世界不 怎麼說“後冷戰時代”了，居然悄悄議論起“後西方時代”，議論起中國如何改變世界。中國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強行闖入了我們的意識。”“如果我們想瞭解世 間的萬事萬物，那麼，就必須去瞭解中國。”他還認為中國的經歷並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另類”，一個龐大經濟體和強國的誕生，必然會伴隨著種種喧囂。
有海外媒體的報導說，中國可能會因其內部存在的發展失衡和房地產泡沫等 問題，經濟不久將“崩潰”。針對國外媒體和學者對中國忽而“崩潰論”，忽而“獨秀論”，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喬納森•荷爾斯拉格認為，西方應 理性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充分認識到中國的優勢和存在的問題，而避免在“看中國”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說，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取得巨大進步， 但這種飛躍更多是“量的飛躍”，接下來需要實現的是“質的飛躍”，這個任務對中國來說將非常艱巨。中國要逐漸調整利用廉價勞動力、依賴對外出口的發展模 式，向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拓展新經濟增長點的方向轉型。此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讓普通民眾從中獲益更多，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也是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荷爾斯拉格還認為，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世界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深知，促進本國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西方對中國有一種已經過時的概念”
對於中國政黨的執政模式，一直是國外研究的重點。英國《金 融時報》記者理查•麥格雷戈在副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者的秘密世界”的《黨》一書中，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共這個世界上“具有惟一規模和權力”的政黨， 是怎樣掌管政府、軍隊、媒體、法院以及在內部處理腐敗成員的。他認為中共是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政黨，對法律並不感冒，而且只有美國才是其對手。而《中國 大趨勢》的共同作者桃莉絲•奈斯比特認為：西方對中國有一種已經過時的概念。西方常說他們的民主已 經達到了頂峰，民主這個詞的意思就是由人民來執政，中國共產黨正在尋找一種新的方式讓人民執政。當然，這種過程在三十年之前就開始了，這個過程現在還在發 展之中。中國政府非常穩定，政策非常持續，沒有被競選所左右的思維模式。西方的問題就是由於競選導致各個黨派互相競爭，他們只能通過達成共識來實施政策， 而中國一直在進行長期的戰略計畫、規劃。在這個結構中，當然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執政方式也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力量。
儒教道德觀有望成為價值觀競爭的焦點
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於是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未來發展潛力的大爭論。中國是不是世界第二強國，什麼時候成為第一強國？英國國際關係專 家馬丁•雅克2010年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該書認為，中國式政治有望取代西方政治模式，中國的儒教道德觀有望成為價值觀競爭的焦點，中國文 化、中國飲食、中醫等軟實力也有望向世界擴散。作者指出，主導權將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中國的天下”即將到來。“金磚四國”概念提出 者、[url=/company/data/news/76.shtml]高盛[/url]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吉姆•奧尼爾則說：“未來10年對全世界GDP貢獻最大的將是中國。過去10年來，中國以驚人的發展速度震驚了全世界，而今後會讓人更加驚訝。”他預測，10年後中國的GDP將達到13萬億美元，到2050年中國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大國。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認為，中國沒有使自己陷入政黨爭鬥局面，而是以一黨體制實現現代化，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縱向民主，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心。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不僅將改變全球經濟，而且也將以其自身的模式來挑戰西方的民主政治。
看衰中國前景的也大有人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查理斯•弗裏曼認為，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軍力上，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美國。未來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在整個新世紀
,美國仍將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和美國相比，中國還處在幼稚園階段。”英國伯明罕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馬克•比森則針對“東亞霸權轉 移”這個話題指出，儘管美國的實力在東亞的影響力正在下降，中國的實力在東亞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但是在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面， 中國目前仍然難以與美國相提並論。“中國顯然尚未而且可能永遠不會取代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冷靜者也不在少數。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海外對中國的炒作“不正常”。他指出，美國正經歷一種“衰落主義”，擔心中國崛起威脅西方。“現在美國人又開始 悲觀了。”美國智庫東西方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丹尼•羅伊警告，根據歷史經驗來看，有關中國將接替成為主導世界的看法，可能會促使美國通過戰爭手段來阻止全球權力向中國轉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謝爾蓋•盧賈寧說，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對中國來說值得驕傲，它表明中國經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不過，經濟總量只是衡量經濟實力的一項指標，考慮到中國有10多億人口，中國人均GDP世界排名與日美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再從科技、創新和自主品牌等方面看，中國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國外學者關注的熱點。俄羅斯學者別爾格爾在其《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懈探索並取得成就的幾十年》一文中指出：“在中國，‘解放思想’是常態的，並且是持續的，然而卻很難稱中國的‘解放思想’是全面的。因為它更多 的是觸及經濟關係，而很少觸及意識形態和政治。”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德里克•西瑟斯在《鄧小平的未竟事業——中國市場改革停滯不前的代價》一文中指出， 中國現任領導層上臺後，市場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市場自由化政策已被更加新穎的國家干預措施———價格調控、取消私有化、壓制競爭以及設立新的投資壁壘 ———所取代。
與上述說法不同，有不少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非當務之急。斯坦福大學教授安德魯•瓦爾德指出，最近20年的發展已經使現在的中國具有了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漸進經濟改革戰略已經取得成效，整個政治發展軌跡非常有利，中國青年人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 豪感，中國領導人對國家發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這些特點正是保證中國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得以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原因”。印第安那大學學者馬丁•斯佩 希勒認為，當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在策略上的靈活性，加之這個國家的規模和多樣性，以及大多數農民對政治採取漠然處之的態度，凡此種種均可確保中國在未 來幾十年政治穩定。牛津大學研究員裴文睿認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結果是令人失望的：在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政治壓迫更加嚴重，經濟和民主問題根本沒有得 到改善，出現駭人聽聞的人間苦難。因此對於中國來說，最好的辦法是繼續堅持“東亞模式”並推遲民主化進程，直至國家更加富有和穩定。
在解決不平等方面，中國可以向巴西學習
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是2010年海外學者關注的另一個核心問題。世界銀行發展研究局局長馬丁•拉瓦利恩認為，中國在減貧方面的快速進展不僅是其經濟 增長政策的反映，而且是其改革前有利的初始條件的反映，尤其是獲得生產性投入(土地和人力資本)方面相對較低的不平等情況，正是這種情況意味著窮人能夠更 充分地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持續上升的不平等狀態削減了窮人在經濟增長中的利益分配，同時也使未來的增長進程受到 威脅。由於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機制，中國可能會走上高度不平等的國家道路。在致力於解決國內新的不平等問題上，中國可以向巴西汲取經驗。如果能將中國的加快 經濟增長的政策與巴西的社會政策相結合，對所有國家來說，這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案。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克裏斯•布拉莫爾則認為，自1978年以 來中國經濟確實一直在快速增長，但中國也錯失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即沒有繼續發展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醫療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轉向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過於一味地追求增長，這造成了很多問題。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這一模式遭到了質疑，這同時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建立小康社會主義的機會，而中國目前的領導人也認識到了另一種現代性的可能性。
“中美共治”是幻象
2009年，國際社會熱炒了一陣G2或“中美共治”話題，遭到了我國政府和學界的嚴正批評。2010年，中美關係仍然是海外學者熱議的一個話題。美國對外 關係委員會研究員伊莉莎白•伊科納米和亞當•西格爾認為，所謂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與倡議是不成熟的。如果不解決美中兩國在價值觀和執法能力方面非 常實質性的分歧，要想進一步提升雙邊關係是沒有出路的。現在已是時候承認，雖然與中國進行合作聽起來很簡單，但實則不然。如果美國想在未來30年提升與中 國的關係，它需要世界其他國家的參與，而不僅僅是中國。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則認為，中國成功符合美國利益。奧巴馬就 任總統以來，中美關係有好有壞。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奧巴馬總統在和中國進行廣泛合作上持非常開放的態度。有人說，美國不光想限制中國的崛起，並且還想破壞 它的崛起，因此美國做的每件事都是為了實現這一“陰謀”：將中國拖垮。“我認為這種分析是完全錯誤的。美國一直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是我 們期望看到成功的中國擁有一個相對開放的經濟體，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我們期待中國成為國際舞臺上富有活力、建設性的成員，不管是在地區還是國際事務上。 希望中國成功是多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
對於中美關係，其他國家的學者看法則有不同。俄羅斯著名政治學家巴仁諾夫認為，因中國實力增強而恐懼和憂慮不安都是毫無根據的。美國等國家要做的事情不是猜測，不是用毫無根據的懷疑互相刺激使得對方惱火和加劇國際緊張局勢，而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展國際合作。德國著名教授漢斯•韋爾納•辛恩針對中美貿易戰指出：“中國的美國朋友不可共患難”，“如果美國停止頻頻對中國做卑鄙的道德指責，那麼世界和平將會受益”。
“泡沫化的信號全都出現了”
2010年5月，美國國際投資分析師麥嘉華大膽放言，中國經濟“泡沫化的信號全都出現了。無論如何，中國經濟都將放緩，甚至是在未來9-12個月內崩 潰”。隨後，一批國外經濟學家和對沖基金經理，紛紛大唱“中國經濟崩潰論”。華爾街某對沖基金經理查諾斯聲稱，中國飆升的房地產業，是由大量湧入的投機資 本支撐起來的，中國的情況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嚴重”。他甚至懷疑，超過8%的經濟增長，“是中國偽造”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格夫不無擔憂 地指出，中國“因過度放貸引起的經濟泡沫”破滅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可能將跌至最低2%的水準，並引發一場在10年內都會造成影響的地區性經濟衰退。
針對這種論調，有著“股神”之稱的沃倫•巴菲特表示，中國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經濟體，他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湯瑪斯•羅斯基在接受 《財經國家週刊》採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最近的中國崩潰論，“其中有些人是想通過這種判斷來進行投機，不過我不清楚他們這樣判斷的理由何在”。他認為，中 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和十年前的亞洲金融
危機時不一樣了；中國政府的財政實力更強大，可以採取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中國官員對於經濟調控的經驗也更豐富了。因此，中國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經濟不會崩潰。
激辯中的人民幣匯率
2010年，中國的匯率問題一直吸引著國際社會的視線。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人為低估？人民幣升值是否能救美國經濟？國外學者就此展開了激烈辯論。反方以美聯 儲主席貝南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等人為代表。貝南克認為，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通過人為壓低本幣匯率，正在放任其經濟走向過熱，使貿易失衡得不到 調整，並造成了他所謂的冷熱不均的“雙速復蘇”，而這樣的復蘇是不可持續的。他警告說，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匯率低估策略”對於自身和整個世界經濟來說 都構成了“重大不利”。巴里•諾頓認為，市場力量正在告訴中國領導人，人民幣應該走強。中國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而採取的外匯收 購做法只能進一步增加國內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克魯格曼則指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財經和貿易大國，但它的表現卻不像其他經濟大國。中國遵循重商主義政 策，人為地保持大量貿易盈餘。在如今這個陷入經濟衰退的世界，不客氣地說，這一政策是掠奪性的。”他甚至公然宣稱：“中國的行為很惡劣。美國正在放鬆貨幣 政策，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元貶值，而中國實際上在追尋緊縮政策，以抵消人為的人民幣疲軟的通脹影響。中國這樣做確實很壞。”
正方認為，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國際金融危機歸結為中國的匯率政策，甚至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是公然的強盜邏輯，有悖經濟發展規律。美國學者馬 丁•哈特•蘭茲伯格直接指出，美國經濟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國，而是資本主義。針對克魯格曼的言論，摩根斯坦利經濟學家史提芬•羅奇毫不客氣地說，“我們應當 把克魯格曼手中的大棒拿走”，“我認為他的說法完全錯誤。與其責備中國，我們更應該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他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和中國人沒什麼關係，反倒 是和美國人儲蓄率過低緊密相關。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中國和美國貿易的赤字只不過會轉向其他和美國擁有貿易赤字的國家。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巴 羅則說，克魯格曼“只說對自己的政策主張有利的東西，所作所為一點兒也不像個經濟學家”。
對於財富的積累，中國人抱有一種近乎於美國式的寬容
近幾年國外的研究者格外關注中國的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不公問題，有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像火山一樣挑戰中國的現行體制。哈佛大學社會學家馬丁•懷特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 著有《社會火山的迷思：當代中國的不平等感與分配不公》一書，對1978年以來形成的社會不平等的後果進行評估。他在書中指出對於個人財富的積累，中國人 抱有一種近乎於美國式的寬容。他們認為這主要歸功於個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這與東歐經濟體在劇變後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那裏的人們對待新富階層興起的態 度更為負面。該書反駁了以下說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財富來自於腐敗，而非個人努力。他還認為中國確實存在對城鄉分化的憤怒和下崗的不滿。“許多分析師 斷言，中國民眾的主流心態，是對不平等日益加劇的普遍憤怒。”不過，在現實中，“最常見的反應模式卻恰恰相反，樂觀得出奇。人們的心態類似于一種‘水漲船 高’的觀點，認為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富有，而貧困人數還會進一步減少。”
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是全球業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一部分人把中國的經濟和軍力視為“威脅”的時候，牛津大學現代亞 洲史專家卡爾•格特的《中國到哪里，世界就走向哪里》，從另一種視角探討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他認為，中國擁抱美國式的消費主義，是最值得人關注的重要現 象，將影響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改變世界。實際上，這種變化已經在展開，中國人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無論啤酒、手機，還是汽車、 電腦，無論是超市還是速食，中國都是最大。即便鄉村，雖然與城市消費有很大差距，卻都在以無法估量的熱情在大量追逐電冰箱、彩電、手機、房屋等消費品。他 指出，世界應該關注中國人每天在消費上是怎樣選擇的。中國人在消費上的微小變化，對世界產生的影響都比軍費預算、碳排放量、貿易爭端等更大、更深刻。
博斯管理諮詢公司中華區 主席謝祖墀撰寫的《中國戰略》一書認為，成功的跨國企業必須把中國視為全球業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只是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或令人垂涎的市場。他認為今日 中國與唐朝(西元618-907年，當時中國也非常開放)之間有相似之處。他在書中還探討了中國某些山寨企業如何發展為真正的創新公司；中國四、五、六線 城市所蘊藏的商機(此類城市中，人口在50萬至200萬之間的不少於540座)。他走訪過中國一些便利店，從觀察中得出結論：中國對待外來商品和影響甚至 比美國更開放。“與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史威士等西方產品擺在一起的，有日本三得利等軟飲料，還有臺灣統一、維他等香港品牌。除了瓶裝水、可樂、啤酒外，還有茶、咖啡、優酪乳，以及由大多數外國人不認識的水果製成的飲料。”中國社會早已不像上世紀60年代拒絕包瑞嘉入境時那樣封閉而又多疑。事實上，這裏已是一個美麗的新世界[11.99 0.00%]。
（作者單位分別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交學院）
印度民主不完善，但让社会更柔软
印度人再也不为未来而活了，你活在当下，你每时每刻做一些小调整而已，但这是一个更软性的系统，因为穷人无法因为“这样做对你以后会更好”这样的理由而被残暴地赶走，因为根本就没人相信“以后”。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相信未来。
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已经第二次来到中国，但上一次来只是三个月前。在2010年12月上海“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论坛”上，他略带腼腆的笑容中时常透出好奇与喜悦的交错——— 如不了解他作为一个失败的毛派分子的青年时代，这种对后毛时代中国的好奇很难被察觉。
同庶民研究的另一位干将帕沙·查特吉一样，查卡拉巴提也来自加尔各答。又同查特吉一样，这一代印度知识分子都受到中国“文革”的巨大影响，印度毛派青年在整个六十年代末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也在迪佩什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婆罗门的仪式上收到的礼物是苏联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毛选》。
查卡拉巴提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罗伦斯·A·金普顿杰出贡献教授，2004年获选为成立于1780年的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作为印度底层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中坚，他的一系列著作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上海美术馆演讲一开始，在从“文明”这个被污染的词汇着手开始讨论前，他提问道：“在印度和中国成为支配性的、强有力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会超越欧洲思想的视野么？中国和印度会生产出新的思想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大同么？”
民主要变得更好，就要加强法治
南方都市报：您是印度庶民研究的主将，您可以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告诉中国的读者，在印度，民主对庶民(底层人民)意味着什么吗？进一步来讲，底层民众又在以怎样的方式参与甚至构建民主？
查卡拉巴提：同美国的情况不同，大多数印度人都投票。投票比例每年不同，但通常都在六七成，而在美国大概只有三成。所以印度民主和美国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于印度的穷人也投票，而且印度的选举总体来讲还是公正的，这对印度这样一个贫穷的大国而言实属不易。除了选举以外，我们在媒体上和公共生活中可以进行自由辩论。这两点是印度民主的主要体现。要说“民主不管用”这样的话太轻易了，每次当这样的争论发生时，印度人还是会说，我们宁可发展得慢些，也不愿放弃民主。因为他们感到，不做中央集权式的决策，隐藏着某些智慧。
如果你有选举并让穷人投票，你多多少少要记得有穷人的存在，不能制定出完全反穷人的政策。发展总有代价，民主情况下，这个代价会被商榷，因为穷人也可以把你赶下台。我在上海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的例子是，中国在以开发的名义征收土地过程中，发生的抗争事件比印度多得多，因为当暴动发生的时候，为了争取选票，印度人会展开辩论，各陈理由。因此我们的发展要慢很多。
而印度的民主如果要变得更好，就是要加强法治。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法院系统，把正义传达给穷人，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穷人并没有得到正义，所以穷人总在不断地同政党游说。没有有效的司法系统就意味着滋生违法犯罪和腐败，而腐败总是意味着所有东西的代价都提高了。譬如本来用50块钱的事情，因为腐败需要花500块，那么就只有富人享受，腐败就变成反穷人了。
举个例子，我父亲过世后，我回加尔各答，去邮局把我父亲的钱取出来。邮局的人不会提前告诉我“游戏规则”。我问工作人员，我能做些什么来加快事情的进展？他严肃地说，不不不，你什么都不用做。但结果就是，时间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结果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跟我诉苦说这个工作多艰难，意思是要给他钱，但是问题是我要在自己家里给他钱，而不能在邮局！
芝加哥大学在北京建立研究中心只要3天时间就能办好手续，而在印度，你永远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南方都市报：腐败是否因为政府人员薪水太低？
查卡拉巴提：很多人都这么说。但腐败在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人身上都会发生。在印度，或许在中国也一样，需要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来调查腐败。印度法院传达正义效率很低，一个腐败案经常要20年才可以调查清楚并判决。在20年间，涉案人员不会受任何惩罚。因此要贯彻好的民主，必须有有效的司法体系。
譬如在有些邦，某些强奸案的审理和判决被处理得很快，因为关系到外国游客，关系到面子。最近的一个案子是德里的一个年轻女孩被四个底层青年轮奸，媒体报道以后法院判决得很快，因为这四个罪犯什么都不是。而像3G牌照这样的腐败案，则会拖上很长的时间。印度政治中现在出现一种新情况，叫做“政治的犯罪化”，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很多被指控的人在政坛上活跃，甚至有四五个人还是在监狱里当选的。因为法院迟迟判不下来，而政府又需要足够的国会议员人数才得以保全，于是就把还关在监狱里的人给选上去了。可以说，不少印度国会议员身上都有犯罪指控。
印度的资本主义有很多面向。如果你往IT行业来看，那里都是体面人，他们都希望印度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国家；而如果你往房地产业、采矿业、采石业和林业去看，这些行业几乎全被“罪犯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印度有很多办法成为资本家，你可以出身豪门；你可以去美国留学获得计算机学位，创业回国；还有一条致富之路就是参政，成为政客，很多想挣钱的人，也被吸引到政治活动中来。这是印度民主消极的一面。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这样一个说法“民主是个好东西”。
查卡拉巴提：在印度，民主是样好东西的看法是英国人带来的。但英国人说，民主对你们是好的，但现在不能给你们，因为你们还没有准备好。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来，1921年，他说印度应该赋予所有成年人投票权。1947年独立的时候，他们履行承诺；而在此之前，殖民地印度只有13%的人有投票权。穷人以及原先处于低种姓的人们感觉到民主让他们更加强大，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被选进本地的村镇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始，你能发现印度的权力转移到底层的过程，这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
举例来说，印度的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的首席部长是一位来自皮革业阶层的领袖，而以前皮革制造业的人被认为是贱民，因为印度教认为接触死去的动物会感染到死亡，所以这类人是不可触碰的。有趣的是，她在整个邦竖立了几百个她自己的石雕或铜雕，坚不可摧。有人说这是腐败，她本可以把这些钱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来自底层的人们却说，这是我们的自豪，表明我们中的人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
民主积极的一面在于低种姓的人们心里有一种意识，即上层阶级的人们不能对他们不好，因为他们手中有投票权；但消极的一面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遵从法律，诸如那位从前贱民阶层中被选举出来的领袖，她收受很多礼物和金钱的贿赂，过个生日都要花上几百万卢比，但是如果你批评她，底层人民会说，你们这些家伙都玩了那么长时间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他们对民主有一种类似罗宾汉式的理解：你们以前那么糟糕，现在该轮到我们坏了。而一个好的民主应该是让人们说：现在该轮到我们来做好事了。
做好事的民主何时到来？
南方都市报：印度民主什么时候可转变成那种“做好事”的民主？
查卡拉巴提：有人说，如果我们持续发展，等到每个人手头都足够宽裕，现在的这种状况就会消失。
南方都市报：所以要等待。
查卡拉巴提：是的。譬如阿希斯·南迪会说，上层阶级占据和滥用权力位置那么久，现在也好，让下层阶级来统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切将回复到正常。我觉得，如果我们讲民主只是讲选举，讲媒体自由，以及穷人、低种姓人群拥有权力的这种意识的话，那么印度民主的斗争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因为我们也同样需要民主机构，以支持民主的精神，即对异见表达的尊重。那些东西还没有在印度发生。
印度民主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多事情上已经实现民主了，但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法治的话，就不成为百分之百的民主。如果社会在很多方面会让人违法行事，自由的媒体会对其进行报道，我们也会展开辩论，但如果不能找到迅速纠正的办法，那么你也是在散播不民主。
举个例子，我相信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在印度，如果政府发生问题，为了政府的体面，政府会归咎到一个具体的个人，这个人会辞职。通常这种案件的调查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最终很可能没人受罚。原来的位置就会被人来顶替，而辞职的那个人就会到其他地方做官。2008年11月26日的孟买爆炸案发生时，很多警察牺牲了。事后人们发现他们的防弹衣根本不防弹，因为有人在采购的时候收受贿赂。所以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警察总长辞职了，结果呢，他跑到德里去做部长了。现在又揭露出他更多的丑闻，他可能在德里的部长也当不下去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印度无法对一个人进行彻底的追查？
查卡拉巴提：印度的政党内部是不民主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民主体系中的参与者内部是不民主的。我认为他们曾经是民主的，但从英迪拉·甘地时期开始，她为了确保自己的执政地位，在国会和政党内部扼杀民主。在他父亲尼赫鲁执政时期，许多邦的首席部长都是有着独立自主意识的官员，伴随着很多政党内部和议会内部的辩论；但在尼赫鲁1964年去世和英迪拉·甘地1969年执政以后，到了70年代，这种内部的民主就被破坏了。英迪拉·甘地分裂了政党，把她不喜欢的人赶走，在“紧急状态”期间采取20年的亲苏政策，提倡用社会主义解决贫困问题，印度共产党得以壮大，这一切都发生在70年代，而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因此印度面临的严峻问题来自腐败和政治机构内部的反民主。我们在公共生活中拥有选举和言论自由，这很好，但我们的政府机构不民主。这是真正的问题。
“政治社会”会导向民主吗？
南方都市报：帕沙·查特吉先生同是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公民社会有所批判，认为那些几乎一无所有的贱民没有办法参与到所谓的“公民社会”，或没有办法按照“公民社会”的方式进行有效治理，由此他提出了更具抗争性的“政治社会”这个概念。您是否认同他这种说法？
查卡拉巴提：我和查特吉都同意把穷人带入公共生活是民主的，我也同意他穷人要走出去偷电、暴乱和占领医院，因为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服务，只要还没到要选举的时候，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反穷人的系统，而这是穷人可以得到这些物资和服务并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我不同意他的地方在于，查特吉认为穷人和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社会”会把印度变得更民主，但我认为不会。因为穷人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本身也不民主。你攻占医院，某个官员跑过来说好吧我们承诺兴建更多的医院，但最后他们还是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就只好再去抢占医院。这件事情的作用只是在于即刻引起注意，类似一个信息发布的功能。我觉得查特吉浪漫化了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公民社会，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法治，公民社会也无法运作，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司法改革。
有些经济学家希望印度能和中国在经济上竞争，你看中国人是怎么做的：他们创立了沿海经济特区，允许跨国海外和华侨资本进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这些劳动力也没有工会权利；印度在法律上的最低工资比中国要高，印度工会在法律上拥有很大权力，工会会抵抗，所以在印度很难解雇人，这是资本主义不喜欢的，所以跨国资本不肯进来。
有的经济学家觉得我们应该像中国那样，设立能瓦解工会的经济特区，让跨国资本进来剥削印度劳动力，他们赚钱以后大家都会得到好处。但问题是，在没有一个良好的司法系统的情况下，劳工的法律权利一旦被剥夺，在他遭受不公正的解雇时，也无法上法庭申诉。即便是要开放劳动力市场，邀请外资进来投资，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司法体系，否则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良性的公民社会。
同查特吉不同，我认为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司法改革的法治建设上。查特吉的“政治社会”无法解决司法问题，只是引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但会制造更多公共生活中的混乱，也浪费工作时间，也对政府没有任何改革的刺激。查特吉浪漫地认为，政治社会会引导向民主化，但我不这么认为。
南方都市报：查特吉是否在强调一种印度社会的特殊性？从一种反西方的角度看，印度社会的特殊性真的存在吗？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查特吉从印度的经验出发对公民社会的批判？
查卡拉巴提：我回加尔各答的时候，以前的毛派老朋友(他们现在都在一些人权组织里工作)，早上5点来敲门约我出去散步，说有政治任务。
原来我一直散步的一个公园里，本来一直有一些以塑料袋来和居民换旧衣服的穷人，他们再把这些旧衣服销售给譬如工厂去擦机器用。他们每个周六早上聚集在这个公园里，在人行道上卖旧衣服。这种行为当然是非法的，但他们已经这么弄了十几年了。这些妇女的小孩当然也在公园里随地大小便，导致我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只好掩面而过。
突然之间房地产开发商跑过来说，这样会影响他周边开发的地产价值，他们显然给了警察不少贿赂，远远超过在人行道上售卖旧衣服的穷人能给警察的贿赂。警察过来驱赶他们的时候，我的前毛派朋友过来说，你应该过来参加我们的斗争，因为你是中产阶级，警察不敢打你。我说好吧，那么我就来吧。
加尔各答通用的是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法律，谁都不在乎。每次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这些穷人听说邦里某处在召开民权组织的年度大会，就去会场请求这些民权解放组织的工作者给他们支持，因为警察侵犯他们的生存权。选举快来了，这些穷人也不知道哪个政党会赢，如果他们找的政党最后输掉了选举，那他们的生存状况就不会改善，所以他们宁可去找一个无党派的民权工作者帮忙，正好邦的首席部长是民权骨干分子的同学———这就是穷人寻求生存空间的办法。
但是最终的状况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环境问题还是存在，城市污染更严重，这就是查特吉所说的“政治社会”，情况不断自我调整，但这套体系没有变得更好。
印度只有现在，没有未来
南方都市报：该如何理解“情况不断自我调整”？
查卡拉巴提：同中国相比，印度的体系更为软性，你看不到那么多来自政府的直接暴力。印度人喜欢使用英国人带给我们的那个词adjust(调整)，但带有特别的含义，即你得给其他人一些空间。如果第五个人想挤到一个规定了只能坐4人也已经坐了4人的火车座位上去，他会争辩说：请调整一下嘛(Please adjust)。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种社会调整中，法律也不太管用，而你也不能在不更新结构的情况下更新法律，你也不能不在更新法律的时候顾及穷人的状况，因此我们的民主就是在这种“日常调整”中运作，却没有长远计划。
如果我是暴力的承受者，我肯定会倾向于印度的系统，而如果我是那个房地产商，我肯定会支持中国的系统，印度的系统可能在长期来讲不会抵达任何地方，但给人们提供了在当下的生存空间；可是另一方面，印度人已经丢失了对未来的信仰，即便政府说未来的远大目标什么的，我们也不会相信。因而对印度人来说，当下是更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查特吉说政治社会会将人们引导向民主的时候，我是无法相信的，因为这同“现在”之于印度的重要性有关。
印度人再也不为未来而活了，你活在当下，你每时每刻做一些小调整而已，但这是一个更软性的系统，因为穷人无法因为“这样做对你以后会更好”这样的理由而被残暴地赶走，因为根本就没人相信“以后”。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相信未来。人们可能还在存钱让孩子出国读书，但至于“印度终有一天将成为人人幸福生活的国家”这样的未来，人们都很怀疑。民主也只是关于今天的生存，但使得今天以某种方式比中国的今天更友善(kinder)一点。
法律不管用，是每日的协商在起作用。每个政党都在为了赢得穷人的选票而博弈，人们每天都在权衡，却不谈将来。将来只是一个修辞而已。压根不相信未来的印度人，每天合计着每个人还能榨取些什么出来，我觉得这也不是西方式的民主。
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已经第二次来到中国，但上一次来只是三个月前。在2010年12月上海“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论坛”上，他略带腼腆的笑容中时常透出好奇与喜悦的交错——— 如不了解他作为一个失败的毛派分子的青年时代，这种对后毛时代中国的好奇很难被察觉。
同庶民研究的另一位干将帕沙·查特吉一样，查卡拉巴提也来自加尔各答。又同查特吉一样，这一代印度知识分子都受到中国“文革”的巨大影响，印度毛派青年在整个六十年代末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也在迪佩什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婆罗门的仪式上收到的礼物是苏联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毛选》。
查卡拉巴提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罗伦斯·A·金普顿杰出贡献教授，2004年获选为成立于1780年的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作为印度底层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中坚，他的一系列著作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上海美术馆演讲一开始，在从“文明”这个被污染的词汇着手开始讨论前，他提问道：“在印度和中国成为支配性的、强有力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会超越欧洲思想的视野么？中国和印度会生产出新的思想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大同么？”
民主要变得更好，就要加强法治
南方都市报：您是印度庶民研究的主将，您可以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告诉中国的读者，在印度，民主对庶民(底层人民)意味着什么吗？进一步来讲，底层民众又在以怎样的方式参与甚至构建民主？
查卡拉巴提：同美国的情况不同，大多数印度人都投票。投票比例每年不同，但通常都在六七成，而在美国大概只有三成。所以印度民主和美国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于印度的穷人也投票，而且印度的选举总体来讲还是公正的，这对印度这样一个贫穷的大国而言实属不易。除了选举以外，我们在媒体上和公共生活中可以进行自由辩论。这两点是印度民主的主要体现。要说“民主不管用”这样的话太轻易了，每次当这样的争论发生时，印度人还是会说，我们宁可发展得慢些，也不愿放弃民主。因为他们感到，不做中央集权式的决策，隐藏着某些智慧。
如果你有选举并让穷人投票，你多多少少要记得有穷人的存在，不能制定出完全反穷人的政策。发展总有代价，民主情况下，这个代价会被商榷，因为穷人也可以把你赶下台。我在上海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的例子是，中国在以开发的名义征收土地过程中，发生的抗争事件比印度多得多，因为当暴动发生的时候，为了争取选票，印度人会展开辩论，各陈理由。因此我们的发展要慢很多。
而印度的民主如果要变得更好，就是要加强法治。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法院系统，把正义传达给穷人，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穷人并没有得到正义，所以穷人总在不断地同政党游说。没有有效的司法系统就意味着滋生违法犯罪和腐败，而腐败总是意味着所有东西的代价都提高了。譬如本来用50块钱的事情，因为腐败需要花500块，那么就只有富人享受，腐败就变成反穷人了。
举个例子，我父亲过世后，我回加尔各答，去邮局把我父亲的钱取出来。邮局的人不会提前告诉我“游戏规则”。我问工作人员，我能做些什么来加快事情的进展？他严肃地说，不不不，你什么都不用做。但结果就是，时间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结果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跟我诉苦说这个工作多艰难，意思是要给他钱，但是问题是我要在自己家里给他钱，而不能在邮局！
芝加哥大学在北京建立研究中心只要3天时间就能办好手续，而在印度，你永远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南方都市报：腐败是否因为政府人员薪水太低？
查卡拉巴提：很多人都这么说。但腐败在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人身上都会发生。在印度，或许在中国也一样，需要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来调查腐败。印度法院传达正义效率很低，一个腐败案经常要20年才可以调查清楚并判决。在20年间，涉案人员不会受任何惩罚。因此要贯彻好的民主，必须有有效的司法体系。
譬如在有些邦，某些强奸案的审理和判决被处理得很快，因为关系到外国游客，关系到面子。最近的一个案子是德里的一个年轻女孩被四个底层青年轮奸，媒体报道以后法院判决得很快，因为这四个罪犯什么都不是。而像3G牌照这样的腐败案，则会拖上很长的时间。印度政治中现在出现一种新情况，叫做“政治的犯罪化”，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很多被指控的人在政坛上活跃，甚至有四五个人还是在监狱里当选的。因为法院迟迟判不下来，而政府又需要足够的国会议员人数才得以保全，于是就把还关在监狱里的人给选上去了。可以说，不少印度国会议员身上都有犯罪指控。
印度的资本主义有很多面向。如果你往IT行业来看，那里都是体面人，他们都希望印度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国家；而如果你往房地产业、采矿业、采石业和林业去看，这些行业几乎全被“罪犯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印度有很多办法成为资本家，你可以出身豪门；你可以去美国留学获得计算机学位，创业回国；还有一条致富之路就是参政，成为政客，很多想挣钱的人，也被吸引到政治活动中来。这是印度民主消极的一面。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这样一个说法“民主是个好东西”。
查卡拉巴提：在印度，民主是样好东西的看法是英国人带来的。但英国人说，民主对你们是好的，但现在不能给你们，因为你们还没有准备好。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来，1921年，他说印度应该赋予所有成年人投票权。1947年独立的时候，他们履行承诺；而在此之前，殖民地印度只有13%的人有投票权。穷人以及原先处于低种姓的人们感觉到民主让他们更加强大，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被选进本地的村镇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始，你能发现印度的权力转移到底层的过程，这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
举例来说，印度的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的首席部长是一位来自皮革业阶层的领袖，而以前皮革制造业的人被认为是贱民，因为印度教认为接触死去的动物会感染到死亡，所以这类人是不可触碰的。有趣的是，她在整个邦竖立了几百个她自己的石雕或铜雕，坚不可摧。有人说这是腐败，她本可以把这些钱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来自底层的人们却说，这是我们的自豪，表明我们中的人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
民主积极的一面在于低种姓的人们心里有一种意识，即上层阶级的人们不能对他们不好，因为他们手中有投票权；但消极的一面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遵从法律，诸如那位从前贱民阶层中被选举出来的领袖，她收受很多礼物和金钱的贿赂，过个生日都要花上几百万卢比，但是如果你批评她，底层人民会说，你们这些家伙都玩了那么长时间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他们对民主有一种类似罗宾汉式的理解：你们以前那么糟糕，现在该轮到我们坏了。而一个好的民主应该是让人们说：现在该轮到我们来做好事了。
做好事的民主何时到来？
南方都市报：印度民主什么时候可转变成那种“做好事”的民主？
查卡拉巴提：有人说，如果我们持续发展，等到每个人手头都足够宽裕，现在的这种状况就会消失。
南方都市报：所以要等待。
查卡拉巴提：是的。譬如阿希斯·南迪会说，上层阶级占据和滥用权力位置那么久，现在也好，让下层阶级来统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切将回复到正常。我觉得，如果我们讲民主只是讲选举，讲媒体自由，以及穷人、低种姓人群拥有权力的这种意识的话，那么印度民主的斗争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因为我们也同样需要民主机构，以支持民主的精神，即对异见表达的尊重。那些东西还没有在印度发生。
印度民主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多事情上已经实现民主了，但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法治的话，就不成为百分之百的民主。如果社会在很多方面会让人违法行事，自由的媒体会对其进行报道，我们也会展开辩论，但如果不能找到迅速纠正的办法，那么你也是在散播不民主。
举个例子，我相信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在印度，如果政府发生问题，为了政府的体面，政府会归咎到一个具体的个人，这个人会辞职。通常这种案件的调查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最终很可能没人受罚。原来的位置就会被人来顶替，而辞职的那个人就会到其他地方做官。2008年11月26日的孟买爆炸案发生时，很多警察牺牲了。事后人们发现他们的防弹衣根本不防弹，因为有人在采购的时候收受贿赂。所以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警察总长辞职了，结果呢，他跑到德里去做部长了。现在又揭露出他更多的丑闻，他可能在德里的部长也当不下去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印度无法对一个人进行彻底的追查？
查卡拉巴提：印度的政党内部是不民主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民主体系中的参与者内部是不民主的。我认为他们曾经是民主的，但从英迪拉·甘地时期开始，她为了确保自己的执政地位，在国会和政党内部扼杀民主。在他父亲尼赫鲁执政时期，许多邦的首席部长都是有着独立自主意识的官员，伴随着很多政党内部和议会内部的辩论；但在尼赫鲁1964年去世和英迪拉·甘地1969年执政以后，到了70年代，这种内部的民主就被破坏了。英迪拉·甘地分裂了政党，把她不喜欢的人赶走，在“紧急状态”期间采取20年的亲苏政策，提倡用社会主义解决贫困问题，印度共产党得以壮大，这一切都发生在70年代，而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因此印度面临的严峻问题来自腐败和政治机构内部的反民主。我们在公共生活中拥有选举和言论自由，这很好，但我们的政府机构不民主。这是真正的问题。
“政治社会”会导向民主吗？
南方都市报：帕沙·查特吉先生同是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公民社会有所批判，认为那些几乎一无所有的贱民没有办法参与到所谓的“公民社会”，或没有办法按照“公民社会”的方式进行有效治理，由此他提出了更具抗争性的“政治社会”这个概念。您是否认同他这种说法？
查卡拉巴提：我和查特吉都同意把穷人带入公共生活是民主的，我也同意他穷人要走出去偷电、暴乱和占领医院，因为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服务，只要还没到要选举的时候，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反穷人的系统，而这是穷人可以得到这些物资和服务并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我不同意他的地方在于，查特吉认为穷人和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社会”会把印度变得更民主，但我认为不会。因为穷人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本身也不民主。你攻占医院，某个官员跑过来说好吧我们承诺兴建更多的医院，但最后他们还是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就只好再去抢占医院。这件事情的作用只是在于即刻引起注意，类似一个信息发布的功能。我觉得查特吉浪漫化了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公民社会，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法治，公民社会也无法运作，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司法改革。
有些经济学家希望印度能和中国在经济上竞争，你看中国人是怎么做的：他们创立了沿海经济特区，允许跨国海外和华侨资本进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这些劳动力也没有工会权利；印度在法律上的最低工资比中国要高，印度工会在法律上拥有很大权力，工会会抵抗，所以在印度很难解雇人，这是资本主义不喜欢的，所以跨国资本不肯进来。
有的经济学家觉得我们应该像中国那样，设立能瓦解工会的经济特区，让跨国资本进来剥削印度劳动力，他们赚钱以后大家都会得到好处。但问题是，在没有一个良好的司法系统的情况下，劳工的法律权利一旦被剥夺，在他遭受不公正的解雇时，也无法上法庭申诉。即便是要开放劳动力市场，邀请外资进来投资，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司法体系，否则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良性的公民社会。
同查特吉不同，我认为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司法改革的法治建设上。查特吉的“政治社会”无法解决司法问题，只是引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但会制造更多公共生活中的混乱，也浪费工作时间，也对政府没有任何改革的刺激。查特吉浪漫地认为，政治社会会引导向民主化，但我不这么认为。
南方都市报：查特吉是否在强调一种印度社会的特殊性？从一种反西方的角度看，印度社会的特殊性真的存在吗？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查特吉从印度的经验出发对公民社会的批判？
查卡拉巴提：我回加尔各答的时候，以前的毛派老朋友(他们现在都在一些人权组织里工作)，早上5点来敲门约我出去散步，说有政治任务。
原来我一直散步的一个公园里，本来一直有一些以塑料袋来和居民换旧衣服的穷人，他们再把这些旧衣服销售给譬如工厂去擦机器用。他们每个周六早上聚集在这个公园里，在人行道上卖旧衣服。这种行为当然是非法的，但他们已经这么弄了十几年了。这些妇女的小孩当然也在公园里随地大小便，导致我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只好掩面而过。
突然之间房地产开发商跑过来说，这样会影响他周边开发的地产价值，他们显然给了警察不少贿赂，远远超过在人行道上售卖旧衣服的穷人能给警察的贿赂。警察过来驱赶他们的时候，我的前毛派朋友过来说，你应该过来参加我们的斗争，因为你是中产阶级，警察不敢打你。我说好吧，那么我就来吧。
加尔各答通用的是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法律，谁都不在乎。每次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这些穷人听说邦里某处在召开民权组织的年度大会，就去会场请求这些民权解放组织的工作者给他们支持，因为警察侵犯他们的生存权。选举快来了，这些穷人也不知道哪个政党会赢，如果他们找的政党最后输掉了选举，那他们的生存状况就不会改善，所以他们宁可去找一个无党派的民权工作者帮忙，正好邦的首席部长是民权骨干分子的同学———这就是穷人寻求生存空间的办法。
但是最终的状况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环境问题还是存在，城市污染更严重，这就是查特吉所说的“政治社会”，情况不断自我调整，但这套体系没有变得更好。
印度只有现在，没有未来
南方都市报：该如何理解“情况不断自我调整”？
查卡拉巴提：同中国相比，印度的体系更为软性，你看不到那么多来自政府的直接暴力。印度人喜欢使用英国人带给我们的那个词adjust(调整)，但带有特别的含义，即你得给其他人一些空间。如果第五个人想挤到一个规定了只能坐4人也已经坐了4人的火车座位上去，他会争辩说：请调整一下嘛(Please adjust)。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种社会调整中，法律也不太管用，而你也不能在不更新结构的情况下更新法律，你也不能不在更新法律的时候顾及穷人的状况，因此我们的民主就是在这种“日常调整”中运作，却没有长远计划。
如果我是暴力的承受者，我肯定会倾向于印度的系统，而如果我是那个房地产商，我肯定会支持中国的系统，印度的系统可能在长期来讲不会抵达任何地方，但给人们提供了在当下的生存空间；可是另一方面，印度人已经丢失了对未来的信仰，即便政府说未来的远大目标什么的，我们也不会相信。因而对印度人来说，当下是更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查特吉说政治社会会将人们引导向民主的时候，我是无法相信的，因为这同“现在”之于印度的重要性有关。
印度人再也不为未来而活了，你活在当下，你每时每刻做一些小调整而已，但这是一个更软性的系统，因为穷人无法因为“这样做对你以后会更好”这样的理由而被残暴地赶走，因为根本就没人相信“以后”。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相信未来。人们可能还在存钱让孩子出国读书，但至于“印度终有一天将成为人人幸福生活的国家”这样的未来，人们都很怀疑。民主也只是关于今天的生存，但使得今天以某种方式比中国的今天更友善(kinder)一点。
法律不管用，是每日的协商在起作用。每个政党都在为了赢得穷人的选票而博弈，人们每天都在权衡，却不谈将来。将来只是一个修辞而已。压根不相信未来的印度人，每天合计着每个人还能榨取些什么出来，我觉得这也不是西方式的民主。
香港須示範：對美歐文化批判
香港須示範：對美歐文化批判
中評社香港1月9日電／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中國評論》月刊一月號發表專文《對美歐文化的批判－－香港另一需要做的示範》。作者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天然地成為了西方各種‘軟力量’與中國接壤的前沿陣地。中央對港政策措施，對此不無考量。最近中美關係風雲突變，中國也被逼要反思外交政策，並作出調整。這方面，香港也提供了不少的素材和經驗。”文章內容如下：
香港歷史經驗的反思
中國的復興，是放棄了西方過往崛起所採取的擴張略奪模式，以不挑戰現行秩序，並且主動融入，靠不怕吃虧，埋頭苦幹，勤儉起家。
1949年解放軍到羅湖而不入香港，考慮到國際形勢，中央定了“保持現狀，長遠打算，充分利用”這12字方針。這方針沿用至今，基本上仍然是對港指導思想的一重要部分。自此，香港劃入外交部西歐司分管，成為對英外交的一部分。至上世紀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前夕，才脫離外交部，成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港澳辦的主任中，好幾個都來自外交系統，包括剛上任的主任王光亞。
直至1978年港督麥理浩受命主動向北京提出1997年後香港前途問題，中國雖然不接受不平等條約，不承認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但不挑戰港英的管治。唯一的例外是1967年於文革期間，香港新華社過“左”地領導了“反英抗暴”鬥爭，弄到紅衛兵火燒北京英國大使館。但當時內部鬥爭自顧不暇的中國政府，依然即時下令停止香港的暴動，並向英國道歉賠償。於此更見這指導思想不可動搖的權威性。
這指導思想跟我國於1953年正式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脈相承的。簡而言之，就是對列強聲明你不要搞我，我也不搞你。這五項原則持續指導我國外交政策近60年，於1990年更對內形成了鄧小平的“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即俗稱“韜光養晦24字真言”。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在這環境和氣氛之下產生的，指導思想是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從中央的角度來說，就是“不幹預”。
我們見到，香港回歸之後，中央緊守“不幹預”的指導思想，開始一年甚至兩地交流也不放人。直到2003年回歸日大遊行，中央才驚覺完全不幹預不可能，要“不幹預，但有所作為”。但這矛盾統一很難拿捏，回歸至今13年，香港不但沒有做任何去殖民地化的工作，反而對前朝歌功頌德，影響所及，中文教學大倒退，完整的中國歷史課只在少數中學開班，這是殖民地時代都沒有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可以隨便指點江山，主流評論員認為美國有大量投資在港，因而有發言權。但代表中央的中聯辦官員一開口，便被指為“幹預”、“第二支管治隊伍”。要說投資，中國國企、民企在港的投資總額，不知大美資多少倍。
這情況中央應該不是不知，但大概考慮到牽一髮則可能動全身，從“韜光養晦”思路出發，正如某報社評標題所言：“在自家屋簷下，還要看人家臉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但放棄了批判和挑戰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許多時更視之為“國際慣例”，要與之接軌，和“普世價值”，要向其學習，認為這就是“改革開放”。這樣一來，中國內部思想極其混亂：口說不容全盤西化，實際上卻無處不全盤西化。過去60年的驚世奇功，不但沒有自我肯定，還千方百計的以外國的標準，硬套在我國的國情之上，非要把中國改變為西方今天越來越多人質疑那一套不可。
另一方面，中國過去長期低頭做人，偶爾對外說些兇話，人家也不會當真。香港的反對派從來不把中央和特區政府放在眼內，他們搞非法電台，被檢控定罪罰款，他們硬是不付罰款，搏特區抓他們坐牢，捧他們成為自由烈士。結果還不是有人代付罰款結案，息事寧人；而非法電台則至今繼續天天播放，相信不久之後，又會成為某些人的“集體回憶”部分，動不得的了。“法輪功”就是如此被縱容，至今成為香港自由的圖騰（icon），反對派視之為類似煤礦的金絲雀，要堅決保衛它，不讓它死亡。外交方面也是一樣，連戴秉國國務委員午夜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日本也不會覺得是怎麼一回事，認為中國通常會口硬手軟。只有到中國全面停止兩國各種交流，停止出口稀土，日本才認真作出回應。
而這個銀元的另外一面，是當中國於忍無可忍，逼不得已作反抗和反彈時，國際上又大喊中國“傲慢”。中國是否“傲慢”呢？因為中國事事都要從理念出發，再從上而下的貫徹理念，所以中國是否真正變得傲慢，一定可以從文獻中找到清楚的根據，瞞不了人的。
“四力”是外交戰略的調整
2009年7月17日到20日北京召開5年一次的第十一次使節會議。本次使節會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提出了中國外交要加強“四力”建設，也就是“努力使中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有分析認為，“四力”的提出意味著中國政府正式揚棄傳統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要在國際社會上更加有所作為，是中國綜合實力增長的必然體現。自此，中國外交更加務實、積極、有為，更強調反求諸己。1也自此，中國開始被西方標籤為“傲慢”。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交致力投射國力，保障國家權益，以致第三世界的權益，是最合理，也挺正常的事，何“傲慢”之有。但經人家一罵，我們又有人要求從這新的態度退回來，聲稱一百年後還要“韜光養晦”。
以中國今天的國力，其一舉一動，不管我們願意與否，都必然有全球性的影響，根本不能韜光，又何來養晦？繼續韜光養晦，人家只會感覺越來越矯情而不自然，內部更引起越來越多的人民不滿，“外交缺鈣”之說不脛而走。中國對外這樣驚人的忍功，不但無謂地吃虧，更使人疑竇，認為你在搞“臥薪嘗膽”，有一天本息一起回收。我們自亂陣腳，卻依然不能討好人家。
在香港，過去長期與西方“軟力量”妥協求和的結果，是行政主導的設計不但不能落實，特區政府施政只能怕字當頭，處處迴避爭議，務求人人討好，已經退縮到了想作為也無能為力的角落，還天天受攻擊。在東亞，美國主導的包圍網於最近幾個月之內全面收緊，處處進逼，中國至今招架也忙不過來。訊息已經從奧巴馬和希拉利口中表達得十分清楚，美國要中國按其要求清楚定位，並且嚴格按它制訂的規則辦事。換句話說，美國要中國正面接受它為大佬，守其幫規，不再容許既享受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紅利，又不願意負擔它的揮霍、不協助它侵淩。中國如不這樣做的話，不管你承認與否，就是一個不安份的老二，就是“傲慢”，因而就是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是不能容忍的。
這是中國的復興被美國為首的西方正式承認，我國藉“韜光養晦”企圖使西方不提防之下融入全球化當中，靜悄悄的壯大的戰略破局之後的新形勢。中國在弱勢時代制訂的老皇曆已經不再生效，不主動出擊，避免正面挑戰西方建制，純粹防守，見招拆招的策略，在對方執意連環進逼之下，只可能被動挨打；香港的例子說明，長守必失。針對美國在東亞的圍堵，我國以“經濟外交”成功爭取處於破產邊緣的西歐，依然是被動的見招拆招。
此刻中國需要以全新思維去面對這嶄新局面。“外交四力”只是一個開始，最近我國對美國清楚界定其核心利益所在，不但清晰宣示了國家安全的底線，不容外國有任何幻想之外，另一方面，也是主動制訂東海和南海的遊戲規則。我國也要正告美國，“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澳門，和尚未和平統一的台灣，也是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一部分，美國需要降低幹擾和幹預。只有這樣的宣示被接受，屬於台灣行政範圍的釣魚島，才名正言順的納入我國核心利益範圍。
樹立“中國模式”的論述與座標
更重要的戰略部分，是要正面亮出“中國模式”的論述，並以此為座標，批判美國為首的西方發展模式。過去30年，中國為了貫徹其融入戰略，全面放棄對西方文化、制度和行事作風，甚至霸權主義的批判；在香港，也放棄批判殖民地主義。這樣一來，人民思想十分混亂。最近美歐一些橫蠻作風，普遍引起我國人民自發的反感，但是這仍然局限於情緒的層面，而沒有深入和系統的反思。人民很自然的會問：如果西方那一套就代表了後現代文明，其價值觀具有普世性，不這樣做就是落後和反動，那為何不全盤西化，接受這“普世價值”？目前主導著內地和香港的自由主義媒體工作者，普遍抱這觀點；而從這親西方觀點看，儘管我國過去60年各方面取得遠超西方的成就，中國別樹一幟就是專制落後，早晚都會失敗。
國民內部思想如此矛盾混亂，一些知識分子之間懷著先天性的文化自卑感，充滿著失敗主義，對國家的方向和前途失卻信心，對外如何能長期統一思想和意志？要搞好外交，保障好國家安全，除了處理好中國內部各種問題之外，總結經驗，作理論建設，並以此系統批判美歐文化和體制，加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是當前亟須改進的必要條件。
這工作，不妨從香港做起，作為示範的試點。這理論工作如不做好，愛國愛港力量根本就喪失了智慧和道德高地，處於挺不起腰，抬不起頭的狀態中，如何直面2017年開始的普選環境？
中評社香港1月9日電／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中國評論》月刊一月號發表專文《對美歐文化的批判－－香港另一需要做的示範》。作者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天然地成為了西方各種‘軟力量’與中國接壤的前沿陣地。中央對港政策措施，對此不無考量。最近中美關係風雲突變，中國也被逼要反思外交政策，並作出調整。這方面，香港也提供了不少的素材和經驗。”文章內容如下：
香港歷史經驗的反思
中國的復興，是放棄了西方過往崛起所採取的擴張略奪模式，以不挑戰現行秩序，並且主動融入，靠不怕吃虧，埋頭苦幹，勤儉起家。
1949年解放軍到羅湖而不入香港，考慮到國際形勢，中央定了“保持現狀，長遠打算，充分利用”這12字方針。這方針沿用至今，基本上仍然是對港指導思想的一重要部分。自此，香港劃入外交部西歐司分管，成為對英外交的一部分。至上世紀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前夕，才脫離外交部，成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港澳辦的主任中，好幾個都來自外交系統，包括剛上任的主任王光亞。
直至1978年港督麥理浩受命主動向北京提出1997年後香港前途問題，中國雖然不接受不平等條約，不承認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但不挑戰港英的管治。唯一的例外是1967年於文革期間，香港新華社過“左”地領導了“反英抗暴”鬥爭，弄到紅衛兵火燒北京英國大使館。但當時內部鬥爭自顧不暇的中國政府，依然即時下令停止香港的暴動，並向英國道歉賠償。於此更見這指導思想不可動搖的權威性。
這指導思想跟我國於1953年正式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脈相承的。簡而言之，就是對列強聲明你不要搞我，我也不搞你。這五項原則持續指導我國外交政策近60年，於1990年更對內形成了鄧小平的“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即俗稱“韜光養晦24字真言”。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在這環境和氣氛之下產生的，指導思想是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從中央的角度來說，就是“不幹預”。
我們見到，香港回歸之後，中央緊守“不幹預”的指導思想，開始一年甚至兩地交流也不放人。直到2003年回歸日大遊行，中央才驚覺完全不幹預不可能，要“不幹預，但有所作為”。但這矛盾統一很難拿捏，回歸至今13年，香港不但沒有做任何去殖民地化的工作，反而對前朝歌功頌德，影響所及，中文教學大倒退，完整的中國歷史課只在少數中學開班，這是殖民地時代都沒有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可以隨便指點江山，主流評論員認為美國有大量投資在港，因而有發言權。但代表中央的中聯辦官員一開口，便被指為“幹預”、“第二支管治隊伍”。要說投資，中國國企、民企在港的投資總額，不知大美資多少倍。
這情況中央應該不是不知，但大概考慮到牽一髮則可能動全身，從“韜光養晦”思路出發，正如某報社評標題所言：“在自家屋簷下，還要看人家臉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但放棄了批判和挑戰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許多時更視之為“國際慣例”，要與之接軌，和“普世價值”，要向其學習，認為這就是“改革開放”。這樣一來，中國內部思想極其混亂：口說不容全盤西化，實際上卻無處不全盤西化。過去60年的驚世奇功，不但沒有自我肯定，還千方百計的以外國的標準，硬套在我國的國情之上，非要把中國改變為西方今天越來越多人質疑那一套不可。
另一方面，中國過去長期低頭做人，偶爾對外說些兇話，人家也不會當真。香港的反對派從來不把中央和特區政府放在眼內，他們搞非法電台，被檢控定罪罰款，他們硬是不付罰款，搏特區抓他們坐牢，捧他們成為自由烈士。結果還不是有人代付罰款結案，息事寧人；而非法電台則至今繼續天天播放，相信不久之後，又會成為某些人的“集體回憶”部分，動不得的了。“法輪功”就是如此被縱容，至今成為香港自由的圖騰（icon），反對派視之為類似煤礦的金絲雀，要堅決保衛它，不讓它死亡。外交方面也是一樣，連戴秉國國務委員午夜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日本也不會覺得是怎麼一回事，認為中國通常會口硬手軟。只有到中國全面停止兩國各種交流，停止出口稀土，日本才認真作出回應。
而這個銀元的另外一面，是當中國於忍無可忍，逼不得已作反抗和反彈時，國際上又大喊中國“傲慢”。中國是否“傲慢”呢？因為中國事事都要從理念出發，再從上而下的貫徹理念，所以中國是否真正變得傲慢，一定可以從文獻中找到清楚的根據，瞞不了人的。
“四力”是外交戰略的調整
2009年7月17日到20日北京召開5年一次的第十一次使節會議。本次使節會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提出了中國外交要加強“四力”建設，也就是“努力使中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有分析認為，“四力”的提出意味著中國政府正式揚棄傳統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要在國際社會上更加有所作為，是中國綜合實力增長的必然體現。自此，中國外交更加務實、積極、有為，更強調反求諸己。1也自此，中國開始被西方標籤為“傲慢”。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交致力投射國力，保障國家權益，以致第三世界的權益，是最合理，也挺正常的事，何“傲慢”之有。但經人家一罵，我們又有人要求從這新的態度退回來，聲稱一百年後還要“韜光養晦”。
以中國今天的國力，其一舉一動，不管我們願意與否，都必然有全球性的影響，根本不能韜光，又何來養晦？繼續韜光養晦，人家只會感覺越來越矯情而不自然，內部更引起越來越多的人民不滿，“外交缺鈣”之說不脛而走。中國對外這樣驚人的忍功，不但無謂地吃虧，更使人疑竇，認為你在搞“臥薪嘗膽”，有一天本息一起回收。我們自亂陣腳，卻依然不能討好人家。
在香港，過去長期與西方“軟力量”妥協求和的結果，是行政主導的設計不但不能落實，特區政府施政只能怕字當頭，處處迴避爭議，務求人人討好，已經退縮到了想作為也無能為力的角落，還天天受攻擊。在東亞，美國主導的包圍網於最近幾個月之內全面收緊，處處進逼，中國至今招架也忙不過來。訊息已經從奧巴馬和希拉利口中表達得十分清楚，美國要中國按其要求清楚定位，並且嚴格按它制訂的規則辦事。換句話說，美國要中國正面接受它為大佬，守其幫規，不再容許既享受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紅利，又不願意負擔它的揮霍、不協助它侵淩。中國如不這樣做的話，不管你承認與否，就是一個不安份的老二，就是“傲慢”，因而就是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是不能容忍的。
這是中國的復興被美國為首的西方正式承認，我國藉“韜光養晦”企圖使西方不提防之下融入全球化當中，靜悄悄的壯大的戰略破局之後的新形勢。中國在弱勢時代制訂的老皇曆已經不再生效，不主動出擊，避免正面挑戰西方建制，純粹防守，見招拆招的策略，在對方執意連環進逼之下，只可能被動挨打；香港的例子說明，長守必失。針對美國在東亞的圍堵，我國以“經濟外交”成功爭取處於破產邊緣的西歐，依然是被動的見招拆招。
此刻中國需要以全新思維去面對這嶄新局面。“外交四力”只是一個開始，最近我國對美國清楚界定其核心利益所在，不但清晰宣示了國家安全的底線，不容外國有任何幻想之外，另一方面，也是主動制訂東海和南海的遊戲規則。我國也要正告美國，“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澳門，和尚未和平統一的台灣，也是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一部分，美國需要降低幹擾和幹預。只有這樣的宣示被接受，屬於台灣行政範圍的釣魚島，才名正言順的納入我國核心利益範圍。
樹立“中國模式”的論述與座標
更重要的戰略部分，是要正面亮出“中國模式”的論述，並以此為座標，批判美國為首的西方發展模式。過去30年，中國為了貫徹其融入戰略，全面放棄對西方文化、制度和行事作風，甚至霸權主義的批判；在香港，也放棄批判殖民地主義。這樣一來，人民思想十分混亂。最近美歐一些橫蠻作風，普遍引起我國人民自發的反感，但是這仍然局限於情緒的層面，而沒有深入和系統的反思。人民很自然的會問：如果西方那一套就代表了後現代文明，其價值觀具有普世性，不這樣做就是落後和反動，那為何不全盤西化，接受這“普世價值”？目前主導著內地和香港的自由主義媒體工作者，普遍抱這觀點；而從這親西方觀點看，儘管我國過去60年各方面取得遠超西方的成就，中國別樹一幟就是專制落後，早晚都會失敗。
國民內部思想如此矛盾混亂，一些知識分子之間懷著先天性的文化自卑感，充滿著失敗主義，對國家的方向和前途失卻信心，對外如何能長期統一思想和意志？要搞好外交，保障好國家安全，除了處理好中國內部各種問題之外，總結經驗，作理論建設，並以此系統批判美歐文化和體制，加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是當前亟須改進的必要條件。
這工作，不妨從香港做起，作為示範的試點。這理論工作如不做好，愛國愛港力量根本就喪失了智慧和道德高地，處於挺不起腰，抬不起頭的狀態中，如何直面2017年開始的普選環境？
2011年1月7日星期五
政治上孤立的經濟大國
中評社北京1月8日電／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國際問題觀察員劉明的文章說，每年的歲末都是國際各大媒體競相盤點時事、激揚文字的節點。這其中，當然少不了對中國的品頭論足。在2010年對中國的“年終考評”裡，一家西方通訊社給出了“政治上孤立的經濟大國”的評語，稱這一年“中國樹起了一個頑固、固執的國家形象，同多數大國關係倒退，甚至在世界舞台上被邊緣化。”
除了感嘆這家通訊社“語不驚人死不休”外，筆者不禁叩問，為什麼中國會被冠以這樣的標簽？其實，在西方輿論鼓噪的背後，是西方一些人對華心態的進一步失衡，一方面是“羨慕嫉妒恨”，另一方面則是“關注憂慮怕”，怕中國強大崛起，怕中國威脅西方，所以就要不停地“敲打”中國，讓中國“聽話”，否則就給你找事，要你好看，就孤立和圍堵你，讓你疲於應付，名聲掃地。於是我們明白了，原來中國不是“孤立”，而是“被孤立”了。
那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真的很“孤立”嗎？未必。這兩年，中國經歷的事不算少，從大震大災到涉藏涉疆，從奧運會到世博會，再加上一個新近的 “諾貝爾和平獎”事件，可謂多事之秋。中國之所以能戰勝挑戰、頂住壓力，除了靠自己以外，靠的就是一大幫朋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朋友。僅就2010年的世博會而言，上海接待了近百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迎來了7300多萬中外客人，又創了一個“中國之最”。在中國參與的多邊合作機制裡，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做大做強，南非加入金磚峰會更是引人關注。這都說明中國的夥伴不僅在增加，而且更堅定、更密切，他們與中國有著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西方一些人動不動就講“國際社會”，其實發達國家代表不了“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中的“多數派”是發展中國家，他們的力量必須正視，他們的聲音必須尊重。
對西方人自己來說，“孤立”中國也並非明智之舉。當今世界，國際合作是大勢所趨，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和聯繫從未有如此之深，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應對進一步論證了各國早已處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地球村”時代了。更何況，中國的國際地位、危機表現和所做貢獻明明白白擺在那裡，不是有些人想孤立就可以辦到的。
不少非洲國家領導人近期站出來，公開批判西方對中非合作的無端指責就很說明問題。如果西方一些人只從自身利益出發，既想從經濟上“算計”中國，從中國獲利，又想從政治上“孤立”中國，迫中國就範，如意算盤必然是會落空的。西方媒體應多看看中國為推動國際合作共贏所做的努力甚至妥協，多想想中國政府為什麼在一些問題上會說“不”，中國老百姓又為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一邊倒”地支持政府的立場。看清楚了，想明白了，有關“中國孤立論”或“孤立中國論”的喧囂也就可以消停了。
除了感嘆這家通訊社“語不驚人死不休”外，筆者不禁叩問，為什麼中國會被冠以這樣的標簽？其實，在西方輿論鼓噪的背後，是西方一些人對華心態的進一步失衡，一方面是“羨慕嫉妒恨”，另一方面則是“關注憂慮怕”，怕中國強大崛起，怕中國威脅西方，所以就要不停地“敲打”中國，讓中國“聽話”，否則就給你找事，要你好看，就孤立和圍堵你，讓你疲於應付，名聲掃地。於是我們明白了，原來中國不是“孤立”，而是“被孤立”了。
那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真的很“孤立”嗎？未必。這兩年，中國經歷的事不算少，從大震大災到涉藏涉疆，從奧運會到世博會，再加上一個新近的 “諾貝爾和平獎”事件，可謂多事之秋。中國之所以能戰勝挑戰、頂住壓力，除了靠自己以外，靠的就是一大幫朋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朋友。僅就2010年的世博會而言，上海接待了近百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迎來了7300多萬中外客人，又創了一個“中國之最”。在中國參與的多邊合作機制裡，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做大做強，南非加入金磚峰會更是引人關注。這都說明中國的夥伴不僅在增加，而且更堅定、更密切，他們與中國有著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西方一些人動不動就講“國際社會”，其實發達國家代表不了“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中的“多數派”是發展中國家，他們的力量必須正視，他們的聲音必須尊重。
對西方人自己來說，“孤立”中國也並非明智之舉。當今世界，國際合作是大勢所趨，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和聯繫從未有如此之深，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應對進一步論證了各國早已處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地球村”時代了。更何況，中國的國際地位、危機表現和所做貢獻明明白白擺在那裡，不是有些人想孤立就可以辦到的。
不少非洲國家領導人近期站出來，公開批判西方對中非合作的無端指責就很說明問題。如果西方一些人只從自身利益出發，既想從經濟上“算計”中國，從中國獲利，又想從政治上“孤立”中國，迫中國就範，如意算盤必然是會落空的。西方媒體應多看看中國為推動國際合作共贏所做的努力甚至妥協，多想想中國政府為什麼在一些問題上會說“不”，中國老百姓又為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一邊倒”地支持政府的立場。看清楚了，想明白了，有關“中國孤立論”或“孤立中國論”的喧囂也就可以消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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