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剛剛首次明確提出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美國立即敏銳的迅速介入。國務卿希拉莉在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時，大談南海與美國國家利益關係，強調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誇張地宣佈在南海問題上反對“脅迫”，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可謂句句針對中國。而且與過往希拉蕊每次訪問亞洲都必以中國為中心不同的是，這一次她的亞洲之行竟然過中國門而不入。
毫無疑問，像中國這樣超大規模國家的崛起，註定是西方無法接受的：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甚至人種也不同，按照西方“只要不是基督徒就是異 教徒”的兩分、兩元邏輯，從戰略上講，西方千方百計遏制中國是必然的。更何況，面對中國的持續成功和西方的相對衰落，西方第一次真切地預感到自己時代的終 結。因此，美國如此迅速的就南海向中國叫牌，並不意外。然而，縱觀這三十年，東西方數度對抗，數度為友，西方卻一直在遏制和合作之間搖擺，一直無法確立穩 定的對華政策。更重要的是就是雙方對抗之時，西方也往往打錯了牌，事與願違。
中國的崛起被西方視為“五百年未有之變局”。西方崛起並主導世界的這五百年，先後擊敗了伊斯蘭文明、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輝煌農業文明、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的挑戰、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以及度過了無數次傷筋動骨的經濟危機。可以說雖然歷經坎坷，但終究所向披靡取得完勝。然而，二十世紀下半頁，當古老的中華文明再度崛起時，西方卻陷入舉手無措的境地。
這裏面很大的一個原因在於文明的差異。中華文明不是擴張文明，傳教文明，而是取經文明。具體表現在中國無意挑戰西方建立的國際秩序，相反在不改變自身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融入其間，並成功的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現在中國不僅僅為美國提供大量物美價廉的消費品，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而這都是保證美國可以不改變生活方式而盡情消費的兩個前提----要知道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過度、超前）消費。東西方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牽中國一發必動西方全身。
第二，是西方一直沒有徹底明白中國崛起的真正原因。不錯，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對內改革，成功的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對外開放，成功抓住了全球產 業大轉移以及全球化的機遇。同是又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再加上中國百姓勤勞、節儉，儲蓄率高，提供了經濟起飛所必須的寶貴資本積累。應該說這些都是創造 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但卻並不是決定性的。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其他任何因素缺失，都不可能完全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沒有中 共這一主導性政治力量，一切都成了無緣之水。事實上，中國歷史也 一直是這樣的歷史：以來自不同階層的讀書人為核心的單一官僚集團是中國的真正管理者，皇帝只不過是國家的象徵。一旦這個階層垮掉，王朝就會崩潰。這也是為 什麼明朝儘管長期皇帝不上朝，不理政務，國家照樣正常運轉的原因（張居正開創的輝煌時代，皇帝甚至成為傀儡）。今天的中共實際上扮演了傳統歷史上這個由不 同階層讀書人構成的官僚體系所起的主導性作用。當然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是一個實用理性的民族，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至上的民族。社會主體 對意識形態沒有狂熱的偏執性的堅持（這是中國相對缺少原教旨主義信仰的原因），所以意識形態的轉換對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並不大。只要有效地解決問題，就會被接受和認可(長征元老和中央計劃經濟的主導者陳雲的兒子，陳元，也是人行高管，曾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決定什麼是共產主義。”)。所以當中國成功崛起，效仿西方的前蘇東國家表現的差強人意以及西方陷入經濟危機，都導致西方意識形態的邊緣化、去勢化。
如果說第一個原因總是導致西方對華政策處於搖擺、猶疑之中，第二個則成為西方總是打錯牌的根源。
本來中國處於轉型期，社會矛盾眾多而尖銳。象腐敗、貧富差距、社會公正缺乏、環境污染等等，不一而足。每一個都可被西方用來攻擊和否定中國共產黨。一旦中 共被打倒，中國必倒。畢竟在現階段的中國根本沒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更別說發揮同樣的國家核心作用。然而西方卻陷於“西藏、臺灣、南海”這些中國核心利益的“誤區”上，來和中國博弈。
不錯，西藏、臺灣、南海都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且拿中國的核心利益進行討價還價，只贏不輸。如果西方僅滿足於獲得些小利（人民幣升值，開放更多的市場，讓 中國買更多的國債或者巨額訂單），也不能不算是精明。但如果西方是為了遏制中國，則不能不說是戰略認知上的失策。因為西方沒有看明白的是，中國真正的核心 利益是中共。沒有了中共，也就沒有中國的崛起。結果每當西方從它們的國家利益角度進行東西方博弈時，總是要從西藏、臺灣以及現在的南海入手，卻不知，卻恰 恰成為促使中國崛起的加速劑。
五千年的興衰史，使得中華民族對“大一統”（用現代西方的話語就是主權）有著非比尋常的追求和信念。畢竟，國家統一之時，百姓安居樂業；國家分裂之時，百 姓流離失所，朝不保夕。而每當西方拿中國主權做文章的時候，中共就成為捍衛國家統一唯一可依靠政治力量。這反過來增加了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合法性。即 使對中共不認同的群體在面對國家統一的挑戰時，也必然會站在中共一邊。從而使得中共這一領導中國崛起的核心力量變得更強大，更有效力。這從2008年東西 方圍繞西藏、奧運火炬傳遞交手後的結果可見一斑：不僅國內的民眾空前團結、支持（中共），就是海外華人華僑也同樣如此。於是三十年來西方每次向中國叫牌就形成了如下模式：西方挑釁----社會轉型期的中共得到更多支持，合法性更加無容挑戰----中共更加強大和有效的面對、解決問題----中國更加迅速的發展和崛起。
當然，縱觀冷戰，西方戰勝蘇聯並沒有出現應對中國式的“失誤”。正是由於瓦解了蘇共，整個蘇東集團才瞬間崩潰。何以西方面對中國時就戰略失明了呢？除了以 上兩個原因，還應該和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冷戰時東西方是盟友，中國抓住這個時機已經相當程度的進入西方體系。這就是為什麼冷戰之後，美國仍然不得不給中 國最惠國待遇，最終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小布希時代應該是美國最後一次真的要下決心搞掉中國。但“遺憾”的是，“9.11”恐怖事件發生，美國不得不再次 和中國“化敵為友”。等到西方覺醒之後，不僅中國已經龐大到無法再瓦解，對整個國際社會的融合已經無法再區分外，西方的經濟危機也令其喪失了瓦解的能力。 如果說過去可以認為西方是戰略失誤，那麼現在，就是不得不為之了。哪怕它們最終明白這樣做適得其反，但也已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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