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應該督促在非洲的中國企業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中國企業如果要在非洲長期待下去，必須 關注當地人民的疾苦，關注他們的利益，應該融為一體，實現本土化，最後實現雙贏，不能賺了錢就走人，這種方式非常惡劣。 政府應該督促在非洲的中國企業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中國企業如果要在非洲長期待下去，必須關注當地人民的疾苦，關注他們的利益，應該融為一體，實現本土 化，最後實現雙贏，不能賺了錢就走人，這種方式非常惡劣。
中國與非洲應該互相學習。非洲人是非常聰明的，他們樂觀處世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一直非常和諧，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是絕不能複製的。
訪談嘉賓：
李安山：著名非洲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師從美國非洲研究學會前會長MartinKlein教授。目前參與外交部相關中非合作專案的評估和考察工作。
“中國沒有對非洲大陸進行過所謂的殖民活動，雙方之間並不存在任何殖民關係。”——8月25日南非總統祖馬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時的這番發言，隨即被中國 各大媒體重點刊發。自2006年以來，關於新殖民主義的指責一直是中國非洲戰略的心病。此次由帶了300多人組成的商貿團訪華並最終與中國簽署了16項經 濟合作協定的南非總統做出正面擔保，不可謂不重要。
然而，儘管中非合作越來越密切，非洲仍然遙遠，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對國人依舊 模糊。與國內主流媒體大量正面報導相比，人們也可以透過海外媒體和網路看到種種言之鑿鑿的指責：如中國的援助增加了非洲腐敗問題，中國企業踐踏非洲人權， 中國的能源戰略破壞了非洲環境，中國政府與非洲獨裁政權關係過於緊密以及逃避大國責任等等。
相對混亂的聲音中，真相究竟如何？
中國企業如何才能代表國家形象
南方都市報：你曾談到，中國的非洲政策面臨四大矛盾：中國國家利益與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利益的矛盾、中國企業與非洲企業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利益與西方大 國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戰略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中國只有妥善解決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那麼你如何看待中國企 業的行為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現階段中國在非洲的力量主體，其實正是包括國企和民企的各類企業，他們在非洲代表著中國國家形象和利益。
李安山：我們最近跑了5個非洲國家。4月底去了馬里參加中非農業合作的一個會議，5月參加外交部的專家團去喀麥隆、坦桑尼亞和肯雅對“中非合作論壇” 後續合作行動進行效益評估，7月份又到蘇丹進行了交流。我的整體印象是，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正面影響比負面影響要大的多。非洲的中國企業中規模和影響比較大 的是國企，而國企的投資，不只是貢獻稅收，在很多方面都有正面影響，所以現在很多非洲國家非常希望和中國合作。比如就業。在蘇丹，喀土穆煉油廠和麥洛維大 壩這兩個專案都跟中國有關。今年4月，巴希爾選舉追求總統連任時打出的競選口號就跟這兩個專案有關。僅是中水電修建的麥洛維大壩使用當地工人的流水數就有 1.6萬多人，相當可觀。這些項目也提高了當地工人的技術水平。比如中石油援建的喀土穆煉油廠，原來是200多當地工人，現在有1100多，一半上崗一半 培訓，招聘門檻也比較高。蘇丹原來是石油進口國，但現在從勘探和開採到冶煉一條龍，成了石油出口國。很多非洲國家總統到喀土穆看過之後都說，不說別的，你 們給我建一個這樣的一模一樣的廠就可以。
投資對非洲的正面意義還在於，中國公司的進入給非洲提供了更多選擇機會。尼日爾有豐富 的鈾礦，以前一直被一家法國公司壟斷，他們將價格壓得很低。尼日爾並不大，但這麼多年還是最不發達國家，僅靠鈾礦，無論如何尼日爾都會取得一定的發展，可 情況並非如此，壟斷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國公司進去之後，情況變了，鈾礦和原料價格提高了，法國人恨得直咬牙。此外，中國很多項目進去時，基建、鐵路和公路 也修進去，大多時候是一攬子合同，這樣的方式在改善非洲的整體環境。
南方都市報：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非洲講“援助”和“投資”進行一攬子合作的模式一直有爭議，認為將援助和商業行為掛鈎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方式。
李安山：2006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在尼日利亞說，中國現在在非洲做的事情和我們150年前在非洲做的事情是一樣的，他的這番話帶動了關於中國新殖民主 義的討論。這是非常荒唐的比對。殖民主義是強壓的，但中國到非洲去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2007年12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午餐會遇到尼日利亞駐香港 總領事，他說：我們就想和中國做生意，為什麼？因為我們可以平等地坐下來，可以討論，可以談判，和西方我們是沒有這種地位的。又例如蘇丹，騷亂之後其他國 家撤走了，是蘇丹跑來找中國希望中國人去。2003年，加拿大的塔利斯曼（Talism an）能源公司要撤出蘇丹，當時中石油想把他們的股份買下來，但蘇丹政府考慮到投資多元化，賣給了出價更高的印度公司。這並沒有影響中石油和蘇丹的合作， 如果中國真是殖民主義，蘇丹根本不可能這麼做。
4月份我們去馬里考察，參觀了馬里第二大城市塞古的一家蔗糖企業馬里糖聯。這原 本是中國援助的項目，但建成交給馬里運營後一直虧損，於是現在成為合資企業，總經理是一位中國女士，副總經理是馬里人，高層中也有不少馬里人。這家企業扭 虧為盈後，大大改善了當地各方面的條件，那裏成了一個有居住區有學校的小集鎮，看到這些我的感觸非常強烈。但同行的一位歐洲學者很疑惑，說援助就是援助， 商業行為就是商業行為，為什麼要混雜起來呢？事實上，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只要使當地受益就是好事情。西方傳統的援非模式實際上面臨困境，缺乏活力，而中國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把援助和投資結合之後，大大地啟動了相關項目。去年尚比亞女學者莫約（Dambisa M oyo）寫了一本在西方很轟動的書《死亡的援助》（Dead Aid）。她給西方的援助狠狠一棍子，她說50多年來，西方給非洲1萬億美元以上的援助，但並沒有產生好的效果，反而有很多負面東西。我認為西方的那種模 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應該好好總結自己的經驗。(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南方都市報：現在至少有2000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開展業務，除了國企之外，你對包括貿易商在內的民營企業在非洲所作所為造成的影響如何看待？
李安山：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當然總有各種各樣的毛病，這不能逃避要正視。例如不懂非洲的風土，不重視當地的法律，或者相對封閉不注 重與當地人的交往，各種各樣的情形都有。但他們在中非經貿合作中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雖然與國企相比，民營企業類似散兵遊勇，但他們恰可以填補空當，水銀瀉 地無孔不入，沒人去的地方，他派人去，沒有投資的地方，他去投資。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特別是駐非洲各國的使領館，一方面要承擔 起保護這些民營企業正當權益的責任，另一方面也要更好地開展引導，提供更多當地投資環境和法律法規的相關資訊。這些方面使領館其實一直在改進，像現在商務 參贊訪談錄慢慢都在做。因為只有引導好了，他們出的事情才少，就不會要外交部門到處去撲火。(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為何中國收穫最多批評
南方都市 報：莫約有一個觀點，認為西方的援助大大增加了非洲國家腐敗的幾率。而在另外一本引起很大反響的書《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The Dragon‘sGift）的作者、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D eborahBrautigam）看來，中國實施援助或商業投資的方式其實限制了腐敗，因為與世界銀行和其他援助者不同，中國的貸款和援助很少進入受援國 政府手中。通常，當一個專案達成協議後，資金直接從中國銀行流入負責項目的中國建築公司，從而限制了非洲政府官員貪腐的機會。然而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 有不少報導都會讓人覺得，真實情況與莫約和布羅伊蒂加姆的說法正好相反：西方帶給非洲人權和透明政府，而中國的投資則一直在破壞這些努力，進一步造成腐 敗。
李安山：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是一位研究發展問題的專家。她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做中國對非洲的農業援助，有較深厚的學 術積累。她的觀點比較切合實際。西方一直是資金援助，這筆錢中往往包括10%的管理費提成，這就為非洲政府的一些官員的腐敗行為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中國政 府的援助方式不太一樣，修一條路，建一所學校或一所醫院，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便利，為其他投資者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從而產生了很不同的效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對中國和非洲合作的快速發展非常不適應，總想拿一些個別現象說事，甚至不惜捕風捉影，而民眾不瞭解情況，加之媒 體存在偏見，都在加深錯誤觀點的傳播。在非洲法語國家，絕大多數的傳播媒介都來自法國，一些報導並不符合事實。莫約女士在書中也有一章專論中國，她對中國 的援助以及中非合作持正面態度。當然，對投資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要正視。
南方都市報：雖然你剛才提到中國企業給非洲帶來的就業機會增多，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工人的數量面臨普遍指責，評論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建設專案大量使用中國工人，而盡可能少地使用本地工人，這在一些地方造成很大的反對聲浪。
李安山：2008年南非斯泰倫博什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在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的支援下，做了一個中國建築業在非洲的項目調查，他們在幾個國家例如 莫三比克進行了個案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全部使用中國工人是不可能的，在成本上划不來。一位在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摩洛哥做專案的大型 國企的經理也告訴我，中國工人平均一個月成本6000元，而當地工人只需2000元，在可能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當然願意用當地工人。
但是現實中也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有些工種需要一定的理解力和技術能力，非洲還缺乏這樣的技術工，那麼就必須使用中國工人。另外中國管理人員與非洲工人 語言不通，交流有問題，這也會導致非洲工人比例降低。另外文化上還存在差異，這在蘇丹的麥洛維大壩建設中比較明顯，穆斯林一天要五次禮拜，但有幾次的禮拜 時間其實是工作時間。中國企業在非洲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情況，這要慢慢的理解和磨合。
南方都市報：如果中國在非洲的情況正如布羅伊蒂加姆和莫約所寫的那麼正面的話，為什麼中國同時在收穫最多的批評？
李安山：批評比較正常。任何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都會面臨這樣的情況。在給外交部的報告裏，我也特別提到：目前存在的很多問題我們要正視，要糾正，但也 不要太在意人家的批評。有一個法國學者對我說，不只法國政府，就是一般民眾都擔憂得不得了，中國在非洲擴展這麼快，我們法國怎麼辦？這種恐懼其實是根深蒂 固的殖民心態的反應，他們覺得，我的東西正在被中國隨便侵佔。我這裏有一個《非洲投資者》“2003-2009年投資非洲專案來源國”的統計資料，其中美 國第一位，總數411個，中國只排在第10位，總數86個，還在印度和南非的後面，但是我們受的攻擊是最多的。
南方都市報：“不干涉內政”是現階段我國外交的一個核心思想。中國在非洲的作為，特別是與被西方認為是獨裁國家的一些非洲國家的緊密合作，往往被一些評論者認為是只重利益而不顧國際責任的行為，他們也認為“不干涉內政”其實成了中國逃避大國責任的藉口。
李安山：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中國也好，非洲國家也好，這些有過殖民地經驗的國家對主權特別敏感。今年是非洲獨立50周年，經過民族獨立運動之後，無論是 非洲還是中國，都認為國家的政治主權應該由我們自己主導，這個思想根深蒂固。這種情況下，中國在處理與非洲國家關係時，不可能以直接批評或介入的方式處理 涉及非洲主權問題的一些事務，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非洲國家具體事務的政策是沒有原則的。中國會根據非盟的態度來做出決策，很難說中國比非盟還瞭解非洲， 所以非盟的態度常常是首要考慮的。當然，聯合國的決議中國同樣會重視。2008年3月30日，我在柏林開會，看到天空電視臺在辛巴威做實地採訪，印象非 常深刻。當時辛巴威比較亂，穆加貝總統對反對派領袖採取了軟禁，措施強硬，在國際社會造成很大影響。這個背景下，天空電視臺採訪了辛巴威一位政治分析 家，記者問，你覺得穆加貝應該怎麼辦？這位分析家說：你們倫敦、華盛頓為什麼要來干涉我們呢？你們要穆加貝這樣，要穆加貝那樣，結果是什麼？穆加貝原來說 不再競選連任了，現在他又要競選總統，是你們在推動，是你們！
不干涉內政，並不意味著漠然置之，而是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處 理，但絕對不是正面指責和採取制裁措施。為什麼在達爾富爾問題上，蘇丹總統巴希爾後來同意了聯合國和非盟的混合維和部隊進駐？這和中國政府私下的溝通直接 相關。我們可以通過私下的方式對非洲國家提出朋友的意見，這種方式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中國模式能否影響非洲
南方都市報：南非副總統談論中國工人問題時候提到，非洲兄弟國家必須合作來面對這些情況。北歐非洲研究所研究主任范圖•切魯最近也提出，認為中國和印度 已經成為非洲的首選合作夥伴，但在與中國和印度打交道的過程中，非洲各國必須更好地抱成團，在一個更有力和更加聯合的平臺上與中印談判，非洲人必須積極主 動，如果不然，中國和印度進入非洲，很可能會演變成“自己請來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在非洲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會越來越面對非洲一體化和非洲民族主義帶來的制 約和挑戰？(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李安山：這種觀點在非洲日益普遍，特別是在有見識的非洲知識份子中間。這種帶有泛非主義色彩的強烈的非洲民族主義的表達非常自然。我們知道，非洲的一體化 正在加速，從非統到非盟是一個很好的過渡。在與中國、印度或其他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如果非洲大陸能團結一致，效果當然更好。中國政府也在鼓勵這種一體化 進程，中國幫非洲聯盟修的非盟大樓，幫助他們培養幹部都是一些具體的措施。既然中國強調雙贏，就應該以一種平和的態度看待作為夥伴的非洲大陸的崛起，以正 面積極的措施鼓勵非洲一體化進程。這正是中國與西方大國不同之處。當非洲的區域一體化逐漸形成時，也會為投資帶來更便利的條件。
南方都市報：中國的崛起被認為不能只是經濟力量的崛起，同時應該伴隨著軟實力的提高，應該對世界做出價值觀和文明領域的貢獻，你覺得中國能夠為非洲帶去什麼樣的價值觀？
李安山：現在中國在非洲開了21個孔子學院，有些辦得很好。這次我們在肯雅看到，通過孔子學院的努力，內羅畢大學已經把中文納入了本科生課程。我也做 過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研究，醫療隊的很多態度、精神和價值觀對非洲的影響很大，比如中國醫生什麼事情都做，非洲人說在殖民時期法國醫生只看病啊，這些中國醫 生顯然帶去了一種平等的觀念。但我們還有很多不足，比如企業文化，現在中非交往最直接的是企業之間的交往，這方面我們應該多做倡導。
南方都市報：一些評論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資非常受歡迎，這也導致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在非洲受到歡迎。例如學習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強力干預以抵禦自由市場的風險等等。據你觀察，中國的這種模式確實能為非洲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嗎？
李安山：中國與非洲應該互相學習。我們總是以非洲相稱，但非洲56個國家與地區，講英語的20個，講法語的21個，9個講阿拉伯語，5個葡萄牙語，1個 西班牙語。在發展方面，有的國家比中國發達。事實上，別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絕不能照搬。中國的一些經驗非洲國家確實可以借鑒，如對糧食問題的政策、對國 家主權的重視、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的觀念，以及儘量保持社會穩定的做法等。
非洲人是非常聰明的，他們樂觀處世的態度值得我們學 習。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一直非常和諧，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是絕不能複製的。對民眾的管理也一樣。非洲傳統有一種“大樹下的民主”，大家在 長老或酋長的帶領下進行管理，這些都是一個社會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管理自己的有效辦法。可惜的是，有的非洲國家在照搬西方經驗時將自己好的東西丟掉了。
我一直認為，非洲的貧困不是一個大陸的事，而是整個人類的恥辱，非洲的發展靠的不是援助，而是非洲人民的主動性；我也一直相信，非洲的明天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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