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崩潰論崩潰了？

眾所周知，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崛起在西方總是很有爭議。過去的20多年裏，西方媒體經常把中國描述成一個國家政權與人民對立的國度，政權是壓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權力不放，而民眾則在異見人士領導下進行著抗爭。一些歐洲人，例如在奧斯陸的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放大的東德或放大的白俄羅斯，正等待著一場“顏色革命”。

這種觀點使許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自信地對中國做了很多悲觀的預測：他們先是預測1989年天安門風波後中國要崩潰；蘇聯解體後，他們又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後塵而分崩離析；鄧小平去世前後，他們又預測中國將出現大動盪；香港回歸前，又預測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又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又預測中國將大亂。但最後這些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崩潰，而中國崩潰論卻崩潰了。

這種反復的預測失靈使我們有必要學會更加客觀地研究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的大國。我們也許可以像17世紀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那樣，或者像他同時代的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那樣，把重點放在他們稱之為中國“自然的宗教”上：他們關注的是中國如何採用了世俗的、比較貼近自然的方法，而非當時歐洲盛行的神學方法，來進行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那麼我們會發現，過去30多年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經濟和社會變革：約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場變革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這樣說，過去30年中，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所有過渡經濟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中國經濟總量30年中增加了約18倍，而像東歐這樣的轉型國家經濟總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當然東歐的起點比中國高。中國所取得的成績也高於不少發達國家，中國今天的發達版塊人口約3億，與美國人口相當，其總體繁榮程度已不亞於南歐發達國家，而像上海這樣的中國一線城市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紐約，無論是機場、地鐵、高鐵、商業設施和城市建築這樣的“硬體”，還是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城市治安這樣的“軟體”，上海均好於紐約。

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許多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需要我們認真應對，但中國的總體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如何解釋這種成功？有人說這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資的數量來看，東歐國家吸引的外資比中國多得多。有人說，這是由於中國勞動力便宜，但印度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比中國便宜很多。有人說，這是因為威權政府的作用，在亞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許多威權政府，但他們無法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就。

如果這些理由都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那麼我們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中國模式”。在解釋中國模式之前，我想先簡單談一談我對中國國家性質的理解，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國模式。

中國不是放大的東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羅斯，也不是任何一個普通國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這樣性質的國家。為什麼？因為中國 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統一國家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5000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國是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國家。為了 更好地說明這個概念，我可以打一個不很準確的比方：這就好像古羅馬帝國沒有解體，持續至今日，實現了現代國家的轉型，擁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和現代經濟，融各 種傳統文化於一身，還擁有巨大的人口數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語。這樣的國家必定與眾不同。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特徵，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由於這“四超”特徵，中國的崛起必然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中國的人口超過歐洲、美國、俄羅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國農曆新年期間經歷的“春運”，客運量至少為25億人次。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著把整個北美、歐洲、俄羅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挪動一下。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與無窮機遇。

中國有超廣闊的疆土，中國是一個包含了巨大地域差異的大陸。 中國在可以想像到的領域內，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哲學、經濟、醫學、軍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長達數千年的傳統。中國還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包括優秀的 文學作品和建築藝術，中國菜肴之豐富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國大的菜系有8個，每個菜系都包含了無數的子菜系。我個人認為中國8大菜系中任何一個菜系，其豐 富性在某種意義上都大於法國菜系，儘管這個觀點在這裏可能會有爭議。這一切本質上都是中國在漫長歷史中不斷整合而形成的。這一切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現在再來談中國模式。我個人以為，這個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個特點：

第一是“實事求是”。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觀念，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重新提出了這個觀念。鄧小平認為，判斷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不管是東方的教條還是西方的教條，而應該是事實。通過對事實的檢驗，中國得出了結論：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中國因而在1978年決定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並採取了一種務實的方式來推動自己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

第二是民生為大。這也是中國傳統形成的政治理念。鄧小平把消除貧困作為頭等要事來抓，制定和執行了消除貧困的一系列務實政策。中國改革始於農村，因為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改革的成功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湧現了無數的鄉鎮企業和中小企業，他們又為中國後來製造業的崛起和外貿的騰飛 打下了基礎。某種意義上，中國模式“民生為大”這一特點也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中的某種偏見，即公民政治權利總是高於其他權利。中國模式的這個特點可能會深 刻地影響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窮人的命運。

第三是穩定優先。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其民族、宗教、語言和區域的複雜性堪屬世界之最。這種特點也形成了中國人擔 心“亂”的一種集體心理。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太平盛世”，“盛世”與“太平”總是聯繫在一起的。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國家穩定的重要性，是因為他比誰都更 瞭解中國的近代史：從 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將近一個半世紀中，我們最長的太平年景沒有超過8到9年，我們現代化進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斷，從外國入侵、農 民起義到軍閥混戰、意識形態瘋狂使中國沒有多少持續的太平年景。過去的30多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長度的持續穩定的發展，這才使中國奇跡成為可能。

第四是漸進改革。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複雜，所以鄧小平採用的戰略是“摸著石頭過河”。他鼓勵各種改革的試驗，我們的經濟特區就是進行改革試 驗的地方，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拒絕了“休克療法”，我們讓自己並不完善的體制繼續運作，同時對其進行改革，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這個特點使中國避免 了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的癱瘓和解體。

第五是順序差異。中國改革的總體順序是：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為主後政治，先進行相對容易的改革，後進行相對艱難的改革。這樣做的好處 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下一階段的改革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這種方法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的傳統。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為中國制定了把中國建 設成發達國家的70年大戰略。直至今天，我們還在執行這個戰略。這種跨長度的整體思維能力與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不少歐洲國家）內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 盛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六是混合經濟。中國力求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 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效地防止市場失靈。中國的經濟體制又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釋 放出了巨大市場力量的同時，國家努力保證宏觀環境的穩定。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沒有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和成功度過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對外開放。中國人沒有傳教的傳統，但是有很強的學習傳統。在中國世俗文化的氛圍中，學習別人之長是備受讚譽的。中國保持了有選擇地汲取別人長處 的傳統。我們甚至從有爭議的“華盛頓共識”中學了不少東西，如企業家精神和外向型經濟，但中國始終堅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自己來決定取捨，絕不盲從。全方 位的對外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個比較中性、開明、強勢的政府。中國政府能夠推動形成關於改革和現代化的廣泛共識，能夠實現比較艱巨的戰略目標，如推動中國銀行系統的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刺激經濟以應對全球經濟危機。這個特點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強勢政府觀，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組成的基礎是“選賢任能”，畢竟中國在上千年前就創立了文官考試制度。我們今天的政治體制雖有不足，但不大會產生低能的領導人。

從根本上講，一個政治體制的品質，包括其合法性來源，不能只是程式的正確，而更重要的是內容的正確，這個內容就是要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並要以人民的 滿意度來檢驗。“良政還是劣政”遠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謂“多黨競選制度”的話。我們強調內容正確高於程式正 確，這本身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通過良政為導向的實踐來創建和完善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各種程式。

今天的中國正在進行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中國相對成功的經濟改革已經勾勒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徑，即通過漸進、試驗和積累的方式來完成中國的政治改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願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理念和做法。

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自然出現了各種問題，面臨著各種挑戰，如消除腐敗、縮小區域差別和貧富差距等。但中國還會沿著自己的道路發 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動盪、戰亂和革命，又經歷了30多年相當成功的改革開放，大多數中國人願意繼續走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之 路。這個模式有自己的缺點，但可以不斷完善，因為它已經比較好地結合了中國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和文化。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中國經歷了20多個朝代，其 中至少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對於外部世界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大。中國的經驗本質上是中國自己國情的產物，其他國家難於模仿。但是，中國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 實踐，可能會產生相當的國際影響，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漸進改革、不斷試驗、“良政還是劣政”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種變革，從一種縱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轉向一種橫向的世界秩序。縱向秩序的特點是西方把他們的理念和實踐淩駕於其他國家之上，而橫向秩序的特點是各國在理念和實踐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競爭。這將是一種更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個歐洲哲學家朋友告訴我的故事：17 世紀下半葉的某一天，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專程來到這裏，來到海牙，偷偷地會晤了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為什麼要偷偷地會見？因為當時斯賓諾薩是一個被教 會除名的異教徒。兩人一起探討了一些奇異的思想，包括中國那種世俗的、非神權的治國方法。其實我個人認為，中國今天復興的背後還是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治國 理念。萊布尼茨見了斯賓諾薩之後，給一個朋友寫了封信，其中有這麼一句話：我準備在自己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中國知識中心。

敍述這個故事，並不是要建議荷 蘭參議院建立一個中國處，因為荷蘭有舉世聞名的中國學和中國研究傳統。但我還是認為我們有必要繼續發揚歐洲啟蒙時代那些知識巨人的精神，特別是那種開放包 容的精神和尋求新知的勇氣，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荷蘭人的精神。我們有必要以這樣的精神和勇氣去瞭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國之道，無論這一切乍 看上去是多麼異樣。

如果這樣去行事，我們就可以避免由於意識形態驅使而誤判中國，我們也能因此而豐富我們集體的智慧，從而更好地共同應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如消除貧 困，反恐，氣候變化，防止文明衝突等。（此文是張維為教授在荷蘭參議院的演講，發表時略有刪改）　（作者：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如果全盤以西方人的標準來衡量的話，

中國錯誤百出，已經病入膏肓，是一個絕對的問題國家。

我們的學者，我們的國人，現在需要更多屬於中國人自己標準，

而不是動不動就把西方人的那套標準強加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