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7日星期二

在中國搞顏色革命還是保持中國紅色道路

在中國搞顏色革命還是保持中國紅色道路?
http://www.nytimes.com/2010/12/07/opinion/07iht-edli.html?ref=global
(發自上海)12月10日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空空的席位,又將成為西方政治家和評論員譴責中國獨裁體制的理由了。
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給了中國的異見人士,他代表著在西方的一批人的觀點:相信在東歐發生的顏色革命也能同樣引領中國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道路。
在這一點上,他們完全無視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的本質。他們所尋求的革命,如果發生了,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改觀而只會帶來更多的自由和責任。這使他們完全錯過了在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另一場革命。
現有的中國政治體系的不透明性和幕後決策傾向,總是使中國政府的一些微妙但重要的信號在傳送過程中丟失了,就像中國共產黨在十月份召開的全體會議上就出現了這種問題。顯然,西方只集中關注了在這次會議中最重大的成果:指定繼承人習近平的晉升。可是一項更有影響的政治發展卻被徹底忽視了: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
表面上,公報裏好像充斥著官方的陳詞濫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刺耳宣言的回歸,但是這不僅僅是個空洞的口號,字裏行間裏體現了一貫的發展和政治戰略,尋求一種非常困難的平衡:即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如何通過市場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以確保社會公正和和平。這是中國在全球秩序中相當平和崛起的戰略支點。
懷疑論者可能會理直氣壯地質問,這個戰略是否能實現其目標嗎?他們指出了不平等的擴大、腐敗、社會不安和國際衝突等問題。但是他們忘了問一個假設:“如果顏色革命確實發生了,橫掃了中國並顛覆了中國的一黨統治政體後怎麼辦?”
欣喜若狂之後將會發生什麼呢?後共產主義中國會賦予中國人民更多自由和繁榮嗎?會少些民族主義並且成為更加負責任的力量嗎?
儘管問題重重,短期內,現在的一黨專政中國在兩個重要方面維持著現狀。第一,它是中國自由市場發展模式巨大成功的發起者和保護者。有史以來最諷刺的事情是,當今世界最市場導向的黨派是中國的共產黨。確實,中國經濟的成功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領域的生存,但是它同時也保證了社會平穩以及帶給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民生改善、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
第二,與最近認為中國獨斷專權的認知相反,中國共產黨並不尋求全球性的霸權和地區性的支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國家利 益上的,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優越感的宏大工程。理由非常簡單,因為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而在經濟上的取得的成就就是中國共 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這促使了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範圍內實行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對於維持現狀,中國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它為什麼要改變這個狀態呢?
當 然,懷疑論者會反擊指出中國日益嚴重的民族主義,中國政府有被迫挑戰西方創造的現狀的跡象。但是這是一種對民族主義呼聲和攻擊性的概念混淆。因為實際上, 相對于大量存在於中國的互聯網上的那些民族主義的激昂陳詞,中國政府大體上的外交政策是相對保守和限制的。是不是應該有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顏色革命,誰又能 保證這條道路的延續性?尤其是如果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在後共產黨政權時代掌權怎麼辦?
所以只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發展就能給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繁榮,堅持走這條道路還會讓中國在全球舞臺上展現和平和負責任的姿態。
這其實是讓很多西方觀察家們都覺得諷刺、矛盾和迷惑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自由市場發展的衛道士,他們在用社會主義保護自由和繁榮; 中國共產黨還是能保證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溫和姿態的唯一政權。
要想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深入考察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現代中國國家的本質。
從外部考察中國的人通常會看到一套死板的儒家式等級制度。他們容易忽略的是在儒家道德體系中深刻的平等主義價值觀。

“耕者有其田”這一最原始的共產主義價值觀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幾乎所有的王朝一開始,新皇帝都會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然後平均分配給人民。這是每個新王朝獲得道德權威的方法。隨著時間推移,土地會再次集中到地主手中,這個王朝會被推翻,再次開始新的迴圈。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可以看做是這種迴圈的又一開端。
第二個方面是現代中國的本質本身。西方的民族國家形成來源於推動和保護“自由和繁榮”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國從來就沒有這種資產階級。它被西方的軍事強權生拉硬拽進了現代中。中國民族國家是在20世紀由知識份子領導的農民階級建立的。是平等主義和共同體主義,而不是自由和繁榮,構成了它的道德基礎。
現代西方眾所周知的對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尊重,從來都不屬於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構成的核心。相反,中國的國家主權是暴力反抗外國侵略的產物。只有知道這些歷史背景才能明白,鄧小平30年前推動的變革有多麼的不可思議。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作為平民中的先鋒,用其道德權威做杠杆,抑制中國人的平等主義衝動,並引領了個體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的快速、史無前例的擴大。
進一步來說,來自西方強權的屈辱性征服和之後日本的侵略,賦予了中國一種無可爭議的角色,讓它能對外保持溫和保守的民族主義。
維持這一道德地位,加強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口號宣傳,對於中國繼續走這條道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西方和中國內部一些人士大力倡導的西方選舉式民主,只會導致殘暴的民粹主義以及它的孿生兄弟極端民族主義。
現在,對自由和私有財產的尊重已經到達了中國歷史的巔峰狀態。中國如此快速、和平地崛起是史無前例的,就讓中國繼續走下去吧。如果這意味著奧斯陸的座席會在數十年甚至數代的時間中保持空著的狀態,那就讓它這樣吧。另一種選擇的結果要糟得多。
作者簡介:
李世默(Eric Li)是上海一家業內領先的風險投資公司的創始人兼常務董事。他是Aspen研究所的Henry Crown項目成員,以及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和公共政策學院的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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