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走向質變”

作者：《環球財經》副社長 彭曉光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學術界都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本文僅是一家之言，謹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之所以判斷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是基於一，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二，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物件，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
　　這個鎖定，標誌著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 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僅僅在幾年 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後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 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可能發生的進程是嚴重缺乏心理準備的；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 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複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 “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 2/3以上，由於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弱。）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願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
　　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願，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係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聖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著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品質），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意味著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
　　但是，中美關係的質變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衝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
　　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 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
　　極端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係重蹈上世紀英德關係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願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
　　按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史達林、毛澤東三 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巴契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唯一沒 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森訪華），而後來的幾代中國 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戰略，與此相反，德國、蘇聯後來的失敗，恰恰是俾斯麥、史達林的繼任者背棄了他們的成功戰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國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並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係。
　　
　　三步曲：英語民族與法德蘇日的博弈
　　一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
　　除了對拿破崙法國和二戰後蘇聯的鎖定幾乎毫無懸念外，英語民族其他幾次鎖定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與反復，因為錯誤的鎖定對其霸權而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
　　一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一戰前，英國擁有世界霸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法國、沙俄同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爭奪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國在工業、海軍和 殖民地爭奪方面也表現的咄咄逼人。最終，英國鎖定了德國，但有一個事件可以證明英國選擇的猶豫反復和艱難：僅僅在一戰爆發前十年，英國還支持日本打敗了 （十年後一戰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國在戰爭中則支持沙俄，德皇差點利用日俄戰爭，通過“畢由克條約”把沙俄拉進自己人的陣營。
　　二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這次英國面臨的是更為艱難的選擇，美國、蘇聯兩個“幕後”大國實力強大，英日同盟早已解體，張伯倫長期對德國綏靖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在歐洲同德國迎頭相撞，兩敗俱傷，不僅可能使蘇聯紅軍“席捲歐洲”，還可能導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終，英國再次鎖定了德國，並在戰爭中賠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權。
　　冷戰後美國對“頭號挑戰者”的鎖定：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中國雖然是美國急於“和平演變”的頭號目標，但消化擁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 迎接日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阻止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坐大，使得美國根本無力將目標專注於中國，布希——切尼在2000年大選中猛烈攻擊克林頓給了中國太多的 發展機會，但他們上臺不久，就爆發了911事件，他們設想通過戰爭控制中東、中亞，加強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博弈籌碼，但結果卻是把美國引入了泥潭。
　　二 組建全球包圍同盟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後，英語民族立刻就啟動組建全球包圍同盟的程式，不惜出讓重大利益，拉攏過去和未來（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對手，這包括聯合德（普）俄組建反法同盟，聯合法俄、法蘇組建反德同盟，二戰後聯合德日組建反蘇同盟等。
　　顯然，不組建包圍同盟，自己同“頭號挑戰者”迎頭相撞，就不僅必然給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權的機會，甚至自己還有被“頭號挑戰者”打敗的危險，多次成功組建包圍同盟，證明了英語民族是國際政治舞臺上高明的組織者。
　　
　　三 推動“同盟者”首先走向對抗戰場
　　僅僅組建包圍同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盟條約可以在一夜之間作廢，英語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緣優勢，把“隔岸觀火”的特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創造 各種條件（包括利用“頭號挑戰者”的錯誤），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對抗的戰場：打敗拿破崙大軍的主力是沙俄，一戰消耗德國陸軍主力的是法國、沙俄， 二戰打垮德國陸軍主力的是蘇聯紅軍，冷戰如果轉化為熱戰，歐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國成為戰場……
　　英語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於“同盟者”走向同“頭號挑戰者”對抗的戰場，那麼自己不僅存在被打敗的危險，“隔岸觀火”的“同盟者”同樣有取代自己霸權的可能。
　　
　　四 法德蘇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確實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全球性霸權，但這不是因為什麼“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而是因為法德蘇日都先後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
　　拿破崙在打敗奧地利和普魯士後，如果不入侵沙俄，那麼英法博弈的結果還是難以預料的；俾斯麥通過與沙俄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的安全奠定了穩固的基 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棄成功的“俾斯麥傳統”，那麼兩次世界大戰，即使英美聯合力量也未必能動搖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列寧史達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體 制，使蘇聯成功打敗德國納粹，成功地在同美國霸權博弈中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戈巴契夫的背叛，卻使得蘇聯不戰而敗；同法德蘇不同，日本先後兩次對美國 的軍事和經濟挑戰，都沒有單獨成功的可能。
　　從歷史中可以發現，在英語民族與其挑戰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決定命運的“力量支點”作用，這對直面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國而言，不無啟示作用。
　　
　　四個誤區：不願承認中美關係發生質變
　　對美國捍衛絕對霸權信念的堅定性頑固性和極端敏感性，中國是缺乏體驗的，這就導致了若干認識誤區。
　　誤區一：即使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綜合國力同美國也有很大差距，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捍衛者的正常思路是這樣的：因為要分散力量面對眾多的大國，所以某個綜合國力弱於自己，但卻在經濟或軍事領域迅速趕超自己的國家，就具備成為了“頭號挑戰者”的要件，如果放任這個國家綜合國力超過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戰的問題，而是霸權轉移的問題。
　　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的1890年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落後於英國，倫敦城地位高於紐約，皇家海軍遠強于美國海軍，美國陸軍則完全不值一提，美國的科學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歐洲，經濟也呈現出粗放化、山寨化、盜版化特徵，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的幅員也遠小於英國……但是，最終取代英國霸權的還是美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會千方百計阻止其他國家拷貝自己的成功經驗。
　　
　　誤區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與美國為敵，永不稱霸，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中國目前的政策，確實讓美國鎖定中國更為猶豫並難以凝聚國內共識，但影響美國決定的根本點，還是基本的國力對比變動趨勢。
　　而且，在國際關係中，“A國不把B國作為主要對手，不等於B國也不把A國作為主要對手”。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把歐洲大陸的法國、沙俄（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國結盟，但這不影響英國把德國作為“頭號挑戰者”加以打擊，因為英國認為，打敗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國將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權地位，而這是英國絕不容許的。
　　因為沒有清醒認識到被英國鎖定，所以背棄“俾斯麥德俄（蘇）諒解傳統”的德國，犯下了難以挽回的致命戰略錯誤。
　　同樣，戈巴契夫、葉利欽，也不把美國當做對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以金融戰、北約東擴等一系列手段，幾乎把俄羅斯逼近死角。
　　
　　誤區三：中美有緊密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又共同面對眾多全球性挑戰，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
　　霸權國家當然對具體的合作利益和解決國際問題高度關注，但捍衛霸權的本能，決定了其更關注其他大國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對比。
　　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就在於，雖然美國是雙邊關係設定議題的主動一方，但和平發展的中國卻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主動一方，對此我們中國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國人卻並不缺乏敏感。
　　一戰前英國鎖定德國時，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對法國而結成的歷史傳統友誼，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爾曼同宗，英國的漢諾威王 室來自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英德兩國還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所以，當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向德國宣戰時，德國 上下對此感到無比震驚，痛駡英國是“向親兄弟背後捅刀子的忘恩負義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表現是多麼的幼稚）。
　　今天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紐帶，恐怕還不能說超過了當年的德英兩國。
　　
　　誤區四：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皈依”美國，可以阻止美國對中國的鎖定。
　　如此膚淺的觀點，除了極少數自由派之外，中國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
　　還有少數人販賣西方的所謂“民主國 家間不相互打仗”的理論，我們以英美關係為例，兩國算得上同文同種，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者眼中，兩國是漸進式自由民主的典範），共同的法系，可美 國獨立戰爭後很快就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並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艦隊）。一戰前的英日 同盟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構成了阻礙，美國軍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對英作戰計畫……
　　假如不是德國在歐洲心臟地區的迅速崛起，很難想像後來英國會如此“寬容”地對待美國的發展。當然，歷史是沒有假設的。
　　二戰後，西方世界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戰爭，核武器和反蘇是重要原因，但美國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霸權則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幾乎所有大國都成了美國盟友——當然，按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那無非是“僕從”、“附庸”的代名詞而已。
　　
　　九個緊迫課題：直面升級的中美博弈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後，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將大大升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雖然美國把美中關係比作英德關係，但除非取得顛覆性軍事技 術突破，美國總體上還是指望像對付蘇聯、日本那樣靠意識形態戰爭和貨幣戰爭擊敗中國，同時美國不會放棄推動其他力量中心走向與中國對抗衝突的第一線，由於 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經濟戰，升級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發生在兩國經濟合作更加深入的情況下，從而給博弈帶來極大的複雜性。
　　
　　地緣政治軍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羅斯：極而言之，即使美國向俄羅斯做出巨大利益讓步，將俄羅斯納入反華包圍同盟中，美國也根本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先於美國走向同中國的正面對抗。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極大制衡。
　　歐元區：歐元區在低碳新能源領域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最大，與美國合作針對人民幣進行匯率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為歐元也是美元的攻擊 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激烈的對抗，那麼不管歐元區（德法等大國）如何表態，如何採取象徵性動作，地緣優勢地位決定了歐元區有資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 火”，這也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制約。
　　印度：一方面，美國西方希望印度的發展能強於中國，否則印度作為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將給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說教帶來很大的難堪（國內某些自 由派學者不顧基本事實，硬要論證印度的發展強於中國，這使他們成了公眾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讓印度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個中國，美國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實將 更難以承受。
　　美國英國的某些勢力，象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印度走向對抗中國的前線：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對抗，甚至局部戰爭，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箭雙雕的最佳戰略。
　　同中國競爭是一回事，同中國全面對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損失要遠大於中國），印度以其特有的誇大其辭攻擊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美國西方索要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權益方面依然會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但是，在中美對抗中，主動或被動支援美軍是一回事，在美國居於幕後“隔岸觀火”的情況下，走上同核大國、自己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全面對抗的第一線，對日本而言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對日本而言意味著戰略自殺。
　　當然，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還將更為擴大和深入，但鳩山內閣的命運讓中日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亞元區的建立，就基本沒有可能。
　　
　　二 日益多發的周邊地緣衝突與經濟合作資本流動的關係
　　在金融危機和 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艱難的背景下，支持、挑動日本、韓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同中國的海洋衝突，遲滯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度廣度，阻止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甚至製造 東亞局部激烈的對抗衝突事件，引導亞洲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對美國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戰略選擇，美國“重返亞洲”，美軍提出的“空海一體”作戰理論，都 是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對中國而言，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緊迫課題。
　　
　　三 美軍可能的顛覆性技術突破
　　美軍在太空、反導、動能定向能、機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網路資訊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將打破美國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平衡，使美國獲得強行改變國際和平格局的有力籌碼。對此，中國需要高度警惕並力爭在最尖端的軍事技術領域迎頭追趕。
　　
　　意識形態傳媒
　　四 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近衛軍：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聖同盟，有著強烈的稱霸世界的宗教天命（當然，他們同盟內部也存在著毫無調和餘地的“終極信仰衝突”），這就需要中華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同樣展現強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加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深深刻在了我們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靈魂深處，即使偶爾被商業社會的慣例所遮掩，在重大命運關頭，這個強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會自動展現出來，對此我們有著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認為，因為沒有西方（基督教）宗教傳統，所以中華文明現在處於“信仰缺失”狀態，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對信仰和宗教的無知（控制美國傳媒的猶太民族顯然更不會同意自由派文人們的這個觀點）。
　　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終極信仰衝突”的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包容的“天下主義”精神信仰，對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五 “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
　　通過意識形態傳媒戰爭，象擊敗蘇聯一樣擊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這決定了未來中美博弈，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突出重要地位。
　　與此同時，全球化、網路化時代，世界各國的輿情都呈現出了“習慣性批判”的特點，這使得全球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對各國而言都更加複雜而難以駕馭。中國的網路輿情“習慣性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痛恨腐敗，二是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對被少數所謂專家歪曲的“韜光養晦”嚴重不滿。對此，我們認為：
　　首先，從事意識形態傳媒工作的人員，自己要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這個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實資料之上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濟規模與印度接近，是蘇聯的14%，是美國的3%，中國模式60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4倍，俄羅斯的4倍，美國的35%，並可能在10～15年內超過美國，這些基本的事實應該足以讓意識形態傳媒工作者有比較充分的自信。
　　其次，對廣大群眾和網友們痛恨的腐敗現象，要比較及時地予以處理和回饋，中紀委將網路作為重要的反腐管道，是非常重要及時的。
　　第三，對中國面臨的某些“戰略困境”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眾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堅定地相信公眾和網友們的水準，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中的大多數。這對防止美國借突發事件離間中國政府和公眾的關係意義重大。
　　中國在經濟和地緣上的若干“戰略困境”，主要是面對美國形成的（同周邊國家的海權爭議，美國也是公開或暗中插手），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國際 力量對比而不是我們的政策決定的，英語民族和美國又是國際博弈的頂級高手，中美博弈必將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某些被動和困境是不現實 的，我們堅決反對投降主義，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險主義。相對於經濟規模超過歐洲大國和日本的“平靜”，中國經濟規模接近美國的進程將會是特別“不平靜”的， 政府和公眾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戰略困境”不是中國特有的，俄羅斯對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小國的公開挑釁，也沒有太好的應對之策，德國法國建立統一歐洲的宏圖，也時常在幾個中東歐小國 的阻撓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金融戰打擊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國牢牢控制，而且在 同俄羅斯、韓國的領土爭端中束手無策，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現在“淪落”到了美國跟班的地步，以至於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布雷爾是不是美國的哈巴 狗”，布雷爾只能以英國式的自嘲對布希說“喬治，千萬別回答是”。就是超級大國美國，迄今為止，面對遠弱於自己的朝鮮、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公開挑戰，也只能一再尋求國際間妥協的方式加以應對。各國都存在自己的“戰略困境”，這是當今國際關係格局複雜而真實的寫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戰”性質，要求對公眾坦率說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本質。“是鋒芒畢露好，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好？當然是夾著尾巴做人好”，類 似這樣的解讀不僅只能引起公眾的極大不滿，是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還缺乏邏輯常識，因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這個真正正確的 選項被遺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戰術，應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公眾愛國主義的持續攻擊。
　　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挖空心思攻擊中國制度和愛國主義者的言論，可以采 用一個簡單的“借力打力”戰術：把類似的事件和邏輯反用於美國、印度等所謂“民主大國”身上，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實，對中國和美印等 採取雙重標準，這樣，他們就等於是公開撕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暴露出洋奴媚外、毫無邏輯的本質。
　　原教旨自由主義者，作為“反面教員”，在持續催生公眾愛國主義情感，破壞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方面，發揮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貨幣金融
　　六 美國可能的全新金融戰武器
　　依靠戰勝日本經濟挑戰的貨幣金融戰模式，戰勝中國，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代價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選擇。
　　但是，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特點，使得美國無法照搬對日貨幣金融戰戰略戰術，這次金融危機，被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創美國西方金融體系的同時，都未能撼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富於創新精神的美國，一定會針對中國模式的特點，設計全新的金融戰武器，而對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跟蹤，也就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緊迫課題。
　　
　　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與資源環境
　　七 中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之路的重大意義與巨大困難
　　轉變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中國模式解決資源環境困境，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中國人要充分認識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 工廠”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難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國西方對此的“切膚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國，歐洲在同中國的戰略對話中，都把 “自主創新”列為單獨的議題），未來10～15年，圍繞著中國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同美國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將大大升級。
　　
　　中國內政
　　八 中國模式、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
　　中國一方面要堅持迄今為止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創新的精神對中國模式進行重大改進和升級，這其中，核心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模式以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
　　加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人民生活的有尊嚴，讓內需有效啟動，讓中國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的關鍵，也是成功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
　　
　　美國內政
　　九 美國模式與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
　　被中國自由主義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質上不過是“資本控制國家”模式而已，黃光裕被判刑後，在美國一個大型網路論壇上出現了這些有趣的議論（大意）：
　　“什麼，如果這樣的人被判刑，那美國的一多半資本家和政客都該坐牢。”
　　“可惜這位中國首富生錯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國，肯定會被捧為金融天才。”
　　“還可能被任命為政府主管，獲得自由勳章。”
　　“這至少說明中國的法律敢對首富判刑，在美國，官員和法官不過是富豪的門童。”
　　“美國的富豪和官員們，看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唱起愛國歌曲《我自豪我是一個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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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激烈情緒的背後，不僅僅折射出美國社會普通大眾與大資本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錯綜複雜的社會族群矛盾（傳統白人社會、猶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的演進，對美國模式、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對華關係的影響，是一個緊迫又容易被忽視的重大課題。
　　
　　質變、博弈後的中美關係重建
　　中美關係再平衡的重建，將主要基於以下因素，一是中國成功頂住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及貨幣金融領域的進攻，沒有重蹈蘇聯日本的覆轍；二是由於俄羅斯、 歐元區因為地緣優勢可以“隔岸觀火”，美國升級中美博弈受到極大制約，根本不敢同中國走向全面軍事經濟對抗之路；三是由於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重蹈法國德 國的歷史覆轍，導致美國無力推動中國周邊大國直接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
　　隨著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接近，中美關係將可能迎來一個拐點，即美國認識到繼續升級博弈將極大損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這時中美關係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穩定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對這樣的前景，我們目前抱謹慎樂觀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