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原本是個模糊的概念，但在中國面前，它有時像鐵幕一樣清晰。它不斷對中國說：你錯了。說這些話時，正值中國經歷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與西方的交往達到了西方內部也罕見的密集。
最近的一例是，中日發生撞船危機，日本抓了中國的人，最終又放了。國際衝突中，抓人者通常是別人很難幫著說話的一方，放人是遲早的事，但因為這次吃虧的是中國，西方輿論就像公牛看見了一塊紅布，沖著中國就撞過來。“中國強硬論”這幾天大行其道。
中國崛起的預示或許太嚴重了，它在擾亂西方輿論的理性。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失去了求真的興趣，而充斥了道德判斷。由於中國是“不好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這種跟小孩子“過家家”差不多的邏輯，正越來越成為西方主流媒體報導中國的出發點。
西方原本不是這樣的，從上世紀80年代就風行中國的歐洲啟蒙主義著作，以及一次次現代思想的撞擊，都告訴我們西方曾有多麼豐富多元的思想世界。但“不喜歡中國”把西方搞成了大一統，任何西方國家與中國發生摩擦，歐美主流媒體立刻像眾多機器人受到中控一樣，擺出一手叉腰一手指著中國鼻子的同一個姿勢。
中國沒那麼好，現在中國人自己罵自己，罵得也很來勁。但龐大的、多元的西方突然間喜歡搭著肩膀大合唱，只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國真的“壞透了”，使“那麼好”的西方像傻子一樣只會重複罵中國同一句話。二是西方走火入魔，背叛了他們不斷向發展中國家傳佈的理性。
不得不說的事實是，中國社會在一天天變好，而不是一天天變壞。最近20多年，中國沒在與周邊國家的爭執中放一槍，沒用武力威脅任何小國。中國還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公開宣佈要“和平”崛起的大國。西方不信，中國不能敲著他們的腦袋讓他們信。
西方統治世界的時間太久了，意志開始變得脆弱，心胸也狹小了，他們變得不願意經受任何競爭和挑戰。中國崛起投下的陰影因此越來越長，很多人不想著自己如何站得更高些，承受陽光，而是在陰影裏詛咒中國帶來的寒冷。
過多少年回頭看，西方最可笑的一幕很可能就是對中國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在達賴問題上，西方高度一致；指責中國強硬，它們同樣高度一致。這些一致已經成了西方主流媒體的“逢中國必反”，西方“統一的價值現”抹掉了亞洲大陸極其複雜的是是非非，出現“一根筋”的僵硬，這使西方在亞洲的表現有時就像是鴕鳥：他們只想印證自己的價值觀，卻拒絕看到他們不想看的東西。
西方不應衰落，首先他們的心胸不應衰落。他們應有能力全方位審視中國，包括站在中國人的位置上理解中國人的思想。期待西方能有這樣的彈性和克服力。
2010年9月27日星期一
中國共產黨為何經久不衰”的感觸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何研究都會很快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一個製造了慘劇——上世紀60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1958年至1960年期間人為造成饑荒——的政黨為何仍然能夠掌權，而且沒有受到任何嚴重的威脅？第二個問題是，當今中國似乎更加接近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追逐殘酷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平等主義夢想，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仍自稱“共產黨”呢？
其實，很多國外學者甚至國內學者沒有把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發展的歷史中所產生的所有綜合因素很好的結合起來，尤其是中國特立獨行的信仰觀念。
首先，該文提出了2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的感觸是，當國外的大部分人通過他們國家的媒體，還有曾經經歷過文革並移民到國外的華僑口中瞭解到中國文革的狀態後，第一感覺一定是，中國真是個瘋狂的過度，他們在做什麼？然後想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政府， 一定被全民所憎恨。於是問題就出現：為什麼至今該黨仍然執政？且沒有嚴重的國內威脅？原文中這是一個問題，我把他分為兩個，一是為什麼該黨仍然執政？我也 說不清楚，但是，當戰亂才過去短短20年，民眾需要時間來休養生息，而且，起碼在當時，共產黨雖然有錯誤的決策，但仍不失為民眾所需要和信任的政黨，某些 錯誤的，但並不是為私利的決策，並不比那些好的，但是目的是滿足私利的決策更壞。如此而已。二是為什麼共產黨沒有在國內收到眼中的威脅？這裏原文沒有國內 二字，但是我認為這比較合適，因為除了國內，國外對我國政黨威脅依然很大。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冷戰思維的延續，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共產主義視若猛虎，這個原因也不必細說了，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這裏只談為何沒有在國內收到嚴重的威脅，這裏我不知道他們所指的威 脅來自什麼方面，其實，我認為嚴重的威脅還是有的，不是來自于國民，而是來自於內部，黨的內部，近年來，隨著經濟改 革大潮富裕了越來越多的人群，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群承受著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於是分歧就出現了，社會所帶來的壓力空前的巨大，這些壓力隱藏在黨內，這也算是一黨執政的一個好（壞）處。作為唯一的執政黨，每一個決策都決定著民眾對於該党的信任與否，這些壓力在那些四、五年一換的政黨內部，可能永遠也體會不 到。所以，小心駛得萬年船。
第二個問題，感觸又來了，他們的意思是：這個帶領國家走著資本主義路線的政黨，為何還敢稱自己為共產黨？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了，因為一個屬鴨，一個屬雞，生活環 境不一樣，成長方式不一樣，唯一有所相同的就是，都是從蛋裏孵出來的。有句話叫雞同鴨講，意思大家也明白。不過，還好，人類畢竟還是自稱的高智商動物，有 語言，能翻譯，雖然說外語的對方就算看翻譯後的話也不一定明白你的意思，總比真的雞同鴨講好多了。這裏要說的是，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少信仰的國度，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大家族到區域族，從區域族到姓氏族……總之，中國人在面對不同的對手（事件）的時候，很會將自己應該所處的群體給一個完美的定位。而對於國人來說，老外就相對死板多了，教條主義，凡事循規蹈矩（當然了，也有很多時候不這樣，不然他們怎麼欺負我們？）。從政黨的形成看，應該說政黨屬於宗教的延伸形態，人類最早從宗教信仰中獲得一些能力（當然不是超能力，是自我 安慰的能力），當科學的發展將很多宗教信仰的禁錮打破後，宗教就沒有最早的那種控制人群的力量了，那怎麼辦？那就找一群對理想信念相同的人出來，組建一個 叫做政黨的群體，這個群體脫離了宗教的玄幻色彩，以各種理論上成立的教條來代替宗教掌控社會。於是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因為其一神宗教的影響，爆發戰爭，最終形成了在他們社會中幾種來源於不同宗教下的政黨更替，打仗不是好事，長期打仗更不可能，怎麼辦？那就輪流坐莊好了。好吧，在某些社會實踐家和宗教派別控制下的政黨就披上“民主”的外套開始了人類發展史上最大的忽悠了，起碼忽悠了世界三 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了不起的實驗。中國沒有辦法，從未斷續過的文明，和更替交換的朝代，造就了一神宗教沒有辦法立足的社會，中國的神很多，大家只看傳說， 從傳說中尋找自己的身影，不會從傳說中安排自己的命運，無論是陳勝吳廣揭竿起義還是草鞋匠劉備三分天下，中國人向來只寄希望於自己，為了生活，為了生活的更好，中國人不會去信仰同一個神，今天是如來佛日，那我信如來好了，明天是玉帝日，那我明天信玉帝好了，只要能讓我的生活更好，精神更滿足，那我可以每天換一種信仰。於是，當舶來品“共產主義”到中國，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在國人眼中是沒有沒什麼特別的，所以，當他們詫異的時候，這個特色社會主義，就突然一下走到了他們理解範圍的圈外。
PS：一個題外話，雖然說中國不會去信仰一神宗教，但是中國人絕對信仰民族文化和國家概念，無論是誰當執政黨，對於領土完整，民族和諧的大信仰，卻是永遠的。
其實，很多國外學者甚至國內學者沒有把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發展的歷史中所產生的所有綜合因素很好的結合起來，尤其是中國特立獨行的信仰觀念。
首先，該文提出了2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的感觸是，當國外的大部分人通過他們國家的媒體，還有曾經經歷過文革並移民到國外的華僑口中瞭解到中國文革的狀態後，第一感覺一定是，中國真是個瘋狂的過度，他們在做什麼？然後想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政府， 一定被全民所憎恨。於是問題就出現：為什麼至今該黨仍然執政？且沒有嚴重的國內威脅？原文中這是一個問題，我把他分為兩個，一是為什麼該黨仍然執政？我也 說不清楚，但是，當戰亂才過去短短20年，民眾需要時間來休養生息，而且，起碼在當時，共產黨雖然有錯誤的決策，但仍不失為民眾所需要和信任的政黨，某些 錯誤的，但並不是為私利的決策，並不比那些好的，但是目的是滿足私利的決策更壞。如此而已。二是為什麼共產黨沒有在國內收到眼中的威脅？這裏原文沒有國內 二字，但是我認為這比較合適，因為除了國內，國外對我國政黨威脅依然很大。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冷戰思維的延續，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共產主義視若猛虎，這個原因也不必細說了，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這裏只談為何沒有在國內收到嚴重的威脅，這裏我不知道他們所指的威 脅來自什麼方面，其實，我認為嚴重的威脅還是有的，不是來自于國民，而是來自於內部，黨的內部，近年來，隨著經濟改 革大潮富裕了越來越多的人群，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群承受著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於是分歧就出現了，社會所帶來的壓力空前的巨大，這些壓力隱藏在黨內，這也算是一黨執政的一個好（壞）處。作為唯一的執政黨，每一個決策都決定著民眾對於該党的信任與否，這些壓力在那些四、五年一換的政黨內部，可能永遠也體會不 到。所以，小心駛得萬年船。
第二個問題，感觸又來了，他們的意思是：這個帶領國家走著資本主義路線的政黨，為何還敢稱自己為共產黨？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了，因為一個屬鴨，一個屬雞，生活環 境不一樣，成長方式不一樣，唯一有所相同的就是，都是從蛋裏孵出來的。有句話叫雞同鴨講，意思大家也明白。不過，還好，人類畢竟還是自稱的高智商動物，有 語言，能翻譯，雖然說外語的對方就算看翻譯後的話也不一定明白你的意思，總比真的雞同鴨講好多了。這裏要說的是，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少信仰的國度，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大家族到區域族，從區域族到姓氏族……總之，中國人在面對不同的對手（事件）的時候，很會將自己應該所處的群體給一個完美的定位。而對於國人來說，老外就相對死板多了，教條主義，凡事循規蹈矩（當然了，也有很多時候不這樣，不然他們怎麼欺負我們？）。從政黨的形成看，應該說政黨屬於宗教的延伸形態，人類最早從宗教信仰中獲得一些能力（當然不是超能力，是自我 安慰的能力），當科學的發展將很多宗教信仰的禁錮打破後，宗教就沒有最早的那種控制人群的力量了，那怎麼辦？那就找一群對理想信念相同的人出來，組建一個 叫做政黨的群體，這個群體脫離了宗教的玄幻色彩，以各種理論上成立的教條來代替宗教掌控社會。於是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因為其一神宗教的影響，爆發戰爭，最終形成了在他們社會中幾種來源於不同宗教下的政黨更替，打仗不是好事，長期打仗更不可能，怎麼辦？那就輪流坐莊好了。好吧，在某些社會實踐家和宗教派別控制下的政黨就披上“民主”的外套開始了人類發展史上最大的忽悠了，起碼忽悠了世界三 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了不起的實驗。中國沒有辦法，從未斷續過的文明，和更替交換的朝代，造就了一神宗教沒有辦法立足的社會，中國的神很多，大家只看傳說， 從傳說中尋找自己的身影，不會從傳說中安排自己的命運，無論是陳勝吳廣揭竿起義還是草鞋匠劉備三分天下，中國人向來只寄希望於自己，為了生活，為了生活的更好，中國人不會去信仰同一個神，今天是如來佛日，那我信如來好了，明天是玉帝日，那我明天信玉帝好了，只要能讓我的生活更好，精神更滿足，那我可以每天換一種信仰。於是，當舶來品“共產主義”到中國，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在國人眼中是沒有沒什麼特別的，所以，當他們詫異的時候，這個特色社會主義，就突然一下走到了他們理解範圍的圈外。
PS：一個題外話，雖然說中國不會去信仰一神宗教，但是中國人絕對信仰民族文化和國家概念，無論是誰當執政黨，對於領土完整，民族和諧的大信仰，卻是永遠的。
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
作者：《環球財經》副社長 彭曉光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學術界都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本文僅是一家之言，謹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之所以判斷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是基於一，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二，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物件，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
這個鎖定，標誌著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 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僅僅在幾年 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後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 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可能發生的進程是嚴重缺乏心理準備的；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 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複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 “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 2/3以上，由於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弱。）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願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
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願，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係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聖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著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品質），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意味著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
但是，中美關係的質變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衝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
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 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
極端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係重蹈上世紀英德關係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願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
按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史達林、毛澤東三 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巴契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唯一沒 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森訪華），而後來的幾代中國 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戰略，與此相反，德國、蘇聯後來的失敗，恰恰是俾斯麥、史達林的繼任者背棄了他們的成功戰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國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並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係。
三步曲：英語民族與法德蘇日的博弈
一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
除了對拿破崙法國和二戰後蘇聯的鎖定幾乎毫無懸念外，英語民族其他幾次鎖定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與反復，因為錯誤的鎖定對其霸權而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
一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一戰前，英國擁有世界霸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法國、沙俄同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爭奪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國在工業、海軍和 殖民地爭奪方面也表現的咄咄逼人。最終，英國鎖定了德國，但有一個事件可以證明英國選擇的猶豫反復和艱難：僅僅在一戰爆發前十年，英國還支持日本打敗了 （十年後一戰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國在戰爭中則支持沙俄，德皇差點利用日俄戰爭，通過“畢由克條約”把沙俄拉進自己人的陣營。
二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這次英國面臨的是更為艱難的選擇，美國、蘇聯兩個“幕後”大國實力強大，英日同盟早已解體，張伯倫長期對德國綏靖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在歐洲同德國迎頭相撞，兩敗俱傷，不僅可能使蘇聯紅軍“席捲歐洲”，還可能導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終，英國再次鎖定了德國，並在戰爭中賠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權。
冷戰後美國對“頭號挑戰者”的鎖定：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中國雖然是美國急於“和平演變”的頭號目標，但消化擁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 迎接日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阻止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坐大，使得美國根本無力將目標專注於中國，布希——切尼在2000年大選中猛烈攻擊克林頓給了中國太多的 發展機會，但他們上臺不久，就爆發了911事件，他們設想通過戰爭控制中東、中亞，加強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博弈籌碼，但結果卻是把美國引入了泥潭。
二 組建全球包圍同盟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後，英語民族立刻就啟動組建全球包圍同盟的程式，不惜出讓重大利益，拉攏過去和未來（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對手，這包括聯合德（普）俄組建反法同盟，聯合法俄、法蘇組建反德同盟，二戰後聯合德日組建反蘇同盟等。
顯然，不組建包圍同盟，自己同“頭號挑戰者”迎頭相撞，就不僅必然給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權的機會，甚至自己還有被“頭號挑戰者”打敗的危險，多次成功組建包圍同盟，證明了英語民族是國際政治舞臺上高明的組織者。
三 推動“同盟者”首先走向對抗戰場
僅僅組建包圍同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盟條約可以在一夜之間作廢，英語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緣優勢，把“隔岸觀火”的特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創造 各種條件（包括利用“頭號挑戰者”的錯誤），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對抗的戰場：打敗拿破崙大軍的主力是沙俄，一戰消耗德國陸軍主力的是法國、沙俄， 二戰打垮德國陸軍主力的是蘇聯紅軍，冷戰如果轉化為熱戰，歐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國成為戰場……
英語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於“同盟者”走向同“頭號挑戰者”對抗的戰場，那麼自己不僅存在被打敗的危險，“隔岸觀火”的“同盟者”同樣有取代自己霸權的可能。
四 法德蘇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確實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全球性霸權，但這不是因為什麼“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而是因為法德蘇日都先後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拿破崙在打敗奧地利和普魯士後，如果不入侵沙俄，那麼英法博弈的結果還是難以預料的；俾斯麥通過與沙俄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的安全奠定了穩固的基 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棄成功的“俾斯麥傳統”，那麼兩次世界大戰，即使英美聯合力量也未必能動搖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列寧史達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體 制，使蘇聯成功打敗德國納粹，成功地在同美國霸權博弈中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戈巴契夫的背叛，卻使得蘇聯不戰而敗；同法德蘇不同，日本先後兩次對美國 的軍事和經濟挑戰，都沒有單獨成功的可能。
從歷史中可以發現，在英語民族與其挑戰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決定命運的“力量支點”作用，這對直面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國而言，不無啟示作用。
四個誤區：不願承認中美關係發生質變
對美國捍衛絕對霸權信念的堅定性頑固性和極端敏感性，中國是缺乏體驗的，這就導致了若干認識誤區。
誤區一：即使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綜合國力同美國也有很大差距，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捍衛者的正常思路是這樣的：因為要分散力量面對眾多的大國，所以某個綜合國力弱於自己，但卻在經濟或軍事領域迅速趕超自己的國家，就具備成為了“頭號挑戰者”的要件，如果放任這個國家綜合國力超過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戰的問題，而是霸權轉移的問題。
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的1890年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落後於英國，倫敦城地位高於紐約，皇家海軍遠強于美國海軍，美國陸軍則完全不值一提，美國的科學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歐洲，經濟也呈現出粗放化、山寨化、盜版化特徵，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的幅員也遠小於英國……但是，最終取代英國霸權的還是美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會千方百計阻止其他國家拷貝自己的成功經驗。
誤區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與美國為敵，永不稱霸，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中國目前的政策，確實讓美國鎖定中國更為猶豫並難以凝聚國內共識，但影響美國決定的根本點，還是基本的國力對比變動趨勢。
而且，在國際關係中，“A國不把B國作為主要對手，不等於B國也不把A國作為主要對手”。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把歐洲大陸的法國、沙俄（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國結盟，但這不影響英國把德國作為“頭號挑戰者”加以打擊，因為英國認為，打敗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國將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權地位，而這是英國絕不容許的。
因為沒有清醒認識到被英國鎖定，所以背棄“俾斯麥德俄（蘇）諒解傳統”的德國，犯下了難以挽回的致命戰略錯誤。
同樣，戈巴契夫、葉利欽，也不把美國當做對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以金融戰、北約東擴等一系列手段，幾乎把俄羅斯逼近死角。
誤區三：中美有緊密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又共同面對眾多全球性挑戰，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國家當然對具體的合作利益和解決國際問題高度關注，但捍衛霸權的本能，決定了其更關注其他大國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對比。
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就在於，雖然美國是雙邊關係設定議題的主動一方，但和平發展的中國卻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主動一方，對此我們中國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國人卻並不缺乏敏感。
一戰前英國鎖定德國時，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對法國而結成的歷史傳統友誼，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爾曼同宗，英國的漢諾威王 室來自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英德兩國還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所以，當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向德國宣戰時，德國 上下對此感到無比震驚，痛駡英國是“向親兄弟背後捅刀子的忘恩負義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表現是多麼的幼稚）。
今天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紐帶，恐怕還不能說超過了當年的德英兩國。
誤區四：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皈依”美國，可以阻止美國對中國的鎖定。
如此膚淺的觀點，除了極少數自由派之外，中國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
還有少數人販賣西方的所謂“民主國 家間不相互打仗”的理論，我們以英美關係為例，兩國算得上同文同種，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者眼中，兩國是漸進式自由民主的典範），共同的法系，可美 國獨立戰爭後很快就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並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艦隊）。一戰前的英日 同盟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構成了阻礙，美國軍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對英作戰計畫……
假如不是德國在歐洲心臟地區的迅速崛起，很難想像後來英國會如此“寬容”地對待美國的發展。當然，歷史是沒有假設的。
二戰後，西方世界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戰爭，核武器和反蘇是重要原因，但美國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霸權則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幾乎所有大國都成了美國盟友——當然，按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那無非是“僕從”、“附庸”的代名詞而已。
九個緊迫課題：直面升級的中美博弈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後，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將大大升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雖然美國把美中關係比作英德關係，但除非取得顛覆性軍事技 術突破，美國總體上還是指望像對付蘇聯、日本那樣靠意識形態戰爭和貨幣戰爭擊敗中國，同時美國不會放棄推動其他力量中心走向與中國對抗衝突的第一線，由於 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經濟戰，升級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發生在兩國經濟合作更加深入的情況下，從而給博弈帶來極大的複雜性。
地緣政治軍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羅斯：極而言之，即使美國向俄羅斯做出巨大利益讓步，將俄羅斯納入反華包圍同盟中，美國也根本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先於美國走向同中國的正面對抗。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極大制衡。
歐元區：歐元區在低碳新能源領域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最大，與美國合作針對人民幣進行匯率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為歐元也是美元的攻擊 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激烈的對抗，那麼不管歐元區（德法等大國）如何表態，如何採取象徵性動作，地緣優勢地位決定了歐元區有資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 火”，這也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制約。
印度：一方面，美國西方希望印度的發展能強於中國，否則印度作為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將給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說教帶來很大的難堪（國內某些自 由派學者不顧基本事實，硬要論證印度的發展強於中國，這使他們成了公眾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讓印度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個中國，美國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實將 更難以承受。
美國英國的某些勢力，象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印度走向對抗中國的前線：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對抗，甚至局部戰爭，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箭雙雕的最佳戰略。
同中國競爭是一回事，同中國全面對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損失要遠大於中國），印度以其特有的誇大其辭攻擊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美國西方索要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權益方面依然會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但是，在中美對抗中，主動或被動支援美軍是一回事，在美國居於幕後“隔岸觀火”的情況下，走上同核大國、自己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全面對抗的第一線，對日本而言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對日本而言意味著戰略自殺。
當然，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還將更為擴大和深入，但鳩山內閣的命運讓中日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亞元區的建立，就基本沒有可能。
二 日益多發的周邊地緣衝突與經濟合作資本流動的關係
在金融危機和 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艱難的背景下，支持、挑動日本、韓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同中國的海洋衝突，遲滯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度廣度，阻止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甚至製造 東亞局部激烈的對抗衝突事件，引導亞洲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對美國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戰略選擇，美國“重返亞洲”，美軍提出的“空海一體”作戰理論，都 是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對中國而言，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緊迫課題。
三 美軍可能的顛覆性技術突破
美軍在太空、反導、動能定向能、機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網路資訊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將打破美國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平衡，使美國獲得強行改變國際和平格局的有力籌碼。對此，中國需要高度警惕並力爭在最尖端的軍事技術領域迎頭追趕。
意識形態傳媒
四 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近衛軍：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聖同盟，有著強烈的稱霸世界的宗教天命（當然，他們同盟內部也存在著毫無調和餘地的“終極信仰衝突”），這就需要中華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同樣展現強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加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深深刻在了我們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靈魂深處，即使偶爾被商業社會的慣例所遮掩，在重大命運關頭，這個強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會自動展現出來，對此我們有著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認為，因為沒有西方（基督教）宗教傳統，所以中華文明現在處於“信仰缺失”狀態，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對信仰和宗教的無知（控制美國傳媒的猶太民族顯然更不會同意自由派文人們的這個觀點）。
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終極信仰衝突”的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包容的“天下主義”精神信仰，對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五 “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
通過意識形態傳媒戰爭，象擊敗蘇聯一樣擊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這決定了未來中美博弈，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突出重要地位。
與此同時，全球化、網路化時代，世界各國的輿情都呈現出了“習慣性批判”的特點，這使得全球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對各國而言都更加複雜而難以駕馭。中國的網路輿情“習慣性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痛恨腐敗，二是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對被少數所謂專家歪曲的“韜光養晦”嚴重不滿。對此，我們認為：
首先，從事意識形態傳媒工作的人員，自己要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這個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實資料之上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濟規模與印度接近，是蘇聯的14%，是美國的3%，中國模式60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4倍，俄羅斯的4倍，美國的35%，並可能在10～15年內超過美國，這些基本的事實應該足以讓意識形態傳媒工作者有比較充分的自信。
其次，對廣大群眾和網友們痛恨的腐敗現象，要比較及時地予以處理和回饋，中紀委將網路作為重要的反腐管道，是非常重要及時的。
第三，對中國面臨的某些“戰略困境”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眾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堅定地相信公眾和網友們的水準，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中的大多數。這對防止美國借突發事件離間中國政府和公眾的關係意義重大。
中國在經濟和地緣上的若干“戰略困境”，主要是面對美國形成的（同周邊國家的海權爭議，美國也是公開或暗中插手），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國際 力量對比而不是我們的政策決定的，英語民族和美國又是國際博弈的頂級高手，中美博弈必將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某些被動和困境是不現實 的，我們堅決反對投降主義，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險主義。相對於經濟規模超過歐洲大國和日本的“平靜”，中國經濟規模接近美國的進程將會是特別“不平靜”的， 政府和公眾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戰略困境”不是中國特有的，俄羅斯對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小國的公開挑釁，也沒有太好的應對之策，德國法國建立統一歐洲的宏圖，也時常在幾個中東歐小國 的阻撓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金融戰打擊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國牢牢控制，而且在 同俄羅斯、韓國的領土爭端中束手無策，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現在“淪落”到了美國跟班的地步，以至於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布雷爾是不是美國的哈巴 狗”，布雷爾只能以英國式的自嘲對布希說“喬治，千萬別回答是”。就是超級大國美國，迄今為止，面對遠弱於自己的朝鮮、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公開挑戰，也只能一再尋求國際間妥協的方式加以應對。各國都存在自己的“戰略困境”，這是當今國際關係格局複雜而真實的寫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戰”性質，要求對公眾坦率說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本質。“是鋒芒畢露好，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好？當然是夾著尾巴做人好”，類 似這樣的解讀不僅只能引起公眾的極大不滿，是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還缺乏邏輯常識，因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這個真正正確的 選項被遺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戰術，應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公眾愛國主義的持續攻擊。
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挖空心思攻擊中國制度和愛國主義者的言論，可以采 用一個簡單的“借力打力”戰術：把類似的事件和邏輯反用於美國、印度等所謂“民主大國”身上，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實，對中國和美印等 採取雙重標準，這樣，他們就等於是公開撕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暴露出洋奴媚外、毫無邏輯的本質。
原教旨自由主義者，作為“反面教員”，在持續催生公眾愛國主義情感，破壞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方面，發揮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貨幣金融
六 美國可能的全新金融戰武器
依靠戰勝日本經濟挑戰的貨幣金融戰模式，戰勝中國，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代價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選擇。
但是，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特點，使得美國無法照搬對日貨幣金融戰戰略戰術，這次金融危機，被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創美國西方金融體系的同時，都未能撼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富於創新精神的美國，一定會針對中國模式的特點，設計全新的金融戰武器，而對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跟蹤，也就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緊迫課題。
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與資源環境
七 中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之路的重大意義與巨大困難
轉變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中國模式解決資源環境困境，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中國人要充分認識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 工廠”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難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國西方對此的“切膚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國，歐洲在同中國的戰略對話中，都把 “自主創新”列為單獨的議題），未來10～15年，圍繞著中國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同美國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將大大升級。
中國內政
八 中國模式、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
中國一方面要堅持迄今為止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創新的精神對中國模式進行重大改進和升級，這其中，核心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模式以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
加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人民生活的有尊嚴，讓內需有效啟動，讓中國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的關鍵，也是成功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
美國內政
九 美國模式與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
被中國自由主義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質上不過是“資本控制國家”模式而已，黃光裕被判刑後，在美國一個大型網路論壇上出現了這些有趣的議論（大意）：
“什麼，如果這樣的人被判刑，那美國的一多半資本家和政客都該坐牢。”
“可惜這位中國首富生錯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國，肯定會被捧為金融天才。”
“還可能被任命為政府主管，獲得自由勳章。”
“這至少說明中國的法律敢對首富判刑，在美國，官員和法官不過是富豪的門童。”
“美國的富豪和官員們，看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唱起愛國歌曲《我自豪我是一個美國人》”
……
這種激烈情緒的背後，不僅僅折射出美國社會普通大眾與大資本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錯綜複雜的社會族群矛盾（傳統白人社會、猶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的演進，對美國模式、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對華關係的影響，是一個緊迫又容易被忽視的重大課題。
質變、博弈後的中美關係重建
中美關係再平衡的重建，將主要基於以下因素，一是中國成功頂住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及貨幣金融領域的進攻，沒有重蹈蘇聯日本的覆轍；二是由於俄羅斯、 歐元區因為地緣優勢可以“隔岸觀火”，美國升級中美博弈受到極大制約，根本不敢同中國走向全面軍事經濟對抗之路；三是由於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重蹈法國德 國的歷史覆轍，導致美國無力推動中國周邊大國直接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
隨著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接近，中美關係將可能迎來一個拐點，即美國認識到繼續升級博弈將極大損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這時中美關係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穩定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對這樣的前景，我們目前抱謹慎樂觀的期待。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學術界都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本文僅是一家之言，謹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之所以判斷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是基於一，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二，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物件，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
這個鎖定，標誌著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 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僅僅在幾年 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後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 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可能發生的進程是嚴重缺乏心理準備的；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 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複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 “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 2/3以上，由於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弱。）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願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
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願，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係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聖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著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品質），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意味著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
但是，中美關係的質變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衝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
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 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
極端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係重蹈上世紀英德關係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願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
按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史達林、毛澤東三 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巴契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唯一沒 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森訪華），而後來的幾代中國 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戰略，與此相反，德國、蘇聯後來的失敗，恰恰是俾斯麥、史達林的繼任者背棄了他們的成功戰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國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並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係。
三步曲：英語民族與法德蘇日的博弈
一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
除了對拿破崙法國和二戰後蘇聯的鎖定幾乎毫無懸念外，英語民族其他幾次鎖定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與反復，因為錯誤的鎖定對其霸權而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
一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一戰前，英國擁有世界霸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法國、沙俄同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爭奪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國在工業、海軍和 殖民地爭奪方面也表現的咄咄逼人。最終，英國鎖定了德國，但有一個事件可以證明英國選擇的猶豫反復和艱難：僅僅在一戰爆發前十年，英國還支持日本打敗了 （十年後一戰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國在戰爭中則支持沙俄，德皇差點利用日俄戰爭，通過“畢由克條約”把沙俄拉進自己人的陣營。
二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這次英國面臨的是更為艱難的選擇，美國、蘇聯兩個“幕後”大國實力強大，英日同盟早已解體，張伯倫長期對德國綏靖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在歐洲同德國迎頭相撞，兩敗俱傷，不僅可能使蘇聯紅軍“席捲歐洲”，還可能導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終，英國再次鎖定了德國，並在戰爭中賠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權。
冷戰後美國對“頭號挑戰者”的鎖定：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中國雖然是美國急於“和平演變”的頭號目標，但消化擁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 迎接日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阻止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坐大，使得美國根本無力將目標專注於中國，布希——切尼在2000年大選中猛烈攻擊克林頓給了中國太多的 發展機會，但他們上臺不久，就爆發了911事件，他們設想通過戰爭控制中東、中亞，加強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博弈籌碼，但結果卻是把美國引入了泥潭。
二 組建全球包圍同盟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後，英語民族立刻就啟動組建全球包圍同盟的程式，不惜出讓重大利益，拉攏過去和未來（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對手，這包括聯合德（普）俄組建反法同盟，聯合法俄、法蘇組建反德同盟，二戰後聯合德日組建反蘇同盟等。
顯然，不組建包圍同盟，自己同“頭號挑戰者”迎頭相撞，就不僅必然給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權的機會，甚至自己還有被“頭號挑戰者”打敗的危險，多次成功組建包圍同盟，證明了英語民族是國際政治舞臺上高明的組織者。
三 推動“同盟者”首先走向對抗戰場
僅僅組建包圍同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盟條約可以在一夜之間作廢，英語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緣優勢，把“隔岸觀火”的特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創造 各種條件（包括利用“頭號挑戰者”的錯誤），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對抗的戰場：打敗拿破崙大軍的主力是沙俄，一戰消耗德國陸軍主力的是法國、沙俄， 二戰打垮德國陸軍主力的是蘇聯紅軍，冷戰如果轉化為熱戰，歐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國成為戰場……
英語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於“同盟者”走向同“頭號挑戰者”對抗的戰場，那麼自己不僅存在被打敗的危險，“隔岸觀火”的“同盟者”同樣有取代自己霸權的可能。
四 法德蘇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確實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全球性霸權，但這不是因為什麼“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而是因為法德蘇日都先後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拿破崙在打敗奧地利和普魯士後，如果不入侵沙俄，那麼英法博弈的結果還是難以預料的；俾斯麥通過與沙俄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的安全奠定了穩固的基 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棄成功的“俾斯麥傳統”，那麼兩次世界大戰，即使英美聯合力量也未必能動搖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列寧史達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體 制，使蘇聯成功打敗德國納粹，成功地在同美國霸權博弈中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戈巴契夫的背叛，卻使得蘇聯不戰而敗；同法德蘇不同，日本先後兩次對美國 的軍事和經濟挑戰，都沒有單獨成功的可能。
從歷史中可以發現，在英語民族與其挑戰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決定命運的“力量支點”作用，這對直面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國而言，不無啟示作用。
四個誤區：不願承認中美關係發生質變
對美國捍衛絕對霸權信念的堅定性頑固性和極端敏感性，中國是缺乏體驗的，這就導致了若干認識誤區。
誤區一：即使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綜合國力同美國也有很大差距，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捍衛者的正常思路是這樣的：因為要分散力量面對眾多的大國，所以某個綜合國力弱於自己，但卻在經濟或軍事領域迅速趕超自己的國家，就具備成為了“頭號挑戰者”的要件，如果放任這個國家綜合國力超過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戰的問題，而是霸權轉移的問題。
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的1890年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落後於英國，倫敦城地位高於紐約，皇家海軍遠強于美國海軍，美國陸軍則完全不值一提，美國的科學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歐洲，經濟也呈現出粗放化、山寨化、盜版化特徵，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的幅員也遠小於英國……但是，最終取代英國霸權的還是美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會千方百計阻止其他國家拷貝自己的成功經驗。
誤區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與美國為敵，永不稱霸，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中國目前的政策，確實讓美國鎖定中國更為猶豫並難以凝聚國內共識，但影響美國決定的根本點，還是基本的國力對比變動趨勢。
而且，在國際關係中，“A國不把B國作為主要對手，不等於B國也不把A國作為主要對手”。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把歐洲大陸的法國、沙俄（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國結盟，但這不影響英國把德國作為“頭號挑戰者”加以打擊，因為英國認為，打敗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國將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權地位，而這是英國絕不容許的。
因為沒有清醒認識到被英國鎖定，所以背棄“俾斯麥德俄（蘇）諒解傳統”的德國，犯下了難以挽回的致命戰略錯誤。
同樣，戈巴契夫、葉利欽，也不把美國當做對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以金融戰、北約東擴等一系列手段，幾乎把俄羅斯逼近死角。
誤區三：中美有緊密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又共同面對眾多全球性挑戰，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國家當然對具體的合作利益和解決國際問題高度關注，但捍衛霸權的本能，決定了其更關注其他大國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對比。
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就在於，雖然美國是雙邊關係設定議題的主動一方，但和平發展的中國卻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主動一方，對此我們中國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國人卻並不缺乏敏感。
一戰前英國鎖定德國時，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對法國而結成的歷史傳統友誼，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爾曼同宗，英國的漢諾威王 室來自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英德兩國還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所以，當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向德國宣戰時，德國 上下對此感到無比震驚，痛駡英國是“向親兄弟背後捅刀子的忘恩負義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表現是多麼的幼稚）。
今天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紐帶，恐怕還不能說超過了當年的德英兩國。
誤區四：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皈依”美國，可以阻止美國對中國的鎖定。
如此膚淺的觀點，除了極少數自由派之外，中國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
還有少數人販賣西方的所謂“民主國 家間不相互打仗”的理論，我們以英美關係為例，兩國算得上同文同種，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者眼中，兩國是漸進式自由民主的典範），共同的法系，可美 國獨立戰爭後很快就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並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艦隊）。一戰前的英日 同盟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構成了阻礙，美國軍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對英作戰計畫……
假如不是德國在歐洲心臟地區的迅速崛起，很難想像後來英國會如此“寬容”地對待美國的發展。當然，歷史是沒有假設的。
二戰後，西方世界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戰爭，核武器和反蘇是重要原因，但美國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霸權則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幾乎所有大國都成了美國盟友——當然，按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那無非是“僕從”、“附庸”的代名詞而已。
九個緊迫課題：直面升級的中美博弈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後，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將大大升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雖然美國把美中關係比作英德關係，但除非取得顛覆性軍事技 術突破，美國總體上還是指望像對付蘇聯、日本那樣靠意識形態戰爭和貨幣戰爭擊敗中國，同時美國不會放棄推動其他力量中心走向與中國對抗衝突的第一線，由於 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經濟戰，升級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發生在兩國經濟合作更加深入的情況下，從而給博弈帶來極大的複雜性。
地緣政治軍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羅斯：極而言之，即使美國向俄羅斯做出巨大利益讓步，將俄羅斯納入反華包圍同盟中，美國也根本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先於美國走向同中國的正面對抗。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極大制衡。
歐元區：歐元區在低碳新能源領域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最大，與美國合作針對人民幣進行匯率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為歐元也是美元的攻擊 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激烈的對抗，那麼不管歐元區（德法等大國）如何表態，如何採取象徵性動作，地緣優勢地位決定了歐元區有資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 火”，這也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制約。
印度：一方面，美國西方希望印度的發展能強於中國，否則印度作為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將給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說教帶來很大的難堪（國內某些自 由派學者不顧基本事實，硬要論證印度的發展強於中國，這使他們成了公眾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讓印度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個中國，美國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實將 更難以承受。
美國英國的某些勢力，象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印度走向對抗中國的前線：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對抗，甚至局部戰爭，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箭雙雕的最佳戰略。
同中國競爭是一回事，同中國全面對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損失要遠大於中國），印度以其特有的誇大其辭攻擊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美國西方索要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權益方面依然會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但是，在中美對抗中，主動或被動支援美軍是一回事，在美國居於幕後“隔岸觀火”的情況下，走上同核大國、自己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全面對抗的第一線，對日本而言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對日本而言意味著戰略自殺。
當然，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還將更為擴大和深入，但鳩山內閣的命運讓中日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亞元區的建立，就基本沒有可能。
二 日益多發的周邊地緣衝突與經濟合作資本流動的關係
在金融危機和 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艱難的背景下，支持、挑動日本、韓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同中國的海洋衝突，遲滯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度廣度，阻止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甚至製造 東亞局部激烈的對抗衝突事件，引導亞洲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對美國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戰略選擇，美國“重返亞洲”，美軍提出的“空海一體”作戰理論，都 是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對中國而言，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緊迫課題。
三 美軍可能的顛覆性技術突破
美軍在太空、反導、動能定向能、機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網路資訊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將打破美國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平衡，使美國獲得強行改變國際和平格局的有力籌碼。對此，中國需要高度警惕並力爭在最尖端的軍事技術領域迎頭追趕。
意識形態傳媒
四 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近衛軍：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聖同盟，有著強烈的稱霸世界的宗教天命（當然，他們同盟內部也存在著毫無調和餘地的“終極信仰衝突”），這就需要中華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同樣展現強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加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深深刻在了我們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靈魂深處，即使偶爾被商業社會的慣例所遮掩，在重大命運關頭，這個強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會自動展現出來，對此我們有著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認為，因為沒有西方（基督教）宗教傳統，所以中華文明現在處於“信仰缺失”狀態，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對信仰和宗教的無知（控制美國傳媒的猶太民族顯然更不會同意自由派文人們的這個觀點）。
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終極信仰衝突”的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包容的“天下主義”精神信仰，對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五 “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
通過意識形態傳媒戰爭，象擊敗蘇聯一樣擊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這決定了未來中美博弈，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突出重要地位。
與此同時，全球化、網路化時代，世界各國的輿情都呈現出了“習慣性批判”的特點，這使得全球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對各國而言都更加複雜而難以駕馭。中國的網路輿情“習慣性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痛恨腐敗，二是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對被少數所謂專家歪曲的“韜光養晦”嚴重不滿。對此，我們認為：
首先，從事意識形態傳媒工作的人員，自己要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這個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實資料之上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濟規模與印度接近，是蘇聯的14%，是美國的3%，中國模式60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4倍，俄羅斯的4倍，美國的35%，並可能在10～15年內超過美國，這些基本的事實應該足以讓意識形態傳媒工作者有比較充分的自信。
其次，對廣大群眾和網友們痛恨的腐敗現象，要比較及時地予以處理和回饋，中紀委將網路作為重要的反腐管道，是非常重要及時的。
第三，對中國面臨的某些“戰略困境”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眾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堅定地相信公眾和網友們的水準，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中的大多數。這對防止美國借突發事件離間中國政府和公眾的關係意義重大。
中國在經濟和地緣上的若干“戰略困境”，主要是面對美國形成的（同周邊國家的海權爭議，美國也是公開或暗中插手），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國際 力量對比而不是我們的政策決定的，英語民族和美國又是國際博弈的頂級高手，中美博弈必將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某些被動和困境是不現實 的，我們堅決反對投降主義，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險主義。相對於經濟規模超過歐洲大國和日本的“平靜”，中國經濟規模接近美國的進程將會是特別“不平靜”的， 政府和公眾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戰略困境”不是中國特有的，俄羅斯對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小國的公開挑釁，也沒有太好的應對之策，德國法國建立統一歐洲的宏圖，也時常在幾個中東歐小國 的阻撓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金融戰打擊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國牢牢控制，而且在 同俄羅斯、韓國的領土爭端中束手無策，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現在“淪落”到了美國跟班的地步，以至於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布雷爾是不是美國的哈巴 狗”，布雷爾只能以英國式的自嘲對布希說“喬治，千萬別回答是”。就是超級大國美國，迄今為止，面對遠弱於自己的朝鮮、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公開挑戰，也只能一再尋求國際間妥協的方式加以應對。各國都存在自己的“戰略困境”，這是當今國際關係格局複雜而真實的寫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戰”性質，要求對公眾坦率說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本質。“是鋒芒畢露好，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好？當然是夾著尾巴做人好”，類 似這樣的解讀不僅只能引起公眾的極大不滿，是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還缺乏邏輯常識，因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這個真正正確的 選項被遺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戰術，應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公眾愛國主義的持續攻擊。
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挖空心思攻擊中國制度和愛國主義者的言論，可以采 用一個簡單的“借力打力”戰術：把類似的事件和邏輯反用於美國、印度等所謂“民主大國”身上，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實，對中國和美印等 採取雙重標準，這樣，他們就等於是公開撕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暴露出洋奴媚外、毫無邏輯的本質。
原教旨自由主義者，作為“反面教員”，在持續催生公眾愛國主義情感，破壞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方面，發揮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貨幣金融
六 美國可能的全新金融戰武器
依靠戰勝日本經濟挑戰的貨幣金融戰模式，戰勝中國，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代價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選擇。
但是，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特點，使得美國無法照搬對日貨幣金融戰戰略戰術，這次金融危機，被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創美國西方金融體系的同時，都未能撼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富於創新精神的美國，一定會針對中國模式的特點，設計全新的金融戰武器，而對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跟蹤，也就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緊迫課題。
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與資源環境
七 中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之路的重大意義與巨大困難
轉變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中國模式解決資源環境困境，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中國人要充分認識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 工廠”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難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國西方對此的“切膚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國，歐洲在同中國的戰略對話中，都把 “自主創新”列為單獨的議題），未來10～15年，圍繞著中國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同美國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將大大升級。
中國內政
八 中國模式、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
中國一方面要堅持迄今為止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創新的精神對中國模式進行重大改進和升級，這其中，核心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模式以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
加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人民生活的有尊嚴，讓內需有效啟動，讓中國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的關鍵，也是成功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
美國內政
九 美國模式與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
被中國自由主義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質上不過是“資本控制國家”模式而已，黃光裕被判刑後，在美國一個大型網路論壇上出現了這些有趣的議論（大意）：
“什麼，如果這樣的人被判刑，那美國的一多半資本家和政客都該坐牢。”
“可惜這位中國首富生錯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國，肯定會被捧為金融天才。”
“還可能被任命為政府主管，獲得自由勳章。”
“這至少說明中國的法律敢對首富判刑，在美國，官員和法官不過是富豪的門童。”
“美國的富豪和官員們，看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唱起愛國歌曲《我自豪我是一個美國人》”
……
這種激烈情緒的背後，不僅僅折射出美國社會普通大眾與大資本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錯綜複雜的社會族群矛盾（傳統白人社會、猶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的演進，對美國模式、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對華關係的影響，是一個緊迫又容易被忽視的重大課題。
質變、博弈後的中美關係重建
中美關係再平衡的重建，將主要基於以下因素，一是中國成功頂住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及貨幣金融領域的進攻，沒有重蹈蘇聯日本的覆轍；二是由於俄羅斯、 歐元區因為地緣優勢可以“隔岸觀火”，美國升級中美博弈受到極大制約，根本不敢同中國走向全面軍事經濟對抗之路；三是由於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重蹈法國德 國的歷史覆轍，導致美國無力推動中國周邊大國直接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
隨著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接近，中美關係將可能迎來一個拐點，即美國認識到繼續升級博弈將極大損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這時中美關係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穩定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對這樣的前景，我們目前抱謹慎樂觀的期待。
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
美國要壟斷“綠色話語權” 歐洲想成為“下一個中東” 中國新能源攻略遭歐美算計
美國要壟斷“綠色話語權” 歐洲想成為“下一個中東”
中國新能源攻略遭歐美算計
長達5800頁的申訴書，對於起草者和閱讀者來說都是一個高強度的體力活。然而，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提交這“本”申訴書的時候卻一點都不嫌麻煩，他們 要告的是中國支持本國清潔能源的“保護主義及掠奪性措施”。這種做法的狠毒之處在於，美國看到了清潔能源的極端重要性。清潔能源寄託著美國領導21世紀世界經濟的夢想，寄託著歐洲成為“新中東”的夢想，更寄託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崛 起的夢想。誰美夢成真，誰就能佔據未來世界的制高點。近來，掌握新能源核心技術的歐美發現中國相關產品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於是針對中國的新能源圍剿開始 了。用一位瑞典學者的話說，在對華新能源問題上，歐洲是偽君子，美國是真小人，他們的目的是壓住中國，爭搶世界的制高點。
中美歐上演“新能源三國演義”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9月9日正式向美國貿易代表署提交長達5800頁的申訴書，指控中國的非法貿易措施威脅美國的清潔能源產業，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以撥給土地、低息貸款和數種其他措施補貼業者。申訴書指控中國政府為了主宰全球清 潔能源產業，巨額補貼協助中國公司擴展其風力發電渦輪機、太陽能板、核能電廠和其他清潔能源設備的世界市場佔有率，並且歧視外國企業和產品、限制外國公司 獲得重要原料的途徑，結果是中國清潔能源業者成為全球龍頭，美國和歐洲業者則陷入財務困境，紛紛裁員。美國鋼鐵工人工會主席吉拉德表示，“綠色就業攸關美國的未來，中國無所不用其極謀求控制這個產業，美國製造業付不起繼續讓步的代價。”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明顯有意將本案訴諸選民，考驗奧巴馬， 因為奧巴馬鼓勵美國人要有自己的清潔能源產業。“領先世界清潔能源的國家將領導21世紀的世界經濟，美國必定是那個國家！”美國奧巴馬總統今年1月27日 在上任後首次國情咨文中，發誓要全力以赴地發展清潔能源。其實，自奧巴馬上任以來，一直尋求新能源的主導權。《2009年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規定投入 433.5億美元用於開發清潔高效能源，強調新能源產業在促進國家能源獨立的同時，蘊涵著巨大的就業機會和經濟結構調整潛力。2009年9月，《美國創新 戰略》將新能源技術開發和應用列為國家未來發展的重點領域，美國計畫在未來10年內大力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全面提升美國在全球新能源產業中的競爭力。
“綠色經濟”的發源地歐洲自然也不甘落後。2007年，歐盟委員會提出的一攬子能源計畫，把低碳經濟確立為未來發展方向。歐盟能源委員皮耶巴爾格斯指出，歐盟新能源戰略將在歐洲引發一場“新的工業革命”。2009年3月，歐盟宣佈，在2013年前出資1050億歐元支持“綠色經濟”，保持歐盟在低碳產業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
中國在新能源方面起步晚，但走得最快。“中國可再生能源業也成為全球主導。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量已領先全球，大部分都出口到國外。至於風能，中國 2009年的風電裝機新增容量也居全球榜首。但是，中國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威猛也不足為奇。2009年，中國在清潔能源上投資346億美元，使其成為全球第 一大可再生能源投資國。”美國《赫芬頓郵報》這樣評價中國新能源的發展速度。
瑞典環境與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索德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當前石化能源等傳統資源日益匱乏的局面下，新的能源技術將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這使得新能源技術就好比兩軍爭奪的高地，誰佔有它，誰就掌握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殺手鐧。因此，圍繞新能源技術，國與國之間的態勢不可能是合作，只能是競爭。這種情況既體現在歐美這對傳統盟友之間，更體現在歐中、美中這樣的非盟友之間。
“對於中美歐這場競爭，歐美的優勢遠大於中國。”德國柏林能源政策問題專家維海恩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中國能源網CEO韓曉平也表示，目前，新能源領域的多數核心技術都掌握在歐美手中，風電領域主要由歐洲主導，而太陽能則是日本和德國。另外，美國是要用低碳來嚇唬其他國家，爭奪“綠色環保”世界話語權。維海恩說，在綠色經濟的發展及碳排放總量與交易等制度、體制構建上，歐洲已取得領先地位，掌握大量先進技術。
索德林說，對歐洲而言，最理想的局面就是成為“下一個中東”，即壟斷性地掌握新能源的研發，其 他國家只能無條件地購買，卻不擁有任何超越歐洲的新技術，這樣歐洲就能像現在的中東出口大量原油一樣，自己賺得盆滿缽滿。退而求其次，也是歐洲在新能源技 術領域佔據領先地位，並可依賴這一優勢制定行業標準，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只能依附歐洲，而不是成為歐洲的對手。事實上，美國也有與歐洲類似的想法。而歐美最 不能接受的結果，就是歐美中三方在新能源領域上演“三國演義”，因為現實的發展態勢已經證明，以中國的發展潛力及優勢，所謂的“三國演義”只會是暫時的， 結局將是中國實現“天下一統”。所以歐美便形成這樣一個共識，不允許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方面取得先機，必須把中國這一領域的發展苗頭扼殺在搖籃狀態。
中國新能源業成眾矢之的
隨著經濟和就業成為美國中期選舉的主題，有關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的這份申訴書已經引起了各方關注。聯合了9家工會組織的美國藍綠聯盟說：“美國延遲行動的每一天就是中國利用清潔能源生產創造機會的每一天。”
無獨有偶，近來歐美新能源企業紛紛將大棒掄向中國。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製造商德國Q-CellsSE關閉了數條生產線，美國加州最大的太陽能生產企 業SunPower正在失去市場份額。這些公司陸續向當地政府呼籲重視中國太陽能企業“低價搶單”狀況，Q-CellsSE的總裁甚至指責，中國商品的價 格處於“傾銷的邊緣”。德國太陽能生產商Conergy公司欲聯合其他同行，向德國政府和歐委會申請對中國產太陽能電池板進行反傾銷調查。
不過，這些做法並未得到一致認同。《紐約時報》15日就認為，美國科技和高科技所追求的利潤應該在供應鏈的開端，例如美國公司利用低成本太陽能或者矽科技獲得利潤。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邁克爾•萊維說：“的確，如果美國堅持太陽能產業價值鏈的每一部分都放在美國，結果可能不是增加就業，而是減少就業。同時，太陽能成本還會居高不下，這會影響整個太陽能市場，同時也影響矽科技行業。”
中國國家發改委能源所研究員宋武成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新能源補貼是一個全球共同性的問題。由於新能源是新興產業，如果政府對其不加以扶持，就難以 發展起來，不過這種扶持需要在WTO規則下進行。歐美對新能源的補貼力度更大，為了爭奪全球產業的戰略制高點，歐美不惜在新能源發展上採取雙重標準。在新 能源產業政策上，“中國是百分之百遵守WTO規則的，是經得起檢驗的”。
中國，新能源企業的風向標
中國新能源發展一直是各國關注的焦點。德國《星期五週刊》最近就撰文指出，“世界已經習慣於把中國稱為污染環境的罪魁禍首。但今後幾個月，中國有可能 成為人們廣為談論的‘世界第一個綠色超級大國’。下一個10年，中國將有1.4萬億至4.5萬億元人民幣流向新能源。”法新社19日稱，中國成為外國清潔 能源科技公司風向標。北京承 諾未來十年將投資7380億美元用於開發清潔能源，以達到2020年清潔能源占能源總消耗15%的目標。中國的龐大市場、雄厚資金以及清潔科技優惠政策正 在吸引越來越多在本國面臨資金困境的外國公司。分析人士指出，去年，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之前，北京承諾將在2020年削減碳排放量40%至50%，這 已經成為外國公司的風向標。
但是，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新能源產業有60%-70%的技術需要進口，一些核心技術依然掌握在西方手中。”國 家發改委能源所研究員宋武成說。早在去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期間，歐洲就有多家媒體稱，正是由於歐美並不甘心把新能源技術轉讓給發展中國家，所以才使得 大會沒有實現預期的目標。其中丹麥最大報紙《政治報》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對歐洲而言，如果解決了氣候變化問題，那麼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獲得新能源技術後，它們就會跑到前面，使歐洲徹底淪為世界三流。
中國的減排力度如此之大，對綠色能源產業投入如此之多，為何西方還要跟中國過不去？“讓我來告訴你為什麼中國怎麼做，歐美都不滿意的原因”，英國環境研究機構廷道爾中心氣候變化及能源項目副組長吉姆• 沃特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因為歐美很希望能在這個世紀借助經濟實力和在環保科技上的發達程度，來領導世界，因此對於中國，“這些歐洲國家總希望以一個批評者的姿態出現”。
“歐美對中國試探多於合作”
瑞典環境與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索德林說，在新能源問題上，歐洲對待中國時只能當一個偽君子，即一方面要求中國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上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又 捂著手中的先進技術不願意提供給中國；但美國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真小人，他們警惕乃至遏制中國的目的很簡單，就是不願意中國搶佔清潔能源未來的制高點，從 而在戰略態勢上壓制住美國。
西方也有學者提出，為遏制中國發展，可以效仿美國當年的“星球大戰”計畫，在研發新能源技術方面拖垮中國。但歐美多數人卻擔心“偷雞不成蝕把米”，因 為中國已經在過去30年裏做出了讓西方不可想像的成就，而給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方面的機會，或許走得最快的將是中國，而不是歐美。索德林說，為此，“歐美目 前對中國試探多於合作”，即他們想知道，中國發展新能源技術的決心有多大、基礎又如何。他說，迄今為止，歐美對中國新能源核心技術轉讓方面，幾乎可以忽略為零。在核能、海洋能等方面，歐美不僅對中國設置了多重障礙，而且在中國研發這類能源時，還往往會冠以“用於軍事”等藉口，制約中國發展。所以，中國在新能源核心技術領域指望外來幫助基本沒有可能，因為這樣的合作連在歐美之間都不存在，最終只能是中國自己自力更生。
宋武成說，清潔能源產業將是21世紀競爭的關鍵，美歐一方面對自己的新能源產業實施保護和補貼，牢牢地控制著新 能源領域的核心技術，在同中國的合作中防範中國。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想要擠進中國市場，並指責中國對新能源產業實施保護。因此只有堅持自主研發才不會受制於 西方國家。
中國新能源攻略遭歐美算計
長達5800頁的申訴書，對於起草者和閱讀者來說都是一個高強度的體力活。然而，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提交這“本”申訴書的時候卻一點都不嫌麻煩，他們 要告的是中國支持本國清潔能源的“保護主義及掠奪性措施”。這種做法的狠毒之處在於，美國看到了清潔能源的極端重要性。清潔能源寄託著美國領導21世紀世界經濟的夢想，寄託著歐洲成為“新中東”的夢想，更寄託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崛 起的夢想。誰美夢成真，誰就能佔據未來世界的制高點。近來，掌握新能源核心技術的歐美發現中國相關產品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於是針對中國的新能源圍剿開始 了。用一位瑞典學者的話說，在對華新能源問題上，歐洲是偽君子，美國是真小人，他們的目的是壓住中國，爭搶世界的制高點。
中美歐上演“新能源三國演義”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9月9日正式向美國貿易代表署提交長達5800頁的申訴書，指控中國的非法貿易措施威脅美國的清潔能源產業，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以撥給土地、低息貸款和數種其他措施補貼業者。申訴書指控中國政府為了主宰全球清 潔能源產業，巨額補貼協助中國公司擴展其風力發電渦輪機、太陽能板、核能電廠和其他清潔能源設備的世界市場佔有率，並且歧視外國企業和產品、限制外國公司 獲得重要原料的途徑，結果是中國清潔能源業者成為全球龍頭，美國和歐洲業者則陷入財務困境，紛紛裁員。美國鋼鐵工人工會主席吉拉德表示，“綠色就業攸關美國的未來，中國無所不用其極謀求控制這個產業，美國製造業付不起繼續讓步的代價。”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明顯有意將本案訴諸選民，考驗奧巴馬， 因為奧巴馬鼓勵美國人要有自己的清潔能源產業。“領先世界清潔能源的國家將領導21世紀的世界經濟，美國必定是那個國家！”美國奧巴馬總統今年1月27日 在上任後首次國情咨文中，發誓要全力以赴地發展清潔能源。其實，自奧巴馬上任以來，一直尋求新能源的主導權。《2009年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規定投入 433.5億美元用於開發清潔高效能源，強調新能源產業在促進國家能源獨立的同時，蘊涵著巨大的就業機會和經濟結構調整潛力。2009年9月，《美國創新 戰略》將新能源技術開發和應用列為國家未來發展的重點領域，美國計畫在未來10年內大力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全面提升美國在全球新能源產業中的競爭力。
“綠色經濟”的發源地歐洲自然也不甘落後。2007年，歐盟委員會提出的一攬子能源計畫，把低碳經濟確立為未來發展方向。歐盟能源委員皮耶巴爾格斯指出，歐盟新能源戰略將在歐洲引發一場“新的工業革命”。2009年3月，歐盟宣佈，在2013年前出資1050億歐元支持“綠色經濟”，保持歐盟在低碳產業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
中國在新能源方面起步晚，但走得最快。“中國可再生能源業也成為全球主導。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量已領先全球，大部分都出口到國外。至於風能，中國 2009年的風電裝機新增容量也居全球榜首。但是，中國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威猛也不足為奇。2009年，中國在清潔能源上投資346億美元，使其成為全球第 一大可再生能源投資國。”美國《赫芬頓郵報》這樣評價中國新能源的發展速度。
瑞典環境與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索德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當前石化能源等傳統資源日益匱乏的局面下，新的能源技術將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這使得新能源技術就好比兩軍爭奪的高地，誰佔有它，誰就掌握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殺手鐧。因此，圍繞新能源技術，國與國之間的態勢不可能是合作，只能是競爭。這種情況既體現在歐美這對傳統盟友之間，更體現在歐中、美中這樣的非盟友之間。
“對於中美歐這場競爭，歐美的優勢遠大於中國。”德國柏林能源政策問題專家維海恩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中國能源網CEO韓曉平也表示，目前，新能源領域的多數核心技術都掌握在歐美手中，風電領域主要由歐洲主導，而太陽能則是日本和德國。另外，美國是要用低碳來嚇唬其他國家，爭奪“綠色環保”世界話語權。維海恩說，在綠色經濟的發展及碳排放總量與交易等制度、體制構建上，歐洲已取得領先地位，掌握大量先進技術。
索德林說，對歐洲而言，最理想的局面就是成為“下一個中東”，即壟斷性地掌握新能源的研發，其 他國家只能無條件地購買，卻不擁有任何超越歐洲的新技術，這樣歐洲就能像現在的中東出口大量原油一樣，自己賺得盆滿缽滿。退而求其次，也是歐洲在新能源技 術領域佔據領先地位，並可依賴這一優勢制定行業標準，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只能依附歐洲，而不是成為歐洲的對手。事實上，美國也有與歐洲類似的想法。而歐美最 不能接受的結果，就是歐美中三方在新能源領域上演“三國演義”，因為現實的發展態勢已經證明，以中國的發展潛力及優勢，所謂的“三國演義”只會是暫時的， 結局將是中國實現“天下一統”。所以歐美便形成這樣一個共識，不允許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方面取得先機，必須把中國這一領域的發展苗頭扼殺在搖籃狀態。
中國新能源業成眾矢之的
隨著經濟和就業成為美國中期選舉的主題，有關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的這份申訴書已經引起了各方關注。聯合了9家工會組織的美國藍綠聯盟說：“美國延遲行動的每一天就是中國利用清潔能源生產創造機會的每一天。”
無獨有偶，近來歐美新能源企業紛紛將大棒掄向中國。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製造商德國Q-CellsSE關閉了數條生產線，美國加州最大的太陽能生產企 業SunPower正在失去市場份額。這些公司陸續向當地政府呼籲重視中國太陽能企業“低價搶單”狀況，Q-CellsSE的總裁甚至指責，中國商品的價 格處於“傾銷的邊緣”。德國太陽能生產商Conergy公司欲聯合其他同行，向德國政府和歐委會申請對中國產太陽能電池板進行反傾銷調查。
不過，這些做法並未得到一致認同。《紐約時報》15日就認為，美國科技和高科技所追求的利潤應該在供應鏈的開端，例如美國公司利用低成本太陽能或者矽科技獲得利潤。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邁克爾•萊維說：“的確，如果美國堅持太陽能產業價值鏈的每一部分都放在美國，結果可能不是增加就業，而是減少就業。同時，太陽能成本還會居高不下，這會影響整個太陽能市場，同時也影響矽科技行業。”
中國國家發改委能源所研究員宋武成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新能源補貼是一個全球共同性的問題。由於新能源是新興產業，如果政府對其不加以扶持，就難以 發展起來，不過這種扶持需要在WTO規則下進行。歐美對新能源的補貼力度更大，為了爭奪全球產業的戰略制高點，歐美不惜在新能源發展上採取雙重標準。在新 能源產業政策上，“中國是百分之百遵守WTO規則的，是經得起檢驗的”。
中國，新能源企業的風向標
中國新能源發展一直是各國關注的焦點。德國《星期五週刊》最近就撰文指出，“世界已經習慣於把中國稱為污染環境的罪魁禍首。但今後幾個月，中國有可能 成為人們廣為談論的‘世界第一個綠色超級大國’。下一個10年，中國將有1.4萬億至4.5萬億元人民幣流向新能源。”法新社19日稱，中國成為外國清潔 能源科技公司風向標。北京承 諾未來十年將投資7380億美元用於開發清潔能源，以達到2020年清潔能源占能源總消耗15%的目標。中國的龐大市場、雄厚資金以及清潔科技優惠政策正 在吸引越來越多在本國面臨資金困境的外國公司。分析人士指出，去年，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之前，北京承諾將在2020年削減碳排放量40%至50%，這 已經成為外國公司的風向標。
但是，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新能源產業有60%-70%的技術需要進口，一些核心技術依然掌握在西方手中。”國 家發改委能源所研究員宋武成說。早在去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期間，歐洲就有多家媒體稱，正是由於歐美並不甘心把新能源技術轉讓給發展中國家，所以才使得 大會沒有實現預期的目標。其中丹麥最大報紙《政治報》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對歐洲而言，如果解決了氣候變化問題，那麼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獲得新能源技術後，它們就會跑到前面，使歐洲徹底淪為世界三流。
中國的減排力度如此之大，對綠色能源產業投入如此之多，為何西方還要跟中國過不去？“讓我來告訴你為什麼中國怎麼做，歐美都不滿意的原因”，英國環境研究機構廷道爾中心氣候變化及能源項目副組長吉姆• 沃特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因為歐美很希望能在這個世紀借助經濟實力和在環保科技上的發達程度，來領導世界，因此對於中國，“這些歐洲國家總希望以一個批評者的姿態出現”。
“歐美對中國試探多於合作”
瑞典環境與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索德林說，在新能源問題上，歐洲對待中國時只能當一個偽君子，即一方面要求中國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上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又 捂著手中的先進技術不願意提供給中國；但美國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真小人，他們警惕乃至遏制中國的目的很簡單，就是不願意中國搶佔清潔能源未來的制高點，從 而在戰略態勢上壓制住美國。
西方也有學者提出，為遏制中國發展，可以效仿美國當年的“星球大戰”計畫，在研發新能源技術方面拖垮中國。但歐美多數人卻擔心“偷雞不成蝕把米”，因 為中國已經在過去30年裏做出了讓西方不可想像的成就，而給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方面的機會，或許走得最快的將是中國，而不是歐美。索德林說，為此，“歐美目 前對中國試探多於合作”，即他們想知道，中國發展新能源技術的決心有多大、基礎又如何。他說，迄今為止，歐美對中國新能源核心技術轉讓方面，幾乎可以忽略為零。在核能、海洋能等方面，歐美不僅對中國設置了多重障礙，而且在中國研發這類能源時，還往往會冠以“用於軍事”等藉口，制約中國發展。所以，中國在新能源核心技術領域指望外來幫助基本沒有可能，因為這樣的合作連在歐美之間都不存在，最終只能是中國自己自力更生。
宋武成說，清潔能源產業將是21世紀競爭的關鍵，美歐一方面對自己的新能源產業實施保護和補貼，牢牢地控制著新 能源領域的核心技術，在同中國的合作中防範中國。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想要擠進中國市場，並指責中國對新能源產業實施保護。因此只有堅持自主研發才不會受制於 西方國家。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國際標準
國際標準是當今中國社會經常會用到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並不很精確，常常與國際原則、國際慣例等混在一起。有時候它是指國際上唯一的通行原則，有時候是指多個國際標準中的某一個，有時候也指美國標準或原則。國際標準涉及的內容也比較複雜，其中包含政治、文化、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內容。當今中國社會在使用“國際標準”或類似“國際標準”的概念時，常常顯露出一種不由自主的慣性心態，即：國際標準是公正合理的；國際標準是文明的象徵；要走向現代化，就要遵循國際標準；不符合國際標準，就是落後；等等。
由於世界各地的交流越來越多，世界一體化且不管其優劣之處，世界範圍的交往，的確需要相對統一的國際標準，這一點不容否認。但是，所謂國際標準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其實也不容忽視。對於這個問題起碼應有的重視，在當今中國是比較欠缺的。打個比方，一個國家的普及教育一般都有國家通行的課本，對於小學生來 說，往往認為課本裏的內容都是絕對正確的，甚至連不少學生家長也這麼認為。事實上，到了編訂課本這個層面，我們就會發現，對於通用課本的內容，實際上是有 很大爭議的，否則也不會出現課本修訂、增刪的現象。當今中國社會對於所謂“國際標準”的認識，一般都處於小學生或學生家長對待通用課本的認識水準，即相信 多於懷疑，甚至根本沒有懷疑，只有相信。隨著中國的不斷成熟，這種心態的確到了應該改變的時候。
國際標準存在的問題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國際標準並非絕對正確，經常也會有修正，對於這一點，當今很多中國人， 包括精英階層的認識是滯後的。例如，一些金融方面的國際通行慣例，我們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往往只注意自己與國際社會的“差距”，拼命要快速趕上，認為自 己變得與國際標準一樣，就是向文明靠近，就是被文明接納的條件，而忽略了現行所謂“國際標準”、“國際慣例”是否真正合理，是否隱藏著很大的風險。這次源 自美國的金融危機， 算是給中國人上了一課，我們由此有了一點新發現：金融領域所謂國際通行原則其實是有問題的。然而，對於金融領域“國際標準”的這種認識，並沒有廣泛地延伸 到其他各個領域，很多人還只是認為，金融領域的“國際標準”在金融危機之後被懷疑、被修正，只是一個特例，繼而認為，只要改改就行了，就可以繼續成為通行 的合理原則、規範標準。這種對“國際標準”的小學生心態，阻礙了我們對很多事物本質的深刻認識，也影響了我們對於國際標準的超前認識。
其次，國際標 准經常是有爭議的，比方說WTO的某些條款，在世界各國都有爭議。爭議的原因在於，人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於國際社會某些統一的標準、原則有不同的解 讀；或者在同一種解讀之下，對於不同國家和地區會產生差異巨大的結果。實際上這也說明，所謂統一的國際標準，很多時候並不盡如人意。其他國家由於較早進入 國際體系，對此往往有切身感受。而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有一個中斷，因此，跳過斷裂帶之後重新進入國際社會，由於心態上存在對西方的崇拜，使得急於接軌的人們 針對所謂國際標準，往往只有理論評價，嚴重缺乏實際運作後的現實評價，因而顯示出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對於“國際標準”的迷信和崇拜。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 能夠切實理解其他國家對於“國際標準”等相關內容的不同意見，就會看到其中的本質，那就是，每個國家在“國際標準”面前，實際上都是在考慮自己國家的現實 利益。而中國如今的狀況是，對於接受“國際標準”、融入國際社會過於急迫，過於輕信國際社會的承諾，更多只看到進入國際社會的短期好處，忽視了“國際標 准”可能對中國利益造成的長期性風險。
第三，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國際標準”，雖然很多都掛著“國際”的字眼，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少數發達國家制定的標準，因而從本質上說，所謂“國際標準”往往對制定標準的少數發達國家更有利，甚至有可能存在對於後發展國 家的陷阱。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又有勤勞而智慧的民眾，發展速度很容易超過其他國家。但是，如果我們對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標準”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沒有任何 提放的話，短期效益呈現之後，往往會發現我們的長期利益已經被套牢，我們的手腳已經被他人捆住。其中的關鍵在於，對於所謂“國際標準”，我們太像一個小學 生看待通用課本，只有相信它，而沒有成熟到可以想像我們共同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的地步。事實上，當今中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我們的確應該儘快擺脫小學生 的心態。對於別人制定的“國際標準”，不應該再有太多的崇拜之情，僅僅只是老老實實地遵守執行，而至少應該有共同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的覺悟，這個覺悟的 基礎就是更好地維護中國自身的長遠利益。
第四，從更加 成熟的心態來說，中國還應該儘快樹立這樣的自信：我們中國人制定的標準，才是更為公平、合理的國際標準。中國人常說要向美國學習，在我看來，向美國學習並 不只是學習美國現有的東西，而更應該學習美國在發展過程中對於“國際標準”的心態。比方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所謂“國際標準”基本上是英國人 制定的，美國很早就意識到英國人制定的“國際標準”對美國的利益並不合適，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趁著英國衰落的機會，美國想方設法地拋棄英國人制定 的“國際標準”，用自己建立的“國際標準”取而代之。當年美國不支持英國人主導的“國聯”，最終新創一個美國自己主導的“聯合國”，實際上就是以美國為主 體而制定了所謂“國際標準”。因此，中國向美國學習，更應該學習這種舍我其誰的心態。事實上，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都有這種主宰、影響周邊地區的氣概，只不過近一百年以來，對於自身文化過分貶低，對於西方文化的過度崇拜，導致我們已經忘記了曾經擁有的自信。
由於世界各地的交流越來越多，世界一體化且不管其優劣之處，世界範圍的交往，的確需要相對統一的國際標準，這一點不容否認。但是，所謂國際標準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其實也不容忽視。對於這個問題起碼應有的重視，在當今中國是比較欠缺的。打個比方，一個國家的普及教育一般都有國家通行的課本，對於小學生來 說，往往認為課本裏的內容都是絕對正確的，甚至連不少學生家長也這麼認為。事實上，到了編訂課本這個層面，我們就會發現，對於通用課本的內容，實際上是有 很大爭議的，否則也不會出現課本修訂、增刪的現象。當今中國社會對於所謂“國際標準”的認識，一般都處於小學生或學生家長對待通用課本的認識水準，即相信 多於懷疑，甚至根本沒有懷疑，只有相信。隨著中國的不斷成熟，這種心態的確到了應該改變的時候。
國際標準存在的問題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國際標準並非絕對正確，經常也會有修正，對於這一點，當今很多中國人， 包括精英階層的認識是滯後的。例如，一些金融方面的國際通行慣例，我們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往往只注意自己與國際社會的“差距”，拼命要快速趕上，認為自 己變得與國際標準一樣，就是向文明靠近，就是被文明接納的條件，而忽略了現行所謂“國際標準”、“國際慣例”是否真正合理，是否隱藏著很大的風險。這次源 自美國的金融危機， 算是給中國人上了一課，我們由此有了一點新發現：金融領域所謂國際通行原則其實是有問題的。然而，對於金融領域“國際標準”的這種認識，並沒有廣泛地延伸 到其他各個領域，很多人還只是認為，金融領域的“國際標準”在金融危機之後被懷疑、被修正，只是一個特例，繼而認為，只要改改就行了，就可以繼續成為通行 的合理原則、規範標準。這種對“國際標準”的小學生心態，阻礙了我們對很多事物本質的深刻認識，也影響了我們對於國際標準的超前認識。
其次，國際標 准經常是有爭議的，比方說WTO的某些條款，在世界各國都有爭議。爭議的原因在於，人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於國際社會某些統一的標準、原則有不同的解 讀；或者在同一種解讀之下，對於不同國家和地區會產生差異巨大的結果。實際上這也說明，所謂統一的國際標準，很多時候並不盡如人意。其他國家由於較早進入 國際體系，對此往往有切身感受。而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有一個中斷，因此，跳過斷裂帶之後重新進入國際社會，由於心態上存在對西方的崇拜，使得急於接軌的人們 針對所謂國際標準，往往只有理論評價，嚴重缺乏實際運作後的現實評價，因而顯示出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對於“國際標準”的迷信和崇拜。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 能夠切實理解其他國家對於“國際標準”等相關內容的不同意見，就會看到其中的本質，那就是，每個國家在“國際標準”面前，實際上都是在考慮自己國家的現實 利益。而中國如今的狀況是，對於接受“國際標準”、融入國際社會過於急迫，過於輕信國際社會的承諾，更多只看到進入國際社會的短期好處，忽視了“國際標 准”可能對中國利益造成的長期性風險。
第三，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國際標準”，雖然很多都掛著“國際”的字眼，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少數發達國家制定的標準，因而從本質上說，所謂“國際標準”往往對制定標準的少數發達國家更有利，甚至有可能存在對於後發展國 家的陷阱。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又有勤勞而智慧的民眾，發展速度很容易超過其他國家。但是，如果我們對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標準”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沒有任何 提放的話，短期效益呈現之後，往往會發現我們的長期利益已經被套牢，我們的手腳已經被他人捆住。其中的關鍵在於，對於所謂“國際標準”，我們太像一個小學 生看待通用課本，只有相信它，而沒有成熟到可以想像我們共同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的地步。事實上，當今中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我們的確應該儘快擺脫小學生 的心態。對於別人制定的“國際標準”，不應該再有太多的崇拜之情，僅僅只是老老實實地遵守執行，而至少應該有共同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的覺悟，這個覺悟的 基礎就是更好地維護中國自身的長遠利益。
第四，從更加 成熟的心態來說，中國還應該儘快樹立這樣的自信：我們中國人制定的標準，才是更為公平、合理的國際標準。中國人常說要向美國學習，在我看來，向美國學習並 不只是學習美國現有的東西，而更應該學習美國在發展過程中對於“國際標準”的心態。比方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所謂“國際標準”基本上是英國人 制定的，美國很早就意識到英國人制定的“國際標準”對美國的利益並不合適，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趁著英國衰落的機會，美國想方設法地拋棄英國人制定 的“國際標準”，用自己建立的“國際標準”取而代之。當年美國不支持英國人主導的“國聯”，最終新創一個美國自己主導的“聯合國”，實際上就是以美國為主 體而制定了所謂“國際標準”。因此，中國向美國學習，更應該學習這種舍我其誰的心態。事實上，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都有這種主宰、影響周邊地區的氣概，只不過近一百年以來，對於自身文化過分貶低，對於西方文化的過度崇拜，導致我們已經忘記了曾經擁有的自信。
2010年9月17日星期五
藉美元貶值削外債價值 美操控匯率全球之最
華府透過印鈔稀釋債務，挽救美國嚴重失衡的經濟。
中評社香港9月18日電／美國聯邦儲備局上月再度啟動量化寬鬆政策，貨幣貶值和製造通脹的序幕已經拉開。分析員普遍相信，華府無可避免地會透過印鈔稀 釋債務，挽救美國嚴重失衡的經濟，美元過剩問題將再度嚴重，未來美元貶值壓力增大，各債權國必須加以關注。專家指出，華府長期讓美元貶值以減少美國外債價 值，堪稱“人類史上最大型匯率操控”，也意味美元將步當年英鎊的後塵，逐漸走向沒落。
文匯報報道，英國經濟社會政策研究機構亞當史密斯研究所專家沃德─普勞德指出，在前兩次主要經濟衰退期間，美國故意削弱美元的相對貨幣價值，以刺激出 口，與目前被指操控匯價的國家做法沒分別。他續指，“正當的經濟政策”與“貨幣操控”之間即使存在界線，也極細，認為美國在指控其他國家操控匯率前，應記 住這是個“灰色地帶”。
美債若被拋棄 惡果超過“海嘯”
由於復甦乏力，聯儲局眼下面對重大抉擇：是否採取非常規方法振興經濟？壓美匯以增加美國出口業競爭力是方法之一。弱美元還可令商品價格上升，同時推高股市，成為聯儲局重振金融市場的另一重要彈藥。
不過，操控美匯作為經濟策略是把“兩刃劍”，也會帶來負面影響。美國依賴他國購入美債來融資，若美匯急速貶值，其他國家將不願購買美債，除非國債孳息 上升，令利息回報超過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因此，美元貶值雖然短期有利金融市場，但若資金來源中斷，美國將陷入新的融資問題，情況甚比2008年底和 2009年初金融海嘯更嚴峻。
“新末日博士”魯比尼表示，世界各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正開始降低美元資產比重，將目光移向高收益投資產品。這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可能持續，美元衰落將是個漸進過程，而不是突發、無序的崩潰。
或許美國可能步英國後塵，霸主地位和貨幣在幾十年內緩緩逝去。1872年左右，美國就超過英國成為全球最強大經濟體，然而直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 機和英鎊進一步衰落，美元才成為不可匹敵的國際儲備貨幣。英鎊衰落整整經歷了3/4個世紀，美元也以這種平緩節奏衰落亦不是沒可能。
兩黨鬥氣 恐害美元被拋售
歷史上，貨幣發行都或多或少以金和銀為基礎，但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依賴的卻是一種法定貨幣，本身沒任何內在價值。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此外，在共和黨否決加稅、民主黨否決減稅的情況下，通過印鈔使債務縮水極可能成為雙方接受的中間道路，加速各國投資者拋售美元。
學者末日預測：美債被拋售 釀極度通脹
美國失業率高企，加上赤字龐大，經濟學家相繼唱淡經濟前景，有的更預測，美國可能出現債券被爭相拋售、導致極度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的末日危機。
波士頓大學教授科特利科夫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刊物《金融與發展評論》撰文，拋出驚人末日預測。他指中國持有超過8,430億美元(約6.5 萬億港元)美債，如果兩國出現貿易糾紛，可能會使市場恐慌，以為人人都在拋售美債。加上對通脹的憂慮，這會使人們爭相拋售美債，公眾則會擠提，購買耐用 品。
擠提之下，基金從貨幣市場撤出，人們也會一窩蜂取消保單以取回退保金額。聯儲局因而須在短時間內，印出數以萬億美元計的鈔票，以應付不同擔保。這些錢流入市場，便會帶來極高通脹，甚至極度通脹。
中評社香港9月18日電／美國聯邦儲備局上月再度啟動量化寬鬆政策，貨幣貶值和製造通脹的序幕已經拉開。分析員普遍相信，華府無可避免地會透過印鈔稀 釋債務，挽救美國嚴重失衡的經濟，美元過剩問題將再度嚴重，未來美元貶值壓力增大，各債權國必須加以關注。專家指出，華府長期讓美元貶值以減少美國外債價 值，堪稱“人類史上最大型匯率操控”，也意味美元將步當年英鎊的後塵，逐漸走向沒落。
文匯報報道，英國經濟社會政策研究機構亞當史密斯研究所專家沃德─普勞德指出，在前兩次主要經濟衰退期間，美國故意削弱美元的相對貨幣價值，以刺激出 口，與目前被指操控匯價的國家做法沒分別。他續指，“正當的經濟政策”與“貨幣操控”之間即使存在界線，也極細，認為美國在指控其他國家操控匯率前，應記 住這是個“灰色地帶”。
美債若被拋棄 惡果超過“海嘯”
由於復甦乏力，聯儲局眼下面對重大抉擇：是否採取非常規方法振興經濟？壓美匯以增加美國出口業競爭力是方法之一。弱美元還可令商品價格上升，同時推高股市，成為聯儲局重振金融市場的另一重要彈藥。
不過，操控美匯作為經濟策略是把“兩刃劍”，也會帶來負面影響。美國依賴他國購入美債來融資，若美匯急速貶值，其他國家將不願購買美債，除非國債孳息 上升，令利息回報超過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因此，美元貶值雖然短期有利金融市場，但若資金來源中斷，美國將陷入新的融資問題，情況甚比2008年底和 2009年初金融海嘯更嚴峻。
“新末日博士”魯比尼表示，世界各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正開始降低美元資產比重，將目光移向高收益投資產品。這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可能持續，美元衰落將是個漸進過程，而不是突發、無序的崩潰。
或許美國可能步英國後塵，霸主地位和貨幣在幾十年內緩緩逝去。1872年左右，美國就超過英國成為全球最強大經濟體，然而直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 機和英鎊進一步衰落，美元才成為不可匹敵的國際儲備貨幣。英鎊衰落整整經歷了3/4個世紀，美元也以這種平緩節奏衰落亦不是沒可能。
兩黨鬥氣 恐害美元被拋售
歷史上，貨幣發行都或多或少以金和銀為基礎，但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依賴的卻是一種法定貨幣，本身沒任何內在價值。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此外，在共和黨否決加稅、民主黨否決減稅的情況下，通過印鈔使債務縮水極可能成為雙方接受的中間道路，加速各國投資者拋售美元。
學者末日預測：美債被拋售 釀極度通脹
美國失業率高企，加上赤字龐大，經濟學家相繼唱淡經濟前景，有的更預測，美國可能出現債券被爭相拋售、導致極度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的末日危機。
波士頓大學教授科特利科夫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刊物《金融與發展評論》撰文，拋出驚人末日預測。他指中國持有超過8,430億美元(約6.5 萬億港元)美債，如果兩國出現貿易糾紛，可能會使市場恐慌，以為人人都在拋售美債。加上對通脹的憂慮，這會使人們爭相拋售美債，公眾則會擠提，購買耐用 品。
擠提之下，基金從貨幣市場撤出，人們也會一窩蜂取消保單以取回退保金額。聯儲局因而須在短時間內，印出數以萬億美元計的鈔票，以應付不同擔保。這些錢流入市場，便會帶來極高通脹，甚至極度通脹。
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不能把民主的什麼東西都看作是“西方的"
“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１９６５年才真正開始；瑞士是到了１９７１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麼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
今年６月下旬，在德國慕尼克郊外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筆者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演講後，一個歐洲學 者問道：“您認為中國什麼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筆者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麼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 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 筆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ｓｅｅｋ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ｓ（從事實中尋找真理）。”筆者接著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這時，一個美國學者大聲說：“印度。”筆者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筆者回答：“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２０年，甚至３０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裏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２０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又有學者說：“博茨瓦納？”筆者同樣問道：“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筆者答道：“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１７０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 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麼好的條件，博茨瓦納至今仍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不到４０歲。” “那麼哥斯大黎加呢？”又有學者問。“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還是“沒有”。筆者的回答是：“我２００２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 才４００多萬。相對於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大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９０％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起點不低。可惜哥斯大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２０％還處於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之後筆者乾脆反問：“讓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１０個、２０個、還是３０個？還是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 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理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時，有一些聽眾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 筆者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 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這裏論壇的哪位能舉出哪怕一個？”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１９６５年才真正開始；瑞士是到了１９７１年， 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麼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 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討論下 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鳩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只 是一種程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遊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沉重的代價，最後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茲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史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紛爭：為什麼正在出現的民主國家走向戰爭》。 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衝突或外部戰爭，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上世紀９０年代裏，許多 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 １００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我去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國家，光是波士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１０萬 人！成為歐洲二戰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不到３０年的時間裏，保持了政治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１０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在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爭，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
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後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今年６月下旬，在德國慕尼克郊外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筆者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演講後，一個歐洲學 者問道：“您認為中國什麼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筆者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麼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 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 筆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ｓｅｅｋ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ｓ（從事實中尋找真理）。”筆者接著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這時，一個美國學者大聲說：“印度。”筆者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筆者回答：“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２０年，甚至３０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裏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２０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又有學者說：“博茨瓦納？”筆者同樣問道：“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筆者答道：“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１７０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 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麼好的條件，博茨瓦納至今仍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不到４０歲。” “那麼哥斯大黎加呢？”又有學者問。“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還是“沒有”。筆者的回答是：“我２００２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 才４００多萬。相對於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大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９０％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起點不低。可惜哥斯大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２０％還處於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之後筆者乾脆反問：“讓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１０個、２０個、還是３０個？還是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 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理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時，有一些聽眾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 筆者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 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這裏論壇的哪位能舉出哪怕一個？”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１９６５年才真正開始；瑞士是到了１９７１年， 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麼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 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討論下 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鳩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只 是一種程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遊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沉重的代價，最後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茲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史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紛爭：為什麼正在出現的民主國家走向戰爭》。 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衝突或外部戰爭，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上世紀９０年代裏，許多 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 １００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我去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國家，光是波士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１０萬 人！成為歐洲二戰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不到３０年的時間裏，保持了政治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１０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在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爭，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
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後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2010年9月15日星期三
阿富汗的美式民主為何腐敗不斷？
“911”後大批美軍進入阿富汗，培植了一個親美的政府，並按美國認可的“普世價值”的模式，構建了阿富汗的政治制度。然而，令所有美式民主崇拜者汗顏的是，在美國大兵壓境下的阿富汗，自從接受了美國推銷的民主制度後，腐敗一直不斷。美國自己臉上也掛不住，經常要說說阿富汗的腐敗，甚至向卡爾紮伊發出警告，聲稱如不制止腐敗，卡爾紮伊將如何如何。然而，美式民主制度下的當今阿富汗腐敗依舊。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阿富汗新的議會選舉即將進行，有知情者指出，現任總統卡爾紮伊的支持者已經向選舉官員支付了50萬美元的賄款，並且以每張選票 20美元的價格收買選民支持。去年阿富汗總統選舉的時候，一些美奴媒體充滿熱情地投入報導，似乎想通過阿富汗這個例子向世界證 明：接受了美式民主的阿富汗會迎來嶄新美好的未來。但是，阿富汗總統選舉的腐敗連美國也看不下去，美國甚至威脅要換掉卡爾紮伊。美奴媒體也只好灰溜溜地打 住，美式民主能夠換來美好前景的理論假設被狠狠抽了一個耳光。如今，被植入了美式民主的阿富汗，在民主選舉中又爆出腐敗醜聞，美式民主的神話再次顏面掃 地。我們的問題是：如果美式民主的制度是好的，人是壞的，那麼，是否人的品質比美式民主的制度更重要？如果美式民主是好的，為何不換一個人？換了人之後， 阿富汗在植入式美式民主下，能否迎來美好的未來？
阿富汗的全國平均投票率只有30%，有些地區不到10%。面對這樣的局面，美式民主的崇拜者可以說，是阿富汗民眾的民主意識不高。然而，這種解釋屬於自欺 欺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阿富汗的投票率提高，更多民眾的選擇，一定不是大兵壓境下美國所希望的結果。美國在阿富汗植入美式民主，無非是希望收穫 符合美國利益的結果，只要阿富汗的民主結果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也不要真正的民主。也正因為如此，阿富汗當局才能在美國的眼皮底下，在美國大兵武裝到牙齒 的槍炮之下，公然地腐敗，目的只為了達到美國需要的結果。這麼低的投票率，如果不靠腐敗都不能維護美國的利益，可見美國在阿富汗是多麼不得人心。
美國曾經批評卡爾紮伊，卡爾紮伊很牛氣地說，如果美國看不慣他，他就與塔利班合作。美國沒有辦法。這個卡爾紮伊是美國挑選的，與阿富汗的民主選舉無關。所 謂民主選舉卡爾紮伊，只不過是一場美式民主秀，一個走過場的儀式，一個“程式民主”、“程式正義”的招牌。卡爾紮伊甚至是美國可挑選的人選中，唯一一個既 能控制局面，又能符合美國利益的人。美國想換掉他，短時間內也沒有其他人選；美國如果要制止他的腐敗，阿富汗民主的結果很可能就是美國不願看到的。於是， 阿富汗的美式民主就是這樣一個現實：為了讓阿富汗的民主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不得不允許阿富汗的腐敗。反過來說，沒有腐敗的民主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反對美 國，就是美國所不需要的。由於美國在阿富汗的利益不符合阿富汗自身的整體利益，因此，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就不能讓阿富汗擁有沒有腐敗的民主；只有腐敗的 民主，才能獲得美國所需要的結果。被植入美式民主的阿富汗如此，被植入美式民主的其他國家，本質上也同樣如此。
美式民主、美式“普世價值”其實就是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設計的一種毒品制度。如同毒梟推銷毒品一樣，要麼用花言巧語讓人第一次吸毒，要麼用暴力強迫 別人吸毒，最終的目的都是讓他人無法擺脫毒品，成為毒梟的賺錢工具。這就是美國強行推銷美式民主的本質。阿富汗是個典型，伊拉克也是一個典型。在這樣的典 型面前，癡迷於“美式民主教”的崇拜者可以執迷不悟，但是，旁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阿富汗、伊拉克當今的現實證明，美式民主神話已經破產，美式民主的神 話，不過是一個謊言，或者是一個吸毒者的幻覺。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阿富汗新的議會選舉即將進行，有知情者指出，現任總統卡爾紮伊的支持者已經向選舉官員支付了50萬美元的賄款，並且以每張選票 20美元的價格收買選民支持。去年阿富汗總統選舉的時候，一些美奴媒體充滿熱情地投入報導，似乎想通過阿富汗這個例子向世界證 明：接受了美式民主的阿富汗會迎來嶄新美好的未來。但是，阿富汗總統選舉的腐敗連美國也看不下去，美國甚至威脅要換掉卡爾紮伊。美奴媒體也只好灰溜溜地打 住，美式民主能夠換來美好前景的理論假設被狠狠抽了一個耳光。如今，被植入了美式民主的阿富汗，在民主選舉中又爆出腐敗醜聞，美式民主的神話再次顏面掃 地。我們的問題是：如果美式民主的制度是好的，人是壞的，那麼，是否人的品質比美式民主的制度更重要？如果美式民主是好的，為何不換一個人？換了人之後， 阿富汗在植入式美式民主下，能否迎來美好的未來？
阿富汗的全國平均投票率只有30%，有些地區不到10%。面對這樣的局面，美式民主的崇拜者可以說，是阿富汗民眾的民主意識不高。然而，這種解釋屬於自欺 欺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阿富汗的投票率提高，更多民眾的選擇，一定不是大兵壓境下美國所希望的結果。美國在阿富汗植入美式民主，無非是希望收穫 符合美國利益的結果，只要阿富汗的民主結果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也不要真正的民主。也正因為如此，阿富汗當局才能在美國的眼皮底下，在美國大兵武裝到牙齒 的槍炮之下，公然地腐敗，目的只為了達到美國需要的結果。這麼低的投票率，如果不靠腐敗都不能維護美國的利益，可見美國在阿富汗是多麼不得人心。
美國曾經批評卡爾紮伊，卡爾紮伊很牛氣地說，如果美國看不慣他，他就與塔利班合作。美國沒有辦法。這個卡爾紮伊是美國挑選的，與阿富汗的民主選舉無關。所 謂民主選舉卡爾紮伊，只不過是一場美式民主秀，一個走過場的儀式，一個“程式民主”、“程式正義”的招牌。卡爾紮伊甚至是美國可挑選的人選中，唯一一個既 能控制局面，又能符合美國利益的人。美國想換掉他，短時間內也沒有其他人選；美國如果要制止他的腐敗，阿富汗民主的結果很可能就是美國不願看到的。於是， 阿富汗的美式民主就是這樣一個現實：為了讓阿富汗的民主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不得不允許阿富汗的腐敗。反過來說，沒有腐敗的民主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反對美 國，就是美國所不需要的。由於美國在阿富汗的利益不符合阿富汗自身的整體利益，因此，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就不能讓阿富汗擁有沒有腐敗的民主；只有腐敗的 民主，才能獲得美國所需要的結果。被植入美式民主的阿富汗如此，被植入美式民主的其他國家，本質上也同樣如此。
美式民主、美式“普世價值”其實就是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設計的一種毒品制度。如同毒梟推銷毒品一樣，要麼用花言巧語讓人第一次吸毒，要麼用暴力強迫 別人吸毒，最終的目的都是讓他人無法擺脫毒品，成為毒梟的賺錢工具。這就是美國強行推銷美式民主的本質。阿富汗是個典型，伊拉克也是一個典型。在這樣的典 型面前，癡迷於“美式民主教”的崇拜者可以執迷不悟，但是，旁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阿富汗、伊拉克當今的現實證明，美式民主神話已經破產，美式民主的神 話，不過是一個謊言，或者是一個吸毒者的幻覺。
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中國在非洲的真相與誤解》
摘要：政府應該督促在非洲的中國企業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中國企業如果要在非洲長期待下去，必須 關注當地人民的疾苦，關注他們的利益，應該融為一體，實現本土化，最後實現雙贏，不能賺了錢就走人，這種方式非常惡劣。 政府應該督促在非洲的中國企業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中國企業如果要在非洲長期待下去，必須關注當地人民的疾苦，關注他們的利益，應該融為一體，實現本土 化，最後實現雙贏，不能賺了錢就走人，這種方式非常惡劣。
中國與非洲應該互相學習。非洲人是非常聰明的，他們樂觀處世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一直非常和諧，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是絕不能複製的。
訪談嘉賓：
李安山：著名非洲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師從美國非洲研究學會前會長MartinKlein教授。目前參與外交部相關中非合作專案的評估和考察工作。
“中國沒有對非洲大陸進行過所謂的殖民活動，雙方之間並不存在任何殖民關係。”——8月25日南非總統祖馬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時的這番發言，隨即被中國 各大媒體重點刊發。自2006年以來，關於新殖民主義的指責一直是中國非洲戰略的心病。此次由帶了300多人組成的商貿團訪華並最終與中國簽署了16項經 濟合作協定的南非總統做出正面擔保，不可謂不重要。
然而，儘管中非合作越來越密切，非洲仍然遙遠，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對國人依舊 模糊。與國內主流媒體大量正面報導相比，人們也可以透過海外媒體和網路看到種種言之鑿鑿的指責：如中國的援助增加了非洲腐敗問題，中國企業踐踏非洲人權， 中國的能源戰略破壞了非洲環境，中國政府與非洲獨裁政權關係過於緊密以及逃避大國責任等等。
相對混亂的聲音中，真相究竟如何？
中國企業如何才能代表國家形象
南方都市報：你曾談到，中國的非洲政策面臨四大矛盾：中國國家利益與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利益的矛盾、中國企業與非洲企業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利益與西方大 國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戰略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中國只有妥善解決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那麼你如何看待中國企 業的行為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現階段中國在非洲的力量主體，其實正是包括國企和民企的各類企業，他們在非洲代表著中國國家形象和利益。
李安山：我們最近跑了5個非洲國家。4月底去了馬里參加中非農業合作的一個會議，5月參加外交部的專家團去喀麥隆、坦桑尼亞和肯雅對“中非合作論壇” 後續合作行動進行效益評估，7月份又到蘇丹進行了交流。我的整體印象是，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正面影響比負面影響要大的多。非洲的中國企業中規模和影響比較大 的是國企，而國企的投資，不只是貢獻稅收，在很多方面都有正面影響，所以現在很多非洲國家非常希望和中國合作。比如就業。在蘇丹，喀土穆煉油廠和麥洛維大 壩這兩個專案都跟中國有關。今年4月，巴希爾選舉追求總統連任時打出的競選口號就跟這兩個專案有關。僅是中水電修建的麥洛維大壩使用當地工人的流水數就有 1.6萬多人，相當可觀。這些項目也提高了當地工人的技術水平。比如中石油援建的喀土穆煉油廠，原來是200多當地工人，現在有1100多，一半上崗一半 培訓，招聘門檻也比較高。蘇丹原來是石油進口國，但現在從勘探和開採到冶煉一條龍，成了石油出口國。很多非洲國家總統到喀土穆看過之後都說，不說別的，你 們給我建一個這樣的一模一樣的廠就可以。
投資對非洲的正面意義還在於，中國公司的進入給非洲提供了更多選擇機會。尼日爾有豐富 的鈾礦，以前一直被一家法國公司壟斷，他們將價格壓得很低。尼日爾並不大，但這麼多年還是最不發達國家，僅靠鈾礦，無論如何尼日爾都會取得一定的發展，可 情況並非如此，壟斷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國公司進去之後，情況變了，鈾礦和原料價格提高了，法國人恨得直咬牙。此外，中國很多項目進去時，基建、鐵路和公路 也修進去，大多時候是一攬子合同，這樣的方式在改善非洲的整體環境。
南方都市報：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非洲講“援助”和“投資”進行一攬子合作的模式一直有爭議，認為將援助和商業行為掛鈎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方式。
李安山：2006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在尼日利亞說，中國現在在非洲做的事情和我們150年前在非洲做的事情是一樣的，他的這番話帶動了關於中國新殖民主 義的討論。這是非常荒唐的比對。殖民主義是強壓的，但中國到非洲去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2007年12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午餐會遇到尼日利亞駐香港 總領事，他說：我們就想和中國做生意，為什麼？因為我們可以平等地坐下來，可以討論，可以談判，和西方我們是沒有這種地位的。又例如蘇丹，騷亂之後其他國 家撤走了，是蘇丹跑來找中國希望中國人去。2003年，加拿大的塔利斯曼（Talism an）能源公司要撤出蘇丹，當時中石油想把他們的股份買下來，但蘇丹政府考慮到投資多元化，賣給了出價更高的印度公司。這並沒有影響中石油和蘇丹的合作， 如果中國真是殖民主義，蘇丹根本不可能這麼做。
4月份我們去馬里考察，參觀了馬里第二大城市塞古的一家蔗糖企業馬里糖聯。這原 本是中國援助的項目，但建成交給馬里運營後一直虧損，於是現在成為合資企業，總經理是一位中國女士，副總經理是馬里人，高層中也有不少馬里人。這家企業扭 虧為盈後，大大改善了當地各方面的條件，那裏成了一個有居住區有學校的小集鎮，看到這些我的感觸非常強烈。但同行的一位歐洲學者很疑惑，說援助就是援助， 商業行為就是商業行為，為什麼要混雜起來呢？事實上，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只要使當地受益就是好事情。西方傳統的援非模式實際上面臨困境，缺乏活力，而中國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把援助和投資結合之後，大大地啟動了相關項目。去年尚比亞女學者莫約（Dambisa M oyo）寫了一本在西方很轟動的書《死亡的援助》（Dead Aid）。她給西方的援助狠狠一棍子，她說50多年來，西方給非洲1萬億美元以上的援助，但並沒有產生好的效果，反而有很多負面東西。我認為西方的那種模 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應該好好總結自己的經驗。(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南方都市報：現在至少有2000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開展業務，除了國企之外，你對包括貿易商在內的民營企業在非洲所作所為造成的影響如何看待？
李安山：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當然總有各種各樣的毛病，這不能逃避要正視。例如不懂非洲的風土，不重視當地的法律，或者相對封閉不注 重與當地人的交往，各種各樣的情形都有。但他們在中非經貿合作中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雖然與國企相比，民營企業類似散兵遊勇，但他們恰可以填補空當，水銀瀉 地無孔不入，沒人去的地方，他派人去，沒有投資的地方，他去投資。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特別是駐非洲各國的使領館，一方面要承擔 起保護這些民營企業正當權益的責任，另一方面也要更好地開展引導，提供更多當地投資環境和法律法規的相關資訊。這些方面使領館其實一直在改進，像現在商務 參贊訪談錄慢慢都在做。因為只有引導好了，他們出的事情才少，就不會要外交部門到處去撲火。(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為何中國收穫最多批評
南方都市 報：莫約有一個觀點，認為西方的援助大大增加了非洲國家腐敗的幾率。而在另外一本引起很大反響的書《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The Dragon‘sGift）的作者、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D eborahBrautigam）看來，中國實施援助或商業投資的方式其實限制了腐敗，因為與世界銀行和其他援助者不同，中國的貸款和援助很少進入受援國 政府手中。通常，當一個專案達成協議後，資金直接從中國銀行流入負責項目的中國建築公司，從而限制了非洲政府官員貪腐的機會。然而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 有不少報導都會讓人覺得，真實情況與莫約和布羅伊蒂加姆的說法正好相反：西方帶給非洲人權和透明政府，而中國的投資則一直在破壞這些努力，進一步造成腐 敗。
李安山：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是一位研究發展問題的專家。她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做中國對非洲的農業援助，有較深厚的學 術積累。她的觀點比較切合實際。西方一直是資金援助，這筆錢中往往包括10%的管理費提成，這就為非洲政府的一些官員的腐敗行為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中國政 府的援助方式不太一樣，修一條路，建一所學校或一所醫院，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便利，為其他投資者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從而產生了很不同的效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對中國和非洲合作的快速發展非常不適應，總想拿一些個別現象說事，甚至不惜捕風捉影，而民眾不瞭解情況，加之媒 體存在偏見，都在加深錯誤觀點的傳播。在非洲法語國家，絕大多數的傳播媒介都來自法國，一些報導並不符合事實。莫約女士在書中也有一章專論中國，她對中國 的援助以及中非合作持正面態度。當然，對投資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要正視。
南方都市報：雖然你剛才提到中國企業給非洲帶來的就業機會增多，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工人的數量面臨普遍指責，評論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建設專案大量使用中國工人，而盡可能少地使用本地工人，這在一些地方造成很大的反對聲浪。
李安山：2008年南非斯泰倫博什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在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的支援下，做了一個中國建築業在非洲的項目調查，他們在幾個國家例如 莫三比克進行了個案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全部使用中國工人是不可能的，在成本上划不來。一位在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摩洛哥做專案的大型 國企的經理也告訴我，中國工人平均一個月成本6000元，而當地工人只需2000元，在可能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當然願意用當地工人。
但是現實中也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有些工種需要一定的理解力和技術能力，非洲還缺乏這樣的技術工，那麼就必須使用中國工人。另外中國管理人員與非洲工人 語言不通，交流有問題，這也會導致非洲工人比例降低。另外文化上還存在差異，這在蘇丹的麥洛維大壩建設中比較明顯，穆斯林一天要五次禮拜，但有幾次的禮拜 時間其實是工作時間。中國企業在非洲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情況，這要慢慢的理解和磨合。
南方都市報：如果中國在非洲的情況正如布羅伊蒂加姆和莫約所寫的那麼正面的話，為什麼中國同時在收穫最多的批評？
李安山：批評比較正常。任何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都會面臨這樣的情況。在給外交部的報告裏，我也特別提到：目前存在的很多問題我們要正視，要糾正，但也 不要太在意人家的批評。有一個法國學者對我說，不只法國政府，就是一般民眾都擔憂得不得了，中國在非洲擴展這麼快，我們法國怎麼辦？這種恐懼其實是根深蒂 固的殖民心態的反應，他們覺得，我的東西正在被中國隨便侵佔。我這裏有一個《非洲投資者》“2003-2009年投資非洲專案來源國”的統計資料，其中美 國第一位，總數411個，中國只排在第10位，總數86個，還在印度和南非的後面，但是我們受的攻擊是最多的。
南方都市報：“不干涉內政”是現階段我國外交的一個核心思想。中國在非洲的作為，特別是與被西方認為是獨裁國家的一些非洲國家的緊密合作，往往被一些評論者認為是只重利益而不顧國際責任的行為，他們也認為“不干涉內政”其實成了中國逃避大國責任的藉口。
李安山：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中國也好，非洲國家也好，這些有過殖民地經驗的國家對主權特別敏感。今年是非洲獨立50周年，經過民族獨立運動之後，無論是 非洲還是中國，都認為國家的政治主權應該由我們自己主導，這個思想根深蒂固。這種情況下，中國在處理與非洲國家關係時，不可能以直接批評或介入的方式處理 涉及非洲主權問題的一些事務，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非洲國家具體事務的政策是沒有原則的。中國會根據非盟的態度來做出決策，很難說中國比非盟還瞭解非洲， 所以非盟的態度常常是首要考慮的。當然，聯合國的決議中國同樣會重視。2008年3月30日，我在柏林開會，看到天空電視臺在辛巴威做實地採訪，印象非 常深刻。當時辛巴威比較亂，穆加貝總統對反對派領袖採取了軟禁，措施強硬，在國際社會造成很大影響。這個背景下，天空電視臺採訪了辛巴威一位政治分析 家，記者問，你覺得穆加貝應該怎麼辦？這位分析家說：你們倫敦、華盛頓為什麼要來干涉我們呢？你們要穆加貝這樣，要穆加貝那樣，結果是什麼？穆加貝原來說 不再競選連任了，現在他又要競選總統，是你們在推動，是你們！
不干涉內政，並不意味著漠然置之，而是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處 理，但絕對不是正面指責和採取制裁措施。為什麼在達爾富爾問題上，蘇丹總統巴希爾後來同意了聯合國和非盟的混合維和部隊進駐？這和中國政府私下的溝通直接 相關。我們可以通過私下的方式對非洲國家提出朋友的意見，這種方式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中國模式能否影響非洲
南方都市報：南非副總統談論中國工人問題時候提到，非洲兄弟國家必須合作來面對這些情況。北歐非洲研究所研究主任范圖•切魯最近也提出，認為中國和印度 已經成為非洲的首選合作夥伴，但在與中國和印度打交道的過程中，非洲各國必須更好地抱成團，在一個更有力和更加聯合的平臺上與中印談判，非洲人必須積極主 動，如果不然，中國和印度進入非洲，很可能會演變成“自己請來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在非洲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會越來越面對非洲一體化和非洲民族主義帶來的制 約和挑戰？(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李安山：這種觀點在非洲日益普遍，特別是在有見識的非洲知識份子中間。這種帶有泛非主義色彩的強烈的非洲民族主義的表達非常自然。我們知道，非洲的一體化 正在加速，從非統到非盟是一個很好的過渡。在與中國、印度或其他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如果非洲大陸能團結一致，效果當然更好。中國政府也在鼓勵這種一體化 進程，中國幫非洲聯盟修的非盟大樓，幫助他們培養幹部都是一些具體的措施。既然中國強調雙贏，就應該以一種平和的態度看待作為夥伴的非洲大陸的崛起，以正 面積極的措施鼓勵非洲一體化進程。這正是中國與西方大國不同之處。當非洲的區域一體化逐漸形成時，也會為投資帶來更便利的條件。
南方都市報：中國的崛起被認為不能只是經濟力量的崛起，同時應該伴隨著軟實力的提高，應該對世界做出價值觀和文明領域的貢獻，你覺得中國能夠為非洲帶去什麼樣的價值觀？
李安山：現在中國在非洲開了21個孔子學院，有些辦得很好。這次我們在肯雅看到，通過孔子學院的努力，內羅畢大學已經把中文納入了本科生課程。我也做 過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研究，醫療隊的很多態度、精神和價值觀對非洲的影響很大，比如中國醫生什麼事情都做，非洲人說在殖民時期法國醫生只看病啊，這些中國醫 生顯然帶去了一種平等的觀念。但我們還有很多不足，比如企業文化，現在中非交往最直接的是企業之間的交往，這方面我們應該多做倡導。
南方都市報：一些評論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資非常受歡迎，這也導致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在非洲受到歡迎。例如學習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強力干預以抵禦自由市場的風險等等。據你觀察，中國的這種模式確實能為非洲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嗎？
李安山：中國與非洲應該互相學習。我們總是以非洲相稱，但非洲56個國家與地區，講英語的20個，講法語的21個，9個講阿拉伯語，5個葡萄牙語，1個 西班牙語。在發展方面，有的國家比中國發達。事實上，別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絕不能照搬。中國的一些經驗非洲國家確實可以借鑒，如對糧食問題的政策、對國 家主權的重視、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的觀念，以及儘量保持社會穩定的做法等。
非洲人是非常聰明的，他們樂觀處世的態度值得我們學 習。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一直非常和諧，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是絕不能複製的。對民眾的管理也一樣。非洲傳統有一種“大樹下的民主”，大家在 長老或酋長的帶領下進行管理，這些都是一個社會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管理自己的有效辦法。可惜的是，有的非洲國家在照搬西方經驗時將自己好的東西丟掉了。
我一直認為，非洲的貧困不是一個大陸的事，而是整個人類的恥辱，非洲的發展靠的不是援助，而是非洲人民的主動性；我也一直相信，非洲的明天會更美好
中國與非洲應該互相學習。非洲人是非常聰明的，他們樂觀處世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一直非常和諧，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是絕不能複製的。
訪談嘉賓：
李安山：著名非洲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師從美國非洲研究學會前會長MartinKlein教授。目前參與外交部相關中非合作專案的評估和考察工作。
“中國沒有對非洲大陸進行過所謂的殖民活動，雙方之間並不存在任何殖民關係。”——8月25日南非總統祖馬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時的這番發言，隨即被中國 各大媒體重點刊發。自2006年以來，關於新殖民主義的指責一直是中國非洲戰略的心病。此次由帶了300多人組成的商貿團訪華並最終與中國簽署了16項經 濟合作協定的南非總統做出正面擔保，不可謂不重要。
然而，儘管中非合作越來越密切，非洲仍然遙遠，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對國人依舊 模糊。與國內主流媒體大量正面報導相比，人們也可以透過海外媒體和網路看到種種言之鑿鑿的指責：如中國的援助增加了非洲腐敗問題，中國企業踐踏非洲人權， 中國的能源戰略破壞了非洲環境，中國政府與非洲獨裁政權關係過於緊密以及逃避大國責任等等。
相對混亂的聲音中，真相究竟如何？
中國企業如何才能代表國家形象
南方都市報：你曾談到，中國的非洲政策面臨四大矛盾：中國國家利益與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利益的矛盾、中國企業與非洲企業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利益與西方大 國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戰略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中國只有妥善解決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那麼你如何看待中國企 業的行為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現階段中國在非洲的力量主體，其實正是包括國企和民企的各類企業，他們在非洲代表著中國國家形象和利益。
李安山：我們最近跑了5個非洲國家。4月底去了馬里參加中非農業合作的一個會議，5月參加外交部的專家團去喀麥隆、坦桑尼亞和肯雅對“中非合作論壇” 後續合作行動進行效益評估，7月份又到蘇丹進行了交流。我的整體印象是，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正面影響比負面影響要大的多。非洲的中國企業中規模和影響比較大 的是國企，而國企的投資，不只是貢獻稅收，在很多方面都有正面影響，所以現在很多非洲國家非常希望和中國合作。比如就業。在蘇丹，喀土穆煉油廠和麥洛維大 壩這兩個專案都跟中國有關。今年4月，巴希爾選舉追求總統連任時打出的競選口號就跟這兩個專案有關。僅是中水電修建的麥洛維大壩使用當地工人的流水數就有 1.6萬多人，相當可觀。這些項目也提高了當地工人的技術水平。比如中石油援建的喀土穆煉油廠，原來是200多當地工人，現在有1100多，一半上崗一半 培訓，招聘門檻也比較高。蘇丹原來是石油進口國，但現在從勘探和開採到冶煉一條龍，成了石油出口國。很多非洲國家總統到喀土穆看過之後都說，不說別的，你 們給我建一個這樣的一模一樣的廠就可以。
投資對非洲的正面意義還在於，中國公司的進入給非洲提供了更多選擇機會。尼日爾有豐富 的鈾礦，以前一直被一家法國公司壟斷，他們將價格壓得很低。尼日爾並不大，但這麼多年還是最不發達國家，僅靠鈾礦，無論如何尼日爾都會取得一定的發展，可 情況並非如此，壟斷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國公司進去之後，情況變了，鈾礦和原料價格提高了，法國人恨得直咬牙。此外，中國很多項目進去時，基建、鐵路和公路 也修進去，大多時候是一攬子合同，這樣的方式在改善非洲的整體環境。
南方都市報：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非洲講“援助”和“投資”進行一攬子合作的模式一直有爭議，認為將援助和商業行為掛鈎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方式。
李安山：2006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在尼日利亞說，中國現在在非洲做的事情和我們150年前在非洲做的事情是一樣的，他的這番話帶動了關於中國新殖民主 義的討論。這是非常荒唐的比對。殖民主義是強壓的，但中國到非洲去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2007年12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午餐會遇到尼日利亞駐香港 總領事，他說：我們就想和中國做生意，為什麼？因為我們可以平等地坐下來，可以討論，可以談判，和西方我們是沒有這種地位的。又例如蘇丹，騷亂之後其他國 家撤走了，是蘇丹跑來找中國希望中國人去。2003年，加拿大的塔利斯曼（Talism an）能源公司要撤出蘇丹，當時中石油想把他們的股份買下來，但蘇丹政府考慮到投資多元化，賣給了出價更高的印度公司。這並沒有影響中石油和蘇丹的合作， 如果中國真是殖民主義，蘇丹根本不可能這麼做。
4月份我們去馬里考察，參觀了馬里第二大城市塞古的一家蔗糖企業馬里糖聯。這原 本是中國援助的項目，但建成交給馬里運營後一直虧損，於是現在成為合資企業，總經理是一位中國女士，副總經理是馬里人，高層中也有不少馬里人。這家企業扭 虧為盈後，大大改善了當地各方面的條件，那裏成了一個有居住區有學校的小集鎮，看到這些我的感觸非常強烈。但同行的一位歐洲學者很疑惑，說援助就是援助， 商業行為就是商業行為，為什麼要混雜起來呢？事實上，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只要使當地受益就是好事情。西方傳統的援非模式實際上面臨困境，缺乏活力，而中國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把援助和投資結合之後，大大地啟動了相關項目。去年尚比亞女學者莫約（Dambisa M oyo）寫了一本在西方很轟動的書《死亡的援助》（Dead Aid）。她給西方的援助狠狠一棍子，她說50多年來，西方給非洲1萬億美元以上的援助，但並沒有產生好的效果，反而有很多負面東西。我認為西方的那種模 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應該好好總結自己的經驗。(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南方都市報：現在至少有2000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開展業務，除了國企之外，你對包括貿易商在內的民營企業在非洲所作所為造成的影響如何看待？
李安山：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當然總有各種各樣的毛病，這不能逃避要正視。例如不懂非洲的風土，不重視當地的法律，或者相對封閉不注 重與當地人的交往，各種各樣的情形都有。但他們在中非經貿合作中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雖然與國企相比，民營企業類似散兵遊勇，但他們恰可以填補空當，水銀瀉 地無孔不入，沒人去的地方，他派人去，沒有投資的地方，他去投資。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特別是駐非洲各國的使領館，一方面要承擔 起保護這些民營企業正當權益的責任，另一方面也要更好地開展引導，提供更多當地投資環境和法律法規的相關資訊。這些方面使領館其實一直在改進，像現在商務 參贊訪談錄慢慢都在做。因為只有引導好了，他們出的事情才少，就不會要外交部門到處去撲火。(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為何中國收穫最多批評
南方都市 報：莫約有一個觀點，認為西方的援助大大增加了非洲國家腐敗的幾率。而在另外一本引起很大反響的書《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The Dragon‘sGift）的作者、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D eborahBrautigam）看來，中國實施援助或商業投資的方式其實限制了腐敗，因為與世界銀行和其他援助者不同，中國的貸款和援助很少進入受援國 政府手中。通常，當一個專案達成協議後，資金直接從中國銀行流入負責項目的中國建築公司，從而限制了非洲政府官員貪腐的機會。然而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 有不少報導都會讓人覺得，真實情況與莫約和布羅伊蒂加姆的說法正好相反：西方帶給非洲人權和透明政府，而中國的投資則一直在破壞這些努力，進一步造成腐 敗。
李安山：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是一位研究發展問題的專家。她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做中國對非洲的農業援助，有較深厚的學 術積累。她的觀點比較切合實際。西方一直是資金援助，這筆錢中往往包括10%的管理費提成，這就為非洲政府的一些官員的腐敗行為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中國政 府的援助方式不太一樣，修一條路，建一所學校或一所醫院，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便利，為其他投資者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從而產生了很不同的效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對中國和非洲合作的快速發展非常不適應，總想拿一些個別現象說事，甚至不惜捕風捉影，而民眾不瞭解情況，加之媒 體存在偏見，都在加深錯誤觀點的傳播。在非洲法語國家，絕大多數的傳播媒介都來自法國，一些報導並不符合事實。莫約女士在書中也有一章專論中國，她對中國 的援助以及中非合作持正面態度。當然，對投資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要正視。
南方都市報：雖然你剛才提到中國企業給非洲帶來的就業機會增多，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工人的數量面臨普遍指責，評論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建設專案大量使用中國工人，而盡可能少地使用本地工人，這在一些地方造成很大的反對聲浪。
李安山：2008年南非斯泰倫博什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在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的支援下，做了一個中國建築業在非洲的項目調查，他們在幾個國家例如 莫三比克進行了個案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全部使用中國工人是不可能的，在成本上划不來。一位在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摩洛哥做專案的大型 國企的經理也告訴我，中國工人平均一個月成本6000元，而當地工人只需2000元，在可能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當然願意用當地工人。
但是現實中也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有些工種需要一定的理解力和技術能力，非洲還缺乏這樣的技術工，那麼就必須使用中國工人。另外中國管理人員與非洲工人 語言不通，交流有問題，這也會導致非洲工人比例降低。另外文化上還存在差異，這在蘇丹的麥洛維大壩建設中比較明顯，穆斯林一天要五次禮拜，但有幾次的禮拜 時間其實是工作時間。中國企業在非洲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情況，這要慢慢的理解和磨合。
南方都市報：如果中國在非洲的情況正如布羅伊蒂加姆和莫約所寫的那麼正面的話，為什麼中國同時在收穫最多的批評？
李安山：批評比較正常。任何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都會面臨這樣的情況。在給外交部的報告裏，我也特別提到：目前存在的很多問題我們要正視，要糾正，但也 不要太在意人家的批評。有一個法國學者對我說，不只法國政府，就是一般民眾都擔憂得不得了，中國在非洲擴展這麼快，我們法國怎麼辦？這種恐懼其實是根深蒂 固的殖民心態的反應，他們覺得，我的東西正在被中國隨便侵佔。我這裏有一個《非洲投資者》“2003-2009年投資非洲專案來源國”的統計資料，其中美 國第一位，總數411個，中國只排在第10位，總數86個，還在印度和南非的後面，但是我們受的攻擊是最多的。
南方都市報：“不干涉內政”是現階段我國外交的一個核心思想。中國在非洲的作為，特別是與被西方認為是獨裁國家的一些非洲國家的緊密合作，往往被一些評論者認為是只重利益而不顧國際責任的行為，他們也認為“不干涉內政”其實成了中國逃避大國責任的藉口。
李安山：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中國也好，非洲國家也好，這些有過殖民地經驗的國家對主權特別敏感。今年是非洲獨立50周年，經過民族獨立運動之後，無論是 非洲還是中國，都認為國家的政治主權應該由我們自己主導，這個思想根深蒂固。這種情況下，中國在處理與非洲國家關係時，不可能以直接批評或介入的方式處理 涉及非洲主權問題的一些事務，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非洲國家具體事務的政策是沒有原則的。中國會根據非盟的態度來做出決策，很難說中國比非盟還瞭解非洲， 所以非盟的態度常常是首要考慮的。當然，聯合國的決議中國同樣會重視。2008年3月30日，我在柏林開會，看到天空電視臺在辛巴威做實地採訪，印象非 常深刻。當時辛巴威比較亂，穆加貝總統對反對派領袖採取了軟禁，措施強硬，在國際社會造成很大影響。這個背景下，天空電視臺採訪了辛巴威一位政治分析 家，記者問，你覺得穆加貝應該怎麼辦？這位分析家說：你們倫敦、華盛頓為什麼要來干涉我們呢？你們要穆加貝這樣，要穆加貝那樣，結果是什麼？穆加貝原來說 不再競選連任了，現在他又要競選總統，是你們在推動，是你們！
不干涉內政，並不意味著漠然置之，而是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處 理，但絕對不是正面指責和採取制裁措施。為什麼在達爾富爾問題上，蘇丹總統巴希爾後來同意了聯合國和非盟的混合維和部隊進駐？這和中國政府私下的溝通直接 相關。我們可以通過私下的方式對非洲國家提出朋友的意見，這種方式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中國模式能否影響非洲
南方都市報：南非副總統談論中國工人問題時候提到，非洲兄弟國家必須合作來面對這些情況。北歐非洲研究所研究主任范圖•切魯最近也提出，認為中國和印度 已經成為非洲的首選合作夥伴，但在與中國和印度打交道的過程中，非洲各國必須更好地抱成團，在一個更有力和更加聯合的平臺上與中印談判，非洲人必須積極主 動，如果不然，中國和印度進入非洲，很可能會演變成“自己請來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在非洲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會越來越面對非洲一體化和非洲民族主義帶來的制 約和挑戰？(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李安山：這種觀點在非洲日益普遍，特別是在有見識的非洲知識份子中間。這種帶有泛非主義色彩的強烈的非洲民族主義的表達非常自然。我們知道，非洲的一體化 正在加速，從非統到非盟是一個很好的過渡。在與中國、印度或其他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如果非洲大陸能團結一致，效果當然更好。中國政府也在鼓勵這種一體化 進程，中國幫非洲聯盟修的非盟大樓，幫助他們培養幹部都是一些具體的措施。既然中國強調雙贏，就應該以一種平和的態度看待作為夥伴的非洲大陸的崛起，以正 面積極的措施鼓勵非洲一體化進程。這正是中國與西方大國不同之處。當非洲的區域一體化逐漸形成時，也會為投資帶來更便利的條件。
南方都市報：中國的崛起被認為不能只是經濟力量的崛起，同時應該伴隨著軟實力的提高，應該對世界做出價值觀和文明領域的貢獻，你覺得中國能夠為非洲帶去什麼樣的價值觀？
李安山：現在中國在非洲開了21個孔子學院，有些辦得很好。這次我們在肯雅看到，通過孔子學院的努力，內羅畢大學已經把中文納入了本科生課程。我也做 過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研究，醫療隊的很多態度、精神和價值觀對非洲的影響很大，比如中國醫生什麼事情都做，非洲人說在殖民時期法國醫生只看病啊，這些中國醫 生顯然帶去了一種平等的觀念。但我們還有很多不足，比如企業文化，現在中非交往最直接的是企業之間的交往，這方面我們應該多做倡導。
南方都市報：一些評論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資非常受歡迎，這也導致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在非洲受到歡迎。例如學習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強力干預以抵禦自由市場的風險等等。據你觀察，中國的這種模式確實能為非洲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嗎？
李安山：中國與非洲應該互相學習。我們總是以非洲相稱，但非洲56個國家與地區，講英語的20個，講法語的21個，9個講阿拉伯語，5個葡萄牙語，1個 西班牙語。在發展方面，有的國家比中國發達。事實上，別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絕不能照搬。中國的一些經驗非洲國家確實可以借鑒，如對糧食問題的政策、對國 家主權的重視、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的觀念，以及儘量保持社會穩定的做法等。
非洲人是非常聰明的，他們樂觀處世的態度值得我們學 習。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一直非常和諧，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是絕不能複製的。對民眾的管理也一樣。非洲傳統有一種“大樹下的民主”，大家在 長老或酋長的帶領下進行管理，這些都是一個社會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管理自己的有效辦法。可惜的是，有的非洲國家在照搬西方經驗時將自己好的東西丟掉了。
我一直認為，非洲的貧困不是一個大陸的事，而是整個人類的恥辱，非洲的發展靠的不是援助，而是非洲人民的主動性；我也一直相信，非洲的明天會更美好
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
裙帶式資本主義
在亞非拉一些具有憲政民主制度框架的國家，政治腐敗、法治扭曲、社會動亂、經濟危機、種族衝突、極端貧困、踐踏人權等嚴重問題廣泛存在，對此人們公認這是由於那些國家沒有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沒有給人民真正自由，政權被一群利益集團操縱把持，將國家導入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沼。
但是，自認有人數上的優勢，這是廣大貧困階層支持“多數原則”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許多人想當然認為民主制度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消除權力腐敗的根本原因。然而，發生在亞非拉民主國家的大量經驗事實，並不支持這種判斷。那麼在“一人一票”的憲政民主制度下，為什麼貧苦大眾不能利用數量 優勢通過選舉取得政治上的優勢、成為民主遊戲的真正受益者呢？換句話說，權貴們是怎麼將形式上的劣勢變為實際上的優勢，從而掌控權力，剝奪其他人政治權利的呢？
原因存在於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型態)之中，即那裏的人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
莊禮偉指出，“東南亞從殖民者到來之前直至今日（今日的新加坡例外）”始終處於一種“裙帶式的社會形態”之中，而且“強人下臺和金融危機對東南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觸動非常有限”。
這種社會形態在經濟層面上表現為裙帶式資本主義，即“一種畸形的或壞的市場經濟，其中一些人通過權勢和關係網尋租致富，在成為既得利益者後，對種種合理的市場化改革以各種方式大加阻撓”。
在政治層面上表現出四個特點：“一、前現代性。以保護人─被保護人、恩主─扈從關係這種前現代的政治文化作為支撐。無權勢者缺乏獨立人格， 依附心態非常嚴重。二、體制性。體制上的諸多缺陷，如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統治，經濟生活中過多的政府干預，法制不健全等等，為亞洲裙帶資本主義提供了深厚的 體制和政策土壤（這也導致了亞洲裙帶資本主義的形式更為豐富多樣，如政策性的行業壟斷、侵吞、回扣、在企業和基金會兼任職務、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 佔有國家土地等等）。三、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沿著血親、姻親、部族關係畸形地集中起來，無論是政治領導人的家族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密友們的家族，均 能在這種裙帶資本主義體制中成為超級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場經濟的應有秩序，貪污金額普遍巨大。在這樣的國家中，只有私人政治，沒有公 共政治。四、全社會性。上行下效，各種層次的朋黨關係、密友關係從低到高形成了全社會性的金字塔式的網路結構，公務員乃至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別是精 英和權貴階層的大面積腐敗，使市場經濟秩序極度混亂，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其中，覆蓋全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保護人─被保護人、恩主─扈從），既是東（南）亞社會的根本特點，又是憲政民主被扭曲的根本原因。“一個有一定財富和權力的人（即所 謂“恩主”），允諾利用其財富和權力去幫助和保護某些人，後者則成為其附從，以忠誠、感恩的態度對恩主提供支援來作為回報。整個國家就是由這樣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結構所編織成的一個巨型金字塔”。
既然“整個國家就是由這樣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結構所編織成的”，那 麼，選舉時是處於“金字塔”塔尖的權貴們會成為候選人，還是處於塔底的普通大眾會成為候選人？答案顯而易見：這些國家轟轟烈烈的全民選舉不過是權貴之間的 “差額選舉”罷了。因為競選所需的金錢、媒體、組織、關係網全部掌握在權貴手中，平民百姓根本無緣染指（如果某個平民出身的人最終擁有了這一切，他也就演 變成權貴了），候選人只能在權貴或權貴的代理人中產生，所以競選只是權貴們輪流坐莊。老百姓手裏是有選票，但他們組織不起來，他們是一盤散沙，只能在權貴 或其代理人之間作出選擇。我們不妨做一個極端假設，假設一個真正的平民百姓成為候選人，那麼其他平民百姓會不會把選票投給他呢？
假設我是一個選民，我屬於“Ａ金字塔”，我的經濟收入、政治地位、社會保障等都須依賴處於“金字塔”塔尖的張三，如果他當選，我所在的這個 “金字塔”的勢力就會大大膨脹，作為其中一員的我就會相應受益，那麼我當然會投票給張三。即使候選人沒有張三而只有李四和王五，如果張三支持李四，那就說 明張三是李四“Ｂ金字塔”中的一員，我當然也就間接屬於“Ｂ金字塔”，所以我會投票給李四。如果有一個和我一樣的老百姓成為候選人，我也不會選他，因為他當選不能給我帶來任何好處，只能給和他有關係的人帶來好處。
瑞典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指出，亞洲部分國家的腐敗是如此普遍，以致于形成了一種“腐敗的民俗學”。“這種民俗學對於人民怎樣處理私生活，他們怎樣看待政府旨在鞏固國家和指導及促進發展所 作的努力有決定性影響，它容易使人民認為，掌握權力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覺得應忠於的社會集團的利益來利用權力”（岡納.繆 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對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的研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中譯本，1992年，第144頁）。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我為什麼非得要依附於某個權貴，成為他“金字塔”中的一員呢？我為什麼不能是一個人格獨立的人呢？難道平等和自由不是我的追求嗎？當我“以忠誠、感恩的態度”面對我的恩主時，我難道沒有把自己貶為“人下人”嗎？
不幸的是，我不得不這樣做，我不得不依附於他人，我不得不出賣我的自由、尊嚴和其他政治權利，因為我別無選擇，如果我還想生存的話--這是由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所決定的社會結構及群體力量對比格局所註定的。
其實對於這種人身依附關係，中國人曾經很熟悉，不過我們原來是依附於“單位”。因為“單位”掌握了一切生存和發展的資源，包括政治、經濟、 文化等資源，如果你不在某個“單位”上班，你就沒有經濟收入、沒有社會地位等等。一句話，在改革開放以前，如果個人想要生存，就必須依附於“單位”。是改 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飛速發展及其創造的大量就業和發財機會，使人們擺脫了對“單位”的依附。人們不但能夠在市場經濟中發財，還能以此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乃至 政治特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有這種機會擺在面前，傻瓜才會繼續效忠原來的恩主。如果遍地都是招聘人員的企業、跳槽輕而易舉，人們為什麼還要效忠於 某一個企業主呢？正是因為經濟落後、發展停滯、生存條件惡劣、就業機會稀缺，再加上國家無力提供足夠的福利保障，人們一旦離開原來的恩主就難以謀生，這才 是“恩從”關係（人身依附關係）普遍存在並且難以被打破的原因。當前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不但對發達國家以服務業和科技附加值為增長來源的經 濟模式望塵莫及，就連以“泰勒制”（標準化生產方式）為代表的、把工人當作機械使用的西方國家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生產模式都不能普及（後者正是當前中國引 以為榮的生產模式）。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下，你還能指望普通民眾怎麼做呢？他們必須透過血緣、宗法、部落、地域、族群等關係依附於某個權貴才能生存，這些天 然的“裙帶網”即使薄如面紗，但畢竟還帶有一絲“溫情”，事實上它是對底層民眾的一種“社會保障”安排。
由於不能超脫“金字塔”而獨立生存、發展，結果只能是“普通民眾喪失了個人的獨立性，成為政客的私人擁躉，他們僅服從於這樣的大大小小的‘恩從關係’，對 政治家族、官員的效忠程度遠遠超過對國家和政府機構的效忠，政治立場私人化，政治活動非制度化，領導人家長化”。至此，我們可以把民主被扭曲的過程簡單概 括為：本來具有多數優勢的平民階層大多被這種人身依附性分割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圈子，分別依附於不同的權勢集團，完全喪失了群體性的政治立場。真正能夠保持 自我立場的平民只占少數，他們完全不具備任何政治優勢，在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名義的遊戲規則中只能任人宰割。權勢集團則獨掌大多數政治、經濟、文化（主要指話語權）資源，實行“形民主實威權”的統治。
但是，自認有人數上的優勢，這是廣大貧困階層支持“多數原則”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許多人想當然認為民主制度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消除權力腐敗的根本原因。然而，發生在亞非拉民主國家的大量經驗事實，並不支持這種判斷。那麼在“一人一票”的憲政民主制度下，為什麼貧苦大眾不能利用數量 優勢通過選舉取得政治上的優勢、成為民主遊戲的真正受益者呢？換句話說，權貴們是怎麼將形式上的劣勢變為實際上的優勢，從而掌控權力，剝奪其他人政治權利的呢？
原因存在於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型態)之中，即那裏的人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
莊禮偉指出，“東南亞從殖民者到來之前直至今日（今日的新加坡例外）”始終處於一種“裙帶式的社會形態”之中，而且“強人下臺和金融危機對東南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觸動非常有限”。
這種社會形態在經濟層面上表現為裙帶式資本主義，即“一種畸形的或壞的市場經濟，其中一些人通過權勢和關係網尋租致富，在成為既得利益者後，對種種合理的市場化改革以各種方式大加阻撓”。
在政治層面上表現出四個特點：“一、前現代性。以保護人─被保護人、恩主─扈從關係這種前現代的政治文化作為支撐。無權勢者缺乏獨立人格， 依附心態非常嚴重。二、體制性。體制上的諸多缺陷，如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統治，經濟生活中過多的政府干預，法制不健全等等，為亞洲裙帶資本主義提供了深厚的 體制和政策土壤（這也導致了亞洲裙帶資本主義的形式更為豐富多樣，如政策性的行業壟斷、侵吞、回扣、在企業和基金會兼任職務、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 佔有國家土地等等）。三、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沿著血親、姻親、部族關係畸形地集中起來，無論是政治領導人的家族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密友們的家族，均 能在這種裙帶資本主義體制中成為超級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場經濟的應有秩序，貪污金額普遍巨大。在這樣的國家中，只有私人政治，沒有公 共政治。四、全社會性。上行下效，各種層次的朋黨關係、密友關係從低到高形成了全社會性的金字塔式的網路結構，公務員乃至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別是精 英和權貴階層的大面積腐敗，使市場經濟秩序極度混亂，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其中，覆蓋全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保護人─被保護人、恩主─扈從），既是東（南）亞社會的根本特點，又是憲政民主被扭曲的根本原因。“一個有一定財富和權力的人（即所 謂“恩主”），允諾利用其財富和權力去幫助和保護某些人，後者則成為其附從，以忠誠、感恩的態度對恩主提供支援來作為回報。整個國家就是由這樣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結構所編織成的一個巨型金字塔”。
既然“整個國家就是由這樣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結構所編織成的”，那 麼，選舉時是處於“金字塔”塔尖的權貴們會成為候選人，還是處於塔底的普通大眾會成為候選人？答案顯而易見：這些國家轟轟烈烈的全民選舉不過是權貴之間的 “差額選舉”罷了。因為競選所需的金錢、媒體、組織、關係網全部掌握在權貴手中，平民百姓根本無緣染指（如果某個平民出身的人最終擁有了這一切，他也就演 變成權貴了），候選人只能在權貴或權貴的代理人中產生，所以競選只是權貴們輪流坐莊。老百姓手裏是有選票，但他們組織不起來，他們是一盤散沙，只能在權貴 或其代理人之間作出選擇。我們不妨做一個極端假設，假設一個真正的平民百姓成為候選人，那麼其他平民百姓會不會把選票投給他呢？
假設我是一個選民，我屬於“Ａ金字塔”，我的經濟收入、政治地位、社會保障等都須依賴處於“金字塔”塔尖的張三，如果他當選，我所在的這個 “金字塔”的勢力就會大大膨脹，作為其中一員的我就會相應受益，那麼我當然會投票給張三。即使候選人沒有張三而只有李四和王五，如果張三支持李四，那就說 明張三是李四“Ｂ金字塔”中的一員，我當然也就間接屬於“Ｂ金字塔”，所以我會投票給李四。如果有一個和我一樣的老百姓成為候選人，我也不會選他，因為他當選不能給我帶來任何好處，只能給和他有關係的人帶來好處。
瑞典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指出，亞洲部分國家的腐敗是如此普遍，以致于形成了一種“腐敗的民俗學”。“這種民俗學對於人民怎樣處理私生活，他們怎樣看待政府旨在鞏固國家和指導及促進發展所 作的努力有決定性影響，它容易使人民認為，掌握權力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覺得應忠於的社會集團的利益來利用權力”（岡納.繆 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對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的研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中譯本，1992年，第144頁）。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我為什麼非得要依附於某個權貴，成為他“金字塔”中的一員呢？我為什麼不能是一個人格獨立的人呢？難道平等和自由不是我的追求嗎？當我“以忠誠、感恩的態度”面對我的恩主時，我難道沒有把自己貶為“人下人”嗎？
不幸的是，我不得不這樣做，我不得不依附於他人，我不得不出賣我的自由、尊嚴和其他政治權利，因為我別無選擇，如果我還想生存的話--這是由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所決定的社會結構及群體力量對比格局所註定的。
其實對於這種人身依附關係，中國人曾經很熟悉，不過我們原來是依附於“單位”。因為“單位”掌握了一切生存和發展的資源，包括政治、經濟、 文化等資源，如果你不在某個“單位”上班，你就沒有經濟收入、沒有社會地位等等。一句話，在改革開放以前，如果個人想要生存，就必須依附於“單位”。是改 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飛速發展及其創造的大量就業和發財機會，使人們擺脫了對“單位”的依附。人們不但能夠在市場經濟中發財，還能以此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乃至 政治特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有這種機會擺在面前，傻瓜才會繼續效忠原來的恩主。如果遍地都是招聘人員的企業、跳槽輕而易舉，人們為什麼還要效忠於 某一個企業主呢？正是因為經濟落後、發展停滯、生存條件惡劣、就業機會稀缺，再加上國家無力提供足夠的福利保障，人們一旦離開原來的恩主就難以謀生，這才 是“恩從”關係（人身依附關係）普遍存在並且難以被打破的原因。當前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不但對發達國家以服務業和科技附加值為增長來源的經 濟模式望塵莫及，就連以“泰勒制”（標準化生產方式）為代表的、把工人當作機械使用的西方國家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生產模式都不能普及（後者正是當前中國引 以為榮的生產模式）。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下，你還能指望普通民眾怎麼做呢？他們必須透過血緣、宗法、部落、地域、族群等關係依附於某個權貴才能生存，這些天 然的“裙帶網”即使薄如面紗，但畢竟還帶有一絲“溫情”，事實上它是對底層民眾的一種“社會保障”安排。
由於不能超脫“金字塔”而獨立生存、發展，結果只能是“普通民眾喪失了個人的獨立性，成為政客的私人擁躉，他們僅服從於這樣的大大小小的‘恩從關係’，對 政治家族、官員的效忠程度遠遠超過對國家和政府機構的效忠，政治立場私人化，政治活動非制度化，領導人家長化”。至此，我們可以把民主被扭曲的過程簡單概 括為：本來具有多數優勢的平民階層大多被這種人身依附性分割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圈子，分別依附於不同的權勢集團，完全喪失了群體性的政治立場。真正能夠保持 自我立場的平民只占少數，他們完全不具備任何政治優勢，在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名義的遊戲規則中只能任人宰割。權勢集團則獨掌大多數政治、經濟、文化（主要指話語權）資源，實行“形民主實威權”的統治。
2010年9月8日星期三
西方設圈套挑動輿論爭鬥 離間中印關係
中評社北京9月8日電／“既不存在中國對印度的威脅，也不存在印度對中國的威脅。”1982年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會見印度客人時，對中印關係作出 了上述評價。作為兩個比鄰而居的崛起中大國，有著兩千年傳統友誼的中國和印度，理應成為一對攜手共榮的好夥伴。然而近些年，兩國追求合作共贏的進程卻被來 自媒體和民間的雜音束縛了手腳。
為追求商業利益，一些印度媒體把炒作“中國威脅”、“中印對抗”當成了提升銷量和點擊率的不二法寶。這些真假難辨的聳人消息經過一些中國媒體的二次傳 播和再加工，無形中加深了兩國人民對彼此的誤解。有關專家指出，媒體的聲音不代表政府的決策。中國應該冷靜對待印度媒體的炒作之風，否則極易授人以柄，讓 躲在背後的西方勢力找到離間中印的機會。
印媒再掀涉華風波
8月27日，《印度快報》、《印度時報》等多家印度主流媒體報道說，印度“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最高軍事指揮官、陸軍中將賈斯沃爾原計劃在8月份到中 國參加印中之間的一次高層交流，但由於中方認為克什米爾主權存在爭議，因此拒絕給賈斯沃爾發放簽證。很快由這則消息衍生出另一條更具爆炸性的新聞———印 度政府將以“中斷軍事交流”的方式“報復中國”。《印度教徒報》援引一名匿名印度官員的話說，中印兩國軍隊之間的未來軍事交流和聯合軍事演習已經被暫停， 直至中國解決這一問題後才會恢復。
印度媒體緊抓此事不放，甚至平白無故地將印度人力資源開發部部長卡皮爾.西巴爾的正常訪華與“中印軍事交流中斷”聯繫在一起。據報道，西巴爾將於9月 10日訪華，其間將參加9月13日至15日在天津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有印度媒體稱西巴爾的訪華之旅為“融冰之旅”，此訪可能“打破中印之間的防務交流 堅冰”。
僅過了兩天，印度媒體又轉而開始炒作中印邊界問題。《印度時報》8月29日報道稱，中國政府於7月12日沒收了上海世博會印度館內附有印度地圖的宣傳 册。在這份地圖上，“阿魯納恰爾邦”(中國藏南地區———編者注)被標示為印度領土。該報分析稱，中國政府這樣做是因為受到一些專家和網民的巨大壓力。
9月1日，多家印度媒體發出最新報道稱，印度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反制”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的政策。近日召開的印度內閣安全委員會會議達成共識，認為印度將以“強硬態度對抗”中國，尤其涉及印度領土主權問題。
別跟著印媒體“罵街”
“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確實還存在一些爭議，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就很容易激起印度媒體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印度問題專家胡仕勝對 《世界新聞報》記者說。胡仕勝指出，印度媒體以前也有過拿邊界問題說事的先例，有的可能是確有其事，有的則純屬胡亂編造。“印度媒體的商業主義色彩很濃， 反華報道幾乎成了各大媒體吸引眼球、爭奪受眾的一種商業手段。這是印度固有的媒體生態，媒體的聲音不代表政府的立場，所以我們沒必要跟他們較勁。”
在印度媒體煽風點火的同時，中印兩國政府適時地出來滅火。中印兩國國防部都第一時間否認了“中印防務交流中斷”的傳聞。而對於中國政府沒收世博會印度館宣傳手册的消息，印度外交部發言人稱，“(中國)並沒有干擾印度館的運轉”。
胡仕勝說，今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兩國政府都希望雙邊關係再上一個台階，因此極力避免兩國關係因為媒體的煽動而受到傷害。“由於政府對中印關係前景有正確認識，所以媒體再怎麼吵吵，也不會使中印關係脫軌。”
胡仕勝強調，印度媒體集中向中國發難的情況去年也有過。 2009 年9月份，一些印度媒體以所謂“中國軍隊入侵印度拉達克地區”為由頭，集體發出惡意反華報道，由此引發了中印之間的輿論戰。一些中國媒體和網民開始抨擊印 度。“事實上，所謂的‘中國軍隊入侵’完全是臆造出來的故事。可是我們似乎聽慣了印度媒體炒作這類事情，所以就理所當然把它當成了反擊印度的理由。”
胡仕勝補充說，中國媒體在處理印度對華報道時，需要擦亮眼睛，分辨消息的真偽，同時應多跟專家學者積極溝通，用理性客觀的基調去報道，而不是僅憑一時 意氣跟著印度媒體“罵街”。“惡性的媒體競爭可能會誤導兩國民意，而民意又會綁架政府，使得兩國政府推動雙邊關係的努力越來越因循守舊。”
西方設套離間中印關係
有關專家認為，中印互鬥不僅會破壞兩國的合作大局，而且還會讓躲在背後看好戲的西方勢力得逞。有些時候，西方媒體故意散播中印不和的消息，以此來挑起兩國輿論爭鬥。中國切不可陷入西方設下的輿論圈套。
最不願意看到中印聯手的美國善於玩這套把戲。美國《紐約時報》8 月下旬刊登的一篇報道稱，中國向巴控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地區派駐了1萬多名軍人，以“確保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和巴基斯坦駐華大使 馬蘇德.汗均否認了相關報道。馬蘇德.汗說，該地區沒有中國軍隊，目前只有一支中國救援隊在幫助遭遇洪水的災民。
除了借敏感的邊界問題挑撥中印關係外，美國媒體還經常專注於中印兩國的軍事動向，企圖製造“中印為敵”的假象。美國外交政策網站7 月6日發文稱，為應對不斷提高的中國軍力，印度內閣安全委員會已經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支持印度陸、海、空三軍擴充戰力。根據計劃，印度正在組建兩個新的 山地師，計劃將其部署在中印東北部邊境。與此同時，印度海軍正在努力建造並獲得各種性能強大的新平台。
胡仕勝對記者介紹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常以惡性競爭的眼光來看待中印崛起，故意擴大兩國潛在的競爭性。最新一期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 文章就把目光放在了中印關係上，認為具有充足人力的印度超越中國並非幻想。美國《華爾街日報》去年10 月的一篇文章———“中印21世紀對抗加劇” ———列舉了中印兩國在雙邊貿易、金融投資、航天工程等領域存在的競爭關係，最後得出莫須有的結論：兩國的緊張關係將加劇。
“西方對中印關係採取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策略。這樣做其實是他們失落的一種表現，因為發展模式接近的中國同印度如果聯手的話，必將衝擊西方國家 在世界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胡仕勝說。他進一步指出，西方現在明裡暗裡奉行“扶印抑華”的政策。他們認定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而中國是不民主的。 西方媒體經常用印度“強大的潛力”來遮掩“中國模式”的光彩。
應把印媒與官方分開
中印兩國的一些專家學者指出，惡性競爭只會加劇兩國的戰略消耗，如果雙方能夠發揮各自的後發優勢，取長補短，必將產生 “1+1>2”的效果。
印度商務部長、著名經濟學者賈伊拉姆.拉梅什曾發明了“中印度”(Chindia)一詞，認為“世界工廠”與“世界辦公室”應該加強合作，為構建新的 國際經濟新秩序作出各自的貢獻。印度德里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斯裡瑪蒂.查克拉巴裡教授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印發展模式是互補的，而非彼此對立。在基 礎設施建設、製造業等方面，印度都應以中國為師。反過來，在金融體系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軟環境’方面，印度也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優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印度問題專家胡仕勝對《世界新聞報》記者說，培養健康的民意對於中印關係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當前兩國最要緊的事是增進互信， 減少猜疑。這就需要兩國媒體對民意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民族主義情緒在兩國都有存在，中國一些媒體喜歡不假思索地轉述印度媒體的涉華報道，有時還會加入情 緒化的東西，甚至把媒體的言論“轉嫁”給印度政府。
胡仕勝指出，印度英文媒體代表和反映的是印度戰略精英的看法，並不代表印度政府的對華政策。“中國媒體和網民決不能被印度媒體牽著鼻子走，應該多從積極的大方向審視兩國關係。譬如，中印的共同點多於中國同西方的共同點，印度的崛起對中國也是一種戰略緩衝，等等。”
為追求商業利益，一些印度媒體把炒作“中國威脅”、“中印對抗”當成了提升銷量和點擊率的不二法寶。這些真假難辨的聳人消息經過一些中國媒體的二次傳 播和再加工，無形中加深了兩國人民對彼此的誤解。有關專家指出，媒體的聲音不代表政府的決策。中國應該冷靜對待印度媒體的炒作之風，否則極易授人以柄，讓 躲在背後的西方勢力找到離間中印的機會。
印媒再掀涉華風波
8月27日，《印度快報》、《印度時報》等多家印度主流媒體報道說，印度“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最高軍事指揮官、陸軍中將賈斯沃爾原計劃在8月份到中 國參加印中之間的一次高層交流，但由於中方認為克什米爾主權存在爭議，因此拒絕給賈斯沃爾發放簽證。很快由這則消息衍生出另一條更具爆炸性的新聞———印 度政府將以“中斷軍事交流”的方式“報復中國”。《印度教徒報》援引一名匿名印度官員的話說，中印兩國軍隊之間的未來軍事交流和聯合軍事演習已經被暫停， 直至中國解決這一問題後才會恢復。
印度媒體緊抓此事不放，甚至平白無故地將印度人力資源開發部部長卡皮爾.西巴爾的正常訪華與“中印軍事交流中斷”聯繫在一起。據報道，西巴爾將於9月 10日訪華，其間將參加9月13日至15日在天津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有印度媒體稱西巴爾的訪華之旅為“融冰之旅”，此訪可能“打破中印之間的防務交流 堅冰”。
僅過了兩天，印度媒體又轉而開始炒作中印邊界問題。《印度時報》8月29日報道稱，中國政府於7月12日沒收了上海世博會印度館內附有印度地圖的宣傳 册。在這份地圖上，“阿魯納恰爾邦”(中國藏南地區———編者注)被標示為印度領土。該報分析稱，中國政府這樣做是因為受到一些專家和網民的巨大壓力。
9月1日，多家印度媒體發出最新報道稱，印度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反制”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的政策。近日召開的印度內閣安全委員會會議達成共識，認為印度將以“強硬態度對抗”中國，尤其涉及印度領土主權問題。
別跟著印媒體“罵街”
“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確實還存在一些爭議，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就很容易激起印度媒體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印度問題專家胡仕勝對 《世界新聞報》記者說。胡仕勝指出，印度媒體以前也有過拿邊界問題說事的先例，有的可能是確有其事，有的則純屬胡亂編造。“印度媒體的商業主義色彩很濃， 反華報道幾乎成了各大媒體吸引眼球、爭奪受眾的一種商業手段。這是印度固有的媒體生態，媒體的聲音不代表政府的立場，所以我們沒必要跟他們較勁。”
在印度媒體煽風點火的同時，中印兩國政府適時地出來滅火。中印兩國國防部都第一時間否認了“中印防務交流中斷”的傳聞。而對於中國政府沒收世博會印度館宣傳手册的消息，印度外交部發言人稱，“(中國)並沒有干擾印度館的運轉”。
胡仕勝說，今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兩國政府都希望雙邊關係再上一個台階，因此極力避免兩國關係因為媒體的煽動而受到傷害。“由於政府對中印關係前景有正確認識，所以媒體再怎麼吵吵，也不會使中印關係脫軌。”
胡仕勝強調，印度媒體集中向中國發難的情況去年也有過。 2009 年9月份，一些印度媒體以所謂“中國軍隊入侵印度拉達克地區”為由頭，集體發出惡意反華報道，由此引發了中印之間的輿論戰。一些中國媒體和網民開始抨擊印 度。“事實上，所謂的‘中國軍隊入侵’完全是臆造出來的故事。可是我們似乎聽慣了印度媒體炒作這類事情，所以就理所當然把它當成了反擊印度的理由。”
胡仕勝補充說，中國媒體在處理印度對華報道時，需要擦亮眼睛，分辨消息的真偽，同時應多跟專家學者積極溝通，用理性客觀的基調去報道，而不是僅憑一時 意氣跟著印度媒體“罵街”。“惡性的媒體競爭可能會誤導兩國民意，而民意又會綁架政府，使得兩國政府推動雙邊關係的努力越來越因循守舊。”
西方設套離間中印關係
有關專家認為，中印互鬥不僅會破壞兩國的合作大局，而且還會讓躲在背後看好戲的西方勢力得逞。有些時候，西方媒體故意散播中印不和的消息，以此來挑起兩國輿論爭鬥。中國切不可陷入西方設下的輿論圈套。
最不願意看到中印聯手的美國善於玩這套把戲。美國《紐約時報》8 月下旬刊登的一篇報道稱，中國向巴控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地區派駐了1萬多名軍人，以“確保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和巴基斯坦駐華大使 馬蘇德.汗均否認了相關報道。馬蘇德.汗說，該地區沒有中國軍隊，目前只有一支中國救援隊在幫助遭遇洪水的災民。
除了借敏感的邊界問題挑撥中印關係外，美國媒體還經常專注於中印兩國的軍事動向，企圖製造“中印為敵”的假象。美國外交政策網站7 月6日發文稱，為應對不斷提高的中國軍力，印度內閣安全委員會已經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支持印度陸、海、空三軍擴充戰力。根據計劃，印度正在組建兩個新的 山地師，計劃將其部署在中印東北部邊境。與此同時，印度海軍正在努力建造並獲得各種性能強大的新平台。
胡仕勝對記者介紹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常以惡性競爭的眼光來看待中印崛起，故意擴大兩國潛在的競爭性。最新一期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 文章就把目光放在了中印關係上，認為具有充足人力的印度超越中國並非幻想。美國《華爾街日報》去年10 月的一篇文章———“中印21世紀對抗加劇” ———列舉了中印兩國在雙邊貿易、金融投資、航天工程等領域存在的競爭關係，最後得出莫須有的結論：兩國的緊張關係將加劇。
“西方對中印關係採取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策略。這樣做其實是他們失落的一種表現，因為發展模式接近的中國同印度如果聯手的話，必將衝擊西方國家 在世界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胡仕勝說。他進一步指出，西方現在明裡暗裡奉行“扶印抑華”的政策。他們認定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而中國是不民主的。 西方媒體經常用印度“強大的潛力”來遮掩“中國模式”的光彩。
應把印媒與官方分開
中印兩國的一些專家學者指出，惡性競爭只會加劇兩國的戰略消耗，如果雙方能夠發揮各自的後發優勢，取長補短，必將產生 “1+1>2”的效果。
印度商務部長、著名經濟學者賈伊拉姆.拉梅什曾發明了“中印度”(Chindia)一詞，認為“世界工廠”與“世界辦公室”應該加強合作，為構建新的 國際經濟新秩序作出各自的貢獻。印度德里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斯裡瑪蒂.查克拉巴裡教授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印發展模式是互補的，而非彼此對立。在基 礎設施建設、製造業等方面，印度都應以中國為師。反過來，在金融體系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軟環境’方面，印度也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優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印度問題專家胡仕勝對《世界新聞報》記者說，培養健康的民意對於中印關係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當前兩國最要緊的事是增進互信， 減少猜疑。這就需要兩國媒體對民意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民族主義情緒在兩國都有存在，中國一些媒體喜歡不假思索地轉述印度媒體的涉華報道，有時還會加入情 緒化的東西，甚至把媒體的言論“轉嫁”給印度政府。
胡仕勝指出，印度英文媒體代表和反映的是印度戰略精英的看法，並不代表印度政府的對華政策。“中國媒體和網民決不能被印度媒體牽著鼻子走，應該多從積極的大方向審視兩國關係。譬如，中印的共同點多於中國同西方的共同點，印度的崛起對中國也是一種戰略緩衝，等等。”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美兩名重臣訪華 表達善意還是捎來警告？
美兩名重臣訪華 表達善意還是捎來警告？
中評社北京9月7日電／9月2日，中美官方先後宣布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多尼隆、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9月5日至8日訪華的消息，《環球時報》發表文章《美兩名高官來中國溝通》，內容如下：美國兩位經濟及安全事務“重臣”抵達北京，他們將向中國傳達什麼信息受到高度關注，因為國際上都在 猜目前“一團糟”的中美關係下一步往哪走。美歐一些媒體認為，兩人要向中國釋放善意，因為最近幾個月中美關係的“鐘擺”擺過了頭，撞了兩國戰略關係的框 架，至少小的回調是必要的。但美國一些激進人物已經在警告兩人不要“對中國道歉”，要求他們加大施壓。在中國，民間輿論已對中美關係“看破紅塵”，美國的 好話很難再被中國公眾信任，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美國一定會用它手中的外交及軍事資源找中國的麻煩，阻撓中國崛起，他們對這一切的心理承受力在增強。 “去年奧巴馬訪華時說的一些漂亮話，與今年兩國的一次次衝突形成了反差，打擊了中國社會對美國的熱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宿景祥對《環球時 報》說。另一名中國學者周世儉說，中美肯定不會出現當年美蘇的冷戰，但兩國關係中彌漫著冷淡。中國社會現在對美國的警惕是近年來最重的。
重臣訪華，表達善意決心還是捎來警告
9月2日，中美官方先後宣布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多尼隆、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9月5日至8日訪華的消息，但對外界關心的中美將在訪問 期間討論什麼議題，兩國官方都諱莫如深。看來雙方都擔心國內的輿論，對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缺少自信。今年3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率團訪華，媒體曾猜 測那次訪問能促成中美關係的轉折，但那次訪問後新冒出的黃海及南海爭執戳痛了中美關係更敏感的區域。此前中美在谷歌事件、對台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人民 幣升值和伊朗核問題這“五大戰線”上“文鬥”，而現在中美鬥爭的焦點，讓人擔心美國在試圖從黃海、南海上構築對中國的合圍。
“薩默斯是白宮最重要的經濟顧問”，3日，美國《政治》雜誌用這樣的話形容美國高官訪華的重要性。多尼隆也被認為是奧巴馬在安全事務上倚重的重臣。美國輿論最想弄清楚的是，他們到北京究竟要做什麼。
美國《華爾街日報》稱，兩人是來緩解中美在貨幣政策、伊朗核危機等問題上的緊張氣氛的，並將為此與中國官員進行高級別對話。其中薩默斯將主要談人民幣匯率問題，而多尼隆負責談伊朗核問題。
“難道這是對華道歉之旅的續篇？”4日，美國福克斯新聞網對白宮提出這樣的質問。文章援引美國學者章家敦的話說，奧巴馬政府派薩默斯等人訪華是錯誤， “中國人將把這種訪問看做美國從屬於中國的信號”。斯坦伯格訪華就被中國官員看作是 “道歉之旅”，結果沒取得任何效果，但美國卻沒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他還宣稱，“現在是中國急著把商品賣給我們，要談的話也應該是中國官員到美國來，而不是 白宮派人到北京去”。
9月3日，人民幣爭端又被形容為“糾纏中美經貿會談的幽靈”。美國《政治》網站說，薩默斯此行要向中方傳遞重要信息：他要讓中國人明白，美國國會已在 人民幣問題上失去耐心，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決心在今年秋天就人民幣匯率通過法案，而奧巴馬不可能動用自己已縮水的政治資本加以阻止。這層意思被《華爾 街日報》解讀為“對中國的警告”。該報援引美國國務卿霍馬茨的話說，如果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方面罔顧美國的擔憂，“我們將看到國會出台更多不利中 國的提案”。
然而美國《政治》網站說，談人民幣匯率問題只是薩默斯個人的任務，而他領導的團隊訪華的主要任務，是確保中國領導人理解奧巴馬仍然決心“管理雙邊關係”，“使兩國能在金融、戰略等層面全方位互惠互利”。
美國式忽悠傷透中國人的心
9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還宣布了美國前總統卡特9月5日到10日訪華的消息。但在剛過去的這個周末，美國政界高層密集訪華的消息受到中國輿論的冷淡。
“這說明過去一年中美關係的混亂讓中國人吸取了教訓。”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5日對《環球時報》這樣說。他表示，奧巴馬去年訪華前曾 在日本表示“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這些漂亮話抬高了一些中國人對美國的期望，但這種 “一個友善的幫助中國的美國”的幻象隨即被中美今年集中爆發的各種衝突打破。
“中美關係正在經歷一種全世界都沒見過的困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宿景祥對《環球時報》說。他表示，中美間擁有數幹億美元的貿易往來和巨 大的人員交流，但兩國社會卻似乎都缺乏發展中美關係的熱情和動力，雙邊關係只能靠官方艱難維繫，這種情況當年的美蘇和美日之間都沒經歷過。該專家說，當年 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指手畫腳，還能在中國國內有所反響，但現在，美國提出的人民幣、人權、少數民族等話題，沒有一個不令中國社會討厭。幾乎到了美國一張嘴 中國就討厭的地步。過去，“美國不懷好意”總是中國官方在喊，但現在卻成了中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越來越自信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美國將是中國永遠的麻 煩，但同時他們不認為，中美之間會發生劇烈衝突，大多數中國人在形成這樣的共識：中美關係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壞不到哪里去。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認為，中國人之所以對美國高官來華反應冷淡，主要緣於被奧巴馬甜言蜜語忽悠了的失落。今年一系列中美衝突說 明，美國能攪亂中美關係的手段太多，把中國人的心傷透了。周世儉說，中國民間目前對美國的情緒甚至比1999年炸館事件時還要強烈。中國歷史上很多次被外 敵入侵都是經過黃海，美國卻要把航母派到這里。這種威脅已把中國民間對美國的情緒從失望轉變為憤怒，令中國社會對美國的警惕達到近年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民間對美國的激烈情緒也引發外界的關注。英國路透社今年2月就曾說，中美關係正越來越受到中國國內壓力的影響。文章將中國當時罕見宣布制裁捲入對台軍售的美國企業形容為“脾氣見長”，並且認定長脾氣的原因來自於國力增強和民意壓力。
5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的多名中國專家表示，對於中國民意的激烈反應，他們接觸的不少美國學者表示不解。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李侃如曾對記者 說，美國深知南海問題之敏感，在用詞方面相當謹慎，他認為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今年7月的表態並未表示美國將“介入”南海問題紛爭，中方的桕關報道與美國意願 不符。還有美國學者對中國人為何如此惱火表示不理解。
據《環球時報》兩名駐美國記者介紹，他們接觸的許多普通美國人也認為中國現在比過去強大了，對美國也更咄咄逼人，這讓他們感到很不舒服。從中折射出一 個問題：一些中國人自認為強大了，認為國家不能對美國再“委曲求全了”，但很多美國人不認可美國在衰落，認為中國更需要美國，中國自己在國內國外有很多問 題，中國沒有資本能在美國人面前耍橫。
金燦榮說，中國其實從沒有和美國逞強鬥氣的欲望，中美關係近年來的問題沒有哪次是源於中國挑事，美國現在的反應更多表現的是一種對中國的集體不安全 感，這種不安全感讓美國不再大度和自信，變得小氣了。金燦榮認為，中美之間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政治互信，這種不信任不僅在政府和軍方層面，也在民間。兩 國官方即使想改善關係，也面臨各自民意的阻礙。美國希望中國在一些問題上讓步，但中國民意沒有給出這樣的空間。同樣，早已習慣霸權的美國社會也沒有給美國 政府改變一貫霸道做法的空間。從這一層面看，中美之間的磨合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注定會有磕磕絆絆。
中美不會出現冷戰，但很可能經歷冷淡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倪峰說，從“9-11”之後到奧巴馬任期第一年，中美關係存在一個8年的穩定期，其間兩國幾乎沒有爆發任何危機，雙邊關係以合 作為主題。而現在兩國關係似乎要重新調整，進入新階段，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兩國力量對比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倪峰說，中美關係此前能穩定在美國發號施令，中 國思考後答應的模式上，是2000年前後的中美力量態勢決定的，但現在中國變強大了。中美關係今年的混亂正是由於中美雙方對這種改變都不適應，美國不知道 如何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而中國還沒有找到運用力量的辦法。
倪峰說，美國對華接觸加防範的兩手框架不會改變，但未來對中國的防範會更多。他認為，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民間對於未來中美是否還應按照過去8年的合作之路走下去已經產生疑慮。
周世儉說，最近美國正在擔憂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危險，薩默斯到中國來說不定又是要求中國增持美國國債，也許會說一些好話。但中國民間對此似乎已經看得 很淡，不會再對美國抱有多高期待。“中美關係還是既鬥爭又合作的關係，但未來中美維繫互動的動力很可能僅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換句話說，中美雖不會出現冷 戰，但很可能經歷冷淡”。周世儉說。
近日，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對外釋放中美關係回暖的信息。他在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網站上撰文稱，中美正在重設積極進程。“奧巴馬 政府試圖把與中國的關係引向積極方向，以遠離過去數月的崎嶇道路”。而薩默斯和多尼隆很可能利用中國行消除中國領導層心中任何有關新的美國敵意的觀念，同 時表達美國在亞太地區有力而審慎地尋求海上、防務及其他利益的決心。包道格說，中國總理溫家寶9月底將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預計將與奧巴馬會晤。在未來 4個月，中美將產生一系列重建兩國關係的機會。
中評社北京9月7日電／9月2日，中美官方先後宣布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多尼隆、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9月5日至8日訪華的消息，《環球時報》發表文章《美兩名高官來中國溝通》，內容如下：美國兩位經濟及安全事務“重臣”抵達北京，他們將向中國傳達什麼信息受到高度關注，因為國際上都在 猜目前“一團糟”的中美關係下一步往哪走。美歐一些媒體認為，兩人要向中國釋放善意，因為最近幾個月中美關係的“鐘擺”擺過了頭，撞了兩國戰略關係的框 架，至少小的回調是必要的。但美國一些激進人物已經在警告兩人不要“對中國道歉”，要求他們加大施壓。在中國，民間輿論已對中美關係“看破紅塵”，美國的 好話很難再被中國公眾信任，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美國一定會用它手中的外交及軍事資源找中國的麻煩，阻撓中國崛起，他們對這一切的心理承受力在增強。 “去年奧巴馬訪華時說的一些漂亮話，與今年兩國的一次次衝突形成了反差，打擊了中國社會對美國的熱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宿景祥對《環球時 報》說。另一名中國學者周世儉說，中美肯定不會出現當年美蘇的冷戰，但兩國關係中彌漫著冷淡。中國社會現在對美國的警惕是近年來最重的。
重臣訪華，表達善意決心還是捎來警告
9月2日，中美官方先後宣布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多尼隆、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9月5日至8日訪華的消息，但對外界關心的中美將在訪問 期間討論什麼議題，兩國官方都諱莫如深。看來雙方都擔心國內的輿論，對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缺少自信。今年3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率團訪華，媒體曾猜 測那次訪問能促成中美關係的轉折，但那次訪問後新冒出的黃海及南海爭執戳痛了中美關係更敏感的區域。此前中美在谷歌事件、對台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人民 幣升值和伊朗核問題這“五大戰線”上“文鬥”，而現在中美鬥爭的焦點，讓人擔心美國在試圖從黃海、南海上構築對中國的合圍。
“薩默斯是白宮最重要的經濟顧問”，3日，美國《政治》雜誌用這樣的話形容美國高官訪華的重要性。多尼隆也被認為是奧巴馬在安全事務上倚重的重臣。美國輿論最想弄清楚的是，他們到北京究竟要做什麼。
美國《華爾街日報》稱，兩人是來緩解中美在貨幣政策、伊朗核危機等問題上的緊張氣氛的，並將為此與中國官員進行高級別對話。其中薩默斯將主要談人民幣匯率問題，而多尼隆負責談伊朗核問題。
“難道這是對華道歉之旅的續篇？”4日，美國福克斯新聞網對白宮提出這樣的質問。文章援引美國學者章家敦的話說，奧巴馬政府派薩默斯等人訪華是錯誤， “中國人將把這種訪問看做美國從屬於中國的信號”。斯坦伯格訪華就被中國官員看作是 “道歉之旅”，結果沒取得任何效果，但美國卻沒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他還宣稱，“現在是中國急著把商品賣給我們，要談的話也應該是中國官員到美國來，而不是 白宮派人到北京去”。
9月3日，人民幣爭端又被形容為“糾纏中美經貿會談的幽靈”。美國《政治》網站說，薩默斯此行要向中方傳遞重要信息：他要讓中國人明白，美國國會已在 人民幣問題上失去耐心，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決心在今年秋天就人民幣匯率通過法案，而奧巴馬不可能動用自己已縮水的政治資本加以阻止。這層意思被《華爾 街日報》解讀為“對中國的警告”。該報援引美國國務卿霍馬茨的話說，如果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方面罔顧美國的擔憂，“我們將看到國會出台更多不利中 國的提案”。
然而美國《政治》網站說，談人民幣匯率問題只是薩默斯個人的任務，而他領導的團隊訪華的主要任務，是確保中國領導人理解奧巴馬仍然決心“管理雙邊關係”，“使兩國能在金融、戰略等層面全方位互惠互利”。
美國式忽悠傷透中國人的心
9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還宣布了美國前總統卡特9月5日到10日訪華的消息。但在剛過去的這個周末，美國政界高層密集訪華的消息受到中國輿論的冷淡。
“這說明過去一年中美關係的混亂讓中國人吸取了教訓。”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5日對《環球時報》這樣說。他表示，奧巴馬去年訪華前曾 在日本表示“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這些漂亮話抬高了一些中國人對美國的期望，但這種 “一個友善的幫助中國的美國”的幻象隨即被中美今年集中爆發的各種衝突打破。
“中美關係正在經歷一種全世界都沒見過的困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宿景祥對《環球時報》說。他表示，中美間擁有數幹億美元的貿易往來和巨 大的人員交流，但兩國社會卻似乎都缺乏發展中美關係的熱情和動力，雙邊關係只能靠官方艱難維繫，這種情況當年的美蘇和美日之間都沒經歷過。該專家說，當年 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指手畫腳，還能在中國國內有所反響，但現在，美國提出的人民幣、人權、少數民族等話題，沒有一個不令中國社會討厭。幾乎到了美國一張嘴 中國就討厭的地步。過去，“美國不懷好意”總是中國官方在喊，但現在卻成了中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越來越自信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美國將是中國永遠的麻 煩，但同時他們不認為，中美之間會發生劇烈衝突，大多數中國人在形成這樣的共識：中美關係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壞不到哪里去。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認為，中國人之所以對美國高官來華反應冷淡，主要緣於被奧巴馬甜言蜜語忽悠了的失落。今年一系列中美衝突說 明，美國能攪亂中美關係的手段太多，把中國人的心傷透了。周世儉說，中國民間目前對美國的情緒甚至比1999年炸館事件時還要強烈。中國歷史上很多次被外 敵入侵都是經過黃海，美國卻要把航母派到這里。這種威脅已把中國民間對美國的情緒從失望轉變為憤怒，令中國社會對美國的警惕達到近年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民間對美國的激烈情緒也引發外界的關注。英國路透社今年2月就曾說，中美關係正越來越受到中國國內壓力的影響。文章將中國當時罕見宣布制裁捲入對台軍售的美國企業形容為“脾氣見長”，並且認定長脾氣的原因來自於國力增強和民意壓力。
5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的多名中國專家表示，對於中國民意的激烈反應，他們接觸的不少美國學者表示不解。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李侃如曾對記者 說，美國深知南海問題之敏感，在用詞方面相當謹慎，他認為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今年7月的表態並未表示美國將“介入”南海問題紛爭，中方的桕關報道與美國意願 不符。還有美國學者對中國人為何如此惱火表示不理解。
據《環球時報》兩名駐美國記者介紹，他們接觸的許多普通美國人也認為中國現在比過去強大了，對美國也更咄咄逼人，這讓他們感到很不舒服。從中折射出一 個問題：一些中國人自認為強大了，認為國家不能對美國再“委曲求全了”，但很多美國人不認可美國在衰落，認為中國更需要美國，中國自己在國內國外有很多問 題，中國沒有資本能在美國人面前耍橫。
金燦榮說，中國其實從沒有和美國逞強鬥氣的欲望，中美關係近年來的問題沒有哪次是源於中國挑事，美國現在的反應更多表現的是一種對中國的集體不安全 感，這種不安全感讓美國不再大度和自信，變得小氣了。金燦榮認為，中美之間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政治互信，這種不信任不僅在政府和軍方層面，也在民間。兩 國官方即使想改善關係，也面臨各自民意的阻礙。美國希望中國在一些問題上讓步，但中國民意沒有給出這樣的空間。同樣，早已習慣霸權的美國社會也沒有給美國 政府改變一貫霸道做法的空間。從這一層面看，中美之間的磨合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注定會有磕磕絆絆。
中美不會出現冷戰，但很可能經歷冷淡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倪峰說，從“9-11”之後到奧巴馬任期第一年，中美關係存在一個8年的穩定期，其間兩國幾乎沒有爆發任何危機，雙邊關係以合 作為主題。而現在兩國關係似乎要重新調整，進入新階段，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兩國力量對比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倪峰說，中美關係此前能穩定在美國發號施令，中 國思考後答應的模式上，是2000年前後的中美力量態勢決定的，但現在中國變強大了。中美關係今年的混亂正是由於中美雙方對這種改變都不適應，美國不知道 如何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而中國還沒有找到運用力量的辦法。
倪峰說，美國對華接觸加防範的兩手框架不會改變，但未來對中國的防範會更多。他認為，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民間對於未來中美是否還應按照過去8年的合作之路走下去已經產生疑慮。
周世儉說，最近美國正在擔憂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危險，薩默斯到中國來說不定又是要求中國增持美國國債，也許會說一些好話。但中國民間對此似乎已經看得 很淡，不會再對美國抱有多高期待。“中美關係還是既鬥爭又合作的關係，但未來中美維繫互動的動力很可能僅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換句話說，中美雖不會出現冷 戰，但很可能經歷冷淡”。周世儉說。
近日，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對外釋放中美關係回暖的信息。他在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網站上撰文稱，中美正在重設積極進程。“奧巴馬 政府試圖把與中國的關係引向積極方向，以遠離過去數月的崎嶇道路”。而薩默斯和多尼隆很可能利用中國行消除中國領導層心中任何有關新的美國敵意的觀念，同 時表達美國在亞太地區有力而審慎地尋求海上、防務及其他利益的決心。包道格說，中國總理溫家寶9月底將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預計將與奧巴馬會晤。在未來 4個月，中美將產生一系列重建兩國關係的機會。
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中國模式
宋魯鄭
模式有兩種：成功的模式和失敗的模式。前蘇聯就是失敗模式的代表。“華盛頓共識”是一個成功的，但遇到重大挫折、急待自我調整和完善的模式。那麼什麼是衡量一個模式成功與否的標準呢？第一位的應該是經濟。只有經濟成功的模式，才能算的上是好模式。當然經濟成功不是充要條件，許多資源性國家經濟也很成功，就不在此討論行列了。
中國模式成為全球研究的顯學，自然和中國的經濟奇跡密不可分的。短短三十年，中國就成為當今世界全球第一大貿易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比其他各國的總和還要多。不僅如此，這三十年間，四億中國人擺脫絕對貧窮，被稱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先例。其他的資料還有：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中國連續多年高居世界第一。中國的糧食產量以4.13億噸力壓美國獨佔世界鼇頭，甚至幾乎是名列世界第三、另一人口大國印度的兩倍，名列第五法國的六倍。肉類產量（7400萬噸）是名列第二的美國的兩倍，法國的十二倍多。水果蔬菜超過5000萬噸，是位列第二印度的4倍多，美國的7倍多。鋼產量突破五億噸，超過全球十大產鋼國的總和，是美國和日本的 五倍，是不折不扣的巨無霸（1980年中國僅是日本和美國的三分之一）。經濟界向來有“石油是工業化的血液，鋼鐵是工業化的脊樑！”一說，正是在這個基礎 上，中國的汽車銷售量也在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實際上，中國已有210項工業產品位居世界第一，包括電視、手機、電腦、啤酒、自行車、化工 產品、機械製造等等。不僅如此,根據法國《財經》（CAPITAL）提供的資料，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力壓美國、德國和日本，高居世界第一。總額是法國的3.5倍。
當然，中國模式之所以被稱為奇跡，是因為和歷史上其他國家崛起相比，中國沒有對外掠奪、殖民，沒有戰爭，完全是和平崛起。中國和各國不是零和，而是雙贏。對於西方發達的國家來講，中國成功讓西方實現了產業轉移。對於發展中 國家，中國的崛起一方面打破了西方對製造業的壟斷，可以使大量的發展中國以更低和合理的價格購買到需要的工業品。這裏舉一個例子。法國電信在非洲提供的服 務極為高昂，使得手機成為高檔奢侈品。而當華為進入後，在同樣甚至更好的條件下，讓非洲得到了適合其消費能力的電信服務。另一方面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資源 銷售上的定價權。打破了西方過往對原材料等的壟斷定價權。
中國奇跡的另一個方面在於創造奇跡的難度。眾所周知，中國模式不僅僅面臨著社會轉型的挑戰，更有經濟轉軌的困難。對於經濟轉軌之難，西方理論界有這樣評 述：如同把一個閹割的動物再還陽。本來一個國家的社會轉型就是極為“艱難和高風險的一跳”，更別說還要同時進行經濟轉軌。改革之初，對於剛剛擺脫文革束縛 的中國，極左和極右都仍然有很大的市場和影響力。再考慮到中國五千年傳統的包袱----魯迅曾言：在中國，搬一張桌子都需要流血，實現現代化的轉型幾乎是 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對於中國改革之難，西方有這樣的評論：這如同在一枚硬幣上讓一艘航空母艦進行一百八十度的轉向。然而，中國竟然奇跡般的做到了。
中國奇跡的最後一個因素是其規模。西方模式五百年來，創造了輝煌的工業文明，推動了人類的全面發展。但其代價也是極為沉重：南美的種族滅絕、文化滅絕、非洲的販賣黑奴、全球的殖民和掠奪、環境惡化、核威脅。任何效仿西方的後起國家，立即通過同樣的方式進行擴張，又導致了無數大小戰爭，直至幾乎毀滅人類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儘管付出如此代價，西方模式僅僅解決十億人的發展問題。以西方為榜樣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仍然處於貧困當中。而中國模式涵蓋的人口高達十三億。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這樣規模的國家實現現代化。西方現在把自己的模式包裝成普世價值，如果從覆蓋的人口角度講，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全球性和普世性。
不過對於中國自己來說，這個奇跡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經濟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一個農業社會，而是 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而且幾乎和全球同步進入資訊社會。中國也終於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而且從大歷史的角度講，正是由於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 中國也終於打破朝代更替、自我迴圈的發展演變模式。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崛起真正是“幾千年未有之變局”。
現在中國模式已經得到全球的認可，特別是全球經濟危機，中國一枝獨秀，不僅率先擺脫危機，而且還帶領全球走出危機。今年德國經濟以超出預期的速度回升，但 都認為只不過是中國奇跡的組成部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是復蘇）以及強烈需求拉動了德國經濟。他們唯一的擔憂是對中國依賴過大帶來的可能風險。就是和中 國貿易量並不大的法國也把經濟增長無力的原因之一歸於中國（的經濟放緩）。
然而，中國奇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現在的研究可為蔚蔚大觀，呈一時之盛。從國民性的角度認為，中國勤勞、節儉，儲蓄率高，從而為投資積累和提供了巨大資本。從全球化的角度又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是人口紅利效應，因此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得以成功實施，並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認為，中美在 七十年代的關係改善，導致中國打開國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和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從比較經濟的角度講，認為中國 放棄計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有的研究者更細緻于具體的經濟、社會措施，如認為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是中國奇跡的根源，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等 等不一而足。但根本上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演變和調整，是中國傳統文化理性實用主義的再現。
換一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傳統與市場經濟、城市化、全球化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的傳統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百姓的勤勞、節儉。二是政府的 主導性作用。特別是第二點，研究者越來越取得共識。2009年年底，耶誕節前夜，法國時事週刊《視點》以八十頁的規模推出中國特刊，其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 西方價值觀說教，完全從客觀的角度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對於中國的成功，則通過對漢學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採訪，做如是說：“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階層是文人儒臣，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在古代中國的國家科舉制度，選 拔了當年國家的最優秀人才，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遴選、任命制度，為國家選備人才。其對“共產黨”一詞的理解也頗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給所有人 的”，“產”字，表示“產能，或者‘生產方式’”，“黨”字，代表“政黨”。在1921年創立共產黨的時候，就將它定義為：“為全民謀求共同生產方式”的 政黨。今天，我們甚至也可以理解為，“領導中國為全世界生產產品的”政黨。來自德國的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德國埃森高級人文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斯拉沃熱• 齊澤克，也認為“中國之所以發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為其脫離了威權主義的統治，相反，而是由於這種威權主義統治所帶來的。”事實上離開一個這樣的政治核 心，中國模式就無法談起。
所以我一向認為，中國模式雖然很成功，但卻很難被他國複製（其實西方模式也一樣，大量向西方取經但卻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就是例證）。原因就在於很難找到一個如此勤奮節儉的民族和強勢的政府。更何況中國的模式如此之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模式怎麼能被其他國家所效仿。當然唯一比較接近這些條件的是日本：政府強勢，民眾勤勞。但日本的規模卻遠遠無法和中國相比。
現在海內外華人最為擔心的是中國模式是否有可持續性。在我看來，哪怕從常規的角度看，至少二十到三十年中國仍可保持一枝獨秀般的高速增長。
第一中國的城市化剛剛接近50%，還有相當長的增長空間。而城市化對經濟的拉動是全方面的，也自然包括房地產。第二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 消費，仍然有相當的空間。中國儘管經濟總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基礎設施方面無論高鐵，還是高速公路，中國增長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卻遠遠沒有達到西方 今天的水準和規模。這就是為什麼面對2007年的經濟危機，中國可以迅速實施4萬億元投資，道理就在這裏。至少在我看來，投資這駕馬車也還應該有三十年的 用武之地。消費的情況頗類似於投資。三十年來，消費不振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隱憂。而且一直是通過全球化的貿易也就是外需來解決。目前中國的消費比重僅占 GDP的35%，甚至都低於亞洲的50%和發達國家的60%至70%。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同樣表明內需的空間極為龐大。2009年在進出口貿易萎縮的情況 下，消費竟然增長了15.5%就是明證。中國只要出臺合適的刺激政策（如汽車行業下調稅費，家電下鄉），同時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消費將也會保持 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而西方這種消費拉動性經濟到現在也已經沒有多大的提升空間了，相反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 說的：美國需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至於進出口貿易，現在就斷言中國的出口黃金時代就宣告結束未免過早。由於中國巨大勞動力以及勤勞國民性，就是考慮到人 民幣未來升值的因素，其競爭力也將長期維持。而隨著中國產業升級，高新技術出口的競爭力將會更加明顯。現在的高鐵就是一例。融合了巨額資金、高端技術和龐 大規模人力的大型民用飛機，中國一旦技術成熟，其競爭力在世界上也是無人能企及的。當然，中國節儉的國民性（政府和個人都有巨大儲蓄）不僅可以提供龐大的 投資資金，更可規避風險。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無需借債，而西方都是停靠發行各種債券。特別需要指出一點的是，中國的消費理念相當健康。2009年中國銷售 1600萬輛汽車，首度超過“汽車王國”美國高居全球榜首。但這1600萬輛汽車中，銀行貸款所占的比例僅10%！而美國是80%！這就是中國經濟為什麼 遠比西方健康的原因。目前世界各國債務占GDP總量的比重，日本第二為195.5%，義大利第七為104%、加拿大19為68.5%，法國22位64%， 德國24位63%，美國26位61%，印度31位58%，英國50位43%，中國則是102位僅18%！！
中國模式雖然取得輝煌成功，但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如腐敗、貧富差距、環境污染、層出不窮的礦難、食品、藥品衛生。但這都不能成為否定中國模式的理由。
首先，從人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都出現相同的現象。無論是美國、英國、法國這些傳統發達國家，後起的日本都是如此。美國的礦難、腐敗、 食品衛生在一個世紀以前，也同樣是觸目驚心、此起彼伏。當時競選連任的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是和華盛頓、林肯並列的四大總統之一）被媒體揭發收賄，他立即 承認，但表示這不是勒索和敲詐。於是便得到諒解獲得連任，足見當時腐敗之氾濫。英國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還發生倫敦大霧這樣極其嚴重的污染事件，造成數千人 死亡。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是通過經濟發展，一是通過健全法制。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人均GDP七千美元是一個國家環境從惡化到好轉的轉捩點。
其次，就是到今天許多問題，發達國家仍然解決不了。比如貧富差距。國際上公認基尼係數超過0.4就超過警戒線，易引發社會動亂。中國固然超過，發達至此的美國也同樣超過。甚至香港這種單一的城市經濟區，基尼係數竟然超過0.5！
第三，與同為轉軌國家的印度、俄羅斯等 相比，中國的表現無疑要遠遠優於。根據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08年資料，中國腐敗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羅斯147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 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當然印度和中國差距最大的是民生：儘管印度擁有全球最大的耕地面積，但根據總部設於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 所發佈的饑荒指數，印度排在88個國家中的第66位（中國第15位），而凡是倒數30位的國家，都是饑餓嚴重存在而迫切需要首先解決的國家。與此相印證， 在聯合國公佈的全球貧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億高居榜首。儘管印度目前最大的挑戰是饑荒，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印度多年以來仍然是糧食淨出口國，而且政 府還提供大量的補貼用於鼓勵出口。因此，儘管印度是一個實行免費醫療的國家，但是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體現兒童生活狀況最重要的指標“五歲以下兒童夭折率”，印度為76‰，高居全球49位（死亡人數越少名次越靠後，中國24‰，101位，美國8‰，151位）。而其原因，就在於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印度兒童低於正常體重的高達43%（美國2%，中國7%）！而其新生兒死亡率竟然是朝鮮的兩倍還要多！（印度為54.63，朝鮮為23.29—均為每千人）
最後，談一下西方的腐敗。根據法國著名媒體人鄭若麟先生的分析，西方的腐敗分為三種：一是公務員腐敗、二是經濟腐敗、三是政治腐敗。前兩類腐敗，法國打擊 的十分有力和有效。這些均與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但對於政治腐敗，則往往網開一面。如被稱為能炸毀共和國無數次的拉法艦案。儘管合同上注明不得要求回 扣，但最終法方卻向臺灣索 要五億美元傭金。在審理了十多年後，卻由於國防部以國家利益為由拒絕公開檔案，所有犯罪嫌疑人當庭釋放。最近衝擊法國整個政壇的貝當古夫人案也是一例，而 且直接涉及法國總統薩科奇。正在被調查的勞工部長韋爾特，被發現他的太太擔任貝當古夫人財務的管理。簡單說來，西方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但由於蒼蠅和民 眾生活密切相關，蒼蠅沒有了或者少了，自然會令百姓感到社會相當廉潔。這一點，非常值的中國借鑒。
所以在我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會得到妥善解決。眾所周知，亞洲最廉潔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新加坡和香港。它們的共同點是：富裕、法制完善、 華人社會。香港和新加坡做的到的，中國自然能夠做到。當然未來，中國模式會如何演變，我們不得而知，或許初期的自由資本主義演變到現在完全不同的福利資本 主義這一先例，會給我們以啟發。
模式有兩種：成功的模式和失敗的模式。前蘇聯就是失敗模式的代表。“華盛頓共識”是一個成功的，但遇到重大挫折、急待自我調整和完善的模式。那麼什麼是衡量一個模式成功與否的標準呢？第一位的應該是經濟。只有經濟成功的模式，才能算的上是好模式。當然經濟成功不是充要條件，許多資源性國家經濟也很成功，就不在此討論行列了。
中國模式成為全球研究的顯學，自然和中國的經濟奇跡密不可分的。短短三十年，中國就成為當今世界全球第一大貿易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比其他各國的總和還要多。不僅如此，這三十年間，四億中國人擺脫絕對貧窮，被稱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先例。其他的資料還有：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中國連續多年高居世界第一。中國的糧食產量以4.13億噸力壓美國獨佔世界鼇頭，甚至幾乎是名列世界第三、另一人口大國印度的兩倍，名列第五法國的六倍。肉類產量（7400萬噸）是名列第二的美國的兩倍，法國的十二倍多。水果蔬菜超過5000萬噸，是位列第二印度的4倍多，美國的7倍多。鋼產量突破五億噸，超過全球十大產鋼國的總和，是美國和日本的 五倍，是不折不扣的巨無霸（1980年中國僅是日本和美國的三分之一）。經濟界向來有“石油是工業化的血液，鋼鐵是工業化的脊樑！”一說，正是在這個基礎 上，中國的汽車銷售量也在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實際上，中國已有210項工業產品位居世界第一，包括電視、手機、電腦、啤酒、自行車、化工 產品、機械製造等等。不僅如此,根據法國《財經》（CAPITAL）提供的資料，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力壓美國、德國和日本，高居世界第一。總額是法國的3.5倍。
當然，中國模式之所以被稱為奇跡，是因為和歷史上其他國家崛起相比，中國沒有對外掠奪、殖民，沒有戰爭，完全是和平崛起。中國和各國不是零和，而是雙贏。對於西方發達的國家來講，中國成功讓西方實現了產業轉移。對於發展中 國家，中國的崛起一方面打破了西方對製造業的壟斷，可以使大量的發展中國以更低和合理的價格購買到需要的工業品。這裏舉一個例子。法國電信在非洲提供的服 務極為高昂，使得手機成為高檔奢侈品。而當華為進入後，在同樣甚至更好的條件下，讓非洲得到了適合其消費能力的電信服務。另一方面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資源 銷售上的定價權。打破了西方過往對原材料等的壟斷定價權。
中國奇跡的另一個方面在於創造奇跡的難度。眾所周知，中國模式不僅僅面臨著社會轉型的挑戰，更有經濟轉軌的困難。對於經濟轉軌之難，西方理論界有這樣評 述：如同把一個閹割的動物再還陽。本來一個國家的社會轉型就是極為“艱難和高風險的一跳”，更別說還要同時進行經濟轉軌。改革之初，對於剛剛擺脫文革束縛 的中國，極左和極右都仍然有很大的市場和影響力。再考慮到中國五千年傳統的包袱----魯迅曾言：在中國，搬一張桌子都需要流血，實現現代化的轉型幾乎是 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對於中國改革之難，西方有這樣的評論：這如同在一枚硬幣上讓一艘航空母艦進行一百八十度的轉向。然而，中國竟然奇跡般的做到了。
中國奇跡的最後一個因素是其規模。西方模式五百年來，創造了輝煌的工業文明，推動了人類的全面發展。但其代價也是極為沉重：南美的種族滅絕、文化滅絕、非洲的販賣黑奴、全球的殖民和掠奪、環境惡化、核威脅。任何效仿西方的後起國家，立即通過同樣的方式進行擴張，又導致了無數大小戰爭，直至幾乎毀滅人類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儘管付出如此代價，西方模式僅僅解決十億人的發展問題。以西方為榜樣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仍然處於貧困當中。而中國模式涵蓋的人口高達十三億。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這樣規模的國家實現現代化。西方現在把自己的模式包裝成普世價值，如果從覆蓋的人口角度講，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全球性和普世性。
不過對於中國自己來說，這個奇跡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經濟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一個農業社會，而是 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而且幾乎和全球同步進入資訊社會。中國也終於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而且從大歷史的角度講，正是由於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 中國也終於打破朝代更替、自我迴圈的發展演變模式。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崛起真正是“幾千年未有之變局”。
現在中國模式已經得到全球的認可，特別是全球經濟危機，中國一枝獨秀，不僅率先擺脫危機，而且還帶領全球走出危機。今年德國經濟以超出預期的速度回升，但 都認為只不過是中國奇跡的組成部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是復蘇）以及強烈需求拉動了德國經濟。他們唯一的擔憂是對中國依賴過大帶來的可能風險。就是和中 國貿易量並不大的法國也把經濟增長無力的原因之一歸於中國（的經濟放緩）。
然而，中國奇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現在的研究可為蔚蔚大觀，呈一時之盛。從國民性的角度認為，中國勤勞、節儉，儲蓄率高，從而為投資積累和提供了巨大資本。從全球化的角度又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是人口紅利效應，因此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得以成功實施，並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認為，中美在 七十年代的關係改善，導致中國打開國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和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從比較經濟的角度講，認為中國 放棄計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有的研究者更細緻于具體的經濟、社會措施，如認為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是中國奇跡的根源，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等 等不一而足。但根本上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演變和調整，是中國傳統文化理性實用主義的再現。
換一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傳統與市場經濟、城市化、全球化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的傳統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百姓的勤勞、節儉。二是政府的 主導性作用。特別是第二點，研究者越來越取得共識。2009年年底，耶誕節前夜，法國時事週刊《視點》以八十頁的規模推出中國特刊，其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 西方價值觀說教，完全從客觀的角度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對於中國的成功，則通過對漢學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採訪，做如是說：“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階層是文人儒臣，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在古代中國的國家科舉制度，選 拔了當年國家的最優秀人才，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遴選、任命制度，為國家選備人才。其對“共產黨”一詞的理解也頗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給所有人 的”，“產”字，表示“產能，或者‘生產方式’”，“黨”字，代表“政黨”。在1921年創立共產黨的時候，就將它定義為：“為全民謀求共同生產方式”的 政黨。今天，我們甚至也可以理解為，“領導中國為全世界生產產品的”政黨。來自德國的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德國埃森高級人文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斯拉沃熱• 齊澤克，也認為“中國之所以發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為其脫離了威權主義的統治，相反，而是由於這種威權主義統治所帶來的。”事實上離開一個這樣的政治核 心，中國模式就無法談起。
所以我一向認為，中國模式雖然很成功，但卻很難被他國複製（其實西方模式也一樣，大量向西方取經但卻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就是例證）。原因就在於很難找到一個如此勤奮節儉的民族和強勢的政府。更何況中國的模式如此之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模式怎麼能被其他國家所效仿。當然唯一比較接近這些條件的是日本：政府強勢，民眾勤勞。但日本的規模卻遠遠無法和中國相比。
現在海內外華人最為擔心的是中國模式是否有可持續性。在我看來，哪怕從常規的角度看，至少二十到三十年中國仍可保持一枝獨秀般的高速增長。
第一中國的城市化剛剛接近50%，還有相當長的增長空間。而城市化對經濟的拉動是全方面的，也自然包括房地產。第二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 消費，仍然有相當的空間。中國儘管經濟總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基礎設施方面無論高鐵，還是高速公路，中國增長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卻遠遠沒有達到西方 今天的水準和規模。這就是為什麼面對2007年的經濟危機，中國可以迅速實施4萬億元投資，道理就在這裏。至少在我看來，投資這駕馬車也還應該有三十年的 用武之地。消費的情況頗類似於投資。三十年來，消費不振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隱憂。而且一直是通過全球化的貿易也就是外需來解決。目前中國的消費比重僅占 GDP的35%，甚至都低於亞洲的50%和發達國家的60%至70%。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同樣表明內需的空間極為龐大。2009年在進出口貿易萎縮的情況 下，消費竟然增長了15.5%就是明證。中國只要出臺合適的刺激政策（如汽車行業下調稅費，家電下鄉），同時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消費將也會保持 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而西方這種消費拉動性經濟到現在也已經沒有多大的提升空間了，相反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 說的：美國需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至於進出口貿易，現在就斷言中國的出口黃金時代就宣告結束未免過早。由於中國巨大勞動力以及勤勞國民性，就是考慮到人 民幣未來升值的因素，其競爭力也將長期維持。而隨著中國產業升級，高新技術出口的競爭力將會更加明顯。現在的高鐵就是一例。融合了巨額資金、高端技術和龐 大規模人力的大型民用飛機，中國一旦技術成熟，其競爭力在世界上也是無人能企及的。當然，中國節儉的國民性（政府和個人都有巨大儲蓄）不僅可以提供龐大的 投資資金，更可規避風險。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無需借債，而西方都是停靠發行各種債券。特別需要指出一點的是，中國的消費理念相當健康。2009年中國銷售 1600萬輛汽車，首度超過“汽車王國”美國高居全球榜首。但這1600萬輛汽車中，銀行貸款所占的比例僅10%！而美國是80%！這就是中國經濟為什麼 遠比西方健康的原因。目前世界各國債務占GDP總量的比重，日本第二為195.5%，義大利第七為104%、加拿大19為68.5%，法國22位64%， 德國24位63%，美國26位61%，印度31位58%，英國50位43%，中國則是102位僅18%！！
中國模式雖然取得輝煌成功，但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如腐敗、貧富差距、環境污染、層出不窮的礦難、食品、藥品衛生。但這都不能成為否定中國模式的理由。
首先，從人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都出現相同的現象。無論是美國、英國、法國這些傳統發達國家，後起的日本都是如此。美國的礦難、腐敗、 食品衛生在一個世紀以前，也同樣是觸目驚心、此起彼伏。當時競選連任的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是和華盛頓、林肯並列的四大總統之一）被媒體揭發收賄，他立即 承認，但表示這不是勒索和敲詐。於是便得到諒解獲得連任，足見當時腐敗之氾濫。英國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還發生倫敦大霧這樣極其嚴重的污染事件，造成數千人 死亡。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是通過經濟發展，一是通過健全法制。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人均GDP七千美元是一個國家環境從惡化到好轉的轉捩點。
其次，就是到今天許多問題，發達國家仍然解決不了。比如貧富差距。國際上公認基尼係數超過0.4就超過警戒線，易引發社會動亂。中國固然超過，發達至此的美國也同樣超過。甚至香港這種單一的城市經濟區，基尼係數竟然超過0.5！
第三，與同為轉軌國家的印度、俄羅斯等 相比，中國的表現無疑要遠遠優於。根據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08年資料，中國腐敗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羅斯147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 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當然印度和中國差距最大的是民生：儘管印度擁有全球最大的耕地面積，但根據總部設於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 所發佈的饑荒指數，印度排在88個國家中的第66位（中國第15位），而凡是倒數30位的國家，都是饑餓嚴重存在而迫切需要首先解決的國家。與此相印證， 在聯合國公佈的全球貧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億高居榜首。儘管印度目前最大的挑戰是饑荒，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印度多年以來仍然是糧食淨出口國，而且政 府還提供大量的補貼用於鼓勵出口。因此，儘管印度是一個實行免費醫療的國家，但是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體現兒童生活狀況最重要的指標“五歲以下兒童夭折率”，印度為76‰，高居全球49位（死亡人數越少名次越靠後，中國24‰，101位，美國8‰，151位）。而其原因，就在於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印度兒童低於正常體重的高達43%（美國2%，中國7%）！而其新生兒死亡率竟然是朝鮮的兩倍還要多！（印度為54.63，朝鮮為23.29—均為每千人）
最後，談一下西方的腐敗。根據法國著名媒體人鄭若麟先生的分析，西方的腐敗分為三種：一是公務員腐敗、二是經濟腐敗、三是政治腐敗。前兩類腐敗，法國打擊 的十分有力和有效。這些均與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但對於政治腐敗，則往往網開一面。如被稱為能炸毀共和國無數次的拉法艦案。儘管合同上注明不得要求回 扣，但最終法方卻向臺灣索 要五億美元傭金。在審理了十多年後，卻由於國防部以國家利益為由拒絕公開檔案，所有犯罪嫌疑人當庭釋放。最近衝擊法國整個政壇的貝當古夫人案也是一例，而 且直接涉及法國總統薩科奇。正在被調查的勞工部長韋爾特，被發現他的太太擔任貝當古夫人財務的管理。簡單說來，西方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但由於蒼蠅和民 眾生活密切相關，蒼蠅沒有了或者少了，自然會令百姓感到社會相當廉潔。這一點，非常值的中國借鑒。
所以在我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會得到妥善解決。眾所周知，亞洲最廉潔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新加坡和香港。它們的共同點是：富裕、法制完善、 華人社會。香港和新加坡做的到的，中國自然能夠做到。當然未來，中國模式會如何演變，我們不得而知，或許初期的自由資本主義演變到現在完全不同的福利資本 主義這一先例，會給我們以啟發。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中國大陸的崛起
崛起與衰落是相對的概念。如此廣袤的大陸處于貧窮落後的狀态，而周邊一些較小的國家地區都比較發達先進，這根本就不是曆史的常态，也不符合事物的天性與發展規律，就好比一個巨人自然應該比孩子力氣大。
曆史上的整個東亞中亞等地區政治經濟格局都是圍繞着中原大地爲中心，因爲人口衆多的統一大國自然可以擁有更強的力量和更大的向心力。後來由于西方和日本工 業的崛起，逐步摧毀了東亞中亞原有的格局，而地大人多的中國大陸那些原有的優勢在不斷侵略瓜分下變成更加沉重的包袱，就如同巨人身染重疾，不但無法正常起居，甚至肢體的機能也要随之瓦解，反而周邊地區在由遠距離上另一大國所建立的格局下發展。
當中國大陸逐漸恢複穩定發展，就如同一個病情漸愈的巨人逐漸能夠正常飲食，雖然體力沒有完全恢複，但舉手投足間所帶有的力量已經是孩童所難以望其項背的了。中國大陸的崛起并不是什麽奇迹或特例，隻是恢複曆史的常态而已。巨人患病，手無縛雞之力，被别人踩在腳下的往事都是曆史的插曲。從這個角度講，所有中 國人也沒什麽可驕傲自豪的，因爲我們本來就應該這樣，本來應該更加強大。
世界上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國大陸的發展崛起感到不适應。因爲他們從生下來的時候見到的巨人就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至于這個巨人本該多強壯，在他們腦海裏并 沒有這樣的概念。由于思維慣性，這些人已經習慣看着巨人像一灘爛泥般躺着，身上爬滿了肮髒的蟲蟻，并可任由别人在他的身上踩來踩去，跳上跳下。當這個巨人 突然在某天開始活動起來，清理了身上的污物，别人也不可能在巨人的身上追逐嬉戲了，這就會使得從未見過此景象的人們感到相當的不适，有些感到好奇，有些感 到恐懼，有些感到憤怒，嫉妒等等，由此引發的各種言論行爲也是多種多樣。
中國大陸的崛起會引發地區政治經濟格局向着恢複曆史常态的方向的轉變。由于地緣上近水樓台，中國大陸即便還沒有達到美國的水平，也能夠對周邊産生相等的影 響。目前中國大陸對周邊的經濟影響已經開始，周圍國家地區圍繞中國大陸而建立的地區經濟體系已經有了一個輪廓，雖遠不完整，但在戰略上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 的幻想。經濟格局的轉變必然會對政治格局産生巨大的作用。美國也是在竭盡所能來維護自己所建立的圍繞自己利益的西太平洋格局。新舊格局的交替就是大國間的 博弈，而國家内政就是一個人的底氣。
曆史上的整個東亞中亞等地區政治經濟格局都是圍繞着中原大地爲中心，因爲人口衆多的統一大國自然可以擁有更強的力量和更大的向心力。後來由于西方和日本工 業的崛起，逐步摧毀了東亞中亞原有的格局，而地大人多的中國大陸那些原有的優勢在不斷侵略瓜分下變成更加沉重的包袱，就如同巨人身染重疾，不但無法正常起居，甚至肢體的機能也要随之瓦解，反而周邊地區在由遠距離上另一大國所建立的格局下發展。
當中國大陸逐漸恢複穩定發展，就如同一個病情漸愈的巨人逐漸能夠正常飲食，雖然體力沒有完全恢複，但舉手投足間所帶有的力量已經是孩童所難以望其項背的了。中國大陸的崛起并不是什麽奇迹或特例，隻是恢複曆史的常态而已。巨人患病，手無縛雞之力，被别人踩在腳下的往事都是曆史的插曲。從這個角度講，所有中 國人也沒什麽可驕傲自豪的，因爲我們本來就應該這樣，本來應該更加強大。
世界上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國大陸的發展崛起感到不适應。因爲他們從生下來的時候見到的巨人就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至于這個巨人本該多強壯，在他們腦海裏并 沒有這樣的概念。由于思維慣性，這些人已經習慣看着巨人像一灘爛泥般躺着，身上爬滿了肮髒的蟲蟻，并可任由别人在他的身上踩來踩去，跳上跳下。當這個巨人 突然在某天開始活動起來，清理了身上的污物，别人也不可能在巨人的身上追逐嬉戲了，這就會使得從未見過此景象的人們感到相當的不适，有些感到好奇，有些感 到恐懼，有些感到憤怒，嫉妒等等，由此引發的各種言論行爲也是多種多樣。
中國大陸的崛起會引發地區政治經濟格局向着恢複曆史常态的方向的轉變。由于地緣上近水樓台，中國大陸即便還沒有達到美國的水平，也能夠對周邊産生相等的影 響。目前中國大陸對周邊的經濟影響已經開始，周圍國家地區圍繞中國大陸而建立的地區經濟體系已經有了一個輪廓，雖遠不完整，但在戰略上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 的幻想。經濟格局的轉變必然會對政治格局産生巨大的作用。美國也是在竭盡所能來維護自己所建立的圍繞自己利益的西太平洋格局。新舊格局的交替就是大國間的 博弈，而國家内政就是一個人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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