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的美國因素

―――－摘錄《望瞭》雜誌文章《新十年中國大棋局》
美國因素
“是的，世界變了。”1月25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從教育、科研、基礎設施以及中國市場帶來的就業，四次反省美國現狀。就職美國總統三年來，其國情咨文提及中國的次數逐年翻番，從2009年的輕描淡寫，到2010年宣戰式疾呼“我不接受美國淪為第二名”，再到2011年承認美國地位下滑的現實，折射了形勢逼人下美國對華心態的微妙變化。
　　在張宇燕看來，未來十年，中國外部環境最大的機遇和挑戰主要集中在美國，“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的大局。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變數很多，但最關鍵的就是美國變數。”這其中包含兩層意思，其一，美國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意願和領域；其二，美國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對待新興大國。“對中國而言，把握好外部發展機遇，就要對美國行為有較為準確的判斷。”
　　這位曾以美國馬里蘭大學訪問學者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領事身份深入研究過美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向本刊記者講出了自己的擔心，“新世紀以前的二十年，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雖說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情複雜，但總體上還沒太把你當回事。新世紀頭十年走過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形成對當今世界的重大影響。這意味著，在接下來的5～10年，西方世界有可能變本加厲地對中國採取行動。”
　　他將這些行為總結為“四化”：妖魔化中國、分化中國、西化中國和體系化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在貿易、環境、貨幣和投資等領域，把中國納入它們制定的國際體系內。”為了說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關係，和面對的競爭形勢，他特別提到了兩篇文章，一是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發表在去年11月底《華爾街日報》上題為《世界圍繞中國旋轉》的文章，二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在2011年第1期《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的題為“ImperialbyDesign”的長文。
　　弗格森這位“G2”的發明者認為，中美在四方面面對著針鋒相對的衝突：其一，工業製造。中國的崛起和蘇聯不一樣，蘇聯從未在製造業上超過美國。但2009年，無論是工業增加值還是工業總產值，中國都已超過美國；其二，人均收入增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均 GDP最低僅為美國1/70，現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1/5，而且還在快速提升；其三，資源需求。僅2009年中國消耗的粗鋼數量就是歐美日總和的兩倍 多。中國多消費就是西方國家少消費，資源問題成為零和博弈；其四，發展速度。美國為“離去的帝國（departingempire）”，中國是“到來的帝 國（arrivingempire）”，一個迅速成長，一個慢慢衰落。兩個國家要尋求一種穩定的關係，難度很大。
　　弗氏最後給出了自己的結論，“冷戰持續了四十多年，蘇聯從未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對五百年來西方控制的終結。這一次，東方挑戰者在經濟上和地緣政治上都動真格了。北京現在可能還不是‘師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不再是‘學徒’。”
　　“美國已經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判斷更加直白。他在深刻檢討冷戰後美國國家政策失誤的“ImperialbyDesign”一文中，“惋惜”地哀歎：
　　“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布希政府曾意識到，美國未來幾十年面對的最嚴重挑戰很可能來自崛起中的中國。當然，美國會在全球範圍內抑制中國的崛起。然而主導全球的企圖迫使美國要在全球範圍開戰使得我們難以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如果人民共和國以過去三十年間的方式，在未來幾十年繼續增長的話，它很有可能將經濟實力轉變為軍事力量，並嘗試像美國領導西半球那樣主導亞洲。沒有哪個美國領導人願意接受這個結果，這意味著華盛頓會尋求遏制北京的戰略，並阻止其成為地區霸主。”
　　“在抑制中國方面，美國必須扮演主要角色如果美國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預所弱化，它將更有能力來壓制北京的野心未來的預算應當大規模向空軍和海軍傾斜，因為它們將是對付中國崛起的主要力量。”
這位進攻型現實主義“鷹派”學者，以“佈局帝國”的口吻提出重建針對中國的霸權優勢：以離岸平衡戰略，從週邊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衝突中脫身，集中精力於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歐洲、東北亞和波斯灣，壓制潛在霸主。具體到東北亞，他說，美國在保持自己實力的同時，盡可能讓其他國家付出成本，“領導”印度、日本、俄羅斯、新加坡、韓國以及越南，圍堵中國。
逼出一個“利害共同體”
這 份咄咄逼人的方案，至少在目前已多少超出了美國能力，甚至有損美國長遠利益。張宇燕介紹說，“其實，美國自己也是一肚子苦衷。”且不說國內赤字、債務、養 老、改革和移民等難題，在過去二十年縱橫捭闔的國際安全和全球經濟方面，美國也常常捉襟見肘。對美國能否玩得起這個大遊戲，許多人已開始越來越懷疑。
做世界“老大”，美國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小布希政府負責亞洲事務的前官員告 訴張宇燕，美國每年六七千億美元軍費，百分之七八十用於海外。“奧巴馬仍然講，美國不做老二，一方面是不想做，另一方面是做不了。”張宇燕解釋說，“美國 一旦成為老二，就會迅速地滑向老三、老四、老五因為一旦成為老二，那些支撐其霸主地位的關鍵因素，如國際分工優勢，特別是美元霸權，就會一下子垮掉。這有 點像蘇聯，一旦和美國爭奪世界老大失敗，想在老二位置上安穩地呆著，相當困難。”
在遏制中國問題上，應該講，美國也是顧慮重重，其原因在於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雙輸，同時雙方都輸不起。英國就是因為參與兩次針對德國的世界大戰，透支了國力而導致徹底衰落。對此，作為最終受益人的美國再清楚不過。“如果全力遏制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而自己拖垮了，暫且不論中國是否垮掉，同時其他競爭對手因此做大。這絕非美國願看到的結局。”張宇燕說。
在 貨幣問題上，按照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前主任勞倫斯•薩默斯的說法，美中形成了一種確保相互摧毀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國用自己的外匯儲備支持美元霸 權，同時自己也從美元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中獲得了發展。儘管最初很可能是無意識的，而且是建立在雙方嚴重缺乏戰略互信之上的，但這種平衡業已形成。現在， 人們的擔心是，隨著國際格局快速變化，這種恐怖的平衡最後能持續多長時間？
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上，中美兩國的互利性已成為常識，儘管競爭無所不在。
這裏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中國有限且有效的核打擊力量，也是誘使或迫使中美兩國把戰略競爭限制在雙邊或多邊規則的制定過程中的原因。畢竟，中國具有核反擊能力，可以有效避免核訛詐。
而在規則下博弈，最終的勝出者，還是勞動生產率相對多、社會穩定性強的國家。中國作為一個開放體系，已深入參與了全球經濟分工，更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這便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蘇聯最終被拖垮，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市場規模太小。
“從歷史上看，美國處理主要威脅很有一套。”回顧美國一百多年來的霸權爭奪，張宇燕認為美國幹得的確精彩：與當年的“宿敵”英國的博弈，就是怎麼處理老二的典型問題。
美國當時實力已經是第一。在“名未至，實已到”的情況下，它採用靜觀其變的方式，先讓英國消耗於歐洲大陸的霸權競爭，後在“老大”筋疲力盡的時候，於戰爭後期用武力幫助英國打垮德國和日本，以“人類英雄”和“世界救星”的形象當仁不讓地成為新霸主。
在隨後的冷戰中，美國用遏制處置蘇聯，即在相互摧毀的核恐怖平衡之上，通過經濟上隔絕蘇聯與世界市場的聯繫，抑制其增長潛力，同時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全面競爭，最後把蘇聯“熬”垮。
“對 今天的美國而言，如何處理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在張宇燕看來，美國既不能像處理德國和日本那樣斥諸武力，也難以像處理蘇聯那樣用市場和效率拖垮對 手，“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和美國在現實利益上的交集已經很大了。”甚至米爾斯海默也承認，大規模遏制“不是一個明智的決策”，因為“壓制一個強大 對手所付出的人力和經濟的代價可能極為高昂”。
張宇燕稱自己隱隱約約感覺到，儘管不情願，美國最終還是會不得不接納一個崛起的中國，“按照美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思想，儘管有文化隔閡，我個人覺得美國能夠接受現實。這裏，關鍵在我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對 於這個“自己的工作”，鄭必堅的理解就是，做到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內外兼顧、趨利避害，善於從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中統籌把握發展方向，用好發 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發展全局，“不斷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利益與利害共同體’。”也就是說，讓不斷發展和創 造的現實，最終使美國認識到，中美利益多於分歧、中美合作勝於衝突。
佈局中國
“未 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核心問題，簡單地說，還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這兩件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某些方面再想養晦也養不了了。也就是說，未來中國面 臨的西方國家‘四化’壓力會越來越大。”不過，張宇燕認為，“也正是因為中國分量大了，許多時候西方奈何不了我們，“遇到大事的時候，小平同志講，首先要 ‘穩住陣腳’。”
他告訴本刊記者，中國未來十年的外交重點，應聚焦於“離岸安全”和“全球角色”之上。“離岸安全”指的是，保護我國海外市場、大宗商品供應及國際投資安全；“全球角色”則涉及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定位和功能。
按照張宇燕的設想，“中國的全球角色大致有三種：一是努力推動多極化，使中國成為多極化世界中最有分量的成員之一；二是在一個日益由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組成的‘二元世界’裏，通過與其他新興大國的合作而建立更為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三是中美之間的有效協調。
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十二字”策略：分散壓力，邊際改革，理性妥協。
他解釋說，儘管許多國際規則或約束的矛頭都直接指向中國，但其針對性總是涉及其他國家，“這自然為我們創造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機會，使我們受到的壓力得到分解。對於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我們的基本態度是接受和參與，而非拒斥或全盤改造。”
“有 條件接受和參與對發達國家更有利的秩序，並不意味著不去改變，而是在邊際上逐步地改進。換言之，在建立新的、更公正和更合理的國際秩序過程中，我們要有打 ‘持久戰’的準備，和‘積小勝成大勝’的耐心。”張宇燕舉例說，“比如IMF的投票權，贏得3個百分點的意義不在於數字，而在於打開了制度改進的大門，擁 有了繼續改革的突破口。”
“中 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是事實，中國與發達國家力量對比仍然是“敵”強我弱同樣是事實。”張宇燕認為，我們的立足點應該是中國的長遠利益，為此，該讓步時還 得讓步，“對於讓步，有些人斥為投降，但明智的妥協在許多場合，是遵循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邏輯。有時候，在不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過理性妥協而贏 得和平發展的時間空間，和分散壓力與邊際改革一樣，就是‘有所作為’。”
據張宇燕觀察，金融危機後，尤其是看到應對危機中中國國力不降反升，西方開始重新認識和認真對待中國了，“我的基本看法是，雖然在建立互信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中美兩國終會發現，‘門當戶對’者，唯有對方。”
也就是說，未來十年，中美關係有可能在某個時刻達到一種更加緊密的動態平衡。“現在，至關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國內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這讓他想起了一句話，“要想維持現狀，就必須有所改變。”
在這個意義上，張宇燕希望期盼國家強盛並努力為之工作的國人，認真理解十七屆五中全會文件中的這句話，“能不能始終牢牢抓住機遇、積極用好機遇，推動科學發展，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也是對我們民族自強能力的重大考驗，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敗，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王健君王仁貴 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