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6日電／紅旗文稿刊載中信銀行副行長曹彤的長文指出，2010年9月末，巴西財長曼特加警告，國際貨幣戰已經爆發，這可視為政府官員 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正式指出國際貨幣戰的存在和狀況。目前全球的主要貨幣相對於美元幾乎都處於升值狀態中，如日元升幅已超過12%，歐元儘管剛剛擺脫主權債 務危機，卻也已經迅速升值2%。獲利者除美國外別無他國。然而，貨幣升值的國家卻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像巴西這樣稍作干預，甚至作為美國親密盟友的日本，僅 僅做做干預的姿態，都立即被IMF和所謂國際主流媒體視為干預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調節機制。這恐怕就是引發曼特加感嘆貨幣戰已經爆發的主要原因。
一、美國為什麼要發動推動他國貨幣升值、本國貨幣貶值的貨幣戰
1971年，美國政府擅自單方面放棄了“雙掛鈎”責任（美元與黃金掛鈎，全球貨幣與美元掛鈎），使布雷頓森林體系走向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於1976年通過了“牙買加協議”，其核心，一是多元基準貨幣，二是浮動匯率制度。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反 而合法地使美元擺脫了限制超發的國際義務，並可以利用匯率浮動的機制，限制和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甚至政治事務。
“牙買加協議”的實施，導致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1985年，美國結束了長達71年的國際淨債權國地位，成為國際淨債務國，並開啟了當代美國獨有的 經濟循環模式：經常賬戶項下的逆差由資本項下的順差彌補。從1985年至今的25年時間里，儘管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放大，但國際收支逆差卻都控制在GDP的 1%範圍內。也就是說，在長達25年的期限內，美國借助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每年占用他國的資本來滿足本國的消費，且這一趨勢日漸擴大，難以逆轉。無疑， 這一模式具有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國際信任，或遇到其他國際貨幣的挑戰，國際資本淨流入將會減少，導致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其對超量進口商 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國內消費無節制膨脹，超過國際資本淨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撐，則經常賬戶項下赤字將無法彌補，國際收支失衡。這兩種情況，都會導 致美國模式破產。
本次金融危機，雖未出現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但對美國模式產生了階段性、結構性影響。金融危機使得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短時間內無法像從前一樣，將國際資 本源源不斷地送到美國民眾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內，支持過度消費的金融模式面臨著調整。這就阻斷了國際資本向美國消費者的傳遞，大幅降低了消費對經濟 的拉動作用（消費對美國GDP的貢獻在70%以上），進而產生大量失業，實體經濟惡性循環。這種資金鏈條的中斷，對美國而言，雖還不至於導致美國模式破 產，但意味著美國模式的暫時中斷，意味著美國必須或修復舊有模式，或重建新的過渡模式。
修復舊有模式，意味著美國繼續危機前的低儲蓄、高消費、高經常項目赤字、高資本項目盈餘的模式。客觀上說，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國人最願意恢復的， 但微觀上有兩個障礙導致其短時間難遂其願。一是金融機構尚未完全恢復，無法提供大量的消費信貸。從事美國住房次貸的金融機構已大部分倒閉，所剩的機構需要 整體金融市場恢復後才可能重新進入，其他消費金融領域，如信用卡和汽車按揭，也因金融機構風險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費者違約率的上升而收縮信用規模。二是美國 居民的借款記錄、抵押品、就業率等消費貸款所必需的要素還未恢復，還無法滿足金融機構放貸所必備的一些要求。大部分美國民眾並不會自願放棄原有的輕松的消 費模式，只是限於外界條件的變化，不得已而過起節儉的、積累了儲蓄才能消費的“苦”日子。一旦三五年後外界條件具備，2008年前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美式生 活方式必將重演。只是在這調整期，美國要找到新的過渡模式。
脫離了金融杠杆的支撐，這個新的過渡模式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飯”，靠實實在在的工作，靠實實在在的產業發展，微觀上獲得工資收入，宏 觀上增加就業人口。而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高於全部發展中國家，高於相當部分發達國家，短期內如何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如何吸引新的產業回流美國本土，調 整金融要素價格就成為最簡單、最便捷的選擇。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投入了大量貨幣，導致資金市場貨幣供給遠遠過剩（由於美國實體經濟 對貨幣的真實需求有限，這部分流動性無法進入實體經濟），利率被大幅壓低。另一方面是匯率政策，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推動美元貶值成為美國上下的共識。而在 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的相對價格又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可以主導，尤其對於控制著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主要評級機構、主要市場評判機構的美國而言，發動匯率戰爭 不必像“戰爭”字面上那麼血腥，似乎經濟規律和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導致美元大幅貶值、他國貨幣大幅升值。而他國如要進場干預，卻要受到指責和懲罰。
通過壓低利率價格、匯率價格，使得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在短期內迅速優於競爭對手，從而產生競爭優勢，推動產業投資的湧入，推動出口的增長，從而創造就 業、提升居民收入，恢復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就是美國所選擇的過渡模式。由於需要改變外部需求，在這一模式中，匯率的作用無疑要遠大於利率的作用。因 此，推動他國匯率升值，就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貨幣戰的現實一幕，甚至美國的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均未放過，更不用說東南亞、拉美這些 原本就虛與委蛇的國家了。
但是，這一模式對於那些固定匯率的國家就顯得不適用。“牙買加協議”之後，全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但在這一體系中，並非全部貨幣都浮動，按照協議，各 國可以自主選擇匯率制度。現實情況是，有實力的發達國家的核心貨幣大多選擇浮動匯率，無實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圍貨幣則多半選擇固定匯率。鑒於中國在當今世 界經濟中的分量，如果不能從中國分得一杯羹，美國的過渡模式仍無法進行。這也就導致美國在應對中國上，直接通過關稅手段、立法程序來推動中國減少對美國出 口、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減緩美資企業向中國的轉移，採用的是赤裸裸的貨幣要挾與攻擊。
美國推動美元貶值，為什麼不擔心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影響呢？對於持有大量美元債權的國家而言，為何還要不斷地購買美國債券（即使利率已接近於0）呢？這 就是當今特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賦予美國的超級地位。“牙買加協議”之後，美元是事實上的全球本位幣，美國通過其全球最發達的資本（尤其是債券）市場、大宗商 品交易市場、健全的金融機構，控制了全球的國際貿易結算、資本融資和交易、外匯交易、衍生產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權國家在外匯儲備中必須保有足夠比 重的美元，才能高效應對各種經濟活動的需求。因此，在全球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額（其GDP只占全球20%左右）。即使美元貶值（但終 究有個度），只要其他邊界條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各國對儲備貨幣結構的選擇就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所以，美國人才能自豪且無所顧忌地說：“美元是我們的貨 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
當今世界惟一能威脅美元地位的，只有歐元。而在美國2009年底開始明確推行其過渡模式以來，歐洲卻“及時”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歐元震蕩，許多本已經在考慮儲備貨幣多元化的國家，不得不暫時放棄了此種計劃。時間上如此巧合，無怪乎引發世人許多遐想。
二、美國的政策將加速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到來
針對本次金融危機，全球進行了深刻反省，並推動著一系列制度的創新，諸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三）、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改 革、銀行稅、逆周期調控等等，但所有這些都在圍繞微觀金融機構（儘管都自認為是微觀謹慎與宏觀謹慎相結合，但其本質都屬於微觀調控範疇）的約束、監管，微 觀金融風險的產生、傳遞來展開的，都假定金融主體是理性的和可以約束的，都假定監管機構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於資本力量之上的。儘管這些努力是非常有價值 的，對於緩解金融危機會有幫助，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貨幣創造的機理不改變，就無法約束貨幣創造，就無法約束虛擬經濟的進一步膨 脹，也就無法阻止超額金融資本的逐利衝動，也就仍然無法預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事實上，本次對金融危機的救助行為，恰恰在加強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勢能。美國率先祭出“量化寬鬆”這一嚴重違反金融公理和常識的手段，悍然以基礎貨幣 （超能貨幣）來隨意購買“有毒資產”、企業債券、企業股權、政府債券，全然沒有任何顧忌和約束。究其原因，有為了應對危機、救急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美 國印鈔票，其後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國自身來承擔。緊隨其後也予效仿的歐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為他們的貨幣也在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有份額，它們的浮動匯 率、自由交易的貨幣機制，也使得他們的超量貨幣供給可以向全球範圍輸出。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無法走出國境，超量派生的貨幣都反映為本國通貨膨脹的話，政府 的決策絕不會如此輕率和不合經濟學常識。
在美國經濟已經企穩，已經宣布渡過危機的情況下，竟然又準備重起“量化寬鬆”政策，可見美國連最後一點道德底線都已經完全放棄。如果說2008年第一 輪“量化寬鬆”政策的啟動，還可解釋為救急，那麼第二輪政策的啟動，則完全是為了引導市場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完全服務於美國急於確立的過渡模式。無疑， “量化寬鬆”政策所推動的美元貶值，已經是以鄰為壑，已經挑起全球貨幣戰爭，而“量化寬鬆”政策本身所產生的基礎貨幣的超額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貨幣供 給，增加下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勢能。
為何原本是救助危機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長危機的推手？這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然。而鑒於美國在全球金融領域的占比，以及金融產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占比（20%以上），當下一輪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也注定會對美國經濟帶來更大、更慘烈的衝擊。
三、本輪美國貨幣戰的本質特征
本輪美國挑起的貨幣戰的本質特征，其核心有四個方面。
第一，確立美國的過渡模式。由於短時間內無法恢復消費金融模式，美國的過渡模式只能是通過增加出口，增加實體產業投資，從而增加就業機會，增加民眾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奧巴馬新政”闡述的要在五年內實現出口翻一番的目標，就是其內涵的最好詮釋。
第二，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只有通過調整金融要素價格（主要是匯率和利率），才能使生產要素價格迅速改變，實現過渡模式目標。而對當前的美國來說，在金 融要素價格中，匯率的作用遠大於利率，利率政策的運用正是為了呼應匯率政策，較低的資金利率更容易推動匯率貶值。重起“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推 低利率、形成匯率貶值預期，配合美元貶值策略。
第三，匯率戰爭針對全球。在浮動匯率體系中，只針對一、兩個貨幣貶值，則會因為匯率交叉換算而最終削弱貶值效果。因此，美元只有對全球主要貨幣，至少 是美國主要出口目的地國家的貨幣進行貶值，才能達到美國的初衷。美國出口目的地國家排序中，主要的五個國家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英國，在6到 10名中，屬於歐元區的有德國和法國，因此這些國家所屬的貨幣會成為美元貶值的重點對象。這其中對人民幣貶值注定會特殊對待。一是因為歐、日等發達國家同 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創者，本國消費需求已經減弱，即使通過匯率手段調節，短期內也不會產生對美國進口的過大需求。而中國在本輪危機中一枝獨秀，且進口量持 續攀升，只有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才能盡快解決問題。二是因為中國實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不易為美國通過經濟手段所操縱，需要通過政治手段來脅迫。
第四，美元貶值是一種中短期行為。美元貶值只是服務於過渡模式的確立，不會持久。美國最終會回到危機前的舊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過對國際貨幣體系的 掌控，使得國際資本源源不斷流向美國；另一方面通過消費金融模式，將國際資本轉化為本國居民的消費性支出，購買全球商品進行消費。而美元如果持續貶值，則 這一舊有模式將不可持續。一是因為美元貶值會導致進口商品價格攀升，導致貿易項下逆差過大，一旦超出資本項下的順差（國際資本流入額）所能支撐的範圍，此 模式將破產。二是因為美元持續貶值，會使得全球降低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中的占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占比，降低美元的國際地位，從而導致流入美 國的國際資本減少，此模式也將破產。因此，一旦美國舊有模式所要求的條件恢復，美元貶值行為將中止。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國際金融市場企穩，又可以為消費 金融機構融資（當然會伴隨著新的金融行為創新），二是美國居民的借貸條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機構的要求。
四、中國的應對之策
現在美國已經亮出底牌，並開始實施，對中國而言，只有積極應對，別無他法。應對之策必然是對照其本質特征，有針對性地進行回擊。
第一，運用好“拖”字訣。由於本輪美國貨幣戰的目的是建立其過渡模式，並會逐步恢復到舊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鮮明的時效性，以其舊有模式恢復所要求的 兩個條件來看，時間不會太久。當前運用好“拖”字訣最為重要。具體落實到匯率政策上，一是應該堅持我們的主動、漸進、可控的匯改方針；二是不急於對匯率制 度和外匯管理政策作大的結構性的調整，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諾放棄對匯率和外匯流動的管制。在美國沒有調整到位前，國際間各種經濟、金融、政治的 關係都是不穩定的，都應在互動中微調，而不是單方面結構性改變。
第二，運用好“合”字訣。本輪美國的貨幣戰針對全球，尤其涉及其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相應地留給中國的回旋餘地就比較大。當前在貨幣合作 上，我們有三個方面可以主動把握。一是強化與歐元區的合作，支持歐元。當前歐元區震蕩的背後有著太多美國的身影（評級機構、投資銀行、學術機構、IMF 等），因此，歐盟無法就穩定歐元與美國展開實質性的合作。這也恰恰為我們留出了合作空間。二是強化與日本的合作，探討“亞元”。日元始終沒有完成國際化的 戰略，雖早已經自由流通和兌換，卻始終無法成為國際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和外匯儲備的主要計價貨幣，仍只是美元區的一個附庸。日本曾對“亞元”做過很多研 究，並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建議，但因美國強烈反對無疾而終。亞洲，尤其是東盟10+3範圍內，形成一個獨立的 貨幣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三是強化與俄羅斯的合作。俄羅斯代表石油國家，但其獨立性較強，而且對中亞石油走廊國家有較強的影響力。因此，強化與俄羅斯的金 融合作，可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壟斷地位，減小美元對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第三，運用好“推”字訣。所謂“推”字訣，即指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我們應把握好節奏，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納入應對貨幣戰的總體部署中來。進一步 推動與東盟國家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尤其在國家間（而不僅是商業銀行間）的購售匯和清算體系建設上加大力度，將人民幣購售匯和清算在國家層面制度化、體系 化。在香港市場推動人民幣國債的發行，使世界各國能夠主動調整外匯儲備結構。
第四，運用好“打”字訣。我國奉行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應堅持，但鑒於美國已經悍然拉開了貨幣戰的序幕，我們在以下方面應對美國的貨幣戰是有可能的。
一是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我們要堅決反對美國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 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阻擊我人民幣的做法。我們可以減少購買美國國債，所剩餘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 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企業的注資，積極支持企業“走出去”。
二是用好貿易制裁措施。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美國未來五年要增加出口，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 是不可能的。而且美國出口結構中多半是工業產成品，除個別高科技產品外，德國、日本對其具有明顯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間心態相似，都不敢輕易丟掉對方市 場。如果美國運用匯率懲罰關稅，必然大大破壞世界貿易環境，也使美國處於道德的窪地，中國應堅決地運用貿易制裁的武器。
三是必要時可採取一定的金融限制措施。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甦的希望所在。華爾街金融資本與美國政府的觀點並不一致。在壓制人民幣升值 問題上，華爾街金融資本並不完全贊同。因為此舉會迫使美元貶值，影響美元的國際地位，長期來看，會影響華爾街的影響力和經濟利益。因此，華爾街更傾向於以 人民幣升值為手段，壓制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對此，我們應利用這一分歧，採取區別對待的辦法。同時，向歐洲、日本進一步開放，形成比較差異。
第五，運用好“防”字訣。儘管我們在面對美國的貨幣戰時危中有機，但客觀環境要求我們務必謹慎對待，按最壞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一是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防止出現大的動蕩。如在通貨膨脹控制、就業問題、股市變化等方面，要高度關注，防止美國貨幣戰對整個社會帶來較大衝擊。
二是繼續擴大內需占比，強化相關制度性建設。財政政策要繼續在帶動農村消費市場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家電下鄉、農村新型醫療合作保險、廉租房建設等領域 應進一步強力推進，緩解農村消費的後顧之憂。同時，要加強城鎮消費金融體系的建設。圍繞汽車按揭、信用卡、教育貸款、旅遊貸款、個體工商戶經營性貸款、微 型企業貸款等領域，持續引導和推動，並為參與其中的金融機構創造較好的政策和經營環境，勢必能將城鎮居民的消費潛能有效地釋放出來。
三是主動調整國際金融資產結構，減少可預見的損失。未來兩年，美元將處於低利率和貶值周期，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必將形成一定的相對損失，對於如何配置好我國的外匯儲備，應提前做好應對。此問題處理不好，最終也會演化為社會問題。
五、在國際間引領輿論焦點
本輪金融危機是最典型的因為貨幣超發、虛擬經濟自我創造、自我創新所導致的連鎖金融反應。而全球範圍內貨幣供給過剩的主要原因，是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 有三個明顯缺陷。一是放棄了金匯兌本位制，全球進入完全紙幣時代。原本作為全球貨幣發行之“錨”的黃金被放棄，但新的貨幣發行原則並沒有確立，各國各自制 訂貨幣發行原則，規則不一。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超發的貨幣又相互影響，共同推高全球貨幣供給；二是本意要建立多元本位幣，但沒有相應制度安排，使 得美元憑借其獨特地位，成為事實上的惟一本位幣。而美國享受本位幣的利益（全球資本流入美國），卻不履行本位幣的責任（控制美元貨幣發行量），美元的超發 構成全球貨幣泛濫的又一動因；三是浮動匯率制替代了固定匯率制，全球貨幣間比價不穩，既循環推動貨幣創造（如外匯儲備和匯率干預），又製造和加劇金融動 蕩，大大增加全球貿易和金融往來的成本。
全球在穩定金融秩序、防範系統性風險方面已經失去方向和目標，非常需要一種成體系的建議來凝聚各國的智慧，找到突破點。穩定國際貨幣金融秩序、防範系 統性風險，有賴於全球範圍內控制貨幣發行量，而全球貨幣創造機制的控制，又有賴於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修正，在現有基礎上，逐步重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國 應針對這一焦點問題，向國際社會提出以下倡議。
1. 以制度形式確立多元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多元本位制。可按照各國在國際貿易往來中的占比，確立三到四種貨幣為國際儲備貨幣，按重要程度排序應該是美元、歐 元、人民幣（必要時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國按照實際的進出口交易方占比來確立儲備貨幣的幣種結構，以此減少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占比，從而減少美元超發對全 球的影響。
2. 核心儲備貨幣之間採用固定匯率制。美元、歐元、人民幣（以及日元）之間採用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一定期限內、在一定幅度內匯率相對固定，必要時可階段性地 予以調整。外圍貨幣與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可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固定或浮動皆可。核心儲備貨幣國占全球貿易往來的絕大部分份額，與當前美國只占全球貿易往來的 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匯率相對固定，會使得全球的匯率基本處於穩定狀態。
3. 確立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行原則。當前大部分發達國家貨幣發行的原則是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就業率或國際收支狀況來修正。我國是同時參照四個指標，即 通脹率（CPI）、經濟增長率（GDP）、就業率、國際收支狀況。其他發展中國家還包括其他重點關注的指標。但總體上，能夠歸納出全球相通的和規律性的指 標和指標運用的基本原則。制定共同的貨幣發行原則有點類似於制定碳減排規則，各國願望一致，但又各有國情，只有求同存異、逐步引導，才能最終找到共同認可 的參照區間。在這方面，我國可以發起“北京議定書”，先提出一個標準，邀請各國來討論，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識。
4. 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應退出。此條倡議並非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內容，但由於“量化寬鬆”政策直接導致貨幣的毫無控制、放棄最基本的金融常識的超發，這就使 得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建立毫無意義。不可否認，在金融危機來臨時，“量化寬鬆”政策儘管有爭議，畢竟還有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壓力等積極意義，但當經濟 企穩以後仍繼續實施，並且是針對全球本位幣――美元繼續實施，就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美國已無需將其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而只是作為推低利率和匯率的工 具，就更難以容忍。如果各國紛紛效仿，必然導致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下一輪金融危機提前爆發。因此，此條倡議是推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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