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21日社論說，一個星期以來，世人目睹了東瀛日本先後遭遇規模九.○強震、海嘯及核電廠事故的三合一災難。既同情災民飢寒交迫的困厄，心中更是駭異不已。尤其是近在咫尺、地理天候條件類似的台灣，不少人已有食不下嚥、睡不安寧的創傷症候群出現。另外，世人也高度欽羡日本人在面對地火水風之害，依舊保持守法、理性、低調、溫馴的國民特質，而傳媒的表現更是專業有節制，絕不灑狗血、賺人熱淚。相形之下，日本政府的應變能力卻是捉襟見肘，飽受世人批判。
換句話說，日本的國民性似已被神聖化、固著化，彷彿八方吹不動。是的，諸如耐著性子排隊購物或領取物品、嚴重塞車卻不亂按喇叭、災民面對外人不輕易哭嚎…這都是任何統治者最欣賞的模範子民；但是，歷史的弔詭在於：溫馴低調的子民，卻易滋生怠惰無能的統治者。當我們檢證百年來日本的三大震災（關東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以及此回東日本大地震），就會發現震災總發生於政治動盪危殆的階段，結果讓災情由天災釀成人禍。
社論說，一九二三年八月下旬，首相加藤友三郎病逝，由於黨爭極為激烈，最後才敲定由海軍元老山本權兵衛組閣，未料九月一日十一點五十八分，日本關東地區就發生震級七.九的強震，東京市半數以上房舍全毀，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尚未完成組閣行動的山本氏，處理震災的行動還是由前朝的內相和警視總監主其事，結果他們宣布戒嚴防範民眾搶米風潮，又造謠說“不逞鮮人”在各地縱火、水井中下毒，導致有六千名在日韓國人慘遭虐殺，緊接著無產階級勞工和左翼運動者亦遭追捕。其中憲兵大尉甘粕正彥絞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妻及其外甥三人，正式宣告“大正民主”吹起熄燈號。
一九九五年元月十七日清晨，關西的大阪、神戶、淡路等地，發生芮氏七.二級的強震，造成六千多人死亡，三十多萬人無家可歸。而在阪神大地震前半年，立場互異的自民、社會與先驅三黨共組聯合內閣，由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村山年邁昏聵、行動遲疑，致遭外界痛斥；震災未久東京地區竟發生地下鐵遭施放沙林毒氣，村山內閣亦未能有效安撫民心，致使涉案的奧姆真理教引發社會的恐慌不安。凡此，村山都以“因為是第一次當首相”為由卸責，徒令社會黨聲譽掃地，從此就一蹶不振。
社論說，再說到當今的民主黨菅直人內閣，內和小澤（一郎）派糾纏惡鬥，外有接受外國獻金的醜聞曝光，政治聲望低落之際迅即面臨三合一災難。然而，震災之後傾全力救城市，卻疏略了海嘯重創的是奧羽（東北地方）沿海的城鎮、漁村，導致哀鴻遍野、救援遲緩的現象宛如烽火再臨。更嚴重的是，針對福島縣核一廠氫爆、輻射外洩的駭人場景，東京電力公司和菅政權都誤判情勢，以致整座核電廠幾變為惡靈古堡，不但日本人惶惶不可終日，舉世也聞核色變、草木皆兵。又由於菅政權此際專注於核災處理，遂置奧羽地區的災民於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窘境，堂堂一個富庶豐饒的國家，竟有著類似第三世界的畫面，何其辛酸、諷刺！
可以說，當日本社會一片祥和安逸之狀時，上位的政治人物極可能但知權鬥、急於利益分贓，然後天災從天而降，人禍由此溢出，致使生靈塗炭。日本人守法、有序、節制、溫馴固然有其物之哀、武士道的傳承，但不該被單一刻板化，否則幕末有識之士如何攘臂而起？戰後，激於反戰、反美理念投入安保鬥爭、全共鬥的知識青年又為何因？更值留意的是，安保鬥爭、全共鬥最激越的五、六○年代，上位的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都是大開大闔、積極有為的總理大臣；反之，整個平成歲月（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後）除了小泉純一郎曾掀起改革風，安倍晉三、福本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到菅直人，盡如紙片人般不堪，而對映於社會，則是對政治普遍冷漠、異議抗爭力道羸弱。所以值此世紀災難，日本能否重生再起，愛國力量固不可少，但批判的異議力量能否茁壯，也是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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