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

富士康跳樓事件後,中國工人的待遇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有人指出,這是因為中國工會的力量不夠。中國以前工會的地位比較高,為何近三十年來工會地位下降,這裏不多說這個問題。7月21日,《21世紀經濟報導》報導說,廣州市總工會應美國三藩市工會等機構的邀請,派出代表團訪問了美國。廣州總工會這次訪問美國,主要是與美國的各種勞工團體見面、接觸。報導稱,美國勞工團體希望與中國方面的工會結成聯盟,美國工會將這一構想稱為“實質性成果”。但是,中國方面的工會組織對此不如美國工會那麼迫切。

這一行動的背後,富士康是一個典型案例。美國蘋果公司的總部在三藩市,它也是富士康最大的品牌商。一部蘋果手機,售價約700美元,富士康的出廠價約 260美元。這260美元中含有富士康14美元的利潤,利潤率在5%左右。而蘋果公司的利潤率在60%左右。美國工會為何心情急迫地邀請中國工會共商大 事?因為,富士康260美元的出廠價,使得很多美國工人失去了工作。但是,美國工會也知道,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並不全在中國方面,而在於蘋果、諾基亞等跨國公司。美國三藩市工會認為,富士康跳樓事件中,美國蘋果公司的責任更大。三藩市工會一直沒有停止向蘋果公司施加壓力,要求蘋果公司提高訂單價格。對於諾基亞等其他巨型跨國公司也同樣。三藩市工會這次是想與中國的工會聯手,“削弱跨國公司對全球的壓榨”。說白了,美國工會是希望中國的代加工價格不要這麼低。如果像富士康這樣的代加工航母向蘋果之類國際大企業提高要價,美國工人的日子也會好過點,很多工作崗位就有可能留在美國。

美國工會這次邀請中國工會共商大事,比較符合以前常說一句話:全世界無 產者聯合起來。為什麼全世界無產者要聯合?看看無產者不聯合的結果就知道了。如果無產者不聯合,美國的無產者要失業,中國的無產者要跳樓,大家都沒有好日 子過。然而,全世界無產者如何才能聯合起來?說實話,難度很大。如果只有美國工會和中國工會聯合,大家都強硬地要求蘋果讓利給工人,但是,印度、 越南、非洲等地的工人沒有進入這個聯合的共同體,到頭來,美國工人失業的命運可能同樣會落到中國工人頭上。因此,如果無產者要聯合,就必須全世界都聯合, 一個不能少。而且,無產階級理論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全世界的無產者才能真正聯合起來。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到它巨大的難度。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世 界各地不斷搞革命,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然而,毋庸贅言,大家都能看到,效果並不理想。

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巨大難度相比,全世界的資本家聯合起來更容易。首先,資本家人數較少,開個小會就能把事辦成,不像無產者成天要開大會,大家統一 思想,以免被資本家各個擊破。其次,資本家之間有極大的粘合劑,這就是利益。當然,無產者的聯合實際上也是利益,然而,無產者的利益是分散的利益。而資本 家的利益是掌握在自己手裏高度集中的利益,比方說,錢。錢就是全世界的資本家能夠聯合起來的最大凝聚力。尤其當巨型跨國公司這樣的壟斷企業將各個中小企業 紛紛吞併的時候,全世界僅剩少數豪門資本家聯合起來就更加易如反掌。如果無產者也用這個東西當粘合劑,等於無產者“變質”成為了資本家。所以,全世界無產 者的聯合,要靠理想和信念等與現實有點距離的東西,這是無產者的兩難:本來也是為了利益,但又不能說是利益,無產者的聯合自然不如資本家的聯合來得容易。第三,資本家的聯合已經有一整套的組織機構和制度法規,例如世界銀行、WTO等。因此,利益和人數上的極為反差的不平衡,使得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只能是一個想像,而全世界資本家的聯合,已經成為現實。

當然,全世界的資本家以前並沒有像現在這樣聯合起來,他們曾經不守規矩、各行其是,最終兩次大打出手,鬧得全世界天昏地暗。現在,全世界的資本家吸取教訓了,自己內部不再惡狠狠地意氣用事,而是聯合起來商量著辦事,這就叫做民主。有人看到“民主”這個詞,以為其中的“民”就是老百姓,其實錯了。美國作家奈斯比特說,西方社會的民主一種橫向的民主。什麼是橫向的民主?就是有同等資格的人的民主,比方說老師之間講民主,學生之間可能也能講民主,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民主,常常沒有用,基本上不可能。同理,資本家之間可以講民主,工人之間也可以講民主,但是,見過幾個私人老闆是與員工講民主的?所以它是橫向的,而不是縱向的。現代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 其實就是一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的政治結構。雖然近幾十年來,工會也能參與,但是,誰有錢誰的勢力最大,這是西方社會沒法改變的現實。而且,資本家為了消解 工會之類的“人多勢眾”,他們通過利益集團掌握的媒體、通過觀念、生活方式、真真假假的粉飾、高度選擇性的話語權,早已完成了一整套現代愚民政策。比方 說,中國房地產市場剛起步的時候,無數學者專家都說貸款買房有多好、多先進,房子可以永遠保值、房價永遠會漲等等。到如今,中國房地產市場誕生一大批房奴,還有很多永遠住不起房子的人,人們才發現,當初的那套說辭都是愚民手段。老百姓被資本家愚弄之後還發現,當初說那些話的人,都發財了。

我常說西方文明比較幼稚,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他們只有兩種方案:要麼無產者聯合,要麼資本家聯合,這是兩個極端的聯合。如何破解呢?有一個現代術語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就是所謂“獨立的第三方”。但是,人們現在使用這個術語,大多在一些細枝末節處,例如產品檢驗,判斷作弊等。對於社會政治來說,有沒有可能出現“獨立的第三方”?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要麼是有錢人直接當政,例如布希、貝盧斯科尼,要麼是有錢人的代理人當政,例如奧巴馬。從來沒有“獨立的第三方”形成政治權力。然而,中國人比幼稚的西方人成熟和高明的地方在於,很久很久以前,中國人就確立了“獨立的第三方”的政治形態,這就是建立在科舉制度上的知識份子掌握權力。

當然,現代社會的很多知識份子已經成為甘為利益集團走狗的“資用文人”了,人們對知識份子信任感的降低或喪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識份子已經放棄了客觀公 正的立場,也在無產者和資本家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從利益上說,投入資本家懷抱的知識份子更多。因此,如果“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難度很大,“全世界資本 家聯合起來”並不理想,最合理的就只能是借鑒中國古代的傳統,由“獨立的第三方”實現“全世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要做到這一點,知識份子首先要有社會良 心,其次要像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那樣,擺脫與金錢和利益集團的關係。換句話說,知識份子掌握權力,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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