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孔子，現代化才有意義

　　中評社北京2月7日電／南方都市報刊登署名秋風的北京學者的文章指出，晚清中國人受西方刺激，形成構建現代國家的意願。在19世紀最後幾年，康有為第一個系統地形成了現代建國方案———　現在看來，這是最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國人也曾在構建民主政體與保持固有傳統之間努力保持平衡。
　　全文如下：
　　最近寫了篇《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南方人物週刊》2011年第4期），呈現了一幅與今日之常識大為不同的孔子形象：孔子確為中國文明之聖人。不出所料，這一結論引起的回應主要是嘲笑和抨擊。老友鄢烈山也撰文《對孔子要行中庸之道》，提醒我“矯枉則不必過正”。
　　不論在孔子還是在亞裏士多德那裡，中庸、中道都是最高的實踐智慧。但最近幾年所寫的有關儒家的文章，確實不乏火氣。個中緣由，如孟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晚清中國人受西方刺激，形成構建現代國家的意願。在19世紀最後幾年，康有為第一個系統地形成了現代建國方案———　現在看來，這是最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國人也曾在構建民主政體與保持固有傳統之間努力保持平衡。
　　後來，“道術為天下裂”，上述相對平衡的努力被簡化為兩個口號：一曰追求國家富強，一曰追求個人自由。用上世紀80年代的話語說即救亡與啟蒙。
　　這兩個目標都沒有錯。人當然應生活在自由狀態，國家富強也是好事。但這兩個有時相互衝突的口號有一個通病，那就是極端化。它們都把摧毀傳統當成實現自身目標的前提。富強派追求物質性力量的強大，而傳統社會結構、文化觀念妨礙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所以必須摧毀之。啟蒙派的反傳統主義更是盡人皆知。這樣，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兩種觀念都認定：中國要現代化，就得摧毀傳統，包括儒家觀念、傳統宗教、社會結構，以至經濟結構、法律體系。
　　先不管這樣的運動能否達到自身設定的目標，即便可以達到富強，這又是誰的富強？富強派其實已經說得很坦率了：它追求的是“國家”富強，而當國家被神化、國民缺乏必要管道控制國家時，國家的意志就很有可能偏離國民的意願。這幾年人們抱怨國進民退、國富民窮，其實就是百年歷史的慣性所致。
　　對啟蒙派，人們要追問，摧毀傳統所獲得的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對庶民來說，最為重要的自由就是安頓身心於自己信奉的神靈，按熟悉的方式生活而不受他人無端嘲笑、幹擾、強制，按習慣的倫理、法律與人交往、合作、交易。激進知識分子對這些觀念和制度痛加撻伐，是否尊重了庶民們的自由？若傳統、文化被完全剝離，這群人還是一個有能力享有、使用自由的國民否？
　　這就是現代中國之“枉”，也可以說是“妄”———理性的狂妄與權力的狂妄。極端的、偏頗的啟蒙和富強，與國民處於分離甚至敵對狀態。對於國民主體而言，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他者的現代化。
　　中國當然要現代化，但健全的現代化過程必須確保國民的主體性。這個具有主體性的國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傳統文化。時間上的綿長性，賦予其信仰或生活方式以空間上的廣泛性。因此，保有主體性的中國人的現代化，必以其固有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得到尊重為前提。換言之，真正合乎自由、富強原則的現代化，是———並且只能是中國固有文化之“新生轉進”，是國民作為一個文化和政治共同體實現自身文化與政治之“維新”。
　　那麼，中國的傳統是什麼？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樹立的治理秩序典範，就是孔子從中所發現、闡述的大道。由此分散而為諸子百家，下降而為信仰、禮俗、律法。在漫長歷史上，這個文化主體又包容各宗教，以至西方的觀念、制度，煥然而成為一個具有內在連貫性同時也不乏豐富性、容納緊張的文化共同體。
　　這個文化、文明傳統不可能沒有缺陷，甚至可能存在嚴重缺陷。但這又怎麼樣？今人專心去做這個時代的社會和政治邏輯所要求的正確的事情就夠了，為什麼要跟傳統較勁？面對那些與傳統戰鬥的人士的激情，我有一個疑惑，百思而不得其解：把本國傳統塗抹得一團漆黑，對自己，對新文化、新政治之生成，究竟有什麼好處？難道真的是不破不立？
　　對舊房屋，有人視舊如仇，而決絕地拆舊建新。另有人會對舊房加以修葺改建，既可以住得很舒服，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孔子和滲透著他的精神的傳統，就是一棟在過去幾千年間被不斷修葺的宏偉大廈。過去百年，幾代人在拆毀這房子。可被拆毀的那部分現在是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甚至是一地雞毛。這不難理解：人是由傳統界定的。拒絕傳統，一個人連自己是誰、什麼是對錯都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對他本人、對他所在的文化和共同體，也就難有什麼建設性。
　　因此，站在今天，承認孔子的偉大，不是矯枉過正，而是矯枉歸正。孔子當然不是歷史的終點，今人更不是，也就不應以歷史終結者的姿態傲慢地審判孔子。尊重孔子倒是一種更明智的態度，尊重孔子，在傳統的邊際上持續地創新，這樣的現代化，才是保持國民共同體之主體性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