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須示範：對美歐文化批判

香港須示範：對美歐文化批判
　　中評社香港1月9日電／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中國評論》月刊一月號發表專文《對美歐文化的批判－－香港另一需要做的示範》。作者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天然地成為了西方各種‘軟力量’與中國接壤的前沿陣地。中央對港政策措施，對此不無考量。最近中美關係風雲突變，中國也被逼要反思外交政策，並作出調整。這方面，香港也提供了不少的素材和經驗。”文章內容如下：
　　香港歷史經驗的反思
　　中國的復興，是放棄了西方過往崛起所採取的擴張略奪模式，以不挑戰現行秩序，並且主動融入，靠不怕吃虧，埋頭苦幹，勤儉起家。
　　1949年解放軍到羅湖而不入香港，考慮到國際形勢，中央定了“保持現狀，長遠打算，充分利用”這12字方針。這方針沿用至今，基本上仍然是對港指導思想的一重要部分。自此，香港劃入外交部西歐司分管，成為對英外交的一部分。至上世紀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前夕，才脫離外交部，成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港澳辦的主任中，好幾個都來自外交系統，包括剛上任的主任王光亞。
　　直至1978年港督麥理浩受命主動向北京提出1997年後香港前途問題，中國雖然不接受不平等條約，不承認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但不挑戰港英的管治。唯一的例外是1967年於文革期間，香港新華社過“左”地領導了“反英抗暴”鬥爭，弄到紅衛兵火燒北京英國大使館。但當時內部鬥爭自顧不暇的中國政府，依然即時下令停止香港的暴動，並向英國道歉賠償。於此更見這指導思想不可動搖的權威性。
　　這指導思想跟我國於1953年正式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脈相承的。簡而言之，就是對列強聲明你不要搞我，我也不搞你。這五項原則持續指導我國外交政策近60年，於1990年更對內形成了鄧小平的“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即俗稱“韜光養晦24字真言”。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在這環境和氣氛之下產生的，指導思想是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從中央的角度來說，就是“不幹預”。
　　我們見到，香港回歸之後，中央緊守“不幹預”的指導思想，開始一年甚至兩地交流也不放人。直到2003年回歸日大遊行，中央才驚覺完全不幹預不可能，要“不幹預，但有所作為”。但這矛盾統一很難拿捏，回歸至今13年，香港不但沒有做任何去殖民地化的工作，反而對前朝歌功頌德，影響所及，中文教學大倒退，完整的中國歷史課只在少數中學開班，這是殖民地時代都沒有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可以隨便指點江山，主流評論員認為美國有大量投資在港，因而有發言權。但代表中央的中聯辦官員一開口，便被指為“幹預”、“第二支管治隊伍”。要說投資，中國國企、民企在港的投資總額，不知大美資多少倍。
　　這情況中央應該不是不知，但大概考慮到牽一髮則可能動全身，從“韜光養晦”思路出發，正如某報社評標題所言：“在自家屋簷下，還要看人家臉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但放棄了批判和挑戰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許多時更視之為“國際慣例”，要與之接軌，和“普世價值”，要向其學習，認為這就是“改革開放”。這樣一來，中國內部思想極其混亂：口說不容全盤西化，實際上卻無處不全盤西化。過去60年的驚世奇功，不但沒有自我肯定，還千方百計的以外國的標準，硬套在我國的國情之上，非要把中國改變為西方今天越來越多人質疑那一套不可。
　　另一方面，中國過去長期低頭做人，偶爾對外說些兇話，人家也不會當真。香港的反對派從來不把中央和特區政府放在眼內，他們搞非法電台，被檢控定罪罰款，他們硬是不付罰款，搏特區抓他們坐牢，捧他們成為自由烈士。結果還不是有人代付罰款結案，息事寧人；而非法電台則至今繼續天天播放，相信不久之後，又會成為某些人的“集體回憶”部分，動不得的了。“法輪功”就是如此被縱容，至今成為香港自由的圖騰（icon），反對派視之為類似煤礦的金絲雀，要堅決保衛它，不讓它死亡。外交方面也是一樣，連戴秉國國務委員午夜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日本也不會覺得是怎麼一回事，認為中國通常會口硬手軟。只有到中國全面停止兩國各種交流，停止出口稀土，日本才認真作出回應。
　　而這個銀元的另外一面，是當中國於忍無可忍，逼不得已作反抗和反彈時，國際上又大喊中國“傲慢”。中國是否“傲慢”呢？因為中國事事都要從理念出發，再從上而下的貫徹理念，所以中國是否真正變得傲慢，一定可以從文獻中找到清楚的根據，瞞不了人的。
　　“四力”是外交戰略的調整
　　2009年7月17日到20日北京召開5年一次的第十一次使節會議。本次使節會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提出了中國外交要加強“四力”建設，也就是“努力使中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有分析認為，“四力”的提出意味著中國政府正式揚棄傳統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要在國際社會上更加有所作為，是中國綜合實力增長的必然體現。自此，中國外交更加務實、積極、有為，更強調反求諸己。1也自此，中國開始被西方標籤為“傲慢”。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交致力投射國力，保障國家權益，以致第三世界的權益，是最合理，也挺正常的事，何“傲慢”之有。但經人家一罵，我們又有人要求從這新的態度退回來，聲稱一百年後還要“韜光養晦”。
　　以中國今天的國力，其一舉一動，不管我們願意與否，都必然有全球性的影響，根本不能韜光，又何來養晦？繼續韜光養晦，人家只會感覺越來越矯情而不自然，內部更引起越來越多的人民不滿，“外交缺鈣”之說不脛而走。中國對外這樣驚人的忍功，不但無謂地吃虧，更使人疑竇，認為你在搞“臥薪嘗膽”，有一天本息一起回收。我們自亂陣腳，卻依然不能討好人家。
　　在香港，過去長期與西方“軟力量”妥協求和的結果，是行政主導的設計不但不能落實，特區政府施政只能怕字當頭，處處迴避爭議，務求人人討好，已經退縮到了想作為也無能為力的角落，還天天受攻擊。在東亞，美國主導的包圍網於最近幾個月之內全面收緊，處處進逼，中國至今招架也忙不過來。訊息已經從奧巴馬和希拉利口中表達得十分清楚，美國要中國按其要求清楚定位，並且嚴格按它制訂的規則辦事。換句話說，美國要中國正面接受它為大佬，守其幫規，不再容許既享受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紅利，又不願意負擔它的揮霍、不協助它侵淩。中國如不這樣做的話，不管你承認與否，就是一個不安份的老二，就是“傲慢”，因而就是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是不能容忍的。
　　這是中國的復興被美國為首的西方正式承認，我國藉“韜光養晦”企圖使西方不提防之下融入全球化當中，靜悄悄的壯大的戰略破局之後的新形勢。中國在弱勢時代制訂的老皇曆已經不再生效，不主動出擊，避免正面挑戰西方建制，純粹防守，見招拆招的策略，在對方執意連環進逼之下，只可能被動挨打；香港的例子說明，長守必失。針對美國在東亞的圍堵，我國以“經濟外交”成功爭取處於破產邊緣的西歐，依然是被動的見招拆招。
　　此刻中國需要以全新思維去面對這嶄新局面。“外交四力”只是一個開始，最近我國對美國清楚界定其核心利益所在，不但清晰宣示了國家安全的底線，不容外國有任何幻想之外，另一方面，也是主動制訂東海和南海的遊戲規則。我國也要正告美國，“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澳門，和尚未和平統一的台灣，也是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一部分，美國需要降低幹擾和幹預。只有這樣的宣示被接受，屬於台灣行政範圍的釣魚島，才名正言順的納入我國核心利益範圍。
　　樹立“中國模式”的論述與座標
　　更重要的戰略部分，是要正面亮出“中國模式”的論述，並以此為座標，批判美國為首的西方發展模式。過去30年，中國為了貫徹其融入戰略，全面放棄對西方文化、制度和行事作風，甚至霸權主義的批判；在香港，也放棄批判殖民地主義。這樣一來，人民思想十分混亂。最近美歐一些橫蠻作風，普遍引起我國人民自發的反感，但是這仍然局限於情緒的層面，而沒有深入和系統的反思。人民很自然的會問：如果西方那一套就代表了後現代文明，其價值觀具有普世性，不這樣做就是落後和反動，那為何不全盤西化，接受這“普世價值”？目前主導著內地和香港的自由主義媒體工作者，普遍抱這觀點；而從這親西方觀點看，儘管我國過去60年各方面取得遠超西方的成就，中國別樹一幟就是專制落後，早晚都會失敗。
　　國民內部思想如此矛盾混亂，一些知識分子之間懷著先天性的文化自卑感，充滿著失敗主義，對國家的方向和前途失卻信心，對外如何能長期統一思想和意志？要搞好外交，保障好國家安全，除了處理好中國內部各種問題之外，總結經驗，作理論建設，並以此系統批判美歐文化和體制，加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是當前亟須改進的必要條件。
　　這工作，不妨從香港做起，作為示範的試點。這理論工作如不做好，愛國愛港力量根本就喪失了智慧和道德高地，處於挺不起腰，抬不起頭的狀態中，如何直面2017年開始的普選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