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不會成為“亞西方”

　　中評社北京10月15日電／環球時報今天發表題為“別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神秘化”的社評指出，諾貝爾和平獎授給劉曉波，表現了西方干預中國政治進程的 強烈願望。他們經常教育中國要進行政改，而他們嘴裡的政改是要中國對國家政治體制做一次“大翻修”。對於今天起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西方學者和 政治家數日前就迫不及待地“建言”。他們恫言：再不接受西方體制，中國將在死胡同裡崩潰。

　　大概走遍中國，很少能碰到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人。中國已經改革三十年了，改革雖是從經濟領域發起的，但能跟政治一點不沾邊嗎？中國的官員取消終身制， 近年來推行的官員問責制，國家政務公開的一系列措施，對依法治國的層層努力……我們還可以說出許多許多，難道這些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嗎？

　　西方會說，這些都是行政體制改革，而非政改。西方要的政改，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而無數學者指出，這種“競爭性民主”最成功的國家大多在歐美，推行這種制度的第三世界國家，很多都搞亂了，吃了社會動蕩、甚至爆發戰爭的大虧。

　　社評說，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中國確實在這麼做，是西方存心在“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設置了概念鴻溝。由於西方的話語霸權，這種觀念也滲透到中國社會的一些層面。現在是該把這一切戳破的時候了。

　　政治從來不是孤懸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物，當中國經濟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改革變化時，中國政治的環境及內涵也隨著發生了變動。今天中國政治的主要口 號、方針政策、推行工具及路徑、官員結構等等，都發生了相當深刻的變化。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一名官員，他受過什麼教育，提拔要經過哪些程序，他做官有多 大風險，擔不擔心輿論對他的看法，他一旦做錯了事會有什麼結果，這一切與三十年前的一名官員早已大為不同。

　　再說一名中國普通老百姓，他通過什麼了解信息，有多少言論自由，能在多大範圍內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受了委屈向誰申訴，他掙得了財產會不會被剝奪，這一切與三十年前一名普通中國人也有了天壤之別。

　　中國的官和民都變了，雖然仍有貪官、庸官出現，還要繼續變，但誰能說這些年的中國政治體制原地踏步呢？實際上中國該變的變了，想不變也留不住。有些不該變的，或暫時還變不了的，無論什麼力量催都變不動，或只能慢慢變。這是有十三億人口的巨大中國真實的政治故事。

　　社評指出，中國需要繼續推動政改，包括聽西方人士的建議，從西方民主政治中汲取有益經驗。中國人真心這麼想，但必須毫不含糊地指出：西方的政治體制不 是中國政改的前進目標，中國壓根兒就沒打算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家，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實際是人類各種文明成果的 熔爐。但中國從沒有成為某一種文化的亞文化，未來中國也不會成為“亞西方”。

　　第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是漸進式的，這同樣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說“政改”這個詞時心裡所想的。中國不想搞“大翻修”，不想讓革命撲倒改革。中國人 民珍惜穩定，搞垮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也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在中國公眾眼裡，他是個庸人、罪人。有蘇聯的前車之鑒，中國決不會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

　　現實點吧，西方人。讓我們互相尊重對方，讓我們做朋友。

對華偏見，西方就像井底之蛙

西方對中國的許多偏見是根深蒂固的。這次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異議人士”劉殖民，無非又是這種偏見的一次表現，背後還有一種對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崛起的極度恐懼。因為這種崛起已勢不可擋，西方話語霸權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終結。
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而崛起的，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按著西方和“異議人士”的願望行事的話，中國的命運可能不會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也早就解體了。中國今後還會走自己的路，並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未來。正因如此，我們對此事不必太在乎，讓偏見者繼續生活在偏見無知中吧。
這還使我想起了去年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時，一位德國漢學家對我敍述的一件事：他編譯了一本中國作家的文集，想在德國一家主要報紙上發表評論文章，介紹這本書。但報社的編輯告訴他，除非是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否則德國讀者不會有興趣。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中國人說“孤掌難嗚”，也就是說理解是雙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釋，另一方根本不願意聽，那麼理解之橋永遠也不可能建成。這裏的關鍵是西方有沒有真正瞭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願，然後是這種意願的強度如何。依我之觀察，西方希望瞭解中國的願望長期以來遠遠低於中國希望瞭解西方的願望。
但話又說回來，這對中國就一定是壞事嗎？我想不，我甚至覺得如果西方願意選擇把自己蒙在鼓裏，就讓他們繼續蒙在鼓裏吧。由於我們對西方的瞭解遠遠大於西方對我們的瞭解，所以我們得以趨利避害，博取眾長。而西方一直飄飄然，真以為歷史發展到了終點，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卻陷入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和經濟困境。
當 然，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瞭解中國的願望正在迅速上升，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中國自己也越來越不在乎西方的偏見了。西方國家最終是承認實力 的。你發展起來了，西方就會開始想方設法地瞭解你。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趨勢開始顯現。比如，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已是世界第一，隨之出現的就是世界汽車工業 開始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這一趨勢正隨著中國的崛起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遊、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等。以後還會擴大到政治領域，直至西方話語霸 權徹底壽終正寢。
法國學 者高大偉去年2月在《亞洲時報》曾發表一篇評論文章，把拒絕客觀看待中國的西方勢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這樣寫道：“中國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轉變。這一轉變 影響深遠。……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國的文藝復興開放呢？如果西方認為自己沒必要向中國學習，沒必要學習中國古老的智慧、美學和價值 觀，如果面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還是拒絕質疑自己對經濟和政治現代性的臆斷，那麼西方真可能成為最後一隻井底之蛙。”▲ (作者是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西方縱容袒護中國民族分離主義的原因

2010年伊始，美國總統奧巴馬罔顧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堅持會見達賴喇嘛，引發了中國輿論和民意的強烈憤怒。從2008年拉薩3•14事件開始，中間經2009年烏魯木齊7•5事 件，德國、法國、波蘭、捷克、丹麥、日本、澳大利亞……一個接一個的西方國家像商量好似的接連上演反華“秀”，他們不是指責中國“鎮壓少數民族和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為中國民族分裂運動提供場所，就是允許中國民族分裂主義運動的頭面人物竄訪，並由最高政治領導人會見他們。現在，西方合力打造中國民族分離主 義“精神領袖”的圖謀昭然若揭，利用一切場合和各種傳播手段，為分裂主義頭面人物提供攻擊中國民族政策，宣揚“藏獨”和“疆獨”的講臺。西方之所以這樣做，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會根源。
一、肢解中國疆土 實現霸權戰略
從國際戰略學和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分析，國土面積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代表因素之一。在當代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面積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少部分國家在100萬平方公里到300萬平方公里之間。再往上從300萬平方公里到700萬平方公里之間是一個空白帶。而700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國家共有六個，按面積大小（單位：萬平方公里）依次為：俄羅斯（1707）、加拿大（997）、中國（960）、美國(940）、巴西（854）、澳大利亞（763）。
世界歷史上，凡想要充當世界一“極”的國家，都必須有可觀的面積作基礎，如果先天不足，也必須後天補足。而這需要從兩方面運作，一是不斷擴大自己的面積，使自己成為疆域大國；二是乘機肢解對手的領土，使對手與自己的領土面積對比值盡可能地小。美國是在擴張成為兩洋國家以後，才取得強國地位的，俄羅斯是在領土跨越歐亞兩個大陸後躋身列強行列的。而那些不能保住足夠的領土面積者，最終都淪為二、三流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國和法國都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分裂對手的疆土，從來是西方列強實現自己霸權戰略常用的手段。20世紀末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讓西方嘗到了甜頭。蘇聯（原面積2240萬平方公里）解體後淪為世界二流國家（1707多萬平方公里，占原蘇聯領土面積的76%）；南斯拉夫（原25萬餘平方公里）解體後剩下的塞爾維亞（88萬平方公里，含科索沃，只是原來南斯拉夫的三分之一）淪入小國行列。在國際關係史上，肢解對手這種手段的運用屢見不鮮。一次大戰、二次大戰時期西方國家都曾這樣幹過。日本在侵華戰爭中也對中國這樣幹過。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東方大國，將佔據21世紀中心舞臺的前景，對西方來講是一種恐怖的噩夢。借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之手削弱中國實力，成為西方的陰險戰略。
日本是鼓吹肢解中國最倡狂的國家。早在1887年， 日本軍國主義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七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爾）、甘肅。司 馬遼太郎說，國家有適當的尺寸大小，像法國般大小最適當吧！…… 只靠北京一個政府，要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另一個“中國觀察家”宮崎正弘在《中國大分裂——席捲日本的恐怖衝擊波》一書中，稱中國90年代後將分裂成16個小國，演變為一個聯邦。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宣稱：“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讓中國分疆裂土是遏制中國崛起的陰險辦法之一。中國新疆面積160多萬平方公里，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再加上所謂“大藏區”包括的青海省72萬平方公里；四川甘孜州（15.3萬平方公里）；阿壩州（8.4萬平方公里）；甘肅甘南州（4.5萬平方公里）；雲南迪慶州（2.4萬平方公里）的藏區；共380多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現有總面積的2/5。如果分裂中國的險惡陰謀得逞，中國將喪失西部重要戰略安全空間和21世紀中國發展至關重要的能源礦產資源，退出從地緣戰略來說至關重要的“世界島”中心地帶。這是西方陰險的地緣政治戰略考慮。
二、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
西方支持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中國制度的天生偏見，在西方政治學裏，中國現有制度即是“原罪”。他們認為中國制度的集權性質決定了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必然是專制性質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反華戰略是把中國解體與中國制度的顛覆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的，在西方眼裏，中國民族分裂主義運動不僅是民族問題，還是反政府運動，中國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支持中國民族分裂運動就是支持中國的反政府、反體制運動，這正是西方大力支持中國民族分裂主義的重要 原動力之一。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西方對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打砸搶燒暴行，硬是視而不見，指鹿為馬地指責中國當局鎮壓和平示威。西方的判斷公式是：有人傷亡肯定是專制鎮壓的結果，不讓外國記者第一時間去現場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由於政治偏見作祟，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消息都被西方的有色政治眼鏡有選擇 地精心過濾了。原本非常明確的中國民族分裂問題的對與錯，在套用西方政治公式的解讀中被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了。“很多核實新聞的原則，一旦涉及到中國問 題，就一律被‘忘卻了’。”
為了分化西化中國，西方正在合力打造中國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精神領袖”，撮合中國海外反體制運動合流。在西方的鼓勵下，台獨、藏獨、疆獨“三獨”正在合流。報載《澳大利亞報》記者謝裏丹曾向熱比婭建議：多在“人權”、“文化自治”和“民主”等方面做文章，更容易得到西方的廣泛支持，進而使熱比婭成為“像達賴喇嘛那樣在西方世界廣受歡迎的精神領袖”。
三、衡量中國事務的西方價值標準
用 西方的價值標準觀察衡量和苛求中國事務，也是西方替中國民族分離主義辯護的重要原因。政治學理論指出：政治認知是政治主體對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活動及其規律的認識、判斷和評價，即對各種政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西式自由民主人權是發達國家與社會輿論自認為比廣大發展中國家“優秀”的制度基礎和道義旗 幟。
西方社會在民主人權領域，對第三世界國家具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強烈優越感，自認為有責任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民主人權福音的傳教傾向。如果說政治偏見是西方政治家歪曲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西式民主人權觀則是一些西方人同情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重要情感因素。將 少數民族權利作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西方標榜的“普世價值”原則。歐盟國家制訂了一系列關於確立少數民族人權權利的法律，歐安組織還專門設立了少數 民族問題高級官員制度。許多西方人以西式民主政治和人權制度的理念和標準，來評判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問題，絲毫不考慮歷史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國情差別，其在民族與人權問題上強加於人也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已出現“唯人權主義”現象。中國政府為制止非法遊行和宣傳鼓動採取的必要措施，為制止暴力恐怖行為採取的果斷措施，都被西方指責為是違反民主人權的行 為。特別是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往往披上宗教文化外衣，打出宗教自由和維護民族文化的旗幟作掩護。中國政府對假宗教名義煽動暴亂的不法分子的處理，更是觸動了 西方“唯人權主義”者的神經。每當中國發生騷亂和暴亂，西方傳統右翼分子會竭力鼓噪，借機發洩其對“集權國家”的仇恨和鄙視，如去年邀請熱比婭竄訪日本的 自民党右翼議員衛藤晟一，就是否認二戰中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始作俑者。
而一些標榜左派的自由派人士則往往是人權問題的急先鋒，特別是綠黨和社民黨、工黨這些標榜左翼政黨的某些人物，以人權和綠色作為品牌符號，有時往往比傳統右 翼跳得還凶，好像不這樣就不能體現出他們的個性。他們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基於“自由主義”思潮，支持任何“反政府異見分子”成為職業。
德國綠黨干涉中國事務的歷史已有二十多年。1986年，該党政治家佩特拉”凱利在聯邦議院首次提出“西藏動議”，並和達賴喇嘛成了“至交”。德國前外長菲舍爾也來自綠黨，在任期間曾與達賴會面。羅特曾被德國媒體稱為“東突克勞迪婭”，她在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後馬上跳出來指責中國。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前後，德國綠黨小動作不斷。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後，綠党主席羅特在接受德意志廣播電臺採訪時說，“這是了不起的、美麗的奧運會，但只是表面的”，“西藏問題絲毫沒有解決，維吾爾人的狀況很糟；國際互聯網繼續受到封鎖”。7•5事件後，綠黨在新一屆歐洲議會上又對中國少數民族政策說三道四。
四、西方媒體的選擇性報導
在西方國家中，西方壟斷傳媒把持著對中國事務評判的話語權。傳播學“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暗示了這樣一種媒介觀，即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也就是說，傳播媒介對外部世界的報導是一種有目的的取捨選擇活動。傳播媒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報導方針，從現實環境中“選擇”出他們認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進 行加工整理，賦予一定的結構秩序，然後以“報導事實”的方式提供給受眾。在現代社會裏，由於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資訊的主要管道，不管這種“再構成”是 對現實環境的客觀反映還是歪曲的反映，都會影響到人們對周圍環境的認識和判斷。
由於政治認知，西方媒體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報導更喜歡采信民族分裂主義者的消息來源。而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慣于採用刻意歪曲和斷章取義的手法，攻擊和誣衊中國的民族政策，對西藏和新疆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只談對其有利的方面，隱去對自己不利的客觀真相。
眾多西方人對中國民族問題的來龍去脈並不瞭解真相，由於西方媒體的有選擇性報導，他們無從知道中國官方的立場態度和解釋說明，在主流政治認同和先入為主觀念 引導下，極易偏聽偏信中國民族分裂分子的蠱惑宣傳，特別是民族分裂分子的頭面人物打著“宗教領袖”、“人權旗手”、“民族母親”、“非暴力主義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旗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一 般來說，西方人不習慣閱讀“嚴正聲明”、“暴亂真相”這類公文文本形式的“硬”新聞報導，潛意識中具有強烈的反說教情緒，對個性和自我判斷的欣賞與把玩到 了自戀的程度，因此更感性化，容易被一些煽情性和情節性的報導宣傳所蠱惑，例如《愛的十個條件》等表面“軟”而毒很深的宣傳品。現在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和 他們的西方支持者越來越多地採用各種多媒體手段和網路形式來使其宣傳效果最大化。
五、獵奇理念，商業炒作，吸引眼球
在 西方國家，新聞媒介刊播的內容經常被當作滿足社會資訊需求的商品，除了要符合主流政治認同的因素外，西方媒體高度商業化，在極端市場取向的作用下，“市場 賣點壓倒一切，發行量、收視率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進賬才是硬道理，只要‘讀者需要’、‘觀眾喜歡’，該報的可以不報，不該報的可以爆炒”，因而失去了職業 操守。西方大眾傳媒在中國民族問題上，唯恐天下不亂。捕風捉影，大肆渲染，惡意炒作，著眼點則是為了吸引眼球，增加賣點，擴大發行量和廣告量。一些西方媒體在3•14事件和7•5事件的報導上連連出醜，極其不負責任，不加考證，隨意編排的問題被中國線民和海外留學生不斷曝光，使其一貫標榜的公正客觀形象在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中大打折扣。
“做人別太CNN” 的俏皮話成了對此現象的絕妙諷刺。同時，在中國民族分離問題的報導上，西方媒體以負面報導為主的新聞傳播理念被發揮到淋漓盡致。這也是中國民族問題被西方 輿論不適當放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壞消息才是好新聞”，越是反常的、負面的、突發的、聳人聽聞的事情才越有新聞價值。衝突和反常往往成了記者、編輯作出新聞判斷時優先考慮的因素。
六、政治作秀和撈取選票
西 方的政黨政治和定期選舉使政治家對自己的政治立場站隊分外注意，不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家不可能獲得選舉勝利。在中國民族分離運動被西方強行與所謂 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捆綁之後，西方政治家某種程度上被自己的制度和輿論挾持了，就像許多西方領導人訪華時似乎不談人權問題回國後就沒法交待一樣，熱比婭正是 在美國國務卿賴斯的要求下被保外就醫前往美國的。
西方政治家為保持所謂“政治正確”的形象，在中國民族分離主義問題上，雖然明明知道會得罪中國，但為了表現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堅定，以便不失去選票，也要打腫臉充胖子，會見分離主義代表人物。例如，為熱比婭竄訪澳洲出了大力的澳大利亞工党議員麥克爾•丹比，之所以如此賣力，重要原因是其2010年將進行議員職務的連任競選，這是他吸引眼球的競選熱身活動。
七、多元體制，混水摸魚
西方社會標榜三權分立、體制多元。這也成為其干涉別國內政的擋箭牌和藉口。目前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政府敢公開否定中國對西藏和新疆的主權，但是，利用議會、政黨、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則可以幹官方不好公開幹的事。西 方國家的議會可以討論本屬中國內政的少數民族問題並通過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在西方國家的議會中，總會有一些頑固的反華議員，在一切涉華問題上與中國作 對，而不論其政府，所屬黨派的對華官方立場如何。近年來，歐美國家的議會和歐洲聯盟的議會通過了多項干涉中國西藏事務和新疆事務的決議。由於多黨制，地方 政府和中央當局常有由不同政黨執政的情況出現，某些地方政府公開違反中央當局的官方外交立場也不會受到追究。
而即使是執政黨，也可以打著政黨獨立的幌子，發表和組織與本黨組閣的政府的官方立場不同的言論和政治活動。西方國家各種非官方組織多如牛毛，形形色色，其活 動都不會接受官方的定調。西方國家的媒體更不會按照官方外交立場去評判國際事務。許多西方國家的難民制度不僅允許外國反政府分子留居，甚至還會提供定期資 助。這就為中國民族分離分子提供了鑽空子的機會。利用這種體制，在與中國有著友好關係的國家裏也可以以政治流亡名義獲取留居權，建立常設反華社團，不斷散 布反華輿論，挑撥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離間中國人民與這些國家人民的感情。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幾乎都設有這類主張民族分離的海外組織的分支機搆。據筆者 在歐洲某國的不完全調查，外國當局和組織的資助是他們生存的重要資金來源。如果不定期鬧點事，資助就可能縮小乃至停止。
結語
對於大部分歐美發達國家來說，其在基本價值觀方面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但在經濟和貿易上，歐美發達國家又離不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市場。在政治上，隨著新興國家的不斷崛起，歐美發達國家又不得不理智面對現實。
所以，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歐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兩副面孔，一方面，可以出於利益需要和現實考慮，對發展中國家大談合作，乃至建立“夥伴關係” ；另一方面，又會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綱，時不時板起一副教師爺的面孔，給發展中國家上自由民主人權課。
美 國以世界的“燈塔”自居，竭力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對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和民族問題動輒干涉。而歐洲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政策，以及戰爭與和平的 立場，往往比美國要相對現實與溫和，有時甚至與美國拉開的距離還很大，但當事關西方根本價值觀的時候，有時卻會比美國叫的還凶。
在 “民主”、“人權”這些問題上，西方國家有著根本價值觀和利益的一致。例如法國總統薩科奇自上臺以來就沒有消停過，不是製造花邊新聞，就是搶奪“救市”領 導權；前年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大搞小動作。這固然與薩科奇愛出風頭的性格有關，更與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關。不要以為這只是薩科奇個人的噱頭愛好，大前天 是默克爾，前天是薩科奇，昨天就跳出來陸克文，今天又是奧巴馬，後天還會冒出個喬治某某，乃至什麼兒太郎也會出來湊熱鬧，這是一個本性問題，而不是它不明 白什麼是對方的核心利益，此時它關注的只是無論如何要“秀”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既有給人看吸引眼球以增加選票的成分，也是本能的真實表露。
西方國家從2008年的“3•14”到2009 年的“7•5”，又到2010年 初短短兩年時間裏，像接力賽一樣，輪流出頭袒護中國民族分裂主義者。現在，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一個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出頭挑戰了中國核心利益，其他西方國 家暫時不做聲，並由此得到中國的友好對待；過一段時間，另一個西方國家又出面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前一個遭到中國譴責的西方國家，又趁此與中國改善關 系；這樣，西方國家不斷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又不必擔心被中國長期懲罰。默克爾先鬧、薩科奇和奧巴馬看著，薩科奇鬧時，默克爾趁機與中國恢復關係；今年 待到奧巴馬鬧事，薩科奇又以中國老朋友的面目出現要求中國的新訂單了。中國絕不能被他們輪流尋開心！這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兩國雙邊關係性質的問題， 而是一場國際性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展開的“文明”衝突，對此不應抱有幻想。

中國正呈現強國的三大標誌：擁有整套戰略裝備

　　中評社北京10月11日電／《國際先驅導報》文章，《紐約時報》以不甚贊同的口氣為新時代的中國外交總結出了三副面孔，“惡鄰居”——證據是中國在領 土爭端中用稀土把日本“壓倒”；“鑽營者”——其實，“schmoozer”的英文原義要惡毒得多，絕不只是經過弱化處理的中文翻譯中對美國的人民幣匯率 升值要求“敷衍了事”的意思；以及“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在相似的國際問題上卻持不同標準的兩面派。

　　拋開《紐約時報》給中國總結出的這三副面孔距離真實的中國究竟有多遠，以及美國自己是不是也經常在三副面孔間切換不談，至少還有一個問題仍然需要《紐 約時報》的女士先生們為我們澄清：到底《紐約時報》——或者更廣義地說美國人——希望中國去掉哪一副或者哪幾副面孔呢？

　　其實，當下西方世界對中國外交的大驚小怪和中國是不是有三副面孔毫無關係，只是因為中國正在表現出一個強國應有的三種標誌，並且是以他們不喜歡的方式呈現出的。

　　作為當代國際體系內的“強國”，首先必須要具備的當然是一整套能夠彰顯國家力量的“裝備”或者說“披掛”，比如航天工程、戰略核武器、遠洋探索、藍水 海軍、超高速計算機……名列清單之上的事物至少有三項共同點：技術上非常難、經濟上非常貴、對國計民生的影響非常深遠。


　　對於強國而言，這套“披掛”不但必需擁有，而且還得不斷擦拭。倘若中國發射了“神五”以及“嫦娥一號”而沒有“神六”、“神七”、“嫦娥二號”乃至已 經列入計劃的更多項目跟進，中國就只是一個航天大國罷了，談不上具有航天強國的身份。其他“披掛”大抵也是如此。大國和小國在“披掛”上的差別在於有還是 沒有，而強國和大國的差別卻決不只是象徵意義層面的有無之間。

　　擁有能夠經受得住技術不斷進步和經濟持續投入雙重壓力的“披掛”只是第一層標誌，相對於技術和經濟實力，對強國更大的考驗——從而也是對強國身份更具說服意義的標誌——是對力量的運用能力：一是服務能力，一是保護能力。

　　所謂服務能力，是指一個強國能夠為所處地區提供福利增進的能力，既包括因為強國的存在而使得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漲船高的能力，也包括幫助其他成員解 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對於中國來說，高速發展的經濟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美輪美奐的商場，其存在便足以使區域內所有成員的生活更加精彩。而對其他國家的支持 ——既包括為巴基斯坦提供的水患援助，也包括在中國-東盟自貿區框架下對中南半島部分國家提供的額外優惠措施，則是這家商場“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做到這一步，仍然不是一個充分的強國。最為關鍵的是，強國要有能力為本地區的所有成員，包括自己在內，提供保護。所謂保護能力，也就是制止有人到“商 場”搗亂的能力。不管搗亂者是來自遙遠的大洋對面，還是只隔著一衣帶寬的海水，甚至是商場內的個別不法商戶。這本來就是一個強國應該為本地區提供的最主要 公共產品，它不但是一個強國所享有的榮譽性標誌，更是強國不可推卸的義務。

　　任何一個強國都不可能依靠別人賜予的和平環境實現崛起，更不可能依靠外力來維持自己周邊的穩定秩序。需要強調的一點還在於，保護能力作為強國最重要的 標誌，有時候是要以對抗的方式體現出來的。中國在近期釣魚島事件的外交處理中，立場堅定、應對主動、手段靈活就是一例。想化劍為犁，必須手中先有劍、並且 需展示出劍術遠高於他者才行。


　　因此綜合來看這三大標誌：沒有力量，一切都無從談起，有了力量，而不提供保護只提供服務，就很可能會變成逃避責任的“經典現實主義者”，甚至墮落成 “馬屁精”，從而最終導致自己提供的服務無人問津；有了力量，不提供服務只提供“保護”，“保護”會變成索取“保護費”，從而導致保護者變成“惡鄰居”。 就此而言，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本來就應該是多重表現的，而這種多重性是不是可以被指斥為具有“多副臉孔”，《紐約時報》說了可不算。

　　至少對於亞太地區來說，到底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堅持貨幣穩定、提倡南海各方協商解決爭端、堅持朝鮮和伊朗核問題都應和平解決的中國是“惡鄰居”、“鑽營 者”、“現實主義者”？還是指望著全世界都來為自己的債務問題埋單、攛掇著亞太國家大搞海軍軍備競賽、承認一個中國卻不停逼著中國的一個省購買天價武器的 美國是“賴賬者”、“搗亂者”、“敲詐者”呢？

　　強國地位的三種標誌：力量、以及基於力量的服務能力和保護能力，實際上也就是從獲得力量到合作性運用力量再到引領性運用力量的不同層次。某種意義而 言，《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指斥，恰恰證明了中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對於任何一個強國來說，其對外行為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時具備這三個環節，這是一個強國崛 起的必然步驟。

中國學者指美國操縱美元匯率衝擊全球經濟

一些證據和跡象表明，美國近期正在操縱美元持續貶值，並造成當前全球一些重要貨幣的匯率亂象，它嚴重威脅世界資本市場的穩定，並給全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帶來了巨大風險。
　　新華社報道，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說，美國操縱匯率的行為或將引發全球性的貨幣戰爭，以及新一輪的全球性通脹，甚至威脅到世界經濟復甦與合作。
　　分析人士還指出，美國操縱美元持續貶值的原因在於當前美國經濟復甦乏力，以及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等。
　　自6月底以來，歐元對美元升值了12%，巴西雷亞爾、日元、韓元等其他貨幣對美元也開始較明顯升值。8日紐約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匯率創出15年來新低。美元指數自9月中旬開始進入下行軌道，至今仍未扭轉跌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金融市場室主任曹紅輝認為，當前美國正在推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製造了大量流動性，在推動美元進一步貶值的同時，也導致別國貨幣升值壓力遽升。
　　“美元如果走低一個基點，全球資本市場就會非常敏感。如今放眼世界，既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又有霸權意識的貨幣仍然只有美元，真正能夠操縱匯率的國家只有美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說。
　　過去數十年來發生的事實一直表明，美元走勢總是與美國經濟復甦的節奏巧妙吻合，美元週期恰恰與經濟復甦週期相對應，這也是美國操縱匯率的一個表現和結果。美元策略調整具有強烈的利己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美元看似毫無規律的漲跌其實是與美國的經濟策略密切合拍。
　　例如，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暴發後至2009年3月，美元持續升值，目的是吸引資金回流美國救助經濟；2009年3月，最危險的階段剛過，美元 又開始持續貶值，目的是刺激出口推動經濟復甦，直至2009年底歐債危機大起波瀾，又開始相對走強；今年8月，歐債危機明顯緩解後，新一輪的美元貶值潮又 開始興風作浪。
　　美聯儲8月10日在舉行貨幣政策例會後宣佈，將通過購買更多國債維持現有資產負債表的債券持有規模，而非此前計劃的逐步壓縮至正常水準。這一舉措被認為是美聯儲實施新一輪貨幣擴張的先兆。
　　8月27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如果經濟前景顯著惡化，美聯儲將通過“非常規”貨幣政策向經濟提供進一步支持。該表態一齣，遂導致美元對歐元走軟。
　　“此外，近期美國又大肆施壓人民幣升值，美國輿論甚至放出‘貨幣戰爭’的風聲，這些都是變相操縱匯率的手段。”陳鳳英說。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美元的漲跌並不是美國貿易改善的標誌，更不能展現美國出口競爭力的變化，而是美元流進、流出加上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引起的。
　　“美國既操縱美元匯率，也同時操縱其他國家的匯率，”曹紅輝說，“此輪美元持續貶值就是其匯率操縱的一個最新例證。”
　　美國並不一定直接操縱匯率市場，但它會利用美元的首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通過美國國債交易來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應，也可通過壓低基準利率，進而影響美元匯率的水準。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會成為其影響國際外匯市場的重要手段。
　　“總之，美國操縱匯率的手法是多樣而隱蔽的，其介入方式是間接的，這也為其掩蓋真實意圖和實際操縱行為提供了藉口。”曹紅輝表示。
　　美國設計了一個金融怪圈，讓美元不斷流出，再回流美國，以此掩蓋美國對外債務，保持美元國際上流動基本平衡，並形成“美元陷阱”：美國貿易逆差——其 他國家外匯增加——多餘外匯投資美國債券、股市或金融衍生產品——美國金融機構或企業獲得資金——大量控制其他國家的金融、企業和資源。
　　通過以上的循環，不斷把過剩的美元包裹進去，既造成美元強勢，又便於美國企業收購其他國家的資產。這樣既能把美元轉變成實實在在的財富，又讓他國只得到美元紙幣，並隨時面臨美元相對實物的貶值或美元資產的縮水。
　　曹紅輝指出，該循環還為美國釋放美元提供了儲備，因為一旦美國出現問題，必定造成大量的資金流出，美國順勢發行美元，造成世界市場美元氾濫。
　　他表示，美國面臨貿易逆差，卻通常不主動下調美元匯率，而是利用貿易保護和貿易制裁，甚至其他手段來施加壓力，要求別國匯率大幅升值，目的是要製造別國貨幣明顯升值預期，最後引起別國的匯率波動，並讓美國金融大鱷攻擊，掠奪別國財富，打擊別國經濟。
　　為了拼經濟和中期選舉，最近美國又使出了操縱美元貶值、逼迫別國貨幣升值的老手段，並憑藉美元的國際地位和美國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中的重要影響力，極力將矛頭指向人民幣。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操縱美元貶值必將導致全球其他非美貨幣兌美元升值壓力加劇。各國目前都希望本國貨幣保持低幣值，不過，在匯率交易中，一國貨幣貶值 會引起對象國貨幣相對升值。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干預手段讓本國貨幣貶值，則其他國家會紛紛效倣，結果會加劇不信任情緒，導致各方受傷。
　　曹紅輝認為，此輪美元貶值的不利影響還包括：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加快資本向新興市場流動，加劇其資產泡沫的壓力；減緩經濟復甦；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體系增加不確定因素，成為新的動蕩的根源。

槍炮硬武器與道德軟武器

西方式自由民主的 “普世價值”日益成為意識形態專制的工具，它以自身偽裝的道德優勢，批判所有不符合“普世價值”的社會形態。它像羅馬帝國之後的中世紀一樣，自以為是地劃 分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羅馬帝國之後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時，它的劃分標準是“基督教與異教徒”，現在的劃分標準是“民主與專制”。中世紀時期，不管 文明程度如何，基督教的信仰是歐洲人劃分敵我依據，到了今天依然如故——不管文明程度如何，是否“民主”是劃分依據。然而，是否真正“自由民主”，是否真正符合“普世價值”，它的解釋權，卻在個別發達國家手裏。人們已無數次看到，在似乎是硬性的“普世價值”標準下，西方國家卻隨心所欲的解釋。這一對“普世價值”的解釋霸權，已經成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有力武器。
當今世界有 一系列事實是“自由民主教”不願面對的：一，西方的發達或者富裕，從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航海開始，就與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無關，只與武力征服和掠奪有 關；二、西方世界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也與“民主與專制”的對抗無關。例如，被西方牢牢貼上“專制”標籤的史達林蘇聯，與所謂“民主衛士”一起，共同對抗 誕生于民主選舉的希特勒；三、號稱民主萬能的美國，在最近的半個多世紀裏，從朝鮮到越南，從阿富汗到伊拉克，沒有打贏任何一場戰爭； 四，佔據“民主”道德高地的美國，在上述所有的戰爭中，都讓全世界看到它非正義、無道德的面目；五，從拉丁美洲到非洲，很多國家執行像歐美國家一樣的“自 由民主”政體，有的已經超過百年，有的連《憲法》都照抄美國，依然沒有擺脫貧困，沒有走入富裕的西方文明；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亞洲國家，大多都陷 入內鬥和內耗，遲滯了發展的速度，甚至模糊了未來的前途；七，以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作為道德判斷依據的歐美國家，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將某些真正王權專制的國家視為盟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被故意製造這一對立的“民主衛士”自己有條件地和解；……，上述諸多現象在西方歷史上雖然早已有端倪，但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
西方所謂文明 的本質就是不擇手段地追求財富。不管後人將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類畫上多少美妙的光環，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西方人在全世界的燒殺搶掠、種族滅絕、奴役他 人，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其行徑本質上與成吉思汗的屠城沒有區別。與成吉思汗一樣，他們當初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武器和暴力。在那個時期，西方 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中國在 道德上的優越，例如啟蒙運動時期大量羡慕中國、崇拜中國的西方啟蒙者。但是，道德價值的判斷，在那個時期最終讓位于武力手段的終極行動。通過暴力手段的較 量，勝者為王成為唯一的標準。在擁有強大武力的野蠻氛圍中，西方人手握滴血的屠刀傲慢地宣告：道德算什麼？大英帝國照樣奴役印度和非洲，後起之秀的美國，照樣屠殺印第安人、奴役黑人、歧視華人。
然而，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這種狀況改變了。曾經武力至上、蔑視道德的歐美國家，突然開始愛惜自己的羽毛，開始口口聲聲把“普世價值”當成自己道德高尚的標誌了，開始 著力維護自己的道德高地了。而西方少數發達國家維護自己道德形象的重要手段，就是對“民主與專制”的解釋權。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並不是西方思想覺悟的提 高，而是因為出現了一個威力巨大的武器——原子彈。核武器的出現，有一個短暫的危險過程。當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後，它毫不猶豫地在日本扔 下了僅有的兩顆原子彈。這個舉動的危險性在於，如果此後世界上長期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那麼，單借暴力和武力說話的西方文明將更加肆無忌憚。然 而，任何事情都會物極必反，西方世界很快出現了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其中的蘇聯還與其他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還有較大的差異。即便是意識形態相同的西方 國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財富為最終目標的西方國家，依然會彼此爭鬥殘殺。然而，核武器改變了這一切。這一“終極武器”的出現，使得西方傳統的武力手段 受到極大的制約。從理性的角度說，核戰爭將沒有最終的勝利者，尤其當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幾乎都擁有二次打擊、三次打擊能力的時候，武力強大到了極點，反而不 能輕易使用了。於是，西方國家不得不改變以往幾百年間單憑武力說話的方式。過去可有可無、地位不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優勢，成為核武器時代的另一個征服手段。 如果說，核武器出現之前，西方征服、奴役世界主要使用的是“硬武器”，那麼，核武器出現之後，西方征服、奴役世界最主要使用的，便是“普世價值”這一道德 “軟武器”。
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在“硬武器”時代，不管你的道德形象如何，只要“硬武器”不如人，便只有挨打的份，其中包括中國。中國人無奈而痛苦地接受了西方當初推行的野蠻標準：落後就要挨打。這個落後實際上只是“硬武器”的落後。西方世界彼此之間的戰爭和殘殺告訴我們，代表啟蒙運動這一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法國，不因為它“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高尚就不挨打，英國、美國也一樣。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尚且如此，非西方國家更是如此。對於中國來說，是毛澤東改 變了這一切。西方文明純粹靠武力、強迫別人接受“武力落後就要挨打”的局面，被毛澤東推翻了。毛澤東更了不起的是，讓中國在最短的時間裏也擁有了核武器。 西方文明靠核威懾進行恫嚇、欺詐的手段都無效了。在核武器時代，尤其是核武器不是西方單獨擁有的時候，西方自己也分成對立的陣營時，西方終於因為對自己創 造的魔鬼的忌憚，而不敢再繼續貫徹、輕易奉行“武力落後就要挨打”的野蠻法則，在使用硬武器的暴力上，西方開始有所收斂。
在“武力落後 就要挨打”的時代，曾經世界第一富裕的中國，幾乎被手持屠刀的西方強盜們搶劫一空，落入一窮二白的悲慘境地。毛澤東推翻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野蠻法則，尤 其是朝鮮戰爭，中國在沒有核武器的情況下，靠著不屈不撓的意志，迫使多次使用核威脅、核訛詐的美國坐下談判，此後，中國自己也發奮擁有了核武器，處於西方 野蠻文明包圍之下的中國，生存環境終於得以改變，外部的武力威脅終於得到百年以來最大的緩解。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終於可以不受西方的壓榨、剝削，自我發 展。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在解決了“挨打”問題之後，中國又成功地解決了“挨餓”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民族獨立大潮中紛紛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雖然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挨打”的命運，但是，由於沒有擺脫西方的經濟控 制，很多依然沒有擺脫“挨餓”的命運。他們像“挨打”的年代一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財富進了西方的口袋。例如尼日利亞，雖然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然而， 在西方的經濟控制下，這些石油財富很大程度上不屬於尼日利亞，這個當年盛產黑奴的地方，今天抱著金飯碗在“挨餓”。但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稍稍擺脫了“挨 打”的命運，又靠著自己解決了“挨餓”，如今，西方轉換了一種方式，讓中國無休無止地處於“挨駡”的境地，它所依靠的，就是西方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軟武 器”。

落後就要挨駡？

西方文明不擇手段追求財富的動力始終沒有消失，讓中國“挨打”這招效果降低了，讓中國“挨餓”也沒能在獨立自主的中國長期實現，中國靠著自己的努力，富裕起來了。面對生命力、創造力極為頑強的中國，在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下，西方的“硬武器”不像歷史上那麼有用了，他們便尋找了一種道德“軟武器”，這就是所謂“民主與 專制”的道德批判，就是“普世價值”的道德優勢。於是，中國擺脫了“挨打”、“挨餓”，又陷入了永遠“挨駡”的境地。“落後就要挨打”這一野蠻法則，如今 演變成“不民主就要挨駡”。它是這樣一幅圖景：當初西方可以隨心所欲亂用武力的時候，他們基本不顧道德，即使誇別人道德高尚，也不妨礙他們濫用武力；當 “挨打”之人終於忍無可忍地反擊，並懂得必須用武力保護自己，西方的硬武力手段有可能會大大傷害自身貴體的時候，他們終於“進步”了，不輕易打人了，改永 遠罵人了。
“挨駡”的結果是什麼？難道只是讓西方高高在上地過過嘴癮？展現一下周星馳一樣的口才？顯露一下在民主競選中千錘百煉出來的蠱惑技巧？不。讓非西方國家永 遠處於“挨駡”的境地，根本目的還是與“武力落後就要挨打”一樣，是為了財富。尤其當“挨駡”的人也接受了對方的道德優勢，“挨駡”的人就只能乖乖地按照 “罵人者”的要求改變自己，因為，既然“挨駡”了，只要假設“罵人者”永遠是對的，“挨駡”者就只能是永遠錯的。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只要中國把財富送出 去，“挨駡”的局面就會改善。就中國的財富來說，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不管是“硬武器”還是“軟武器”，西方武器的殺傷力都非常巨大。事實上，西方以及他們 的奴才們，經常用來“罵人”的，像蔣介石的“娘希匹”一樣，只有一句話、一個詞：專制。
然而，何為民主：何為專制？我們能同西方討論嗎？不能。西方說你專制，你就是專制，不專制也專制。西方說自己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也民主。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經被西方硬生生地編造成為新的現代宗教，成為現代政治愚 昧的標誌。它沒有共同討論、達成共識的任何餘地，只有某一個人說一不二、隨意解釋的霸權。西方道德“軟武器”霸權的劍鋒所指，直殺向非西方社會沒有話語權 的民眾以及知識份子的大腦。如果說，當初的“硬武器”指向的是受奴役的身體，那麼，如今“軟武器”造就的就是受奴役的思想。
中國從歷史到 今天，都是專制嗎？中國幾千年沒有民主嗎？按照西方“軟武器”的霸權解釋，這就是不可否認的結論。但是，按照中國自身的解釋，哪怕是跳開中國的客觀解釋， 這些結論都錯了！從古至今，中國並不比西方更專制，從古至今，中國的民主（或者叫民本思想）比西方早得多，成熟得多。當中國歷史上每一個草民都能靠自己的 努力而發財，或者進入社會上層的時候，當中國人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時候，當中國人把“載舟覆舟”當成政權基礎的時候，……，西方還處於嚴格等級制度之下，草民永遠是草民，貴族永遠是貴族， 沒有自由，沒有民主。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只能說明中國早在西方崛起之前，就擁有了人類歷史上最合理的民主意識和制度。只不過，中國古代的民主在具體形式 上，與當今西方社會的民主形式有所不同。這種不同就像吃飯用筷子還是用刀叉，只要能吃飽，憑什麼說用刀叉就是先進？
以核武器的出現為分界線的“硬武器”、“軟武器”時代，西方都將強大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使用不同武器的根本目的還是非西方國家的財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一個例子，日本被 掠奪的十年是一個例子，當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一個例子，拉丁美洲、非洲更是例子……。這一道德“軟武器”一舉掩蓋了西方罪惡的歷史，全盤否定了非西方國家 在人類歷史上創造的燦爛文明，或者徹底否定了非西方國家歷史上的成就對於今天的價值。由於西方掌握了“普世價值”這一道德軟武器的解釋權，當今任何非西方 國家，只要出現問題，西方的解釋霸權便認定：那是非西方的專制造成的。它無視非西方國家的很多問題，例如泰國、菲律賓，其根源就在於盲目引入西方的民主。 這一道德軟武器的霸權甚至已經固定為一個標準程式：只要不合西方的心意，明明是西方的民主，也說成是非西方的專制，例如希特勒；只要符合西方獲得財富的要 求，明明是專制，例如沙特、科威特，西方也視而不見。當西方人狡猾而熟練地運用他們的道德軟武器時，中國的某些知識份子卻有意無意地把這一西方道德軟武器 架在中國的脖子上，成為癡迷的信徒。中國社會當然有問題，但是，當今西方使用“軟武器”就像當年的使用“硬武器”一樣，不是要治病救人，而是要害人奪命。 看看中國周邊一系列自由民主國家的事實，就會發現，在西方道德軟武器面前放棄抵抗的國家或地區，獲得的都不是醫治疾病的良藥，而是急性、慢性自殺的毒藥。
對於西方道德軟武器的本質描述，並不否定民主的價值，只是要否定西方獨佔民主解釋的霸權。從古至今，乃至當今社會的現實都說明，民主沒有統一的標準，西方各個國家的民主都不一樣。解決人民的福祉是民主的根本，其他都是手段。正如同人人要喝水，用什麼杯子喝水都一樣，關鍵在於自己合適。對於民主來說，西方的民主形式，並不是唯一選擇。不用玻璃杯喝水難道就不算喝水？不用多黨制、一人一票難道就不是民主？美國標準的自由民主，解救了阿富汗、伊拉克沒有？美國標準的自由民主，不是也沒能阻止傷及全世界大批無辜者的金融危機嗎？沒有採用美國標準自由民主的中國，不是第一個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福音嗎？
中國民眾實現 幸福生活目標的道路上，的確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本質上說，近代以來，讓中國民眾陷入貧窮和苦難的，就是當年西方野蠻暴力下的掠奪。西方說中國是活該， 難道我們也要接受？某人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搶了，強盜說：你為何以前不練武功？活該被搶！難道這個人就認了？如今，中國正在靠自己的努力，逐漸改變 西方留給中國嚴重後遺症，卻不能像西方當年一樣，也去搶劫他人。在無數非西方國家的事例面前，誰能保證完全實行了西方認可的自由民主形式，就能像西方一 樣？憑什麼中國想自己走一條路，就要永遠“挨駡”？難道就是因為中國自己的路，影響了西方發財嗎？我們既沒有打人，也沒有搶劫，靠著勤勞和智慧，多賺點錢 有什麼不可以？成天用“專制”罵人的人，自己難道不是專制？專制就真的十惡不赦，民主就真的高尚無比？對於一個乞丐來說，一塊大餅遠比一張選票重要。西方 的罵人霸權，真的就那麼天經地義？憑什麼西方說專制就是專制，說不民主就不民主？
在西方道德 “軟武器”的攻擊下，中國的政權時時刻刻處於“合法性”的危機之中，讓中國永遠處於低人一頭的“不道德”地位。這對中國是巨大而長遠地傷害。它就好比在現 實社會中，有一個人早已經長大，並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但是，另一個總想壓制他的人，總是念念不忘地說：你沒有出生證！你是黑戶口！原因只在於，指責他的 人認為，只有在他家的醫院裏出生的嬰兒才算合法的，在孕婦自己家裏出生就不合法，就是沒有正規出生證的黑戶。現代化的醫院在傳統的接生婆面前，憑什麼就具 有了永遠罵人的特權？沒在他家醫院出生的人，憑什麼過去要“挨打”，現在要“挨駡”？難道要讓這個已經長大的成人，再回到娘肚子裏，在西方的醫院裏重新出 生一遍？更可笑的是，在道德軟武器的冷暴力下，這個人的父母已經被定位成有罪的壞人了。重新出生也改不了“挨駡”的命運。難道要讓這個成年人，先給自己重 新找一個西方認可的母親，再重新降生？如今那些幫著西方人痛駡中國的中國人，與當初幫著西方痛打中國的人，又有什麼兩樣？
所以，不管是西方的硬武器還是軟武器，我們都必須還擊，還擊的理由只在於我們必須自我捍衛生命財產的安全。在“挨打”的年代，我們需要自己的硬武器，我們需要槍炮和原子彈，使得我們能夠擺脫在西方面前“挨打”的局面。這一點，毛澤東時 代基本上做到了。如今，面對西方的“軟武器”，我們同樣不能繳械投降，同樣不能接受“落後就要挨駡”的荒唐命運，我們同樣需要自己的“軟武器”，否則，我 們將成為腦死亡的植物人。就“硬武器”來說，我們的槍炮必須自己生產、自己使用，而不能只靠別人賣給我們，更不能靠別人來指揮我們的槍炮。在當今與西方 “軟武器”的交鋒中，“自由民主”同樣是需要爭奪的陣地，但是，我們需要自己的解釋權，需要打破西方對“普世價值”的解釋霸權。我們自己的解釋權來自於我 們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在我們漫長的歷史和文化中，自由民主同樣存在，甚至比西方更古老，更真實、更合理。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將會給今天的中國人以自信，成為我們面對西方軟武器的有效抵抗手段。我們在道德上不僅不低於西方，甚至從來都比西方高尚。
不管是“硬武 器”還是“軟武器”，我們的目的並不只是為了對抗，而是因為西方文明中侵犯別人、傷害別人的基因始終沒有消除。號稱西方道德楷模的美國，像秦檜一樣編造一 個“莫須有”的藉口，便讓伊拉克陷入長期的苦難。這已經讓我們看得很清楚，西方的道德軟武器，是徹底虛偽的。我們吃過野蠻西方的苦頭，所以必須有備無患。 這種虛偽與解釋霸權的結合，即便像伊拉克那樣的事情在中國身上發生的概率較低，但是，國格、人格被不公正奴役的現象，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有 著深遠的危害。自己不思考，完全接受別人的思想，這種腦死亡，就等於自殺。在西方虛偽的道德武器面前，我們不該永遠處於被動“挨駡”的局面。西方從來都不 是絕對正確、永遠愛護我們的“親爹”，我們也不是以前永遠犯錯、現在剛剛跟著西方開始學好的“不良少年”、“問題兒童”。西方從來都不比中國更完美、更高 尚；中國從來就比西方更文明、更先進；中國從來就不應該必須接受“挨打”、“挨餓”、“挨駡”的命運。（全文完）

美國國會不是央行的董事會

壓人民幣升值，就像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場賭局。美國的賭注是增加部分就業，中國賭上去的卻是整個國家經濟的命運。
近日來，歐美輿論批評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聲音再次升高，中國被說成是國際“貨幣戰爭”的罪魁禍首。但仔細看，說這話的起哄者多，真正的推手仍是美國。中美圍繞人民幣匯率的鬥爭，已經壓倒兩國間的其他傳統爭端，成為中美不僅持續時間久，而且十分尖銳的利益衝突。
必須指出，美國的做法很霸道，並且十分輕率。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的命題沒有得到嚴格論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2005年以來升值幅度超過20%，這並沒有直接帶動美國貿易形勢的好轉。但美國現在逼人民幣大幅升值，就像美國人為自己國家的經濟找一服新藥，卻要拿龐大的中國當試驗鼠。
人民幣正走在升值的路上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國內對人民幣升值的利弊存在很大爭議，對該不該壓人民幣升值，美國內部及西方各國的看法也很不一致。由於人民幣匯率涉及到與外幣的關係，外部的意見不能一點不聽，但外部意見只是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因素之一，它不可能成為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向的主導性因素。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沒把自己的位置擺正。美國國會的一些議員，傲慢地把自己當成了中國央行的董事會，基於美國壓日元、德國馬克升值的歷史案例，他們對人民幣步步緊逼，並寄希望於中國因為不願與美國正面對抗，會不斷採取讓步以求息事寧人。
但中國的人民幣肯定不會那麼“乖”，美國要求升多少就升多少。因為人民幣是整個中國經濟的根基，中國幾千萬從事出口生產的人的飯碗，以及中國經濟避免大動盪的硬要求，比美國議員們對中國的任何威脅都嚴峻得多，它們之間甚至是完全不可比的。
中美匯率之爭有可能給這個時代留下印記。這個爭端比人權等問題更加令中國人意外，雙方的博弈方式很可能與美元-日元之間的鬥爭軌跡不同。美國的出擊十分主動，但這一次它絕不能指望中國向其投降。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對到底該怎麼做，目前並不十分清楚。美國是國際金融霸主，也是國際匯率“遊戲場”上的高手。中國對美國的警惕幾乎是天然的，美國給予人 民幣升值的壓力越高，中國的警惕就會越強烈。特別是當前叫喊人民幣升值的人很多是“逢華必反”的政客，而與中國直接從事貿易的人反而相對溫和。
中國過去實際上在美國對人民幣的壓力下做過一些讓步，但是那些持強硬態度的美國人必須清楚，第一，任何讓步都有限度，美國休想在人民幣問題上推倒中國利益 這堵牆。第二，與中國打貿易戰或 “貨幣戰爭”，當威脅的話說說也就罷了，如果真打，中國為了國家利益肯定會應戰。美國在任何中美貿易戰中完勝的可能性都是零。

中歐工商峰會：溫總理這樣講才像回事

溫家寶總理在第六屆中歐工商峰會上，完全脫離講稿，即席演講。他在演講中直言不諱地說：“關於人民幣匯率，我昨天同歐元區‘三駕馬車’會談時講，歐洲的領導人和工商界不要參與壓迫人民幣升值。”他在列舉了有關數字後說：“難道這還不能說明這是貿易結構問題而不是匯率問題嗎？最近歐元匯率波動很大，但不是人民幣帶來的，而是美元造成的，怎麼能把這個帳算到中國頭上？”他說：“歐盟是中國的戰略夥伴，當歐元區一些國家發生困難時，中國沒有袖手旁觀，穩定持有並購買歐元債券，在最困難時候幫助了冰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今後我們還會繼續支持，幫助一些國家度過難關。在座的企業家心裏很清楚，中國夠朋友。”他還說：“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歐盟已成為中國最大夥伴，遠遠超過美國和日本。”他還講了稀土問題、中歐合作前景問題、解除軍售禁令、和一旦壓人民幣升值將會帶來的問題等。

溫總理的演講意思很明白，即：一、無論中美還是中歐，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根子都是美、歐的經濟結構問題造成的，責任不在中國，更不是由於中國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二、在歐洲經濟發生困難的時候，中國“夠朋友”，希望歐洲領導人和商界不要不識時務，不要幫助美國與中國對著幹。三、歐洲與中國的貿易合作好於美國、日本與中國的合作，這對中歐雙方都有利。

溫總理的演講明顯是拉歐洲，打美日，勸歐洲審時度勢，不要和美國穿一條褲子，與中國過不去。這也表現出中國對美國的無理霸道失去了耐心。

過去，中國對美國一直逆來順受，心中明明有氣卻不敢說個不字，讓中國的老百姓覺得十分窩囊。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賺大錢的是美國公司，受益的是美國的消費者。中國買美國的債券，受益的是美國政府和商界。美國購買中國的稀土，想買多少就買多少，但美國卻每每以國家安全為藉口，限制中國對美國進行產業投資，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卻向臺灣出 售武器對付中國，還要壓人民幣升值。這些情況，中國的“肉食者”清楚，普通草根也清楚。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軟弱態度，讓中國老百姓懷疑我們的領導人到底是誰 的領導人。尤其讓人不可思議的是，2009年習近平副主席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國官方媒體在報導習近平的講話時，竟然把這段話刪掉了。怕得罪美國竟然怕到這個樣子！

美國就是美國，美國是霸道慣了的，它認為它的霸道是“替天行道”。當年小布希就說：“上帝派給我一個任務，說喬治，去把阿富汗的恐怖分子都抓起來。於是我這麼做了。然後上帝又對我說，去消滅伊拉克的獨裁者。我也這麼做了。”現在奧巴馬也不例外，正如路透社一篇專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迄今尚無跡象表明他（奧巴馬）與二戰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們有何區別：他們都堅信美國必須在全球駐軍、必須進行全球力量投射並且有權干預全球。”對美國示弱、示好，企圖感化它，完全是一廂情願。
當年，毛澤東總 是從本質上認識帝國主義，他說：“這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當然是不怕。”毛澤東還曾說，帝國主義這 個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又說帝國主義這個鬼，你怕不怕它，都要害人的，“不會發慈悲心”。即使是在為 了對付蘇聯，實現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毛澤東也表現得不卑不亢，該抨擊照樣抨擊，這才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領導人的樣子。

但願中國領導人這次在歐洲表現出的這種硬氣不是曇花一現。

中國人：四面“人言”楚歌中，站得直、不折腰，汝今能持否？

我們中國則不同了。從什麼時候起，我們中國人才不再是血淚勞工、開洗衣店的、開餐館的了？有一句話很殘酷，“寧與外敵，不予家奴”。你想一想，以前的“家 奴”登堂入室與他們稱兄道弟，不是比以前與他們地位相等的人如今坐了他們的上層更讓他們不可忍受？（“家奴”的說法當然只是比喻。）


何況，我們有意識形態的極大不同。我發現，人類進化到今天非常可憐，心胸並沒有多大的進步，對“不同”事物的容忍度仍然是萬變不離其宗的。相對於軍事和經濟強權的單極世界，其實，當今世界，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確實更加令人髮指的“一致”。原稍有抗衡的兩極世界經前蘇聯垮塌之後，唯一的制衡意識已經實際上不存在了，那些早先的“華約國”調頭之後更以一日千里之勢奔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我們的中國，成了意識形態的孤兒。雖然對我們自己而言，“今天的你我早已不再重複昨天的故事”；而且，毋庸諱言的是，對西方的崇拜是始終如一的，雖 然前些時遭逢打擊，但我們心裏都清楚，一旦他們示好，我們是樂不得的。但這對西方而言，遠遠不夠。看一看他們的電影《末代皇帝》、《庭院裏的中國女人》、 《面紗》，中國人永遠是被啟迪、被拯救、被賜愛的——即使在現今的電影裏中國人的形象有所改善。今天他們看我們很怪，“沒有民主、沒有直選”，假如我們實現了直選，他們又會覺得我們不信天主、耶穌很怪……　想想順著別人心意，不敢表達自己真心喜歡、厭惡東西的滋味吧。那樣，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生不如死的。

我當然熱愛民主與自由，象熱愛世界上所有美好的東西一樣。但是，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時候，我必須首先擁有我的尊嚴。西方，愛你的時候，我必須站著。否則，你 把所謂的“民主與自由”端在金盤子給我，卻令我跪著接受，我將死也不從！因為，方便你們的“民主與自由”對我而言，一、文、不、值


我當然也會反擊中國國內的一切不公平事物，正如我愛國、 卻不等於我如有些人妄下“憤青”、“民族主義”、“排外”的定語，請看我此次意法遊，我是如此樂於吸收西方的美好事物。我愛國，並不等於我看不到國家現存 的問題。與所有有志之士一樣，也許我會表現得比這裏有些人更急切、那並不表示我改變了立場，而是真正的愛國者其實比那些“罵國者”都要看到更深的問題，只 是有所不同的是，我們的目標是解決那些問題，而不是將那些問題擴大。

]說到這裏有些凜然，中國人真的有些四面楚歌，我們堅持得住嗎？我們能堅持得很久嗎？我們能一直堅持下去嗎？自己的同胞——不管現在是什麼身份，都加入那“楚歌”大軍了。不需要去分析他們或者是歷史問題的受害者、各種遭遇不順者、原來的既得利益者、周邊感到威脅者、希望獲取利益者等等……

我們現在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強大，就已遭到這樣的詬病；一旦有一天，中國真地在各方面漸漸強大起來，將會惹起多少人的嫉恨、瘋狂、反對？單極意識形態浩大 如波，聲浪會包圍四面八方。面對看得見的強權和刀槍，我相信那選題反而不難；面對一邊倒的話語強權，中國人，我的一向抵禦不了群體口舌的中國同胞啊，“盡 行壽、不折腰，汝今能持否？”

從賑災，從奧運， 我相信我們同胞，我們一定能，堅持到底。生活到今天，想起傳說中的前輩，我有時會為他們流淚。舊日簽訂了屈辱的種種條約時，我相信你們是多麼希望看到我們 艦隊出海護航的那一天；我想起鞠躬盡瘁的周恩來，看到我們今天漸有經濟強勢、我們主席和美總統比肩並立、人民漸漸富裕安康時，我相信你會高興得暗暗流淚。

值此日，讓我為中國、為中華民族祈禱：我祈禱你這博大山峰永遠不倒；我祈禱你越加富裕繁榮；我祈禱所有的中國人、中華兒女在世界面前永遠昂首挺胸、直著 腰。無論多少風雨、零落成泥碾作塵，我祈禱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足夠勇敢、自信、頑強。在得到我們渴望的美好世界那一天，確定那肯定是屬於我們的，自由、 驕傲的美麗世界。而那世界，必將慢慢影響、改變那些不理解的人。告訴他們，我們所要的，與他們所要的，其實都是一樣的啊。那是自出生那日起，人人都夢想的 人人快樂、幸福、世界大同的烏托邦啊.

溫總理最後的衝刺

不論人們對溫家寶如何褒貶評價，不論他本人怎樣應對輿論的撞擊，不論以後中國政局如何演變，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在目前中南海的領導人中，溫家寶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員。2000年以前，我接觸了中共許多官員，那時我還在體制內，他們沒有必有提防我，故我的觀察是全面的。我認為，假如中國的各級領導人，有三分之一者，類似溫家寶或學習他，我們的國家就絕對不是現在這種兩極分化，無法無天的樣子！從溫家寶目前的言談舉止看，他將在最後的兩年任期裏進行最後的衝刺，也許他會失敗，但他的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些許的希望。
有許多朋友指責溫家寶是在虛偽地做秀，我認為這並不符合事實，只要我們閉上眼睛，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畫面在腦海了重過一遍，首先看到的是溫總理第一時間親臨災區映秀鎮的情景，他眼裏的淚水，他匆忙的腳步，他深情的呼喚，這完全是突發事件來臨時，一個普通的善良人的正常反應，把這一畫面和“8平方”前夕，他隨同趙紫陽探望學生的照片疊印在一起，再回顧“8平方”學運積極參與者，目前流亡在巴黎的張健的證詞，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溫家寶的真誠，勇敢和大度，他是活著的趙紫陽和胡耀邦，我們不要等待中國開明的領導人，失去了權力以致生命之後，再去紀念他，緬懷他，我們應當在此時此刻就給他多一些鼓勵！
　　也許是以前我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心裏對中共充滿了仇恨，但現在，不妨把溫家寶和民主政治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做個比較，就會理性地平和下來！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溫家寶是立即乘坐直升機，冒險趕往抗震救災第一線的，以前我多次參加類似的採訪活動，深知第一時間和第一線意味著生命危險，這時既使想做秀也來不及避難，因此，它最能反映和檢驗一個人的品質。我對美國總統布希不存在任何偏見，由於他曾在到訪中國時向國家領導人遞交了一份政治異議人士名單，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故我對他心存感念。
　　但是，2005年，在美國卡特裏娜颶風來臨的時候，他只是乘坐專機空中鳥瞰視察，並沒有像溫家寶那樣第一時間走進災民中間。同樣的，2008年的緬甸熱帶風暴襲擊，丹瑞將軍是兩周後才親臨現場。臺灣的馬英九呢，2009年的“88風災”，他的表現更是倍受指責！所以，我們不能用共產黨無視事實的笨辦法罵中共的領導人，那樣就失去了讀者和人心！也錯過了為溫家寶加油，為中國進步呐喊的良機！
　　非常明顯的是，溫家寶已經意識到跛腳鴨式的改革，使中國有可能“政亡人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成了中國進一步健康發展的 瓶頸，於是，他毫不畏懼，大聲疾呼！我們應當明白，正因為沒有了毛鄧式的政治強人，才可能出現這種變局前的不同凡響。據西蒙周報導，早在14年前，中共十 五大政治報告開始起草時，就曾經發生了一場有關“法治國家”的用字爭論。有人認為，該把立刀旁的“制”表述成“法制”；有人則表示，該用水旁“治”表述為 “法治”。

　　最終，1997年9月12日通過的報告，採用了“治”：“依法治國，是党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2008年5月4日，溫家寶在與中國政法大學 學生座談時解釋說，“法制”還是“法治”，“雖然一字之差，但意義大不相同。光講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設層面；而治理的“治”，就提到了治國的層 面。他還透露，組織主持起草該報告的人，就是他自己。這說明溫家寶一直在思考著人民關心的法治問題。
　　當然，說“法制”也好，講“法治”也罷，一黨執政的中共都沒有做到，溫家寶是中國體制內的一員，黨性決定了他並不能力挽狂瀾。共產黨是搞所謂集體決策 的，雖然他早已看到了社會的弊端所在，但大多數的中共官員不贊同溫家寶的理念。黨性成了泯滅良知的緊箍咒，這既是溫總理的悲哀，也是大多數國人的通病！
　　正是為了告別這些無奈，悲哀和流行病，也是因為時機成熟，他才做出了異乎尋常的舉動。我們應當細加分析溫總理近期的兩次表態。一次是8月21日，在深圳慶祝特區成立30年之際，溫家寶第8次到深圳考察。
　　他強烈地要求深圳官員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
　　停滯和倒退則會葬送一切，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顯然，他想在最後的衝刺過程中，觸及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作好了應對各種可能性的思想準備，他深知，這裏的危險不亞於汶川地震！但他信心已定，別無選擇！
　　另一次是在8月27日，溫家寶在主持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時說，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邁出的重要一步。在和平建設時期，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而孳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會改變，就會人亡政息。只有政府嚴格依法行政，才是規範權力運行和防治腐敗的治本之策。這段話切中社會矛盾的要害！當然，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但他的觀點如能實現，將為下一步的多党競選和憲政民主提供一個廣闊的平臺。
　　像溫家寶這樣，在短短的一周時間裏，兩次高調地闡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是耐人尋味的。這表明了他急切的心情。而隨後胡錦濤的回避和沉默，以及南北媒體的論戰，海外輿論的譁然，則說明了常人政治下中南海的困局和焦慮。
　　毫無疑問，在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32個年頭，國家攀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胡溫體制整整運行8年之後，中國的政情民意順應著世界潮流，日趨急迫地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只是貪得無厭的既得利益集團寧可社會動亂，政亡人息，也不想放棄財富和特權，從官員們的親友移居海外和轉移財產，如同螞蟻搬家一樣的情景，即可一葉知秋。

　　我們看到，儘管溫家寶在地震中積聚了很大的威信，但在強人已去之時，他還需要借助胡耀邦的旗幟，凝聚黨內外改革派的力量，故此，4月15日，他趁著胡錦濤外訪之機，通過《人民日報》發表了《再回興義憶耀邦》一文。
　　他雖然濃墨重筆地讚揚了當年提攜他的前任總書記注重調查研究、體察民眾疾苦的作風，並未談及他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限制最高領導人權力的主張。但意在筆先，已引起社會各界對胡耀邦的無限聯想！至今觀之，是其微妙的伏筆。我認為，溫家寶用胡耀邦來引路，是明智之舉，因為在現在的中南海領導人裏，還沒有人敢非議他，這一點與毛澤東不同，別看中共的許多人至今不敢否定毛，並把他的畫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把毛屍擺在紀念堂裏供人瞻仰，但內心深處，有幾個人不蔑視和憎惡他？！在民間又有幾人願意回到文革動亂之中苟延殘喘？！
　　還有人指責溫家寶只說不做，但領導人的講話已是他本職工作的一部分，由最近的謝朝平文字案的柳暗花明，方舟子遇襲案的迅速告破，北京專門截訪的安元鼎保安公司被查處，廖亦武的成功出境，餘傑的繼續筆伐，李祿的低調回國，等等，都是溫家寶高調呼籲政改的結果！都是中國發生變化的細微之處！現實正在證明，上任之初，溫家寶曾形容他自己是“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任的人”。
　　此言不虛！說他有“信念”和“主見”，我們可以重溫他3月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詩一樣的語言：“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在此後的記者會上，他提出：“促進社會公正和諧，讓人民更幸福，更有尊嚴地活著。”
　　6月1日，他在東京接受記者專訪時更清晰地描繪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第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證公民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第二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第三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第四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說他“敢負責任”，可以用他當年肯定和承認普世價值的舊聞為證。2007年，他在兩會上答記者問時指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不是背離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 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這一表述，已使他與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劃清了界線！正是在這一價值觀鼓舞下，他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完 成兩大任務，推進兩大改革。兩大任務，一是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二是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發展民主 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此後，他正是基於這一全新理念，開始最後的衝刺的！
　　假如我們再把溫家寶和薄熙來做個比較，更會發人深省。溫總理致力於制度層面的變革，他希望通過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使官員免于貪腐而坐牢，實現社會 的公平正義，雖然其目的是鞏固中共的統治，但只要撕開了制度上的口子，民主訴求就會一瀉千里；而薄熙來呢，他企圖把中共多年積累的罪惡，轉嫁到政敵的身 上，用紅歌把老百姓引回文革時代，靠虛構的毛青天，薄青天，以嚴刑酷法，揭露和阻斷對立面官員的腐敗，而一旦官員對己歌功頌德，就不計其貪婪，並且以法治 的崩潰和人權的徹底喪失為沉重代價！故二人的前進與倒退，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溫家寶順應了民主火車頭的前行方向，其最後的衝刺應有勝利的必然性，但還有兩個嚴峻的問題，如同跨欄的橫杆一樣擋在他的面前，一是如何爭取胡錦濤的支持，與其過去有舊的胡錦濤，似乎在八面玲瓏地回應中南海各派勢力的角逐，無可奈何地拖延政改而至18大交班。
　　顯然，他缺乏創新思維，也不想名垂千古，和溫家寶的主張背道而馳，但沒有他的首肯，溫家寶便孤掌難鳴；二是與薄熙來等高官一樣，溫家寶屁股上也有屎， 即子女親友經商的問題，非常顯然，這是制度的衍生品，也是他們的軟肋，由於溫家寶已三令五申政改，觸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痛處，故如果18大之前，他政改 的目標還是停在高調清談的層面，而薄熙來擠進了政治局常委，並進一步掌權，溫家寶就將為子女的以權謀私而付出血的代價！
　　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家寶開始了衝刺，但以後奔跑的速度和到達終點的希望，都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由於日後的民情和政局還不好預測，他究竟會不會成為又一 個中途忽然倒下的胡耀邦，或趙紫陽，也是一個謎團！不過，從目前他的出發點來看，他似乎在尋找同盟軍和突破口！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溫家寶將政治 體制改革切入點的鎖鑰意圖交給深圳，但汪洋好像還態度不夠明晰，堅決。此前，深圳的多種政改相關嘗試，如公推直選，行政權等三分試驗，地方大部制改革，等 等，均已出籠，但萬變不離其宗：一黨執政，別無分店。不知道溫家寶是否明白：這是他所說的“死路”胡同裏一條致命的真正的死穴！中共似乎要走到底，走到 黑！
　　因此，我的預測是，他已經沒有了退路！如果不能在最近兩年裏跨越前述的兩個橫杆，他步胡趙後塵忽然出局並被誣陷整肅的可能性很大，而他的“壯志未酬身先死”，則會引發又一輪社會激烈的動盪。
　　正如博訊網刊出的西蒙週一篇評論說的那樣：“中國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無前車之鑒。儘管溫家寶描繪出了路線圖，但到現在還沒有成功的實踐者。二，改革勢必 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和新權貴集團的蛋糕，並進而引發左右之爭、制度之辯，甚至派別鬥爭。三，政治體制改革不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成敗清晰可見，在穩定的前提 下，冒風險的動力難免天生不足。”
　　於是，中國又回到了“8平方”前後，人們能否汲取流血的教訓，走臺灣國民黨蔣經國式的民主和平轉型之路，建設一個富強加上民主的新中國，是溫家寶最後衝刺的啟迪所在！
　　溫家寶，拿出你地震中的勇氣奮力一搏吧！

一個被中國媒體忽視或者說忽略的重磅新聞

一個被中國媒體忽視或者說忽略的重磅新聞

米洛斯維奇死了,而且是猝死在監獄中,一個國家的總統不存在了,伴隨著一個國家在世界上消失,南斯拉夫不存在了.
重磅新聞不是米洛舍維奇的猝死,而是;海牙國際法庭宣佈塞爾維亞無罪,南斯拉夫並不存在種族大屠殺.也就是說,美國捏造了一個種族大屠殺的謊言,攻打了南斯拉夫,並抓捕了這個國家的民選總統.
聯合國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是根據聯合國前南斯拉夫戰爭罪審判庭的判決作出的。這一決定是在宣讀針對黑塞對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屠殺訴狀的判決書時宣佈的。在前南斯拉夫下屬的波黑共和國獨立戰爭時期發生的其他對波士尼亞人的暴力行為沒有被定性為民族屠殺.
此前美國媒體渲染的塞族萬人坑,幾十萬人的種族清洗,經聯合國調查,統統是謊言,如同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武器,以及薩達姆與基地組織有染一樣,統統都是捏造的謊言.
一個耐人詢問的真實細節:美國記者採訪一個波黑婦女,婦女淒慘地說,丈夫和孩子都被屠殺了.....
戰爭結束後,記者重回舊地,發現該婦女老公和孩子依然健在,謊言就是這樣通過一個個悲戚的故事,竄連成一個種族滅絕的大謊言,美國也正是刻意製造諸多情景,發起了一場所謂的"為了人權和自由的正義戰爭".
戰爭目的達到了,歐洲,基本上納入了美國北約的陣營,俄羅斯腹地受圍.米洛舍維奇,如同開發商中的一個釘子戶,被強制拆除了.美國的強權,如同開發商的強勢,瘋狂地橫行在這個世界.
中國媒體,當年一同轉載報導塞族大屠殺的媒體們,不知道是忽視了這個聯合國新聞,還是刻意在忽略:聯合國宣佈,南斯拉夫並不存在大屠殺,並不存在塞族種族清洗.
倒是美國,美國在南斯拉夫傾瀉了創造紀錄的炸藥當量,並把導彈射向了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並導致五名記者的身亡.
美國媒體沒有高調報導聯合國的這個宣佈,也沒有深究米洛舍維奇為何在獄中莫名其妙的猝死,一個冤魂,一個國家的總統,還有南斯拉夫這個國家,一同悄無聲息地在這個世界消逝了.
幸好,當年的美國導彈,讓強國論壇誕生了,在此感謝強國論,讓我們有了一個可以宣瀉情感的空間.這是美國鬼子幹得唯一值得我們感謝的好事

美迷信「武力哲學」積重難返

【文匯網訊】10月5日出版的《參考消息》發表文章《美迷信「武力哲學」積重難返》，原文如下： 路透社華盛頓10月1日電專欄文章：美國永遠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嗎？（作者貝恩德-德布斯曼） 時值經濟困難時期，美國的防務機構，從五角大樓到智庫，都在想方設法尋找削減軍事開支的途徑。建議削減的開支數目從1000億美元到1萬億美元不等。所有建議無一觸及導致美國軍事開支幾乎相當於世界其餘地區軍事開支總和的根本哲學思想。

二十多年來，在美國領導人就此哲學思想給出的眾多解釋中，最簡單明瞭的莫過於時任克林頓政府國務卿的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解釋。「那就是動用武力的威脅……如果我們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責無旁貸的國家，我們站得高，因而比其它國家對未來看得更遠……」

據提出削減開支建議的華盛頓開明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統計，自奧爾布賴特1998年發表上述言論以來，美國的實際防務預算在逐年增長，現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高。

即使美國將防務開支削減一半，那也仍然高於目前和潛在的對手。

數字是驚人的：美國占世界人口的5%，占世界經濟產出的23%，占軍事開支的46.5%。中國遠遠跟在後面，位居第二，軍事開支占世界的6.6%，其次是法國(4.2%)、英國(3.8%）和俄羅斯(3.5%)。

美國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自哈里•杜魯門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均奉行四項基本主張：世界必須井然有序地組織起來，以免混亂主宰世界；美國是唯一能夠組織世界的國家；華盛頓的文件包括闡述國際秩序的原則；世界實際上希望美國充當領導，一些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除外。

退役陸軍上校兼軍事題材高產作家安德魯•巴切維奇在最近剛剛出版的《華盛頓統治——美國通往永久戰爭之路》一書中寫道，這就是主流共和黨人與主流民主黨人同樣醉心於其中的美國治國才能問答。 巴切維奇說，幾乎沒有經驗主義證據可以證明這種治國才能的有效性，但這無關緊要。「說到信念問題，證明是多餘的。在美國政治中，遵守這個信條就是信念問題。公眾人物始終證實並強化它的效力。」 奧巴馬總統也不例外，迄今尚無跡象表明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們有何區別：他們都堅信美國必須在全球駐軍、必須進行全球力量投射並且有權干預全球。

巴切維奇稱之為神聖的三位一體。尤其是，保持美國在海外駐紮30萬左右的軍人以及至少在39個國家保留軍事基地，這已成為國家安全共識。在最近要求削減軍事開支的建議中，即使是最激進的建議也僅僅提出應削減開支，而不是結束美國的全球駐軍。

冷戰已於1989年結束，雖然美國減少了海外駐軍，但是僅歐亞兩洲就仍然保留大約15萬美國駐軍。 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決心在未來五年內節約 1000億美元軍事開支的計劃也並不與之衝突。美國未來五年的軍事開支很可能超過3.5萬億美元。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指出：「美國的世界利 益和地位要求武裝力量必須具備無與倫比的能力。」 儘管蓋茨的改革計劃規模相當有限，但還是遭到了艾森豪威爾總統承襲者的強烈反對。五十年前，艾森豪威 爾發明了「軍工復合體」一詞。

巴切維奇認為：「軍工復合體」一詞已經不足以描述受益於並致力於維護國家安全共識、收買美國政治人士和填補競選金庫經費的利益群體了。現在，受益者清單已經拉長，但是它們的活動基礎並未擴大。它使華盛頓成為「地球上一個最蠱惑人心、自己墮落也誘人墮落的地方」。

國際法視野下的中日釣魚島爭端

釣魚島周邊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閩台漁民的重要漁場。
　　釣魚島位於東海海域，在福建省的正東，台灣省的東北，是我國最東端的島嶼。釣魚島距中國福建省東山島約190海里，距台灣省基隆市東北約90海里，距 琉球群島的與那國島約78海里。釣魚島指的是一組島嶼，除主島釣魚島外，還有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飛瀨（岩礁瀨）等島 礁，散布在東經123°20′—124°45′，北緯25°44′—26°00′的海域中，陸地面積共計6.5平方公里。釣魚島周邊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自 古以來就是中國閩台漁民的重要漁場。人所共知的“埃默裡報告”認為，東海陸架盆地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

　　一、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中國最早發現、開發釣魚島，通過先占取得主權。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民進行捕魚、采藥、避風、休息等活動的場所。至晚到明代就已經被 中國人民發現、利用和命名。《更路簿》、《順風相送》等中國古籍完整記載了中國漁民在此海域的航線。限於當時的海況等自然條件和造船等技術條件，只有中國 軍民可以利用季風前往釣魚島，從事航行、避風、在附近海域捕魚、在島上采集等經濟性開發利用活動。在1895年前長達5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一直在平穩地 行使這些權利。

　　提到釣魚島，就不得不提及琉球國。琉球原是明、清兩朝的藩屬國，向明、清朝貢，明、清兩朝均派遣使臣對琉球諸王進行册封。釣魚島位於前往琉球必經的航 路上，册封使臣前往册封琉球諸王，均以這些島嶼為航海標誌，所記《使琉球錄》等官方文書，詳細記載了前往琉球途經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的航海經歷，反覆 確認了中琉邊界，史實說明釣魚島不屬於琉球的範圍。中國的史籍和官方文件均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開發和利用釣魚島。根據當時的國際法，發現即先占，先占 即意味著取得領土主權。因此，中國通過先占取得了釣魚島的主權。

　　中國政府有效統治和管理釣魚島，鞏固了主權。歷代中國政府都將釣魚島列入疆域之內，採取開發、利用和管理行政措施，行使主權，進行有效統治。1171 年（南宋乾道七年），鎮守福建的將領汪大猷在澎湖建立軍營，遣將分屯各島，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在軍事上隸屬澎湖統轄，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晉江 管理。明、清兩朝均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列入疆土版圖，劃為海防管轄範圍之內。1562年（明朝）《籌海圖編》、1863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統輿圖》 均有清晰規定和標示。史實說明，中國政府通過多種形式管理釣魚島，有效行使和鞏固了對釣魚島的主權。

　　二、日本關於釣魚島主權的依據不成立

　　日本關於釣魚島主權的所謂法理依據主要有二：一是所謂無主地先占，二是所謂時效取得。此二者皆不足以立論。

　　國際法上先占的“客體只限於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土地”。這種無主地，乃是未經其他國家占領或其他國家放棄的土地。事實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從明朝時起 便由中國政府作為海上防區確立了統治權，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儘管這些島嶼因環境險惡，無人定居，只有漁民季節性居住，但無人島並非無主島。釣魚島不是無主 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朝野對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檔案以及官員的公文、信件，皆記載和證明了這一點。如，當時的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在給內務卿山縣有 朋的答覆，明確言及這些島嶼已被清國命名，日本政府的覬覦之心“已屢遭清政府之警示”　。釣魚島既不是無主地，日本對釣魚島也不存在什麼“先占”。“不法 行為不產生合法權利”是基本的國際法原則，日本的所謂“先占”是惡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產生國際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

　　日本的另一依據是所謂“長期連續的有效治理”，通過所謂“時效”取得對釣魚島的主權。

　　國際法上所謂領土的“時效取得”，一直是極具爭議的問題。反對論者完全否認時效作為一種領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認為這種說法“徒然供擴張主義的國家利 用作霸占別國領土的法律論據。”　肯定論者則將時效認作一種領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夠長的一個時期內對於一塊土地連續地和不受干擾地行使主權，以致在歷 史發展的影響下造成一種一般信念，認為事務現狀是符合國際秩序的，因而取得該土地的主權。”　國際司法實踐從未明確肯定過“時效”是一種獨立的領土取得方 式。至於“足夠長的一個時期”究竟有多長，國際法並無50年或100年的定論。

　　姑且不論“時效取得”的合法性，僅就其關鍵要素而言，不論中國中央政府還是台灣地方當局，在中國擁有釣魚島主權和反對日本竊取釣魚島的問題上，長期以 來都是非常堅定、明確和一致的。對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設置燈塔、日本政府將燈塔“收歸國有”和從所謂釣魚島土地民間擁有者手中有償“租借”，以及日本政 府向聯合國提交標注有釣魚島領海基線的海圖等官方行為和官方支持的民間活動，都進行了抗議，特別是外交抗議。日本對釣魚島的侵占，不論時間的長短，都不能 取得合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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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美協定不能賦予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了日本的領土範圍。1943年12月中、美、英《開羅宣 言》規定，三國的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的一切島嶼，務使日本將所竊取於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日本以武 力或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不僅再次確認《開羅宣言》的上述規定必將實施，更將日本的主權“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 內。”　1946年1月29日，《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明確規定了日本版圖的範圍，即“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 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確定的日本領土範圍是明確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島。

　　1951年9月8日，日美將對日作戰戰勝國的中國和蘇聯排除在外，私下達成《舊金山和約》，將北緯29°以南的南西群島（包括琉球群島及大東群島）等 交由美國托管。1953年12月25日，美國琉球民政府發布的《琉球列島的地理的境界》（第27號布告），將當時美國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轄的區域定為包括北 緯24°、東經122°區域內各島、小島、環形礁、岩礁及領海。這份布告所確定的範圍將中國領土釣魚島挾帶其中。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訂“歸還沖 繩協定”時，這些島嶼也被劃入“歸還區域”。日本政府據此主張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

　　1971年12月30日，中國外交部的聲明指出：“美日兩國在‘歸還’沖繩協定中，把我國釣魚島等島嶼列入‘歸還區域’，完全是非法的，這絲毫不能改 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釣魚島等島嶼的領土主權”。美國政府也表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主權的主張。美國既不能給 日本增加在它們將這些島嶼行政權移交給我們之前所擁有的法律權利，也不能因為歸還給日本行政權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權利。……對此等島嶼的任何爭議的要求均 為當事者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國政府發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國既不承認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對釣魚列島的主權主張。”

　　對於美日之間私下簽署的沒有中國人民和中國合法政府參加的所謂《舊金山和約》，中國政府在1951年9月8日發表的聲明中就已指出其非法性。據此產生 的“托管”和“歸還”，將釣魚島裹挾其中，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也成為中日領土之爭的根源。《舊金山和約》及其他相關規定，無權涉及和決定中國領土的歸 屬問題，不能產生將釣魚島主權授予日本的法律後果。

　　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美國所謂從日本取得對釣魚島的行政權，以及將釣魚島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都是不能成立的。日本據此主張對釣魚島的主權也是沒有國際法效力的。

　　四、結語

　　日本的領土範圍本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通過《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確定，但“二戰”以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停止動作。先是毀掉島上的 中國標記，再對諸島重新命名，在島上修建機場等設施。近年來，更以所謂“民間行為”為先導，企圖造成一種“實際控制”的既成事實，再以“租借”、“接管” 等所謂“政府行為”，漸進式鋪墊占據釣魚島的法律基礎，以期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但是，鑒於日本對釣魚島主權主張和侵占行為的非法性，日本一系列精心 設計的所謂“政府行為”，既無合法依據，也不構成國家權利的行使，自始即無法律效力，今後也不能產生法律效力。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在此航行、漁獵、開發、生產，中國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種主權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 據。199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的“領土條款”，明確規定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重申了釣魚島等島嶼屬於中國領土的法律屬性。 2009年，中國海監執法船開赴釣魚島，既是依法行使對中國領土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巡航執法，也是中國行使對釣魚島主權的具體體現。（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賈宇　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